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初进府城(2)

我已经到了上学的年龄，父亲费尽周折，也没能安排我就近入学，只好联系了一所近郊的小学，距家大概有七八里远，我由母亲接送几次路熟后，就独自上学了。由于上学须跑很远的路和学习课程对我来说很重，因为城市孩子大部分自小就入了幼儿园，上一年级时实际已把一年级的功课学完了，而我则一点基础都没有，入学才开始学写横平竖直，才开始接触汉语拼音a、o、e，感到很吃力，回家就趴在桌子边做作业，所以对家里大人们的情绪就没有什么觉察，直到进城两个多月后的一个星期天，我看见妈妈一个人在悄悄抹眼泪，才感到家里的气氛有些不对头。

刚来城里时，父母关系很融洽。母亲在家劳动惯了，在这里除了做饭没有其他的活可干，母亲感到闲得很不自在，父亲就在街道上给她联系了一个识字夜校，每天晚上去读一个多小时的夜校，老师布置的作业凑白天的空闲时间去做。虽说母亲上的是夜校初级班，但功课颇重，我们总是见母亲有空便用手指在随便的一个什么地方一点、一横、一撇、一捺的练习写字，还不断地小声朗读：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的大救星。

葱、韭、芥、蒜、胡椒、姜，

萝卜、菠菜、大茴香，

油、盐、酱、醋。

母亲读得朗朗上口，但随便指一个字让她认，她却不认识，必须从头再读，读到那个字时才能确定读音。她这样常引得父亲抿着嘴笑，母亲便羞涩地说，我说我学不会嘛，你非要赶鸭子上架！

慢慢地，父亲和母亲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多，越来越尖锐，以至一段时间里，父亲进门就皱着眉头，时不时就拂袖而去，母亲呢？自然少不了以泪洗面，时时唉声叹气。

大概进城三四个月以后，母亲便不再去读识字夜校，因为父亲少得可怜的一点积蓄已经花完，每月的工资几乎不可能维持一家人的最低生活水平，母亲便到街道的一个纸盒厂谋到了一份拉运纸盒的差使。附近的一些居民甚至机关的一些家属，都是在纸盒厂领些材料在家糊纸盒，但我们家房子太小，纸盒又极占地方，所以，糊纸盒这种适合女人做的工作母亲却干不成，母亲凭着身高力大，谋到一个像男人一样用人力车拉运纸盒的工作，一个月可挣三十元钱。这对我家是笔可观的收入。据我母亲讲，干这桩活是经父亲同意的，她征求父亲意见时，父亲说劳动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他没意见。然而开始干以后，父亲却表现出极大的抵触，在大街上与拉着小山一样纸盒车的母亲走个头碰也不打招呼，回到家了，仍是四平八稳地坐那里吸烟、看报纸，也不帮母亲干一点家务。看到下了班回来等着吃饭的丈夫和放了学回来吃饭的孩子，母亲往往像做错了事似的一脸歉疚，尽管她也是刚刚才从外面回来，通身的汗还没有落。她总是说：快！一会儿就中！（意思是别着急，饭马上就做好了）。每当这样的时候，我的心里就涌动着一股莫名其妙的激流，我对父亲就产生一种不可名状的憎恨，因为我总看见，同院邻居家孩子们的爸爸，常常在休假日腰里围上花水裙做饭、洗碗，人家的妈妈则悠闲地坐在小椅子上织毛衣或看书。

这样的日子让人觉得难熬而且缓慢。

后来城里也兴起了吃食堂。居民在街道食堂吃，机关的家属在家属食堂吃。这时候母亲已不再去拉纸盒，而是在父亲所在机关的家属食堂干活。母亲因家有吃奶的孩子不适合当炊事员，就谋了个挑水和烧煤火的差使。院子里的邻居们都说食堂的伙食太糟糕，我们倒不觉得，我们只是觉得分量太少，就质量来说，好像比我们家的小锅饭还强些呢！

这样的日子继续到一九六○年。这年秋天，据大人们讲，国家的工作重心转向了农村，在“全党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号召下，我们所生活的这所城市的市委从各部门抽调一百二十名科级以上的国家干部到农业生产第一线去，父亲就是其中的一员。被抽调的干部差不多都是只身一人去的，而父亲则来了个完全、彻底，除了将正在初中上学的哥哥留在了城里外，将我们母子五人，（到城里以后又添了一个弟弟秋）的户口全都迁了去。记得离城那天全市举行了盛大的欢送仪式，我们全家也被邀请在一个豪华的大宾馆里吃了顿饭，父亲所在的单位领导也请我们全家在机关干部食堂吃了顿饭。然后，父亲就带着我们在一片锣鼓声中，坐上了去西照县的长途公共汽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