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救风尘》还让我们看到了色情行业从业人员的情感世界与婚姻前程的真相，它比起绝大多数艺术家都更坦率地指出其中的困境。因此，《救风尘》对色情行业的从业人员有很正面的教育意义。我无意暗示一个女性只要涉足色情行业就没有回头的机会，只是说从良也要看看从什么良。我想整出《救风尘》，最值得留给色情业的是一句重要的格言，当然它还是出自赵盼儿之口的经典：“那做丈夫的做得子弟，那做子弟的做不得丈夫。”用现代汉语说，从良可以，千万不要在嫖客中寻找从良的目标，我忍不住还要加个注脚——不管那嫖客是文人还是商人舍人。
“人鬼情未了”的中国版本(1)
我经常奇怪，港台娱乐商家从哪里雇佣的高手，每每把西方电影名译成很地道的中文且锦上添花。美国经典影片《Ghost》的中文译名《人鬼情未了》就是最好的例子之一，原剧名直译是《幽灵》，有点恐怖，了无情趣，而《人鬼情未了》，体现出爱情那足以让两位深深相恋的情人突破阴阳间隔的力量，那才叫一好片名。
情未了，相爱的双方却人鬼殊途，阴阳间隔，无疑是人生最为无可奈何的极大憾事。优秀的艺术作品通过虚构，在想象中超越了种种人生遗憾，人们那些在现实社会中得不到满足的愿望，在作品里能够得到替代性的满足，因此才体现出艺术超越历史记载的特殊人类价值。从这个角度看，《人鬼情未了》的题材之所以显得别具一格，就在于它写的是男女主人公因为阴阳阻隔而未了的情爱，借一条奇异的路径如愿以偿地存续，这条奇路，就是由脱离了肉身的灵魂，替代它的真身完成情爱的宿愿。
汤显祖的名著《牡丹亭》，就是中国古代戏剧里典型的“人鬼情未了”。
提及《牡丹亭》，多数人只知道《惊梦》一出的游园，尤其是那段被李渔讥为“字字俱欠明爽”的［皂罗袍］，“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最多再加上《写真》和《拾画》，满眼看去都像是一见钟情的一场风花雪月；现在的舞台上，也基本上只演这几出，却忘记了它在《六十种曲》里同时还叫作《还魂记》。其实，《牡丹亭》至少有一多半应该看成是鬼戏，而且其鬼魅之气，实在不让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涉及到鬼魂的场次，恍惚迷离，其精彩的文笔，与《惊梦》一场以风雅到极致的笔触写情色得极露骨的男女交欢，各擅胜场。
《牡丹亭》的《游园惊梦》是杜丽娘一场春梦，这位怀春少女，只因游自家后花园时沉沉睡去，与陌生男子柳梦梅梦里交欢，被落花中途惊醒，于是就犯了魇症，她割舍不下梦中未了的情爱，来后园中寻找梦中留下的痕迹不遂，郁郁寡欢，竟至身亡。但有关杜丽娘的感情故事并非到此结束，而是就此开始。杜丽娘由偶梦而生情，情而至于超越生死。死后，家人遵她遗愿将她葬在后花园中一株梅树旁边，修一所道观梅花庵，由石道姑供养着她的灵位，同时再请儒生陈最良代为看顾。而那位她梦中曾经与之交欢的书生柳梦梅，远远地从岭南赴京赶考，途中患病，恰好为陈最良所救，置他在梅花庵里将息。巧不巧地，他在园里拾到杜丽娘的画像，居然对画中人动了情，日日咏叹。于是一曲超越阴阳界的情欲高歌就此拉开序幕，这“影随形，风沉露，云暗斗，月勾星”，杜丽娘一丝游魂，从地府回到世间，“泉下长眠梦不成，一生余得多少情。魂随月下丹青引，人在风前叹息声。”在汤显祖笔下，这位魂旦，形声兼俱，且一门心思只在情不能已。游魂来在她坟前梅花庵，居然听到一位男子面对她的画像，“高声低叫俺的姐姐，俺的美人，那声音哀楚，动俺心魂。”她一缕香魂随一阵阴风飘进梅花庵堂，一位是决意要“趁此良宵，完其前梦”，另一位细细思量，“奇哉奇哉。人间有此艳色，夜半无故而遇，明月之珠，怎生发付？”哪还有不成好事的道理？按照柳梅后来的慨叹，“俺柳梦梅是个读书君子，一味至诚。止因北上南安，凑着东邻西子，嫣然一笑，遂成暮雨之来；未是五更，便逐晓风而去。”真是“只因世上美人面，改尽人间君子心。”
柳梦梅与杜丽娘这一番相遇，可不是普通的桃花行运。按照石道姑的说法，那柳梦梅自从到后花园一游，就已经“悠悠漾漾的，着鬼着魅一般”，是的，他打点起十分精神，与杜丽娘的鬼魂夜夜幽媾，直到被石道姑撞破好事。石道姑耳朵好使，每天都听到“夜来柳秀才房里唧唧哝哝，听得似女儿声息”，疑心是游方到此的小道姑“瞒着我去瞧那秀才，秀才逆来顺受了。”小道姑大喊冤枉，她们一齐夜闯书房，方知有异。这一撞，逼杜丽娘说出真相，她顾不得会不会吓着柳郎，决意“夜传人鬼三分话，早定夫妻百岁恩。”次夜，她再见柳梦梅，直言她“虽登鬼录，未损人身，阳禄将回，阴数已尽。前日为柳郎而死，今日为柳郎而生。”这就到《牡丹亭》后半部的高潮了，虽然幽冥相隔人鬼殊途，杜丽娘和柳梦梅冥誓相爱，于是柳梦梅与道姑商议，掘开杜丽娘的坟墓，打开棺木，果然杜丽娘异香袭人，幽姿如故。回生还魂后的杜丽娘与柳梦梅拜了天地，逃离这是非地，风流快活去了。至于后来的情节，只不过是在给这戏做个收束而已。
鬼戏的魅力，在于鬼与人不一样；人鬼之恋之所以特别，是由于那女鬼虽也有情有意，却能无影无形。所以戏里演人鬼之间的情爱，可以比写人间情爱更多自由发挥的空间。尤其是在表演上，你想身为鬼魂的杜丽娘怎么可以和普通的凡人杜丽娘一样？必定是加倍的婀娜骋婷摇曳多姿。元杂剧时代，剧中就专门有“魂旦”一行，大凡传统戏剧里特别分出一个行当的，都是因其有特殊的表演身段，“魂旦”想必也是这样。而鬼戏在舞台表演上的魅力，就成为它自我催生的动力。
从《千里送京娘》演化出的《京娘送兄》就是个好例子。《千里送京娘》说的是还没有当上皇帝之前的赵匡胤，路见不平，从强盗手里救了陌生女子赵京娘。救人救到底，赵匡胤索性单枪匹马千里迢迢护送她回乡，却因此衍生出另外一出鬼戏。赵匡胤独自一人把京娘从山西送回湖北，在与这位大英雄朝夕相处的日日夜夜里，京娘对赵匡胤暗生情愫，频送秋波。但赵匡胤坐怀不乱，坚拒京娘的爱意。论及赵匡胤不为京娘所动的原因，既可说是志在天下，也可以说他严守伦常——以他这样的英雄，岂能在一个弱女子有求于他时占便宜；更何况既然在送京娘上路前他们就已经结拜为兄妹，这兄妹间的礼节总还是要守的——《西厢记》里老夫人想要赖婚，最狠毒的一招就是让张生和崔莺莺结为兄妹，可见，既是结义兄妹，就不方便有男女之情了。
“送京娘”送到这里，和鬼戏还没有什么关系，多数剧种的送京娘故事演到这里也就结束了，但南方民间普遍流传的多个乱弹剧种，还有送京娘故事的续集，俗称“阴送”。川剧、潮剧和后来滇剧和歌仔戏等等的《京娘送兄》，都是这“阴送”在不同地区的翻版。
《京娘送兄》写的是赵匡胤历经千辛万苦将京娘送回家乡，却遭到京娘继母的奚落和侮辱。在继母看来，像赵匡胤这样一位精壮男子，与妙龄女子京娘千里同行，岂能没有私情？赵匡胤受不了京娘继母的恶言恶语，连夜忿而离去，京娘更是禁不住继母的百般讽刺挖苦，愤然一死以证自己的清白。潮剧《京娘送兄》京娘说她的身死，不仅是由于继母还由于三姑六眷的嘲笑：“哥哥送我回家门，谣言四起风波生。三个姑婆讲上门，阿婶更是骂无停。骂我将你来勾引，骂我与你有私情。言语恶毒难入耳，似刀似剑挖我心。把我面皮撕干净，已无面目上见世人。我悲愤难忍，哭叫哥哥你无回音。走投无路……一条白绫丧残身！”
京娘身死之后，仍然感念赵匡胤对她的恩情，恰因赵匡胤夜走山路，难辨路径，京娘阴魂不散，夤夜追上赵匡胤，送他平安归程。正因为京娘已经屈死离魂，这一路的“阴送”，又比“送京娘”更多几分味道。赵匡胤眼里看到的前面是一条阳关道，而在京娘眼里却是黄泉路。赵匡胤是盖世英雄，眼里看着山岭上青松如盖，在京娘看来，“说什么山上青松春常在，又谁知黄叶纷纷落埃尘。”看到刚刚分别的京娘又来送他一程，赵匡胤虽有感激却再也想不到这送他的已经是京娘的鬼魂，而一路上京娘的怨苦，难以用言语表述。“从今后山穷水也尽，叶落花谢树断根。昨日路上成双影，今日一夜成隔世人。再不能见哥哥拾鞋多殷勤，再不能见哥哥马后随妹行。再不能与哥哥撒娇任性，再不能与哥哥谈笑风生。”这真是“千重恩义成梦境，万般柔情化灰尘。”
既是鬼魂，京娘的装扮与台步都需要有鬼魂的特点；而她对赵匡胤的情意，更为在阳世时所不及，在这里，京娘对赵匡胤，既有感激与钦佩，又很难不带有些许怨怼之情；她的性命既为赵匡胤所救，何尝不也是为他而亡？况且她既已弃世，更少牵挂，于是化为鬼魂的京娘，对赵匡胤的一往情深，更有机会倾情相诉，只是赵匡胤此时再多的懊恼和悔恨，都唤不回京娘的生命。眼见得即将天明，京娘的鬼魂不得不离义兄而去，为之感动的赵匡胤要许给她一个未来，“赵匡胤来日展趁冲霄汉，修一座宫庙为你铸金身。把妹当神来恭敬，清香参拜表虔诚。”但这并非京娘所求，京娘说，“哥哥，京娘不愿当神!我要在奈何桥头苦苦把你等，等到下世再与你配亲。哥哥啊，就此一别难见面，化作萤火伴哥行。”
情之所至，可不因生命终结而中断，这是所有鬼魂戏的要义。而京娘身死情愿在奈何桥上等待也不愿成神，更有一番境界。妇孺皆知的歌剧《刘三姐》由广西一带的民歌改编而成，它也把奈何桥唱成了爱情的见证，刘三姐和憨厚的情郎情深意长，订下感人的生死之约，情定百年，既然相约了百年好合，就必须是真金足赤的100年，“哪个九十七岁死，奈何桥上等三年”——这样的绝句正由对百年之约的坚守化出，其意正是，即使一方做了鬼，这抛却了肉身的鬼魂仍然要守望着百年好合的承诺，不负前盟。
男女之间，情深意重又能双双活到百岁高龄，真是令人羡煞，纵然有一个只活到97岁，爱情之路已经足够漫长；相爱了那么久，在奈何桥上等对方三年，一边看旁人一步跃入鬼门关的情景，这点日子就不能算难熬了。然而人生在世，不如意事常八九，往往是像京娘这样，正逢青春年华就不幸因爱情而弃世，这奈何桥上的长久等待，真不容易。万一对方长寿，要让这位深爱的女人在奈何桥上等待漫长的数十年，未免显得有些不够厚道。若是先赴黄泉的有些按捺不住，要回头再来寻找未亡人，未尝不是一个好办法，那些身死之后化做魂灵再践情爱之约的故事，或者比起消极的等待更能体现出激情的冲动，我们且将它看成不愿意在奈何桥上傻等，要用更直接的方法再续未了情缘的努力。
从这个角度看，《活捉三郎》就是比《牡丹亭》和《京娘送兄》更经典的“人鬼情未了”故事。
《活捉》的主人公是阎惜娇和她的情人张文远。《活捉》的前史就是《乌龙院》，或者叫《坐楼杀惜》，故事源于《水浒传》，及时雨宋江在落草为寇之前，就深得天下英雄敬仰，但是他自己的感情生活却不太如意。宋江在乌龙院里包养了个二奶叫阎惜娇，这位二奶对他却渐生厌倦，以至于私下里和小白脸张文远张三郎勾搭成奸。能够让天下英雄好汉归心却不一定能让身边的二奶满意，看起来笼络英雄和笼络二奶，可真是两门完全不同的功夫。阎惜娇既然对张文远生情，就动了要和他做长久夫妻的念头，她的机会来了，她发现宋江的公文包里，有他和梁山好汉的通信，那可是杀头的罪名，于是声称要向官府出首，要挟宋江，这事越闹越大，阎惜娇逼休不成，反而激怒了宋江，在刀下一命身亡。身死非命后的阎惜娇阴魂不散，一心居然还在想着念着她的张三郎，她化为鬼魂后飘飘荡荡地来见张三郎，这就是《活捉》。
《活捉》的戏剧性，从阎惜娇的鬼魂夜敲张三郎的房门开始。听到深夜敲门，张文远问是哪个？阎惜娇自然答道，“是奴家！”张文远以为是天上掉下的艳遇，“是奴家？格也有趣。我张三官人桃花星进命哉，半夜三更还有啥子奴家来敲门打户。喂，奴家，你是哪个奴家？”这阎惜娇就有点郁闷，“我与你别来不久，难道我的声音听不出了么？……你且猜上一猜。”这张文远听说是一位奴家要他猜猜，就动了迷糊，一曲【渔灯儿】唱出他的心声：“莫不是向坐怀柳下潜身？莫不是过男子户外停轮？莫不是红拂私在越府奔？莫不是仙从少室，访孝廉步陟飞尘？”唱词全出自比兴，文雅得很，但如果意译成现代汉语，不妨借用那首男女对唱的流行情歌——《我悄悄的蒙上你的眼睛》：男声先唱：“你悄悄地蒙上我的眼睛/要我猜猜你是谁/从mary到sunny和ivory/就是不喊你的名字；”接着是女声的：“我悄悄地蒙上你的眼睛/让你猜猜我是谁/从mary到sunny和ivory/却始终没有我的名字。”不知道这首歌是不是从《活捉》中获得灵感，总之很有这样的意思，门外是阎惜娇，门内是张文远，听到女性娇媚的声音叫门，三郎要知道门外是他的哪位MM，究竟是东邻大姐还是西街小妹，猜来猜去始终猜不到阎惜娇的身上。就如同那首流行情歌里，女声忧心地问“我不再是你的唯一？”这疑问阎惜娇同样是有的，只是她不愿意面对，明明听得很真却充耳不闻。
这是个另类的“痴心女子负心汉”的故事，虽然它的女主人公是阎惜娇。张文远本是个寻花问柳的登徒子，阎惜娇却倾心以之。阎惜娇夜探三郎，是因为她既已经为三郎身死，以为三郎也必会生死以报；她渴望与三郎有真正天长地久的感情，为此毅然放弃了看起来更忠厚可靠的宋江；但她可不愿意在奈何桥上等她的情郎，一心只想着既然人间不成眷属，就到阴间去成就夫妻。她要携张文远的魂魄一起赴阴曹，了其夙愿。面对阎惜娇的鬼魂，三郎战战兢兢，既为其姿色所迷惑，又惧其鬼魂的身份。一面是阎惜娇回想两人当时偷情，多么缠绵，一面是张文远不敢不顺口敷衍，要对情人表白自己，“我一闻小娘子的凶信，我泪沾襟，好一似膏火生心，苦时时自焚。正捱剩枕残衾，值飞琼降临。聚道是山魈显影，又道是鲲弦泄恨。把一个振耳惊眸，博得个荡情怡性，动魄飞魂。赴高唐，向阳台，雨渥云深，又何异那些时和你鹣鹣影并？”谁知道阎惜娇是当真的，张文远的套话正中她下怀：“何须鹏鸟来相窘？效于飞双双入冥！”你不是说灵魂儿相会也很好吗？那么还等什么，请啊。
三十年前，我曾经几度听老人们讲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现场看《活捉》表演的感受，提及这出戏的戏眼，说是浑身吓得筛糠似的张三郎，两条鼻涕长达尺余，收放自如，学名叫做“玉箸双垂”，细述起来虽然有点不太雅训，倒也不失为一种绝技，其表演技术之精湛，今天的演员恐怕很难达到。现在仍然保留在舞台上的表演，是阎惜娇一手拎着三郎的衣领，惊惧不已的张文远以矮子步围着她团团打转，那也已经足够精彩。风流的女鬼阎惜娇缠着她的三郎，一声声要与他同生共死，三郎口不应心，一边应付着阎惜娇，顺口说着一些调情的话，一边想着脱身之道。阎惜娇既是女鬼，张文远如何能逃脱她的掌握？这出戏要求两位演员的配合亲密无间，满台飞转的场面，煞是好看，既是高超的技术，同时又由戏情戏理所决定。
《乌龙院》一出戏，宋江被逼无奈，只好杀了他的情妇阎惜娇，但无论是剧作者、表演者还是观众，全部的同情都在宋江；《活捉三郎》是阎惜娇索了张文远的性命，全部同情却都在阎惜娇一边。如果说《乌龙院》的阎惜娇对宋江步步紧逼，让人感到她最后的被杀，多少有些像是咎由自取，那么《活捉》里的阎惜娇就表现出了她最可怜的一面，尽管她背叛了宋江与张文远结下私情，然而正因为她对这位三郎痴情一至于斯，她的红杏出墙就不再是普通的水性杨花，而对方的轻薄恰好是反衬与讽刺，她因此成为“多情却被无情误”的悲情女子，一片真情，都付予流水。
《活捉三郎》的结局是，张文远一命呜呼，阎惜娇用这样的特殊方式，成就了她的爱情。不知道被阎惜娇催了命的张文远到了阴间是不是会与阎惜娇再续前缘，这出精彩的鬼戏给张文远们留下的教训就是，尽管生死以之的爱情很美丽，但假如没有真正做好同生共死的精神准备，千万不要轻言什么百年。在面临生死这样的大事时，可不要随随便便地发什么誓，女人会当真的。
《活捉》在当代中国命运不济，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就被禁演，直到八十年代，人们不再把当时的禁令当回事了，才有剧团渐渐地恢复上演它，然而表演水平的下降毋庸讳言。其实远不止于《活捉》，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中国戏剧史上诸多有鬼魂出现的优秀作品，均在“戏改”中受到批判，其理由就是从自然科学眼光看来，鬼魂之说完全是虚妄的，种种写人鬼恋的剧目也因此受到牵连；后来有种说法，虽然一般的人鬼相恋不被接受，假如写一写底层人民——比如妇女——死后化为厉鬼以反抗封建统治阶级，那总是可以的吧？于是，1959年，剧作家孟超写了昆曲《李慧娘》，剧中的李慧娘是贾似道的小妾，既美丽又有爱国主义精神，她爱慕的裴生同样正直而爱国，李慧娘的故事不涉私情，她只因陪贾似道游湖时夸赞了裴生一句“美哉少年”，就屈死在狠心的奸相贾似道剑下，但她并不甘心，她的鬼魂搭救了裴生，更去找贾似道复仇。然而，即使这样写鬼的昆曲《李慧娘》，在政治上极端地向左转的1963年，还是受到了严厉的批评，为作者孟超辩解的学者们提出“有鬼无害论”，更激怒了批判者，争论由此升级，事实上它成了“文化大革命”最初的导火索；而在极左思潮的高压下，文化部不得不专门下发文件，以中央政府的名义在全国范围内禁演“鬼戏”，这时那些有鬼魂出现的老戏新戏们受到的压力，不仅仅是科学更是政治的。
毕竟是政治力大无比，各种各样的“人鬼情未了”，就这样完全在中国戏剧舞台上绝迹。诚然，“文革”结束，这些当年被禁演的鬼戏又渐渐恢复上演，但鬼戏在历史上不仅仅是一些涉及鬼魂的戏剧文本，而且还包含了一些特殊的表演手法，文本只要不毁于兵燹终还存在，表演的技巧与手法却需要言教身传，只要相隔一代，就断了传承的血脉。也正因为此，纵然有关鬼戏的禁令已经不再有人提起，可惜大量的鬼戏，经历几十年的中断，其表演的技巧已经失传，因此，现在在舞台上能看到的鬼戏，只剩下屈指可数的几部；至于专以扮演魂旦擅长的演员，现在也已经不见；现在的演员们再想要恢复鬼魂戏表演的那些特殊的身段台步，只能通过前人片断的回忆以及自己的艰难摸索，能求其形似已属不易，更遑论神似。禁戏之厄，哪里只是禁掉了那些有滋有味的好剧本？表演艺术的牺牲，实在更是首当其冲，而正由于这些涉及到鬼魂的表演手段如鬼魂一样化为云烟，它只能令后人怀想却无从捡拾，因之就加倍地令人唏嘘不已。
杨四郎的伦理底线(1)
电视剧《施琅大将军》在中央电视台的播映，有关历史上的民族争端，尤其是曾经在民族争端与战争中以“鹰派”代表人物而受到历史充分肯定的英雄人物的当代处理，又成为一个热门话题。类似的话题近几年里总是重复出现，比如说新的中学教科书声称要重新处理以抗击当年的异族入侵而名垂史册的文天祥、史可法等历史人物，以及当某位艺术家试图用一座新的塑像让岳飞庙前跪了数百年的秦桧重新“站起来”，引起的反响都不可谓不强烈。这些争论，并不同于人们对汪精卫胡兰成周作人等汉奸的评价，因为那些历史英雄们所处的背景比数十年前的中日战争更具历史的复杂性。这复杂性就在于在后来的历史进程中，中国渐渐形成为一个多民族国家，而当年曾经连年交战的敌国与异族被统一成一个国度，于是以前民族间的充满血与火的战争，忽然似乎变成了大家庭内的兄弟吵架。假如我们可以将现在的国家版图复制到过去，尤其是，假如我们只是用是否赞颂“统一”这个标准，以判断某种历史叙述是否“政治上正确”，那么，主张投降讲和的“卖国贼”就成了“历史的好人”而主张抵抗的“前”英雄就会反而成为“分裂祖国”的坏人。
但以往我们的故事不是这样颠来倒去地讲的。有一个流传广泛的经典剧目比其他英雄的故事都更像是讲兄弟吵架，而且确实就是用战争中各事其主的兄弟的关系来切入民族战争的，它就是京剧《四郎探母》。
《四郎探母》故事源于杨家将演义。杨家将的故事从宋代开始就已经家喻户晓，明清两代这个故事衍生出无数分支，有关杨老令公以及他的七个儿子、以及他的妻子媳妇乃至他家的丫环如何为国尽忠的悲情故事，派生出一棵极其庞大的故事树。相对于叙述杨家几代英烈的英雄传奇，《四郎探母》的故事在其中非常特殊。说它特殊，是由于在历史的传说中以“一门忠烈”而家喻户晓的杨家，出了在一场极惨烈的战事中遭遇家国大不幸而流落番邦的杨家四郎，他居然成为宋朝的死敌、当然也就是忠君报国的杨家的死敌——辽邦君主的女婿。类似的故事有另外一个版本，他的八弟杨八郎成了另一个情节极其相似的故事的男主人公，同样的流落又同样被番王招亲，但那个传说似乎不如杨四郎的故事那么风行。无论是四郎还是八郎，都让人感慨好姻缘是要讲门当户对的，哪怕再蹊跷也是如此，所以做人就要做杨家儿郎，即使流落番邦都能齐刷刷地运走桃花，被太后和公主相中招入王府，享受无尽的荣华富贵，所以这样的情节安排，最极端不过地体现了普通民众对杨家将的好感，即使对待杨家流落番邦的儿郎也不改变他们的这份痴情，大凡流传广泛的故事，没有老百姓的喜欢是不可能的。
宋辽是正在交战的敌国，而隐姓埋名流落番邦的杨四郎不仅没有成为深入敌后的００７，反而成为辽邦驸马和大将；《四郎探母》以宋辽两国交战为背景，成为辽邦驸马的杨四郎在这个家国一体的背景下随萧太后出征是理所当然。然而，这里异乎寻常的戏剧性，在于阵前的驸马爷听说，“萧天佐在九龙飞虎峪，摆下天门大阵。宋王御驾亲征，六弟挂帅，老娘解押粮草来到北番。”杨四郎阵前的对手是他的至亲，宋营的领军人物竟是他的同胞兄弟杨六郎，还有为大军押解粮草的生他养他的母亲和他的结发妻子。《四郎探母》是这样处理对垒双方既是亲人又是敌人的复杂关系的——仗该怎么打暂且不管，该打总还是要打的吧，两军交战前，四郎想见上亲人一面，总是人情之常——“萧天佐摆天门两下里会战，我的娘领人马来到北番。我有心回宋营见母一面，怎奈我身在番远隔天边。思老母不由儿肝肠痛断，想老娘不由儿珠泪不干。”无奈军中壁垒甚严，久别的母亲近在咫尺不能相见，心情焦虑之下，四郎被夫人逼得说出自己是杨家后代这一真相，亏得公主感念他思母心切，为他盗出令箭助他过关，但前提是他一夜之内必须回还。为了能够顺利探母，四郎心甘情愿地接受这一条件，因此他回到宋营与母亲妻子短暂相见之后，不得不狠下心来尽速回转；而回到辽营，萧太后又要治他的死罪，公主和国舅为他说情，情急之下他与公主生的孩子，也就是萧太后的外孙一阵哭啼，终于唤起太后的亲情，于是，杨四郎得以成功地达成探母的愿望，他与公主的婚姻乃至于生活的完整性也有了大团圆结局。至于以后是不是打仗与战场上兄弟如何交手，那不是这部戏所要旁及的问题。
杨四郎身处如此窘境，是戏好看的关键。《四郎探母》整部戏，包括“坐宫”“见母”“别母”“回令”所有这四个关键场次，亲子之情、夫妻之情而且是面对两个女人两桩婚姻的双重的夫妻情怀，还有兄弟之情父子之情，以及尖锐对立的民族立场，场场均是心灵上不能两全的人生大抉择，生死之间的天人交战，曲尽人心人情人性，感人至深。有人说中国传统戏剧不擅长于表现人物复杂的心理，说什么人物类型化，缺个性，看看《四郎探母》，觉得那真是痴人说梦一般。
迄至清末，《四郎探母》的舞台呈现无论唱做都已经定型，无疑已经是京剧剧目里经典中的经典。艺术上是这样，伦理道德方面同样如此。如果说中国传统道德以“忠孝节义”为“国之四维”，那么这部戏，于“忠”上或许尚可一争，但是于“孝”“节”“义”三者，尤其是在它们的相互冲突中加以表现，处理得相当深邃与动人。也正是因为于“忠”这一道确实有其含混之处，早在清末就有革命者批评它在民族关系的处理上背离了汉族的立场，从１９４０年代直到“文化大革命”则被无数人批评为是在“歌颂叛徒哲学”，几乎是每次政治运动，在戏剧界的甚至在更大范围内，《四郎探母》都会成为核心话题，并且波及到擅演和爱演这出戏的演员，为这部戏的上演辩护的批评家。这出戏是否被允许上演就因此成为中国近几十年戏剧和文艺政策的风向标，可以用来很方便地衡量不同时期不同地区戏剧政策的严厉程度，１９４９年前后是这样，１９５６年前后也是这样，１９６２年还是这样。最后一次是“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四郎探母》的全本由一帮喜爱京剧的玩票的“新闻工作者”在北京重新上演，从戏剧界到整个文艺界，都把它看成一件具有标志性的、足以体现“新时期”宽松文艺政策的事件。
一百多年来，所有针对《四郎探母》的批评，都带有很强烈的道德色彩，义正辞严，不容置辩。但《四郎探母》并没有因为这些激烈的批评而终止它的生命，相反，它出人意料经受住了一次又一次的打击而顽强地存活了下来，比起绝大多数看起来比它更没有理由被禁、却在事实上早就赶下了舞台的传统剧目，表现出久远得多的生命力。几乎没有什么站得住脚的有力的理由它就那么演着，哪怕就剩下“坐宫”这一场戏；而让“坐宫”这场戏在１９５０年代初那样大规模的禁戏背景下仍然能够在北京舞台上露面的理由，据说是“取其音乐上的完整”，但事实上“坐宫”这一场在音乐上，除了杨四郎“叫小番”的一句嘎调以外实在是缺乏情致，相反，我以为像“坐宫”的情境，杨四郎和铁镜公主夫妻选择用大段的西皮快板，如同夫妻平时为小事斗嘴那样谈论生死大事是不合适的，至少是不精彩的，更谈不上什么“完整性”。然而，就算后来的演员唱不上那句嘎调了，“坐宫”还在演。这样的狡辩居然也可以为《四郎探母》留下一线生机，真是个奇迹。
京剧《四郎探母》在近代的命运堪称坎坷，虽然１９５０年代初它奇迹般地逃脱了遭禁的厄运，仍然是一个备受争议的剧目。恰由于京剧《四郎探母》以及这一题材本身同时存在丰富的内涵与激烈的争论，很多人都以为能做所谓“去芜存精”的工作“去其糟粕存其精华”，踩在这块艺术巨石之上以显示自己更为高大，数十年来对它的改写层出不穷。还真有把杨四郎往００７的路上去写的，把杨四郎故事演绎成宋代中国的间谍戏，让杨四郎成为在辽邦收集核心军事情报的卧底，于是“探母”就成为在个人私情掩饰下为我大宋朝“踏平贺兰山阙”做出重要贡献的地下工作者。改编者大约是想通过这样的情节，让杨四郎从“叛徒”变成像杨家其他的儿郎一样伟大的民族英雄，而且还十分地忍辱负重，但是这样一改，好像杨四郎的行为反而显得更加落入卑鄙一路，因为那样的杨四郎流落番邦就不再是无奈而且充满了虚伪与欺骗；也有走传统戏《三关排宴》的路子的，而新近一位知名剧作家以这一题材重新创作的《三关明月》，就以佘太君与萧太后在三关相会为杨四郎和杨八郎一起解套，明月朗朗，两位老夫人念及既然已经成了双重的儿女亲家，自己人了，还打什么仗？讲和了吧。于是两位位高权重的老太太在阵前一团和气地议和，家仇国恨顿时消弭于无形。两位手握兵权的老太太就这样以两人是儿女亲家为理由决定不再打仗，双方签订了和约，民族倒是提前团结融合了，但是小女子或者说是老女人的儿女私情成为在民族冲突中决定战与和的关键性因素，这就不仅仅丧失了历史进程中权势人物的责任与原则，更是不可思议的轻率和徇私。如果这样的事情在历史上有一点点影子，且不论萧太后，至少佘太君，恐怕要替代潘仁美成为老百姓人人诅咒的卖国贼了，导致杨家悲剧的所有劣行都会被堆积到她的头上。因此，所有这些改写不仅没有解决《四郎探母》故事必须面对的道德诘难，反而成为更多争论的对象，因为它们都没有真正的道德洞察力，无法像京剧《四郎探母》那样将民族大义与个人亲情之间的激烈冲突，处理得举重若轻。所有那些看起来是在为杨四郎正名的、或者帮杨四郎解决忠孝忠义之间尖锐冲突的改写本都不能替代《四郎探母》，因为在《四郎探母》，虽然杨四郎不像其他杨家将故事里的英雄主人公那样令人崇敬，却依然有他清晰的伦理底线，杨四郎是有道德内涵的人物，而且他所遵循的道德信念，是人们能够接受的。这就是近代以来有关京剧《四郎探母》的争论如此复杂且具有丰富的人文内涵的根源。
确实，《四郎探母》的男主角杨四郎在道德上很不完美，从汉族的立场上看也很不爱国。但是杨四郎的行为却仍然符合中华民族历史进程中普通百姓所认可的基本的伦理道德框架，而且，民众正是通过这个故事的叙述以及流传，建构起民族冲突的特定语境下对人基本的道德要求，而在这一框架中，“义”的价值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强化。
《四郎探母》的故事之所以成立以及感人，一个非常重要和关键的原因，就是大汉的杨四郎和番邦的铁镜公主相互之间通过十五年的婚姻生活建立起来的跨文化的信任。这种信任在表面上，系之于相互之间的盟誓，四郎在要向妻子透露自己曾是敌国大将的真实身份时，首先要求公主盟誓，他说是“我在南来你在番，千里的姻缘一线牵。公主对天盟誓愿，本宫方肯吐真言。”同样，公主表示愿意协助丈夫盗取令箭让他能够前去探母时也要求四郎依样画葫芦，“适才叫咱盟誓愿，你对苍天就表一番。”一句简单的盟誓就构成了双方在如此重大的、甚至是生死与之的事件上的绝对信任，当然不仅仅是由于对于咒语的迷信，更是由于双方都存在对于对方遵守承诺的期待、以及应该能够遵守承诺这种基本道德素质的信任。因此，在这里真正起作用的，主要是对于重然诺的人格戒律的依赖，换言之，是相信人之为人，是有一些基本的道德操守的。遵守承诺，言而有信，并且知恩图报，就是通常所说的“义”的主要内容之一。在《三国演义》创造的世界里，这种“义”在关云长的行为举止中得到最充分的阐释，其中一个重要细节就是他与曹操、刘备之间的关系。曾经事过相互敌对的几位主公的关羽之所以从未被看成是“叛徒”，大约不仅仅是由于三国时代还没有清醒的民族国家意识，更是由于在曹、刘甚至更多阵营之间穿梭的关云长，在最终做了大致符合汉胄正统的选择的前提下，始终没有背离“义”这个更重要的道德要求，而《三国演义》评价包括他在内的诸多战将在既敌对又合作的多方经常变换角色身份时的行为，同样高扬的是这样的价值。在这样的道德体系框架中评价杨四郎的行为，就不能简单地看他是否投降了番邦，而更要看他既然因其不得已而成了番邦的驸马和大将，那么他面对自己这个新的身份应该有怎样的操守，就像“身在曹营”中的关羽可以“心在汉”，但仍然必须按照自己作为曹营大将的身份行事一样。因此，四郎可以思母探母，公主也可以为他盗令，但是公主对他的承诺和他对公主的承诺必须相互遵守，这是“信义”，而且加上他与贤惠的铁镜公主以及襁褓中的孩子的感情，这“信义”就更有分量。因此才有“哭堂”一场（也有称“别家”的）的情感高潮，经历“双龙会”这场天昏地暗的家国惨剧，流落番邦一十五年的杨四郎好不容易与老母发妻兄弟重新相见，转瞬就要再度分离，生离死别之际的骨肉亲情，一时迸发出来；而佘太君和杨四郎母子间的情感冲撞是如此尖锐而且令人心酸。佘太君急切地对儿子说道：“哎呀儿呀！你才得回来，怎么又要回去？儿岂不知，天地为大，忠孝当先！”杨延辉的回答是：“哎呀母亲哪！儿岂不知天地为大，忠孝当先；儿若不回去，可怜你那番邦的媳妇、孙儿，俱要受那一刀之苦……！”在这里，杨四郎说的是媳妇孩子的性命交关，背后的支撑则是他的诺言，当杨四郎忠义不能两全时，义成为更优先的选择。而进一步，《四郎探母》在文化意义上的深刻与感人就在于，它丝毫没有回避这种选择的艰难与痛苦。
因此，在中华民族的伦理道德体系中，“义”似乎更像一种超越利益的绝对的道德律令，说它“绝对”，是由于不仅它被解释成超越个人利益的一种价值，而且是可以超越国家利益的，而清朝之所以能够和愿意承继中华民族之大统，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它对于这种绝对的道德诉求的接受与认可。或许施琅的例子可以在这里又一次被援引，当然还有吴三桂、史可法，决定清朝帝王和将领对他们的爱憎与态度的，并不仅仅是他们对待清朝大军入关以及统治的反应，而恰恰是他们在道德上所达到的高度。因此，清朝对施琅这样的人，是在鄙视中赤裸裸的利用，对吴三桂，是在忌惮与借重并存时不得不忍耐他的存在，包括在万不得已时甚至允许他成为手握大权的西南王，而对于史可法，才有真正的崇敬之情。三种不同态度背后的价值取向，一目了然。这里就用着一句俗语——叛变的行为是受欢迎的，而叛徒永远不受欢迎。反过来说也一样，史可法的抵抗使清兵付出了巨大代价，他们是恨之入骨的，因此用“扬州十日”发泄这种现实的仇恨，但史可法的忠义与勇敢，却是他们同样崇敬的品德，因此他们为史可法建忠烈祠，以弘扬这种永恒的价值。
当然，“义”并不是道德的全部，佘太君说“天地为大，忠孝当先”，就暗含了对杨四郎的批评。京剧《四郎探母》对杨四郎有保留的道德肯定，意味着我们不需要把每个戏剧主人公都演成完人和英雄模范，《四郎探母》告诉我们，艺术并不只是用来歌颂英雄或者揭露罪恶的，有时它也可以用来写写像杨四郎这样的争议人物，纵然大节有亏，毕竟也不是无情无义的禽兽。当然，要写得好，要成为经典，还需要对特殊人格的境遇的丰富性与复杂性有更多的洞察与揭示。既身为番将又身为杨家儿郎，要恰如其分地回应观众对于持有这种矛盾的双重身份的戏剧人物矛盾的道德期待，才有可能写出和演出一个虽有违“忠孝”之道，却仍然能够让公众接受的杨四郎。
一方面，《四郎探母》当然要为杨四郎之成为让人同情的戏剧主人公解决一些道德上的障碍，比如说强调四郎是在流落番邦的特殊背景下，被擒后为了求生不得已改名换姓，又因其英武误打误撞地成了驸马，这样，他既不是投降更不是背主求荣，虽然他确实获得了荣华富贵；至于一十五年的时间区隔，虽然不能用来作为四郎不再爱国的理由，至少可以用来说明他与铁镜公主的深厚感情。在这样的前提下，《四郎探母》就可以把杨四郎已然成为辽邦驸马当成一个既成事实来演绎，来正面地解决此时此地的杨四郎究竟应该怎样做人，究竟应该有怎样的行为准则这一难题。它想要让读者和观众理解的是，假如一个人已经落到了这种境地，那他将如何解决他所面临的问题；因此我们要讨论的是京剧《四郎探母》里的杨四郎，而不是如何才能培养出更完美的杨四郎。一边是母亲、发妻和祖国，一边是给予自己恩惠和安逸生活的辽邦以及一十五载对自己情深似海的公主、太后和亲生儿子，在这里，他对两个家庭甚至包括两个国家的情感冲突，就构成了杨四郎道德悲剧的核心。在某种意义上说，杨四郎的困难就在于，无论他做什么选择都意味着背叛。而他的选择，就是在背叛的宿命中，坚守住自己做人的最后底线，于是在我们这个始终强调“忠”和“孝”的文化环境里，杨四郎虽然够不上“忠臣”“孝子”，却因其还有“义”，才得以被民众接受、理解，并且因其对“义”的坚守之困难而获得巨大的同情。
这就是京剧《四郎探母》的历史分寸感，难得的是《四郎探母》从明清一直演到今天，从头至尾，没有用一点笔墨去试图将杨四郎“塑造”成威名远扬的什么“大将军”，也没有用什么人性至上的人道主义理论去为他投身番邦做正面的辩解。这恐怕是电视剧《施琅大将军》的创作者们在历史的大是大非方面需要虚心学习的。施琅反复无常，背主求荣，不管算不算汉奸，至少总是个不义小人，就算从几百年以后的结果看，他收复台湾是一件于国于民有利的好事，也并不代表他就因此变成了一个盖世英豪。就像残暴的秦始皇一不小心给中华民族留下了一条长城，并不能因此嘲笑孟姜女，说她的精神境界太低以致无法理解丈夫在从事为中华民族建筑永恒象征这一不朽的事业；更不能因此就忘记秦始皇的残暴，残暴就是残暴，不能因为他在客观上为民族与国家成就了一桩功德就予以原谅甚至加以粉饰。
在我看来，评价一个历史人物，关键并不在于是将他回放到他所处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还是用所谓“今天的历史眼光”加以评价，而在于无论是将他放到原初的历史语境里还是放在变化了的历史背景下，他的行为举止都必须经得起普世道德的苛求；因此，真正重要的是，给予一种行为以正面的或负面评价的那个道德的或者政治的标准，是应该经得起历史的检验的，因为历史与文化，都需要有纵深感的道德观念。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之所以狭隘，正是由于他们把利益视为道德唯一的基石，将是否符合民族的或者国家即时的或永久的利益，看成是判断与衡量一个人与一种行为的唯一标准，而忘记了人类应该拥有一些更永恒的价值。
这是道德比利益更高更重要的一种强调，哪怕面对的是“国家利益”。
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1)
造神运动中外古今皆有，一些或许并非最不出色更谈不上伟大的人物，经历类似运动，成为千百万普通民众崇敬的偶像。关公、包公都是其中的好例子，他们经无限地拔高，最后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形象，与其原貌已有天壤之别。当然，这类造神运动与晚近我们亲历的造神运动有异，一是死人与活人之别，另一个区分更重要，晚近的造神运动由于所造的对象是活人，自是加倍地困难，虽有强权推动，终究来也匆匆去也匆匆；而关公和包公，是在千百年的漫长历史进程中无数民众通过想象与创造自发营造的，显然有更强的生命力。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戏曲改进”运动，一群留学东洋爱穿西服年少气盛浪漫可爱的新文艺工作者，从《联共（布）党史》那里学了点阶级分析方法的皮毛，以为就此可以打遍天下无敌手，按照这样的方法一分析，包公无疑是封建社会统治阶级的代言人了，这样的官吏只能帮助封建帝王统治劳动人民，焉能用此来教育人民娱乐大众？人民千百年来津津有味地欣赏和喜欢、崇敬包公，也都成为不觉悟的麻木和愚昧的表现，因此动用各级政府的强力禁演，闹腾了几年，最终还是没有成事，包公戏从城市到农村，仍然火得不行。《联共（布）党史》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在很多领域无往而不利，不仅哲学、美学和文学理论，在史学领域更是所向披靡，却在戏剧领域打了败仗，而且输得很难看，其中缘由，值得琢磨。
顾颉刚说历史是层累地造成的，书写关公和包公事迹的历史更是如此。当然，关公和包公也不一样，如果说关公的神化是民间社会尤其是边缘群体通过传说、平话讲史等方式，在想象中创造的社会秩序的化身，那么，包公更多是平民们通过戏剧这种特殊的娱乐形式，通过想象与希望塑造的公平与正义的象征。是的，包公一直是中国戏剧领域的重要角色，以包公为主角的戏剧几乎伴随着中国戏剧发展的整个历程。至于包公形象的演变，本身就是一个曲折复杂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