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倾定危(8)
高冕
特点之四，对士兵的控制管理更加严密。湘军“招募兵勇，须取具保结，造具府、县、里居、父母、兄弟、妻子、名性、箕斗清册、各结附册，以便清查。”其好处在于，士兵都是知根知底之人，他们对家室妻子有依恋之情，进入军营能够服从上级管理调遣，回家探亲时由知县、团总、户长进行督察，如果出现私逃，只要营官、将领禀告士兵所在省份，按照户籍查找，很快就能将他捉拿回来。绿营兵就不一样了，管理很不严密，有很多冒名吃饷之人，枪炮一响，脚底抹油，这些逃兵往往很难捉拿回来。湘军由于不是正规军，兵籍掌握在官将手中，听命于管辖他们的总督、巡抚，打起仗来需要用兵之时，即使调用一兵、一卒、一糈，朝廷都要仰仗于总督、巡抚。发展到晚清，出现总督、巡抚专政的局势。
曾国藩深知，严格的纪律、良好的军民关系对一支军队极为的重要。他说：“用兵之道，以保民为第一义。”“兵法千言万语，一言以蔽之曰：爱民。”因此，他非常重视劝导官兵严守军纪、爱护百姓。他借用当时最流行的莲花闹歌词，用白话诗体裁，创作了一首朗朗上口、深入浅出、便于诵记的《爱民歌》：
三军个个仔细听，行军先要爱百姓。
贼匪害了百姓们，全靠官兵来救人。
百姓被贼吃了苦，全靠官兵来做主。
第一扎营不贪懒，莫走人家取门板。
莫拆民房搬砖头，莫踹禾苗坏田产。
莫打民间鸭和鸡，莫借民间锅和碗。
莫派民夫来挖壕，莫到民家去打馆。
筑墙莫拦街前路，砍柴莫破墙上树。
挑水莫挑有鱼塘，凡事都要让一步。
第二行路要端详，夜夜总要走帐房。
莫进城市占店铺，莫向乡间借村庄。
人有小事莫喧哗，人不躲路莫挤他。
无钱莫扯道边菜，无钱莫吃便宜茶。
更有一句紧要书，切莫掳人当长夫。
一人被掳挑担去，一家哭嚎不安居。
娘哭子来眼也肿，妻哭夫来泪也枯。
从中地保又讹钱，分派各团与各部。
鸡飞狗走都吓倒，塘里吓死几条鱼。
第三号令要严明，兵勇不许乱出营。
走出营来就学坏，总是百姓来受害。
或走大家讹钱文，或走小家调妇女。
邀些地痞做伙计，买些烧酒同喝醉。
逢着百姓就要打，遇着店家就发气。
可怜百姓打出血，吃了大亏不敢说。
生怕老将不自在，这要出钱去赔罪。
要得百姓稍安静，先要兵勇听号令。
陆军不许乱出营，水军不许岸上行。
在家皆是做良民，出来当兵也是人。
官兵贼匪本不同，官兵是人贼是禽。
官兵不抢贼匪抢，官兵不淫贼匪淫。
若是官兵也淫抢，便同贼匪一条心。
官兵与贼不分明，到处传出丑名声。
百姓听得就心酸，上司听得皱眉尖。
上司不肯发粮饷，百姓不肯买米盐。
爱民之军处处喜，扰民之军处处嫌。
我的军士跟我走，多年在外名声好。
如今百姓更穷困，愿我士兵听教训。
军士与民共一家，千记不可欺负他。
日日熟唱爱民歌，天和地和人又和。
不久，曾国藩根据带兵打仗实践中获得的经验教训，用能歌易诵的歌曲形式，对水、陆两师治军、作战方针原则及必须遵守的纪律，分别作出明确规定。他创作的《水师得胜歌》歌词如下：
三军听我苦口说，教你水战真秘诀。
第一船上要洁净，全仗神灵保性命。
早晚烧香扫灰尘，敬奉江神与炮神。
第二湾船要稀松，时时防火又防风。
打仗也要去得稀，切莫拥挤吃大亏。
第三军器要整齐，船板莫沾半点泥。
牛皮圈子挂浆桩，打湿水絮封药箱。
群子包包要缠紧，大子个个要合膛。
抬枪磨得干干净，大炮洗得溜溜光。
第四军中要肃静，大喊大叫须严禁。
半夜惊营莫急躁，探听贼情莫乱报。
切莫乱打锣和鼓，亦莫乱放枪和炮。
第五打仗不要慌，老手心中有主张。
新手放炮总不准，看来也得打得蠢。
远远放炮不进当，看来本事也平常。
若是好汉打得近，越近贼船越有劲。
第六水师要演操，兼习长矛和短刀。
荡桨要快舵要稳，打炮总要习个准。
斜斜排个一字阵，不慌不忙听号令。
出队走得一线穿，收队排得一络连。
慢的切莫丢在后，快的切莫走在前。
第七不可抢贼脏，怕他来杀回马枪。
又怕暗中藏火药，未曾得财先受伤。
扶倾定危(9)
高冕
第八水师莫上岸，只许一人当买办。
其余个个要守船，不可半步走河沿。
平时上岸打百板，临阵上岸就要斩。
八条句句值千金，你们牢牢记在心。
我待将官如兄弟，我待兵勇如子侄。
你们随我也久长，人人晓得我心肠。
愿尔将官莫懈怠，愿尔兵勇莫学坏。
未曾算去先算回，未曾算胜先算败。
各人努力务谨慎，自然万事都平顺。
仔细听我得胜歌，长官发财笑呵呵。
他创作的《陆军得胜歌》歌词如下：
三军听我苦口说，教你陆战真秘诀。
第一扎营要端详，营盘选个好山冈。
不要低洼潮湿地，不要一坦大平洋。
后有退路前有进，一半见面一半藏。
看定地方插标记，插起竹竿牵绳墙。
绳子围出三道圈，内圈略窄外圈宽。
六尺墙脚八尺壕，壕要筑紧墙要牢。
正墙高要七尺满，子墙只有一半高。
烂泥碎石不坚固，雨后倒塌一缸槽。
一营只开两道门，门外驱逐闲杂人。
周围挖些好茅厕，免得热天臭气熏。
三里以外把个卡，日日守卡夜夜巡。
（接着对列阵打仗提出要求）
第二打仗要细想，出队要分三大支。
中间一支且扎住，左右两支先出去。
另把一支打接应，再要一支埋伏定。
队伍排在山坡上，营官四处好望。
看他哪边是来路，看他哪边是去向。
看他哪路有伏兵，看他哪路有强将。
哪处来的真贼头，哪边做的假模样。
件件看清件件说，说得人人都胆壮。
他呐喊来我不喊，他放枪来我不放。
他若扑来我不动，待他疲了再接仗。
起手要阴后要阳，出队要弱收队强。
初交手时如老鼠，越打越强如老虎。
打散贼匪四山逃，追贼专从两边抄。
逢屋逢山插埋伏，队伍切莫乱分毫。
（而后对行军提出要求）
第三行路要分班，各营队伍莫乱参。
四六伍队走前后，锅帐担子走中间。
不许争先太拥挤，不许落后太孤单。
选个探马向前探，要选明白真好汉。
每日先走二十里，一步一步仔细看。
遇着树林探村庄，遇着河水探桥梁。
遇着岔路探埋伏，左边右边都要防。
遇着贼匪来迎敌，飞马回报不要忙。
看定地势并虚实，迟报一刻也无妨。
前有探马走前站，后有将官押尾帮。
过了尾帮落后边，插他耳箭打一千。
（接下来在法纪方面提出要求）
第四规矩要肃静，有礼有法有号令。
哨官管兵莫太宽，营官也要严哨官。
出营归营要告假，朔日望日要请安。
若有公事穿衣服，大家出来站个班。
营门摆设杖和枷，闲人进来便锁拿。
不许吸烟并赌博，不许高声大喧哗。
奸淫掳掠定要斩，巡更传令都要查。
起更各哨就安排，传齐夫勇点名来。
营官三夜点一次，哨官每夜点一回。
任凭客到文书到，营门一闭总不开。
衣服打扮要料峭，莫穿红绿惹人笑。
哨官不许穿长衣，兵勇不许穿软料。
脚上草鞋紧紧穿，身上腰带紧紧缠。
头上包巾紧紧扎，英雄样子都齐全。
……
曾国藩创作的《爱民歌》以及《水师得胜歌》、《陆军得胜歌》，对教育约束士兵起到重要作用，成为后世带兵者仿写的范本。后世带兵者创作并在官兵中普遍教唱的类似歌曲，是曾国藩《爱民歌》以及《水师得胜歌》、《陆军得胜歌》的翻版，或是这一版本的2.0、3.0。
曾国藩踏在前人的肩膀上，借鉴明朝著名抗倭将领戚继光的练兵之法编练湘军。他精通历史，知道戚继光在编练军队方面很有一套。当年还在朝中做二品大员时，他就应求言诏，上疏咸丰帝：“明臣戚继光练金华兵三千人，遂以荡平倭寇。臣书生愚见，以为今日论兵，正宜此法。”当时推崇戚继光练兵之法还是纸上谈兵，替皇帝出主意，现在却要指导实践，真刀实枪地用到自己的事业中了。他把戚继光所著《练兵纪实》和《纪效新书》找来，深入钻研，可以拿来的拿来，可以借鉴的借鉴，采补精髓，推陈出新，形成湘军训练之法。
按照曾国藩的设计打造，湘军成为不同于当时任何八旗、绿营的一支军队。
可以说，曾国藩在现有体制之外创建了一支军队。这支诞生于体制之外的军队，被八旗绿营、地方官僚甚至清廷都视为另类。这支军队从它孕育的那天起，就像私生子一样不被正统所接纳。它从诞生起，注定要面对两个敌人，面临两线作战，既要与太平军浴血搏杀，又要与旧体制不断苦战。
扶倾定危(10)
高冕
旧势力容不下另类军队。为此，曾国藩差点在未与太平军交战之前丧命。当时长沙有两支军队，一支是湖南提督鲍起豹所辖的绿营兵，一支是曾国藩编练的练勇湘军。由于鲍起豹非常无能，他所辖绿营兵由曾国藩属下湘军教练塔齐布统一训练。曾国藩对部队训练十分严格，不管刮风下雨，不管酷暑严寒，都要组织操练。从咸丰三年（1853年）初夏起，曾国藩命湘勇与绿营兵一起操练，还时常举行会操。绿营兵过惯了闲适散漫的生活，觉得自己作为正规军，月饷反不如勇丁，还要与这帮来自乡村的农夫在烈日下共同操练，简直是奇耻大辱。他们对曾国藩大为不满，找到长沙协副将德清诉苦告状。德清受到这帮人推戴，挑头反对曾国藩，处处与他为难作对。湖南地方官员，对曾国藩在编练军队中的侵权越权行为，早就心生不满，此时不仅不出面调解，反而添油加醋从中挑拨，站在一旁等看好戏。绿营兵因此有恃无恐，闹得更凶。德清不除，正常操练就没法搞下去。曾国藩轻易不弹劾人，这回下了决心，于咸丰三年六月十二日上疏皇帝，弹劾德清不到场督促练兵，时常在署偷闲，把心思花在勒索百姓上，并一针见血地指出，士兵不经训练、技艺生疏，是清军溃败的根源。曾国藩觉得将德清革职还不够，同日又上折片，弹劾德清在长沙城遭太平军围攻时，“自行摘去顶戴，藏匿民房；所带兵丁脱去号褂，抛弃满街，至今传为笑柄”等丑行。同时，上奏折密保部属塔齐布等人。六月二十九日，咸丰帝颁上谕，令将德清革职。同时，赏给塔齐布副将衔。德清等绿营兵对曾国藩更是恨之入骨。勇丁对见了敌人就脚底抹油的绿营兵很瞧不起，见他们平日里骄横跋扈，一肚子的气。于是，绿营兵与湘军士兵形同水火，常常发生武装冲突。一次，一群绿营兵与塔齐布所辖湘军士兵打群架，绿营兵鸣号列队，欲大肆报复湘军。曾国藩为抑制绿营兵打仗胆小如鼠、私斗气壮如牛的风气，郑重发公文给提督鲍起豹，明确要求逮捕肇事士兵。鲍起豹本来就憋了一肚子火，正好借机发泄。他故意将肇事士兵五花大绑捆起来，张张扬扬地将他们押解曾公馆，同时派人散布曾国藩要严惩这几个绿营兵的消息。绿营兵一传二、二传三，越聚越多，群情激愤，先去找塔齐布泄愤，将其居室砸得稀烂，塔齐布急中生智藏入草中才保住一命。随后，这群疯狂的绿营兵冲向曾国藩团练大臣公馆，挥舞刀枪，找曾国藩算账。他们见了曾国藩就咆哮着要杀死他，要不是卫兵眼明手快，挡住刺来的乱枪，主帅曾国藩就可能立毙乱枪之下。曾国藩没料到这群绿营兵会如此丧心病狂，又气又恼，慌忙向巡抚骆秉章求救。曾公馆设在巡抚衙门射圃内，与巡抚衙门一墙之隔，绿营兵冲击团练大臣公馆之事早有人禀告骆秉章，但他故意装聋作哑，对曾国藩的求救视若罔闻，冷眼旁观自以为是的曾国藩在热锅上煎熬。直到曾国藩跑去敲门，他才惊惊咋咋地跑出来解围。可他不但不惩治肇事绿营兵，反给他们松绑，向其赔不是，对受辱的曾国藩却不说一句宽慰的话。营兵围攻大臣公馆，要是发生在纪律严明的雍正、乾隆朝，肇事者必人头不保。但这一事件发生后，骆秉章对闹事作乱的绿营兵和幕后主谋鲍起豹一概不予追究，蓄意包庇，不了了之。曾国藩脸面丢尽，威风扫地。还未出师就差点死于官军之手，这令曾国藩深感悲哀，很受刺激。“出师未捷身先死”，对一个满怀豪情壮志的男子汉来说，还有比这更可悲的吗！多年之后，在湘军威名远播之时，曾国藩对这一事件仍记忆犹新、大发感慨：“起兵亦有激而成。初得旨为团练大臣，借居抚署，欲诛梗令数卒，全军鼓噪入署，几为所杀。因是发愤募勇万人，浸以成军。其时亦好胜而已，不意遂至今日。”
曾国藩意识到，长沙官场容不下他这个团练大臣，容不下这支体制外孕育成长的新军，只好将湘军编练总部及练兵场移驻衡阳，他的团练大臣衙门非常寒碜，设在桑园街赵姓人家的祠堂里。但衡阳不是世外桃源，体制外创建新军的种种烦恼，如同幽灵一般挥之不去。后来，他在上咸丰帝的一道奏折中，将编练湘军之难概括为三条，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办事艰难之三端”：一是没有提拔部下权。他名义上为兵部堂官，实际上只是个丁忧在籍的团练大臣，提拔部下的实权反不如提督、总兵。二是没有任免文武官员的权力。按照国家定制，各省文武官员黜陟权力由总督、巡抚掌握。曾国藩是个统兵大臣，身为客官，对当地文武官员没有任免权，要地方协办军务，文武官员和地方百姓都不听他的。三是名实不符，没有处事权。他的木质官印，因他身份数变而变易，地方衙门便怀疑这木头疙瘩是伪造的。加之“四年所请部照，因久稽而重请；六年所请实官执照，至今尚无交到确耗。此外文员之凭、武官之札，皆由督抚转交，臣营常迟久而不到。军中之事，贵取信如金石，迅速如风霆，而臣势有不能”，他觉得信统兵打仗格外艰难。但曾国藩知道，造物主对大功大名向来非常吝惜，“必千磨百折，艰难拂乱而后予之”。因循旧体制、老章法练编军队固然要便利得多，但必然办不出什么名堂，如果把自己搭载在破旧落后的战车上，到头来很可能把这条老命都赔上。立志报效清王朝，抱定干一番惊天动地业绩的曾国藩明白，只有变革创新，打造出崭新而精锐的战车，才能实现宏图大志。曾国藩是一个深知“大本大源”之人，他对这一点看得极为深透。因此，他默默承受向他袭来的艰难挫折，“平生受挫受辱之时多矣，无一次不打脱牙和血吞”。凭着“打脱牙和血吞”的倔强个性和无畏气概，曾国藩终于踏平坎坷，成功铸就太平军克星湘军。
扶倾定危(11)
高冕
“打通极困极难之境，方是好汉。”就编练军队而言，因循必待毙，求变而后生。曾国藩四大弟子之一薛福成，分析曾氏成功原因时说，当时咸丰帝任命的团练大臣有数十位之多，但有的徒有虚名，有的很快战死，有的闻敌逃窜，只有曾国藩应势而变，“以团练始，不以团练终，幸其改图之速，所以能成殄寇之奇功，扩勇营之规制也”。他还说，曾国藩虽从办团练起家，“然惟早变其实，并变其名，所以能有成功”。
头脑灵清，心中透亮，还得有十万个雷霆撼不动的定力。曾国藩断论，清军八旗和绿营兵一触即溃、屡战屡败的重要原因，在于没有接受过严格精到的训练。因此，他编练军队，“但求其精，不求其多；但求有济，不求速效。”只要湘军装备尚未齐全、操练尚未精到，他就顶住种种巨大压力和诱惑，咬定青山不出师。就连他的恩师、湖广总督吴文危在旦夕、急需救援，他也不率未练之师轻率出击，最后痛缅吴文兵败黄州、挥剑自杀。曾国藩认为自己是理智的：“剑戟不利，不可以断割；毛羽不丰，不可以高飞。若仓皇一出，比于辽东自诩之豕，又同灞上儿戏之师，则徒见笑大方耳。”他在致刘蓉信中说：“大局所在，只论利害，不顾私谊，即使君父谕旨，也不能完全遵照。”他是这样说的，也是为样做的。他认定的理，即便是皇上连发十二道金牌，也不乱方寸。咸丰三年八月底、十月初、十月底和四年正月，咸丰帝共颁四次上谕，一会儿令他率师开赴武昌，一会儿又令他救援南昌，但曾国藩拿定主意，湘军还未练就，决不出师。他冒着掉脑袋的危险，四拒圣旨，神定气敛铸炼湘军，试图遂心如愿敲打完最后一锤。
但岌岌可危的局势，逼迫曾国藩未能遂心如愿敲打完最后一锤。吴文所率绿营兵在黄州附近被太平军歼灭后，湘军成为两湖战场上清军惟一主力。这时，太平军兵锋很健，三克汉阳、汉口，进围武昌，锋镝直指湖南北门锁钥岳州，湘军再不出战，两湖地区就会纳入太平天国版图，大清帝国南北难以连成一气，将导致惨遭腰斩的结局。咸丰四年（1854年）春，曾国藩在洋炮未到齐、水师尚不精的情况下，颁檄出师。
在此前夕，他回湘乡看望了父亲，到母亲坟头烧了几炷青香，祈求母亲大人在阴间保佑他出师告捷。曾国藩笃信骨相之学，信奉风水之说。他祖母死后，葬于湘乡七斗冲。有人说，这是一块风水宝地，墓前濒临涓水河，背倚紫石山，是块上吉之地。祖母下葬后第二年，曾国藩就由四品官骤升至从二品官，飞黄腾达，他的六弟入国子监，九弟也进了学，曾家一下发达起来。对于坟场风水，曾国藩深信不疑。母亲江太夫人去世后，经高人指点，他在距家十里之遥的两屏山觅得一块好墓地。这块墓地的好处颇有道道：湘乡属丘陵地貌，境内多是绵延起伏的山丘，登临高处远眺，两屏山犹如两翼垂天、扶摇直上的鲲鹏。曾国藩母亲所葬谷地，正好位于大鹏鸟的嘴上。也就是说，其情形犹如大鹏鸟口衔曾母之墓直奔九霄云天。曾国藩深信母亲地下有灵，一定会保佑他克敌制胜、大富大贵的。
身染大鹏口的袅袅青香，曾国藩挥率湘军，奔赴战场。
湘军奠定曾国藩一生功名之基。曾国藩的命运，与湘军紧紧连在一起。曾国藩说自己从编练湘军开始，就走上了“以杀人为职业”的道路，按此说法，湘军就是他手中的杀人利器。
湘军从咸丰四年二月出师“东征”时的一万七千人，几起几落，逐渐发展壮大，发展到后来的十二万人，取代绿营的战略地位，将强大的太平军送上毁灭之路。
湘军兴，曾国藩官运亦兴；湘军挫，曾国藩官运亦挫。
咸丰四年四月，湘军首战先挫后胜：兵败靖港，曾国藩投水自杀被人捞起，咸丰帝革去其侍郎之职，青灯黄卷二三十年博取的官职，被一撸到底；三日后获得湘潭之捷，咸丰帝赏他三品顶戴。
同年八月，湘军克复武汉，咸丰帝闻奏立即赏给曾国藩二品顶戴，命他署理湖北巡抚。
同年十二月，太平军夜袭泊于九江江面的湘军水师，曾国藩座船被俘、文件尽失。见水师惨败，曾国藩再次投水自杀，再度被人捞起，但他见大势已去，想以策马赴敌方式又一次自杀，被人劝止。
咸丰九年（1859年）闰三月，清军江南大营在太平军猛攻下溃散，金陵以东再无朝廷可用之兵，湘军遂成中流砥柱，曾国藩临危受命，咸丰帝赏加其兵部尚书衔，命其署理两江总督，不久正式委任两江总督，并授为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
咸丰帝死后半个月，即咸丰十一年八月初一日（1861年9月5日），湘军攻陷安庆，太平军一万六千余人大部被杀，突破太平天国上游屏障，湘军顺江东下，挥师进攻太平天国都城天京（金陵）。清廷赏加曾国藩太子少保衔，命他督办江、皖、赣、浙四省军务，巡抚、提督、总兵以下文武官员全部归他节制，曾国藩权力急剧扩大。三个月后，清廷给予他更高荣誉，擢升他为协办大学士。
同治元年（1862年）五月初，曾国藩部属曾国荃率部进驻金陵雨花台，掀开湘军围攻太平天国首都天京的序幕。经过两年多惊心动魄的激战，同治三年六月十六日（1864年7月19日），湘军曾国荃部以五万之众，攻陷太平军万余人死守的“天京”城，实行血腥屠城，太平天国宣告失败。随后，太平军余部坚持与清军作战两年多。太平军从发动金田起义以来，奋战十四年之久，起义烈焰席卷十八个省，北伐太平军震撼京津，极大地动摇了清王朝的统治。曾国藩创建的湘军，在王朝岌岌可危之际，砥柱中流，将太平天国屠戮于血泊之中，力挽社稷之倾颓，使清廷免遭灭顶之灾。曾国藩扶倾定危，位列同治中兴名臣之首。
扶倾定危(12)
高冕
曾国藩的官运，由进入巅峰状态的湘军，托举到蒸蒸日上的境界。他成为同治朝政坛上最耀眼的明星。
湘军攻陷天京后八天，清廷赏加曾国藩太子太保衔，赐封一等毅勇侯，世袭罔替，赏戴双眼花翎，宠荣备至，风光无比。
扶倾定危的皇皇巨功，加上功成不居、远嫌避疑的作风，使他长保荣宠，即便遭遇跌挫亦能隆隆直上。
曾国藩剿灭捻军师老无功，虽于同治五年十一月（1866年12月）回任两江总督，剿捻差使由其昔日部属、江苏巡抚李鸿章接替，但仕途并未受到影响，返回两江总督府两个月后，由协办大学士荣晋体仁阁大学士，荣获清代文官最高品秩。清王朝要倚重这位能臣之处尚多，他们想用他练兵之才，为皇家训练一支湘军那样强大的部队，拱卫京师重地。同治七年（1868年）四月，清廷再次赏给他巨大荣耀，将他荣晋为武英殿大学士；当年七月二十日（9月6日），同治帝降旨，将他调任直隶总督。直隶为天子脚下畿辅重地，地位在全国所有省份中最为重要。因此，直隶总督向来居清代各省总督之首，位同宰辅。直隶总督全称为“总督直隶等处地方，提督军务、粮饷、管理河道兼巡抚事”，简而言之，就是一人独揽畿辅重地大权。曾国藩于十一月初四日从江宁乘船北上，十二月十三日抵京师，寓居贤良寺。随后，陛见慈禧太后和同治帝，拜访军机大臣及内阁、翰林院各位官员。从咸丰二年六月离京起，弹指一挥间，十六年过去了。十六年后的京城，风雨沧桑，物是人非，很多熟悉的面孔不见了。他的恩师、道光帝宠臣穆彰阿，咸丰帝即位后即被革职，已经作古十多年；昔日令他战战兢兢、诚惶诚恐的咸丰帝，也已宾天多年。他偷闲走访了穆彰阿故宅，见到他的两个儿子，目睹其家境败落，车马稀少，回想当年其府邸荣华盛况，感慨万千。同治八年（1869年）正月十六日，曾国藩进入紫禁城，赴乾清宫廷臣之宴。满汉大学士、尚书分列两排就坐。当年亦师亦友、现居文华殿大学士高位的倭仁，排在满大臣之首，坐在西面；曾国藩排在汉大臣之首，坐在东面。东西对坐的倭仁、曾国藩，紧挨着同治帝的御座。曾国藩位列汉大臣班首，与天子同宴共饮，享受生前最高荣誉。二月初二日，曾国藩走马上任，正式接直隶总督关防，成为最为显赫的汉大臣。同治九年（1870年）十月十一日，曾国藩六十岁生辰，同治帝赐给他“勋高柱石”御书匾额，评价之高，一时无比。
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触怒国人，痛遭唾骂，清廷只好让他回任两江总督。这是他第三次担任这一职位。两江总督管辖最富庶的江南，控制着王朝的钱袋子，其地位在全国各省份中仅次于直隶总督。同治九年秋，曾国藩将直隶总督官印交给高足李鸿章，启程南行，奔赴金陵。
金陵，是他当年会试不第之后卖衣购得《廿三史》的富丽古都。
金陵，是他挥率湘军浴血鏖战建立辉煌功勋之地。
金陵，是王朝赏给这位衰老勋臣颐养天年的最好去处。
这座城市，与他今生今世结下了不解之缘。
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四日（1872年3月12日）午后，曾国藩由长子曾纪泽陪同，在总督府西花园散步，突然连叫脚麻。曾纪泽忙将他扶回书房。曾国藩端坐三刻钟，溘然去世。这位嗜书棋如命之人，死前一日，从早到晚三度阅读《理学宗传》，还与人下了两局围棋。携笔从戎，仍书不释卷、棋不离手，即使激战中也要看上几页、杀上一局，折射出这位湖南佬的独特秉性和风韵。
读书不倦，杀人无悔，在杀人中读书，在读书中杀人，在读书杀人中功成名就，在杀人读书中青云直上，这就是乱世名臣曾国藩在人生大海上留下的浩荡航迹。
掌控兵权(1)
高冕
“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一路扶摇。”这是李鸿章对自己仕途生涯的勾勒。寥寥五句二十字，前四句勾画出人生四个时期的奋斗经历，可谓简明精到；后一句自我回顾评价，得意之情溢于言表。
李鸿章是晚清政治舞台上的一个红角。不光李鸿章自个儿这么看，大清最高统治者也这么看；不光当时世人这么看，后来历史学家也这么看。
李鸿章为何能够春风得意、一路扶摇？他自己未作定论，纭纭世人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大凡认为，主要是他领袖洋务的结果，因为他是晚清历史大舞台上最为光彩照人的“洋务大师”！李鸿章一生恢宏蓬勃，犹如从头到脚枝繁叶茂的塔松，从外部只能看到它葳蕤的枝叶，只有“猫”到树下深入其中，才能看清它的主干。
这一主干是什么呢？就是“掌控兵权”。
“掌控兵权”，是李鸿章一路走红的核心奥秘。
李鸿章素有大志。“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初的一个霜秋，这位年届二十、身材颀长、行装寒碜、气宇轩昂的弱冠书生，正是吟着这首诗，怀着一腔热血，从故乡安徽合肥奔赴京师赶考的。意欲高官厚禄，意欲名垂青史，少年浩然宣言，毫不遮掩。
少年李鸿章首次参加会试受挫，但他发愤自强，在两年后的那次会试中一炮打响。道光二十七年丁未年（1847年），他榜列二甲第十三名进士，朝考点为翰林，三年后授为翰林院编修。清制，只有翰林出身的大臣，才有希望入阁拜相（当大学士）。李鸿章踌躇满志，满心希望顺着传统的升官正途走下去，通过攀附权贵、接近皇上以求青云直上。但是，南国传来的隆隆霹雳、耀眼蓝光，打破了少年美梦：以落第青年洪秀全为首的太平军点燃的起义火焰，从广西桂平紫荆山麓金田村星火燎原，很快燃遍大江以南；太平军奠都南京，建立起与大清王朝相对峙的农民政权。
咸丰三年（1853年）春天，被席卷而来的起义烈焰炙烤着的不仅仅是李鸿章，还有很多人，其中炙烤最甚的是咸丰皇帝：天现二日、国有二主，奇耻大辱啊！那个自称天王的洪秀全，绝不满足于割据江南，目光早已锁定紫禁城，爱新觉罗氏祖宗传下来的大清龙椅眼看岌岌可危了。而王朝武力后盾八骑兵和绿营兵，就像是一群群扎糊的纸人，火浪火舌所到之处，一触皆溃，灰飞烟灭。看来，指望这帮子饭桶保江山是痴心妄想了。咸丰帝别无高策，只好接受智慧团的计策，另起炉灶，任命一大批在籍官僚为督办团练大臣，利用其政治、经济和宗族势力，结寨团练，防剿太平军。
面对天崩地塌的大变局，李鸿章愁肠百结、忧心如焚：“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清王朝一旦崩溃，平步青云、驷马封侯的目标如何实现？
咸丰三年（1853年）春天，是李鸿章仕途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一日，李鸿章正逛书肆，遭遇一位同乡，告诉他一个消息：太平军石达开部攻克安徽省城安庆，巡抚蒋文庆被杀。桑梓大祸令书生李鸿章感慨万千，他怂恿工部左侍郎兼署刑部左侍郎吕贤基，就此事件向咸丰帝上疏。李鸿章是吕侍郎的笔杆子，遇有上疏言事总是为之代笔，因天长日久此类事情已成家常便饭，这日吕侍郎有听没听地点了点头，便再一次同意李鸿章起草一份上疏。李鸿章通宵赶出一份长篇上疏，翌晨交吕侍郎上奏。李鸿章补了一小觉，午后起来轻车前往吕宅听消息，刚进门便听得吕家哭声震天，如同死了爹娘一般。才入堂，就见吕侍郎跳将出来，冲着李鸿章劈头盖脸嚷嚷道：“君祸我，上命我往，我亦祸君，奏调偕行。”原来，这日咸丰帝听完吕贤基上疏，哭着诏谕他前往安徽老家办理团练防剿事宜。吕侍郎没料到上疏竟上出这等大祸来，然皇命难违，只好硬着头皮“”了一声。这娄子是李鸿章捅出来的，吕贤基干脆拉上这个安徽老乡垫背，奏请皇上让李鸿章出任随营帮办。阴差阳错，改变了李鸿章的仕途轨迹。在随后的一个星夜，李鸿章携笔从戎，辞别为官近十年的京城，跟随吕侍郎踏上了奔赴故乡安徽的征程。
李鸿章自称素有“伟武以经文”的志向。很可能，这一指引他兹后仕途航向的罗盘，就是这个急急南驰的星夜装进他脑海去的。高官厚禄、名垂青史的大志，通过什么途径得以实现？这个星夜，经历仕途幻灭的李鸿章重新热血奔涌、意气风发。在烽烟四起的乱世，携笔从戎、掌控兵权，岂不是载荷有志男儿抵达理想彼岸的桥和船吗！
然而，严酷的现实如同飓风狂飙，将青年李鸿章的人生风帆撕得稀烂。督办团练，驰突战场，出生入死，五年从戎生涯转眼间过去了，李鸿章心灰意冷，只好以“昨梦封侯今已非”作结。回首往事，除咸丰五年（1855年）春督兵小胜一仗、因军功获知府衔，咸丰七年（1857年）春上司玩弄讳败为胜伎俩、给他蒙得候补道员一职外，再无可圈可点之处，展现在眼前的几乎满是灰暗散败景象，安徽境内太平军不仅没被剿灭，反而与捻军遥相呼应、风起云涌，带他赴皖的吕贤基兵败投水而死，刚扯上关系的新任安徽巡抚江忠源亦兵败投水而死，合肥祖宅被太平军陈玉成部焚毁一空。李鸿章痛感练兵打仗决非像想像的那么容易，寻根究底，自己一介书生，先天不足，缺乏军事知识、没有实战经验，更要命的还在于缺乏高人指点，顶头上司、历任皖抚和统兵将帅多是平庸之辈，因而茫无指归，只知“猛进”“浪战”，不得要领。练兵必须筹饷，但穷人没有钱，富人不出钱，翰林编修出身的李鸿章“劝借军饷”难免撕下斯文脸皮，入行随俗动点粗，因此被人讥之为“翰林变绿林”。困难重重，四处碰壁，“辗转兵间无所就”，只好借酒浇愁。“书剑漂零旧酒徒”，李鸿章自嘲自讽，愁绪满怀：可不是吗，书已漂零，剑亦漂零，剩下的只是一具酒徒皮囊了！
掌控兵权(2)
高冕
李鸿章走投无路之际，想起一个人来。他，就是曾国藩。此人咸丰三年（1853年）起以在籍侍郎身份帮办湖南团练。他深知清王朝军队溃败的根本原因，不在兵少，而在于“兵伍不精”。他按照自己的想法，改弦更张，尽废官军，由儒生统领，召募大批湖南山农，编练成一支全新的汉族地主武装——湘军。这支颇具战斗力的军队，成为清王朝对付太平军的一支劲旅。曾国藩统率湘军，很快占领湖南湖北，并以两湖为根据地，兵锋直指赣浙闽皖。曾国藩及其湘军，成为清王朝满心指望的一颗救星。李鸿章拿定主意，撇下在皖五年多来的失败和懊恼，于咸丰八年（1859年）冬，启程投奔驻建昌的曾国藩湘军大营。
曾国藩是李鸿章导师。十六年前进京赶考，抵京不久，李鸿章就跑到曾府拜访。拉关系总不会找不到说法，少年李鸿章找了个“年家子”的由头——曾国藩与李鸿章父亲李文安于戊戌年同时考中进士点为翰林。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恩科会试，曾国藩出任同考官，李鸿章虽名落孙山，但其诗文很受曾国藩欣赏。后来，曾国藩对李鸿章胞兄李翰章说：道光二十五六年间，他就看出李鸿章此人“才可大用”。落第后李鸿章师从曾国藩，日夕攻读经史，两年后丁未科会试果然不负师望、金榜题名。师生两人互为欣赏，在曾国藩眼里，这个弟子堪成“伟器”；在李鸿章眼里，恩师十分“神圣”。现在，久别的师生又在建昌湘军大营重逢。弟子风尘仆仆，恩师喜出望外。不过，与十几年前相比境况大变，曾国藩已是湘军主帅，李鸿章成了曾氏幕宾，曾氏不再以舞文弄墨教授经史为首务，当如今他是李鸿章的军事长官兼教官，师生两人琢磨的主要不是道德文章，而是如何杀人。
李鸿章能够师从曾国藩学习驭兵之道，是值得庆幸的。这个长着一副三角眼、两条倒挂眉的儒生，半路出家舞枪弄炮，却极具军事天赋，他是当时清王朝最厉害的军事家。李鸿章在其幕府起初当书记，后来批阅公文、草拟书牍和奏折，耳提面命，直接接受湘军主帅的应用式训练。曾国藩对李鸿章的才能前程高看一眼，他说：“少荃（李鸿章之号）天资于公牍最相近，所拟奏咨函批，皆有大过人处，将来建树非凡，或竟青出于蓝，亦未可知。”李鸿章则这样评价自己的军事长官兼教官：“从前历佐诸帅，茫无指归，至此如识南针，获益非浅。”对于将来会有非凡建树的高足，曾国藩教诲训导毫不松懈、格外用心；对于迷途导航的“指南针”般恩师，心高气盛的李鸿章心悦诚服。对此，有两件事可以窥见一斑。
湘军主帅有一个定规，每日早起查营，黎明请幕僚同进早餐，而后围坐谈论、探讨问题。李鸿章生性散漫不羁，爱睡个懒觉，在如此严格的军旅机器中接受轧压，暗自叫苦不迭。有天，他自称头痛，赖床不起。李鸿章贪睡懒散那点毛病，曾国藩早看在眼里，他知道这个弟子肚里爬的是什么虫子，便接二连三派人催李鸿章起床吃饭。他称，“必侍幕僚到齐乃食”，缺一人不开饭。李鸿章见难以混蒙过关，慌忙披衣下床，“踉跄而往”。开饭时曾国藩一言未发，放下筷子后他就不客气了，拉下脸教训道：“少荃，既入我府，我有言相告，此处所尚，惟一诚字而已。”说罢，拂然而去，李鸿章为之悚然。这给李鸿章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使他懂得何为纪律，纪律对于一支军队何等重要，而要养成严明的纪律，必须从一日生活吃喝拉撒睡每个细小环节抓起。事隔很久，他回忆道：“在营中时，我老师总要等我辈同时吃饭；饭罢后，即围坐谈论……都是于学问经济有益实用的话。吃一顿饭，胜过上一回课。”曾府的参谋生涯，为李鸿章日后统兵为帅奠定了扎实的基础，他说这一段历练，使他“受益不尽”。
还有一事，就是李鸿章出走事件。曾国藩驻守祁门时，太平军环攻不已，湘军处境艰险。李鸿章再三陈说，断言祁门已成绝地，力主移师他驻。曾国藩其实知道死守祁门在战略全局上没有多大意义，作此姿态主要是给咸丰皇帝看，因为皇上要他督军径赴苏常。但这层意思不便挑明，曾国藩便冲喋喋不休的李鸿章等人道：“诸君如胆怯，可各散去。”李鸿章听了如此辱骂，自然一肚子火气。谁知此事未了，又横生一事，师生两人因李元度问题发生争吵。李元度是追随曾国藩缔造湘军的得力干将，尤其曾氏在靖港、九江、樟树大败之后，得到李元度鼎力相助，曾国藩称赞他“情谊之厚始终不渝”，并私情作祟，推荐他出任徽宁池太广道，率兵驻守徽州。但李元度此人擅长文学不知统兵，太平军来攻时，违反军令胡乱指挥，致使徽州易手，李元度本人侥幸逃脱。曾国藩悔恨交加，打算上疏弹劾，将他处以军纪。谁知，这竟招致文武参佐集体反对，挑头之人乃是李鸿章。他“率一幕府人往争”，指责老师忘恩负义，并声称：“果必奏劾，门生不敢拟稿。”曾国藩毫不退让，说：“我自属稿。”李鸿章随即调高调子，以撂挑子不干相迫，道：“若此，则门生亦将告辞，不能留待矣。”曾国藩对弟子如此不明大义，大动肝火，答道：“听君自便！”随后，曾国藩毅然将李元度弹劾革职。曾、李两人就此闹崩，李鸿章愤然而去，离开祁门大营。这是咸丰十年（1860年）秋冬之交的事。七八个月后冷静下来，隔阂师生间的迷雾散去，两人都将对方看得更为清楚：李鸿章深刻认识到，这个年头，要青云直上，必须有过硬靠山，而环顾天下，可依作靠山的，舍曾公别无他人；曾国藩也认识到，李鸿章劝他移师祁门的建议颇识时务，后来听从其议移师东流，而且为创成大业，需要这个才华横溢的弟子参赞相助。经胡林翼、左宗棠等人牵线搭桥，曾国藩于咸丰十一年（1861年）夏致信弟子“速来相助”，主动给他一个台阶。李鸿章捐弃前嫌，随即重投曾幕。别后相逢，两人都更珍重师生情分。曾国藩对这一有性子、有大才的弟子，“特加青睐，于政治军务悉心训诰，曲尽其熏陶之能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