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西汉国都远在东方长安，何以其在西域屯田不因近就便，自东而西，反而自西域的中央由西而东呢。我们在分别叙述西域的屯田和要害的争夺之先，不能不先解答这个问题。要想解答这个问题，下列几件事情是应该首先知道的。
（一）西域南道诸国与北道诸国之间是一片大沙漠，汉朝势力到了北道后，就把匈奴与南道诸国的交通切断。南道诸国既然孤立，他们在西域军事上的地位便无足轻重。
（二）北道诸国的地位便不同了，他们与匈奴为近邻，离合向背能直接威胁汉人在西域的地位。所以都护郭舜说：本匈奴盛时，非以兼有乌孙、康居故也；及其称臣妾，非以失二国也。（《汉书·西域传》“康居”条）因此，汉朝经营西域便特别重视北路，假若不在北路设立根据地，便不能得到稳定城郭、监视匈奴的效果。
汉武帝生平大事年表(48)
导演：胡玫 编剧：江奇涛
连载：汉武大帝 出版社： 作者：导演：胡玫 编剧：江奇涛
（三）远交近攻是秦汉两代对付敌国的传统政策。汉人要利用西域夹攻匈奴，当然须在北路诸国寻求与国。
迨西汉与乌孙和亲，北路诸国闻内内附之后，为实现发动城郭诸国兵卒以东制匈奴的目的，自然需要在汉与匈奴势力范围之间选择一个西域根据地。
我们发开地图一看，这两个势力范围间的渠犁乃是最理想的地点，因为玉门关——楼兰城——渠犁是一条直线，渠犁以西都是与国，渠犁东南一千一百多里就是南北两道分歧点。楼兰对内的交通既便利，距匈奴的根据地车师又远，是最好没有的了。
（四）在关西域设立都护之前，车师以东均在匈奴日逐王手中，汉朝没有法子从郭煌进兵北攻车师。要想驱逐匈奴在西域的势力，自然要以凭借西域郭国的人力和物力，东向与匈奴争衡为最便了。
汉家在西域的势力既然是逐渐东进，匈奴的势力当然是逐渐东退了。当汉家势力未达到西域的时候，西域诸国本在匈奴的统治之下。匈奴西边的日逐王设有僮仆都尉，住在焉耆一带，征收诸国的赋税。《汉书·西域传序》说：
‘西域诸国大率土著，有城郭田畜，与匈奴、乌孙异俗，故皆役属匈奴。匈奴西边日逐王置僮仆都尉，使领西域，常居焉耆、危须、尉黎间，赋税诸国，取富给焉。’
这个匈奴经营西域的专官，直到汉宣帝神爵二年（前60年）日逐王降汉，匈奴势力退出西域，城郭诸国悉归附长安，汉家在西域设立都护的时候，方才撤消了。
（五）匈奴经营西域的中心，是先由焉耆一带迁到车师。西汉为驱逐匈奴的势力计，自然要东争车师。匈奴为要保持他们在西域的势力和利益，当然也不甘轻易放弃。所以与匈奴争夺车师，前后竟达五次。
渠犁一作渠黎，汉武帝天汉二年（前九九年）曾来贡献。这个国家在今天山南麓策特尔（Chadir）及车尔楚（Charchi）之间。徐松《西域水道记》卷二说：
‘（策特尔及车尔楚）两程之间，平原衍沃。南近（塔里木）河者，渠犁故地，北近（天）山者，乌垒故地。’这个地方十分适于耕稼，他的农业价值，汉武帝时桑弘羊已说得很清楚：
‘地广，饶水草，有溉田五千顷以上。处温和，田美，可益通沟渠种五谷，与中国同时熟。’
渠犁既具备这样优越的农业条件，当然可作为经营西根据地，所以在李广利伐大宛之后，便选择这个地方开始置校尉屯田。
纪元前126年，张骞自西域归，汉人对西域始获得明确的知识。从此，降昆邪王，取得通西域的道路（前121年）；虏楼兰国主（前108年），安定了敦煌西域间的交通；结乌孙（前105年），得到匈奴西方的与国；破大宛（前102年），威震西域。汉朝前后不过经营二十五年，便在西域获得自给自足的根据地——渠犁。在这一点上，我们不能不钦佩汉廷削弱匈奴的迅速及其所得效果的伟大了。
西汉与匈奴五争车师的成绩，徐松《汉书西域传补注》已经明白指出了。现在我们把各次战役经过略述于后。
（1）汉武帝元封三年（前108年），遣赵破奴破姑师（即车师），因“暴兵威以动乌孙、大宛之属”。不过当时西域还没有通，汉廷对车师尚无力控制，可以不算。
（2）天汉二年（前99年），汉遣李广利、李陵等由酒泉、居延等路北击匈奴，别遣匈奴降者开陵侯将楼兰国兵击车师。结果是李广利被围，几不得脱，兵士死了十分之六七，李陵食尽援绝，降匈奴，开陵侯因为匈奴发数万骑救车师，也不利引去。“此汉争车师者一，汉末得车师。”
（3）征和四年（前89年）汉遣李广利将七万人出五原，商丘成将三万余人出西河，莽通将四万骑出酒泉，北击匈奴。莽通军道过车师北，至天山。汉恐车师兵切断莽通的后路，乃遣开陵侯将楼兰、尉犁、危须等六国兵别围车师。车师王降服。尽得其民众而还。“此汉争车师者二，汉得车师。”
（4）车师是西域的门户，匈奴决不肯轻易放弃，所以到昭帝时候，匈奴又遣四千骑田车师。宣帝本始二年（前72年），遣常惠使乌孙，乌孙连年为匈奴所侵暴，因请求汉廷发兵夹击匈奴。汉朝远交近攻的目的这时才得达到了。
（汉宣帝）地节二年，汉遣侍郎郑吉、校尉司马熹将免刑罪人田犁，积谷，谷以攻车师。至秋收谷，吉、熹发城郭诸国兵万余人，自与所将田士千五百人共击车师，攻交河城，破。
这是汉与匈奴第四次争车师，车师屯田亦自此始。
（5）单于大臣皆曰：“车师地肥美，近匈奴，使汉得之，多田积谷，必害人国，不可不争也。（元康元年）果遣骑来击屯田者，吉乃与校尉尽将渠犁田士千五百人往田，匈奴复益遣骑来，汉田卒少，不能当，保车师城中。
诏遣长罗侯（常惠）将张掖、酒泉骑出车师北千余里，扬威武车师旁。胡骑引去，吉乃得出归渠犁。尽徙车师国民，令居渠犁，遂以车师地与匈奴。车师王得近汉田官，与匈奴绝，亦安乐亲汉。
第五次争夺车师的结果，只好放弃了车师的土地，尽徙其国民于渠犁，土地虽为敌占领，人力可不致资敌。
汉武帝生平大事年表(49)
导演：胡玫 编剧：江奇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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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这时匈奴渐弱，内部也发生了破裂，由全盛时代逐渐衰落了。匈奴方面，经营西域的是他们西边的日逐王。神爵二年（前60年），日逐王先贤禅与单于有隙，想率其部下降汉，使人到渠犁向郑吉通款，这算是千载难逢的机遇。吉遂发渠犁、龟兹诸国兵五万人，迎日逐王，送他到京师。汉廷除封日逐王为归德侯外，并任命郑吉为西域都护，兼护南北两道，吉即择定渠犁北三百三十里的乌垒地，为都护治所，作为经营西域的政治中心。从此“匈奴益弱，不敢争西域，僮仆都尉由此罢”。
质言之，匈奴在西域的势力扫荡净尽，城郭诸国完全听受安的号令了。武帝以来切断匈奴右臂的大业，到这时才由郑吉完成了，上距张骞通西域，才不过六十七年。］
后元年（B88，癸已）69岁。
后元元年春正月，昌邑王甫薨，谥曰哀王。
6月，御史大夫商丘成有罪，自杀。
侍中仆射马何罗与弟重合侯马通谋反。
侍中驸马都尉金日磾，光禄大夫霍光，太仆上官桀讨之，伏诛。
［初，马何罗与江充善，而马通以诛太子时有功封侯。及上灭充家，何罗兄弟惧。遂谋反。
《汉书·霍光传》记：“后元年，侍中莽（马）何罗与弟重合侯马通谋为逆，时光与金日磾、上官桀等共诛之。］
［“马何罗与江充相善。及充败卫太子，何罗弟通用诛太子时力战得封侯。后上知太子冤，乃夷灭充宗族党羽。
何罗兄弟惧及，遂谋为逆。日磾视其志意非常，心疑之，阴独察其动静，与俱上下。何罗亦觉日磾意，以故久不得发。
是时上行幸林光宫，日磾小疾卧庐，何罗与通及小弟安成矫制夜出，共杀使者，发兵。
明旦，上未起，何罗从外入，日磾心动，立入，坐内户下。何罗袖白刃从东厢上，见日磾，色变，走趋卧内。日磾得抱何罗，围住曰：马何罗反。上惊起，擒之。］
7月，削燕王旦三县。
是月，欲立少子刘弗陵为太子。因其年小母少，恐重演吕后专权故事，乃先赐弗陵母赵婕妤死。
［《汉书·外戚传》：“钩弋子年五六岁，壮大多知，上常言‘类我’，又感其生与众异，甚奇爱之，心欲立焉。］
［清儒杭世骏以为无杀钩弋事：
“常疑汉武杀钩弋事不可解。以为雄猜之主，不近人情事亦有之者。考之《西京杂记》钩弋夫人从事甘泉，告上曰：‘妾相运为陛下生一男，年十七。妾当死，今必死于此，不得为矣。愿自爱。’言终而卒。香闻十余里，因葬云陵。上哀悼之，发冢开视，惟衣履存，乃为起通灵台于甘泉。］
是岁，使黄门画周公负成王朝诸侯图，以赐霍光。
后二年（B87，甲午）70岁。
正月，朝诸侯于甘泉宫。赐宗室。
司马迁失官，后失踪（遁隐？）。（说详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
迁遗一女，适平通侯杨敝。著《太史公记》百三十篇传世，即《史记》。
［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
“案史公卒年，绝不可考。……要之，史公卒年虽未可遽知，然视为与武帝相终始，当无大误也。……今观《史记》中最晚之记事，得信为出自公手者，唯《匈奴列传》之李广利降匈奴事征和三年，余皆出后人续补。］
《后汉书·蔡邕传》：“昔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传于后世。”
［何按：关于司马迁卒年，史无明文。
但武帝未杀司马迁，亦未禁毁其《太史公书》。疑马迁之失踪或遁隐与霍光有关。武帝死后，昭帝以幼冲之年临帝位，大政托孤于霍光，霍光是去病之弟，卫皇后、卫太子及卫青宗亲。他执政不久，即发动政变，黜夺田千秋、金日磾等托孤重臣的权力。又以勾结燕王谋反之可疑罪名逼死上官桀、桑弘羊等旧臣。霍光最终立卫太子之孙为宣帝，从而为卫氏家族全面平反。卫青生前与李广有隙。司马迁亲近李氏家族，由于为李陵辨冤而获罪，《史记》中明显贬卫霍而扬李广。所以霍光必不能容之。因此，司马光在昭帝朝的神秘隐遁或失踪，必然与霍光的柄政有直接关系。］
［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子长游踪”条：
“（司马迁）既座刑，乃卒述黄帝至太初，则书成时，必六十余矣。后为中书令，卒必在武帝之末。《参世家》末言参之五世孙宗以征和二年坐太子死，即戾太子也。又田仁、任安二人皆坐戾太子事诛，而《史记田叔传》及仁死事，且云予与仁善，故述之。又《报安书》作于安下狱将论死之时。则‘巫蛊’之狱，戾太子之败，迁固亲见之。又四年，武帝崩，《汉书》本传于《报任安书》后言迁卒，则在武帝末或更至昭帝也。］
［由于司马迁之死史籍缺乏明确记载，后人对其死因与卒年就产生了各种臆测。写《汉书》的班固在为其作传时已经搞不清楚，所以干脆不记。东汉卫宏在《汉书旧仪注》中说：“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过，武帝怒而削击之。后坐举李陵，陵降匈奴，故下迁蚕室。有怨言，下狱死。”东晋葛洪在《西京杂记》中承袭卫说。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中对卫宏说提出质疑：“今观《景纪》，绝不言其短。又迁下蚕室，在天汉三年，后为中书令，尊宠任职。其卒在昭帝初，距获罪被刑盖已十余年矣，何得谓下蚕室，有怨言，下狱死乎？与情事全不合，皆非是。”
汉武帝生平大事年表(50)
导演：胡玫 编剧：江奇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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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长《史记》，全是愤激，杂以游戏。以‘项羽本纪’列高祖之前，固为无礼，又不为惠帝立纪。至‘孝武本纪’，但述其神仙祷祠之事，而政令无闻焉。不过为文成、五利作一外传耳。传之后世，以为何如主？殆以此报腐刑之毒也。首云孝武皇帝者，与孝景皇帝者，同是轻薄语。但太史公自序云：今上本纪。尚未有谥，故刘知几谓褚先生补作。以此传疑。
《史通》云：元成之间，会稽褚先生补作‘武帝纪’、‘三王世家’、‘龟策’、‘日者’等传，辞多鄙陋，非迁本意也。然吾观武帝纪编年未终，疑是未完残稿。卫宏云：‘迁作本纪，极言景帝之短及武帝之过。武帝怒而削去之。然止毁其副在京师者，故‘景纪’至后复出，‘武纪’指切尤甚，民间亦不敢藏。’不知何时复出，阙略失次若此。若云褚少孙作，则如‘三王’、‘外戚世家’，‘滑稽’、‘日者’、‘龟策’褚传，明明前列‘太史公曰’，而后附以‘褚先生曰’，盖补子长所未备，未尝以伪夺真也。少孙若作‘武纪’，何不历叙元封以还，讫于后元，续史公论赞后，如诸传例乎？知几之言。未可为信。
班马优劣，论者互有异同。大约右马而左班。张圃云：‘迁之著述，辞约而事举。叙三千年事，唯五十万言。固叙二百年事，乃八十万言，’烦省不同，不如一也。良史述事，善足以奖劝，恶足以监诫，人道之常。中流小事，亦无取焉，而班皆书之，不如二也。毁贬晁错，伤忠臣之道，不如三也。迁既创造。固又因循，难易益不同矣。］
御史大夫商丘成击卫太子有功。坐于文帝庙醉歌，大不敬。自杀。
2月，武帝病重五柞宫。
乙丑，立弗陵为太子。霍光问后事，武帝曰：“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
二月已巳，以光禄大夫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博陆侯。都尉金日磾为车骑将军，宅侯。太仆安阳侯上官桀为左将军。桑弘羊为御史大夫。命三人共协霍光辅佐太子刘弗陵。
［二月，武帝病重，诏立弗陵为皇太子，年八岁。以霍光大司马、大将军，金日磾为车骑将军，上官桀为左将军，受遗诏辅幼主。又以搜粟都尉桑弘羊为御史大夫。］
［1977年8月，玉门市花海公社东北的一处烽燧遗址中，出土一批汉代简牍。其中有一件七面棱形觚（编号77.J.H.S：1），上有一篇诏书。1984年整理者发表了这篇诏书的释文：（嘉峪关市文物保管所：《玉门花海汉代烽燧遗址出土的简牍》，甘肃省文物工作队、甘肃省博物馆编《汉简研究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
“制诏皇大（太）子：朕体不安，今将绝矣，与地合同，众（终）不复起。谨视皇大（天）之（嗣），如朕曾在。善禺（遇）百姓，赋敛以理；存贤近圣，必聚胥士；表教奉先，自致天子。胡（亥）自汜（圮），灭名绝纪。审察朕言，从（终）身毋失。（此字所见摹本或隶作“久”，不可读。当作“失”。）苍苍之天不可得久视，堂堂之地不可得久履，道此绝矣！告后世及其孙子孙，忽忽锡锡，恐见故里，毋负（天）地，更亡更在，□如□庐，下敦闾里。人固当死，慎毋敢佞，……（木简抄写年代在“元元年（前74年）前后。（元元年四月，昭帝死。六月，立昌邑王，旋废。七月，宣帝立。））
［何按：诏文中“胥士”，即“儒士”。我早年曾作“儒名考”，谓儒即《周礼》之胥，此简提供一佐证也。胥，或作讠 胥。］
“这篇诏书即汉武帝临终之遗诏，是当时一个戍卒手抄，抄录不全。武帝病，封玺书，曰‘帝崩发书以从事’。
遗诏封金日磾为侯，上官桀为安阳侯，霍光为博陆侯，是武帝遗诏中应还有封霍光等为侯的内容。］
［上官桀曾为未央厩令。“上尝体不安。及愈，视马，马多瘦。上大怒：‘令以我不复见马邪！’欲下吏，桀顿首曰：‘臣闻圣体不安，日夜忧惧，意诚不在马。’言未卒，泣数行下。上以为忠，由是亲近，为侍中，稍迁至太仆。”《外戚传》］
［“行幸五柞宫，谓霍光曰：“朕若死矣！可立钩弋太人子，公善辅之。”时上年六十余，发不白，更有少容，服食辟谷，希复幸女子矣。每见群臣，自叹愚瘠瘦。一二年中，惨惨不乐。时上年六十余，三月丙寅，上昼卧不觉；颜色不异，而身冷无气，明日色渐变，闭目。乃发哀告丧。未央前殿朝晡上祭，若有食之者。葬茂陵，芳香之气异常，积于坟埏之间，如大雾。常所幸御，葬毕，悉居茂陵园。上自婕妤以下二百余人，上幸之如平生，而傍人不见也。光闻之，乃更出宫人，增为五百人，因是遂绝。（《御览》八十八。）］
丁卯，帝崩于五祚宫。
太子刘弗陵即位，是为汉昭帝。
3月甲申，葬武帝于茂陵。
［《晋书·禀林传》：汉天子即位一年而为陵。天下贡赋三分之，一供宗庙，二供宾客，三充山陵。汉武帝享年日久，比崩，而茂陵不复容物。其树皆已可拱。赤眉取陵中物，不能减半。于今犹有朽帛委积，珠玉未尽。］
［武帝身后留下三子，太子弗陵，燕王旦及广陵王济。
关于燕王旦：
汉武帝生平大事年表(51)
导演：胡玫 编剧：江奇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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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武帝年老长，而太子不幸薨，未有所立，而旦使来上书，请身入宿卫于长安。孝武见其书，击地，怒曰：‘生子当置之齐、鲁礼义之乡，乃置之燕、赵，果有争心，不让之端见矣。’于是使使即斩其使者于阙下。
会武帝崩，昭帝初立，旦果作怨而望大臣。自以长子当立，与齐王子刘泽等谋为叛逆，出言曰：‘我安得弟在者！今立者乃大将军子也。’欲发兵。事发觉，当诛。
宗正者，主宗室诸刘属籍，先见王，为列陈道昭帝实武帝子状。待御史乃复见王，责之以正法，问：‘王欲发兵罪名明白，当坐之。汉家有画龙点睛法，王犯纤介小罪过，即行法直断耳，安能宽王。’
公户满习于经术，最后见王，称引古今通义，国家大礼，文章尔雅。谓王曰：‘古者天子必内有异姓大夫，所以正骨肉也。外有同姓大夫，所以正异族也。周公辅成王，诛其两弟，故治。武帝在时，尚能宽王。今昭帝始立，所幼，富于春秋，未临政，委任大臣辅政，奉法直行，无敢所阿，恐不能宽王。王可自谨，无自令身死国灭，为天下笑。’于是燕王旦乃恐惧服罪，叩头谢过。大臣欲和合内骨肉，难伤之以法。
其后旦复与左将军上官桀等谋反，宣言曰‘我次太子，太子不在，我当立，大臣共抑我’云云。大将军光辅政，与公卿大臣议曰：‘燕王旦不改过悔正，行恶不变。’于是修法直断，行罚诛。旦自杀，国除。］
东方朔于武帝死后亦遁隐，不知所终。
［刘向《列仙传》：“东方朔者，平原戾次人也。久在吴中，为书师数十年。武帝时上书说便宜，释为郎。
至昭帝时，时人或谓圣人，或谓庸人，作深沉浅默之行，或忠言，或戏语，莫知其旨。至宣帝初，弃郎以避乱世。置帧官舍。风飘之而去。后见于会稽卖药，五湖智者疑其岁星精也。］
武帝全盛时期，“民户千二百二十三万三千六十口。五千九百五十九万四千九百人，汉极盛矣”。（《地理志》）其中官奴婢约二十万口。何炳棣计算，国土面积近700万平方公里。
［赵翼论武帝之善用人曰：“武帝长驾远驭，所用皆跅弛之士，不计流品也。《张骞传》，自骞开外国道致尊贵，吏士争上书言外国利害，天子为其绝远辄予节，募吏民无问所从来，为备人众遣之。或道中被侵盗失物及失指，天子为其习之，辄案致重罪，以激之令赎，复求使，大者予节，小者为副，故妄言无行之徒争应募，此其鼓动人材之大略也。
至其操纵赏罚，亦实有足以激劝者。如卫青、霍去病等，屡经出塞，为国宣力，固贵之宠之，封侯增邑不少靳。
或奋身死事，如韩千秋战死南越，帝曰：“千秋功虽不成，然亦军锋之冠。”则封其子为成安侯。或在军有私罪，而功足禄者，如李广利伐大宛，斩其王母寡，而私罪恶甚多，则以其万里征伐，不禄其过。甚至失机败事，而其罪可谅，其才尚可用者，亦终不刑戮，使得再自效。
如张骞与李广俱出右北平击匈奴，广失亡多，骞后期，皆当斩，皆许赎为庶人。广又全军覆没，身为匈奴所得，佯死，夺其马奔归，当斩，亦赎为庶人。后皆重诏起用，使之立功。
且任用时不拘以文法。如李广夜行，为灞陵醉尉所辱，及为将，请尉俱行，至即斩以报怨，上疏自言，帝不惟不以为罪，反奖奋之以成其气。其有恃功稍骄蹇者，则又挫折而用之。如杨仆已破南越，会东越反，帝欲以为将，为其伐前劳，特诏责之，又数其受诏不至兰池宫等罪，激使立功自赎。
其驾驭豪杰如此，直所谓条旋在手，操纵自如者也。而于畏怯者，则诛无赦。又或冒功行诈，如左将军荀彘击朝鲜，与杨仆争功嫉妒，虽克朝鲜，终坐弃市，赏罚明如此，孰敢挟诈避险而不尽力哉！史称雄才大略，固不虚也。］
［何按：刘彻有复兴华夏文化之功。《艺文志》：“汉兴，承秦之败，乃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迄孝武世，书缺简脱，礼坏乐崩。圣上喟然而称曰：朕甚闵焉。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事传说，皆充秘府。”刘彻平生手不释卷，雅好辞章，诗赋俱领一时之寇。招揽文学才士，厚禄以待。《楚辞》屈赋，赖之流传。］
［在政治制度上，由秦汉至明清两千年间中国发生了重大变革。但其原型多来自武帝时期所创制。］
清赵翼论秦汉以来政制之变云：
“盖秦、汉间为天地一大变局。自古皆封建诸侯，各君其国，卿大夫亦世其官，成例相沿，视为固然。其后积弊日甚，暴君荒主，既虐用其民，无有底止，强臣大族又篡弑相仍，祸乱不已。再并而为七国，益务战争，肝脑涂地，其势不得不变。
而数千年世侯、世卿之局，一时亦难遽变，于是先从在下者起。游说则范睢、蔡泽、苏秦、张仪等，徒步而为相。征战则孙膑、白起、乐毅、廉颇、王翦等，白身而为将。此已开后世布衣将相之例。
于是纵秦皇尽灭六国，以开一统之局。使秦皇当日发政施仁，与民休息，则祸乱不兴，下虽无世禄之臣，而上犹是继体之主也。惟其威虐毒痛，人人思乱，四海鼎沸，草泽竞奋，于是汉祖以匹夫起事，角群雄而定一尊。
汉武帝生平大事年表(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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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君既起自布衣，其臣亦自多亡命无赖之徒，立功以取将相，此气运为之也。而是时尚有分封子弟诸国。
迨至七国反后，又严诸侯王禁制，除吏皆自天朝，诸侯王惟得食租衣税，又多以事失侯，于是三代世侯、世卿之遗法始荡然净尽，而成后世徵辟、选举、科目、杂流之天下矣。岂非天哉！”
《汉书·贡禹传》论武帝云：
“武帝始临天下，尊贤用士，辟地广境数千里。自见功大威立，遂纵嗜欲。用度不足，乃行壹切之变，使犯法者赎罪，入谷者补吏，是以天下奢侈，宦乱民贫，盗贼并起，亡命者众。郡国恐伏其诛，则择便巧吏书习于计薄能欺上府者，以为右职。
奸轨不胜，则择勇猛能操切百姓者，以苛暴威服下者，使居大位。
故无义而有财者显于世，欺谩而善书者尊于朝，悖逆而勇猛者尊于官。
故俗云：‘何以孝弟为？财多而光荣。何以礼义为？史书而仕官。何以谨慎为？勇猛而临官。’俗之败坏，乃至于是！］
司马光论汉武帝曰：
“孝武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仙，巡游无度，使百姓疾弊，起为盗贼。其所以异于秦始皇者，无几矣。然秦以之亡，汉以之兴者，孝武能守先王之道，知所统守，受忠直之言，杜恶人欺蔽，好贤不倦，诛赏严明，晚而改过，顾托得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乎！”
朱熹说：“武帝天资高，志向大，足以有为。末年海内虚耗。去秦始皇无几。轮台之悔，亦是天资高，方能如此。尝因人言：太子仁孝不能武，答曰正欲其守成，若朕所为，是袭亡秦之迹。可见他当时已自知其罪。””
［何按：武帝为抑制贵戚、权贵、豪强、民变，推行其政令，使用酷吏及峻法治天下。《韩非子》：“法不阿贵，绳不绕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有度篇）
武帝治国，阳儒阴法，以儒典为文饰，政术所行乃法家之道也。
汉初约法省刑，元光元朔间，张汤为太中大夫时，受命与中大夫赵禹论定律令，恢复了汉初曾废除的连坐法、族诛法等，增设见知故纵法、腹诽法等，条令苛密，汉法从此严酷化。《汉书·刑法志》说：
“及至孝武即位，外事四夷之功，内盛耳目之好，征发烦数，百姓贫耗，穷民犯法，酷吏击断，奸轨不断胜。于是招进张汤、赵禹之属，条定法令，作见知故纵、监临部主之法，缓深故之罪，急纵出之诛。其后奸猾巧法，转相比况，禁网寖密。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避四百九条，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决事比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文书盈于几阁，典者不能遍睹。”
汉武帝以法治国，视法度高于一切，不仅主张“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司马谈《六家要旨》）实践上也是一直这样做的。］
司马光指出，武帝“以法制御下，好尊用酷吏，而郡、国为治才大抵多酷暴。”
贡禹评论武帝时政云：
“是以天下奢侈，官乱民贫，盗贼并起，亡命者众。郡国恐伏其诛，则择便巧史书习于计簿能欺上府者，以为右职；奸轨不胜，则取勇敢能操切百姓者，以苛暴威服下者，使居大位。”
酷吏搏击诸侯王、豪族强宗、富商大贾、不法官吏。如义纵任长陵和长安令，行治不避贵戚，曾惩处王太后的外孙修成君子。迁为河内都尉，族灭豪强穰氏。杜周任南阳太守，即捕县官后家居而横行郡中的宁成；南阳豪强孔氏、暴氏因此逃窜。周阳由治郡必灭豪强，尹齐斩伐不避贵势。凡治诸侯王狱，武帝多委任酷吏，如张汤、咸宣治淮南狱。御史也多以酷吏担任，所以刺史六条所察的对象，也就是酷吏所搏击的对象。二是“督盗贼”，就是镇压吏民暴动、起义。如当“郡国盗贼并起”，武帝迁“以杀伐为治”的田广明为淮阳太守。岁余，故城父令公孙勇与客明倩起义，田广明觉知，发兵捕斩，血腥镇压。
［《汉书·酷吏传》，武帝朝酷吏九人，即宁成、周阳由、赵禹、义纵、王温舒、尹齐、杨仆、咸宣、田广明、以及张汤、杜周计十一。其中最著名者为张汤、王温舒、杜周、宁成等。］
［张汤出身长安史，曾为宁成掾，田蚡征为丞相史，又由于田蚡的推荐，补侍御史。
元光五年，武帝命张汤治陈皇后巫蛊狱。大事株连，杀三百余人。迁为太中大夫。元朔三年（前126），武帝重用张汤为廷尉。
［汤见武帝好文学，就用博士弟子补廷尉史，附会《尚书》、《春秋》经义。
张汤内修私德，居官廉洁，又善处理同僚关系，调护故人子弟及穷兄弟，造谒诸公不避寒暑。
元朔三年（前126），汲黯当着武帝的面责斥张汤；“公为正卿，上不能褒扬先帝的功业，下不能化导天下的邪心，安国富民，使监狱出空，为什么要乱改高皇帝的法度？我看你从此要灭种了！”张汤巧言善辩，汲黯辩论不过，怒不可遏，骂：“天下人都说刀笔吏不可做公卿，果然如此。一定是这个张汤，要弄得天下人心怀惧，仄目而视！”
元狩二年（前121），武帝又因张汤治淮南、衡山两狱有功，进一步提升他为御史大夫。自此以后，“丞相取充位，天下事皆决汤。”
汉武帝生平大事年表(53)
导演：胡玫 编剧：江奇涛
连载：汉武大帝 出版社： 作者：导演：胡玫 编剧：江奇涛
王温舒为河内太守时，打击“郡中豪猾”，“相连坐千余家”，“至流血十余里”，“郡中无犬吠之盗”。元狩三年（前120）迁为中尉。
元封二年（前109），杜周继王温舒为廷尉。杜周概以武帝意向治狱，从不依法，凡武帝想打击的，就罗织以罪，武帝想开释的，就拖延审理，一点一点地显示他的“冤状”。宾客问杜周：“君为天下决平，不循三尺法，专以人主意指为狱，狱者固如是乎？”杜周答：“
三尺法安在哉？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当时为是，何古之法乎？”
公孙弘曾对汉武帝谈论宁成，说：“臣居山东为小吏时，宁成为济南都尉，其治如狼牧羊。成不可令治民。”武帝用宁成为函谷关都尉。吏民出入关者皆畏之，云：“宁见乳虎，无值宁成之怒。］
［何按：武帝一朝削平了困扰文景时代的同姓王问题。极大地加强了君权。但其结果，却使得皇帝孤立，失去了外部的屏藩。导致士人阶层及行政官僚集团的权力强大。皇帝不得不依靠外家即舅氏通过控制军权屏藩王室，又不得不加强宦官的权力（此武帝晚年的办法），即以内朝去监督和控制外朝行政官僚。又以酷吏去监督内外臣官僚。外戚、宦官与士人官僚的矛盾（最激烈者即演为东汉党锢之祸），遂成为西汉后期和东汉一代常困扰以至汉朝亡国的根本政治问题。］
［夏曾佑《中国古代史》曾说：“案中国之政，始于汉武帝者极多。”其略述曰：
“一、武帝即位，称建元元年。帝王有年号始此；
二、是年诏郡国举贤良方正进言极谏之士。上亲策问，擢广川董仲舒为第一。科举之法始此；
三、仲舒请不在《六世》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之。于是罢黜百家，用儒术，议立明堂，遣安车蒲轮，束帛加壁，迎鲁申公。专用儒家始此；
四、元光元年，命李广屯云中，程不识屯雁门。征匈奴始此；
五、李少君以祠灶却老方见上，上尊信之。于是天子始亲祠灶，遣方士入海，求蓬莱安期生之属，而事化丹沙诸药齐之黄金矣。方士求仙始此；
六、是年女巫楚服教陈皇后祠祭厌胜。挟妇人媚道。事觉，诛楚服等三百余人，废皇后陈氏。巫蛊始此，废后亦始此；
七、元朔元年，东夷秽君南闾等二十八万人降，置苍海郡。开朝鲜始此；
八、是年诏吏通一《艺》以上者，皆选择以补右职，以儒术为利禄之途始此；
九、六年，诏令民得买爵，及赎禁锢，免藏罪，置赏官，名曰开功爵。级十七，各有定价。卖官始此；
十、南越相吕嘉杀其王及太后以叛。秋，将军路博德等讨南越，斩品嘉，置南海，合浦、苍梧、郁林、珠崖、儋耳、交趾、九真、日南等九郡。开南蛮始于秦，今再复之；
元鼎六年，东越王余善叛汉，自称武帝。将军杨仆击东越，斩余善，遂徒其民于江淮间，其地遂虚。开闽越始此；
十一、元封元年，春正月乙卯，封泰山。丙辰，禅泰山下东北肃然山。封禅始此；
十二、太初元年，夏五月，造《太初历》，以正月为岁首，色尚黄，数用五，以为典常，垂之后世。以正月为岁首，色尚黄，皆始此。
是中国之政治于汉武者，凡一十二事。］
［何按：夏说遗漏设中书以内官参决机要，（史称“武帝数晏后庭或潜游离馆，故请奏机事，多以宦人主之。（《后汉书·宦者列传》））设十三部刺史建立地方官吏监察制度，盐铁官营、均输平准、铸五铢钱、以马蹄金改革币制统一金融，租及六畜、告缗（征财产税）等；以及由汉初节约自持，优礼宰相，垂拱无为的政治，演变为扩张皇权，收揽一切权力于君主的“大有为”政治。］
［汉武帝很重视派遣使者“巡行天下”的作用。元狩元年（前122年）平定淮南王、衡山王谋反之后，兴起大狱，为了表示与民“更始”，派遣谒者“巡行天下，存问致赐”。后三年又派遣谒者“劝有水灾郡种宿麦（即冬麦），举吏民能假贷贫民者以名闻”。又后三年即元狩六年，又派遣博士、大夫等六人“分循行天下，存问鳏寡废疾，无以自振业者贷与之，举三老孝弟以为民师，举独行之君子征诣行在所”。元鼎二年（前115年）江南水灾，又派遣博士“分循行，谕告所抵，无令重困，吏民有救饥民免其厄者具举以闻（《汉书·武帝纪》）。从元鼎四年起，武帝就多次亲自大规模出行，也或称为“巡狩”。当他一开始出巡，就发现郡国存在着许多严重问题，有的太守因此自杀，有的太守因此被诛。《史记·平准书》载：
天子始巡郡国，东渡河，河东守不意行至，不辨，自杀。行西逾陇，陇西守以行往卒（仓卒），天子从官不得食，陇西守自杀。于是上北出萧关，从数万骑，猎新秦中，以勒边兵而归。新秦中或千里无亭徼，于是诛北地太守以下，而令民得畜牧边县。
既然太守这样失职，监郡的御史又不举发，要天子亲自出巡方才知道，说明监御史形同虚设，所以到元封元年（前110年）就废去监郡御史。大典本《汉旧仪》说：“元封元年御史止不复监。”到元封五年，就创设十三部刺史，这是进一步采取有效措施来加强对郡国的监察工作。
汉武帝生平大事年表(54)
导演：胡玫 编剧：江奇涛
连载：汉武大帝 出版社： 作者：导演：胡玫 编剧：江奇涛
刺史制度有下列五个特点：
第一，刺史为中央派遣常驻在监察区的监察官，设置固定治所，便于就地监察和吏民检举告发。
第二，刺史隶属御史大夫所属的御史中丞，纯为监察官性质，对于所监察的郡守等二千
石地方官，没有上下级关系，也没有相关的利害关系，做到了《商君书·禁使篇》所说“监”与“官”的“别其势”，权势各自独立而分开，便于发挥监督和检举的作用。
第三，刺史只是监察而不是行政长官，它和秦代有兵权、人事权的监御史不同，而且刺史有规定的监察范围。
第四，刺史秩卑、权重、赏厚，使便于监督察，乐于劾举。
第五，刺史定期巡行所部郡国，叫行“行部”。通过“行部”可以考察守、相治迹，广泛接触吏民，了解下情，因而对守、相的劾举，往往有事实依据，可以击中要害。
设置刺史确是当时比较有效的监察制度。
汉武帝在创设刺史之后十七年，又设司隶校尉。司隶校尉本为督捕诛杀巫蛊而设，后来就督察三辅、三河、弘农，成为类似刺史的官职。武帝也还为临时发生的天灾或事件，派出使者“巡行天下”，先后有四次之多。此后长期沿用这种制度。这种临时派遣的使者所担负的任务，多数属于慰问救济性质，所谓“存问致赐”；或者附带督察吏治，选拔人才，所谓“举贤良”、“举茂材异伦之士”、“举淳厚有行能直言之士”等等；或者着重平反冤狱，例如五凤四年（前54年）“遣丞相、御史掾二十四人循行天下，举冤狱，察擅为苛禁深刻不改者（《汉书·宣帝纪》）。鸿嘉元年（前20年）“临遣谏大夫理等，举三辅、三河、弘农冤狱（《汉书·成帝纪》）。这些平反冤狱的使者就带有监察性质。］
［武帝之孙宣帝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武帝所行之政术，外儒内法。所谓王道，即董仲舒所说“孔子主立新王之道”，（春秋繁露·玉杯）。王道，即国家主义。诸子皆私学，而儒学乃王道也。霸道，法令权术也。］
贺昌群云：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表面上为儒家思想，实际上则为儒道法三家所综汇。
儒家之王道，道家之无为，法家之循名责实，信赏必罚，这三者是构成中国政治社会的三位一体的基本要素。中国古来第一流的政治家，莫不兼有这三种精神。如果缺少一种，或偏重一种，未有不失败的。
何按：武帝以酷吏行苛法重点打击宗王外戚显贵，又外施仁义而杂用王霸，改革意识形态及上层建筑，由汉初崇尚黄老，尊儒兴学，博开艺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学，全面崇兴学术文化。以经过改造的今文经学为主导思想，并延用法家集中权力的国家主义；遂成为此后二千年间中国宗法皇权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
1995年新疆民丰县尼雅（古精绝国）遗址出土武帝时代武士织绵吉祥护臂，织绣凤凰、鸵鸟、獬豸、白虎、四灵及“五星出东方利中国”语。盖汉初以五星聚于东井为吉祥也。
毛泽东论汉武帝谓：“汉武帝雄才大略，开拓刘邦的业绩，晚年自知奢侈、黩武、方士之弊，下了罪已诏，不失为鼎盛之世。（毛泽东1957年6月17日同吴冷西等人的谈话，转引自吴冷西《新闻的阶级性及其他——毛泽东几次谈话的回忆》，《缅怀毛泽东》上册，第20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咏汉武帝
［清］王 昙
一
（祖龙而后得驱除，千古雄才断不如。
一统早收南越地，六经始重圣人书。
求言帝度容方朔，问道儒公用仲舒。
五十四年文治日，天山犁得幕庭虚。）
二
（求贤初诏下金门，一榜贤良百十人，
容得马迁留谤史，育成苏武做忠臣。
张汤峻法刑名好，汲黯狂言戆谏真。
明说才赋无大用，邹阳枚马任沉论。）（枚，枚皋。马，司马相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