这个取乳名为宽一的孩子，六岁那年就跟随父亲曾麟书启蒙读书。曾氏深知，儿孙要想出人头地，只有读书一条路，舍此别无他途。曾家从太高祖曾元吉起，有四十亩薄田、几处宅院，依靠这份不厚的家业，各代都致力于培养读书人，但他们都未能博取科场功名，没有摆脱布衣身份，只能累世务农。曾祖竟希老人在科场上奋斗不成，将希望寄托在儿子曾玉屏身上；曾玉屏自己奋斗不成，又将希望寄托于儿子曾麟书身上。读书做官，这个代代相传的希望，到曾麟书身上已到了非常热切的程度。但曾麟书一次次应试，一次次黯然而归，连个秀才都没挣回来。曾麟书将羞辱吞进肚里，一边百折不挠教书备考，一边及早将儿子曾国藩引进科场之路，将祖辈薪火相传的希望火种，播在儿子心田。
曾氏家族读书做官的热望，不仅没有因一次次科场失意而降温，反而有增无减、持续升温。曾麟书大概怕自己学问浅薄误了儿子，将年方十岁的曾国藩，送到岳父江沛霖所设学馆读书。外祖父青舍瓦屋旁有一口水井，有一回曾国藩跟外祖母去打水，与表弟在井口挤来挤去打闹嬉戏，不小心一头栽进井里，好在外祖父应声赶到，不慌不乱将他捞起，救回一条小命。笃信佛教的江沛霖，深信这是曾、江两家祖上积德行善所致，而且断言，这个淘气的小外孙将来必能金榜题名。因为，外孙掉进井里差点“浸死”，在湖南湘乡方言中，“浸死”与“进士”谐音。
巨蟒投胎的精怪传说，“浸死”就是“进士”的牵强附会，对少年曾国藩都是无形的压力和动力。他在长辈们灼热目光的关注下，青灯黄卷，寒暑不辍，在重重山峦中攻读圣贤之书，遥想着进京赶考、荣登进士榜的那一天。
曾国藩读书应试本领超群，果然不负所望。
曾国藩十三岁到省城长沙参加童子试。起初，读书应试摸不到门道，经过七次考试，二十二岁那年，也就是道光十三年（1833年）才考中秀才。经历这一痛苦过程后，他茅塞顿开，脑袋一下开窍。中秀才后第二年，参加在省城贡院举行的乡试，一举考中举人，在湖南省所有中式举人中排名第三十六。道光十五年（1835年），他到京城贡院参加三年一科的会试，向新的科考目标——进士发起冲击。但京城科场给他来了个下马威，放榜那天他沮丧地发现，自己榜上无名。清制，三年一科的会试为正科，若遇朝廷庆典，特开科举考试，称做恩科。曾国藩赶上好运气，第二年还有一次恩科考试，便留在京城，准备参加下一场考试。但是，他没有抓住这份好运气，再次名落孙山。这一年虽没有杏榜题名，但在学问上大有长进，他喜欢上了韩愈的文章，刻意师法其雄奇豪迈之气。后来他转而爱好桐城派文章，笔下所著不仅词藻华丽、对仗工整，而且充溢一股雄奇之气，犹如江河奔腾，这手好文章的基础，就是在这一年打下的。作为一个外省小财主的儿子，在京城读书应试一年，所带盘缠早已空空如也。这年落第回家路过金陵，他在书肆看到一套《廿三史》，渴望拥有，但没有钱，只好向一位在江苏做官的同乡借了一点，又卖掉几件衣服，才得到这套书。回家后，他春夏秋冬足不出户，又发愤攻读两年，盼来了又一个乡试之年。道光十八年（1838年），他带着向同族和亲戚借来的三十二缗钱，再次踏上北去之路，参加在京城举行的会试。这一次，他会试考取第三十八名贡士，殿试考取三甲第四十二名。时年二十七周岁的曾国藩，终于如愿以偿，金榜题名，赐同进士出身。
扶倾定危(2)
高冕
曾国藩博取的科考功名，对曾氏家族来说，具有创世纪的意义。他金榜题名的骄人成绩，一举改写了曾氏家族六百年来未出一名进士的历史。自太曾祖起，曾家祖辈就做着“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美梦，历经九代人的绵绵梦想，终于在曾国藩手里变成现实。喜讯传到家乡，白杨坪一下沸腾了。
曾国藩读书应试的非凡本领，注定要让白杨坪乃至整个湘乡，一次再一次地为之沸腾。
殿试传胪后三日，在紫禁城保和殿举行由新科进士参加的朝考。朝考完毕即按考试成绩授官职。成绩名列前茅、年强力壮被授为庶吉士的，通常占百分之二十；成绩列次等的授主事、知县，约占百分之八十；成绩最差的三四人授中书之职。庶吉士由皇帝钦点，选数名或二三十名不等，选中者在庶常馆再深造三年。散馆考试后，决定庶吉士前途，成绩拔尖的，进入文学侍从机关翰林院，授为编修、检讨，侍从皇帝左右充当顾问；成绩差一等的，授为部属司员或科道。
曾国藩在朝考中脱颖而出，取得一等第二名的优异成绩，被钦点为庶吉士，入翰林院庶常馆深造。道光二十年（1840年）四月，庶常馆散馆，共四十六人参加考试，他考取二等第十九名，被幸运地留在翰林院，担任检讨之职。读书人连闯这两道关口，可谓实现“鲤鱼跳龙门”的理想，仕途一片光明。清代最重翰林出身，进入翰林院就踏上了升官发财的终南捷径。翰林出身是官场重要资格，相当于宰相的大学士之职，非翰林出身之人不能担任。在翰林院干上几年，成绩最不好的，外放“钻狗洞”，也能当个知府什么的，进入王朝中级官员之列。
曾国藩冲破多少重考试难关，杀出多少个科场重围，才争取到这个前程！如果不是肚里有墨水，笔头子来得硬，一个山民的儿子，绝对挤不进翰林院。
清代科举之途拥挤狭窄，而且关山重重。入学考试者先要参加入学考试童试。童试三年两考，从县试、府试、院试逐级而升。县试由县官主持考试，通常要考五场。县试四个月后续考府试，由知府或知州、同知主考。之后，参加由一省学政主持的院考，一般首日考完，次日出案，第三日复试。正场考四书文二篇，五言六韵试帖诗一首；复试考四书文一篇、经文一篇，五言六韵诗一首。院试正式录取者，称为生员，亦称秀才。秀才录取名额，视各县文风高下及钱粮丁口多少而定，按康熙初规定，多的县二十名，中等县十二名，最少的仅七八名。因此，要考上秀才很不容易。
秀才还要参加每年由省里学政主持的岁试和科试。乾隆中期之后，岁试内容为四书文一篇、经文一篇，五言八韵试帖诗一首，并默写《圣谕广训》一则。根据岁考成绩，对秀才实行六等黜陟法，奖优罚劣。科试内容乾隆中期后定为四书一篇，策一道，五言八韵试帖诗一首，默经一段，默《圣谕广训》一二百字。科试成绩列为一、二等的，以及科试成绩三等中的大省前十名、中小省前五名秀才，才有赴省会参加乡试的资格。
乡试三年一科，如庆典加科称恩科，一般秋天举行，因此又称秋闱。乡试要考三场，秀才们到位于省城东南的贡院参加考试。首场考四书文三篇，五言八韵诗一首；二场考经文五篇；三场考策问五道。乡试名额有限，通常大省不超过三十名，中省不超过二十名，小省不超过十名。如遇恩科，各省录取名额增加数名至二三十名不等。乡试录取者称为举人。一个上千万、数百万人口的省份，能考中举人者，已是千里挑一、万里挑一。
秀才要想荣登贡士、进士榜，就得赶赴京城参加三年一科的会试。会试在春季举行，由礼部主持，因而又称春闱或礼闱。共考三场，每场三日。会试录取名额无确切定数，多的四百余名，少的九十多名。会试录取者称为贡士，前十名名次，由考官拟出皇帝钦定。之后，四月二十一日，贡士们参加在紫禁城保和殿举行的殿试。这是国家最高规格的考试，由皇帝亲自主持，只考制策一场，当日交卷。随后，公布一、二、三甲进士名次。士子过关斩将，冲过重重考试关，能够金榜题名成为进士，当是凤毛麟角。道光十八年，全国人口为四亿零九百零三万八千七百九十九人，当年考中进士者若按四百名计算，相当于一百零二万人中产生一名进士。而要成为庶吉士和翰林官，更是难上加难。
作为一名士子，曾国藩是值得骄傲和自豪的。荣登进士榜，钦点庶吉士，跻身翰林院，科举考试的非凡顺利，激励曾国藩锐意进取，立志成就一番大事业。曾国藩原名子城，字居武。在考中进士前，他已改号涤生，其含意是，“涤其旧染之污”，“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他考中进士后，他的恩师、担任会试正总裁的大学士穆彰阿，嫌其名太俗，令其改名“国藩”。他欣然接受这个名字：做一个藩屏王朝和皇帝的忠臣，这正是他的志向。他从此确立起自己读书做人的目标，这就是“效法前贤，澄清天下”。
翰林官要不定期参加“大考”。大考翰詹，就是朝廷组织翰林院的翰林、詹事府的詹事们进行考试。大考对翰林们来说非同小可，俗称“翰林出痘”。“出痘”就是出天花，在那个时代纯属听天由命之症，许多人过不了“出痘”这一关，一命呜呼。人们将翰林、詹事们参加大考喻作“出痘”，十分准确形象。这一关过得好，往往官运亨通，青云直上，即便将来当不上总督、巡抚、大学士，也能弄个尚书、侍郎什么的干干，成为一二品大员；这一关过得孬，前程可就悬了，大凡会沦为“黑翰林”、“穷翰林”，原地踏步，升官无门，一辈子穷困潦倒，郁郁乎不得其志。
扶倾定危(3)
高冕
曾国藩有突击应试的高超本领。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大考翰詹突然降临，大出曾国藩意外。大考通常六年一次，这次考试距上次仅四年，突然提前两年，曾国藩猝然不防。三月初六日他获悉，本月初十日要举行大考。如此重要的考试，准备时间竟然只有四天。曾国藩在日记中感叹，“闻之甚觉惊皇（惶）”。初十日，他到正大光明殿参加考试。当日应试者一百二十四人。试题为“如石投水赋”。刚出考场，他拿出赋稿与同人看，就发觉有一大错，但后悔已经来不及了。他痛责自己：“粗心至此，何以忝厕词垣哉！”当场有怀挟资料作弊的，被当场逮住交刑部治罪。曾国藩觉得自己考得很糟糕，中午回家后与欧阳夫人相对无言，心中患得患失，憧憧靡己。尽管强行控制自己的情绪，但还是觉得纷扰不安，当晚辗转反侧，一夜无眠。第二日起来，“中心焦急，四处打探，行坐不安”，他自己也觉得所作所为非常丑陋。十四日，成绩终于揭晓，喜出望外，他竟考得二等第一名的好成绩，被擢升为翰林院侍讲。翰林院检讨是从七品官，翰林院侍讲为从五品官，曾国藩因这次出乎意料的好成绩，连升四级。为此，他一改常态，沾沾自喜。当月二十三日，他在致祖父信中说：“湖南以大考升官者，从前惟陈文肃公（名大受，湖南祁阳人，乾隆朝历任兵部尚书、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署直隶总督、两广总督之职，谥“文肃”）一等第一，以编修升侍读，近来胡云阁（胡林翼之父）先生二等第四，以学士升少詹，并孙三人而已。孙名次不如陈文肃之高，而升官与之同，此皇上破格之恩也。”湖南是个大省，因大考而升官的湖南籍京官，算上曾国藩仅三人而已，而这三人中，论考试名次，曾国藩仅次于陈大受，高于胡林翼之父胡云阁，他确有理得意一番。
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九月，道光帝御门特擢，曾国藩连升两级，晋升为翰林院侍讲学士，官至从四品。这年底，补日讲起居注官，充文渊阁直阁事。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他大考成绩列二等，当年六月再度“蒙皇上破格天恩”，连升四级，破格升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当上正二品高官。近三十七虚岁的曾国藩，在致祖父信中得意之情溢于言表：“由从四品骤升二品，超越四级，迁擢不次。”他还说：“湖南三十七岁至二品者，本朝尚无一人。”曾国藩升官速度之快，一举打破湖南籍官员二百年记录。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正月，清廷实授曾国藩礼部侍郎。当上礼部副长官的曾国藩，年富力强，年仅三十七周岁。
曾国藩读书应试、步步高升，其能耐远远超过众多先祖同辈。
曾氏一门六百年来，在曾国藩出息前，科场上最替祖宗长脸的是曾国藩之父曾麟书。曾麟书先后应试十七次，道光十二年（1832）才考中秀才，时已四十三岁。曾麟书中秀才时间，只比儿子曾国藩早一年。曾麟书开设家塾二十四年，边课徒教子，自己边温习备考，“积苦力学”，坚忍不拔，年过不惑终于攻入科场第一个堡垒。这一晚迟迟到手的功名，其意义远远超过事情本身。这一成绩，改写了曾氏入湘五六百年间一直没有科场功名的历史，并用鲜活的事实，向白杨坪及项其附近山村证明一个道理，山村农家子弟只要不懈读书，照样可以走上功名之路。曾国藩连续六次向秀才功名发起冲击均告失败，仍然没有气馁，这与身边有一个活榜样大有关系。
满腹才学不一定科场得意。魏源是当时的大学者，清代著名思想家、史学家、文学家，著有《圣武记》、《海国图志》，编有《皇朝经世文编》，才高八斗，满腹经纶，名闻遐迩。他生于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二十八岁才考中秀才，之后一次次向进士发起冲击，一次狼狈而归，到了五十一岁那年，夕阳晚照，才考中进士。他比曾国藩大十七岁，却比曾国藩晚两届考中进士。
左宗棠也是大志大才之人，但在科场上非常落魄。他生于嘉庆十七年（1812年），比曾国藩小一岁。虽有一肚子经世致用之学，科场上却倒不出来。他考了多次，始终没有考中秀才，为取得参加举人考试资格，十九岁那年花银子捐了一个监生。道光十二年（1832年）参加乡试，又一次被淘汰，但幸运地被主考官“搜遗”而出，录取为湖南第十八名举人。随后于道光十三年（1833年）、十五年（1835年）、十八年（1838年）赴京参加会试，连续三次都名落孙山，考官不是嫌他八股文做得太差劲，就是嫌他小楷写得太糟糕。左宗棠虽应试乏术、科场不济，但了解他的士子都知道他有雄才大略。胡林翼在给湖南巡抚张亮基的信中这样推荐他：“其胸罗古今地图、兵法、本朝国章，切实讲求，精通事务。”左宗棠一生，科场灰暗，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曾国藩当上正二品朝官时，左宗棠还在湖南安化两江总督陶澍家当家庭教师。
刘蓉天分很高，他与曾国藩意气相投，也攻程朱理学，同时讲求经世致用。曾国藩认为他“识力过人”，对他很是敬佩。但他在科场上也很窝囊，与挚友曾国藩相比，简直黯然无光。他生于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比曾国藩小五岁，也是湘乡人，与曾国藩同一年考中举人，两人在赴京参加会试途中相识，结为密友。刘蓉才华横溢，被曾国藩称为才华盖世的“卧龙”。可在曾国藩点翰林乃至当上二品大员后，刘蓉仍是一介布衣，后来一直没有考中进士。咸丰三年（1853年）曾国藩奉命兴办团练，刘蓉挡不住挚友软硬兼施的邀请，出山到曾军幕中当高参，后转入湖南巡抚骆秉章幕中当高参，因参与镇压农民起义及击败入川太平军石达开部有功，才出人头地，当上四川布政使，同治二年（1863年）升任陕西巡抚。如果不是生逢乱世，刘蓉一肚子才华可能就被埋没了。
扶倾定危(4)
高冕
罗泽南才华出众、闻名湘乡，但科场窘迫。他生于嘉庆十三年（1808年），比曾国藩大三岁。他锲而不舍参加科举考试，一次次名落孙山，只好做教书匠混饭吃。但此公确有学问，后来云贵总督贺长龄聘请他做家庭教师，将儿子交给他教育培养。他的学问、名声因此更令人敬仰，被誉为“湘乡第一教书先生”。罗泽南一生连秀才都没考中，后来投到曾国藩军中成为一员战将，在武昌城下与太平军激战时重伤毙命，时年五十岁。他一生大半时间从事读书教书，在科场上始终没有获得他所渴望的功名，倒是统兵打仗使他功成名就，成为湘军著名将领。
曾国藩从翰林院从七品芝麻官，飞快晋升为正二品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七年零二个月时间连升六品十一级，主要是用笔头子考出来的。“曾国藩在翰林七年……历次考试成绩都很好，因此屡蒙超擢”。
当然，曾国藩升官如此之快，除了他不懈钻研学问外，还与他工于心计、善走上层路线有关。他到京师后，东跑西颠扯了不少关系，尽管他在日记中屡骂自己不安心做学问，但这些关系对他日后升官发迹颇起作用。尤其是穆彰阿、唐鉴、倭仁三人，对他官场隆升起了重要作用。穆彰阿是满洲镶蓝旗人，曾任内务府大臣、步军统领、兵部尚书、文华殿大学士等职，担任军机大臣二十余年，其中十四年为领班军机大臣，是晚年道光帝的心腹宠臣。曾国藩寒士出身，与位列宰辅的穆彰阿素不相识，但因他考中进士的戊戌科，穆彰阿为钦命正总裁，拉扯起来，穆彰阿便是他的座师，他就成了穆相的门生。曾国藩很重视这层关系，从其日记可以看出，两人交往较频。穆彰阿位高权重，曾国藩有心攀他做靠山；曾国藩有才有识，穆相乐于提携、引为私党，两人互为欣赏又各有所图。但从后来穆彰阿倒台曾国藩未受牵连的情况看，曾国藩与穆彰阿保持着一定距离。曾国藩不是光靠依附某个人升官发迹的，也不是那种不学无术的小混混，他拉关系但不唯关系，工学问不唯学问，是一个典型的“官场学者”。
曾国藩做官还有好几套本事：履行职责很投入，离家十年不省亲；做得一手桐城派好文章，大字小楷都写得有模有样。他思想的形成与学问上的造诣，受唐鉴、倭仁两人影响最大。唐鉴是湖南老乡，嘉庆十四年（1809年）进士，当过翰院官，道光二十年（1840年）任太常寺卿，成为清廷管理祭祀事务机关的长官，官正三品，由于历史原因，这个职位权虚而位隆。曾国藩被他吸引，不是因为他的地位，而是因为此公是晚清大名鼎鼎的理学家。曾国藩师从于他，刻苦研读程朱理学，得以叩开学问殿堂之门。唐鉴告诉曾国藩，通向学问的路有三条：义理、考据和辞章，三者之中最紧要的首推义理。唐鉴还点拨说：“经济之学，即在义理之内，不必他求。至于用功着力，应该从读史下手。因为历代治迹，典章昭然俱在；取法前贤以治当世，已经足够矣！”听他这席话，曾国藩觉得自己从前读书确实不得要领，这一下豁然开朗，突然间找到了学问门径。他抑制不住激动，在当天日记中写道：“听之，昭然若发蒙也。”另一位对他产生重要影响的倭仁，蒙古正红旗人，道光九年（1829年）进士，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升任詹事府詹事，官正三品，后来此公步步高升，官至文华殿大学士。倭仁笃奉程朱理学，认为义理功夫最切要之处，是将自己每天思想行为中不合理义的全部记录下来，以期自省纠正。倭仁日记为格言警句式的语录体，裸载自己修养心得，对道光、咸丰、同治三朝士林都有很大影响。倭仁以身说法，亲教曾国藩写日课，毫不客气地要求曾国藩“扫除一切，须另换一个人”。曾国藩对他敬畏有加，读了他的批语浑身出汗，将它奉为“药石之言”。曾国藩后来在日记中写道：“凡做好人、做好官、做名将，但要好师、好友、好榜样。”唐鉴与倭仁，当是他心目中的好师、好友、好榜样。
受唐鉴和倭仁影响，曾国藩发誓“新换为人，毋为禽兽”。为此，立下读书做学问自律规矩——“课程十二条”：
一、敬。整齐严肃，无时不惧。无事时心在腔子里；应事时专一不杂。如日之升。
二、静坐。每日不拘何时，静坐半时，体验来复之仁心。正位凝命，如鼎之镇。
三、早起。黎明即起，醒后勿粘恋。
四、读书不二。一书未点完，断不看他书。东翻西阅，徒徇外为人。每日以十叶（页）为率。
五、读史。丙申购《廿三史》。大人曰：“尔借钱买书，吾不惮极力为尔弥缝。尔能圈点一遍，则不负我矣。”嗣后每日点十叶（页），间断不孝。
六、谨言。刻刻留心，是功夫第一。
七、养气。气藏丹田。无不可对人言之事。
八、保身。十月廿二奉大人手谕曰：“节劳、节欲、节饮食”，时时当作养病。
九、日知所亡。每日记茶余偶谈二则，有求深意是洵人。
十、月无亡所能。每月作诗文数首，以验积理之多寡，养气之盛否。不可一味耽著，最易溺心丧志。
十一、作字。早饭后作字半时，凡笔墨应酬，当作自己课程。凡事不可待明日，愈积愈难清。
十二、夜不出门。旷功疲神，切戒切戒。
扶倾定危(5)
高冕
在京做官的岁月里，曾国藩学问渐长、修养渐进，性灵一步步攀升，俯察自己肉欲之体，也就更容易发现问题。从考中进士当上小京官起，在京城欲望的天空下，他经历着灵与肉的痛苦搏杀。
他发现自己很好色。夫人欧阳氏是个药罐子，时常闹病。青春年少的曾国藩对性生活颇不满意。家花不香野花香，曾国藩的贼胆花心，情不自禁猫爪一样伸将出来。他在日记中老老实实记载了自己的好色表现。
曾国藩父亲在京住过一段时间，耳闻目睹儿子言行，回家后立即给儿子来了一封信，告诫他在保护身体方面要遵循三条原则。曾国藩在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二日日记中写道：“大人教以保身三要：曰节欲、节劳、节饮食。……若不敬身，其禽兽矣。”曾父三条告诫，都有很强的针对性。他含蓄地要求儿子改掉纵欲过度的毛病。
这年十一月十五日，他在日记中自省说：“若心中不著私物，又何必欺人哉？其所以自欺者，亦以心中别著私物也。所知在好德，而所私在好色，不能去好色之私，则不能不欺其好德之知。”这意味着，那几天里，他痛觉自己好色的猫爪子又伸出来了，赶紧在日记里将自己训斥一通。
第二日日记中，他又告诫自己：“以后余有三戒：一戒吃烟，二戒妄语，三戒房闼不敬。”大概，病蔫蔫的欧阳夫人，近日没有满足曾国藩的房事要求，曾国藩对她很不满意，甚至发了脾气，事后反省，作此告诫。
这年十二月十一日，他记载：“友人纳姬，欲强见之，狎亵，大不敬。”友人娶了一漂亮小妾，曾国藩心中艳羡，强迫友人将深藏金屋的娇妾引出来，一解眼馋。到此仍打不住，竟放纵色欲，调戏人家。
道光二十三年正月二十二日，他记载：“眼蒙，甚晏起。内人亦卧病不能起。……是日，目屡邪视，直不是人，耻心丧尽，更问其他？夜，心情不畅，又厌闻呻吟声。”该月二十七日，他“请吴竹如来诊内人病”，随后去拜客，“至海秋家赴喜筵，更初方归。同见海秋两姬人，谐谑为虐，绝无闲检，放荡至此，与禽兽何异”！夫人身体有病，床笫之乐行不成，听得声声呻吟，曾国藩心烦意乱。这几日他正闹眼病，但见了人家漂亮女人还是忍不住两眼发直。见友人小妾不止一个，竟有一双，羡慕得直咽口水，忍不住又调戏人家，浪言浪语，纵情戏谑，闹得人家非常难堪。
这年三月初二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日中，闺房之内不敬。去岁誓戒此恶，今又犯之，可耻，可恨！”青天白日，曾国藩又起色心，大概欧阳夫人不乐意，曾国藩恼羞成怒，没有给夫人好脸色看。
……
如此等等，好色的猫爪时不时探将出来，被他自己劈头盖脸痛斥之后收缩回去，没多久又故态复萌，做出禽兽不如的事情来。
他意识到吃烟的坏处，遂立誓戒烟。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九月初一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是日早起，吃烟，口苦舌干，甚觉烟之有损无益，而刻不能离，恶湿居下，深以为恨。誓从今永禁吃烟，将水烟袋捶碎。因念世之吸食烟瘾者，岂不自知其然？不能立地放下屠刀，则终不能自拔耳。”他烟瘾很大，要戒掉谈何容易。一年过去了，吸了戒，戒了吸，还是一个隐君子。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一日，他在日记中再次立誓：“客去后，念每日昏锢，由于多吃烟，因立毁折烟袋，誓永不再吃烟。如再食言，明神殛之！”殛，是“杀死”之意。意思是说，若再不戒烟，就让神明夺去他的性命。尽管立下恶誓，戒烟之事，却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第二日，他写下戒烟的痛苦感觉：“乃以初戒吃烟，如失乳旁（彷）徨。”将戒烟痛苦喻为婴儿断奶，形象准确至极。此后第七日，他再次写下戒烟的痛苦感受并鞭策自己：“自戒烟以来，心神彷徨，几若无主，遏欲之难，类如此矣！不挟破釜沉舟之势，讵有济哉！”次月十六日，他再度立誓，将戒吃烟放在三戒之首。如此这般，一年多时间里，几度立誓，自我痛咒，历经痛苦而漫长的过程，他终于战胜自我，永别烟枪。
他还发现自己有喜欢扯谈、说话刻薄、爱揭人短的毛病。他在日记中反省说：“与同人言多尖颖，故态全未改也。”友人岱云也对他提出忠告，“言予于朋友，每相恃过深，不知量而后入，随处不留分忖，卒至小者龃龉，大者凶隙，不可不慎。又言我处事不患不精明，患太刻薄，须步步留心。”他在日记中时常切责自己与人说话太多、闲扯误事，心气浮嚣，妄语扯谈。“心愈浮，则言愈繁，而神愈倦”，心浮气躁，为修身养性、专心治学之大敌。因此，他又立下恶誓：“以后戒多言如戒吃烟。如再妄语，明神殛之！”
在痛苦修炼中，在灵与肉的搏杀中，曾国藩向着笼罩着光环的前贤榜样走去，一步步靠近这些光环，试图拥有这些光环。
若不是时局发生大变乱大动荡，曾国藩会顺着惯性走下去，钻研学问，修德养望，同时步步高升，升尚书，或督抚，爬上殿阁大学士高位，在仕途上顺顺溜溜、平平稳稳，荣耀一生。
但是，声势浩大的“长毛作乱”，改变了曾国藩的人生轨迹。
大转折之后的曾国藩，要用书生的肩膀，顶住王朝嘎嘎倾坠、岌岌可危的栋梁。此前的曾国藩手不释卷，是斯斯文文、养尊处优的朝中大员；此后的曾国藩舞枪弄炮，遍尝世事艰辛、历尽沙场凶险，成为统兵杀人的兵头。
扶倾定危(6)
高冕
然而，没有读书应试当高官奠定的基础，没有那番苦攻深悟、身体力行程朱理学的修炼，没有在京十几年对官场高层的深刻了解，没有这些年里织成的人才网和关系网，就不会有兹后扶倾定危的曾国藩。
咸丰二年（1852年）六月十二日，四十一周岁的曾国藩被钦命为江西乡试正考官。七月二十五日，他抵达安徽太和县境内小池驿时，惊闻母亲江氏于六月十二日逝世噩耗，几欲昏厥，稍稍定神，立即给咸丰帝写了一道奏折，请求江西正考官另行换人。随后改服奔丧，于八月二十三日返回老家湘乡白杨坪。
洪秀全率领的太平军，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十日（1851年1月11日），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正式发动起义，宣告讨伐清廷。咸丰二年，这支两万多人的队伍，围桂林、破全州、占道州、夺郴州，出广西，入湖南，一路北上，锐不可当。七月二十八日，太平军围攻长沙。当时的长沙城，宽五里，长十里，周长二千六百三十九丈。太平军兵力太少，一时难以合围长沙城。清军趁机调集六万军队保卫长沙。太平军先后四次炸塌长沙城墙，但都未能夺取该城，由于久攻不克，军中油盐断绝，太平军于十月十九日撤离长沙城。这年底，太平军攻入湖北，用地雷炸塌武昌城墙，攻占起义以来的第一座省城。
清廷对太平军的建迅猛发展和清军的软弱涣散非常震惊，急忙采取应对措施，令各省兴办团练，训练本地乡勇民兵，协助官兵维持当地治安。湖南方向，咸丰帝想到了奔丧在籍侍郎曾国藩。咸丰二年十一月底，咸丰帝颁谕湖南巡抚张亮基：“前任丁忧侍郎曾国藩，籍隶湘乡，闻其在籍，其于湖南地方人情自必熟悉。着该抚传旨，令其帮同办理本省团练乡民、搜查土匪诸事务，伊必尽心，不负委任。”
这道上谕从紫禁城发出，在路上走了十三天，落到一身素服的曾国藩手中。对此，曾国藩很有顾虑。母亲尸骨未寒，这个时候“墨从戎”，怕招天下人耻笑。当时，官员死了父母称丁忧，明文规定，不论什么官员，死了父母都要解职回乡居丧，在家守制尽孝三年（实际为头尾相接的二十七个月）。如果该官员工作确实无合适人选可以替代，经皇帝特批，也可在任守制，称做“夺情”。但曾国藩知道，丧期仍然当官做事，极可能招致言官弹劾、舆论抨击。康熙朝宠臣李光地死了母亲，被康熙帝“夺情”，没有回家守制尽孝，就遭到御史的猛烈弹劾。曾国藩笃信理学，十分重名节，视“孝”为人臣大节，又了解有关历史掌故，知道“夺情”终为士林诟病的可怕结局，因此起草了一份上疏，竭力请求皇帝让他在家守制。但这份上疏写成后没有发出去。十二月十五日，他接到巡抚张亮基来信，获悉武昌已于该月初四日落入太平军手中，对自己守制服丧产生动摇。武昌陷落，很可能导致长沙不保。巢空倾覆，焉有全卵？哪一天湖南落入太平军之手，曾国藩怎能为母尽孝守制？这一日，挚友郭嵩焘赶来吊唁曾国藩母亲，官轿走了一百三十里地，到白杨坪已是深夜。但郭嵩焘毫无倦意，与曾国藩秉烛长谈，而后又与曾父反复交谈，引经据典，规劝曾国藩改变主意，抓住时机，施展抱负，尽忠皇帝，保卫家乡。
在好友再三劝说下，经过激烈思虑，曾国藩横下一条心，决定披孝从戎。他在写给友人的信中说：“大局糜烂至此，不欲复执守制不出之初心，能尽一分力必须拼命效此一分，成败利钝，付之不问。”于是，他结束四个多月的家居生活，于咸丰二年底赶到省城长沙。
按照咸丰帝初衷和清廷本意，是要曾国藩兴办团练，而不是编练一支不属于朝廷直接控制的地方武装。
当时清代国家正规武装力量，有八旗兵和绿营兵两种。绿营兵是清初因八旗兵力少，以及出于以汉制汉需要，仿明朝边防镇戍制度，募汉兵成立的地方军。由于其用绿旗为标志、以营为基本建制单位，所以称绿营或绿旗。八旗兵的战斗力，在康熙朝平定“三藩之乱”时已明显衰败。到乾隆朝，乾隆帝断定，八旗“还不如绿营奋勇”，八旗主力地位已渐为绿营取代。绿营兵平时担负大量杂役，战时为八旗兵打头阵当炮灰，待遇、装备低人一等，士气低落，人心涣散，至嘉庆初年镇压五省白莲教起义后，也走向衰落。现在，病入膏肓的八旗兵和绿营兵，在太平军凌厉攻势之下，或一触即溃，或闻风而逃。国家武力后盾败坏至此，咸丰帝及其智囊无奈之下，任命各省丁忧或在籍官员兴办团练。于是，全国各地一下冒出四五十个团练大臣。
曾国藩知道，团练不是新鲜玩艺儿。此制始于唐朝，后历代沿袭，到了清代，已由原来的国家军事组织演变为地方自卫武装。他十分明白，办团练难成气候。团练是不远离本乡本土的民间武装，由乡绅捐款供养，听任乡绅使唤，没有什么战斗力。如果加以改编，“练乡兵为勇营，以兵制部勒之”，就与团练大不一样了，很有生气，颇具战斗力，长沙保卫战中江忠源所率五百“楚勇”的表现就是明证。
曾国藩明白，要另创一支新军决非易事。他也考虑过将绿营兵改造成一支劲旅的方案，但此路走不通，此路不能走，因为绿营兵已经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就现有之绿营兵练之而化为有用，诚为善策。然习气太深，安能更铸其面目，并荡涤其肠胃？恐怕即使是岳飞复生，半年虽可以教成其技艺；孔子再世，却三年不能变革其恶习。故鄙见以为，现在之绿营兵决不可能练成劲卒，新募之勇却可以练之以替代绿营兵的作用。”他的好友江忠源，曾深刻剖析绿营兵一触即溃的根源：“其病根在于绿营兵不用命，将不知兵，兵与将不相习，将与将又各不相下，所以才溃乱成现在这个样子，以至于不可收拾。”曾国藩同意江忠源的看法，他对绿营的弊端看到更细更深一些：“今日大弊，在于兵勇不和，败不相救。而其不和之故，由于征调之时，彼处数百，此处数十，东抽西拨，卒与卒不相习，将与将不相知。地势乖隔，劳逸不均，彼营出队，而此营袖手旁观，或哆口而笑。欲以贼平，安得而可？今欲扫除更张，非万众一心不可。”他内心清楚，清军将领不直接统兵，遇有战事临时选调担任指挥，兵与兵不相知，将与将不相识，将与兵之间难以建立私属关系，说穿了，这种指挥体制不是为打胜仗设立的，而是为了防范统兵者拥兵自重、造反割据。这就是说，绿营兵根子上就坏了，即使倾尽心血为之培土、修枝、浇水、施肥，一概徒劳。
扶倾定危(7)
高冕
他深知，不能搬用绿营兵的办法编练军队。绿营兵如同腐败泛蛆的染缸，练勇一旦采用它的模式进行编练，就会立即像它那样彻底腐败。
摆在面前的敌人非常强大。他们作战神勇，视死如归，令人生畏。钦差大臣赛尚阿在给皇帝的奏折中，描述过有关情形并分析过其中原因：贼匪一经加入拜上帝会，谋反从逆，全都愍不畏死。臣等对所有军前临阵生擒及地方拿获贼匪奸细，加以刑拷，他们竟丝毫不知畏惧，也绝不哀求免死保命。这是因为，他们信奉其天父天兄邪谬之说，所以至死不移。目睹这些人顽愚受惑的情况，真使人莫可其哀矜，更感到无比的忧虑。
太平军强大的原因在于，他们不是为肚子和金银财宝而战的蟊贼，而是用信念凝聚起来的，甘愿为理想而战。
要击败这样一个强大而独特的对手，必须更弦改辙，“赤地立军”，编练一支更加强大的军队。
官场经验告诉曾国藩，要想突破体制另搞一套，皇帝是不会轻易点头的，朝野则会设置重重障碍。他便移花接木，借兴办团练之名，行组建新军之实，在长沙拉开了创建湘军的帷幕。
曾国藩在给咸丰帝的奏折中，玩弄障眼法，一边打着遵旨兴力团练的幌子，一边大谈编练新军的必要性。这道充满官场智慧的奏折这样表述：“因于省城立一大团，认真操练，就各县曾经训练之乡民，择其壮健而朴实者招募来省，练一人而收一人之益，练一月有一月之效。自军兴以来二年有余，时日不为不久，糜饷不为不多，调集大兵不为不众，而往往见贼逃溃，未闻有与之鏖战一场者；往往从后尾追，未闻有与之拦头一战者；其所用兵器，皆以大炮、鸟枪远远轰击，未闻有短兵相接以枪靶与之交锋者，其故何哉？皆由所用之兵未经训练，无胆无艺，故所向退怯也。今欲改弦更张，总宜练兵为务。”
曾国藩是玩弄模糊数学的高手。“立一大团”，这是一个看似明白的模糊概念。“立”为何意？“一大团”是何军事单位？这一切，只有曾国藩心知肚明。咸丰帝看了这道奏折有他的理解，以为曾国藩只是奉旨办团练，不过是想把团练规模搞得大一点，把训练搞得扎实一点而已，这正合他老人家的圣意。他极可能没往深处想一想就大笔一挥准了。曾国藩要的就是这效果。
经历千辛万苦、克服千万难题，一支从体制编制到官兵来源都明显不同于绿营兵的新型军队——湘军，终于创建而成。这支新军有四个明显特点：
特点之一，建军方针别出心裁，概括起来六个字：“选士人，领山农”。曾国藩认为绿营统兵者没有文化、贪利怕死，士兵来源很杂，多城市浮滑之人，不可调教，这一毛病“深入膏肓，牢不可破”。统兵者应当像他本人那样有“血性”、有理想抱负，士兵应是便于教育管理之人。因此，他选用的将领绝大多数都是书生、绅士，信奉儒教，士兵都是朴拙诚实、吃苦耐劳的山农，容易教育管理，便于重新塑造。他确定的选用军官标准是：“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急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治民之才不外公、明、勤三字，不公不明则诸勇必不悦服，不勤则营务细巨皆废弛不治，故第一要务在此。不怕死则临阵当先，士卒乃可效命，故次之。为名利而出者保举稍迟则怨，稍不如意再怨，与同辈争薪水，与士兵争毫厘，故又次之。身体羸弱过劳则病，精神乏短者久用则散，故又次之。”他还对招募士兵的条件作出严格规定：“须择技艺娴熟、年轻力壮、朴实而有农夫气质者为上。其油头粉面，有市井气者，有衙门气者，概不收用。”他后来在上咸丰帝奏折中，对为何选择山农为士兵作了解释：“大抵山僻之民多犷悍，水乡之民多浮滑，城市多游惰之习，乡村多朴拙之夫。故善用兵者，尝好用山乡之卒，而不好城市近水之人。”曾国藩严格把好兵源入口关，要求招募新兵“不杂一卒，不滥收一弁”。
特点之二，将必亲选，兵必自募。曾国藩确定，“勇营之制，营官由统领挑选，哨弁由营官挑选，什长由哨弁挑选，勇丁由什长挑选”。他认为，这么做，好比一棵树，统领像树根，依靠树根而生树枝、树叶，整个组织一气贯通。这样，密切了军队内部关系，“勇丁感营官挑选之恩，皆若受其私惠，平日既有恩谊相孚，临阵自能患难相顾。”因此，“凡勇皆服原募之人”，后来湘军上下抱成一团，“将卒亲睦，各护其长。其将死，其军散；其将存，其军完。”官兵之间的亲密关系，改变了绿营“军兴调发，而将帅莫知营制”，“将与将不相习，兵与兵不相知；胜则相妒，败不相救”的痼疾，有利于提高战斗力。
特点之三，军额自定、粮饷自筹。湘军要编练“一大团”，是曾国藩的初步设想。“一大团”到底招募多少官兵，咸丰帝没有限制，朝廷也不定死，由曾国藩说了算。曾国藩认为，要能成军打仗、有所作为，起码得由一万人左右。这是他确立的一个目标，规模能不能再大一些，取决于他的决心，也取决于所筹粮饷、所获装备的数量。湘军的编制是由曾国藩拍板定案的：以营为基本制度，每营五百人，分前、后、左、右、中五哨，每哨又分为五棚。营官上面，有分管数营的分统；分统上头，又有自主一路的统领；统领上级，是分管一方的统帅；统帅之上，是统率全军的大帅；大帅就由缔造者曾国藩担任。而绿营的建制是由清廷确定的，不能随便改变。当时除东三省不设绿营外，其他地区以一省或数省为军区，军区的最高长官是文职出身的总督或巡抚。一省之内分若干镇，每镇由总兵统率。镇下设营。全国绿营员额六十万左右。清朝正规军八旗兵、绿营兵，后勤供给无论平时还是战时，在中央由户部、兵部统一负责，在地方由各省布政司统一负责。湘军是在办团练的幌子下招募成军的，而办团练是朝廷在乱世之时的无奈之举，涉及粮饷问题，户部、兵部也好，布政司也好，当然不会统一供给，只能凭团练大臣各显神通去募捐。曾国藩曾说：“此时天下大乱，吾辈行军，必须亲自筹饷，不可仰食他人。”湘军的月饷标准由曾国藩自定。当时绿营兵月饷与行粮加起来，折合白银四两多一点。曾国藩找一些勇丁调查之后，了解到他们一年收入大约有十多两银子。按照当兵之人收入应多于种田农夫三四倍的原则，他确定湘军正勇的月饷为四两二钱白银。这个标准，名义上正好低于绿营兵战时月饷和行粮之和，不会给人以练勇之饷高于正规军的口实。曾国藩很巧妙，看上去他定的发饷标准稍低于绿营兵，实际上高于绿营兵，因为当时国库空虚，加之层层克扣，绿营兵发饷往往不足应发总数的二三成。曾氏湘军为了维持局面，筹饷办法花样百出，共开辟捐输、运饷盐、兴厘金、拨丁漕、请协济、提关税、收杂捐七条途径。湘军从编练成军到后来发展壮大为十二万人，十二年间所耗军费白银三千万两，均自筹解决，没有让朝廷增添负担。但是，有一利必生一弊。军额自定、粮饷自筹，加上将必亲选、兵必自募，导致湘军上下严重的人身依附关系，兵为将有，不效忠朝廷而效忠上级，为后来军阀割据埋下祸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