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到东方厂我们大队的民工连当会计兼伙食长期间,家里发生了很大变化。父亲就那么慢无穷期地病了下去,每年至少要去郑州治疗三四个月,这三四个月除公家报销的费用外所欠的债务已足够全年用他的工资偿还,好则是我当民工所得的收入缴队后已能得到一个全劳动力的工分,夏弟每日也挣到了八分工,加上母亲不定时地出工和积土肥及人粪尿的工分,我们家已基本不用缴缺粮款,生活质量也有了很大改善,可是这时候,我们的母亲却一天也不愿意在西照县熬了,用她的话说,她实在是在这儿受够了!是的,母亲在西照,的确是作够了难受尽了罪,自从五八年离开故乡,她没有回过一趟娘家。我的姥爷死于六二年的大饥饿,舅舅们没给她说母亲也没回去;姥姥死的时候,父亲正遭难母亲便更不能回去了。平常的年景中小的孩子缠身,大的孩子上学要吃应时饭,母亲实在是脱不开身。但为了丈夫,为了孩子,她没有怨言。可是现在,丈夫瘫了,成了个整天吹胡子瞪眼睛发不完坏脾气手不离拐杖动不动就甩谁一下子的暴君,孩子们呢?大儿子为娶媳妇和父亲闹翻后几乎不进家门,更不用说对家庭有什么帮助;而我——这个母亲最疼爱也寄最大希望的大女儿,因“文革”搞得没学可上,到外面当民工去了;二儿子上学成绩不好,看样子就是个公社社员的材料了;其他几个子女还小。她认为就我们家目前的情况,继续“在外面游”,已没有意义更没有必要。她说,她上次陪我父亲回老家时,乡亲们都说,看现在的世光(世道、形势),国栋身体又这样,还是叶落归根赶快回自己的家来吧。亲戚们更都是劝着叫回,说亲顾亲顾,住得近了也好有个照应。所以她决意要回老家去。
母亲回去以后,亲情经受到严峻的考验。首先接受挑战的是过去一贯对我们的父母即他的哥嫂很尊重的我们的二叔二婶。一九五八年,母亲领着我们姐弟三人去平阳时,是将行李被窝打成两个包袱净人走的,家里的三间正房,两间厢房,一个宽阔的大院子,两间高大的门楼和一应什物全部留给了刚结婚的二叔。十二年后我们的母亲又领着她的四个幼小的子女回来时,两间门楼已经倒塌,五间房屋还在,不同的只是原来住在厢房的她的弟弟和弟媳,现在以主人的身份居住在上屋,两间西屋由于只是堆放些杂物没有人住年久失修而破烂不堪。我们家乡有句俗语叫“长不离祖”,是指按规矩长子应该住父辈传下来的上房。这道理显然叔叔婶婶也是知道的,因为母亲到家的第二天,二叔就对母亲说,嫂子,按说你回来了,我们应挪到西屋去,可一是西屋多年就没修过现在已不能住人了,二是巧云(婶婶的名字)不省事,她高低也不肯从堂屋搬出去,我对她说叫咱哥寄回来点钱把西屋修一修,她说你就是修成金銮殿我也不去住,你说这可咋办呢?母亲说,这些年我也不在家,你们能把门户照护好就不错了,既然巧云住习惯了就继续住堂屋吧,咱也不论谁长谁幼了,你赶明儿把西屋的东西腾一腾,我就领着孩儿们住西屋算了!
“那……房顶有地方都露着天了,你看,想苫上点草我们手中刚好也没有一点钱……”二叔吞吞吐吐地说。
“先将就着住吧,你知道你哥还在郑州治病,孩子们都不中用,嘴都顾不着,哪有钱修房子!”母亲说。
第三天,就在二叔正在从西屋往外腾挪东西时,婶婶说她娘家捎来信儿说她妈有病叫她赶紧回去一趟。她说嫂子我走了,缸里正巧也没面了,你可以先借前院大嫂家的吃着等我回来磨了面再还他们。
母亲知道婶婶是什么意思了,就出去到邻居家借了米面做饭。叔叔家的家具什物也不多,母亲就出钱托前院的邻居在村里买了两张旧床,叔叔给送过来了一个破桌子,母亲亲自动手垒砌了锅灶,置办了简单的锅碗瓢勺。
母亲对二叔说,既然都独自过惯了,咱们就各过各的吧,从明天起我就开始另起火做饭,这几天经我手借的米面由我来还,你可以去把他婶子叫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