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留在昆明的机工李大勋夫妇在与哥嫂分别四十年后，在昆明相聚了，哥哥李大林夫妇专程从新加坡回来探望他们。见面的第一句话是：“你们让我们等得好苦啊！”机工复员时，沈桂英因怀孕行动不便，与其哥嫂说好他们先回去，等她生了孩子就回南洋。孩子是生下来了，可回去的机会也没有了。1990年，哥哥李大林的孩子寄来两张机票，让他们回新加坡去看一看，他们启程前往。回来后她一番感慨：新加坡城市干净、漂亮，我的哥嫂及几个孩子生活也不错。他们有三个孩子在新加坡，两个在美国。当初，要是我忍着点痛也就过去了，还可以躲避“文革”中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冲击。不过，现在政府已承认历史，承认华侨对抗日是有功绩的。如今兄弟俩都已作古，九泉之下，他们可以安息了！
南侨机工黎家明在2003年病故。据说，他的妻子周琼英先他而去，离别时告诉他，她在天国的路上等着他……
我不禁想起三年前李大勋病故后，我去向他遗体告别时的情景。在低沉、缓慢的哀乐声中，我们送走了又一名南侨机工。出来抬头看看布满乌云的天空，还飘起一阵零星小雨。上天是否也洒泪送机工？
留在西南边陲的梦
2000年10月下旬，我第一次踏上滇缅路的行程。在几位老机工的带领下，我来到与缅甸仅一河相隔的畹町九谷大桥旁，找到已故南侨机工王亚文的家。
热情接待我们的，除了他的儿子外，就是其遗孀板晓安，一位地道的傣族妇女。
在她的带领下，我们找到了当年被日军活埋的机工陈团圆之子叶晓东，还有一年迈的傣族妇女。这位傣族妇女的家就是当年南侨机工陈团圆等四人的藏身处。日军知道后疯狂扑来,她眼睁睁地看着日军抓走机工陈团圆等四人，挖完土坑，将他们四人活活埋入！她是日本侵略军残害南侨机工的目击者，历史的见证人！
也就是从那天起，我认识了机工王亚文的妻子板晓安。在以后几次重走滇缅路的行程中，我都会去拜访、探望这位热情的老人。在她的家中，认识了她的几个儿女，从中了解到他们已故的父亲——从海南到南洋，再从南洋来到抗战中的滇缅路上，最终留在西南边陲的南侨机工王亚文。
在他们家的厅堂中间，挂着王亚文青年时期着一身军服的像片，看上去非常的英俊。王亚文的小儿子王春林对我说：“知道吗，我父亲一直以来最大的梦想就落实在我身上。”具体说来，机工王亚文的梦想就是能让他三个儿子中的一个穿上军装。
1913年出生的王亚文在南洋时侨居新加坡水仙门105号，是一名优秀的汽车驾驶员，曾担任新加坡英国皇家消防队消防车的司机。在一次救火现场，他把被火困在四楼的一名年轻女子背起从楼上跳出，有惊无险地救下了这名女子。之后，姑娘家在经过一番考察后，确认王亚文是一靠得住的人，决定将姑娘嫁与王亚文，招他为上门女婿。就在即将成婚之时，国内发出召唤，需专门人才往滇缅路服务。王亚文毅然报名，并说服了女孩及其家人。就这样，王亚文放弃了这门亲事，离别新加坡回国了。他和所有的南侨机工一样，在滇缅路上冒死完成了回国支援祖国抗战的重任。抗战胜利后，他未能赶上机工复员的队伍，留在了祖国西南的边陲小镇——畹町，后与当地的傣族姑娘板晓安成家。在20世纪50年代初，已出国到缅甸的王亚文再次回国，积极投身到祖国建设中。在畹町农机修造厂，他充分发挥技术特长，利用战后废旧的汽车部件拼装出能正常使用的汽车、拖拉机，直到被隔离审查。大儿子王春树在最有理想之时，最大的向往就是报名参军，加入到部队的大熔炉中去锻炼。无奈，其父王亚文因为是南侨机工的身份，“文革”中被诬为“海外特务”、“国民党的残渣余孽”。儿子报名后，查出了父亲的身份，结果连体检的资格都没有！孩子的理想因为自己的身份被连累，王亚文为此难过得常常暗自叹息，变得更加沉默了。
但他的心中仍然留下了一个梦！
20世纪70年代后期，畹町人民医院添置了一辆救护车，需一名技术优秀且全面的驾驶员，想到的首先是机工王亚文。
在畹町人民医院驾驶救护车的日子里，王亚文从未拒绝过任何一次出车任务。院领导评价他说：“什么都不担心，只担心他病了都不休息。”他的孩子们也说，他那种工作热情真是少见！尤其是在后几年的工作中，他勤恳、吃苦，精神还相当愉悦。
1978年，小儿子王春林高中毕业。王亚文语重心长地对这个有机会报名参军的儿子说：“现在已落实清楚，我不是海外特务，我们南侨机工是回来支援祖国抗战的。如今，你可以到部队接受锻炼，国家正需要人，这也是多年来我的一个梦想。”
岁暮时才认识他们(5)
至今，王春林仍然牢记着临去部队前父亲说的话：“到部队要勤学苦练，练就本领到任何时候都有用；但不管走到哪儿，都不要忘记自己是一名中国人！”
后来王亚文病倒了，但他心中还有一个梦，想回海南岛，回到他出生的地方；想到新加坡，重返他生活、学技的地方。但令人惋惜的是，王亚文的这个梦永远地留在了西南边陲的土地上。
天涯海角寻机工
追寻南侨机工的足迹,我来到了天涯海角。
在三亚市人民医院，我找到了已过世多年的机工——陈逸的家人。拿出珍藏的像片，抹去多年的灰尘，机工陈逸人如其名，潇洒、飘逸。
天上明月古今同，
人间岁月变化中，
昔日蜚语翦除尽，
今朝正气处处逢。
这是陈逸1987年8月与同是海南籍机工的罗杰（罗豫川）相见时写给对方的赠言。字里行间，透出了陈逸喜悦的心情。
这一年，是陈逸被作为“里通外国的特务”、“反革命”被遣送到农村劳教十八年后，得以平反的第五年，他等来了生命中的春天。
陈逸，字钟法。1914年10月生于海南琼海县。八岁起在家读书六年，六年间所学文化在当地可称得上一秀才。之后，考入中学，初中毕业于海南嘉积第十三中学。十五岁时他离开海南来到马来亚。由于陈逸文化基础好，无论学习什么都能很快入门。十八岁时，他学习汽车驾驶，不久就掌握了熟练的汽车驾驶技能，然后在新加坡英国人开办的工厂里开车。有文化、有技能的陈逸，在马来亚的生活过得非常潇洒、舒适。
1938年，时年24岁的陈逸和所有生活在南洋的华侨一样，时刻关注着国内局势的变化。1939年初，他报名参加“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第三批回国。回国后，他被编入西南运输处十二大队任司机，并任分队长。1942年滇缅公路运输中断，所在大队的机工被遣散，陈逸只好到下关以帮朋友驾车为生；之后，还曾到缅甸帮人驾车以维持生活。机工复员起程时，他没有及时得知消息而未能再回南洋。1949年底，他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云南省军区司令部为军区副司令员庄田驾车。当时的云南省军区司令员为陈赓将军。陈逸在云南省军区司令部驾车两年后，因他熟知缅语、马来语，被调云南省军区司令部二处任情报员。
母亲曾回忆说，五十年代初，陈逸时常来我们家。问及他具体工作，他只是微笑。
在省军区情报处工作时，他被派往缅甸收集情报。到达畹町后，他住进“粤渝饭店”。该饭店的主人是一海南人，其妹夫是重庆人。当时在畹町的南侨机工还有王亚文、陈家佩、林猷汉、李极荣、符云山等。几个同乡通过消息及时告知陈逸不能过去，说缅甸有国民党的部队，怀疑他是共产党，过去就有危险。陈逸听从了同乡的忠告，转回了昆明。
1954年，陈逸从部队复员回到海南。
带着军队复转军人的介绍信，陈逸回海南后被分配到海南岛自治州党委做驾驶工作；期间，结婚娶妻。1962年，已是两个孩子父亲的陈逸在“四清”运动中被遣返回原乡务农。
在我找到陈逸家人之前,未曾有人过问陈逸南侨机工身份一事，我是多年来过问其南侨机工家属的第一人,悲哉!就连陈逸的档案，其单位也已经找不到了。
陈逸家人面对千里迢迢来寻问其父的我，很是激动，不知如何是好。还是跟随陈逸一起回原籍生活十多年的次子陈立志，在沉默一阵后向我慢慢道来：“小时候同父亲在农村，吃饭是没问题，但菜是没有的，一个月能吃上一块肉那是相当不错了。长年都是酱油、豆腐块，有时摘几个椰子扒开，把椰肉挖出，用盐或红糖拌在一起就是菜，但更多的时候是酱油之类。常被不明真相的村民斥责。特别是小孩打架之类的小事，常被他人欺负。‘坏分子’、‘特务、反革命’，屡被唾骂。父亲常对我说，人家看不起咱们，不要与他们计较，就当没发生过。在村里、村外，有良心的村民都说他是个大老实人，是个书呆子。说来也怪，父亲从1962年到1980年的18年在家乡接受思想改造期间，从未有什么大病，就连感冒之类的小病也很少，若当时有什么大病，必死无疑。在当时的社会环境里，许多从南洋归来的华侨都受到不同程度的迫害，这是事实。幸好有了邓小平同志，做出英明决策给予平反，才了结了中国这一历史时期的冤假错案。今天，政府重新重视华侨的历史功绩，肯定华侨在抗日时期对国家、对民族的贡献，我们这些华侨机工的后代也会感到无比荣耀。父亲临终前曾经对我说，他一直想找机会回云南，到滇缅路上寻找、拜祭战友（阵亡机工），给他们烧些纸钱，或烧些香。他们像‘海外孤儿’，没有人记得他们，更没有人给他们烧香拜祭，让阵亡的机工也记得有父亲这个战友。现在看来，父亲的这个愿望只能由我这个做儿子的来完成了……回想起父亲在农村的那些日子，有时讲起他的过去，他就非常起劲，久久难以收拢他那高兴的笑脸，现出一种莫名其妙的满足模样，仿佛是有一种‘精神’在支撑着他。从他老人家那饱经风霜的脸上，我隐隐约约地觉察到父亲的确有一种莫大的欣慰，也许是他对自己的那一段经历感到骄傲吧，或是他对所做的事情感到问心无愧，我至今不得其解……”
岁暮时才认识他们(6)
南侨机工,中国抗日史上一个悲壮的群体，被尘封、被遗忘、被歪曲，他们沉寂，默默不语；那一段深深烙在他们记忆中的不可磨灭的历史，他们也不敢讲、不敢说，其家人也不得其解……
这是摘自陈逸1940年5月所写的《一篇感想》：
为了适应祖国抗战的需要，争取祖国抗战的最后胜利，去年的今天，我们华侨机工，便一批一批地回国来了。因为前方、后方都需要运输工作人员，所以，我们刚刚踏上国土，只受了短短两个月的军事训练，就出发到滇缅路担任运输工作，到现在已经足足10个多月了。现在虽然奉命回所训练，但在那里的生活情况，会给我们留下永不磨灭的印象的。
回想起来，当我们编队的时候，每位同志的心里都十二万分的愉快，那朝气蓬勃和精诚团结的精神，真够使人兴奋的。分发工作后，大家都站定岗位，认清目标，以百折不挠的决心，去克服那恶劣的环境带给我们的困难。那时候秋雨连绵，雪花纷飞，有时车驶至中途发生了故障，或因山路崩陷，阻断去路，做了四五天或一星期的“山大王”是常有的事，然而，我们处在这样艰难困苦的环境里，我们不会埋怨，只会从内心问道：“是谁使我们这样吃苦呢？”很明白，是敌人。
……和我们关系密切，领导我们的各位长官，在很多地方不理解我们；我们自己知道，华侨机工一向在南洋是过着舒适散漫的生活。一半侨生都不晓得祖国文字，其行为和习惯。常有马来民族的表现，“李逵性格”的性情；领导我们的长官，如能够“谆谆善诱”，像孟子说的“以理服人”，说话有理，则人非草木，谁能无感！①
历史有时也会开玩笑。陈逸从南洋归来参加祖国民族独立解放，抗击日本侵略者；共和国成立之际，他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派他出去收集情报，国民党遗部怀疑他是共产党，要抓捕他；后在共和国的政府里工作，非常时期，又认为他是国民党的特务，遭遇迫害。其实，他一样都不是。他只是一热血的海外华侨，一名平凡的中国人。
记得在父亲去世后，曾收到一封海南三亚来信。读后，方知是陈逸所写。遗憾的是父亲未能看到这封分别三十多年后其战友的来信。他在信中写道：“今日云南省委正为我们这批侨工回国抗日胜利树碑，叙功纪念。所以，我们名正言顺，不要怕了。现在昆明的侨工同乡中你是最高龄的，海南有黄守琛他八十二岁，你要保重好身体……”可惜，父亲刚去了天国。我回信告知父亲已过世的消息，他无比伤感地写来回信：“从被流放十多年的岁月里，我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不敢通信。一直至今，多方打听，才知你父情况。我伤心的是他未接信即去世了。我和你父在新加坡时，各住一方。在云南解放初期，我在省军区情报二处工作，为掩人耳目，假装失业，故与你父同吃一段时间，结下很深情谊。”信末，他写道：“寄语你几句，即是当时侨工的志愿！
三分天下两分亡，全民奋起保家乡。
海外赤子怀故国，踊跃从戎赴战场。
负责后方运输职，供应前线炮弹粮。
今日树碑记事迹，勉励将来大发展。”
陈逸，一颗赤子之心，尽管久经风霜，历经坎坷，但他矢志报国无怨，爱国无悔！
南侨机工多少往事可以追忆(1)
岁月如梭，生命匆匆。在人生的历史长河中，有多少难忘的往事可以回忆，又有多少辛酸的旧事不愿再提。当人们追忆那段决定生死的往事时，脑海的闸门总是那样沉重而谨慎地开启，又艰难地关闭。一些回忆让人思维变得模糊，一些追忆又会使人脑子变得清晰。南侨机工的往事就是这样……
1937年，日寇全面入侵我中华，国土沦陷，生灵涂炭，中华民族处于危急关头。800万南洋华侨义愤填膺，同仇敌忾，积极投身于抗战热潮之中。远在南洋45埠的168名代表，于1938年10月齐集新加坡开会，宣布成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并选举陈嘉庚为主席。大会通过一项庄严的《宣言》，号召800万南洋华侨精诚团结，誓为祖国政府后盾，出钱出力，支援抗战。当时，普通司机、修理工、富家子弟、工程师、大学生纷纷唱着《再见吧，南洋》，奔赴滇缅公路。有的不满20岁却虚报年龄；有的与未婚妻约好胜利后再相会；有的瞒着家人秘密报名，只在临行前留下一封家书。
《新华日报》1941年1月27日的报道说，“几乎每个人回国来参加抗战的经过，都是一段可歌可泣的史实！”
南侨总会的成立，标志着南洋华侨在抗日救亡大前提下，实现了空前爱国大团结，标志着陈嘉庚是南洋华侨众望所归的领袖。在南侨总会的领导和号召下，南洋各地筹赈会进一步扩大和发展，支援祖国抗战行动的高潮迭起，捐款所得数额巨大。据统计，华侨从1937年至1945年，八年抗战中捐款共达13亿多元(国币)，平均每年16000多万元，其中南洋华侨捐献比重最大。以财力支援抗战的另一项是侨汇，是华侨寄回祖国赡养亲属汇款，数额比捐款更大。仅从1937年至1943年通过银行途径的侨汇，据统计共达55亿元(国币)，平均每年约8亿元，数额巨大，而其中南洋侨汇居多。
海外华侨在物力方面对祖国抗战贡献也甚为可观。截至1940年10月不完全统计，共捐献飞机217架，坦克27辆，救护车1000辆，大米一万包，以及大量药品、雨衣、胶鞋等用品。自1937年至1940年捐献物资总数达3000批以上，每月平均100批。以上物资多数亦为南洋华侨所捐献。
抗战中，国内机工及汽车奇缺，运输十分困难。1939年1月，陈嘉庚受国内军事委员会西南运输处委托，自1939年至1940年期间，通过南侨总会在南洋等地招募“经验丰富、技术精良、胆量亦大”的南洋机工9批共3193余人，并捐赠汽车310辆及其他物资。这些华侨机工，满怀爱国热情，离别南洋亲友，回到祖国西南边陲，在滇缅公路崎岖艰险的1146公里运输线上，克服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运送各种国内急需的战略物资。
南侨机工的抗战史，是中国华侨史上一次人数最为集中、组织最为有序、经历最为悲壮、影响最为深远的爱国行动。
……
21世纪初的今天，有多少人知道南洋旧事，知道在中华民族的抗战史上，由3193名南洋华侨组成的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奔赴滇缅公路抗战的故事。又有多少人知道，在这一英雄群体中，那八百多名海南籍南洋华侨奔赴国难的壮举！这些海外赤子，在国难当头之际，为中华民族洒下热血甚至牺牲生命，一千八百多名南侨机工长眠于滇缅公路上！他们的赤子功勋，在历史中闪耀光芒，尔后又尘封了六十多年。
那是一段国共两党合作、共同抗战的光辉历史。中华民族不分党派，团结一切力量，抗击中华民族的共同敌人——日本侵略者。1945年抗战胜利了，但由于掌握政权的国民党凭借美国的援助发动对共产党的内战，经受了14年战争苦难的中国人民，仍然不得安居乐业。
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起，由于错误路线的影响，各种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开始了。特别是可怕的十年动乱，南侨机工这段历史被篡改了，爱国侨胞和抗日英雄成了“特务”，卫国建国功臣变成“反革命”。那是一个是非颠倒的年代，愚昧的疯狂，无知的残酷，无处不有。
在这一特殊时期，我的父亲和大舅也难逃劫难。庆幸的是，父亲坚强地活了下来，而我的大舅却离开了人间。
1978年，中国共产党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拨乱反正。人们终于从被禁锢和被歪曲的意识形态中慢慢地走出。国家开始调整经济方针，中国这一条东方巨龙觉醒过来，开始腾飞！老百姓终于过上了安稳的好日子。
2005年4月29日下午，这是一个特别难忘的时刻。中国共产党总书记胡锦涛和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双手紧握。这次握手，是时隔60年两党最高领导人的历史性握手，同时，再次揭开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合作共谋国家统一的历史序幕。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举行了会谈，这也是两党自1945年重庆谈判后再度举行的最高领导人会谈。这是中华民族的子孙60年来的期待，也是全世界华侨华人的共同心愿，全世界的媒体都记录下了这一历史瞬间。接着，中央电视台等媒体大量地回顾和报道了抗战的历史，中国国民党军队在抗战主战场上的历史画面、滇缅公路上南洋华侨抗战的真实故事，一一再现。
这期间，凤凰卫视《口述历史》栏目专访“二战”老兵，原中国驻印军总指挥史迪威将军联络参谋王楚英（原黄埔军校第17期毕业生，中国远征军战史研究专家，现任南京市政协专员、研究员，现年82岁）接受了采访。他口述中国远征军、中国驻印军在滇缅抗战的历史，真切感人，深深地吸引了我。那一段历史就是父亲生前曾经悄悄向母亲提起过的他在印度、缅甸抗战的历史，现在终于可以向国人和世人公开了。
南侨机工多少往事可以追忆(2)
这突如其来的大喜事，如同闪电般触动了我脑海那一根闲置多年的神经，打开了我尘封多年不愿回忆的往事和对父亲、大舅深深的怀念。
让我们一起，走近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触摸一段鲜为人知的往事……
十三岁飘泊南洋，十五年戎马生涯
他，曾经是一位从南洋回国抗战的南侨机工，是中国远征军、中国驻印军的“二战”老兵，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的三野战士，是抗美援朝志愿军功勋。他历经十五年硝烟弥漫的国际、国内战场，是战争的幸存者。国难当头，他同那3193名南侨机工一样，热爱自己的民族胜过自己的生命。文革中所遭受的磨难，他坚强面对，爱国无罪、报国无悔。
因为有了他们这一代无名英雄，中国才有了今天……
3193名南侨机工，是来自南洋不同的地区，都有相似的经历和命运。据父亲的档案、自传和生前的口述记载，他的一生是这样传奇地走过来的：
我的父亲陈邦兴，1912年出生于海南省文昌市东路镇坑尾村一个极其贫困的家庭。父母兄弟姐妹共七口人，父亲8岁时，祖父就已病逝了。
当时正是民国初期，军阀统治琼崖（海南）期间，摊到琼崖人民头上的苛捐杂税多如牛毛。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共有250多种税，连琼崖人民做饭的锅、挑担的扁担都要缴捐纳税。凡是能够剥削的，反动统治者都不放过，其统治的手段是极端黑暗残酷的。百姓难以生活下去了，只好漂洋过海到国外谋生。可想而知，祖父去世后，单靠祖母的劳动来维持家庭其他六口人的生活是十分艰难的。于是，祖母决定让8岁的父亲和10岁的伯父陈邦光替富裕的大户人家养牛为生；五年后，13岁的父亲跟随四叔母到马来亚太平埠，15岁的伯父跟亲戚到泰国北汶浪，开始了他们幼年的漂泊生涯。当时海南岛的文昌和琼海侨乡，穷人家庭为求生存大都选择出洋谋生。
几块光洋（银元），搭乘木帆船海上漂流一周，父亲便踏上了马来亚这块寻梦的土地。在亲戚的帮助下，他开始在马来亚太平埠的济文咖啡茶馆打工。1928年，他在马来亚怡保合力和美国福特汽车修理行学电工、学开车；同年，又在马来亚的怡保汽车站开商车。这一段经历，为父亲后来的回国参战打下了汽车机工技术的基础。一年之后，他又回到太平埠济文茶馆，后到合美咖啡茶室继续打工谋生，一直到1939年5、6月间。这一期间，合美店的海南籍华侨为数不少，谢川周就是其中的一位。十四年下来，父亲省吃俭用，除每年寄钱回家救济母亲生活外，还有了些积蓄。
1939年已27岁的他，按四叔的意图正准备策划和一位福建籍老板的独生女入赘成亲之事。这时，中国国内日军侵华烽火漫天，国家处于危急存亡关头，爱国侨领陈嘉庚先生号召南洋爱国青年，参加南洋华侨机工服务团回国抗日。父亲目睹热血沸腾的南洋青年一批又一批回国，感到国难当头匹夫有责，便不顾家人的劝阻，果断地中断这桩婚事，于7月中旬从马来亚太平埠赶到新加坡，加入了第八批回国机工的队伍。他在得到陈嘉庚先生的接见和鼓励后，在《再会吧，南洋！》的悲壮歌声中告别了亲人，乘“丰祥轮”经三天三夜的海上航行，从安南（越南）的西贡上岸，然后转乘火车经河内，于同年7月27日抵达中国昆明。他被安置在昆明西南运输处潘家湾训练所步汽教练队，经过几个月的步兵和驾驶训练后，被编入西南运输处汽车运输队华侨义勇队第九大队二十六中队第六班当驾驶兵（车牌号：4486；6人为一班，班长：李家春；驾驶兵月工资：36元国币）。第九大队于1939年12月27日启程到达芒市后，接收第十二大队新车，承担军火物资运输任务，驻扎芒市，主要运输路线是腊戍至芒市，遮放军火库至保山。当时，每个机工都要过翻车、疾病和空袭三道生死关。1940年10月，滇缅公路被封锁了三个月后重新开放，此时，正是滇缅公路运输高峰期。年底（11月），第九大队从芒市（遮放）调来保山，和第十一大队合编成第十五大队，驻扎保山永保书院。主要任务是在保山至芒市和保山至昆明之间运输军火。1942年3月，调到缅甸的八莫(Bhamo)，在军事委员会中缅运输局汽车运输队华侨第三大队十一中队承担抢运军火任务（车型：雪佛兰，底盘号码：4394；引擎号码：B32AF1147959；牌照号码：B33）。4月29日腊戍失守，滇缅公路中断。
1942年5月3日下午接命，华侨第三大队抽调人员组成义勇队，两小时后开始炸毁八莫的军火库和所有汽车，以防我军撤退后军火库落到日寇手中。完成任务后，他们最后一批从缅甸八莫步行20多天撤回国内云南下关，沿途从密支那经腾冲至保山瓦窑，穿过怒江和高黎贡山，全程约1500华里山路，平均每日行60华里。一路上，他们因饥饿、蚊虫叮咬，还有日寇飞机的轰炸，伤亡惨重。到达下关时，几百人的义勇队，活着的官兵只存144人。1942年7月13日，这支队伍在大队长雷震阳的带领下，继续撤回昆明，到华侨第二大队报到后，在昆明石塘山（现昆明近郊８公里处的昆明陆军学院）接受步兵和煤碳车驾驶训练三个月。1942年12月，父亲加入中国远征军炮三旅赴印度，参加中国入印远征军，后改编为中国驻印军（Chinese Army In India 简称CAI）。1943年1月，在中国驻印军炮四团三营七连任上等兵（海南琼海籍南侨机工王云峰同在炮四团）。期间，他到盟军大本营——美国设在印度东北部的兰姆伽训练基地汽车学校训练，一星期后拿到毕业证（派司），先留下担任三个月的助教，再回到七连。1945年4月25日，缅北反攻胜利会师芒友后，他回国到昆明，再调到贵州麻江休整和运输抗战物资（注：兰姆伽是印度东北部比哈邦的一座偏僻小镇，美国人在兰姆伽开设了许多军事技术学校，所有教官都是美国人，训练内容按照美国西点军校的军事教程进行。炮四团是一支重炮部队，归中国驻印军总指挥部史迪威及其参谋长柏特诺管辖。1944年元月反攻开始后，该团曾分别以一部配属孙立人、廖耀湘指挥过。拥有当时世界上口径最大的火炮155榴弹炮，射程远、威力大。随新22、新38师参加胡康河谷战斗、孟拱河谷战斗及八莫、新维、腊戍等战斗。炮四团团长蒋公权，师长孙立人）。
南侨机工多少往事可以追忆(3)
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的神圣使命完成了。当年回国的南侨机工3193人（其中，海南籍约有800多人），他们在抗战中勇于为国捐躯，成为无名英雄的有1800多人，约占机工总数的三分之二。活着的人欣喜若狂，奔走相告，经过艰苦的6年回国抗战，他们即将凯旋南洋和家人相聚了。据统计，重返南洋的南侨机工约有460多人。剩余的600多名南侨机工，一部分人因失散各地，无法联系；一部分人因编入军队和国民党封锁消息等各种原因，失去南返的机会（其中大部分散落在祖国西南边陲的芒市、保山和昆明等地）。抗战胜利后，父亲编入国民党部队的炮兵团，被抽调上内战战场。于是，1947年到徐州进攻鲁南时，于元月4日被解放军打垮，回到徐州连部休息了一个多月。同年3、4月间，炮四团和炮五团解编，他分配到独汽一营二连开车；之后，又调回到炮四团部当司机。父亲与其他爱国华侨，原本一心只为抗日而回国，让他们去打同胞谁也想不通，都不想参加内战。1949年的淮海战役中，炮兵团被解放军包围时，炮兵团的南侨机工利用这机会悄悄脱离国民党军队，开车投诚解放军，并于1949年1月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成为华野四纵队汽车队战士，投身到淮海战役中，最后，胜利渡过长江解放了全中国。1951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四纵队奉命以中国人民志愿军身份赴朝鲜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同年9月6日晚上，父亲从辽宁省沈阳苏家屯汽车独立营出发，次日早到达安东。12日接车，17日跨过鸭绿江，19日到达志愿军后方勤务汽车暂编二团四连报到，任副班长（志愿军战字信箱6210号，六支队四连）。在朝鲜战场的三年期间，他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和敌机的轰炸，一次次地完成任务，曾受过伤，两次立功受奖。朝鲜战场上，父亲受伤最严重的一次，是整个汽车连没能冲过美军空军封锁线，他被美军投下的燃烧弹烧伤，留下全身伤疤。后来，志愿军运输部队掌握了敌机轰炸的时间规律，都以夜间运输，并且是赶在敌机轰炸前或轰炸后越过封锁线，这就减少了志愿军的伤亡。父亲在朝鲜战场上最难忘的一件事，就是汽车连刚过鸭绿江大桥后，没有多久时间，就遭到美军轰炸机的轰炸和扫射，整个汽车连几乎没有完整的汽车，人员和军火损失惨重。他的助手是一位入伍不久的年轻四川兵，坐在驾驶室右座上，胸部被飞机的机枪打穿了。瞬间失去战友的痛苦，使父亲的内心燃烧起杀敌报仇的怒火；后来的战斗中，他的脑海里总也忘不了这一幕，每一次执行任务都是不怕牺牲、勇敢参战。抗美援朝战争胜利后，父亲于1954年7月胜利回国，在中南军区暂编廿八团四连。1954年9月，他复员回到阔别30年的故乡——海南岛文昌市东路镇坑尾村。
2006年7月间，我回到家乡海南文昌东路镇坑尾村。在一次与村里的老人聊天时，74岁的符壮菊大嫂对我讲起了这样的一件事：
“1954年9至10月间，文昌县潭牛政府（文九区）通知村里，志愿军陈邦兴从朝鲜复员回家，坑尾村要派人到潭牛区去迎接，还要准备房子打扫卫生安排他回家后的生活。到潭牛接你父亲那天，全村有十多人去，我也去迎接。进入坑尾村，你父亲一眼就认出了我的婆婆李日花，你父亲叫她一声大嫂后，俩人相见抱头痛哭。你奶奶赶到也在旁边哭成一团。全村在场的人，不管见没见过你的父亲，没有不哭的。因为你父亲13岁就离开海南故乡到南洋打工，不但三十年没有回过家乡，而且是三十年杳无音讯，村里人以为他已死了，没想他突然回家……”回忆中的符壮菊大嫂，这时眼眶充满着泪水。
符大嫂继续说道：“为了照顾你父亲的生活，村里按区政府的要求，选了我家一间好的房子打扫干净，准备给你父亲住，但你父亲执意要在自己破旧漏雨的房子和你奶奶一起住，照顾你奶奶的生活，补偿几十年做儿子的‘不孝’。但想归想，没有几个月你父亲又分配到海南自治州委工作。1968年你奶奶去世，你父亲因为是‘特务’被打倒，都无法回家送葬。你奶奶这辈子命苦，三十多岁就守寡，老的时候没有孩子在身边，只靠村里人给水给饭，走的时候，也没有亲人送葬，没有享过子孙福。你父亲在晚年回到坑尾村时，大家一谈到你奶奶，你父亲就流泪。”符壮菊大嫂的回忆也刺痛了我的心。
30年后的相聚仅有几个月的时间，父亲又开始走向新的工作岗位，1955年他被分配到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人委。由于父亲经过战场的锻炼考验和拥有较好的汽车驾驶技术和修理能力，组织上安排他为黎族领袖、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州长王国兴当专职司机。他是第一批到海南的山区通什参加组建海南自治州政府的人员之一，从此扎根少数民族地区。1958年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撤消，父亲随同赵魁富书记下放到海南黎族自治区乐东县县委工作。1963年中央严禁地方县级领导使用小轿车，县里又决定父亲连车带人下放到乐东县人民医院，县委领导的专车变成了救护车，为群众服务。1966年，因南侨机工这一段历史，父亲受到迫害，被扣上种种帽子监督劳动数年，平反摘帽后恢复工作，1977年退休。平反后不久，由于老人冤屈多年，受过伤，劳累成疾，1985年5月1日病故于海南省人民医院，享年73岁。
南侨机工多少往事可以追忆(4)
这就是父亲坎坷的一生。
一路走来，他历经了15年硝烟弥漫的战场，是战争的幸存者。他作为南侨机工、中国远征军、中国驻印军的“二战”老兵，历经了抗日战争；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四纵队的战士，他渡过了长江，投入到解放战争；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为保家卫国，他跨过鸭绿江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并立下战功。民族危难之时，他同那3193名南侨机工一样，热爱自己的祖国胜过热爱自己的生命。
时光流逝，虽然那是六十多年前发生的故事，但用心去追听那远去的枪炮声，我依然为有这样一位英雄的父亲感到无比的自豪和骄傲。因为，他以民族利益作为自己的人生追求。
15年的战争，给父亲留下了半身子的伤疤。记得我上小学时，每一次看到年老的父亲洗澡，都是用一个从战场带回来的军用铝锡合金小圆脸盆，装满一盆温水，到卧室里小心地擦着身子，从来没有看到他在公共的地方或大众眼皮下洗澡。一次，当他洗澡的时候，我进到房间里。刹那间，我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目不转睛地看着父亲的胸部——胸部布满累累的疤痕，真把我给吓坏了。
我惊奇地问：“爸，是谁打伤您的胸？”
父亲以爷爷般的口气，慢慢地告诉了我胸部受伤的事。在朝鲜战场上，一次抢运军火时，全连官兵的车队被美国的飞机发现，扔下威力相当大的燃烧弹，全连几乎全部牺牲，父亲和几位志愿军战士因及时发现了一口井，叉开双脚、躲到井内才算躲过一劫，但最后还是被严重烧伤。父亲的这段故事，在我幼小的脑海里留下深深的记忆，心里无比痛恨美帝国主义强盗！
抗战时期，在滇缅公路和缅甸战场上所受的伤，他一字未提！后来，我渐渐地长大，也明白了他在那个年代有怕人误解的难言之隐。这一块搁置在他心中的痛，当由后人来正确诊断和医治。
由于受过伤，父亲在走路时总是气喘，特别是到冬天，慢性肺原性心脏病和慢性支气管炎常常发作，上气不接下气的，总是要住院治疗。七十年代后期，经常是父母同时住院，两个老人都由我一个人照顾。做完父亲喜欢的面食，又要做母亲喜欢的海南稀饭；等送完饭回来，我一个人只能在单位食堂打饭了。小小的年纪，特殊的家庭环境，不但锻炼了我的独立生活能力，而且对我的人生未来而言，也是一种宝贵的财富，一种用钱买不到的毅力。
十年动乱中，我失去了大舅
他，没有牺牲在战场上，而是死在十年动乱中。他遭受了各种迫害。我的大舅王绥和，一个爱国的南侨机工，就以终止生命来抗议这场劫难。
云南省档案馆馆藏档案资料，真实地记录了王绥和的抗战经历：民国二十九年七至八月，在汽车运输华侨先锋第二大队第五中队当驾驶兵。民国二十九年下半年，在汽车运输队华侨第一大队第一中队。民国三十年十月，在西南运输处汽车运输队华侨第一大队第一中队当驾驶兵，车号：9473，后调华侨先锋总队第一大队第四中队司机。民国三十一年，在华侨第一大队第一中队任少尉分队副。民国三十一年五月，在遮放总站华侨第一大队第一中队任分队副。汽车运输第十六大队补充中队任分队副。
十年动乱期间，他在海南海口市某局被作为“特务”关押的日子里，遭受各种的迫害。1968年“7.17”批斗后，他无法忍受精神和肉体上的双重折磨，以斧自斩头颅，幸亏被人抢救了过来。1970年3月26日，他又再次自缢身亡。人死后，原单位通知家属到关押的地方，辨认尸体，确认是王绥和后，单位送到火葬场火化，骨灰也没有留给亲属！
人已死，但当时大舅所在单位的 “革命委员会”于1970年5月20日竟然还做出“给予王绥和开除出革命队伍的处理”，这就意味着他的家庭就不能在单位居住了。遗下六个孩子，年龄最大的20出头，最小的还怀在妈妈的腹中！而他们却永远失去了心爱的父亲！我舅母在当时的政治压力下，抹干泪水，带着这些可怜的孩子，从海口回到了老家海南文昌县新桥镇田舍村种地为生，十分艰难地度过近八年的痛苦日子。
每个人一生总会经历失去亲人的伤痛；而亲人蒙冤而死，更是让生者痛如刀割！而且尸骨都被抛弃！
过了几年，我舅母和儿女们，只好修了一座假坟，每年祭他……
终于，熬到大舅平反昭雪的那一天。
这一天，已在农村长大的孩子们和母亲一起，跪在父亲的假坟前泣不成声，舅母那撕裂长空般的痛哭声，似乎在告慰自己的丈夫，你是清白和无辜的！所有在场的人，都不禁落下了眼泪。哭声，控诉着这场颠倒是非、迫害爱国英雄的“文化大革命”；哭声，掏心感谢邓小平和老一代革命家拨乱反正的英明决策。
1978年，我从乐东出差到广东湛江，顺路回到文昌县田舍村大舅家，看望大舅的家人，和我父亲同是第八批回国抗日的同村王秀球老人，这时也来大舅家看望我。当时，大舅的冤案已平反，单位已开始落实华侨政策。面对国家恢复高考制度，这几个在海口市出生、在农村长大的孩子，没有得到良好的文化教育，要想考上大学重新回到城里，困难相当大，这成了我大舅母的一块心病，一家人这几天正愁成一团。王老这一年也已退休在家，这几天，因为我的第一次到来，就常带着老伴（抗战时，在广西娶的妻子，村里人称广西婆）到大舅母家陪我，广西婆抽着烟，带着浓厚的广西口音给我大舅母出了主意：
南侨机工多少往事可以追忆(5)
“没有文化，是不能考上大学的。农村教育差、又穷，还是先到城里打工，有了钱自己补习再考也没关系。”
“天无绝人之路。绥和已受了这么大的冤屈，上苍不会让这些可怜的孩子们无路可行的……”王老也安慰我大舅母。
果然，几年后我得知，大舅的儿子通过自己的努力奋斗，在镇里找到一个公职、有了工资，其他孩子的境况也有好转，我为此而感到欣慰。
2006年春节，我再次回到大舅的老家，看望这位年已80岁的大舅母。她身体还很硬朗，还能下田耕种，见谁都是谈笑风生。但提起“文革”期间丈夫的遭遇时，她总是一句话：你大舅太委屈、太冤枉了！虽然，大舅一家经历了一场磨难，是党的政策，又使他们重新走进城市。特别欣慰的是，他们的第三代，继承了南侨机工吃苦耐劳、顽强拼搏的品格，考上了湖南大学、海南大学，以行动回报了爷爷，我想，九泉下的大舅应该安息和瞑目了。
1978年那一次见到王秀球老人，也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28年前的那次相见，我就知道他是从南洋回国抗日的老人，但没有深入了解这一段历史，感情上根本无法去理解他们的这一段爱国壮举！今天，为怀念这位大舅的同村侨胞、曾与我擦肩而过的南侨机工将士，我向他老人家补上一个深深的鞠躬！
云南省档案馆记录有他的抗战经历。军事委员会西南进出口物资运输总经理处档案记录：王秀球，1940年2月，华侨先锋总队第二大队第四中队司机；民国廿九年七月，华侨先锋总队第二大队第四中队司机；汽车运输第十大队廿九中队第二班华侨司机；民国廿九年八月，华侨先锋总队第二大队第五中队驾驶兵（七月一日从第十大队调到先锋队）。交通部公路总局第四区运输处档案：交通部公路总局第四区公路工程管理局局本部民国三十八年职员薪俸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