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前，我点燃了红爆竹。对故乡、对父亲心灵深处的怀念之情在一点点释放……
爆竹传递着我的心声，乡里乡亲都知道这老屋有人回来了！
心路漫漫(12)
上香、上酒、上茶。三茶五酒，供奉了我的祖先、我的父亲、我的乡里乡亲。父亲，一个游子，离家多年，却无法回家……
归来吧！故乡的风，故乡的土，故乡的情——魂兮归来！
老屋里一下子站满了许多人。从前，我对海南的乡音、乡情所知甚少。此刻，在父亲故居的这老屋里，弥漫起浓浓的乡音、乡情。其中一位年过八旬的老妇人亲切地拉着我的手，激动地说：“我认识你的祖父，见过你的父亲。你父亲个头高大，魁梧。你还有一个大姐，在万宁。”
啊！欣喜的心情溢之我心中。
急切地想寻找那个不曾相识的大姐，我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家乡故土。
再回首，门前还站着徐徐挥手的乡亲。在晚霞的映照下，我的心中留下了一道美丽的风景画！
几经迂回，反复询问，我终于在海南万宁市乡下寻找到和我血管里流着相同血液的大姐，一位七十多岁、穿戴整齐、容貌娇好的大姐。一见面，她就激动得语无伦次，不停地流泪，拉着我的手说了好多话。
父亲留给她的，只有童年的记忆！
“五岁时，爸爸把我接到新加坡。和爸爸在一起，真开心！早晨，爸爸送我到幼稚园，晚上又来接我。经常带着我和几个叔叔在一起，喝咖啡、上游乐园……”
折叠在大姐内心深处的记忆被拉开了，她甜蜜地回味起她的童年，时光被她拉了回来。和大姐一起分享着父亲所予父爱，温馨、幸福之感从心底渗出。
“爸爸让大伯母送我回海南老家，那时我只有十岁。我是极不情愿离开爸爸。大伯母牵着我的手，我每走一步，都回头看一眼爸爸。可他一直沉默、沉默——我好想听到爸爸开口叫我留下。”
大姐沉浸在她六十多年前与父亲离别的那一幕中，虽是童年但她记忆犹新！难以想象，父亲当年目送孩子时的沉默，其内心是如何承受着巨大的不平静！是什么力量，使父亲和所有的南侨机工一样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回国征程？
大姐低头擦了擦泪水，抬起头来语气重重地说：
“爸爸心里只有国家，没有小家！”
不！应该说，爸爸心里一直亮着一盏“心烛”，那就是“家”。没有任何一个人不希望自己有个美好的家园！可是，没有国家，哪有小家。爸爸是先国家，后小家。
在国家处于危难之时，父亲舍弃了在南洋安逸舒适的小家生活，回归祖国，是为国家；在我们兄妹年幼，需父母养育之时，父亲再驼的背也要撑着，是为小家。父亲，是一个有责任心的人！
大姐，我也曾和你一样抱怨爸爸、不理解爸爸。如果你和我一样，走近南侨机工、了解南侨机工、读懂南侨机工，那我们就会更加尊重和敬爱我们的爸爸。
海南岛，八百多名南侨机工的故土和家园。虽身在南洋、身在战火硝烟的滇缅路上，但他们心中一直装有浓浓的乡情、乡恋。
以下摘自第八批回国机工符和亲写于1940年3月8日的《乡愁》：
俗话说：“光阴易逝，日月难留”。真的，一转眼又是大地回春的时节了。院前，百花怒放，小鸟活活泼泼地飞鸣。大自然中的万物，都蓬蓬勃勃的充满生机，然而，异地的春光，时时使游子兴起了乡愁。
“7·7”事起，敌人的铁蹄踏进我们的祖国，连年的烽火，使乡土变色，民生倒悬，国势阽危，我们激于义愤，不愿在海外偷生，毫无留恋地，毅然整装回到祖国来，稍尽一点天职。南国的亲友们，也时常来信，加以慰问和鼓励，我们除了在内心深处道谢外，心灵上也涌起百般的快慰。
但是，自从我那可爱的故乡被敌人占据后，乡人不堪忍受倭寇重重的压迫，无论青年男女，都已纷纷离乡背井，四散流亡。回想我那七旬高龄的父亲，因年老体弱，只好仍留在那破碎的家园，在敌人的淫威下度日，无人服侍，又消息杳然，究竟他老人家的起居怎样？半年多来却一点也不知道，游子的心，怎不怀念呢？怎不勾起断肠的乡愁呢？……我现在深切地期望着，胜利早日到来，把倭寇驱逐出我们的国土，光复我们锦绣山河，让我重新回到我那秀丽的故乡。
愿我们坚强、勇敢，拼命地和敌人战斗，哪怕流尽最后一滴血，也要去换取长久的自由和安乐。⑦
……
在海南岛，寻到了那我不曾认识的父亲的足迹。
离开大姐、离开家乡、离开我已深深眷恋了的海南岛。海岛的椰风胶林，海岛的乡土气息，海岛的亲人故里，一点点，不知不觉地向我浸染、渗入……
即将离岛，我极目眺望，海连着天，天连着海，无边无际。
漫漫南中国海，连着太平洋，连着父亲的第二故乡——南洋，连着父亲的出生地——海南岛。与琼州海峡及中国大陆隔海相望的海南岛，古称珠崖、琼崖、琼州，古印度作家又称它为“棕榈之岛”，是一座极富有个性的岛屿。自宋代以来，这里人才辈出，是中国现代革命家和军事将领的摇篮。她因地处祖国边缘，百姓“下南洋”出国谋生形成风气，在中国历史文化中曾形成一股独有的“南洋文化”。这股南洋文化的形成与从海岛漂洋过海、寄居在海外的“侨”，有着深深的关系。“南洋华侨”是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在特定的文化和生活环境中形成的海外华人群体，他们不仅带去了故土固有的传统文化，还不断汲取着侨居地的外来文化，并最终孕育出华侨华人自己的文化。他们能较早地接触到世界脉搏，从而较早地接受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爱国、救亡、图存、强国、强种，在中国近代史上形成为一条思想主线。法国历史学家弗朗索·德伯雷在《海外华人》一书中写道：“正是这种对大陆共同的依恋使他们依然是中国人，使他们在任何时候都觉得他们是中国人，说中国话……”他们把在异国他邦领略到的风土人情、文化气息、精神风貌和自身的气质，潜移默化地向家乡传输，在故土注入了世界新文明的因子；同时，在异域他邦，他们切身感受到海外殖民地人民生活弱者的悲怆，迫切渴望祖国的强大。也就在这种南洋文化的熏陶、依托下，涌现出大批孙中山先生民主革命的追随者和支持者，也造就了对中国文化有影响的文化大师陈序经。用一名作家的话说：这股南洋文化曾较早吹向低重而沉闷的中国内陆，上演了一幕幕轰轰烈烈的文化革新运动。
心路漫漫(13)
以往，人们常常把华侨称之为“海外孤儿”，究其原因是由于旧中国的贫弱而致使华侨在海外遭受歧视和压迫。
父亲和几百名从海岛漂出，再回归祖国、报效祖国的南侨机工，不能不说是南洋文化的孕育和祖国“根”的情结在他们身上的具体体现。南侨机工自觉地用行动告知世人：“华侨不是海外孤儿”，拥有960万平方公里的中华民族就是他们的家园！
父亲的年轮，在我的追寻中渐次闪现。
2006年5月上旬我再次启程来到滇缅公路959公里处，畹町九谷大桥前。一块刻有滇缅、中印（史迪威）公路交汇点的路牌醒目地伫立桥边，旁边还放有一重重的石碾。上书：
万众筑血路
机工谱丹心
远征壮影行
铸就抗日功
这是滇缅公路国内段的终点；桥的那端，就是通往缅甸腊戍的起点。跨出国门，我开始了滇缅公路缅甸境内的行程。
时隔半个多世纪，沿途的山峰、树木、迂回的弯路，“二战”的幸存者，是否还记得当年南侨机工，记得中国远征军，记得那场悲烈的战争？一切是那样的平静。在过105码不远处，经过一座不知名的铁桥。桥体数十年如故，只是如今过往桥上的汽车变了样。一路驶去，道路颠簸，坡陡弯急。滇缅公路，整个是一条险路。黄昏时分，我终于到达缅甸腊戍。
腊戍为缅北一边境小城，是一重要的交通枢纽。它既是滇缅公路的起点，也是滇缅公路的终点。在这缅北小镇，曾留下了中国蒋委员长、美国史迪威将军以及盟军、中国远征军和南侨机工的足迹。当然，这所有一切，都是为了对抗日军的铁蹄。
滇缅公路通车，腊戍骤然间成为一巨大的军需仓储重地。从仰光驶出的列车不停地穿梭于仰光——腊戍之间，卸下堆积如山的军需物资，再由中国境内驶入的车队争分夺秒地拉走。承担物资载运主力的就是从南洋归来的华侨机工。
虽是黄昏，腊戍街道依然热闹。穿过熙攘的人群，我很快找寻到腊戍火车站。一个站台，两条铁轨，少许的几个行人。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二战”时期的东南亚战场，就在这如此平静的腊戍车站中转了上千万吨的军需物资，改变和影响着战争的进程。我倘徉于黄昏的腊戍车站，一个古老的火车加水泵，仿佛依稀看见当年热闹的景象。过往列车徐徐进站，加水、装卸，紧急、繁忙 。或许，父亲就曾穿梭于这站台上，和到达此地的南侨机工一起奔忙……
父亲回国后调仰光半年，再调往腊戍，曾在此驻守一年之久。
次日，阳光明媚，我漫步于老腊戍喧闹的集市上。路，依然是坑坑洼洼的泥土路；人，一张张平静、祥和的面孔；房，全用木板搭建而成，许多房屋数十年依旧一个模样，没变。在街上寻到一位年长的华侨，向他讲起当年的南侨机工，他清楚地回答：“记得，当然记得，那么些华侨司机不停地来往腊戍运送物资。”在他的指引下，我找到当年南侨机工经常聚集和居住的房屋，还有一口机工们用过的水井。机工聚集的房屋在一交叉路口旁，是一棕红色的两层木板房，在房子两层中间悬挂着一块横匾，写有“五和公总社”。围着那房子来回巡视，我真想嗅到一点点当年南侨机工的气息。
父亲，您想不到吧，时隔半个多世纪，我追寻您的足迹，来到了缅甸腊戍这个曾硝烟弥漫的历史重镇、您和您的战友们曾战斗和生活过的地方。这里的天，这里的地，这里的房，这里的参天大树，这里的战争幸存者，都见证了南侨机工，见证了中国远征军；见证了那场惨烈的战争！如今，在这块土地上，在蔚蓝的天空下，人们呼吸到的是和平、宁静、清新的空气。人类不想再嗅到战争的硝烟！
寻找历史的记忆，我走完了滇缅公路全程。但当年南侨机工留在滇缅公路的许许多多难以寻觅的足迹我还未曾发现。那些不知名的，或没有了下落的南侨机工最后的归宿，已成为千古的难解之谜。
南侨机工，耐人寻味，又刻骨铭心。
每一次接触南侨机工书籍、文稿，或人、或事，我总会思绪万千，心潮起伏。因每一次触摸到他们的平凡而使我感动，也因为触摸到他们平凡中的不平凡而带给我彷徨、郁闷和伤感——有的甚至是对我多年来所形成的思想意识的一种痛苦的反思和认知。
以下摘自机工郑亚来《镇南关的最后一天》：
早上，老百姓有些早已搬走了。国民党部队他们要退出镇南关，可还不让我们知道，反而命令我们朝着敌人来的方向去工作，将我们往敌人的炮口送去。沿途，百姓挑的、背的，在慌忙中逃难——太阳下山了，黑夜到来，远望离四五公里处有三个村庄大火冲天的燃烧着，这就是日本侵略军的罪行。离镇南关不远了，出了关就得活命。因为出了关就是当时的法国安南和中国的交界处。这时，有很多老弱难民走不动了，队长说：不能把他们撇下，让他们全都上车，死，大家也要在一起。结果是人挤人，人堆人，像塔形般的装满一车。车走不动，就挂在一挡加我们的人推，慢慢前行。约凌晨三点，终于出了关，我们把百姓疏散到他们要去的地方；但饥饿、寒冷、敌人的炮弹还威胁着他们；小孩、孕妇、妇女的哭声惨不忍睹。我不感到饥饿劳累，只感心中激愤起对敌人的怒火，眼里禁不住的泪水往外流，当时只恨没有一支枪，否则跑回去跟敌人拼了！
心路漫漫(14)
黑夜终于过去，前面是法国人的关口，我们队长说得一口流利的英语，队长一人去取回护照，我们进入了同登镇。
回到昆明西南运输处不久，黄锦昆队长叫我到办公室领奖，说是我队在镇南关之役立了功，每人奖给机织毛衣一件。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我开车运送大炮；龙陵、松山战役我开车运送马匹……
1958年开始，说我有海外关系并受到国民党奖励，大会、小会的批斗我，要我交待罪行……我们南侨机工回国服务就是要让中华民族不受欺侮，向世界昂首挺胸；我要向全国人民说的是：我的奖是抗日救国得的，我的爱国心是因祖国身蒙耻辱而激发的，是伟大的人民音乐家聂耳“义勇军进行曲”在召唤我们！在我的思想里，不管是回来抗日，还是建设祖国，都是为祖国出力……我现在老了，地球容不得我待很多时间；在剩余的时间里，多说一点给下一代听，告诉他们，要好好地认识、理解“祖国”二字的含意，那就是：国破家亡，长大了要保卫祖国，不当亡国奴，要天天唱，永远唱伟大的作曲家聂耳的“义勇军进行曲”，要跟着曲调进行你们的工作，祖国就一定会繁荣富强，外国人再也不敢侵略我们，这就是南洋华侨回国抗战服务机工对你们后一代的期望。⑧
在纪念南侨机工回国服务六十五周年之际,南侨机工第二代子女编排并演出了一舞台剧《赤子情怀》。在排演母子离别的一幕中，其儿子的扮演者是已故南侨机工张永和之子张宝祥。他特别地用心地表演当机工别离时那一声发自肺腑的喊声“妈妈！”其自然、纯朴，在场的人无不为之感动、落泪。那天，在空余之时，他走到我跟前坐下说：“我一直想找你讲一讲我内心的话。”他说，“每个人心中都会有一小小的储藏间，那是只有自己才知道的。而我内心的这个储藏间，装着的是我父亲临终前那死不瞑目的模样！”我注视着他认真地听着。他接着继续说：“虽然那时我只有十三岁，可父亲离去的那一刻牢牢地记在我心间，父亲是在监狱里死去的。”
机工张永和出生于印尼一富裕家庭，祖籍福建厦门。第九批回国。
1958年，他被定为“坏分子”，被强制送入监狱劳教，积劳成病、含冤而死。因机工张永和病故于1970年，那时南侨机工的抗战历史还未被公开和承认，因而机工张永和的档案还放在监狱中。其儿子张宝祥对我说：“父亲去世后，一分钱的抚恤费也没有，我不得不退学；不满十四岁的我就担负起工作养家的重任，生活磨练了我。现今有机会通过表演来讲述父辈之事，我可以释放我的一些情感，用心去做。现在情形好了，可以讲讲父亲了。”他还有一个愿望，就是想把他父亲的档案从监狱中转出，不管是交与社会档案馆还是转入其他部门，总之，载有他父亲历史的那份档案不应当放在监狱中，让他那九泉之下的父亲能够瞑目……
听完张宝祥的讲述，我足足呆了几分钟，我答应他尽我所能地去办这件事。他起身长舒一口气说：“我感觉我心里轻了。”出门，他回头仍是憨厚的一笑。愿他心里真有“轻”的一天。
机工胞弟李禄汉不远万里从美国来到云南寻找哥哥李禄泉，尽管至今只能在机工名册中找到哥哥的名字，但他在惊喜之余仍然毫不气馁地说：“我要找到哥哥最后的下落为止。”在观看舞台剧《赤子情怀》时，他听到剧中的一句台词：“哥哥，你在哪里啊！”便情不自禁地跟着喊了起来……
当我心随情动地倾诉着机工王冠时1945年5月所写《母亲》诗文时，泪眼中，仿佛依稀看到机工那白发的亲娘在海的那边等待、盼望！儿归？儿归……
以下摘自第三批回国机工王冠时回国六年后所写《母亲》：
六年不见的母亲啊！
时间带走了她的壮年，
生活剥蚀得她衰老，
额上的皱痕，
明显地印出了她的
愁苦和艰辛。
六年前的今天，
您伴送着我，
踏上漂泊的旅程。
您忍吞着热泪，
喉里噻满咽声，
叮咛地说：
“你去了，
一年，两年……
五年就要回来！”
六年不见的母亲啊!
您知道:
敌人的铁骑,
踏破了家乡的一切,
五年,六年……
不把敌人全杀灭,
您这失了约的儿子啊!
永远不会回来!⑨
声声句句，如泣如诉，镌刻入我心中，带着我穿越了时空……
……
时隔六十多年的光阴,我寻觅在滇缅路上。对于从1939年起至抗战胜利，以及我出生以前的那一段我无法感觉到的时间,似乎一切都会是空白。但是，因我是南侨机工的后代，那与生俱有的、血液里流淌着的是浓浓的“南侨”情结，在与父亲相处，与为数不多的南侨机工相识、相知以及挖掘、整理南侨机工史料的过程中，时间老人毫不吝啬地把我带入到时光隧道。
在追寻了父亲、南侨机工的足迹后，父亲在我心目中的形象越来越挺拔，他那曾经驼着的背影由远渐近，且越来越直。正如母亲所讲：“你父亲形象高大，身子特别的直！”是的，父亲、南侨机工，你们的身躯应当永远是挺拔、坚韧的。就因为父亲是南侨机工，才使我成长的心路有了特别的感悟。正如萧伯纳所说：“世上最不平凡的美，是家里的美。”人生有许多面临取舍的事情需要对待。取之？舍之？孰轻？孰重？父亲和3200名在南洋生活着的南侨机工，在面临国家、民族、个人所需的取舍时，他们舍弃了，舍弃了小家、舍弃了亲人，舍弃了他们几经奋斗而获得的舒适生活，舍弃了他们亲爱的第二故乡，甚至舍弃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他们选择了祖国，选择了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正像时下一首歌中所唱的：“千万里，我追寻着你，因为你是我的唯一……”
心路漫漫(15)
站在世纪门槛，寻找英雄情结。保尔·柯察金曾是我们那个时代人们心目中的英雄。他给我们留下了一句难忘的名言：“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为人卑劣，生活庸俗而愧疚。这样，在临终的时候，他能够说：我已把自己的整个的生命和全部精力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
我相信，父亲和所有的南侨机工，虽然默默无闻，虽然他们曾经迫于无奈，虽然他们没有留下豪言壮语，虽然他们曾被历史遗忘，虽然他们是如此的平淡——但是，回首往事，他们都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不会为自己做出的人生取舍而惭愧！尽管历史让大多数的南侨机工在有生之年无任何自豪感可言，只能胆怯地活着，无力与现实抗争。但是，他们问心无愧，是坦荡、奋斗的一生！
曾记得，在探望久病卧床的机工林英保时，他对许多事情都已记不清了，甚至连他已过世妻子的名字都不记得。可当我对他讲起南侨机工时，他大声地回答：“记得！记得！”泪水顺着他的眼角悄然流下，湿润了枕巾。南侨机工，那段刻骨铭心的经历，早已溶入他们的血液中。
九十高龄的机工徐言镗，是1939年2月18日“八十先锋”之一的第一批回国机工，一年前不慎跌倒几乎卧床不起。躺在病床上，他心中牵挂、惦念着的却是用3200名南侨机工的热血和生命铸就的“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抗日纪念碑”，无论如何他都要到纪念碑前拜祭。2006年7月7日，家人用轮椅把他推到了纪念碑前……
不久前，已八十八岁高龄的机工罗开瑚生病住院，我前往医院探望。病床上的罗老，用很浓的海南话笑着对我说：“达娅，我现在最想的是喝一杯浓浓的咖啡，再吃上一串冰荔枝，上路，也满足了。回想一生的经历，无怨无悔。”如此的坦荡，如此的自信。这就是南洋归侨，这就是南侨机工！
追求和平、维护和平是人类的主题，可谁能保证和平是“绝对稳定”，谁能保证中国再也不会遭受欺负，是否还会产生这样的“南侨机工”。
时下的流行音乐，激动着一大批的少男少女。就是上了些年岁的人，也很少有人知道那首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告别南洋》。“再会吧，南洋，你海波绿，海云长，你是我们的第二故乡……” 悲壮的歌声，道出了一段历史、一代南洋华侨的心声。耳边时常会响起这首歌的旋律，它能把我带到那热带岛国，喝上一杯纯浓的咖啡，细细品尝。其实，那是我心里的向往。向往了解父亲留在那里的一份情结。更重要的是，那里有着父亲和南侨机工的地缘人缘和情缘。
海南岛,我的美丽故乡,你应为孕育出这八百多名优秀的南洋华侨子弟而骄傲、自豪!
岁暮时才认识他们(1)
说来惭愧，曾经自以为熟悉、认识或曾听过姓名的父亲的几个同乡人，在他们到了暮年或已成为故人之时，我才真正地认识了他们，读懂了他们。
他们，有着一个共同的称谓——南侨机工！
我时常与几位耄耋之年的长辈在一起谈天、吃饭，不亦乐乎。或许，在旁人看来，这简直有点不可思议！但愿意亲近他们的人，还真不止我一个。一位了解南侨机工的史学教授就曾说过：“与他们在一起，受益匪浅。”因为他们每一个人，都是一本史书。
婚礼与硝烟擦肩而过
当闻知父亲离去的消息时，他含泪奔上我家六楼，站在父亲的遗体前，不停地念叨：“伯爹藻，你怎么就这样去了呢！……”他就是父亲的生前挚友翁家贵。
翁家贵，海南琼海人，其妻罗春芳是云南保山人。2005年时翁老已经93岁，温和的笑容时常挂在脸上。虽然年届九旬，但他性格仍是那样的活泼。说笑、唱歌，落落大方；出行、活动，步履稳健。与翁老在一起，不会感到他是一位高龄老人。尤其是谈到情感生活，他那源于内心的感慨总是溢于言表。对他那小自己十岁的妻子，翁老至今悉心呵护。
1939年翁家贵从侨居地马来亚吉隆坡归国后，编入西南运输处十四大队补充中队。该队驻地在保山通商巷。机工大队办公的地点旁有一小庙，机工就住宿在这小庙内。每天清晨，机工们起床出操、唱歌、列队。不久，从后院就会走出一相貌俊秀的女孩，在看完机工们晨练后，她便羞涩地一笑，走开了。这女孩后来成了翁老的妻子，当时她的家就在十四大队办公地的后院。或许是翁家贵歌声格外响亮，她特别用心地关注着他。那几天，罗春芳发现机工的晨练队伍中不见了翁家贵，急忙回去对其母亲说。母亲一眼看透了女儿心思，前往机工住宿处探问，才知翁家贵肠胃不好生病了。罗母回去叫其儿子陪同翁家贵上医院，回来后又熬汤煮粥，悉心照料。之后，这对青年男女的情感日渐升温。但由于翁家贵经常出车往返于滇缅路上，彼此相见的机会也很少。
回想起半个多世纪前的恋情，翁老的心仍在为之荡漾。“后来我对她思恋的情感很强！我们彼此间相互牵挂。1941年初我们就定婚了。”随着局势进一步紧张，罗春芳家人担心万一日军入侵保山，整个家庭安危难料，于是，便向翁家贵提出：“既已定婚，你把她带走。”他们决定结婚了，婚礼就定在翁家贵出车回来的时候。整个1941年，滇缅公路的运输一直非常紧张、繁忙。翁家贵和所有的南侨机工一样,来回地奔忙于滇缅公路上，运回军需，送出中国远征军。但他还是没有忘记迎娶他的美丽新娘。年底，他向所在中队请假两天，赶回保山。在保山“鸿运酒楼”，南侨机工翁家贵与保山姑娘罗春芳举行了简朴的婚礼。同是海南籍的机工罗杰带着一个车队的几名南侨机工赶到保山参加婚礼，成为他们婚姻的见证人。娇小的新娘时年十六岁，就读于保山女子中学。她的伴娘范永华是其同桌。喝完喜酒的第二天，坐在教室里的范永华就被来犯日军的炮弹当场炸死了。新娘罗春芳新婚燕尔，幸运地躲过了那次灾难。参加完婚礼迅即离开保山的罗杰，几天后再次过来看望这一对新人。几个机工聚在保山的“侨心咖啡店”喝咖啡。第二天，此咖啡店就被来犯的敌机炸成了一片废墟。
若干年来，翁老一回想起他的婚礼，就会诙谐地说：“我的婚礼闻到了硝烟，但与硝烟擦肩而过，是钢铁婚！”
如今牵手已六十多年的翁家贵夫妇，当年俊俏的新娘已成一白发老妇。每天清晨，翁老煮好牛奶咖啡，与他相濡以沫的妻子共饮,他依然保持着南洋的生活习惯。
叔侄三人同赴国难
在我熟悉的几位老机工中，罗开瑚是最年轻的一个，他今年八十八岁。2005年年末的一个下午，为收集整理南侨机工史料，我对机工王亚六、罗开瑚进行访谈。由此得知，机工罗开瑚是叔侄三人同时报名回国的。
下面是对罗开瑚的访谈实录：
问：罗老，请您讲讲当年你们回国抗战的那一段历史。您的祖籍，出生地？
罗：我的祖籍是海南岛，我于1918年出生在海南文昌县。1936年，我18岁时离开家乡到南洋，即马来亚太平。
问：您为何出国？
罗：因家乡的生活困难。我父亲原在新加坡开一面包厂。1929年世界经济不景气，1935年父亲过世，我就到马来亚找我叔叔。
问：到马来亚做何职业？
罗：先在酒店洗碗、记账，后来就学配料、配酒。
问：生活过得怎样？
罗：在马来亚生活过得不错，吃饭免费，来酒店的外国人给的小费很多，生活是没问题的。
问：在南洋学到什么技术？
罗: 当年在太平有个海南俱乐部，有几十个海南青年。在那里打乒乓球、网球、拳术等；听说国内需要司机，就互相鼓励，一起去学开车，学成之后就报名回国。
问: 学车的目的呢？
罗：就是为了回国。
问：当年抗战爆发，你们身在马来亚是如何想的？
罗：因海南岛已失守，想到家园已被日本侵略者占领，有机会一定要回国跟日本人拼；又看到当地马来人、印度人当亡国奴的那种悲惨命运，我们不可能像他们一样当亡国奴，所以，我们在太平的三十多名海南人就一起报名第八批回国。
岁暮时才认识他们(2)
问：得知陈嘉庚先生组织回国服务的消息是如何想的？
罗：当年南洋每一个地方都有南侨筹赈分会。我叔叔是太平海南分会的负责人，他很爱国，鼓励我们回国。所以，这批青年报名很积极，我和我的俩侄儿就一起回来了。他们一个叫罗豫江，另一个叫罗豫川（又名罗杰）。
问：报名时需要什么手续？
罗：主要是汽车驾驶执照和一名担保人。
问：担保人的作用是什么？
罗: 要担保报名回国的人品行端正，无不良行为。
问：还记得您的担保人吗？
罗：这个不晓得了。大概是我叔叔吧，我们叔侄三个报名后，所有的手续都是他去办的。
问：报名合格后多长时间回国？
罗：一个月吧。要集中、谈话。
问：当年抗战爆发后南洋华侨的思想状况如何？
罗：当年的海外华侨，那种爱国热情是我在国内还没有看见过的。他们不管做何职业，白天卖花，晚上筹款；再加上报纸的宣传，就觉得国家一定不能亡，有机会一定要回来参加抗战。
问：还记得当时报纸的宣传内容吗？
罗：最记得的是“上海八百壮士”，他们不怕日本人，不怕牺牲，激起了我们报效祖国的热情。
问：当时南侨总会具体做哪些工作？
罗：做募捐和宣传国家抗日的很多事，出钱、出力，一般是实力雄厚的人做负责人，他捐钱最多。
问：回国时是否知道具体做什么事？
罗：知道，在滇缅路上驾车运送军需物资。
问：都发了些什么证件？
罗：有机工登记证，统一的服装、棉衣等。
问：出发时侨居地的华侨反应如何？
罗：在太平，很多人送我们上火车。到了新加坡码头，那种热闹的场面不得了啊！整个码头，到处都是人。我姐夫也前来送我。
问：回国的线路？
罗：从新加坡乘船到越南西贡上岸。1939年7月27日到昆明潘家湾西南运输处的训练所接受训练。
问：训练内容？
罗：列队、出操、讲话，完全按部队的方式。
问：集训完您分在哪个队？
罗：华侨先锋队第一大队二中队。编制为一个大队，四个中队，一个补充中队。现在芒市的刘传授就是我们补充中队的队长。
问：回来后还与两位侄子在一起吗？
罗：没有，训练完编队就分开了。
问：何时开始出车？
罗： 1939年10月。因我们训练完后暂缺车辆，待新加坡南侨总会捐助了一百多辆车子过来，我们就到缅甸腊戍接车，及时装上物资，就开始了滇缅路上的运输。
问：与您在一起的南侨机工，海南人多吗？
罗：我们队里三十多人是海南人。从分队长、中队副到队员，虽然我们在路上很辛苦，但停下来聚在一起就很愉快。
问：回来后生活上适应吗？
罗：刚到昆明时不适应，后来沿途都开了咖啡店，还有卖咖哩的。
问：当地人对南侨机工的看法如何？
罗：南侨机工爱打抱不平，当地百姓对南侨机工的印象不错。举个例子，当年的云南王龙云部队的士兵欺负一个经营“新时代”咖啡馆的店主，他告诉我们华侨，我们十多个人去找他们评理，那些卫队巡警知道华侨来了都跑光了（笑）。我们华侨对老百姓讲信誉，不欠债，百姓对我们的印象是好的。
问：在滇缅路上都运输些什么物资？
罗：机油、军火、平车炮等，出口的几乎都是桐油。
问：这些物资运往何处？
罗：当年西南运输处有几个大仓库，我们往返于缅甸腊戍、龙陵和下关之间。
问：回来后看到滇缅路上的险境害怕吗？
罗：这个在国外就有准备了。回来就不准备活着回去了，对于死是不在乎的。第一次飞机来炸昆明，我们也坦然对待。日本飞机几次轰炸惠通桥我都碰上，开始惠通桥下午三点钟才放车，后来炸多了，也就不在乎了。
问：把生死置之度外？
罗：是。
问：惠通桥被炸时，抢运物资是否特别紧张？
罗：当然紧急，各自的车子都装了很多货。我刚过桥，到老鲁田段桥就被炸。我一生都是幸运的。
问：日本飞机轰炸保山您知道？
罗：我在。我们在一山口煮饭，飞机飞得很低。天黑，我们进城，在南门看到很多烧焦的尸体，真是惨不忍睹!那都是我们的同胞呀!第一次闻到人被烧焦的味道，的确难闻！
问：知道中国远征军吗？
罗：知道，大部分是我们南侨机工驾车送出去的。
问：驼峰航线开辟，有部分南侨机工到印度您知道吗？
罗：知道，庄镜波等好多老乡，分两批到印度汀江机场，后来的一批更加艰苦，到印度兰姆伽，就像与我同一批回国的陈邦兴、谢川周他们。
问：知道华侨互助会吗？
罗：知道，在昆明。
问：机工复员一事呢？
罗：1947年才知道。1946年开始登记时我不在昆明，1948年最后一次复员我在下关，来不及了。
岁暮时才认识他们(3)
问：新中国成立以后做何工作？
罗：一直在下关盐务局工作。
问：您认为现在还需要发扬南侨机工精神吗？
罗：当然需要！在国难当头的危急时刻,我们民族的那种觉醒和凝聚力，让再强大的敌人也不敢小看我们。华侨的爱国热情更是少见。那种精神，永远需要。我们的下一代，需要爱国主义精神。国家要宣扬，爱国主义是任何一个国家都要永远倡导的！
一次不寻常的访谈,使我进一步了解了华侨华人,特别是抗战时期的南洋华侨。记得我在一本史书中读到，日本侵略军在占领南洋各地后，对华侨“检证”的对象主要包括：南洋华侨筹赈会中的活动分子，陈嘉庚的追随者，还有就是海南人——被认为有问题的华侨立即拉去枪决。
南洋华侨为抗击日本法西斯侵略者，可谓付出了巨大牺牲！
遗孀想走滇缅路
2005年8月下旬，由云南省交通厅等多家单位联合举办的“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重走滇缅路”活动，在昆明西站滇缅公路零公里纪念碑前举行发车仪式，场面热烈隆重，新闻媒体对此进行了宣传报道。在读到其中一段：沈桂英向记者讲述了六十多年前她丈夫和滇缅公路的那段不解情缘。沈桂英的丈夫叫李大勋，三年前在昆明去世，享年83岁。沈桂英还告诉记者，抗日战争爆发后，李大勋和其他南洋华侨青年一道，积极响应祖国的召唤，毅然从海外归国，参加到了抗战之中。抗战期间，李大勋在云南驿机场开汽车，专门负责军用物资的运输。她和李大勋在滇缅路上相爱，后来，她丈夫还将她接到云南驿小住过一段时间。那天她路过省交通厅门口时，看见很多人在那里，上前打听后才知道都是重走滇缅路的。沈桂英红着眼睛对记者说：“要是能早一点知道重走滇缅路活动，我一定会来参加的。提到滇缅路，我总会想起他。”简短的一段文字，留住了我的视线，勾起我对他们点滴的记忆。
李大勋夫妇是父亲生前常来往的同乡之一。
李大勋、李大林兄弟俩同为南侨机工，海南琼海人。他们的父亲早早地就离开家乡到泰国，待到回家探亲时，带回同父异母的男孩李大林。一年后，生下又一男孩李大勋。
年少时，兄弟俩一起随叔父到马来亚新加坡埠南奥汽车厂学技术。1939年3月又一起报名回国，服务于滇缅路上。抗战胜利，哥哥李大林赶上机工复员的队伍回到新加坡，弟弟李大勋与妻子沈桂英留在了云南昆明。
印象中，李大勋言语不多，而他的妻子较善言谈。为了进一步了解这位想重走滇缅路的机工遗孀，我特地前去拜访她。已80岁的沈桂英老人欣然接受了我的采访。她敏捷的思维，清晰地梳理起记忆中的往事。
1941年起，昆明遭到日本飞机的轰炸，经常拉警报。当时，年方16岁的沈桂英经同学母亲介绍认识了机工李大勋。一见面，她就被对方潇洒的气质吸引了，为之怦然心动：西装领带，铮亮的皮鞋，梳洗整齐的头发。最吸引她的，还是同学母亲对他的评价：“勤恳，能吃苦，一套行李就是他的家，经常工作在外。”
沈桂英老人爽直地讲述着，她的介绍人就是机工黎家明的岳母，即同学周琼英的母亲。
黎家明中等个子，浓眉大眼，皮肤白皙，加上他说话温和，看上去比较内秀。那是他生前我对他仅有的一点了解。在我查阅整理南侨机工资料过程中,在机工复员登记册中，载有黎家明的那一张历史档案，他一家三口的合影留给我深刻印象。妻子怀抱一未满周岁的孩子，丈夫右手紧搭在妻子肩上，俩人的双目既柔情又充满对未来的向往；丈夫的手臂揽住了妻儿、揽住了一个家庭。
黎家明，海南琼海人，1932年到马来亚，侨居新加坡。1939年3月报名回国，在西南运输处训练所接受军训以后，派往仰光装配进口汽车；1940年调入昆明西南运输处二十一大队直到抗战胜利。在此期间，认识了他未来的妻子周琼英。周的父亲是一名中医师，在家自开医馆，其母在家主持家务；花季之龄的周琼英在文林小学毕业后就读于昆明女子中学。周家在昆明小普吉有三间房屋，其中一间租给几名南侨机工居住，因南侨机工在那里有一分队。住在那里的几名机工是黎家明、李大勋、陈宋义、沈代成、刘家汉等。周的母亲是个有心人，她仔细观察着出入家门的这群帅小伙子。给她留下深刻的印象：待人礼貌，勤恳耐劳，仪容潇洒，个个拥有技能；工作早出晚归，常常是清早五点多就出门；虽言语不太通，但没有给她找半点麻烦，休息天还力所能及地帮她做事。周母看在眼里,乐在心上,何不让女儿在这群帅小伙子中相上一个做女婿？言语不多，埋头做事的黎家明被周母相中了！在以后漫长的日子里，女儿周琼英不得不佩服母亲确实有眼光，给她选中的这名南洋来的小伙子是她一生永远的依靠。
而那时的沈桂英只有一个单纯的念头：若与机工李大勋结为夫妻，就可以跟着他，如果遇到日军飞机来轰炸，还可坐着丈夫的车子跑，那样安全。于是，他们在不太通畅的语言交流中相知、相识，最后结婚了。至今仍然使她难以忘怀的是，丈夫一回家，就带着她上影院，看了不少影片，如《夜来香》、《马路天使》等，还到昆明南屏街南侨机工到昆后才新开的“海天咖啡店”喝咖啡。遗憾的是她当时不会喝。“是苦的！”若干年后，她才适应了丈夫引领她品尝的咖啡味道。她说，那时候不知他们是华侨，只感到他们个个仪表堂堂，对人好，勤恳耐劳，这与本地人有着明显的区别。
岁暮时才认识他们(4)
1942年底，滇缅公路中断，南侨机工多数无以为业。李大勋兄弟俩分别带着他们的妻子到了云南驿美国陆军运输部队工作。在云南驿生活的那一段时期，沈桂英与嫂嫂莫彩玉一起用降落伞的布料缝制衣服，经常是饥一顿饱一顿，生活很艰苦。云南驿留下了她一段难忘的人生经历。她当时的信念是：丈夫人好，就是再苦、再穷也要跟着他走。在那里她认识了很多海南籍的南侨机工，也包括我的父亲。她说：“你父亲个头高大，对人很好。特别是50年代初，生活困难，你父亲经常送一些东西给我们。你有一伯母不断地从新加坡寄回物件，你父亲常常毫不吝啬地将领到的东西拿去帮助海南同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