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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会吧南洋：海南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抗战回忆 作者：陈达娅 陈勇
这是一部档案研究与口述历史相结合的南侨机工实录。两位作者都是南侨机工的子女，特殊的身份与经历，使他们对于南侨机工产生了特殊的情感，同时也具备了从事口述历史研究的独特的条件。他们不仅投入大量时间到云南省档案馆、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翻阅档案资料，而且多次远赴云南、海南、新加坡、马来西亚、缅甸各地进行田野调查和访谈，极为难得。该著述图文并茂，从海南籍南侨机工（约占南侨机工总人数的四分之一）这一特定的视角，不仅再现了抗日战争时期南侨机工抗日救国的感人历史，而且记叙了他们定居国内后投身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曲折经历，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研究价值。
中国华侨出版社 出版
总序
中国是一个海外侨胞众多的国家，哪里有海水，哪里就有华侨华人。长期以来，远渡重洋的华侨华人，在异国他乡谋求生计、创基立业的过程中，与当地人民和睦相处，以自己的勤劳、智慧，为所在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华侨华人关心着祖（籍）国的强盛与进步，从辛亥革命到抗日战争，从解放战争到新中国诞生，从维护中国主权完整、民族独立到改革开放、振兴中华，他们都以不同的方式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开展对华侨华人的研究工作，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积极的现实意义。这不仅有利于让世人更多地了解华侨华人团结互助、艰苦创业的奋斗史，有利于了解他们对居住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成就史，有利于了解他们爱国爱乡，为祖（籍）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的贡献史，有利于了解他们与当地人民和睦相处、融入主流社会的发展史；而且更有利于我国总结开展侨务工作的历史经验与教训，探索华侨华人生存发展的特点与规律，了解华侨华人面临的困难与问题，从而为党和国家制定侨务方针政策与法律、法规提供参考和借鉴，更有针对性地为华侨华人提供帮助和服务，以推进侨务工作的向前发展。
对华侨华人的研究，已经走过了百年的历程。就国外而言，华侨华人问题作为一个与国际经济和政治发展相关的移民问题，于20世纪初就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兴趣和关注。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经济迅速发展，华侨华人与祖（籍）国的密切合作，形成了双赢的局面和相互的联系，更引起国际学术界的关注，而成为热点研究的问题。就国内而言，华侨华人的研究工作可追溯到20世纪初，但发展、繁荣则是在改革开放后的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世纪之交，中国学术界对华侨华人的研究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这个阶段体现了四个特点：一是研究人员队伍的不断壮大，年轻一代专家学者在继承的基础上崭露头角，为研究带来兴旺的景象；二是新的研究机构相继成立，学术交流更加频繁，相互协作更加密切；三是学术研究成果显著，文章和著作数量繁多，研究水平和质量显著提高；四是研究领域不断拓宽，冲破了传统观念的束缚，更加注重现实侨情的研究，而且广泛涉及到华侨华人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宗教、人口等领域，形成了多学科交叉、综合性研究的趋势。
作为全国性的民间学术团体棗中国华侨历史学会，自1981年成立以来，在历任学会领导和历届侨联负责同志、侨界前辈、专家学者的关心支持下，学会的各方面工作都有了很大进展，不仅发挥了全国性侨史研究学术团体组织协调的龙头作用，而且推进了地方历史学会工作的开展，尤其是在资料收集、研究编撰、著书立说等方面，成绩显著、硕果累累，较好地发挥了侨史研究“以史为鉴”、“资政育人”的作用。
21世纪以来，随着华侨华人在世界政治、经济舞台上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国内外学术界也越来越重视华侨华人的研究。为适应这种形势发展的需要，中国华侨历史学会编辑出版《中国华侨历史学会文库》，旨在为海内外华侨华人研究学者提供展示研究成果的阵地和开展学术交流的平台。
由陈达娅、陈勇编著的《再会吧南洋》一书，是一部档案研究与口述历史相结合的南侨机工实录。两位作者都是南侨机工的子女，特殊的身份与经历，使他们对于南侨机工产生了特殊的情感，同时也具备了从事口述历史研究的独特的条件。他们不仅投入大量时间到云南省档案馆、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翻阅档案资料，而且多次远赴云南、海南、新加坡、马来西亚、缅甸各地进行田野调查和访谈，极为难得。该著述图文并茂，从海南籍南侨机工（约占南侨机工总人数的四分之一）这一特定的视角，不仅再现了抗日战争时期南侨机工抗日救国的感人历史，而且记叙了他们定居国内后投身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曲折经历，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研究价值。它的出版，将加深人们对这段历史的了解，并为深入研究南侨机工回国援助祖国抗战的壮举，做出了自己独到的贡献。因此，我们将本书列为《中国华侨历史学会文库之六》出版。
在此，我衷心希望：《中国华侨历史学会文库》的问世，有利于将华侨华人的研究从理论到实践，推向一个更高的层次，从而走向世界，走向未来。
2007年2月
序(1)
（厦门）华侨博物院名誉院长：陈毅明
《再会吧南洋》是一本好书。我很荣幸得到两位作者的信任，在付印前就能读到它，并应约写一点感言。
书中的主人公，作为个体，都是65年前生活在海外的风华正茂的华侨青年，为捍卫中华民族的尊严，他们义无反顾地回到已是山河破碎的祖国，为抗日战争服务。作为群体，这是中国抗日战争时期，从广大侨胞抗敌救国的团结奋起中涌现出来的一个最具规模、影响最为深远的爱国华侨群体——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简称“南侨机工”，也指服务团成员）。
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觉醒的里程碑，也是海外华侨团结自觉的里程碑。华侨是中华民族在海外的一个支脉，具有开放的眼界、爱国的传统和热爱和平的善良愿望。1931年，日本侵略者精心策划了九一八事变，占领我国东北三省，中华民族陷入了近代以来最悲惨最受屈辱的深渊。从那时起，华侨始终密切关注着祖国的命运。1937年，日本侵略者蓄意制造七七卢沟桥事变，打响了全面侵华战争的罪恶枪声，中国人民伟大的抗日战争随即爆发。这是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团结全国人民，与民族敌人——日本侵略者进行的殊死的民族解放战争。海外侨胞誓为祖国后盾，在世界各地掀起轰轰烈烈的抗敌救国运动，以财力、物力和人力支援祖国抗战，成为与中国国民党控制的正面战场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敌后战场同时展开的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成为反法西斯战争的一支生力军。
当时海外华侨千万，其中八百多万侨居南洋（东南亚）。南洋及我国的香港，在当时都是英、荷、美、法等西方国家的殖民地（暹罗即泰国除外）。在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之后，英国对日本推行“中立”政策（暹罗亦然），英国殖民统治当局禁止马来亚（包括新加坡）华侨公开进行抗日活动。新加坡是南洋华侨的经济、文化和爱国救国活动的中心，在那里的华侨抗日救国组织，不允许公开打出“抗日”的旗号，于是就以“服务”、“救护”、“救济”等民众慈善社团的名目出现。1938年10月在新加坡成立的南洋华侨抗日救国的领导机构取名为“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或“南侨筹赈会”），主席陈嘉庚。1939年初，在中国沿海港口相继沦陷或被日军封锁，原有的香港至广州和香港经海防转越桂线入广西的两条国际通道也被切断的危急关头，云南省动员10个民族的20万筑路民工，用8个月时间赶建的滇缅公路全线通车。一条新的国际通道开通了，海外华侨和国际组织捐赠的汽车也有了，而司机和修车技工（南洋华侨统称之为“机工”）却大量缺乏。于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西南运输处致函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请代为招募所需人员。
陈嘉庚急祖国之所急，即于1939年2月7日由南侨总会发出《征募汽车修机驶机人员回国》通告，强调“事关祖国复兴大业，望各地侨领侨胞，深切办理是要。”他同时函促马来亚各埠筹赈会立即开展动员、培训和选拔华侨“修机”、“驶机”人员的工作。陈嘉庚是深受华侨信任和爱戴的领袖，他一号召，群起响应。华侨机工视此为报国良机，奋袂而起，踊跃报名应征。有的放弃高薪，结伴而归；有的安顿好父母妻儿，匆匆踏上征程；有的铁心救国而别离刚入门的新娘，或别离已有身孕的爱妻，或别离已山盟海誓的恋人；年纪小的就多报几岁，超龄的则设法减掉岁数；还有女扮男装应募的当代“花木兰”。
据不完全统计，从世界各地（大多从东南亚）回国参加抗战的华侨有5万人。1939年2月至9月，南侨总会招募“南洋华侨机工”，组成“回国服务团”，分15批回国（其中由各地集中到新加坡出发的有9批），共3193人，加上此前（如1938年秋已有华侨机工团队回国加入西南运输处服务）及从其他地方直接回国的，南侨机工总数超过3260人。
南侨机工是由南侨总会遣派的一支专门队伍，由来自9个国家和地区的华侨青年机工组成。他们的战斗岗位大多在滇缅公路，归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西南运输公司调配。有少部分服务于八路军和盟军中的美军。他们哪里需要就到哪里去，无论隶属于国民党、共产党还是盟军，都是为了打败日本法西斯强盗而拼搏。滇缅公路正是由于有了南侨机工这支神勇的华侨运输兵，才名副其实地成为中国西南的国际通道，成为抗战的“输血管”和“生命线”。
南侨机工是南侨总会除组织华侨捐款、捐物之外，以华侨人力支援祖国抗战的一项重大举措，又是海外华侨对反法西斯战争作出的一大贡献。其功勋卓著，精神更可贵。他们遇到的难题要比国内的同行多得多。他们来自侨居地，有的还是世居海外的第二、三代侨生，有的回国服务时才十几岁，除了要面对工作环境的艰危之外，还要面对思想观念上的差异、生活上的不适应，以及某些腐败官僚和“正规军”的欺负。这种种困难并没有把他们吓倒，因为他们毕竟不同于国内的同行和一般人。他们经历过外部世界，有见识；他们大多受过专门训练，精于技术；他们是在现代西方文明和华侨社会的熏陶下成长的一代华侨工人，普遍具有良好的素质。他们真诚爱国，具有为国家争解放和为民族争自由的崇高理想，具有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坚强信念，具有以“生为中国人、死为中国鬼”的气概面对敌人的爱国主义精神，具有服从指挥、遵守秩序、顾全大局、团结同伴以及不吝自己的智慧、血汗甚至生命的敬业乐群和克服困难的华侨群体精神。他们为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服务，不仅肩负着海外侨胞的重托，而且代表着侨居地人民憎恶侵略与战争、渴求和平与安宁的愿望。侨居地是他们的第二故乡，他们用自己的辛劳和智慧创建了另一个家园，和当地人一样，有自己的家庭、家业。日本军国主义战争狂人的目标是建立血腥的“大东亚共荣圈”，南侨机工来到中国参加抗日战争，既保卫自己的祖国，又保卫着自己的第二故乡。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们更是直接为捍卫东南亚人民的家园和世界的和平正义而奋斗、牺牲。
序(2)
南侨机工精神，体现着华侨的国民自觉，显示着中华民族的觉醒，彰显出与侨居地人民患难与共、风雨同舟的情怀和面对强敌挺起脊梁、面对困难不退缩的堂堂正正的中国人精神。这种精神是中国全民族持久抗战的魂，是中国抗日战争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最终胜利的力量源泉。
南侨机工的历史应当大书特书，南侨机工的故事应当大讲特讲。两位作者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工作。
《再会吧南洋》是一本在同类书中有独特新意的书。
这本书，专写南侨机工中海南人的故事。据人民网海南视窗披露，南侨机工中原籍海南的超过了800人。海南百年来一直都是革命活动家和革命将士的摇篮。旅居南洋的海南人，绝大多数处在社会的底层，在华侨社会居领导地位的极少，但在他们中间不乏抗日救国组织的中坚分子。他们的故事更具典型性，更能展现南洋爱国华侨的风采与情怀。
这本书，是南侨机工的档案研究与口述历史相结合的海南省籍南侨机工实录。作者查阅了大量南侨机工档案，采访了大量南侨机工、眷属或南侨机工活动的参与者、亲见者、亲闻者，在此基础上编写成了这本书。
云南省档案馆保存的大量南侨机工档案，包括其他地方的相关档案，是政府机构、社会组织和南侨机工在抗日战争中形成的真实记录，是那个时代遗留下来的一种重要的社会记忆和历史财富。发掘、整理和利用南侨机工档案，有利于再现历史真相，对于认识南侨机工的历史地位和作用，认识那个年代人们的生存环境，是大有帮助的。作者根据南侨机工回国登记名册和复员重返南洋的名册等档案，整理出三百多名“海南籍南侨机工名录”，其中新加坡、槟榔屿和太平三地的资料相当完整。当年的南侨机工是什么样的人，我想，从占南侨机工总人数9%的“名录”即可窥见一斑。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本书作者从档案的原始记录和相关文献的比对中，得出的与以往不尽相同的结论是：南侨机工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包括部分失踪、失散的）远远不止三分之一，而是占了总数的近三分之二。
作者采访南侨机工老人，记录和整理他们讲述的故事，所做已是南侨机工“口述历史”的工作了。更有意义的是，作者把南侨机工档案资料和南侨机工及眷属个人口述的活资料结合起来，互为补充，相互印证。这样做，既使故事具有历史的真实价值，又使历史人物与事件穿越时空，鲜活地展现在当代人的面前。
南侨机工和同时代的中国人都有着相类似的命运，经受太多的痛苦与磨难。由于他们曾经生活在海外，许多人因而背负更大的压力，遭遇更大的不幸，并且殃及眷属和后代。这是历史的悲剧。
两位作者作为南侨机工的第二代，他们的难能可贵之处，在于能够克服历史造成的身心伤痛，以真诚和敬佩之情，搜寻父辈从动荡不安的历史中走过来的足迹，通过品读父辈报效祖国的崇高志向、不寻常的业绩和历尽坎坷而无怨无悔的赤子情怀，编写成书。我与作者相隔千里，但面对电脑屏幕上的书稿，读着，读着，仿佛同作者和作者笔下的南侨机工前辈在一起，爱他们所爱，痛他们所痛！两位作者都不是文史工作者，但他们用思想和真情撰写的书，既写出父辈光荣而曲折的人生经历，也抒发了自己的心得与心声，内容充实，生动感人。从中，我感受到南侨机工第二代的成长，感受到品读南侨机工和品读历史的重要作用。
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曾经长期蒙耻。因为那时我们散沙一盘、不强大，世界公理正义也得不到伸张。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曾经为了尊严、为了解放，长期抗争。终于胜利了。因为我们觉醒，团结，自重自强；我们伸张正义，捍卫和平，得到了广泛的道义支持。这样的历史不应该忘记。
时至今日，日本有一些人总是想抹杀和篡改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加害于中国和亚洲人民的历史。我们搜集、整理这方面的史料，了解这段失去民族尊严的屈辱与为民族生存而进行的殊死抗争的历史，是为了以史为鉴、居安思危，避免悲剧重演。
让我们读一读这本书，了解南侨机工多姿多彩的人生历程，接受南侨机工精神的辐射，这对于培植我们中国人的风骨，提高全球化挑战者的素质，扩大建构和谐世界的视野，大有裨益。
谨以此文，向为本书付出辛劳的两位作者表示谢意和敬意，并与读者切磋和共勉。
琼海七二老妪
2006年11月28日 于厦门筼筜湖畔
心路漫漫(1)
每个人的生活轨迹不同，则对于生活的感受和理解也不相同！
“多想回到家乡再看一看!”
这是父亲临终前的话。
一阵清脆的爆竹声,打破了乡村黄昏时的宁静。
声声爆竹告慰着我的祖先、我的父亲、我的乡里乡亲……
回来了！是的，我回来了，揣着父亲那份浓浓的乡情，踏上故土，来到了我的故乡——海南岛琼海九曲江的一个小乡村。
我的父亲就出生在这个僻静的村庄。
坐落在这小乡村的一套陈年老屋，是父亲的故居。青砖，青瓦，残缺不全的墙面历经了百年风雨的洗刷，但身躯依然如故。这老屋仍在翘首企盼，出门的孩子们何日回家。
推开沉重的房门，我跨过门槛。进屋环视四周，几间房屋由于常年无人居住，显得破陋，毫无生机；举首驻足，蓦然发现在屋顶的横梁下，一组组印有各种花色图案的瓷砖镶嵌在墙上，绕过房屋墙顶至外墙的屋檐下，那不同的花卉、文字、人物等，虽历经百年其色彩仍清晰可见,栩栩如生。
百年前，这房子里所有的一切，目睹了父亲出生，陪伴了父亲从童年到少年，又一次次地注视父亲兄妹四人分别依依惜别父母,跨出老屋,远渡南洋，留下我的祖辈陪伴这老屋在家守望……
置身于父亲故居的庭院中，呼吸着淳淳的乡土气息，如同一片飘叶闻到了久违了的泥土芬芳;老屋院子里凉凉的泥土气息，透过脚板慢慢地沁入我的身心，我感到了从未有过的酣畅。哦！故乡。
我，从未舍弃过的故乡情，寻故乡土，觅故乡人，只想找寻父亲那已经远去的足迹。
别 家
在上个世纪初，经琼州海峡，海南岛漂移到大洋彼岸的人为数不少。而从琼海的这小乡村里走出去的人中，就有我的父亲。他们漂洋过海，到南洋谋生。
在他个人档案的自述里，清楚地记载着：陈昭藻，1900年9月5日生于海南岛乐会县（今琼海市）凤楼村。年幼时曾在家乡的私塾读书一年，八岁时母亲病故后，便辍学回家，帮助父亲耕地、放牛，以维持生活。此后，哥哥陈昭芹先一步到了新加坡。十六岁时，由于家乡生活贫寒，迫于生计，他与同乡结伴，离别了家人，到新加坡投奔哥哥陈昭芹。先在新加坡吧咪街会益昌商行学裁缝,后到东令区英国人家里做杂活，两年后又到英国人开办的工厂学习电工、汽车驾驶等；到二十岁时,便具备了相当熟练的机械维修及汽车驾驶技能。他所在的那间英国人的工厂，已满足不了他那好学的欲望,于是他就到当时新加坡有名的亚细亚轮船公司应聘。在众多的应聘者中，他脱颖而出，当即受到聘用，开始了他在远洋轮上的航海工作。这期间，他随海轮远航到世界的许多国家，极大地开阔了他的视野，了解到异国他乡的许多风土人情。
记得翁家贵老机工曾经说过：“当年你爸爸做海员时到达英国，去喝咖啡。服务生看他是中国人，非常怠慢他，在你父亲气愤的质问下才得到服务的；出咖啡店你父亲又去擦皮鞋，为你父亲擦鞋的人却完全是跪着服务的。你父亲后来感慨地对我们说：‘不要看英国强大，她也有贫弱的一面，将来我们中国肯定也会有强大、不受欺侮的一天！’”
在远洋轮上工作，父亲不仅负责轮船上的机械维护，还悄悄学会了西点制作、调配咖啡以及简短的英语对话。稳定的生活，使他有了不少积蓄。于是，他在二十七岁时，回家乡海南岛结婚娶妻。在家住了十个月后，便再次别家重返新加坡。
那时，南洋已形成一定规模的华人社会，华侨教育相当普及，新加坡已开办工人华文夜校。父亲在工作之余，也和多数的海外华人一样到夜校学习，他在夜校不仅学到了不少文化知识,还开启了祖国观念和民族意识。
但两年后，英殖民统治者认为该夜校有政治倾向，而将它强行关闭。
由于父亲留守海南家乡的妻子在女儿5岁时病故，父亲把女儿接到了新加坡。独自带孩子的日子，他不得不离开时常在海上满世界跑的亚细亚轮船公司，先后到意大利人和英国人在新加坡开办的意商FLAT汽车公司、英商慕娘汽车公司工作。在此期间，他与哥哥陈昭芹一直住在新加坡小坡大马路424号。兄弟俩与两个海南乡亲合股在此地开办了当时比较有名的“天和堂药店”，经营良好，一家人在南洋过着丰衣足食的生活。
归 来
“再会吧，南洋！你海波绿，海云长，你是我们的第二故乡……你不见尸横着长白山，血流着黑龙江。这是中华民族的存亡！再会吧，南洋！……” 一曲悲壮的“告别南洋”，道出了多少南洋华侨的心声！
父亲的归来当然是与抗战有关。
1937年7月，七·七事变爆发；很快，祖国半壁江山沦陷。
“宁做中国鬼，不做亡国奴！”
“我们祖家还有人在，容不得敌人放肆！”
南洋侨胞对“祖家”的牵挂，真恨不得立即插翅飞越重洋。
1939年初，国内开始招募有汽车驾驶和维修技能的华侨回国服务，其主要任务是到当时国内唯一的国际运输线、被称为“抗战输血管”的滇缅公路抢运抗日军需物资。身在新加坡的父亲得知后感到所怀技能能够在国家急需的时刻派上用场，不容迟疑!
心路漫漫(2)
于是,二十多名海南同乡在当地卓有声望的高级工程师王文松的带领下，同时报名参加“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陈嘉庚先生在其《南侨回忆录》的第九十二篇中写道：“有一修机工在洋十余年，每月收入坡币二百余元，自甘牺牲，并招同伴十余人，带其全副机器前往。”这名收入颇丰的修机工就是出生于海南万宁的王文松。与他随行的同伴中，就有我的父亲。
王文松侨居新加坡柔庶街48号，家有妻儿老小，有一非常幸福的家庭。他文化技术水平较高，英文也讲得很流畅，薪金待遇优厚。但是，他放弃了。
与此同时，王文松、黄有益等27人集体加入中国国民党属新加坡第一支部，每人发党章一枚并交纳党费，父亲是其中一员。
由中华民国驻新加坡总领事馆发给的第206449号华侨登记证里，贴着一张像片。他，就是父亲。高高的前额，深邃的目光，洁白的圆领衬衫，一丝不苟的头发向后梳得整整齐齐。在他身上，散发着一股浓浓的南洋味。这是南侨机工回国前夕由政府发的华侨登记证。当时招募机工的条件之一是“年龄20至40岁”。父亲当时已39岁，他惟恐报名后落选，把年龄改成32岁；又把他年幼的女儿请家嫂带回家乡海南岛，交给其父亲照看。爷孙俩此后十几年不知我父亲生死，直到我的祖父病故也不知父亲身在何方。
人生的最大悲痛莫过于离别！
为能回国效力，父亲再次离别亲人。他默默地注视着其家嫂牵着孩子的手渐渐远去……
送别之时万人空巷，离别之时潸然泪下。
与父亲同一批回国的海南机工陈宋儒(原名陈光兴),抽空悄悄记下了离别时的一幕(1939年3月10日)：
出发的时期到了。这次报名回国的共二百零一人，被编为第二批南侨机工回国服务团，由钟运熙任总领队，王文松和我任副领队。团部通知我火速到新加坡报到，准备启程。
这天清晨，哥哥、嫂嫂含着两泡眼泪送我上路。他们既希望自己的亲人永远不离身边，又希望子弟去为国立功，杀敌救亡的矛盾心情，使我好几天觉得心烦意乱，同时又眷念连绵。这也许就是又深沉又善良的中国父老心吧。①
对于每一名机工来说，离别，是他们一生中永远抹不掉的记忆！
第四批回国的机工郑亚来在时隔六十年之后，还非常清晰地记得那“难忘的一刻”：
回国的手续办好了。临行，母亲给我送来一张全家照，毛衣一件，她说：中国冷。她含着眼泪把我的出生证悄悄交给我（我出生在马来亚西城镇巴生）。她强忍着泪不敢哭，因为哭是不吉利的。
1939年4月10日，黄锦坤领队带队上了船。我们穿着筹赈会发的淡黄色的胸前印有“新加坡回国服务机工”蓝色字样的卫生衣，外面穿着绿色军衣、军裤，头上戴着军帽，背上是灰色毛毯。我和其他同伴一样，站在轮船甲板上。这时船徐徐离开码头，面对着成千上万的第二故乡的乡亲父老们，宣誓，不灭敌寇誓不返乡！
再见吧，我的出生地—南洋！
星岛的视线在我眼前渐渐消失了……②
“再会吧，南洋……”，在这悲壮的歌声中，在南洋父老乡亲的嘱托下，在亲人热泪的离别下，机工们挥泪告别南洋！
3200名侨居南洋的优秀子弟，满怀着报效祖国的一腔热血，带着南洋八百万华侨的期盼，先后分九批从南洋归来，奔赴祖国西南的抗日战场。其中的一千八百多名机工此去后再无生还，永远地告别了南洋！
就这样，父亲于1939年3月13日在新加坡太古码头搭乘丰祥号海轮启程回国。为第二批，共207人。
征 途
历时三天三夜的海上航行，第二批南侨机工来到越南西贡，上岸后改乘火车，于3月21日到达昆明。
“终于回到祖国怀抱了！”
他们被安排在昆明潘家湾西南运输处训练所接受短期军事训练。穿统一服装，听统一指令，早晚出操。过惯了南洋舒适、松散生活的侨工，不下点苦功还真有点吃不消。还未上滇缅路，机工们就感到生活紧张、艰苦。睡的是一楼用稻草铺就的地铺，洗漱是用河沟里的水，吃的没有了咖喱，喝的没有了可可、咖啡……
“我们回来就是准备吃苦的！”
这是侨工们常说的一句话。
鉴于机工知识程度不一,缺乏集体生活习惯,对军队严格纪律更是不了解,在随后的招募工作中，南侨总会特公布《机工回国服务信约》十条，要求应募机工确实遵守：
一，国家至上民族至上,是一切精神动员的基本信念,也是为争取民族的自由国家独立的最高信念。
二，为要争取全民族的自由,必先牺牲个人的自由。
三，我们必须坚信抗战必胜,建国必成,必须努力为国家民族服务。
四，遵守团体纪律即是遵守国家的法律。
五，“华侨青年义勇队”是祖国政府对我们青年机工回国服务的称呼,我们必须名副其实 ,矢忠矢勇,埋头苦干为八百万华侨争体面,为国家民族争生路。
六，为表现尽忠报国的精神,须将过去一切恶习勇敢革除。
七，服从上峰命令及诚恳接受领导者的指挥与劝诫,上峰所委派的责任,应忠实担负。
心路漫漫(3)
八，生活要集体化,做事要系统化,行动要纪律化,对同志要亲爱、和平、互助，对公众要尊重，严守秩序，注意卫生。
九，虚心学习技术，爱惜国家物力，勿傲慢，勿浮动。
十，尽忠国家同时不可忘记孝悌与忠信，到国门之后，必须按期寄信并经常安慰家属之怀念。
以上十条，凡有意违犯任何一条，经队劝诫不听者，即取消其服务资格，并追偿一切损失。
中华民国二十八年四月六日③
由此可见，南侨总会向祖国输送的都是优秀人才。
战争，把他们召了回来；历史，选择了他们！
经过短短一周的集训后，4月1日，包括父亲在内的24名海南人随部分侨工一起被分配到我国政府临时设在缅甸仰光的仰光汽车修配厂，装配大批美国道奇、欧姆汽车，以备抢运军需物资。机工陈宋儒在1939年4月1日的日记中写道：
真想不到我们会被分派来缅甸仰光,到西南运输处临时设在这里的汽车修配厂装配美国道奇牌和欧姆牌卡车。原先我们还希望能分派我们到滇缅路跑车运军需物资呢。因为,抗战爆发后,我国沿海口岸及交通要道已基本沦丧,大量军用物资不得不改由缅甸经滇缅路运回国内,以供应各个抗日战场。因此,滇缅公路以“抗战输血管”而扬名中外。不过，希望是希望，现实是现实。要使大量军用物资能及时送上前线，交通工具首当其冲。只要为了杀敌救国，哪里干，干什么全都一样……④
该汽车装配厂的副厂长为王文松。
在此工作的南侨机工，他们面临的任务是很艰巨的。美国工程师原计划每6人一组一周装配一辆新车。然而，全体侨工以其娴熟的技术，大显身手。他们顶着酷暑或冒着大雨，每天连续工作十小时以上，由第一天的每组装配两辆到继后的一天装配四辆。其高质量、高效率，忘我的工作作风，令美国工程师大为惊叹！“OK!OK!真想不到，这些华侨真了不起！”
南侨机工就是了不起！
当时，国内汽车驾、修技术人员十分贫乏。从海外归来的这些南洋华侨 “技术优良、经验丰富”。他们的归来，及时地撑起了从教官、翻译到装配、驾车、维修等几乎所有岗位，而几乎所有的重点都落在抗战大动脉的滇缅公路上。
西南运输处仰光办事处负责人陈质平得知侨工惊人的工作进程，及时向西南运输处主任宋子良作了汇报。周会上，宋子良对受奖的侨工说“我是海南文昌人，你们南侨的海南机工为海南人争了光。”
半年的苦战，近千辆美国道奇、欧姆汽车就逐批装配完成，由火车从仰光运到腊戍，非常及时地投放到滇缅路的运输中。
在仰光的任务完成后，父亲他们受命调到国内西南运输处下关分处第八修理厂（王文松任厂长），抢修滇缅公路上的受损车辆。
滇缅公路，山高谷深、九曲回肠，历时十个月在阵痛中诞生，被称之为“血路”。它承载的历史使命筑就了战争的历史进程。在东南亚战区，滇缅公路被誉为“中国抗战的生命线”、“抗战输血管”。
“当年，行驶在滇缅路上的艰险，后人是无法想象的；太难了,的确太难了！”
一样的经历，相同的感叹！
1940年5月，在缅甸腊戍待运的物资越来越多，滇缅路极差的路况使运输车辆报损率很高。尽管南侨机工不分昼夜地抢运、抢修，其运输任务仍然吃紧。海外华侨时刻关注着国内抗战进程，南洋华侨筹赈总会先后向国内捐车（福特、雪佛兰）三百余辆。南侨机工组成华侨先锋队两个大队，争分夺秒地加紧抢运由缅甸腊戍、八莫运往国内的物资，滇缅路承载的运输急速加重。
……
2005年5月中旬,一次偶然的机会,我认识了已年过九旬、曾任西南运输处十六大队分队长的梁文杰老人。在他断断续续的讲述中，我听到了在机工史料中看到的华侨先锋队队长刘贝锦、副队长连文瀛等机工的姓名。华侨先锋队队部与西南运输处十六大队同驻芒市三棵树。给梁文杰老人留下深刻记忆的是华侨的工作态度：认真、吃苦耐劳、胆大心细，技术全面；但有部分人不理解他们为什么会放弃国外舒适的生活回来吃苦，有时还会漠视他们，但华侨都非常的团结。他说：“我特别地敬佩他们，因华侨是滇缅路上的运输主力军，他们特别英勇顽强。”华侨先锋队是由机工中最优秀的人才组成的，牺牲也是最多的。
……
日军早就对滇缅路的运输虎视眈眈，想方设法要扼住这军需咽喉，使抗战窒息。
“……断我赖以生存之滇缅路，我后方军民则无异困守孤城，坐以待毙……”⑤
7月18日，英日签署协定，滇缅公路被迫关闭。前线军需告急!
炮弹、枪支、燃油、药品、汽配、钢材等，尚在仰光待运。国民政府仅有的十余架运输机及兵工厂，因燃料缺乏，被迫停飞、停工。
“血线”不能及时输血，国内抗战乏力。
南侨机工眼睁睁地看着滇缅路运输停滞，心急如焚！
9月26日，日军攻占越南海防;10月7日，日军空军进驻河内，英政府在东方的殖民地受到威胁。
10月18日，被英政府关闭三个月的滇缅公路重新开放，南侨机工立即投入到更为艰巨的运输任务之中。
心路漫漫(4)
是日，日本侵略军首次空袭功果桥。
不但道路充满艰难险阻,还要躲避敌机的狂轰滥炸，滇缅路上的运输险象环生。
11月，父亲从下关调缅甸腊戍修理厂，在那里抢修从腊戍待发的车辆。整整一年，滇缅路上的运输高峰持续不断。
“……南侨机工以每日输入军需物资达300吨以上……”⑥
1941年年底，世界战局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
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美、英等国结为同盟对日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
面对日军的猖獗，盟军深感中国战区的重要性。在中国战区，中国军民牵制住了日军上百万。而要制服这上百万的日军，滇缅公路的运输决定着战争的胜负。
难怪后人在对滇缅公路的考查中，发出感叹：“无法想象，没有滇缅公路，中国抗战的历史将会如何书写！”
随着日军铁蹄的步步逼近，缅甸局势岌岌可危。12月初，父亲他们受命从缅甸腊戍撤离回国，派到西南运输处设在昆明黑林铺的汽车修理总厂服务。不久，父亲调往距昆明七公里的美国陆军（SOS）第十修理厂做电工。
1942年初，中国军队出征缅甸。远征军跨出国门，赴缅作战。
滇缅路承载的使命更重了。
南侨机工不仅要抢运抗战物资，又担负起从滇缅路送走一批批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的任务。
在缅甸坚守到最后撤退的人员，奉命对屯积在腊戍、八莫的仓储物资实施爆破。王文松是留守到最后的人员之一，在八莫军事运输事务所撤退时，负责破坏各仓库。档案记载负责这项破坏工作的人员名单如下：
所长：赵廷珍；监察科科长：黄得望；运输科科长：庄汉良；第三大队大队长：雷震阳；驻修队技师：王文松；美技术员：FANDEL；等 （云南省档案馆54-12-193） 。
1942年5月3日下午，驻缅甸八莫军事运输事务所突然电报不通，两小时后接命开始撤退。军运所全体人员随中缅运输局汽车运输队华侨第三大队官兵步行撤退，从八莫经密支那至中国保山。
其所长赵廷珍在回国后的辞呈中写道：“由八莫步行撤退时，目睹各机构撤退毫不畏惧，反振作精神，努力工作，无一人旷职。本所自翊此种精神可与前方执枪战士媲美。自踏上征程，栉风沐雨、饥寒交迫，半途又遇敌人阻截，连晚绕道，生死置之度外，饮痛忍受，毫无怨言……”（云南省档案馆54-12-193）。
中国远征军在缅作战失利。日军越过国门，沿着滇缅路向前推进。
1942年5月5日，眼看日军先遣队已到达滇缅路咽喉——惠通桥，中国军队果断引爆炸药，惠通桥被炸。日军被紧紧地锁在怒江西岸，日军的铁蹄在这里画上句号。两军隔江对峙。
滇缅路运输中断后，南侨机工遭当局遣散。他们报国无门，回归无路，多数南侨机工无以为业。由于言语不通，举目无亲，部分南侨机工流落街头，甚至冻死、饿死。
南侨机工只有自助了！
海南籍机工黄守琛，第三批回国，任华侨先锋第一大队二中队中队长，在昆明西站空军招待所谋到经理一职，当即召集了近百名南侨机工（其中有30多名海南籍机工）到招待所就职，以解决他们的吃饭和住宿问题……
此时，父亲就职于昆明东站美国陆军第十修理厂。
1942年秋，美空军十四航空队开辟了在当时航空史上被视为禁区的喜马拉雅山脉和缅甸茂密丛林上空的一条空中航线，即有名的“驼峰”航线。其航线是在滇缅公路运输中断后开辟的空中运输线，驾机飞越“驼峰”的是美国陈纳德将军所率领的神勇的飞虎队。
刚从滇缅路上退下来的南侨机工，先后有两批（每批50人左右）被盟军征募到印度汀江机场，承担飞虎队的地面运输工作。
同为海南籍的机工罗杰在赴印度之前，父亲用钢材精心地制作了一枚精美印章送与罗杰。罗杰临行前担心带去遗失，十分不舍地交其叔叔罗开瑚保存。
与罗杰同行的海南籍机工林明月病故于印度汀江机场。
飞虎队员从极其惊险的“驼峰”航线频繁飞越，所运战争物资也倾注着南侨机工的一份血汗。
……
2006年11月，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在被称为“飞虎月亮花”的世纪老人黄欢笑家中，我有幸认识了曾任美军第十四航空队翻译的美籍华人黄永裘先生。黄先生1942年就读于西南联大译训班，后入陈纳德驼峰飞虎队当翻译，随美军在云南驿机场工作了两年多。
一件当年美国飞虎队员所穿的飞行服，把南侨机工王亚六和黄永裘先生一起带回六十多年前那段相同经历的回忆中。王亚六说，那时候云南驿机场很大，从印度汀江机场起飞的“驼峰飞虎队”飞机所运物资全都空运到云南驿机场；在那里服务的南侨机工，几乎都是与身着这种飞行服的美军飞行员一起忙于当时的军事运输。飞行服背面印有：“来华助战洋人，军民一体救护”字样。
可见，云南当时已是国际反法西斯战场之一。
……
另有一部分南侨机工赴印度兰姆伽加入中国远征军新一军孙立人部队的炮兵旅运送弹药。在这之中，有海南籍的机工陈邦兴、王云峰、庄镜波、谢川周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