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路漫漫(5)
昆明南郊的巫家坝机场，是陈纳德总部的所在地。1943年中旬起，父亲凭着在远洋轮上所学到的西点制作的厨艺，分别在巫家坝美空军招待所、云南驿美空军招待所制作西点。西点的美味使不少美军士兵认识了父亲这名“厨师”。在保山华美餐厅，父亲看到美军军官酒后殴打士兵，父亲曾作为证人飞抵印度，在美军的军事法庭上为被殴士兵出庭作证。
南侨机工没有辜负南洋父老的嘱托，坚持到抗战胜利。
一千八百多名南侨机工永远地沉睡在滇缅路上。
“可以说，我们南侨机工回国抗战，没有一个人当逃兵，也没有一个人给南洋华侨丢脸！”
这是如今健在的几位老机工在回首那段往事时发出的感言！
1945年，抗战胜利了。幸存的南侨机工自发地组织成立“华侨互组会”，向国民政府提出请求，要求复员。
若干年后，我在查阅南侨机工档案时，无意间触摸到那段历史。沉寂已久的历史档案让我走近和了解华侨，认识了南侨机工团结互助、亲切温暖的“华侨互助会”。
华侨互助会，于1943年9月发起，1944年1月成立。
1942年5月，惠通桥被炸，滇缅公路运输中断。之后，大部分南侨机工无以为业。他们谋生无方，流离失所，浪迹街头，急待救济。热心于侨胞事业的南侨机工及侨胞白清泉、侯西反、胡春玉等，发起为难侨施赠医药。同年12月，又酝酿成立华侨互助会，并呈请备案。1944年1月21日，华侨互助会在昆明南强街福建会馆成立，分九批从南洋归来的机工们在昆明有了“家”。
在华侨互助会1944年的工作总结中，这样写道：“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南洋各地相继失守。滇缅路中断，侨工陆续失业，流落街头，无人垂顾，侨童无书可读。本会旨在于为华侨和侨工解决困难，热心侨胞展开侨之收容训练。并提出：‘侨应自谋力更生，以侨救侨’”（云南省档案馆44-2-314）。
由此可见，华侨互助会完全是根据当时南侨机工的生存状态，由归侨自发组织的自救、互助团体。
华侨互助会在筹集到救济资金后，用途如下：
1、聘请昆明惠滇医院的陈永祥、周文辉两名医师为生病的侨工义务诊疗；
2、会内设疗养室，由专人照顾病侨的起居饮食；
3、会内设收容所，收容失业侨胞，介绍职业。
设在昆明黄土坡观音寺的南侨机工收容所，人数是逐天增加。华侨互助会还制定出训练概要：
1、智能训练：政治、军事、技术；
2、精神训练：讨论抗战、批评与自我批评；
3、劳动服务：每日一小时；
4、课外娱乐：南洋音乐演唱或演奏（云南省档案馆44-2-314）。
真是巧合，1984年我从学校毕业后，来到了昆明市儿童医院工作。在多年后，当我整理南侨机工史料时，方知昆明市儿童医院的前身就是与南侨机工有一定历史渊源的惠滇医院。难怪父亲在生前谈及我的工作时，老是重复念叨着一句话：“惠滇医院！”我当时是莫名其妙，叹他病糊涂了！
……
在海外华侨呼吁下，在联合国远东国际难民组织的帮助下，经华侨互助会造册登记、核实，国民政府开始安排南侨机工分批复员。
父亲在办理复员登记时就职于空军第五军粮所。军粮所设在昆明柳坝。该所纪律严明，不允许随便外出、请假。在他复员登记表中清楚地写着，回归地——新加坡。毕竟，南洋是他的第二故乡。所发临时护照号码为473201（云南省档案馆92-2-146）。
1947年9月12日，父亲奉命出发在渝蓉线驾车运输物资，错过了大批机工启程复员的时刻。翌年2月5日回昆后，他曾向云南省侨务委员会提交申请，要求延期他的护照。在1948年8月1日，由华侨委员会、云南侨务处刊出的《侨讯》第十六期中，登载了包括父亲在内的留昆81名机工复员名单，要求他们即日内乘机飞抵广州，转香港乘轮出境。而此时，父亲却再次受命出差，在送车到南京的途中，回昆明已是1949年2月初（云南省档案馆92-2-152-8）。
1949年2月19日上午，云南省侨务委员会向空军第五军粮所供应中队发文一份，“希尽可能准予暂缓调遣陈昭藻、林熙庾等，以便等待联合国国际难民组织广州办事处来人核办处理”。
空军第五军粮所回函：
侨委会云南侨务处：
（1）侨务字第0049大函收悉；
（2）查该库不隶属本队，所请未便照办；
（3）请呈向军粮股洽办。
昆明巫家坝空军供应中队中队长：蒋方锦（云南省档案馆92-3-8-33）。
但是，父亲已经再也没有复员的时机了。
次月，该军粮所郝绍连所长对父亲在内的三名南侨机工说，已没有机会再返新加坡了，要派遣他们随部队前往台湾。
或许是出于对未来社会的憧憬与向往，父亲选择留在大陆。
他辞职离开空军第五军粮所，开始了新的生活。
父亲、母亲
留在大陆昆明后，父亲与母亲相识了。
1949年底，伴随着共和国诞生的欢呼声，父亲、母亲开始了他们的婚姻旅途。父亲、母亲年龄相差整整三十岁。
心路漫漫(6)
母亲幼年丧母。过早地失去了母爱，在她的内心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她的一生都不善于言笑。在她那过于严谨的神态下，蕴藏着女性的善良、淳朴。
20世纪50年代初，父亲就职于昆明裕成商行。“新社会，要有新知识！”父亲送母亲到文化夜校学习。
“你父亲送给我一支派克笔，上课的时候拿出来，班上好多同学都羡慕。”每当掏出藏在母亲心底的那一份回忆，她的脸上就会闪烁起一种难以捉摸的微笑。那是我们平时很难捕捉到的。
“你父亲身材魁梧，身子特别直。休息天他就穿西装系领带，头发还打上发油，走出去，有点与众不同。”
不知母亲特别爱整洁的习惯是否是从她的婚姻开始。
母亲先后生育了姐姐、我和弟弟三人。
1952年，父亲无职在家。当时的生活来源，主要靠新加坡姑母寄过来的侨汇。华侨事务处派人来家，问是否需要救济。父亲说不想白拿国家一分钱，需要的是一份工作，在任何地区做任何工作都行。
于是，经华侨事务处介绍，父亲来到云南垦殖局蒙自分局做驾驶工作。同年10月，由于工作的需要，父亲连人带车调往森林工业局开远分局，往返于林区运送木材。
父亲在祖国大跃进时期，工作干得不分昼夜。
“我们南侨机工，不管是在国家民族争独立时期，还是在国家百废待兴的建设时期，都是为国家付之心血的。”这是我在对尚健在的老机工王亚六访谈时，他的肺腑之言。
在父亲的档案中，记录有他的诸多荣耀：1956年参加森林工业局先进生产者会议，得奖章一枚；获物质奖励六次（胸前印有奖字的纯棉内衣）；1958年到1959年，分别获得安全行车十万公里以上和先进生产者的奖状各一张。
工作单位欲送父亲去疗养，父亲说：“我身体好好的，怎么去浪费国家的钱？”
对那几张无任何装裱的奖状，父亲收藏如宝，直到“文革”中才被撕毁；而那几件印有“奖”字的纯棉内衣，则一直紧紧地陪伴着他的身体，直到临终随父亲化作了一缕轻烟……
那个“奖”字，至今还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
我的童年是在多彩的记忆中度过的。
由于父亲常年在林区工作，很难有机会回家。在我4岁以前，我见不到父亲的音容笑貌。于是，大我十岁的姐姐背上我，从昆明乘上火车，沿途又几次站在路边招手搭车，终于到达罗平的林业局车队。
父亲看到我们姐妹俩，顿时惊喜得发呆了！
“你们怎么来的？”
“只要看到写有‘林业’字样的车，我就招手！”姐姐大声地说。
“我告知他们您的名字，他们都说：‘知道，老华侨！’”
着一身劳动布工作服的父亲，从此，留在了我幼年模糊的记忆中。
之后，父亲调到昆明近郊工作。
休息天，父亲偶尔带我们到南屏街当时昆明少有的咖啡店喝咖啡。那一刻，我总是高兴得跟着父亲一路走、一路跳。一次，邻桌的人看着我和父亲的样子，对我说：“小姑娘，你的爷爷真好！”顿时，我的心沉了下去。以后，再也不愿跟随父亲一同上街了。
20世纪60年代后期，父亲被隔离审查了。母亲被迫带着弟弟随时代的潮流下放到了农村。
又要离别。临行前，父亲对母亲说：“凤英，你带着孩子先去吧！我虽然年纪大了，还挖得了地。等我回单位接受完审查，就到农村来，你不要嫌弃我！”“相信我，我不是特务……”
每当母亲回想起父亲的这番话语，她总会鼻子发酸。
我们一家开始了分居三地的生活。父亲回单位接受审查。他的审查一直延续到1973年1月。
母亲带着弟弟在农村起早贪黑地干活，全年所挣工分收入只能维持基本口粮。母亲吃苦耐劳的本领扶持着整个家庭生活。
1975年，在农村的母亲得以落实政策返城了。
次年，父亲退休了。但他还到离家很远的汽修厂工作。每天早晚两次赶公交车，有时被挤得摔倒在地，或是手被车门夹破，但他回家从未有过一声叹息，还哼着他的家乡小调找家务事做……
读着《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红岩》等革命小说成长的我，最大的向往就是申请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因为我的家庭出身，我接受多次的家庭出身审查和团组织对我的考验。看着和我一起写入团申请书的同学已经成为一名共青团团员，那一刻，我恨透了父亲。是他影响了我，影响了我的进步，影响了我对组织的渴望……
可生活中，父亲在养育着我。再苦再累，他都默默承受。
每当家里炖汤煮肉，母亲总要把我和弟弟拉到一边悄悄交待：“你父亲年纪大了，让他多吃一点，你们年轻，有的是机会。”
在困难时期，父亲总是抢着吃玉米饭，母亲很无奈。
20世纪80年代中期，已年过八旬的父亲再也累不动了，躺倒在病床上。
在医院的三个月中，不知何故，医生查房或来人探望，父亲讲的全是海南话。医生用问询的目光回头看我，我学会了简单的海南话。
回家养病的父亲基本不能下楼了。
心路漫漫(7)
那天清晨，母亲焦急地打来电话，说父亲不见了！
我连忙赶到家里，母亲告诉我说，她出去取牛奶，回来就不见了病床上的父亲。实在想不到，久病的父亲居然能走动，而且还下了六楼，不见了！
晨风中,我与母亲四处奔寻。终于在昆明的翠湖公园湖畔，看到了伫立在湖边的父亲。一根拐杖支撑着他瘦弱的身躯，纹丝不动！
“你!你来这里干嘛?”喘息不已的母亲急忙搀扶着父亲。
“我，我想回海南岛！到新加坡！看‘天和堂’！”
听着父亲一字一句地从嘴里蹦出来的这些想法，我和母亲感到非常的惊异。
“好，等你病好了，就回海南岛、到新加坡。”我和母亲劝慰着父亲，慢慢地把他扶回了家。
从此，再未下楼的父亲一直躺在床上深深地惦念着他的家乡，他的第二故乡——直到病故。
父亲走了，留下一张行军床、一只美国军用水壶、一本华侨登记证。
心路漫漫
人们经历过的种种事情，时间久了便沉淀为许多记忆。有些记忆是需要拿出来回放的，并细细回味。酸的变甜，甜的发酸。
人生需要有回忆！
在我幼年的记忆中，幼稚园的老师特别偏爱我。我的衣裙在当时穿的总是与别的小朋友不同，色彩鲜艳，款式独特。印象最深的是一条紫红色的连衣裤，开口在左肩上有一排纽扣，每次方便，都需老师帮忙。此时，老师就说：“看你这衣着，就知你家与众不同！”
回到家，我问母亲，母亲告诉我：“你穿的衣裙是你新加坡大伯母寄来的，当然就与别人的不一样喽！”
“新加坡在什么地方？”
“听说在南洋，很远很远。”
母亲把她所知的点滴向我输入。若干年后，我从父亲一些往来的信件中得知，新加坡的伯母一直盼着父亲回去，因伯父在新加坡沦陷后不久生病去世，父亲和伯父与两个海南同乡共同投资开办的“天和堂药店”需父亲回去照料。但父亲在两次机工复员时都因被派工作，没有赶上再返新加坡。后来伯母曾来信说，若父亲实在回不去，送一孩子回新加坡也行（伯母身边没有孩子），父亲没有把身边的孩子送过去。新加坡“天和堂药店”的股份和经营全留给了伯母。
……
我的家庭的确与别人的有点不一样。尤其是和我同龄人的父亲相比，我的父亲是一位老人，我出生时父亲已62岁。在我家居住的四合院里，邻居们都亲切地称他为“陈爷爷”。
我家居住的四合院里，共住着五户人家。楼上两户、楼下三户。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那位双足被缠成三寸金莲的彭奶奶。她随时穿一身整洁的对襟衣服，说话总是很温和。据说，彭奶奶是个大家闺秀，受过良好教育。她能读书、写字、知书达理，很受人们的尊重。
那年我七岁，在我刚步入校门不久，不明白一家人怎会各居一方。母亲带着弟弟下放到了农村，父亲被隔离审查。
独居的我经常得到彭奶奶的照顾，冷暖、温饱她都会过问。夜晚我关门入睡，用被子把自己的身子从头到脚裹得严严的，即使裹得全身冒汗也不松开被。童年对黑暗的恐惧，使我总想一直亮着灯。迷迷糊糊中，就会听到彭奶奶轻轻的声音：“睡了吧？关灯！”
这位老人几乎每晚都在我入睡后，才去休息。
黑暗中，进入了我童年的梦乡。
清晨，又是在她温和的喊声中，我起床上学。
年少时期孤独的我，期盼成了我生活的主题。盼着哪天放学回家，门上的锁不再挂着。
呵！家里有人。一种快感从心间流过。母亲、父亲终于能分别不定期地回家来了。
母亲回来，打扫卫生、清洗被褥、千叮万嘱，又赶车回农村了；父亲回来，做好够我吃几天的饭菜，陪着我吃一顿饱饭又回单位了。
快乐时光总是那样的短暂，只在指间停留片刻，就匆匆溜走。
假期，我到农村找母亲和弟弟。做完田间的农活，回到家里我把在学校里学到的歌曲大声地唱出，弟弟也跟着唱，而且唱得非常卖力，母亲开心地笑了。歌声、笑声飞出了那村庄里简洁的房舍……
中秋节，四合院里的两家人早早地就邀我晚上到他们家过节。我选择了到楼上的王奶奶家。他们老两口及两个孩子加上我，围着一张圆桌对着门外的月光，开始过节。桌上摆满食品，月饼、什糖、水果、板栗……我不明白，为何要在这一天晚上，家人聚在一起对着月光尽兴地说笑，美美地饱餐。主人一家对我热情，不分里外。我不时地左右转身接着两边送过来的食物，听着他们一家人不紧不慢地聊着家常以及楼下彭奶奶的那个大家庭中传出来的欢笑声。此刻，我丝毫感觉不到过节有什么好处！
透过楼道的那一扇窗，我盯着月亮狠狠地看。为何月要圆！月圆人团圆？不明白，真的不明白！
父亲、母亲，月光下，您们身处何方？
那晚，我睡在床上没有开灯。屋子里洒进了洁白的月光，温馨、明亮。她默默地注视着我，似乎轻轻地对我呢喃：“睡吧，我会陪在你身旁。”那月光温柔地拥着我渐入梦乡。
哦！大自然是美的！
心路漫漫(8)
想念父亲，我搭车到了地处郊区的父亲所在工厂。经人指引，我找到了一幢已很破旧的楼房。那楼内是一内走廊，若无灯光，漆黑一团。顺着楼道右边走到底，在最后一间，我敲开了门。果然是父亲！一套洗得发白还打了补丁的劳动布工作服穿在身上，罩在里边的依然是那件很旧的印有“奖”字的纯棉内衣；几根花白的头发有点零乱，曾经圆润的面廓似乎一下子拉长了、还布有皱纹；扶着门框显得粗糙的双手还留有未褪尽的工作时的气味，一双脚套在同样是洗得发白的劳动球鞋里。从头到脚，从里到外，浑身散发着劳动气息。
这就是父亲，我打心眼里不希望的父亲的形象，可他地地道道的就是我的父亲。
父亲看到我，眼光有些散乱。愣了片刻，急忙拉我进屋。
“以后可不许乱跑，不安全。”
屋里除了一张床、两个小凳子、一个保温瓶，几乎没有更多物件。还没吃午饭，父亲用一个小煤油炉煮面条，我到另一房间去接水。那里积满污水，走到水龙头前，要从一块块垫高的砖头上走过。提着满满的一桶水，小心翼翼地走出来，一个念头在我心中一闪：年过七旬的父亲每天这样用水，万一跌倒怎么办？我心一慌，天哪！赶紧把这念头止住，不敢再往下想。
饭毕，父亲催促我快回家，因下午开会他要向群众交待他的历史问题。我想，他是不想让我看见他低着头的形象！
去看父亲，就吃了一碗酱油面，还带回一份心酸。
小学四年级，母亲生病住医院。做完手术，父亲送来鸡汤。我到医院门口接过父亲熬好的鸡汤。他询问了母亲的病况，待我转身要走，“宝玉”，父亲叫着我小名，我回过头，看到父亲即将要迈出的右脚又慢慢地放回了原地，他欲言又止的样子使我感到困惑。“没什么”，他费力地摆摆手，“让你母亲好好休养。”但我从他的目光里看到了焦虑、期盼和无奈。父亲原地不动地目送我走向母亲所在的病房。
那时我不明白，父亲为何不上病房看望母亲。
“你爸爸呢？”
“还在医院门口。”
母亲捧着手中的鸡汤发了一阵呆，才低头慢慢咽下。
小学毕业，班主任通知每位同学交户口册按户籍分中学。我急得坐卧不安，不知如何是好。我的户口在农村！
当年报名入学后不久，全家下放，我的户口随母亲一起下放到了农村。弟弟随户口所在地报名入学。他的小学和当地农村孩子一样，几乎在田间完成，农忙完了才进教室学会几个简单汉字。而我侥幸坐在昆明的学堂，但还是“黑人黑户”地出入学堂。
怎么办？“愁”上了心头！
傍晚，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到学校找到班主任，艰难地吐出了真相。
她沉默片刻说：“我明白了。”
我顺利地跨入了中学。
读书期间，我最怕的是开家长座谈会。同学的父亲不是穿军装就是四个吊袋的中山装，且个个年富力强。我曾闭着眼睛梦想：如果父亲穿军装、如果父亲穿中山装——但睁开眼睛，活生生的父亲却永远总是着劳动布工作服的老人形象。
唉！父亲，年轻时你的精力投在何方？
初中时，一家人团聚了，但父亲也退休了。为了供我们姐弟读书，他不顾年迈体弱，早出晚归，仍然出去工作，每月多挣四十元钱以补贴家用。每天清晨，父亲早早就出门。目送着他微驼的背影渐渐远去，我的心也有点驼了。
记得有一次，我患急性肠炎住进医院急诊室。母亲上班，我只好让小伙伴陪我输液。忽然病房门口出现了一个十分熟悉的身影——是父亲。他站在病房门口默默地看着我。面对旁人，我无力地叫了一声“爸爸”，把头转了过去。从他注视我的眼神里，我感到了父亲的关怀！他在病房门口足足站了几分钟，而我感到这几分钟的时间是如此的漫长。我希望他赶快离去！父亲看着我没有多大问题，才转身慢慢离开。看着他步履蹒跚的背影，我的泪水随之溢出了眼眶……
我好渴望父爱！可父亲能给我感受到的只是一种沉重、忧郁，无言的关爱。哦！苍老的父亲，对周围、对同学、对社会，我真希望您的背是直的，而不是微驼的老人形象！那种心境，是旁人无法体会的！
在我家居住的四合院里，茶余饭后，邻居们都喜欢聚在一起听父亲讲他的经历，他的所见所闻。在他昆明方言夹杂着很浓的海南方言中，父亲讲得绘声绘色，邻居们听得津津有味。偶尔，还能听到父亲闭着眼睛陶醉地哼出地道的琼腔琼调来……
也就在他与邻居们乐此不疲的讲述中，我不经意地听到了“南侨机工”、“滇缅公路”这些陌生的称谓。
仿佛，它们是那样的遥远。
那时，常看到来家里坐的那几个叔叔，他们说着与父亲相同的口音，见面都称呼父亲一声“伯爹藻”。他们在一起快言快语地谈笑风生，其乐融融。我左顾右盼地想听个明白，却似懂非懂。尤其是看到他们每当聚在一起时必定要喝咖啡，喝一口总是那样的陶醉!那咖啡的香浓，似乎也只有他们知道。
谈到往事，几个人更是言语不断，激动得挥手比划。
看似平凡，却另有别味的几个“异乡人”！
心路漫漫(9)
许多年以后，我曾问翁老：“您们以前为何不相聚？”
翁老笑着说：“五十年代，我们要在各自的工作岗位忙于祖国的大跃进；六十年代我们这些身份特别的人不能随便走动，身不由己；七十年代后期，抑闷的空气有了一点流动，那份蓄积已久的情感在慢慢蓄发，我们都在相互寻找啊！”
是乡音、乡情、乡恋聚集了他们?
他们人生的脚步如何停落于红土高原？
时间似乎在这里凝结！
父亲的衣着终于有了改变。
多年来，在我的记忆中，父亲身上穿的都是洗得发白的劳动布工作服。他对母亲说：“以后我老不在了，你仍旧让我穿着工作服去吧！穿新衣服，烧了太浪费！”母亲不忍，硬是把她做裁缝的哥哥叫来给父亲缝制了一套纯棉布的银灰色中山装。
那天，父亲很认真地穿上那套衣服出门了。
晚上回来，他高兴地哼起了海南家乡小调。
几天后，父亲拿回一张照片——“抗日时期回国侨工服务团留昆同仁集会”。
“他复员回马来亚，又来看我们来了。和我一批回国的。”
父亲指着照片里名叫陈安的人兴奋地说着。
看着照片中“战友”一词，我对父亲有了一种异样的感觉。
“战友”是那样的崇高、亲切！
一直以来，我对父亲一直有一种难言的忧伤和自卑。
“他怎么还会有战友？”我在心里犯嘀咕。
那是我所知道的父亲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与他的同仁留下的合影留念。
1987年7月28日，乌云厚重。父亲在雷雨声中，艰难地吐出几个字“想回家乡——”，长舒一口气，走了！身穿那套银灰色的中山装静静地走了。
贴身的，依旧是他那印有“奖”字的纯棉内衣。
“在中华民族危亡之际，在抗日战争的艰难困苦年代，在国共合作拯救中华民族危难时期，陈昭藻同志响应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号召，以实际行动支援祖国抗日救国斗争，积极参加南洋华侨机工抗日回国服务团，战斗在当时与国外的唯一通道滇缅公路上，出生入死地为祖国的抗战服务，为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呆呆地听着父亲的悼词，静静地看着闻讯赶来向父亲作最后痛别的“异乡人”，他们面对父亲的遗体，一个个老泪纵横！我相信了，父亲生前的确有过战友！
许多年以后，我从翁家贵老机工那里得知，与父亲同一批回国的机工王文松，早在1946年末担任美军翻译时，在一个漆黑的夜晚驾车在昆明东站不幸发生车祸，送到昆明惠滇医院抢救无效身亡。翁老、父亲等几名机工前去送别，悲痛至极。
之后，我才理解父亲为何一再地提及惠滇医院——那里，有他和战友最悲痛的离别。
父亲走了，伤心之极，我欲哭无泪！
弟弟捧着父亲的骨灰，把他深深地埋入土中。父亲完全地留在了云南昆明！
父亲真的走了吗？
父亲的背影，我挥之不去！
人真是奇怪，在很容易就能够获取之时，往往对事物的存在无所谓。而当意识到真正失去之时，又恨不得使劲地刨、使劲地搜，希望寻得那曾经很容易得到的东西。
父亲，看似平凡，却有着不平凡的人生！在他生前，我没有认真地琢磨他。自从知道他有“战友”之后，在我自卑的心中，父亲的形象有了一点点挺拔。
父亲的背影，驼的。忘不了，的确忘不了！
1989年7月，“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抗日纪念碑”在昆明西山落成。举行隆重的落成典礼，母亲作为南侨机工遗孀被邀请参加，我也作为南洋华侨机工的后代随母亲前往。
仰视着刻在纪念碑上的“赤子功勋”、“南洋华侨机工”这几个醒目的大字，我的心中涌起了一股激流。“南侨机工”！正是这特殊的称谓，让我开始解读父亲和他的“异乡人”。
在纪念碑前，熟悉的、陌生的，一张张似曾相识的面孔吸引着我。他们面对着纪念碑是那样的肃穆、那样的深情、那样的眷恋——我深深地为之感动！
他们是已经为数不多、幸存的南侨机工。
尤其是从广西赶来的一位老机工，个子不高，四个吊袋的上衣配着一条高吊着裤脚的裤子，一双解放球鞋显得格外引人注目；肩上斜挎着一帆布包，背着一包干粮、一壶水，古铜色的脸庞在透过树林的阳光映照下微泛亮光。他凝视着纪念碑，一动不动地久久伫立，尤如一尊雕像！他凝视纪念碑的双眼噙满泪水，那泪水顺着脸颊悄然流下……
哦！父亲、“异乡人”、南侨机工！究竟蕴涵着什么？
2000年10月中旬，在新加坡陈共存先生的支持下，我有幸随中央电视台摄制组重走滇缅公路。同行的有三位健在的老机工，他们是王亚六、罗开瑚、翁家贵。要去找寻、感受父亲当年的足迹，而且还能与他的“战友”同行。仿佛是冥冥中的父亲在指点着我：“去吧！孩子。”
滇缅公路，从前未曾了解过。从没想到我会走进去，并在这条路上寻觅着父亲的足迹。
但是，如今老的路段已所剩无几。
起程的当天，我们就到达下关。几位老机工闻讯赶来，见面的情景尤如父亲他们当年的景象。兴奋、问候，还有那说不完、道不尽的过去——几位老人不停地指点着曾经是南侨机工落脚的地方。
心路漫漫(10)
“达娅，你看！这个地方是以前西南运输处设在下关的第八修理厂，你爸爸就在这里工作。”行至城西，翁老指着现已是民房的遗址娓娓道来。“那时候的厂房是用铁皮搭建而成的，设施简陋，只有办公房稍好一点。”对着那遗址，我的视线久久地停留着。
次日，前往永平，上了滇缅路的老路。奋力行驶的车子左右摇晃，颠簸不停。铁树窝，距永平5公里，弯急坡陡，稍一不慎，就会车毁人亡。“当年，在这里遇难的机工只能用草席卷起来就地掩埋，多数连姓名都没有留下。”几位老机工沉痛地讲述着从前。其中，他们记得名字的海南籍机工符气簪、吴树光，也牺牲在这里！
机工黄昌文在麦桩丫口遇难,连遗体都没有找到!
山林寂静无语，只听得到百米深的山谷中潺潺的流水声。如果不是几位老人的现身讲述，谁曾想到，竟有那样的一批热血男儿在祖国危难的时刻从南洋归来，献身祖国，默默地长眠于此——“再见吧，南洋！再见吧，南洋！”沉眠于此的南侨机工永远地告别了南洋！
仰望高山，俯视峡谷, 回首历史, 我低头思索。
保山，滇缅公路的一个重镇。1942年5月，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遭到大批敌机的疯狂轰炸，死伤无数百姓和学生。罗老清晰地回忆道：有一名陈姓的南侨机工，海南人，平时非常爱整洁，每天出车之前都要对着镜子把自己梳理一番，精神抖擞地登车起程。那天，敌机来犯，他遇难了。头颅被炸飞，可身子还正正地坐在汽车驾驶座位上，双手仍紧握方向盘——啊！南侨机工手中的方向盘！
“我们回来投身祖国抗战，就没有想到要活着回去，我们是早就做好准备的！”
先后在不同的地方，听到几位机工老人说的都是一样的话。
惠通桥，位于龙陵县城东。依怒江两岸悬崖修筑，用钢缆悬吊而成，是滇缅公路的咽喉。
后来的史学家研究，历史的走向在这里发生了改变！
1942年5月，惠通桥被炸断了。日军的铁蹄被锁在了怒江西岸。
日军对两岸人群疯狂扫射。死伤中国百姓数千，鲜血染红了滚滚的怒江水。
罗老告诉我，当年他所驾车子刚过完桥不到两小时，桥就被炸了。和我父亲一批回国的机工韩利丰是掉入江中游过来的。我跟随罗老身后，缓步走到桥头边，凝视着怒江缓缓而流的江水。罗老深沉地低呤：“怒江水呀滚滚流！”看着他那凝重的神情，我随声道出：“问君能有几多愁？”罗老满腔的真情即刻释放。他面对江水，凄凉又高昂地喊出：“战友们！同胞们！今天，我们看你们来啦！你们的鲜血没有白流，我们已经取得胜利了！人民没有忘记你们、历史也不会忘记你们！”此时此刻，我真真切切地听到了“战友”，听到了父亲生前战友发自肺腑的喊声！
父亲和他的战友是一群书写非凡历史的当事者、亲历者和见证者。祖国的苦难和辉煌历程中，深深地印证着他们的足迹。他们是一群用青春和热血书写历史的人，历史不会、也不该忘记他们！
伫立惠通桥边，我久久不愿离去。眼前此景，耳边所闻，把多年来尘封着我感情的闸门打开了。眼里是流不尽的泪水，伤心的泪、悔恨的泪！伤心——在父亲生前，我没有用心去感受他的父爱；愧疚——我曾那么没有勇气面对父亲的形象。我不懂！不懂父亲的过去，不懂父亲和他的“异乡人”。
面对这滔滔江水，我用从心底发出的声音大声喊出：父亲哪！您若九泉有知，就听一听女儿的诉说吧，请您原谅我，原谅我儿时的无知和对您做出的不良举止。如今，我跟随着您的战友在找寻着您当年的足迹，重拾历史的记忆。我要重新认识您！
芒市，南侨机工几个大队和华侨先锋队曾在那里驻足。
一大早，我们来到机工谢川周家。谢老身着一身银灰色的中山装，使我眼前一亮，倍感亲切。谢老个子矮小，精神饱满。当一幅机工回国前曾举过的 “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横幅展现在谢老面前时，他激动地流泪了，“不后悔，不后悔！为当年谎报二十岁回国投身抗战不后悔！”“1939年我回国时只有十七岁，可敌人都打到你祖家了，还能坐视不理？报国心切啊！”
这些“异乡人”，父亲的战友，他们全都是一个称谓——南侨机工！
我站在谢老面前，翁老把我介绍给他：“这是伯爹藻的女儿。”谢老立刻明白了。“哦！伯爹藻。你父亲是个好人哩。”此情此景，此时此地，我再次听到海南的乡音称父亲为“伯爹藻”，是多么的亲切！我明白了，父亲是机工中的大伯。
途经腾冲，在滇西抗战的一九八师阵亡将士纪念碑前，王老在阵亡将士名单中一眼就看到陈金榜的名字。机工陈金榜是和王老一批回国的，惠通桥被炸，就没有了他的消息。数十年后，在这许许多多的阵亡将士名单中，王老能一眼就看到他，也许是英灵在等待老战友的到来！
短短几天的行程，将多年来笼罩在我心头的那层阴影撩开了。父亲、“异乡人”、南侨机工，其形象逐渐凸现。沿途的所见所闻，如同历史的画面在我眼前闪现，强烈地撞击着我的心灵；一张张鲜活的面孔，不停地在我脑海中浮现。富家子弟林春才，瞒着家人报名回国的刘传授，被日军活埋的机工陈团圆——他们在祖国处于危难之时从南洋归来，在滇缅路上燃烧了青春和生命！但他们却是默默无闻！
心路漫漫(11)
回到家里，我小心翼翼地拿出父亲所留遗物。看着这几样物件，忽然产生了一种亲切感！那只美国军用水壶，渴了，它让父亲解渴；那张行军床，累了，它让父亲解乏。两样物件都伴随着父亲多年，使他保持着旺盛的精力而辗转于滇缅路上。打开那本陈旧的华侨登记证，注视着里面父亲那张发黄的照片，父亲的眼睛，有着我既熟悉又陌生的神情。我要寻找！寻找那父亲陌生的过去。
从2004年起，我几乎把所有的工余时间都泡在云南省档案馆里。我阅读历史档案，阅读有关南侨机工的书籍，收集整理父亲和南侨机工史料。一张张发黄的陈年文档在我手中翻动，每一黄页都成了历史的载体：承载着这一段非凡历史的档案，从多年的沉寂中被我激活了。在查阅1946年4月起由华侨互助会造册《机工回国服务复员登记表》时，每一名机工姓名旁的侨居地一栏，那些陌生的地名反复地在我眼前出现。星洲、太平、怡保、霹雳、槟城、马六甲、柔佛、吉隆坡、沙劳越、吉打、暹罗、苏门答腊、西婆罗洲——所有的机工都侨居南洋。卷中贴有的照片，虽时隔半个世纪，一个个眉宇间仍朝气犹存，潇洒、帅气。当翻到卷宗92-2-146第78页时，我猛然看到了“陈昭藻”三个熟悉的字样，我的心跳随之加快，拿着那一张黄页的手也微微颤抖起来。看到了，我看到了父亲年轻、帅气的模样！他整个地跳入我的视线，穿进我的心坎。嘿！父亲，穿着西装，系着领带，双目炯炯有神。我终于看到了父亲不穿劳动布工作服的形象。父亲也曾潇洒、也曾年富力强。
查阅到仅存的几件1939年4月“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委员会征募汽车驶修机人员回国服务登记表”，每一名应募的机工从姓名、年龄、家人、居住地及担保人的签名，都清楚地记录了他们当时的状况。他们是那样的年轻、富有朝气，担保人的签名见证了他们良好的品格及回国服务的决心；但在整理到复员机工的名册时，却不见了许多眼熟的姓名及照片。难道他们失踪了？他们牺牲了？
1939年由南侨筹赈总会组织回国服务的机工共有3193名。抗战胜利后，1946年对尚在的机工复员总登记，经核查并领到回国服务证书的机工只有1144名。其中，有467名机工、眷属416人，于1946年10月26日至11月29日，分三批从昆明启程返回侨居国。为进一步查证南侨机工牺牲或失踪的准确数字，2006年我在云南省档案馆现存档案中，查到1946年4月至1946年12月，由“华侨互助会侨工复员请领护照名册”分八批登记报呈外交部驻昆特派员公署核发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出国护照的人员仅有1345人。
可见，3193名回国的南侨机工，在滇缅公路抗战中，牺牲或失踪了1800多人！滇缅公路，平均每一公里就牺牲近两名南洋华侨机工！
掩上那一页页案卷，我流泪了；闭上双眼，那一张张富有活力的面孔仍不停地在我眼前浮现。他们告别南洋、离别亲人，穿越在硝烟弥漫的抗战生命线滇缅路上，最终沉睡于何方？无人知晓！
……
在云南省图书馆研究员陈坤华老师的帮助下，我找到仅存的几页军事委员会西南运输处《华侨机工通讯》期刊。在1940年3月10日第十四期较完整的一页中，有几个清晰的大字：“前方奋勇杀敌,后方努力运输！要争取最后胜利，须加强军事运输！”刊物的小栏目有：小论坛、自我批评、机工随笔、马来恋歌选、服务栏。其中让我最感惊异的是“服务栏”里登有机工的“信件待领”、“侨汇待领”，每一服务栏目下登有待领机工的姓名及序号。机工居无定所，不足20公分见方的一小块服务栏，随着《华侨机工通讯》不定时的传递，带来了南洋亲人的思念和牵挂。机工不计所得地奔驰于滇缅路上，多数机工需靠南洋亲人寄来侨汇维持生活。难道他们没在工作？他们没在付出？他们没在流血、流汗？都不是。机工归来，想到的只是为国家付出！
《新华日报》1941年1月27日曾对南侨机工作了报道。其中有一句说：“几乎每个人回国来参加抗战的经过，都是一段可歌可泣的史实！”
那父亲回国前有何经历呢？
多年前，也就是在父亲去世的第二年，我带着对父亲的思念回到海南。找到父亲的故居，转了一圈儿，如同过客，又匆匆离去。此行了却了我的一个心愿，但对父亲过去的认知，也就停留在那几间旧房子上。如今，我对父亲的认识，已不再是从前那样模糊。
揣着父亲那份浓浓的乡情，怀着对父亲更深的思念，我再次踏上父亲的故土——海南岛。读书时，我曾那样迷恋那一首抒情、动听的“万泉河水，清又清……”其优美的旋律唤起我对万泉河边那山、那水、那人的遐想！那一定很美吧！
压根儿没想到，父亲的故居就在万泉河边。
父亲故居的周边，参天的大树，低矮的灌木，屋前一条小溪轻轻地流淌着，几只肥鹅扭动着身子悠闲地漫步。多么恬静的乡村！但父亲故居那几间孤寂的破屋多少还是与这诗意般的环境有点相形不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