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毕业回乡

一九六八年冬天，我和早我们两届的同学，也就是后来通称为“老三届”的同学们一起扛着学校发给我们的纪念品：一张铁锨，一套《毛泽东选集》（简装四卷），回到了农村。

回农村劳动一段以后，我觉得毛主席说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这一指示是非常正确的，因为艰苦的农村生活，繁重的体力劳动，对一个自小到大都只是从家门到学校门的青年人，尤其是在城市长大，连麦苗、韭菜都分不清的青年学生的教育和锻炼是太大了。更深远的意义暂不讲，起码它可以使我们对“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有了真正的理解，使我们知道了粮食的来之不易。

此时已经到了一九七○年，那时出于备战的需要，从东北的哈尔滨、山西的太原、吉林的长春等大城市，突然要搬迁到我们县境内大山沟中几个规模庞大的兵工厂，焦枝铁路也要从我们县通过，这就需要抽调我们县成千上万的民工去干活，名义叫做“支援三线建设”。我们公社支援的对象是“国营东方机械厂”，仅我们大队就去了八十人，由于我知道这仅仅是民工，很多瞎字不识的人，甚至瘸子、傻子都被抽去了，所以队里没有分配我去我也不遗憾，我想我要去的地方，起码是个表现好了可以转为正式工人的地方。

这一天终于来了。在一次去县城赶集的路上，碰见外大队我的一个已经参了军的同学的妹妹，她对我说“向阳厂”正在招收工人，说她的一个本族叔叔是县公路局的，在厂里负责修建桥涵，可以先到他那里去干，表现好了就可以转为向阳厂的正式工人。我说那你咋不去呢？她说她想去就是没有同伴，她们村去的都是男的。她问我愿不愿意去，我说当然愿意，就是不知道人家要不要，她说只要公社开介绍信人家就要，我说这介绍信好开吗？她说不清楚，试试吧。

回家我就把这事对母亲说了。母亲这时候已经从郑州回来，之所以能回来还是为我，因为有一天我在心情极度烦闷之中给在郑州治病的父亲写了一封信，信上说我们的同学很多都出去参加了工作，而我却只能呆在家里每天给弟弟妹妹们做三顿饭，到生产队挣七分工。按说作为父母的长女在家庭有困难时应当替父母分忧，也不应该有怨言，但想到自己的前途命运，心里却非常焦躁，用小老鼠撞翻了五味瓶来形容女儿此时此地的心情是再准确不过了。父亲接到我的信后，毅然决定让母亲回来，他说他一个人试一试，行的话再在那儿坚持治疗一段，不行的话再另想办法。

母亲对我这样去“参加工作”很不放心，但想想父亲现在是自己顾不了自己，她又是一个在外事方面没一点能力的家庭妇女，所以也就没有反对，说你自己去跑跑看吧，去不成就算了，今后总会有机会的。我于是找到大队支书。大概支书也认为我们这些学生必不是久居农村之人，出去一个将来少一个待安排对象，于是笑呵呵地说，好事嘛，支持！便吩咐给开介绍信。我持着大队的介绍信跑到公社，公社管公章的干部将我上上下下打量了一番，说那活儿你干得了吗？我说既然别人能干得了我就也能干，只要有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对不对？他听后边摇头边为我开了介绍信。我真的没想到会是这么地顺利，在去向阳厂的路上，虽然背着背包但却觉身轻如燕，一路只想唱歌，我想，我终于走出了农村，要参加工作了。

这是一个建桥涵的工程队，工种很多，有整天跳进泥水中挖掘桥基的，有用锤子、钻子叮叮当当凿石块的，有搅拌混凝土的拎灰包的，有砌石堰垒石墙的，有把石匠凿得方方正正的石条石块往砌墙师傅跟前搬运的。在距工地四五里远的一座小山上，有开山放炮采集石料的，将采好的石料往工地上运送，就是我们一班和二班的任务，大约有二十多人。

我们的工作单位叫“施工队”，驻地附近的其他单位都知道施工队有一支“赤脚娘子军”，这支娘子军人数并不多，只有十四个人，最大的三十五岁，是某公社的一个老姑娘，五十年代的一个中学生，一直没机会端上“公家饭碗”，个人问题也就高不成低不就的难以解决，她比其他人来得都早，是元老级，是我们的“军长”。最小的十六岁，就是和我一起来的我的同学的妹妹。刚来时，我们俩不理解大家为什么有鞋不穿偏要打赤脚，尤其我们的“军长”，那么大的姑娘了也不怕人家笑话，我更不敢想象肩膀上压着沉重的石头担子，赤脚在满是尖刀一样的石渣子或长满小刺的荆棘丛里走是什么感觉，可是当我们抬了两天石头后，我们便自觉向她们学习起来，也把鞋子脱掉了。为什么呢？因为从工地到采石场一来一回将近十里山路，随时都会有沙砾和石子钻进鞋子里，肩上压着沉重的担子又没有工夫脱鞋倒掉它们，它们随着脚步在鞋内运动，把脚硌得疼痛难忍，而赤脚走路就不同了，地上的沙石也像弹簧，你强它就弱，你弱它就强，在双脚强大的压力下，不论是张牙舞爪的荆棘还是有棱有角的石渣，都变得服帖老实，只是刚开始时，脚底的嫩肉经不得刺、硌，经过一段的磨炼就有了忍耐力，两个月以后我们曾经在路上休息时试过，用花椒树上的三棱形圪针刺我的脚板，除了脚腰的凹处有微麻的感觉外，前后脚掌处什么感觉都不会有，用力大了反而把圪针的尖端也弄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