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为了反攻缅甸，中国扩充了驻印军力量，我从汽三团八连被调到汽六团去印度参加驻印军，担任翻译员。在印度，要经常与美军联系，从领新车、领油、领料、修理、行车、装载、问路，件件都要翻译员先行，甚至上市场购物也是如此。由于早年我在新加坡专学英语，想不到竟然在这里应用，实在令人欢喜。有时，遇到印度华侨，他们都是广东、福建人，我也能说通他们的乡土话，因此，全团官兵对我非常尊敬、热情及友好，团中提拔我为三级英语译员，领校官驻印军的津贴。我这一特长能被器重，使我感到万分的荣幸，为祖国我愿献出自己的一切。”
坐在我跟前的黄迎风老人，静静地看着我在阅读他的回忆录。这时，我抬头看到黄老发红的眼睛里，充满着泪水。黄老的女儿，给父亲递上一块纸巾，轻轻地擦去脸颊的泪痕。可以想象，就在这一段短短的时间里，黄老的记忆已经回到那遥远的滇缅公路、印度和缅甸战场，回忆着战火纷飞的中缅战场。那儿，有战友倒下时的悲痛，也有胜利时的喜悦……
陪同我而来的妻子张符山和妹妹符月、同学饶丽敏，被这一幕深深感动，也情不自禁地眼圈发红。
3193名南侨机工，从1939年至1945年六年，在滇缅公路的抗战中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动人故事。他们当中的每一位机工，就是一部动人的故事，永远也讲不完、述不尽。
2006年，我在云南省档案馆查阅有关南侨机工档案时，偶然发现了一位与我父亲的抗战经历非常相似的海南籍南侨机工，他就是谢川周。他和他的哥哥谢森周，兄弟俩就是瞒着伯父，参加第八批的回国机工服务团，在滇缅公路进行抗战运输。兄弟俩抗战的贡献，远远超出了对父母所尽的义务，一片赤子情、爱国心，将生命毫无保留地奉献给祖国，留下了许多动人的故事。
从马来亚太平埠回到国内抗战的海南籍机工有罗开瑚、谢川周等上百人，而海南万宁籍机工谢川周和我父亲，却是同在太平埠“合美”咖啡茶室打工谋生的海南同乡，回国后又同分配在第九大队26中队。他们都到过缅甸仰光和印度兰姆伽，有着相同的抗战经历。抗战胜利后，命运安排父亲继续走向内战，随炮四团参加鲁南战役，最后投向解放军，参加淮海战役，渡过长江，成为一名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四纵队的战士。随后，他又参加中国志愿军，跨过鸭绿江，与曾经是我们抗战时期的盟军——美国军队，在朝鲜战场上进行生死较量，三年后带着美国人留下的伤痕，回到了故乡海南岛，最终叶落归根、魂归故里。而谢川周叔叔，选择与傣族姑娘结婚，成家立业后定居芒市，生活曲折艰难。抗战胜利后，他在云南芒市街头摆摊做手工五金维持生计，一直到1949年解放。1960年，他到潞西县五金厂工作，直到1986年2月退休，2003年1月3日因病逝世，享年82岁，最后安葬在云南芒市，与他战亡的1800多名南侨机工战友们一道永远长眠祖国西南边陲了！他一生献给了祖国，献给了西南边疆的各族人民。
谢川周最后的归宿，使我突然认识到，这些海南籍的南侨机工、未能魂归琼崖者，其实比我父亲更加伟大，因为他们永远魂守西南国门，是真正的无私奉献！
2006年5月，我沿着父亲抗战的足迹重走滇缅公路直达缅甸腊戍。路过芒市时，很想请当地侨联的同志带我去见谢川周的家人。但非常遗憾，因途中延误，离飞机起飞的时间不多，我放弃了这次寻访，只好回到昆明南侨机工联谊会查找有关他的档案资料。
据南侨机工云南联谊会资料和云南省档案馆档案（档案号：92-4-143- p162）记载：
谢川周，男，1921年7月出生于广东海南岛万宁县一个贫苦的家庭。1935年他14岁时，从海南岛海口乘船前往马来亚，在太平埠古打律合美号咖啡茶室谋生；15至17岁在马来亚太平联华汽车修理厂当学徒，学会了开车和修车。1939年，18岁的他毅然放弃南洋的生活，参加了第八批机工回国服务团。他从新加坡上船，经两天三夜的航行后到达越南西贡，再转乘火车到达云南昆明潘家湾，进行为期几个月的军事和汽车驾驶技术训练，毕业后分配到西南运输处第9大队26中队32分队（大队部驻云南省芒市三棵树），开始在滇缅公路上紧张运输抗战军火。一年后，他调到缅甸仰光，继续军需运输。期间，经常受到日机扫射和轰炸。八个月后，他在日寇占领仰光前不久，撤退到八莫，抢运军火到芒市。
南侨机工多少往事可以追忆(20)
1942年4月的某一天，谢川周从缅甸八莫拉上一车的军用物资赶回国内。途中，才得知云南勐汝已被日寇占领。在已经没有退路的情况下，为防止车上的军火落到日寇手里，他迅速将车子倒到崖边，把汽车翻下山谷。此时，身在异国他乡，举目无亲，他只好跟随大批难民，经过18天的艰难跋涉回到云南腾冲。这18天当中，有15天没有吃过一粒饭，全靠野菜和凉水充饥。稍作休息，几天后他又与几位南侨机工一起赶到怒江边，雇了一个筏工，冒着汹涌的江水，乘竹筏冒险冲到对岸，再继续走到保山。这时的保山，已被日寇的飞机炸成一片废墟，原队部已经无法联系，谢川周只好搭车继续赶往昆明，最后到了驻曲靖的一个辎重兵团。后来他参加中国远征军到印度，曾在骡马团、炮五团（我父亲和王云峰当时在炮四团），后又到印度加尔各答参加英缅军运输队。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后，他再驾驶着美国CMC卡车从印度加尔各答沿着中印公路回到昆明的黑林铺。
这一段抗战历程，对于谢川周而言，虽在滇缅公路上历尽艰难险阻，但抗战胜利的喜悦，却让他足以自豪地告慰南洋的家人。
但在“文革”中，这段历史被颠倒是非。谢川周被扣上“里通外国的特务头子”之罪名，遭受迫害。其在海南的一个弟弟，也因为他的这段历史问题被关押，最后逃到山坡上自缢身亡。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南侨机工的历史问题有了公正结论，华侨政策得到落实。当谢川周应邀来到北京、登上天安门城楼的时候，他百感交集，曾经有过的后悔亦随风而去。他终于抖落长期蒙受的冤屈，等来了南侨机工的春天。
在机工的行列中，还有四位华侨女青年，她们有的女扮男装，有的向父母写了告别书，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归国的征程。出生在马来亚一个商人家庭的白雪娇，化名施夏圭随机工队回国抗日。临别前，她在给父母的书中就说：“家是我所恋的，双亲弟妹是我所爱的，但是破碎的祖国，更是我所怀念热爱的”，我是为了“替祖国做点事”。
陈嘉庚曾在《南侨回忆录》中写道：“有一修机工在洋十年，每月收入坡币二百余元，自甘牺牲，并招同伴十余人，带齐全副机器前往。”他指的是来自新加坡的英国汽车公司卓有声望的机械工程师王文松。王文松出任仰光汽车修理厂厂长，装配了大批美国道奇汽车。美国工程师原计划每组5天装配好一辆，而王文松与同事们每组每天装好一辆，全队每天可装配10辆以上。
有位无名英雄，也是海南籍南侨机工，他于1946年底在云南昆明任美军翻译时，在一次车祸中为国殉难了。他告别新加坡回国时，家里有老母亲、妻子及三个孩子。
海南籍南侨机工蔡世隆，出身于一个新加坡华侨资本家的家庭，生活在一个极优越而富足的家庭环境里。为了救国、为了抗战，为了不当亡国奴，1939年5月23日，他同第五批525名南侨机工一起回到云南，走上了滇缅公路。然而，他却被瘴毒夺去了年轻的生命，牺牲时年仅26岁。
海南籍南侨机工罗开定，是一个印尼华侨，回国训练后编入华侨先锋大队。为了赶运军火到前线，一天深夜他单车翻越芒市境内的三台山。当汽车行驶到半山腰时，突然狂风大作，暴雨如注，一棵大树被连根拔起，正正地砸在驾驶室上，罗开定当即受重伤，扑在驾驶盘上动弹不得。当附近的景颇族乡民赶到时，他已英勇殉职。
海南籍南侨机工符气簪，曾在国立暨南大学读书，毕业后到新加坡任中学教员。参加机工服务团回国后，编入第13大队，任分队长。1939年11月的一天，他从畹町拉军用物资到下关。当驶入永平县境内后，汽车在山顶上转了几道弯，沿着崎岖公路下坡。在急转弯处，汽车冲出公路往山崖滚下去，车毁人亡。
在滇缅路上，许多海南籍的南侨机工亲眼目睹过自己伙伴的翻车惨状。但他们埋葬好伙伴的尸体后，又勇敢而坚强地踏上了征程。
1942年3月，缅甸仰光失守。为紧急抢运滞留在缅甸各地的物资回国，华侨先锋队二中队队长、海南籍南侨机工黄守琛参与了这个艰巨任务。
黄守琛回忆说：“我们中队接受抢运曼德勒缅甸石油公司汽油任务，有60多辆卡车，开车的南侨机工司机共70余人。缅甸中部的4月，气候异常炎热，南侨机工的车队用60公里以上的时速飞驰在柏油路上。他们虽然撑起了前面的挡风玻璃，光着身子、赤脚踏油门，但仍然汗流浃背，一双汗手在方向盘上打滑。当车队进入曼德勒时，该城因遭日机多次轰炸，已成空城，到处硝烟弥漫，眼前一片焦土。”
在曼德勒装满油后，为了避免敌机袭击，黄守琛让车队夜间行驶回国，自己则带着一部分南侨机工，冒着日机的狂轰滥炸，到飞机场和几处存油仓库放火焚烧来不及运走的汽油和车辆。然后，他们才乘船沿着伊洛瓦底江，取道卡萨、八莫回国。
畹町，本是滇西边陲的小乡镇，因滇缅公路的修筑而发展成了一座小城。它是中国当时唯一通往缅甸腊戍的出国口岸。
腊戍陷落后，日军逼近畹町，城里的物资急需抢运。海南籍南侨机工林树容参加了这次抢运。在大抢运的日子里，他开的是辆很旧的道奇车，拉的是一车汽油。因天气太热，路上又没水喝,他多次晕倒在车上。但他在同伴的帮助下，最终还是完成了任务,把汽油运到了目的地。
南侨机工多少往事可以追忆(21)
边城小镇畹町、芒市相继沦陷后，为了阻止日寇跨过怒江向昆明进犯。1942年5月，中国军队果断地引爆炸药，炸断了架在怒江上的惠通桥。
1942年惠通桥被炸，滇缅公路被日军切断，南侨机工们也随即被遣散。
当时，凡撤回昆明的南侨机工，绝大部分人被国民党政府驻昆明的交通运输当局集中收容于设在市郊的“机工集训所”(又称“汽车驾驶人员整训所”)。在这里，不发工资，只管吃饭。由于饭食粗劣，住宿简陋，一部分机工陆续离开，到社会上自谋生计。许多人在滇西一带漂泊，有人当杂役、小工、装卸苦力，或在城镇街头卖些烟酒小吃，维持生计。
海南籍南侨机工李大勋回忆说，我们一到昆明，就被解散了，车也没有了，各自找出路，有的可以找到一点工作干，找不到的就挨饿。有的机工就睡在昆明祥云街走道上的烤炉旁取暖过夜。昆明南强街青年会的门口，经常见到有饿死的南侨机工，没有人收尸，清扫的人拿一张草席一裹，丢到郭家凹山上。
机工的悲惨处境，引起了一些关心机工的侨胞及社会人士的关注和热情帮助。
1943年9月，侨界热心人士派员赴下关、大理开展收容难侨工作；同时，在昆明设立了一个机工招待所，使那些途经昆明或暂时无家可归的南侨机工有栖身之处，并让他们参加若干技能和体能训练，以便于他们寻找到工作。
南侨机工重新组织起来后，重新振奋精神、寻找报国之路，继续为抗日服务。
有一批南侨机工前往印度参加盟军的军事运输，尔后又参加了反攻缅甸的抗日战争。有一批南侨机工在1944年滇西大反攻时，就地参加了当地抗日队伍，在松山、龙陵和腾冲等几个战役中，抢运弹药。另有一小部分南侨机工辗转到西北地区，运送抗日物资。还有少数南侨机工赴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然后到延安参加了抗日队伍。
缅怀先辈，展望南侨机工后代的未来
发扬南侨机工精神，重视南侨机工后代的教育，这是当务之急。别让1800多名长眠在祖国西南边陲的南侨机工鲜血白流；要让南侨机工这面旗帜永远高高飘扬。
三千多名南侨机工抱着抗日救国之志浩浩荡荡地告别南洋、踏上归国的征途，为祖国的民族独立解放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这确实是华侨史上的壮举。尽管随着时间的流逝，南侨机工的故事也已渐渐远去，但是，他们的爱国奉献精神，却日益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许多历史学者都在研究它。中国侨联近年来对南侨机工各方面的关心，就证明了这一点。
当年的父辈们，以“一定要坚持到把日本人赶出中国！”这一豪情壮志，奔跑在滇缅公路上，最后，他们实现了愿望，也留下了无价的精神财富。
赶走了日寇，纠正了和平建设时期的各种错误路线，南侨机工得到了公正的评价。作为南侨机工的后代，我们如何积极参与建设好我们伟大的国家，提高国力，使侵略者今后永远不会再来、也不敢再来，这才是我们继承了先辈遗志的正确之道。
南侨机工的后代们，如何保持和发扬父辈们的爱国和无私奉献精神，培养和教育好我们的第三、第四代人，让他们在祖国的各行各业上，做一个对社会、对国家的有用之材，这是每个南侨机工家庭未来的实际问题。
要实现这一伟大的目标，我们就要抓教育，抓我们南侨机工第三、第四代人的培养和教育。我第一次参加云南侨联举办的抗战胜利六十周年活动，见到的同是第二代的大哥哥和大姐姐。面对他们，我有着深深的感触——他们大都失去了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回想起自己作为南侨机工的第二代所走过的路，与别的南侨机工第二代相比，我已经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父亲从抗战开始，到抗美援朝结束，15年的战争生涯将他人生最宝贵的成家立业时间，推移到了他的后半生。当我出生的时候，父亲已是50岁，我是父亲唯一的儿子。小的时候，父亲带着我上街，人们总以为父亲是我的爷爷！这是整整相隔了两代人的父子关系，一个特殊的家庭。
一个被战争耽误而迟来的幸运儿，造成我和别的南侨机工第二代人最大的差异，就是幸运地赶上了改革开放的班车，得到国家的培养：我有机会上学深造，接受了高等教育。
许多留在国内的南侨机工，他们的第二代，大多比我年龄大十几甚至二十几岁。他们经过战乱、中国历史上各种各样的政治运动，又散落在中国西南边陲经济和文化较落后的少数民族地区，能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屈指可数。依靠南侨机工们一点微薄的工资，在五六十年代维持生存，的确不容易。如今为人父母的第二代，又遇到了知识创业、知识改变命运的信息时代，市场经济的社会激烈竞争，使这一批文化水平较低的弱势群体，又面临着新一轮的下岗冲击，这是不幸的一代人。但第二代人，应勇敢面对机会和挑战，不怨天、不怨命，树立自信心，靠自己的双手，弘扬父辈在南洋的艰苦创业精神。只要发奋图强，艰苦奋斗，投入到社会的竞争中，通过认真扎实努力工作，不管在哪个行业，都一定能够打开一片新天地。
南侨机工精神要发扬光大，要把父辈们的故事一代一代地相传下去，就必须后继有人。这种人，不是一般的普通体力劳动者，而是要有文化素质、有一定社会活动能力和号召力的人，并且要对自己先辈们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为国所做的伟大壮举，有充分的理解和深深的感情。当然，要造就出这样的后代，其关键还是在于，南侨机工的第三、第四代人，能否接受很好的教育，能否成为知识型人才。
南侨机工多少往事可以追忆(22)
知识才能改变命运。每一个家庭必须树立教育为本的观念，以宁可少吃一块肉、少买一件新衣裳也要供孩子们上学读书的精神，调动一切经济力量。坚持10年或许20年，南侨机工的第三、第四代，一定会出现一批专业技术人才，在为国家出力的同时，家庭经济也会走向富裕。就像我们的父辈们，当年漂洋过海受尽各种艰难险阻，但终究因为在南洋掌握了汽车的专业技术，60多年前他们这一支队伍，就是国家的力量，祖国最需要的人。世界上任何一个发达的国家，比如我们先辈曾经奋斗过的新加坡，都非常重视教育和人才的培养。我们只有这样，才能在世界的各个领域中占有自己的优势，在经济和科技上追上强国，最终才不会再遭侵略。日本在“二战”后，经济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们国家培养的大学生一般不会去当兵、走上战场，而是留下来作为国家的技术和管理人才，在战争后建设和发展国家。这是对人才的爱护，它决定着国家的命运。
南侨机工云南联谊会从1986年成立至今，走过了20年的历程，做了大量的联谊工作，包括与海外的联系、与政府的沟通。它关心和照顾老机工，永远是南侨机工的大本营，一个温暖的家。我在短短两次接触联谊会成员的过程中发现他们之所以能很好地完成这些工作，都与我们的第二代徐宏基、陈达娅等人有关。他们受过了高等教育，对南侨机工的精神，会从历史角度和理论角度进行分析总结，宣传的深度就不一样。今后，联谊会还要利用宣传先辈们爱国奉献精神的机会，积极联系和调动海内外的力量，筹建教育扶贫基金会，帮助一些南侨机工后代特别是那些学习成绩较好、而家庭十分贫困的学生，使其继续完成学业。同时，进一步加强第三代、第四代的思想教育和联系工作，引导他们树立好优良品德及积极向上的人生观，发扬父辈吃苦耐劳、不畏艰难、勇往直前的英雄气概，共同走进祖国的新时代！
在国家高速发展的经济建设中，作为南侨机工的后人，我们要发扬先辈们在困难面前勇于向前的顽强精神，认认真真地做好每一件事，这样才能在社会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第三、第四代人就能挑重担、做国家的栋梁。只有这样，才不会愧对英烈们，才能让那用一千八百多名南侨机工抗日战士鲜血染红的旗帜，永远在祖国的西南群山高高飘扬！
后辈们，你们血管流动的鲜血里，有着南侨机工的基因。南侨机工们一生的企盼，就是中华民族的统一和富强。你们要为此而努力奋斗，不管落在第几代人，到那时，父辈们一定会在鲜花丛中微笑！
一段历史造就一代人，一代人谱写一段历史。前人创造历史，后代评价历史。南侨机工抗日的伟大壮举，当之无愧是中华民族抗战史上的光辉一页！
天沧桑地沧桑，历史如河水滔滔不绝。数十年弹指一挥间，惟有天地与业绩并存，历史永存！
南侨机工回国参加抗战的壮举，是华侨一次最直接、最集中、最有组织、影响极为深远的爱国主义行动。今天，我们追忆南侨机工这段光荣历史，有助于我们在祖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重新认识华侨、了解华侨、更好地联系华侨，为祖国的繁荣、富强、统一而共同努力奋斗。
让我们再次共同高歌《告别南洋》：
再会吧，南洋！
你海波绿，海云长，
你是我们的第二故乡。
我们民族的血汗，
洒遍了这几百个荒凉的岛上。
再会吧，南洋！
你椰子肥，豆蔻香，
你受着自然的丰富的供养。
但在帝国主义的剥削下，
千百万被压迫者都闹着饥荒。
再会吧，南洋！
你不见尸横着长白山，
血流着黑龙江。
这是中华民族的存亡！
再会吧，南洋！
再会吧，南洋！
我们要去争取一线光明的希望！
祝愿健在的南侨机工们身体健康长寿！安息吧，敬爱的爸爸和故去的南侨机工勇士们，永远地安息吧！南洋华侨机工的后代们永远怀念你们。我们不会忘记过去，一定要为祖国的和平统一和富强继续努力！
为八百多名海南籍南侨机工告别南洋、回国抗战的英雄壮举而自豪！为3193名南洋南侨机工的爱国献身精神而骄傲！南侨机工永远是华侨抗日救亡的丰碑！
华侨为保卫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事业而作出的历史功绩永载史册！
赤子功勋耀千古，南洋华侨抗日机工永垂不朽！
为伟大的抗日战争而牺牲的华侨先烈们永垂不朽！
下篇
南侨机工回国史略(1)
1938年7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负责后方运输事宜的西南物资运输总经理处主任宋子良先生，通过该处驻新加坡分处主任陈质平致函身在新埠的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主席陈嘉庚先生，请求其在南洋华侨中代为招募各种熟练技术工人，尤其是后方运输线上急需的驾驶人员。这些应国内抗战需要招募的工人就是令后人肃然起敬的南侨机工 。
自1938年秋开始，南侨机工分期分批从南洋返回祖国 。在1941年6月 郑琦所拟《华侨机工状况》中，有这样一段关于回国机工数目的记述：“本处之有华侨机工，起于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当抗战开始，南洋侨胞激于爱国热情，多有自愿回国服务。当时槟城机器行会曾遣送侨工两批返粤，其中一批三十二人，即服务本处（指西南运输处），同时本处既感于侨胞之热诚，且正需用驾驶、修车及电工等技术人才，特请托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主席陈嘉庚先生代在南洋招募此种侨胞回国服务，于是马来亚各地华侨，闻风而起，分九批至新加坡请求参加，为国效力。遂于二十七年十月遣送第一批，以后继续办理，至二十八年冬，计共遣送十批，约二千九百名——第一批80名，第二批206名，第三批596名，第四批155名，第五批534名，第六批394名，第七批117名，第八批320名，第九批509名。时该殖民政府禁止南侨筹赈总会继续办理，第十批遣送事发生阻碍，而热心者仍暗自活动，潜回祖国，故是批只得十二名，十批合计为二千八百九十名。又有暹罗华侨多人原于抗战以前自动回国服务，及抗战后自费回国，由海外各地帮会专函介绍来处，请予考核收容者，约计百名。总计此三千华侨，均先后在本处司机训练所及运输人员训练所分组训练，毕业后皆分派在本处各运输队及厂站等担任驾驶或技工等工作。”①
当时机工由南洋回归的路线主要有两条：其一，从新加坡乘船至越南西贡然后改乘火车至云南昆明，当时滇越铁路尚未中断；其二，滇缅公路抢筑通车后，一部分机工先乘船抵达缅甸仰光，再沿公路达昆明。这里需要解释一下，为何机工要集中昆明？那是因为，他们主要的服务机构隶属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西南运输总处，当时就驻昆明城东大绿水河，而该机构所设机工训练所亦设在昆明大西门外胜因寺昆明师专内，通过该训练所的军事训练，是每个归来的侨工所必须的。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制造卢沟桥事变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中国的全民抗战随即爆发。随着日军的疯狂进攻，国民党正面战场失利，中原及沿海大片国土沦丧，首都南京很快失陷，国民政府被迫迁都重庆。1937年10月，为增强实力，加速运输美苏等国外援军需物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广州成立了“军事委员会西南进出口物资运输总经理处”。这一机构可称得上是当时我国乃至世界上最大的国际运输机构。国民政府对其十分重视，该处先后几位负责人都是蒋介石的亲信。首任主任曾养甫，继任为宋子良（宋子文之弟），最后一任为蒋介石的表弟俞飞鹏。因考虑利用香港口岸，西南运输总处最初设在广州；无奈战局急转直下，1938年9月总处移驻昆明，直到1942年，西南运输总处一直在昆明小东门内大绿水河租赁的房屋内办公。1938年9月至1942年初，特别是1940年6月滇越铁路停运后，滇缅公路成为中国抗战后方唯一的国际通道。西南运输总处正是仰赖这条国际运输线——“抗战输血管”，才苦苦坚持了若干年。作为拥有3000余辆货运汽车的战时运输机构，西南运输总处负责输送的地域十分广大，东至沿海，西南达缅甸腊戍、仰光，南至越南同登，北入重庆、泸州。除公路运输，该处还利用广九、粤汉、滇越和仰光至腊戍间的国内外铁路，以及珠江、湘江、沅江、伊洛瓦底江等水运航线，构成庞大的联运网络。西南运输总处设有公路、水路、铁路三个运输组及运输研究、购料两个委员会，其分支机构遍布国内外，先后设有香港、河内、汉口、长沙、梧州、南宁、缅甸、昆明、贵阳、重庆等分处，衡阳、常德、柳州等支处。1938年秋，武汉沦陷，撤汉口分处而增设成都支处，南宁分处改为支处，缅甸分处改为仰光分处，增设新加坡、畹町分处，腊戍、八莫支处。1939年底香港分处因战局发展无实际存在意义而迁昆明与总处合并。
西运处是中国政府主要管理战时运输的大型国际运输机构，直辖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本身就是一个准军事组织，故而对机工实行军事化管理。实际上这种军事训练对机工将来的工作是非常有意义的，比如防空演习。现在还健在的一位老机工、云南南侨机工联谊会会长王亚六先生就曾经回忆道：遇敌机轰炸卧倒时胸部不能紧贴地面，否则就会因爆炸导致的地面强烈震动震坏心脏——这个知识就是通过训练所得到的。
军训之后，机工便被分派到各运输大队，正式投入抗战运输工作。他们主要分布在后方物资运输线上，包括滇缅公路 、川滇公路、滇黔公路（当时称京滇公路）。整个运输线实行分站运输，沿线设有若干站点，遮放、保山、下关、楚雄均设有分站，而昆明是最大的物资集散地。
南侨机工的工作异常艰苦、危险。因而有三分之二近二千余名机工没能看到抗战的最后胜利，他们或因疾病、或因翻车、或遇敌机轰炸失去生命。档案中记载最早一位牺牲的机工名叫吴再春。1939年7月1日，一队由南洋华侨机工驾驶的车辆满载盟军援华的物资，从边境小镇遮放出发，沿蜿蜒的公路向下关驶去。不多时，天上下起了大雨，车队在这段通车不足一年的道路上走走停停，400余公里的里程走了10日才赶到下关。车队卸货后便即刻回赶，13日返至永平时，一位名叫吴再春的机工，因连续几天的辛劳，加之恶劣气候的影响，突然感到周身不适，怀疑得了“寒热病”。继续往前赶了100多公里后，车队来到保山，此时，吴的病已转成痢疾。队友们将其送往西运处保山的医院。这段日子患病的人员很多，医院人满为患，吴再春不能住院治疗，只得在打了一针之后，随车队回遮放再行入院。不料，“十六日行至龙陵病势沉重，翌晨施救不及致告病故”。为纪念这位病逝于抗战运输线上的爱国侨胞，同时亦是对数千名回国服务的南洋机工们爱国热忱的一种肯定与褒扬，1940年1月1日，军事委员会西南进出口物资运输总经理处、中国国民党执行委员会海外部共同为吴再春树立了一块纪念碑，其碑文如次：“烈士吴氏讳再春，年卅二岁，南洋马来亚华侨，星洲道南学校学生，好运动，尤长汽车驾驶之术。抗日军兴，华侨莫不同仇敌忾不避艰险纷纷回国服务。吴君志切救国义不后人，于廿八年三月抛别父母妻子毅然归来投效军事委员会西南运输处，任滇缅公路运输司机，驰驱瘴疠之乡，备受沐栉之苦，昕夕靡懈，不稍顾惜，未几疾发，仍抱病工作，七月十六日车至龙陵机件忽生障碍，护公物不忍舍去，竟守候以待救济车至，卒以内伏寒湿外感风侵，遂致身殉，其尽忠职守至死不辞以视前线将士杀身成仁者不遑多让，呜呼烈矣。”②
南侨机工回国史略(2)
有的机工则没有留下任何线索便在战争中失踪了，如机工李禄泉，其兄弟李禄汉至今仍在苦苦搜寻他的下落。笔者应其家属请求，在档案中进行查找：从一份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四月廿九日填写的“吉兰丹华侨筹赈祖国难民委员会征募汽车驶、修技人员回国服务登记表”（编号为NO129）中，知道李禄泉当年仅有23岁，籍贯是福建石码，其父叫李寿，家住马来亚吉兰丹的高踏峇汝新巴杀胜隆，有两年的驾车经验；林允送先生做他的担保人，担保人住址是高踏峇汝“南昌公司”；其“资送机关”一栏签盖“马来亚吉兰丹华侨筹赈祖国难民委员会”椭圆公章（蓝色印台油），“回国日期”为廿八年五月十一日。其后还附有担保人签名的油印“介绍书”：“兹介绍李禄泉君回国服务，确能忠诚为国，倘回国后有不忠行动或不尽职处，愿同负责。此致吉兰丹华侨筹赈会存照。”担保人签名后有一“知见人”的签名，为马奇杰。这张表的上方还贴有一张李禄泉的照片。
一份1939年7月西南运输处的档案记载：“新加坡回国司机机工名单与编队核对表”中，李禄泉的名字出现在“以上（来自）星联四十六名”中，其“名单名”、“编队名”均填李禄泉。在同一卷档案的另一文件“运输人员训练所第五大队华侨大队第三十一队学生花名册”中，填有这样一些内容：“职别：第八班学生；姓名：李禄泉；到差日期：五月十五日；月支津贴：三十六元；备考：月饷三十元，伙食津贴六元，共合如上数。”
同年稍晚一些的一份“汽车运输队华侨义勇总队第十四大队四十一中队官佐学生兵夫花名册”中，填有“职别：第七班班长；姓名：李禄泉”的内容。
1941年2月28日，西南运输处禄丰货运站的一个人事调动训令，使我们得知李禄泉曾在这里工作。“军事委员会西南进出口物资总经理处畹町分处下关副处长办公处训令关字第502号。令禄丰站。据该站站务员李禄泉呈请，仍调回十四大队工作，业予照准，遗缺兹派第一大队第三中队队副曾薪传接充，月支薪国币八十元，直到差之日起支。除分令外，合行令仰知照，并将该员等离到止薪日期具报备查。此令。（该员等于三月十三日离到）中华民国卅年二月廿八日。兼副处长李晋侯。”从该令接替李禄泉的曾薪传的职务“中队队副”，可判知此时李的职务应与此相当，且能够在货站做站务员，可证明其勤勉有加，且得上峰重用。
接下来的一份档案证明李的职务果然已经是中队队副：1941年6月“汽车运输第十四大队参加抢运存管急要物资出力人员花名册”中记录着：“队别：第一七九中队；职别：分队副；备考：已领奖金国币叁拾元正。”10月，“汽车运输第十四大队职员具领三十年度证章清册”中的记录：“……第179中队分队副李禄泉（印）具领证章号483……大队长陆绍康、大队副章滐。中华民国三十年十月六日”其后还附有此具领证章（实为臂章）的实物，其正面印有“汽14B，中华民国三十年度佩用”。
1942年3月的“中缅运输总局员工薪饷津贴表”中，有如下内容：“机关名称：下关总站第十四大队一七九中队。中华民国31年3月份上半月。职别：驾驶兵；姓名：李禄泉；薪饷：30.00元；津贴：（1）生活补助费：50.00元；(2)米贴:25.00元；(3)特补费:7.50元；应支金额:107.50元；应扣金额:(1)所得税:0.10元；(2)党捐:0.10元；(3)党费：0.06元；(4)合计：0.26元；实支金额:107.24元；领款人签章:李禄泉(印)。”
1942年3月1日，李禄泉被调任腊戍中缅运输支局钞票专送队司机。该队司机均为精心挑选出任的，足见其被重用程度以及其工作成绩。与之一同到任的机工均来自“招回侨工”，共十六名，分别是“第二班班长陈杰雄、司机胡寿鸿、蔡莫[英]民、黄瑞光、陈家万、王锦、熊永、李德君、邓华、陈瑞龙、王贵柱、苏世生、石野贤、吕成广、方景之、李禄泉。”为给他们起薪，该钞票运送队专门于1942年3月3日行文：“腊戍西南运输公司钞票专送队签呈。三十一年三月三日。发钞字第七二号。窃查职队续接新车，行使短途疏散物资，而职队现有司机名额不敷应用，已新补侨工胡寿鸿等十六名于三月一日到队工作起薪。理合具文检同新补司机名册五份一并呈报鉴核备案。谨呈局长凌、副局长周。钞票专送队队长陈金有、副队长李卫民。”
1940年9月，日军占领越南后，即开始频频对滇缅沿线进行轰炸，日夜奔波于该路的机工又增加了一种来自空中的威胁。1941年末，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这时已经单独与日寇苦苦征战四年的中国军民，终于看到英美的参战，普遍认为日军的失败只是一个时间问题。然而，美英参战的同时，也就意味着日军会随时向英国殖民地缅甸进攻，保卫滇缅公路已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场中国战区一件最为紧迫的任务。中国政府很快决定向缅甸派遣军队，动员10万精兵入缅作战，这就是第一次入缅作战的中国远征军。但是很可惜，英国殖民者基于一己私利，迟迟不同意开放边境，远征军白白错过入缅作战的最佳时机，而是在畹町以东至楚雄几百公里的滇缅公路沿线候命。然而这时，日军却积极向缅甸推进，首先在不战的情况下占领泰国并与泰王国签订条约，进而向缅南发动进攻，企图一举彻底切断滇缅运输线，占领美英在缅甸的军事基地，伺机进攻印度，西进与德军会师中东。1942年1月，8万日军在250架作战飞机的支援下，分三路大举进攻缅甸，英国守军告急。此时，方才仓促同意中国军队入缅作战。1942年2月，根据《中英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及应驻缅英军请求，中国政府以第5、6、66三个军10万人组成中国远征军，入缅支援英军作战。这样一来，战局迫使中国远征军轻装南下，重武器被迫远远地甩在战线后方（腊戍）；同样还是英军的原因，远征军的阵线为日军突破，遭受惨败。日军一路占领仰光、瓦城（曼德勒），越过中缅边境，于1942年5月5日打到怒江；中国守军炸毁江上的惠通桥，怒江以西大片国土沦陷。
南侨机工回国史略(3)
在远征军入缅作战的同时，西南运输处（这时已改称中缅运输总局，主官亦换成蒋介石的表弟俞飞鹏）正积极组织抢运在缅的中国物资，而李禄泉亦在抢运队伍中，1942年6月10日“腊戍中缅运输支局钞票专送队报告”即可说明这一点。该报告全文为：“三十一年六月十日于昆明。发文钞字一一六七号。窃职队奉命由腊戍撤退至下关，全队员司奉命每人发给疏散津贴国币叁佰元，计共一百余员名，约共支国币叁万五千元，而职队于五月一日奉命并入中印大队，故恳请将该项疏散津贴早日发下，俾便办清结束事项。是否有当？敬乞裁示。谨呈局长俞、副局长陈。钞票专送队队长李卫民。”报告附“中缅运输总局腊戍支局钞票队队员由腊至关支领疏散津贴册”，有“疏散班司机李禄泉，腊至关，应得300.00元，李禄泉（印）”的记录。
关于李禄泉先生的档案，最晚的记录为：1942年8月的一份“中缅运输总局员工薪饷津贴”，其中有这样一些信息：“机关名称：整训班一大队暂四中队；职别：驾驶兵；姓名：李禄泉；工作日数：全月；薪饷：65.00元；津贴：1）生活补助：100.00元; 2）米贴：50.00元；应支金额：215.00元；应扣金额：1）所得税：0.30元; 2）党捐：0.30元; 3）印花（税）：0.06元；4）党费：0.20元；5) 合计：0.86元；实支金额：214.14元；领款人盖章：李禄泉（印）。”
从机工李禄泉个例中，我们可知南侨机工归国服务的主要时间当在1942年5月惠通桥中断以前，此后陆路运输线被日军彻底封锁，并为驼峰航线所取代。因此除部分机工加入现役、成为驾驶兵，并有少量应调前往印度辅助机场运输外 ，大部机工实际处于失业状态，这种情况一直延续至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这一阶段失业机工的生活异常艰辛，在生存压力的迫使下，他们做起了不同的营生。
这一年即1946年，在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和各方关心机工的人士的共同努力下，国民政府终于同意让南侨机工复员。当时国内机工较为集中的地区有昆明、重庆、遮放，故政府集中于此三地公布复员名单，发放复员金。此后，约460多名南侨机工回到他们的侨居地 ，牺牲和失踪共1800多人，还有600多人滞留国内。他们留下的原因则是多种多样的，有与当地女子结婚的，有未能及时赶上遣返飞机的等等。
以上即南侨机工归国抗战大略沿革，其中更为详尽情况，如机工来源，包括侨居地、原籍、年龄等项均不能一一说明，而本书所涉内容，复员时的广东琼州籍机工情况，则是就这些问题进行深入研究的一项重要成果。
1946年起华侨互助会登记的复员机工名
（说明：在回国名册中有名字的海南籍机工,而复员名册中没有找到的,有可能牺牲或失踪。标有编号的相片，均来自云南省档案馆。）
第一批回国 (1939年2月18日)
吴家运
籍 贯: 文昌
侨居地: 泰国
简 历: 1938年，加入暹罗华侨回国服务团，任副领队，回国参加抗日，在西南运输处当司机
杨维铨
(档案92-2-145 P48)
籍 贯: 海南
侨居地: 苏门答腊
简 历: 后勤司令部司机
廖国雄
籍 贯: 海南
第二批回国(1939年3月13日)
韩利丰
(档案92-2-142 P132)
籍 贯：文昌
侨居地：马来亚柔佛
证 件：外交部护照56448号
简 历：1939年3月13日响应国
侨领陈嘉庚先生号召回国服务，两次到缅甸仰光装车，后调入下关第八修理厂负责大修领班
李大林
(档案92-2-146 P20)
籍 贯：海南
侨居地：新加坡
证 件：外交部护照472382号
简 历：西南下关第八厂技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