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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戏的前世今生
作者：傅谨
《老戏的前世今生》目录
如何让朱买臣故事有教育意义贫贱夫妻的经济学风尘的想象与写真什么时候才能容忍妓女横行美人计的成本和风险西湖山水还依旧“人鬼情未了”的中国版本杨四郎的伦理底线昭君怨，文姬恨从关羽到关老爷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谁是最可爱的人螟蛉有子，蜾蠃负之我们都应该怕“尚方宝剑”什么人能当县官六案孔目与技术官僚治国天网恢恢，疏而……
暴行与正义没赖场，赖和尚封底文字：以《浣纱记》为典型代表的美人计，是一种竭力要让敌人因消费美女而快乐，渐渐从一个有理想、有追求，或者说有野心也有雄才大略的强人，堕落成纯粹的享乐主义者的计谋。
——《美人计的成本和风险》《救风尘》的故事，始于一对嫖客和妓女很像要向爱情与婚姻转化的性买卖，性的临时交易变成长期租赁，要从零售和批发转成一次性买断，用男主人公周舍的话说，那是“她一心待嫁我，我一心待妻她”的现厢情愿的大好事。
——《风尘的想象与写真》《四郎探母》的故事之所以成立以及感人，一个非常重要和关键的原因，就是大汉的杨四郎和番邦的铁镜公主相互之间通过十五年的婚姻生活建立起来的跨文化的信任。
——《杨四郎的伦理底线》
作者简介
傅谨，男，1956年生于浙江衢州，文学博士，当代最具影响的戏剧理论家之一，现任中国戏曲学院特聘教授，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戏剧美学和现当代戏剧研究，同时大量撰写艺术评论与文化随笔。曾经出版专著《新中国戏剧史》（湖南美术出版社，2002）、《草根的力量——台州戏班的田野调查与研究》（广西人民出版社，2001）、《中国戏剧艺术论》（山西教育出版社，2000）、《戏曲美学》（文津出版社，1995）等10部和随笔集《醉卧花丛》，这些著作多次获得“中国图书奖”和“国家图书奖”提名奖，并先后获第二届文化部文化艺术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北京市文艺评论奖一等奖，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二等奖，中国曹禺戏剧奖?评论奖优秀奖等学术奖项。
贫贱夫妻的经济学(1)
所谓理想，都意指凡人难以企及的境界。孟子云：“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两千多年来这番话一直被读书人用来形容君子操守以自我激励，但事实上也没少用来要求别人、要求普通百姓，或者说更经常是用来要求普通百姓。要求别人比要求自己为多，是因为比起躬身践行，到底是教育别人比较容易些。
戏里戏外，有多少人能够同时达到做人的这三种境界，很难回答，因为这类事情，能不能做到是个实践问题而不是理论问题，没有真正遇上考验人的关键时刻，谁都以为自己是天字第一号的好汉；而要让一个人一古脑儿都经受这三项考验，机会又可以说少而又少，所以还是不得不空谈。
既然空谈，就有个顽皮的想法，想比一比三者的难易程度。找不到一身而能兼三任的顶级君子，区别其难易只能任凭揣度。做君子的这三种理想操守，虽然都难，细细相较，毕竟其间还是有难易之分。说起来，我以为最难的是第三句。贫贱年间，人们可以仅凭着某种信念和理想支撑着保持自己的本色，而贫贱之家，本来就难得遭遇什么真正的诱惑，想“移”也并不总是有机会“移”，就像怀旧的艺术家常常会想念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人们对艺术的专注，却忘记了这种专注的背后，是哪怕你想贪图物欲也没有什么可让你贪图呀；面对种种暴力的压迫，以江姐刘胡兰——至少是道德理想教材里塑造的江姐刘胡兰——为代表的女英雄“威武而不屈”的行为，固然非常人之所能为，但不是所有视死如归的人都有君子的高尚理想道德为支撑，有时也可以只是一种倔犟的心性，虽然强过匹夫之勇，相去未必很远。然而，说到“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其实都比不上“富贵不能淫”那么煎熬人。天地间多少人，一阔脸就变，元杂剧《渔樵记》和后来许多同题材剧目的“马前泼水”的男主人公朱买臣式的人物满大街都是，看他得了个状元就跩成那样，对那位含辛茹苦和自己共渡了二十年苦难的夫人——哪怕只能称为前妻——使劲地发飙，就像《冻苏秦》里最终六国封相的苏秦对他的嫂子发飙一样。写在戏里演在台上，你可以说他算不得什么光彩，只不过是个得志小人而已，但人们好像很能接受和认同朱买臣。他当然是有资格跩的，毕竟他中的是头名状元呢，不过只是面对那位与自己曾经同甘共苦二十年的结发妻子发飙算什么能耐？
是的，这篇文章要继续谈朱买臣和他的结发夫人的故事。世人看《渔樵记》看《烂柯山》，指指戳戳，骂的多是朱买臣那位未能达到“贫贱不能移”的理想境界的夫人，而对没有做到“富贵不能淫”的朱买臣，却表示出惊人一致的沉默。朱买臣故事写尽文人的酸辛，戏里的朱买臣努力读书却多年考不上功名，于是他的妻子狠心地强逼他写下休书，一场“逼休”演得让人不由得潸然泪下。最后马前泼水一场，只是点睛一笔，无非是为了告诫普天下嫁给读书人的女性们，要有长远的眼光，切切不可因耐不住一时的贫贱而错过了一场好姻缘。所以，你可以把这看成一部劝女人“贫贱不移”的戏，而且仅仅如此。人们不能原谅朱买臣的妻子却很容易接受马前泼水时朱买臣那副嘴脸，坐在剧场里看戏文一段一段地演绎，好像是谈到“贫贱不能移”时人人心里都跃跃欲试，仿佛每个人都比朱买臣的夫人更能够安贫乐道，何况那清贫日子过后马上就是大富大贵呢？然而那一句“富贵不能淫”很容易被人们轻轻带过，看到朱买臣的得意样子，大凡心里感觉特解气的主儿，假如真有幸骑着高头大马路遇当年冷落了自己的前妻，多半都会效尤。看来，“贫贱不能移”很多人都能做到，因此可以很义正辞严地用它为标准要求世人，而“富贵不能淫”才真正困难，有几个人做得到？
所以我们还是老老实实来谈谈“贫贱不能移”。论及贫贱，朱买臣似乎比他的夫人更像是“不移”的模范，戏就是这样演的，但即使我们以最善良的心性分析朱买臣之所以“不移”的原因，也与高尚的人生境界相差不少。因为无论是按照这部大戏的哪种演法，朱买臣之所以“不移”，都不是因为他对贫贱人生甘之如饴，更不是因为他对于读书、对于求知有什么形而上的兴趣，而是由于他相信自己是个经国济世的大才子，由此认定自己很快就能够发达。因此，他读书只是为了高官厚禄，他能够忍耐贫贱的生活只是因为他还需要等待时机。中国古代戏剧总是能用非常简洁的表达方式揭示他这类人的读书目的——为了科举并且为了考上状元，因此，他读书是为了科举，他愿意读书是由于他深信自己能够通过科举改变命运。
如果读书是为了发达，就像嫁人为了幸福一样，那它就成为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投资。但这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正常的投资，暂且把那些更高尚的理由放在一边，我们更客观地、更诚实地将读书当作一种特殊的职业，并且把中国古代读书人放回到他们生存的那个环境，来讨论专门从事“读书”这种职业的文人们的行业前景与风险，就不难知道这样的投资的风险与收益实在是很不对称。如果说读书的目的不仅仅在于它本身，更在于假借科举这条特殊的通道，读书人有朝一日有可能因为才学而获得升迁的机会，那么科举制度就成为一种诱使人们将读书当作一种有前途的职业的制度设计；只不过科举对于读书人来说太像博彩，科举制度也就成为像博彩一样的干部制度。中国古代戏剧里的科举更是这样，因为在戏剧里，科举的博彩性质被无数倍地放大，放大得清晰无比。说科举类如博彩至少有两层意思，其一是说，像这类三年一次又有那么多读书人参加的考试，卷子最后能有机会到达天子手上并且还要被相中，那概率是很低的；即使排除所有作弊的因素，假定每次的科举考试都很公正，哪份卷子被相中哪些卷子被刷下，在很大程度上也要看运气，未必真能衡量出举子与举子间高低不等的水平；其二是说，即使像用数字机摇奖来决定获奖者那样完全随机的、本来并不存在任何规律性的博彩，却总是有许多人相信自己拥有非同寻常的洞察力，比别人有更大的可能中得大奖，因此戏里的书生们无不相信中个状元就如同探囊取物般信手拈来。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戏里戏外，为什么三年一次的科举考试会吸引全国上下那么多读书人去疯狂地追逐那一个极其微小的机会，其原因，就是由于每个读书人都像戏里的秀才一样，深信自己有异乎常人的才能与运气，他将是那唯一的幸运儿，就像买彩票的人相信自己能中大奖一样——最后的相似是，穷人才会经常做中彩而一夜暴富的梦，穷书生想要彻底改变自己的命运，除了做做考状元这样彩头极大的梦，又能有什么办法呢？何况机会小并不等于没有机会，更不用说，机会小并不意味着没有吸引力，关键在于游戏规则的制订。如果把考状元比喻为一种博彩，那么它可能是比起任何彩票的中奖概率更低的一种彩票，但只要彩头足够大，就总是有其吸引力。
哲学家们假设人是有理性的动物，按照这样的逻辑，人们会理性地分辨某种现象出现的概率，由此来指导人们的行为与选择。殊不知假如人类真是如此理性，那么像彩票这一类中彩的概率极低而且结果注定是“负和”零和都说不上，彩票中心的员工还指着它发薪水呢的博彩，就不会有任何人参与，按照一样的道理，假如人真是理性的动物，那么朱买臣之类的文人大约就不会去想着通过读书以改变命运。既然考上状元那么难得，而且每个书生都明明知道科举三年一考且状元只有一名，为什么还会有无数人沉迷其中，为什么还会有那么多戏剧作品里的女主人公做着状元夫人梦？事实显然不是这样，事实是彩票的生意很好，在哪个时代在哪个国家都很好，而且喜不喜欢买彩票好像与钱袋的关系成反比，千万不要以为人们都是钱多了有资本糟蹋了才去买彩票的，相反，口袋里空空如也固然不可能去买彩票，但同时真正的有钱人也很少有买彩票的兴趣。因此我们总是听说某某穷人买彩票中奖了一夜暴富，我们不会听说比尔盖茨某日买彩票中了巨奖因此他的财富从４００多亿美金上又增加了０．１亿。
因此，说戏里的朱买臣只是个赌徒并不过分，他因为贫贱因此需要赌徒式地义无反顾，但这无论如何不是什么值得称道的品行。归根到底，朱买臣故事讲的是贫贱夫妻的生活方式与理想，尤其是贫贱夫妻的婚姻生活。贫贱夫妻百事哀，我从来不相信贫贱本身能够让人道德高尚，就像王小波不相信当年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能够得到思想改造一样。
既然朱买臣不值得称道，他的夫人也不应该受两千年的责骂。我们能对这一对贫贱夫妻提多高的要求，“贫贱不能移”是不是也该有点前提？但戏剧家们不会去考虑前提，就像道德君子们，当他们教育普通百姓时也有意无意地忽略了“高尚”其实也是要有前提的。如果说元杂剧写朱买臣的夫人还算厚道，昆曲和京剧里敷衍的朱买臣故事，不仅仅是越来越努力地用尽尖酸泼辣的笔墨以渲染朱妻崔氏的狠心，而且更是里里外外透着嘲笑她的目光短浅，但从来没有人认真地为朱买臣的夫人设身处地想想，一个女人面对一个读书读了二十年还看不到什么前途的男人，你要求她等到何时？姜太公九十岁遇文王堪称困顿文人终于等到发迹之时最经典的故事，那就以姜太公为例吧，你觉得一个女人是不是有理由和有必要为他那一辈子没出息的丈夫守到九十岁？我不以为一个人能够仅仅为了将来的且未可预知的富贵而忍耐一位没有出息的丈夫到他九十岁，而且，纵然富贵可以预知，在那么冗长的清贫的一辈子后面，就算真有天下无双的大富大贵，毕竟好日子也剩不下几天。她的一辈子清贫日子，如果仅仅是为了换来一块刻着“某某夫人”字样的墓碑，从经济学的角度看，那数十年的等待是不是值得，我想所有人都不难得出自己的结论。因此，对于朱买臣的夫人，当她陪同她丈夫走过了数十年黑暗时光之后，假如她想改变自己的人生道路，想要在贫贱中“移”上那么一“移”，并不是没有充分的理由。
只可惜这一“移”就“移”出了她的婚姻，而且，从经济学的角度看，“移”得亏了老本。
但我们必须首先看看朱买臣夫妇的这桩婚姻是什么性质。
用经济学的表达方法，婚姻就是一个家庭将自己的某一成员置换到另一家庭中，同时在两个家庭间建立了一种特殊的亲密关系，以期对所有相关的个体以及家庭都有所收益。戏剧多以人类两性间的关系为题材，婚姻既然是两性交往最重要的结果，自然就成为戏剧最重要的题材之一。婚姻之事固然应该以情感或以社会学论，但假如从经济角度讨论，也有其特定意义，俗话说吃不穷穿不穷不会算计要受穷，婚姻这样的大事，如果都不去算一算投入产出，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浪漫主义的文学家经常描写一见钟情，他们的经典话语是“我第一眼看见他／她时我就知道自己完了”，类似于《西厢记》里的张生“怎当她临去时秋波那一转”，言下之意，是说他或她只看对方一眼，就知道这是前世命定无法逃脱也不舍得逃脱的婚姻，有关以身相许的决定瞬间做出，完全不顾及所有世俗的因素，也不再像我辈俗人那样想着财产门第之类，甚至连人品也不管。假如这样的一见钟情不是由于一种职业的敏感，那么这婚姻的危险程度之高可想而知，大凡是对子女的未来抱有几分责任感而又有点生活阅历的父母，都会举出一百个例子告诫孩子们，说这样的婚姻多么不可靠。所以成年人才会每每力劝莽撞的年轻一代，让他们慎重对待“婚姻大事”。换句话说，婚姻上要求门当户对并不全是因为老辈人的昏庸与势利，所谓门当户对的婚姻，其意就是尽可能降低婚嫁的风险成本；按照同样的道理，我们也就可以说，假如有机会建立一桩好的婚姻，显然会大大降低婚嫁双方未来生活的机会成本，而这样关乎一生的事情，用上一些心思，多做一些考虑与权衡并没有什么大错。当然，爱情除外，文学家们喜欢说爱情是无条件的，但是戏文里将要嫁给书生们的小姐考虑的不是单纯的爱情，还是婚姻，她们并不满足于仅仅是爱一爱书生，最终还想要嫁给他们做诰命夫人呢。确实，除了浪漫主义文学家的描述之外，在更多的场合，对于更多的普通人而言，婚姻是一种选择，隐含了利害和得失之间的权衡，更涉及到未来一生的幸福，因此门第才显得尤其重要。
有关门第的考虑是有例外的，元杂剧《渔樵记》就是这样写朱买臣的婚姻，他的丈人之所以将女儿终身许配给门第并不相称的朱买臣，是由于看中了这位青年才俊的未来，而不是看中了他现在的门第。当然这是戏剧，戏里的书生总是能够发达。讨论戏里的书生有个重要的前提，那就是戏里的读书人，从宋元南戏以来，其归宿就只有一种。戏里的读书人，不管是姓朱还是姓别的什么，基本上都是要状元及第做“天子门生”的，但是我们都清楚，在实际生活中，书生发达的机会实在很小，考中状元的机会更是微乎其微。这个机会之小，缘于状元的数量与书生之间的比例。将近千年的中国戏剧史，以书生中状元为结局的戏数以千计，如果戏文里的状元都是真状元，那就需要将隋唐以来曾经有过的每个状元写成好几本戏才够用。诚然，民间戏剧并不在乎科举之例始于隋唐的史实，春秋战国时代的书生的发达也不由分说地被演绎成中了状元，朱买臣就是一个现成的例子，我们也可以不在乎；但即使由着戏文的性子，按照正常年份三年左右开一次科举，一千个状元就需要三千年。而全中国有那么多的书生，且不说在全国如过江之鲫的考生中名列榜首得中状元多么困难，就算是范进那样，在地方考试中名列前茅，中个举人，也算是很难得。因此，中国传统戏剧有关读书人中状元的叙述模式，是在有意地隐瞒读书人中状元的几率，以欺骗性地营造出读书人与状元郎之间的虚假的亲密关系。有关才子佳人珠联璧合的神话就是这样成批地生产出来，很多代戏剧家一起从事一项“有组织的欺骗活动”，除了那些正面描写嫁给读书人的女性身着凤冠霞帔荣光无限的大团圆以外，还有反着写的《渔樵记》《烂柯山》之类。
而戏剧要告诉我们的，恰恰就是最不可能出现的那种结局，虽然它同时最容易让我们轻信。假如在现实生活中，朱买臣之类的婚姻有理想结局的可能性，实在是要远远小于他老丈人的预想。
以现实生活中的算计论，我们必须将崔氏嫁给朱买臣看成是一桩重大的风险投资——撇开感情的因素，纯粹用经济学眼光看婚姻，完全可以将它看成是一种以性命相搏的投资，而在中国古代社会，它也确实是被这样理解的。在这里，所谓投资的意思有两层，其一是婚姻的当事人，尤其是女性，她嫁一个人就意味着将自己的终身作为赌注，博自己一生的幸福，至少是希望比不嫁更幸福；其二是涉及婚姻的两个家庭，嫁与娶的决定，经常会对两个家庭此后若干年里的幸福程度产生深刻影响。俗话“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精彩无比，事实正是如此。
假如读书人考状元就像买彩票，那么，把嫁人比喻成炒股票，倒真是差可比拟。嫁给读书人意味着你的一种特殊的投资行为，你假如眼光敏锐，看准一位将来能够发达的穷小子在他处于人生低潮时嫁给他——这时你能嫁给他就足以令他感激涕零了哪里还敢索要嫁妆——陪他一起苦苦熬上几年清贫的日子，将会在你的丈夫像朱买臣那样一举得中而彻底改变社会经济地位以及生活方式时，牵着他的袖子一起进入上流社会，坐享其成，获得令世人羡慕不已的可观收益。
嫁给读书人就像选择做一个读书人一样是有风险的，即使每个读书人都如同戏剧里的秀才那样最后得中状元，也仍然充满风险。不要只看见戏剧里风流倜傥的男主人公们都很轻易地中了状元，痴痴等待他们得中的糟糠之妻们立马草鸡变成凤凰，我们宁可相信那是由于剧本是读书人写的，因此其中满是站在读书人的立场上欺骗良家妇女的谎言；只有很少比较诚实的戏剧家，只有很少比较诚实的戏，还是在不经意之间流露出女人嫁给读书人的风险——比如《渔樵记》和《烂柯山》之类，然而，即使是这些讲朱买臣故事的戏剧也仅仅涉及到嫁给读书人的女人所可能面临的风险中的一小部分。你想想，嫁给一个读书人，你要做好以下的心理准备：他不会在家务事上费任何心思，不是说他不干家务活而是说根本不考虑家里的用度而且连你偶尔要严肃认真地考虑考虑家庭柴米油盐之类开支的经济来源，也会遭到他的鄙视觉得你俗不可耐，因此，除非你家财万贯并且没有人介意你把娘家搬空，否则你们将会缺吃少穿；他是个不懂世事的混球，大凡有财有势者都将在他得罪之列，因为他时时要显示出与他们“冰炭不同炉”，即使是没来由地向这些权势者挑战也会让他心理上感到极大的满足；在同事面前他的摆谱功夫一流，你需要随时准备做出一副举案齐眉红袖添香的模样给足他面子，最好还要能够和他相互酬唱，但是他并不准备将你当作情诗里唯一的女主人公，为了表示他是个文人，他还会经常地风流那么几下，他觉得找歌妓是一件很体面的事情，全然不顾及那是不是会伤及你的自尊和感情。嫁给读书人的成本是如此之高，最后实际面临的风险还要远远超出这些，即使真的中了状元，还要提防着他高中后停妻再娶，像《琵琶记》里的蔡伯喈，《秦香莲》里的陈世美那样，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总之是在丞相府招了亲，或是竟然作了驸马爷。然而，所有这些风险，似乎都抵挡不住戏剧里女人们飞蛾投火般地嫁给将要考状元的读书人。因为那是一场比任何股市赢利希望都更为渺茫的游戏，需要的是对美好未来近乎愚蠢的轻信。
是的，我们就是像嘲笑那些错买错卖了股票的股民那样嘲笑朱买臣夫人的，她年轻时买进的可是升值无限的原始股啊，虽然在手里被套牢而捂了二十年，大不该就在它股价飙升的前夜居然三钱不值两钱地抛了。最失败的股民不是投资股市亏本，因为亏本是股民的常事，而越是老股民越有平和的心态承受亏本，最失败的是你好不容易买到了一只绩优股而且你一直对它的升值潜力深信不疑，然而在它急剧升值之前，却突然鬼使神差般地对自己的信心发生了动摇，于是，你坚定不移地割肉清仓而且还为自己成功地止损解套而沾沾自喜，你正在得意洋洋地欣赏自己壮士断腕的果敢，突然报子前来，告诉你今年的状元就是你刚刚逼他休了自己的朱买臣！
都说人生如戏，戏如人生，戏里的道理却往往不是人世间的道理。人世间的道理总是如此残酷，总是为贫贱夫妻所不理解。但贫贱夫妻除了“贫贱不能移”以外，实在是没有更多的选择，就像穷人为了一夜暴富而买彩票和股票，明知这并非最好的人生方案却也不得不接受次优的选择一样。没有人能够回答假如朱买臣永远没有中状元的机会，那他的夫人仍然死心塌地跟着他吃那无名苦是不是正确与合算的投资策略，贫贱夫妻的账本老是出现错误，而且当他们出错时不仅得不到同情反而遭到世人嗤笑。
元杂剧《渔樵记》开场，四十九岁还没有什么发达迹象的朱买臣感慨万千地叹息：“常言道皇天不负读书人，天哪，我朱买臣这苦可也受的勾了也。说什么年少今开万卷余，每日家长叹吁。想他这阴阳造化果非诬。常言道是小富由人做，喒人这大富总是天之数。我空学成七步才，漫长就六尺躯，人都道书中自有千钟粟，怎生来偏着风雪混樵渔。”当时这一对贫贱夫妻还在分享他们的苦难，但是，朱买臣没有放弃，放弃的是他的发妻。几个月以后命运告诉朱买臣的夫人那放弃不仅是情感的错误，更是一个莫大的投资意义上的错误。那么，为了避免重蹈朱买臣夫人的覆辙，贫贱夫妻就只能一如既往地以博彩式的投机心态忍受生活中的苦难，并且用那或许只有千分之零点零几的成功几率自我慰藉，以此为“贫贱不能移”的人生选择背书吗？
风尘的想象与写真(1)
早年的文学理论，强调文学中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两大创作方法的分野，如果要用这个方法将元代或更多妓女题材的戏剧分为两类，那么，《玉堂春》大约属于后一类，《救风尘》和《谢天香》就属于前一类。鼎鼎大名的《杜十娘》呢？介乎两者之间。我在这里使用这分类法，指的只是嫖客妓女之间的关系，不论其余。《谢天香》写这位才高八斗的歌妓与嫖客柳永的情事，倒是很实在。看柳永对谢天香何等眷恋，但他刚刚上朝取应，新来的开封府尹钱可要娶谢天香为妾时，她也就半推半就地过门去了。倒是钱可和柳永这等文人浪漫，真把一份与歌妓的感情放在心里，配得上“敬重”二字。这“敬重”的后面，是不是还有一些别的意思，怕也是很难让人放心。更何况，就算是文人，嫖客终究就是嫖客。
嫖客可以痴迷歌妓，然而痴迷歌妓的嫖客，是要为此付出很高昂的代价的，比如说《玉堂春》里的王金龙。苏三唱起他当年的好处，道说是“三年花了十万雪花银”，就算十万是夸张，手头需要流水般大把大把扔下白花花的银子那是肯定的；而在妓女，毕竟过日子才是第一位，在接待嫖客时要努力搜括他腰包里的钱财也是肯定的，纵然她们会对嫖客有那么几丝关乎永恒的婚嫁之类念头，那也完全是为了图个后半生的享乐。这就是元杂剧告诉我们的道理，不知道这样的道理是不是很深奥。如果看了《谢天香》还不能悟出这道理，那就得再读读《救风尘》了。
《救风尘》的故事，始于一对嫖客和妓女很像要向爱情与婚姻转化的性买卖，性的临时交易变成长期租赁，要从零售和批发转成一次性买断，用男主人公周舍的话说，那是“她一心待嫁我，我一心待妻她”的两相情愿的大好事。好事并不总是多磨，在《救风尘》里，多磨只是戏的前史，故事起始之前本是老鸨很老套地在作梗，但是大戏很快进入主题，那就是老鸨的心也软了，决定放这对痴男女一马，甚至都忘记了要敲上一笔，要求他一次性买断以后的“工龄”。周舍和宋引章这桩疑似爱情的婚姻终于看到了曙光，然而却半路里杀出个书生，真正的戏剧性由此展开。
元杂剧在涉及到妓女的爱情时，很自然地将商人与舍人——达官贵人的公子——归为一类，这是失败者一族，他们总是在与书生情敌的争夺中败下阵来。周舍遇到的是名叫安秀宝的书生。这位安秀宝也不是善茬，按照他的自述，“小生姓安名秀宝，洛阳人氏。自幼颇心儒业，学成满腹文章。只是一生不能忘情花酒。”他一见宋引章嫁了周舍，一赌气就要来争。原来他也曾经嫖过宋引章，而且当初宋美人也曾经有意要嫁给他，然而最终却好事未成。戏里没有说为什么没成，但是从戏情上推断，大约总是老鸨不肯让她出嫁吧，现在听说，哦，原来宋美人是可以嫁人的啊，那么，凭什么非要嫁周舍人而不嫁我啊？他的理由是宋美人当年答应过他。不过，妓女从良时选婿，难道还非要论个先来后到吗？好像没听说这行还有这规矩。所以安秀宝的道理是不讲究的，因为道理不讲究，不能光明正大地与周舍去争，才转头来央求与宋美人曾经有过八拜之交的同门姐妹——另一位妓女赵盼儿，她就是《救风尘》的第一女主角。
赵盼儿分明是个好事的主儿，就算她没有因为见着往日依赖着自己的姐妹宋引章嫁了个有权有势的公子哥儿就忿忿然，但心里的不爽起码是有的。刚巧，好好的有个秀才来央求她，装模作样地推托了几句再加几分火上添油后，立马出动要去拆散这桩婚姻。不想宋引章并不听劝，宋美人的回答很实在，要我嫁安秀才？“我嫁了安秀才呵，一对儿好打莲花落。”那意思是说，我可不愿意跟着安秀才过穷日子，文人，文人又怎么样，守着个文人做老公能当饭吃？宋引章的话并不是没道理，就算是安秀才会读点书有点儿学问，毕竟还没有个正经的营生，也看不出有多少出息。用元杂剧《举案齐眉》里的小丫环梅香的话说，“世间多少穷秀才，穷了这一世，不能发迹。”更何况还有宋引章没有说出戏里也故意朦胧了的话——那还是个“一生不能忘情花酒”的文人呢。
这样的心态，很不像大多数戏剧作品里的妓女，因为大多数戏剧作品，妓女好像天生就是用来给文人做托儿的，开头提到的《谢天香》就是典范。此外，她们还经常帮助文人脱困，比如说著名的《玉堂春》，那位有才气也有积蓄的妓女苏三不仅帮助落魄（虽然是由于嫖她而落魄）文人渡过难关，而且还资助他进京赶考终于高中状元，因此她最终是应该做夫人的了；所以，偶尔有妓女嫁给商人或者舍人那她就惨了，《杜十娘》里的女主人公是还没嫁成就绝望投江而死，宋引章倒是嫁成了，一进门就被打了五十杀威棒，然后过的是什么日子啊，不知道是和她以前在娼门里比还是和一般的良家妇女比，总之觉得是生不如死，终于无法忍受，厚着脸皮只好再去求同门姐妹赵盼儿搭救，于是就有了这部精彩的作品。
是的，我经常疑惑不解地读古代戏剧作品，不明白为什么它们那么兴致勃勃地写文人墨客与风尘女子的浪漫情调，而且还经常要拿商人及舍人垫在底下做陪衬。有时你不明白，同样是嫖娼，为什么商人和舍人的嫖娼就很低俗很丑陋，而文人墨客的嫖娼就很风流很雅致。不过，说理没用，艺术本来就不是用来说理的，艺术就是用来为一个时代以及艺术家们自己泄愤的，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理解，那么戏剧作品写文人与妓女的浪漫，应是另有所图。
我想无论是在何时何地，文人墨客的嫖娼与商人舍人一样，无非都是追求婚姻之外的肉体的片刻欢娱，难道其间还真的有多少哲学意蕴不成，非要说文人嫖娼就会衍生出什么有文化深度与情感内涵的戏剧性，那就简直是糊涂到家。但有时我觉得那么多的古代戏剧家，他们把那些本来很普通的、其实并无分别的以文人为主人公的卖淫嫖娼写成文人与妓女可贵的爱情，恐怕并不完全是真糊涂，多是在装糊涂。
有时候这真糊涂与装糊涂是可以分辨的。以妓女为主人公的爱情故事并不是中国戏剧的专利，欧洲经典文学写公子哥儿与妓女之间的深情厚谊，同样是把妓女写得无比高尚的，至少是要强调妓女有高尚的心灵。小仲马的《茶花女》——无论是小说还是戏剧，主人公阿芒爱妓女玛格丽特爱得死去活来最后还碰一鼻子灰，他有很多机会可以知道他无法拯救这位风尘女子却还不断地自作多情。反过来，作家笔下这妓女的心灵纯洁得超过圣母很多倍，天哪，那不是一般的高尚，读读她的遗书——“除了你的侮辱是你始终爱我的证据外，我似乎觉得你越是折磨我，等到你知道真相的那一天，我在你眼中也就会显得越加崇高。”如果小仲马不是用这样的笔法追求反讽的效果，那我觉得就有点像是真糊涂。至于托尔斯泰的《复活》，恐怕就是装糊涂的代表，主人公聂赫留朵夫努力想要拯救堕落的风尘女子玛丝洛娃，然而他越是努力却越是清晰地看到，玛丝洛娃从来就不是他在心里所想象的那样的人，所以，聂赫留朵夫只不过是在拯救自己，他根本就救不了玛丝洛娃。因而，当作者也装模作样地写点玛丝洛娃的纯洁高尚的心灵之类文字时，不是在装糊涂又是什么。
在这样的装腔作势装模作样的背后，还有另外的意味，那就是文人要以一个整体的姿态为这个社会代言，坦承这个社会对人类两性间的情感关系有了越来越高的要求，假如这个社会的两性关系，就只剩下或者是夫妻间举案齐眉相敬如宾的单调乏味，或者是嫖客与妓女间更单调的买卖关系这两种极端的模式，那是不能令人满意的。要寻找更有情调更有韵致的两性情感并不容易，在一个婚外情被社会普遍排斥与鄙视的社会语境里，仿佛只有处于社会边缘地位的女子，才有更大的书写与想象空间。现在当然不同了，现在以通奸为题材的艺术成为主流，从《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到《本能》，一波胜过一波。但是从前不是这样的，因此从前的艺术家只能写卖淫嫖娼，而选择以妓女而不是妻室来展开文学与戏剧的想象，这似乎是古今中外艺术家们的一场集体臆症。以我有限的阅读和欣赏，几乎没有对任何以夫妻生活为情爱题材的作品留下过什么印象，或许真的就是没有，唯一记得住的是沈复的《浮生六记》，哦，记错了，那不是文学，是回忆录之类的东西，虽然写得很像用文学青年们偏爱的笔法虚构的小说。
但这样的表达还需要有更多的元素，当你确定你的戏剧要涉及到这类边缘人的情爱关系时，不仅要以风情万种的妓女为女主人公，还需要寻找能够与之相对应能互动的男主人公，于是，文人墨客在这场选择中就得以顺利地胜出。既然要谈爱情而不只是简单的买卖关系，那就需要吟吟诗作作赋；既然不是单纯的生意，那么，妓女们早就习惯的嫖客们“子弟情肠甜如蜜”就不再够用了。你看，周舍虽然是个官宦人家的公子哥，对待宋美人的态度也不算差呀，他“暑月间扇子扇着你睡，冬月间着炭火煨，哪悉他寒色透重衣。吃饭处把匙头挑了筋共皮，出门去提领系整衣袂，戴头面整梳篦。”但是这样的体贴劲以及甜言蜜语，好像还不够有情致哎，好像与家庭生活太接近了吧，而且这与感情之类精神性的交往，总觉得还有些距离，因此非要琴棋书画才够意思。因此，商人与舍人们只好靠边站，还是需要文人们登场才是呀。
文人登场了，宋引章刚刚要跳入妓女从良故事中屡见不鲜的想象中的火坑，安秀才不失时机地出现而且情事受挫，于是像木偶一样成为赵盼儿书写色情从业人员嫖客治理大全时不可或缺的趁手工具。
文人在他们与妓女交往的情爱之路上受挫是反经典的叙述，而反经典正是经典之能成其为经典惯用的欲擒故纵的笔法，果然，故事的高潮由此开始蕴酿启动。如前所述，过不下周家苦日子的宋引章厚着脸皮修书求同门姐妹赵盼儿赶快搭救，她不是说吃不了苦想念当年自由自在的幸福日子了，她说是要请姐姐救命，而是因为她被“朝打暮骂，禁持不过。你来得早，还得见我，来得迟呵，不能勾见我面了！”说她必须厚起脸皮，是因为当时赵盼儿劝阻她时她是说过大话的，她赌咒说自己就算是死，“我也不来央告你”。到了真吃苦时，离死还远着呢，她就忘记或者是假装忘记了，但赵盼儿等的就是这句话。引章妹妹一求，赵盼儿终于证明了自己当时多有远见，觉得倍儿有面子，又加上前面有安秀才的请托，嘴里咕咕囔囔地抱怨了几声就又出马了，自信满满，“我索合再做个机谋。把这云环蝉鬓妆梳就〔还带上些锦绣衣服〕，珊瑚钩，芙蓉扣，扭捏的身子别样妖柔。我着这粉脸儿搭救你女骷髅。割舍得一不做二不休，拼了个由他咒也波咒，不是我说大口，怎出得我这烟月手。”
赵盼儿有什么本事要让周舍休了宋引章呢？说来也简单，用她的话说，“我到那里，三言两句，肯写休书，万事皆休。若是不肯写休书，我将他掐一掐，拈一拈，搂一搂，抱一抱。着那厮通体酥，遍体麻。将他鼻凹儿抹上一块砂糖，着那厮舔又舔不着，吃又吃不着，赚得那厮写了休书，引章将的休书来，淹的撇了。”果然，这位比宋引章更老到的风尘女赵盼儿到了郑州引周舍来酒店一起住下三天不归家，风情万种的手段一招紧似一招地使将出来，她甚至说自己非要嫁给周舍不可，诓道当年劝说宋引章不要嫁给周舍是出于自己对这位公子哥动了心的嫉妒，当然，嫁给周舍的前提，是要他休了宋引章。
周舍并不是个傻人，一出场周舍就声称他“酒肉场中三十载，花星整照二十年”，“自小上花台，做子弟”。要想骗得周舍上当并不那么容易，赵盼儿的手段在这位风月场上的高手面前，显然没有预想的那么见效。他并不肯轻易地写下这份休书，因为他知道休书一旦写下而赵盼儿又反悔，岂不是落得个“尖担两头脱”？于是，赵盼儿不得不使出最后的一招，那就是赌咒发誓，竟然说“你若休了媳妇，我若不嫁你呵，我着堂子里马踏杀，灯草打折膁儿骨。”一时轻信了她誓言的周舍真叫阴沟里翻船，而结果也正如他先前担心的那样。故事的结局，是他们相互牵扯着告到官里，赵盼儿说是自己早就做了保人将宋引章嫁给安秀才为妻，并且叫来安秀才做证见。于是周舍的行为就变成混赖别人媳妇强占有夫之妇的恶棍，况且一时受骗真写下了休书，更没有再霸占着宋引章的道理。郑州太守的司法判决，是周舍受到惩罚，安秀才与宋引章则结成夫妻。
这个故事最终的结局显然是不重要的，没有人关心宋美人和安秀才之间将来的生活究竟会怎样。其实他们将来的生活之离浪漫与幸福很遥远很遥远那是可以想象且可以确知的，按照戏里的描述，这位宋引章不止是在婚姻大事上如此地不聪明，而且还是一个十足的十三点。戏里有关这位宋美人的生活行止所述不多，仅有的两个小段子的描述让人笑破肚皮。一是说周舍娶了宋引章，从汴梁回郑州的路上，只见前面宋引章坐的轿子一直在晃晃悠悠，周舍以为是抬轿的小厮捉弄他的新欢，被他冤枉的小厮告诉他是轿里的人自己作怪。周舍“揭起轿帘一看，则见她精赤条条的在里面打筋斗。”二是说娶到了家里后，周舍让这位新进家门的女眷为自己套床被子，“我到房里，只见被子倒高似床。我便叫那妇人在哪里，则听得这被子里答应道，周舍，我在被子里面哩。我道在被子里面做什么，她道我套绵子，把我翻在里面了。我拿起棍子恰待要打，她道，周舍，打我不打紧，休打了隔壁王婆婆。我道好也，把邻舍都翻到被里面。”就算这两个段子夸张至极，至少赵盼儿是先后两次对周舍说到宋引章是个“针指油面、刺绣铺房、大裁小剪都不晓得一些儿”的和贤惠一点不沾边的女人，更谈不上为他生儿养女，但是赵盼儿没有说像安秀才这样的好男人把宋引章娶回家去有什么不妥。毕竟连周舍这样的浪荡公子，在他将宋引章娶回家时还因为要顾忌左邻右舍的闲话故意离开轿子一段路程，更何况安秀才。而且赵盼儿更分明知道，一般人家哪里能够容忍妓女从良从到自己家里，她不是也感叹道“好人家怎容这娼优”吗？书香门第对婚姻的道德期许总应该更高一点吧，安家怎么就会喜欢宋引章呢？万一娶回家后也要偶尔让她叠个被子之类？因而，她不是心下也觉得娼家姐妹们从良嫁人的前景并不美妙，“只怕吃了良家亏，还想娼家做”吗？“才出娼家门，便作良家妇”，风流快活地赚够了私房钱，就像江洋大盗那样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这世界上哪里便有这等好事。
因此，要论到看过这个戏剧故事以后的感想，我趋向于认为这赵盼儿从来没有真正考虑过安秀才和宋引章未来的生活。因为无论从哪方面衡量，这桩婚姻的成立于这两个人前景都很不光明。至少从这桩事件看，赵盼儿只不过是个为显示自己有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不择手段的好事者，不过是为了实践一次她的嫖客治理预案，她之帮助安秀才与宋引章联姻，动机也很简单，只是由于安秀才把她当能人求了她，因此她要体现自己于嫖客治理方面的卓越才能。甚至在戏的第一折，当安秀才听说她劝不动宋引章，百般无奈之下说道“这等呵，我上朝求官应举去罢”，她居然不像普通剧本里的妓女主人公那样大力支持并且慷慨赠送银两，相反她说的是“你且休去，我有用你处哩”。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要同情周舍。是的，在这整个事件里，周舍是个无辜的受害者，他纵然在烟花巷里走得勤了些，当初要娶宋引章却没有做任何下三滥的手脚；至于将宋引章娶回家以后有些家庭暴力，那当然是很不道德的，然而那好像更接近于该由周家自己内部处理的、古人常说连清官都难断的家务事。说是就应该将他合法拥有的宋美人骗走，就迹近于为惩诫小恶而施以大恶了。毫无疑问，最后郑州太守的判决是典型的葫芦提式的冤假错案，因而周舍控诉说他的夫人是被赵盼儿混赖去的，并无虚言。但是周舍的遭遇之所以并没有多少值得同情，是因为他的错误犯得很是离谱，因为他居然能够相信一个妓女有关婚姻的誓言，这样的嫖客，赵盼儿不修理他一顿那还能继续在风月场里混吗？所以赵盼儿的计谋一得手翻脸便赖账，而且还要嘲笑他一场：“俺须是卖空虚，凭着那说来的言咒誓为活路。怕你不信啊，遍花街请到娼家女，哪一个不对着明香宝烛，哪一个不指着皇天后土，哪一个不赌着鬼戳神诛。若信这咒盟言，早死得绝门户。”
于是我们就看到了《救风尘》的另一层意思。相对于那些真糊涂或装糊涂，无比浪漫地把妓女们的情爱天地写成风花雪月的艺术家们，《救风尘》是少数不糊涂的戏剧文学佳作之一。它说真话。至少它在描写妓女时没有努力地按照圣人的模式去着力，更没有把妓女们写成“一言既出驷马难追”的坦荡君子。何况它是艺术史上极为罕见的写妓女们是如何整天赌咒发誓又立马翻悔不认账的作品，不管是宋引章还是赵盼儿，发个誓都像嗑个瓜子一样随便，背誓也像吐出瓜子壳那么简单。
我的意思是说不能你一面嫖着娼一面还期待你嫖的妓女是个冰清玉洁的璧人，不能真去相信极力要从色情买卖的世界里寻找浪漫爱情题材的艺术家的创作。诚然，说妓女们有关婚姻爱情的赌咒发誓不能信以为真，并不是说整个妓女群体完全没有自己的道德操守，甚至都不能说她们就没有自己的爱情。去年有媒体曾经报道，人们在一位做色情生意的女子不幸亡故后发现了她的日记，里面充满了她对远在家乡的丈夫的深情厚谊，那种感情不是任何人可以伪装出来的。世人当然应该尊重风尘女子拥有爱情的权利，不过我想赵盼儿还是说出了一个赤裸裸的却也非常简单明了的事实，那就是，既然妓女与嫖客之间纯粹是肉体的买卖关系，那么你如何能够期待这种非道德的关系中，还存有那么多真诚的深邃的生死与之的感情，甚至浪漫得可以写成爱情教科书。由此联想起潘绥铭在珠江三角洲做的有关色情业的研究，我一直以为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也最好的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之一。在他的笔下，妓女就是妓女，性于她们只是付出体力并且加上一点与之相关的表演以换取报酬的工作。她们固然有自己的精神生活与追求，很多人也有爱情与幻想，但那基本上与她们的生意无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