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自传记载：王秀球，男，1913年出生，海南省文昌新桥镇田舍村人，家庭成份雇农。1921年2月至1929年3月在村中小学读书；1929年4月至1938年6月在马六甲当胶工、员工；1939年响应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的号召，毅然从新加坡回国抗日；1939年7月至1942年8月被分配在云南省西南运输处当司机；1942年至1948年11月在昆明川滇公路局当司机；1948年12月至1950年9月在昆明新夏公司当司机（1950年昆明已解放）；1950年10月至1952年9月在昆明滇藏公路局当司机；1952年10月至1956年7月在昆洛公路第六工程处当司机；1956至1958年从云南省调青海省运输局第四中队当司机。最后申请退职回海南，同年由文昌县安排在文昌县通用机械厂当钳工；1959年8月调到海南电业局当锅炉工；1960年1月至1961年10月调东方县叉河电厂当锅炉工；1961至1964年调海南冷冻厂当机工；1964年由于海南冷冻厂支援松涛水库，被调入松涛电厂当柴油发电机组工人；1970年松涛水库竣工，被分配到松涛第四工程队。同年9月，因1939年从新加坡归国后抗日的经历，被劝退职回家。1973年落实党的政策，办理退休手续退休回家；1997年7月7日因病医治无效去世，享年85岁。
这就是王秀球，一个海南籍南洋华侨雇员、华侨归国抗日战士、新中国的归侨建设者所走过的路程。
在海南岛的西南部，我父亲陈邦兴被几次下放，最后落脚在一个黎、苗族集居的偏僻的乐东县城里，作为“里通外国和国民党特务”被监督改造。抄家前，父亲秘密将一台便携式美国军用发电机转交给徒弟羊学明保管，因当时他是转业军人政治背景好。“文革”中父亲将我托付给他，带我回到羊学明的老家乐东县九所公社一个极其贫困的农村暂住。抄家时，当年父亲抗战留下的“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荣誉纪念章”和“美国盟军颁发的奖状”等证件被拿走。仅保留了一个美国军用水壶，后来作为证据轮番地批斗，逼他交待“特务任务”，让年迈的父亲精神和肉体上遭受了严重摧残。父亲带着对我的骨肉情，以无比坚强的毅力忍受着痛苦的折磨，最终他挺了下来。终于等到了他的“解放”，获得自由。
四十多年前，这小小的发电机，曾经是我儿时的玩具，至今记忆难忘。为了找到它，2006年10月6日，我几经周折，在中学同学吴海波和黄进的帮助下，终于找到了这一家人。而眼前的房子，勾起了我对往事的回忆……
羊学明的家，依然是当年我寄宿的老屋，所不同的是，这屋子更加破旧；屋前左边走廊存放的一口棺材没有了，随羊学明的母亲而去了。而当年这口棺材让我头一夜惊惧得不能入睡。第二天，老奶奶告诉我，这是她的房子，小孩在上面休息会长命。之后我才壮起小胆在她的“房子”上坐坐，看着老人在操持家务。午饭时的那只白切鸭子，至今仍香味犹存……
羊学明叔叔几年前病逝了，父亲托付他保管的美国便携式发电机，几年前被他的小儿子当成废品卖了……遗憾中，我和他们家留下一张“全家福”，收入书中，记录曾经对我们一个“特殊”华侨家庭的帮助。
父亲被监督劳动改造，子女也被株连。至今，我右手肘关节上还留下缝合了九针的伤疤，这是因为被诬陷，这是因为我成了“里通外国、特务分子”的儿子而受到的伤害。
南侨机工多少往事可以追忆(6)
一天，我和许多小朋友一起放学回家。路上，另一位男同学，因走路不慎被树根绊倒地上，右手掌划破皮出血并粘上了鸡尿，当时，我和几位男同学急忙帮扶起他。可是，万万没想到，这一帮忙却引来灾祸。他回家怕父母责怪，却撒天谎编造谎言告诉父母，说我推他摔倒在地。他父亲当时是县里出名的造反派。一听是特务陈邦兴的儿子推倒他的宝贝儿子，便不分青红皂白，带着一帮人持枪冲进了我家。当时，我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幕惊吓着了。母亲搂着我在怀里，用她那撕裂肺腑的哭声向他们求饶，不要对我父亲下手。这时，我看到父亲，已木呆地坐在一个破旧的华沙小车拆下的沙发上，一言不发而脸色发青！不一会，他猛地站了起来，一手把我从母亲的怀里揪出，一手从鸡舍门后取出椰子绳，一头将我双手捆绑，再将绳的另一头抛向茅草屋外的一棵桉树叉上。我两脚离地，被悬挂在桉树上。紧接着，只见父亲抓起一条赶鸡的半开圆竹，使足全力愤怒地向我的身体扑来……
当我醒过来时，发现自己已经做完手术躺在医院的外科病床上。医生说我的右手肘关节被打裂，动脉血管也打断了，缝合了九针！据与我家一墙之隔的防疫站医生告诉我，如果没有这些上班的叔叔和阿姨，没有你母亲及时的呼救声，你一定会死在爸爸的竹棒下！我的受伤，惊动了学校，有很多老师和家长都来慰问我。在场的小孩把真实过程告诉了他们的父母。这些有同情心的人们，都知道是因我父亲处境造成，而我是无辜的受害者！
父亲1939年回国，编入军事委员会西南运输处第9大队的这段抗战历史，成为30年后的特务罪状，并留给我幼年的胳膊上这道缝了9针的伤疤。两组数字相加正是39，它不是一组庆幸的数字，而是“文革”所造成的悲剧数字，让人永远不能遗忘的数字。
我从来没有见过父亲落泪，包括我母亲去世的时候。一个华侨老兵，经历无数个战场，面对生与死的考验，都非常刚强，视死如归而没有胆怯过，但十年浩劫中的迫害，却让他胆怯和绝望。
父亲一直为我的无辜受伤而内疚！但我从不怨恨父亲，因为他当时已被逼得没有退路。父亲也曾有过那无奈之举，但他终于在我母亲的哀求下生存下来。可以想见，他的内心是受着怎样的一种煎熬！
“文革”后期，虽然父亲的历史问题得到公正的结论，也恢复了工作，但当时被打成“国民党特务”的这一类人，在一些造反派的眼中仍是另类。有位造反派就因为父亲的所谓“历史问题”而对我父亲怀恨在心，暗中报复，不但在工作中刁难，而且在分房的问题上设置障碍，使父亲始终都分不上房，我们长年居住在漏雨的茅草屋。20世纪70年代中，因为茅屋着火，父亲为救火还受了伤。在下放乐东的整整20年里，我们从县委到医院，住了16年的茅草屋。
1977年，我们在新任院长的关心下，才搬进了新的瓦房。父亲参加革命三十多年后，第一次住上瓦房，门窗浓浓的油漆香，让我们一家三口，仿佛进入梦幻般的新生活。但父亲兴奋过后，更多的是回顾和沉思。
回首三十多年前发生的这一段插曲，我不禁思考，一个平时沉默寡言、为人正直、是非分明、性格刚直、感情冲动的父亲，在文革中面对各种打击时，他是如何承受和度过的？我真是不敢往下多想！
2005年12月29日，我和妻子张符山回到了当年父亲下放的海南省乐东黎族自治县县城抱由镇。自1980年我离开乐东后，这是第一次回到我的出生地。阔别25年的县城，已不是我孩童时代的那种贫穷和落后的景象。新建的楼宇拔地而起，刚开张的酒店，彩灯闪烁，夜色增辉，伴随着昌化江清澈的江水，一幅宁静的山城画面出现在眼前。我站在永明桥头，独自一人沐浴在星空之下。江面微风轻轻扑面而来，惬意的心情中带着点点的伤感。这儿，母亲为父亲这段归国抗日的历史，不知流下多少辛酸的泪水；我幼小的心灵，受到过多少的惊吓！而正是这儿，又让我领悟到了人间的关爱和同情。每当想起这些，心里总是不由地感谢在当时的政治压力下，能伸出双手关心和帮助我们南侨机工家庭的符茂陪、吴亚合、张光辉、林明武、吴昌科和羊学明等同事和朋友。
这一趟，我拜访了父母的几位老同事和帮助过我们家的挚友。
符茂陪，文昌宝芳镇文林村人，现乐东县卫生局的干部。他以一颗最善良的心，以一个文昌老乡的情，在我父亲受迫害的日子里，帮助我母亲写信、写材料向有关部门申诉父亲的历史，以求得到公正的生存待遇，并保持与国内亲人的联络，一直到我父亲“解放”。
“司机伯爹（在县城里人们都这样称呼父亲）跟我讲过抗战时期滇缅公路上翻车的故事，死的华侨很多。他也翻车，是命大没死。‘文革’中你父亲因历史问题受牵连，没有人能公开保护他，只有暗中帮助。当时我想，他从南洋回国抗日的贡献最终是会被认可的。” 符茂陪回忆道。
是的，1978年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人们对曾经有“历史问题”的人和家庭的态度，从根本上发生了改变。记得1983年我在省城广州进修，58岁的母亲突然病危，身边唯有七十多岁的父亲。虽然情况危急，但县委、卫生局和医院等相关单位的同事、朋友都在帮助照料母亲，甚至帮助处理我母亲的后事。当我从广州赶回母亲身边时，她已离开了我们，她静静地离开这个生活了20年、让她遭受磨难的县城——抱由。
南侨机工多少往事可以追忆(7)
父亲当时拄着拐杖，目送母亲的灵柩由众多同事抬上灵车，他没有哭，只听到他对送行的人说：
“谢谢，谢谢！少琴（我母亲）去天国看望她的绥和大哥了。”
二年后，我父亲也因病去世了。我将父亲和母亲安葬在一起，并建成墓圹。后来，我在清理父母的遗物时才想起，我们这三口之家，六十年代开始跟随父亲下放，受到迫害，全家疲于奔命，不但没有照过一张全家照，就连父母俩的合影都没有，这是多么大的遗憾啊！为了弥补这一遗憾，在父亲去世二十年后的2005年，我特地将父亲和母亲的单人照片，交北京王府井大街180号“中国照相”老字号，用电脑合成了一张父母的合影照。在我的心中，父母是永远不能分离的。
吴亚合，这位小个子黎族同胞，木匠出身，2005年已84岁高龄。他是我父亲下放到乐东县后认识的一位黎族同胞。这一次，偶然又在县医院新水塔旁路边相遇，他一眼就认出了我，大声地叫起我的小名：“阿明哥”，我赶紧伸出双手抱着他，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司机伯爹，他是抗美援朝的功勋，老华侨会讲英语、马来话、广东话、福建话、普通话和海南话，这在我们黎族地区是从来没有的。他又是乐东县工资最高的老同志，开车修车技术高，很受人尊重。人正直而性子急，得罪领导。家里三口人，阿明妈又有工资，在六十年代的县城，生活好得让别人家眼红。”阿合继续他的回忆，我和妻子、陪同的符茂陪，还有三位乐东的同学，都关注地听着他的讲述。
父亲被监督劳动期间，他一个人就负责县医院全院一百多人的食堂蔬菜供应、抽水和全院用电维修，劳动强度超过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所能承担的。但受苦受难出身的父亲，对此没有任何的怨言，默默地做好每一件事。
父亲有幸在吴亚合这位黎族同胞的帮助下，逃过多次的暗害。父亲“解放”后，对阿合叔的救命之恩，还以报答，俩人成为挚友，县城红旗茶店里，几乎每天都有他俩的影子。阿合叔家人口多，经济有困难，我们家也总是义不容辞地给予帮助。父亲作为一个经历多年战场的军人，知道生命的代价。直到1984年跟随我回到海口生活的最后一年里，他总是提起吴亚合。阿合叔永远是父亲后半生的挚友，心中牵挂的人，我们一家的恩人。
这一次，阿合叔又带着我，去寻找父亲曾经在县医院监督劳动、负责抽水的医院旧水塔遗址。虽然，遗址仅存一片水泥空地，周围也长满杂草，但当我双脚踏在这块水泥地上、举头仰望天空时，仿佛瞬间时光倒流，父亲在云雾中看着我和阿合叔……
在七十年代，因电力供应不足，父亲经常要半夜三更一人去抽水，不管风吹雨打，寒夜孤寂，都要耐心地等待，等待着将昌化江的水灌满水塔，然后才能回家！
2006年10月6日中秋节，我电话委托符茂陪替我带些钱给吴亚合老人，让他过好一个中秋节，没想到，符茂陪回话说，吴亚合老人在两个月前就去世了。心痛中，庆幸我们去年还见过一次。我告诉符茂陪，这些钱就交给阿合叔的家人，作为给他家属的安慰费吧！
人生如烟，生死由命。阿合叔从2005年12月和我最后一次见面，不到一年就匆匆走了。他在天国一定会遇见我的父亲，祝愿他一路走好，他和父亲永远是黎汉一家亲。这位善良而正直的黎族同胞，他的为人品格，是我们汉族人学习的榜样，他永远是我怀念的人！
昌化江畔，那高高的猕猴岭在目睹、在见证着那一段往事，见证了一个南侨机工为民族九死一生、辗转回到海南所经历的挫折。30年前的故事，虽然已成为历史而远去，但在我记忆的脑海里依然永存！
经过这一场十年浩劫，父亲变得更加沉默寡言。在世时，他不愿谈南洋，不提南侨机工，更不想回忆中国远征军、中国驻印军的抗战历史！
苍天有眼，历史的车轮总是在向前进。邓小平重返中央工作，领导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历史做出公正的结论，让多少无辜的人们、多少冤假错案得到平反昭雪，让这些南侨机工有生存下来为国家现代化建设作新贡献的信念。
纵观中华民族历史，尽管历史可以尘封、淡化，但却绝不能篡改。这就是这样一个简单又深奥的道理：历史终究是历史。
第一次见到他们，如同遇见年迈的父亲
南侨机工，大多数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健在的在国内仅仅二十多人。他们见证了六十多年前滇缅公路发生的一切，胜利完成了45万吨军火的抢运，为此牺牲了1800多人，为中国的抗战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3193名南侨机工，是中华民族的英雄儿女，当中，八百多名海南籍南侨机工，是海南人民的自豪和骄傲。我第一次见到他们，就如同遇见年迈的父亲。
今天，南侨机工这一段尘封了六十多年的滇西缅北抗战的光辉历史，已向全世界公开。这表明，中国共产党新一代的领导人，胸怀宽广，以民族的利益为重，这是促进两党合作、为了民族统一大业和民族再次复兴而付诸的杰出行动！
不过，我实在惭愧。作为南侨机工的后代，我对父辈们青年时代用热血和生命谱写的悲壮历史知之甚微。2005年5月，当全世界都在隆重纪念“二战”胜利的时候，我才通过《凤凰卫视》的主持人陈晓楠，找到王楚英老人，又通过王老找到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相关史料。同年，通过互联网络找到南侨机工云南联谊会、云南省档案馆，最后才找到了今天健在的南侨机工老人王亚六、翁家贵、罗开瑚。南侨机工回国抗战的史实，才向我一幕幕地掀开。
南侨机工多少往事可以追忆(8)
根据王楚英老人提供的南侨机工的有关情况，我在网上搜索有关云南省档案馆与南洋华侨回国抗战的信息，一组关于南洋华侨抗战的简况，还有云南南侨机工联谊会的信息，出现在我的电脑屏上。对着电话号码，我心切地拨通了联谊会。
这是2005年6月初的一个星期天。正巧，对方接电话的竟然是联谊会的联系人、秘书长陈达娅。双方介绍情况后，我请求她帮我查找父亲陈邦兴和大舅王绥和的有关回国资料。十分钟后，她便在电话里告诉我，我父亲是第八批回国，于1939年7月底回到昆明抗战；大舅王绥和的资料和准确时间还要继续找，但联谊会的史料《南侨风》一书中，已提到“文革”期间王绥和遭受迫害自缢而死的事。
放下电话，我无比兴奋。急忙给远在海南的大舅家挂电话，把这一消息通知他们。父亲六十多年前，告别南洋回国抗战的这一页，即将在我的眼前回放。
应秘书长的邀请，2005年7月7日，我在昆明参加了云南省侨联举办的抗战六十周年纪念活动。
2005年7月7日上午，阳光透过茂密的昆明西山公园松林，洒在宁静的山谷里。陆续有各种大小车辆，沿着弯曲的山路开进这里，公祭南侨机工的活动即将开始。这一天，我很早就到达西山公园，间歇中，我来到“南洋华侨机工抗日纪念碑”前观看。
1989年，正是南侨机工回国参战50周年之际，为了表彰南侨机工抗日救国的历史功绩，弘扬他们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并激励后人，云南省人民政府在纪念南侨机工回国抗战50周年之际，在著名风景区西山，建造了这座雄伟的“南洋华侨机工抗日纪念碑”。
南洋华侨机工抗日纪念碑碑文，这样写道：
七七事变爆发，日寇猖狂入侵，神州大地，烽烟四起，国土沦丧，生灵涂炭，中华民族处于危急存亡的关头。全国同胞抗日怒潮汹涌澎湃，气壮山河。海外华侨敌忾同仇，义愤填膺，积极参加抗日，广泛开展义演、义卖、募物、捐款等救亡活动，万众一心，共赴国难，波澜壮阔，四海翻腾。
一九三九年，在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主席陈嘉庚先生的号召下，三千多名热血奔腾的南洋华侨机工，满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高度民族责任感，毅然离别父母亲人，远涉重洋，回到祖国，投身于神圣的抗日救国服务工作。
当时，沿海港口均已沦陷，滇缅公路成为唯一的国际通道，世界各国和海外华侨支援我国抗日的军需物资均赖此路输入。南侨机工不顾个人安危，冒着弥漫的战火，夜以继日地抢运军需辎重及兵员，组装、抢修车辆，培训驾驶、机修人员。滇缅公路沿途山高谷深，地势险恶，道路崎岖，设施简陋，加之敌机狂轰滥炸，路塌桥断，险象丛生。南侨机工沐雨栉风，披星戴月，历尽千难万险，确保了这条抗日生命线的畅通，被誉为“粉碎敌人封锁战略的急先锋”。在执行任务中，有一千多人因战火、车祸和疫疠为国捐躯。在滇黔、滇川、广西、湖南公路以及印度阿萨姆邦汀江机场，南侨机工也担负抗日军事运输任务，勋劳卓著。他们以自己的生命、鲜血和汗水，在华侨爱国史上谱写出可歌可泣的壮丽篇章，也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和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史上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抗日战争胜利后，约有一千名南侨机工复员回到南洋；留在国内的同志，新中国成立后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继续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半个世纪过去了，南侨机工的伟大献身精神一直鼓舞着海内外的炎黄子孙高举爱国主义的旗帜，为振兴中华、实现四化、统一祖国而努力奋斗！
为了表彰南侨机工的光辉历史功绩，并激励来兹，特树丰碑，永志纪念。
云南省人民政府
一九八九年五月
当时，云南省党政领导人以及专程从北京赶来的全国侨联副主席庄明理参加了纪念碑落成典礼。如今，该纪念碑已成为世人追忆南侨机工伟绩、凭吊为国捐躯者的英灵、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基地。
通过这次活动，我终于在南侨机工云南联谊会见到了南侨机工老人王亚六、翁家贵、罗开瑚。这三位历经沧桑的老人，年龄最大的有94岁，最小的也有87岁。这些耄耋老人身上的那份激情深深感动着我。
王亚六，福建莆田人。他在滇缅公路上，有过一段难忘故事。
1941年1月，九架敌机分别对滇缅公路的枢纽“功果桥”进行轰炸，一半桥面坠入江中，日军电台乘机宣称“中国国际通道三月内无通车希望”。几天后，是南侨机工用144个汽油桶扎成浮筏，冒险将载满军火的车队及时抢运过江，而第一个冒着危险将汽车驾驶过江的就是如今南侨机工联谊会的会长王亚六。
2005年7月6日，在南侨机工联谊会，他讲述了发生在六十多年前的事情：
“抗战开始，南洋各地的华侨，支持国内抗战的热潮相当高，纷纷捐款又捐物，不分穷富。我们南洋的老板，也将他5辆中巴车跑一天的全部收入捐献了出来。我自己也将一个月的收入捐出。一次，我还看到一个穿着很破、在码头做苦力的华人，把中午吃饭的两角钱也放进了学生的募捐箱里，自己却饿着肚子继续干活，当时很感人啊！
南侨机工多少往事可以追忆(9)
1939年回国的那天，老板、老板娘，还有我的女朋友都来送行。吝啬的老板娘，这次不仅承诺我今后继续回店工作，还送给我一些钱。自己当时就像英雄一样受到别人的关心和尊重。
我第一次执行任务是到边境小镇畹町，去接华侨援助的一批美国“道奇”牌载重车。险啊！仓促修成的滇缅公路，坡大、路窄，而且迂回在群山峻岭间，稍有不慎就会坠入悬崖，我们在车上都不敢向外看。
接车前，中队长把我们召集在一起强调说，原地调头千万要“屁股靠山，车头向崖”。当时，崭新的“道奇”车停在边境，一眼看不到尾。我是第32号车。我们把车开到附近的一个弹药仓库，向车上装了120箱迫击炮的炮弹，装完车，急忙向芒市进发。我们知道，前线的将士们需要弹药，有了这些军用物资就能杀死更多的日本鬼子。
我们每天都早早起床装车，经常几昼夜无法休息，货一卸再回去装，连轴转。1939年到1941年两年多，我根本就没在床上睡过，大多时间都是睡在路上。有点空闲时间，我就往车的坐椅上一倒，马上就能睡着。当局规定每月南侨机工有30元国币津贴，但由于运输任务忙，不少人没领。1942年滇缅公路被日军切断，机工即行遣散，我在滇缅路的生涯就结束了。”
94岁的海南籍南侨机工翁家贵，接着叙述道：“滇缅公路各方面的条件都艰苦……”
翁老祖籍在海南省琼海市温泉镇，他出生在马来亚吉隆坡。1939年，他响应了陈嘉庚的号召，回国抗日。父亲、母亲也支持他。他父亲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咱们中华民族国难当头，你们去参战是无上光荣的。”
翁老的身体很好，心胸宽广，爱好娱乐，还天天坚持体育锻炼。
2005年7月中旬的一天，我到云南保山市拜访了这位94岁的老人。晚上8时，翁老站在家附近的马路口欢迎我的到来。翁老一口气登上五楼的家门口，转过身子看到我在喘气，笑了，笑得那么善良、可亲，真像自己的父亲。
翁老说，他是第五批回国参加抗战的南侨机工。第五批共503人，直到第九批回国抗战的华侨共3226人。翁老这一批人，是途经新加坡、越南河口到达昆明的。整训后，翁家贵当时分在西南运输处第14大队。他们的任务是从云南的下关到畹町，然后再到昆明，运送外国援华的军用物资。由于1942年切断了滇缅公路，南侨机工当年10月份在遮放解散了。这样，一部分南侨机工便流浪街头，另一些人参加了中国远征军。你的父亲，就是其中一员。
翁家贵老人，如今由昆明交通机械厂退休，家在昆明官渡区，可他常常回到保山他女儿家居住。1989年5月，让翁老最为自豪的是，他亲自参加了云南省政府在昆明为南侨机工建立的纪念碑的揭碑仪式。在1995年，他还由马来西亚华侨邀请出资去参加了一次海外纪念南侨机工回国参加抗日战争的会议。
罗开瑚老人是和我父亲同一批从马来亚太平埠回国参加抗战的海南文昌重兴人，而翁老是海南琼海温泉人，两老人带着标准的海南乡音，回忆当年与我父亲一同回国的故事。
2005年7月6日，南侨机工罗开瑚在联谊会上回忆道：
“早餐是咖啡加黄油面包，中午和晚上顿顿有咖啡。”罗开瑚如是描述当年在南洋的生活条件。然而，为了奔赴抗日疆场，这些海外赤子放弃了相对优裕的生活回国吃苦。罗老说：“9个月时间抢修出来的滇缅公路，实际上是一条土路,而且路途艰险，仅从滇西下关到畹町总计547公里的距离中，便要越6座大山，穿悬崖峭壁8处，跨较大江河5条。同时，滇缅公路又是有名的‘烟瘴之区’。瘴气透过阳光、淫雨、雾气、热浪，弥漫着公路。” 南侨机工就是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夜以继日地奔波着、战斗着。罗老继续讲述：
“在滇缅路上行车，人人都必须闯四关：一是瘴疟关。此关最难幸免，尤其是被人称之为‘焖头摆子’的恶性疟疾，‘十人得了九人死’；二是雨水泥泞关。雨季中天气常常突变，黑云密布，雷电交加，暴雨骤至，导致山陡路滑，塌方险情，很容易发生事故，车毁人亡；三是险路险情关。下深谷，爬大山，不少地段里上有危悬欲坠的巨石，下有深邃难测的深渊；四是躲避日军轰炸关。1941年10月后，日本飞机开始对这条路上的桥梁进行狂轰滥炸。”罗老继续回忆。
面对这四道“要命”的关口，在这条路上牺牲的人是一个令人触目惊心的数字，仅南侨机工先后就有一千多人为国捐躯，平均每一公里的滇缅公路就有近两名南侨机工献出生命！
为了自身生存，他们背井离乡，从海南岛南下到南洋谋生；为了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他们又从南洋回国赶赴抗日战场，最后叶落祖国的西南边陲云南。如今，这几位海南籍的南侨机工，早已过古稀之年。第一次见到他们的时候，我就有说不出的一种复杂的心情，一时语塞，眼泪不由自主地从我的脸颊滑落，在场的老机工，握住我的手，沉默片刻后，再拍拍我的肩膀。没有语言的安慰和交流，而彼此心心相通，都知道我在为谁而落泪……
我万万没有想到，在父亲逝世整整二十年后的今天，这几位和父亲有相近的年龄、相同的经历和遭遇的老人，突然出现在我的眼前，一起回忆着他们的往事，而且是我所不知晓的一些南洋机工的故事。老人时而激昂的情绪，时而对已故老战友追忆的悲伤，深深地打动了我，驱使我对那个年代的细节作深入的了解，追寻父亲所走过的足迹。
南侨机工多少往事可以追忆(10)
第一次见到这三位南侨机工，仿佛遇见了年迈的父亲，重新告诉我他的往事……
通过几天的相处，我突然发现这几位老人与父亲晚年的生活习惯特别相像，保留着南洋人喜欢喝浓咖啡的习惯，见到客人第一句话总是：“喝咖啡吗？”让人未喝到咖啡就闻到了南洋咖啡的浓香味。
会后，我走访了父亲抗战时期走过的保山、芒市、遮放、腾冲、龙陵松山遗址、惠通桥和缅甸的滇缅公路。这条抗日救国的生命之路，在崇山峻岭中环绕延伸着，时而与天相连，时而与谷相接。我耳闻目睹了当年抗战运输的艰难险阻。一路上我在想，这些南侨赤子能头顶敌机的轰炸和扫射，夜以继日地奔驰在悬崖峡谷中，驱使他们战胜一切困难的唯一信念，那就是民族和国家的存亡高于一切！
2005年5月，我在南京与当时在缅甸作为华侨大队队长的王楚英老人见面时，他详细地告诉我，在印度兰姆伽整训时，我父亲在美国汽车学校任助教和中国驻印军炮四团服役的抗战经过。告别时，他紧握着我的双手，心潮澎湃，激昂有力地说：
“你应该为有这样一位父亲感到无比的光荣和自豪。他为国家的存亡，为民族的利益，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救国，不畏艰险，不怕牺牲，放弃在南洋优裕的生活回国抗日。他将自己的命运和祖国的命运紧紧相连，他的一生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怀念。”最后，王楚英老人给我已故先父题字：
“爱国侨胞、抗日将士陈邦兴千古”。我将王老的题词，请石匠刻在石头上，竖立在父亲的墓旁，让后人永远记住他的抗战历史，记住南侨机工。
接触到南侨机工的这段历史，情感常常驱使我牵挂那些健在的老机工。要让更多人知道这一段艰难而光辉的历史和动人故事，教育后人，永远记住这些为民族的解放而献身、洒热血的前辈。
在昆明参加抗战60周年纪念活动期间，联谊会的秘书长陈达娅告诉我，有一位广东顺德籍的南侨机工刘承光，现在新疆农垦退休在家，已是90岁高龄的老人，工资待遇偏低，保姆费用都无法解决。知道此事后，我心急如焚，回到北京立即找到中国侨联副主席林明江，汇报了这一情况，并递交了这位老人的申诉和云南省南侨机工联谊会的报告，希望中国侨联能帮助解决问题。林明江副主席很重视此事，并立即作出批示，转新疆侨联落实政策。2006年1月，云南省南侨机工联谊会的秘书长陈达娅通知我，这位老人托人写信到云南省南侨机工联谊会，告知新疆已落实南侨机工的待遇政策，补发了工资，现在这位老机工的退休工资也从原来的六百元，增到一千贰佰多元，晚年生活得到了保障，心中非常高兴，希望联谊会转告中国侨联和林明江副主席，感谢侨联领导对老机工的关心。对此，我深感欣慰。
2006年10月初，我到海南东方市寻访92岁的老机工黄万全，得知老人住院的七千多元医疗费没有钱缴纳。回到北京，我将老人的医疗费问题向林明江副主席汇报后，林副主席又立即指示，从侨联基金会中拨出专款，帮助解决部分住院费用。
以上事例不但表达了我对仍健在的老机工时刻牵挂之心，也显示了中国侨联对南侨机工一贯的关切之情。早在1986年1月，全国侨联副主席庄明理、萧岗就率领调研组赴云、贵、川三省对南侨机工的落实政策问题进行了调研，促进了南侨机工历史遗留问题的早日解决。1986年11月，庄明理副主席又陪同陈嘉庚先生之侄、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会长陈共存先生，沿滇缅公路访问留居云南省的南侨机工，并与全国侨联顾问张楚琨先生共同努力，促成了“南洋华侨机工抗日纪念碑”的建立。该纪念碑于1989年7月南侨机工回国参加抗战50周年纪念日之际在云南昆明揭牌。1995年8月，中国侨联给每一位健在的老机工发“荣誉证书”和生活补助金，以资表彰。2001年7月，中国侨联又将“南洋侨联机工抗日纪念碑”定为“中国侨联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以教育世人。中国侨联，永远是南侨机工的温暖之家。
为让更多的海南人民全面了解这一段抗战历史，2005年7月19日，我刚从云南回到北京，就匆匆给海南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周文彰写信，将云南省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的情况及有关南侨机工的故事告诉了这位博士出身的年轻的海南省领导。一周后，他的秘书小杨给我打来电话，告知我周常委非常重视我提供的情况，在审阅了我的来信和有关资料后，批示由《海南日报》派出记者，及时奔赴云南省采访健在的琼籍南侨机工。8月中旬，特派记者飞赴昆明，在毛毛细雨中寻访这一段鲜为海南人民知道的历史。8月底，《海南日报》等相关的报纸，以连载的形式，迅速地报道了发生在六十多年前南洋华侨回国抗战的故事，详细地报道了这3193名南侨机工中，有八百多名海南籍的机工，他们肩负着海外华侨的重托，惜别亲人，回国抗战，在祖国当时唯一的国际大通道滇缅公路上，冒着战火硝烟，出生入死，夜以继日，抢运军需物资，运送忠勇将士，维修军用车辆，用汗水、鲜血和生命谱写了许许多多悲壮的篇章，1800多名英雄儿女，长眠祖国的西南边陲滇缅公路。让海南人民都知道，在中国抗战史上，在南洋曾经有过这样一群海南人，他们的爱国壮举，感动过南洋人，感动了华侨领袖陈嘉庚。陈嘉庚先生当时曾说：
南侨机工多少往事可以追忆(11)
“海南地方不大嘛，但参加的人数多，这说明海南华侨是对祖国最关心的，是最爱国的，是最革命的。”
从此，只要看过《海南日报》的人，都会知道海南籍800多名南侨机工的英雄事迹了。
坐落在昆明市庆云街156号，仅有十多平方米的云南省南洋华侨回国抗日机工联谊会，是南侨机工唯一的活动场所，它联系着分散在全国各地的机工，是南侨机工的家。有一位记者在采访这些老人的时候，说出了一句让人回味深刻的话：
“这儿真是一块净土”。
是的，来这儿工作的人，几乎都是义工或业余者，有的甚至自己将款捐出，为南侨机工联谊贡献一点力量！
谈到南侨机工联谊会，联谊会的秘书长陈达娅对南侨机工的感情和付出，实在是让我难于忘怀。这位高原妹子，如同一匹被太阳晒黑、充满活力的高原牦牛，默默地为南侨机工操劳奉献，把联谊会当成自己家似地照料，时刻关心着每一位老人的生活，主动解决老机工的困难，老机工在她心中占有相当的分量。她是最年轻的南侨机工第二代人。她已故父亲陈昭藻是一位海南琼海籍的南侨机工，母亲是云南人。她和姐姐、弟弟，出生成长在云南，对海南故乡的情结一片空白。几年前，她按父亲的遗愿，寻根回到故乡海南省琼海市九曲江镇乌皮凤楼村，呈现在她眼前的家，是一座破烂不堪、无人居住的祖屋。这就是海南人祖祖辈辈逢年过节都要烧香敬祖的地方。男人与祖屋，是海南家族传宗接代的体现，是汉人漂泊移居海南岛几百年来，延续至今神圣无比的传统习俗。总之，家就是“根”所依附的载体。
村里相邻，一栋栋用进口 “黑盐”木料和红砖建造的整齐的海南式祖屋，比比皆是，新建的更显得高大和气派。相比之下，陈昭藻的家已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家”，而是祖屋遗迹，门口长草，门内长树，给人以心寒心酸。如今的海南农村，有华侨关系的农家，虽然主人侨居国外、一年间偶尔回来一趟，但家家的祖屋都会花钱雇同村的老人看管，保持香火不断，祭祀先祖，财丁两旺，后继有人。
而陈昭藻的家，已人去屋破。他一生救国，魂留滇缅。村里的老人会记住他的名字，记住他的一生；而年轻人，没有见过他，也不会去打听他。他们也许只会知道，这破屋里的主人，是一位回国抗日华侨而已，并以此相传后人！
南侨机工，真是一群人生漂泊、无私奉献、爱国忘家、落地生根的种子。
重返南洋、缅甸寻找父亲的足迹
一代人谱写一段历史。在艰苦岁月里，南侨机工用鲜血和生命谱写的救国之歌，再现南洋。
从海南岛漂泊到马来亚，又从新加坡回到祖国的云南滇缅公路；从滇缅公路飞到印度的兰姆伽，又从缅甸战场回到祖国云南；从云南走到贵州麻江，又从江西上饶、福建南平，来到江苏徐州和山东、天津、辽宁等地，转战半个中国；最后，跨过鸭绿江，从朝鲜带着胜利的笑容和喜悦回到了阔别30年的故乡——海南岛。
2005年，是中国抗战胜利60周年，也是父亲去世整整20年。虽然我与他的年龄相差两代人，沟通甚少，他的历史轨迹在我的脑海里痕迹不深，但他的在天之灵，始终不知不觉地催促着我，去撩开他那尘封60年不为人知的传奇经历。
2005年5月底，我到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查阅中国驻印军、中国远征军在印度和缅甸的抗战历史。7月初，又开始到云南省档案馆，多次详细地查阅了有关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抗战的史料。每一次触摸这一段发黄的历史档案，都深深地打动着我的心灵，这一段为民族存亡而血洒滇缅公路的南洋人的历史，难道就这样永远地尘封着吗？1939年的南洋，生活是那样的安逸和优裕，是什么力量驱使着3193名南洋华侨告别南洋回到祖国投身抗战？从父亲遗留下的自传中，我发现马来西亚的太平、怡保是他生活过的地方，因此，我决定南下追寻父亲在南洋的足迹。
2005年9月28日午夜，一架大型波音767－300客机，从北京首都机场腾空而起，我开始了这次赴新加坡、马来西亚寻找父亲青年时代足迹的旅程。
飞机经过5个小时45分钟飞行后，于新加坡时间29日清早5时降落在樟宜国际机场。夜色下，新加坡是那样的宁静而迷人。南洋人衣装整洁、头发油亮，总让人留下难忘的印象。这时，也让我想起了云南省档案馆照片中当年的南侨机工，那些英俊小伙子们光亮的头发，不管是在南洋安逸的生活环境中，还是在战时的滇缅公路上，给国人永远留下精神焕发的华侨形象。
9月29日傍晚，我走进了新加坡海南会馆。约见的一位长者，就是新加坡《联合早报》的资深记者、专栏作家韩山元先生。韩老今年63岁，出生于马来西亚，祖籍海南文昌市公坡，曾于1949年返回故乡，目睹了国共内战的场面。1951年，他开始在新加坡学习工作，是一个非常了解国情的南洋人。韩老介绍了当时南侨机工离开新加坡的港口红灯码头（现新加坡滨海艺术中心）以及陈嘉庚先生在新加坡怡和轩动员并招待每一批回国参战机工的故事。交谈中可看出，韩先生对当年回国参加抗战的南侨机工怀有深深的敬佩之情，他说：
南侨机工多少往事可以追忆(12)
“1939年的新加坡，与国内相比还是一个生活优裕的地方。当目睹到国家面临存亡关头，这3193名机工不愿当亡国奴，不愿做没有母亲的海外游子，在侨领陈嘉庚先生的号召下，毅然放弃安逸的生活奔赴国难。南侨机工心中树立的民族利益大于个人利益的观念，这是忘我的民族精神，永远值得后人学习。南侨机工也是新加坡的骄傲，新加坡政府正在修建陈嘉庚博物馆，明年将开放，有关南侨机工的历史将重现新加坡。”
为全面了解南侨机工的史实， 9月30日下午，我走进了新建成的新加坡国家图书馆，第九层就有关于华人抗日的历史存书。我全神贯注地看着书架上的每一本书，真巧，一本繁体字的《华侨与抗日战争论文集（上册）》映入我眼帘，其中，一篇题为《南侨机工与抗日战争》论文的第一句话，这样写道：
“‘南侨机工’，是‘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的简称。也是抗日战争时期从南洋（东南亚）各地立志报国、自愿回国参加抗战的华侨汽车司机和修理技术人员的总称或统称。”
“三千二百余名南洋华侨机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总体队伍中的有机组成部分；他们所从事的后方军事运输工作，从后勤供给方面，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也为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难能可贵的牺牲和贡献。南洋华侨机工是南洋华侨中的英雄！南洋华侨机工是优秀的中华儿女！南洋华侨机工的英烈事迹将永垂青史！南洋华侨机工回国参加抗日救亡的壮举，是八百万南洋华侨爱国主义空前高涨的最集中、最可贵的体现！”这是最后的结束语，也是对南侨机工抗日壮举的最好总结和评价。
文中，有我父亲当年所在的第九大队二十六中队队长董沛先生从1939年6月开始的战事回忆。我用数码相机将其一张张翻拍，这是多么珍贵的史料啊！新加坡政府也非常重视华侨的抗战历史，将其收藏入国家图书馆，供后人去了解这一段历史，永远不能忘记日本的侵略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