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是在其他方面颇有心得，比如打游戏和看黄色图片。因为宿舍里有几个高手跟老师干活，我们经常能夜里去机房蹭游戏玩，至今记忆犹新的是《波斯王子》、《三国志》、《沙丘城堡》、《刺杀希特勒》什么的，其中《波斯王子》是我的最爱，因为玩得最好。至于黄色图片更是稀罕至极的东西，不像现在，一上网就噼里啪啦往外蹦，那时候都是同学传老乡，老乡传朋友，千山万水传过来的，用的还是大号的五寸软盘，那玩意儿特别不保险，总是坏，一宿舍的人都招齐了，结果死活打不开，急得一屋子人抓耳挠腮。好在，我们这里有高手，什么文件都能修，为此我们有幸看了好多缺胳膊少腿的黄色图片，心智得以启蒙。
毕业以后我的很多同学都进了IT行业，其中几个混得不错，有出国的，有自己开公司的，有在著名企业当主管的，而我后来也居然混进了IT业，大家都认为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儿。我去的那家公司是台资的，主要做多媒体软件，像游戏、教育什么的，我所属的部门有一个响亮的名字：“UFO”，全称是“User Friendly Operation”（用户友好操作），在公司里没几个人知道它是干什么的。我们的基本工作就是：但凡从台湾带回来的电脑杂志我们先看，称为了解业内的最新讯息；从台湾带回来的游戏我们先玩，打通关了写一个评估报告；别的部门做的项目，我们从用户的角度提一些意见，打回去重做。天底下有这么幸福的工作吗？不幸就让我撞上了。
于是我得以在打游戏和看黄色图片方面继续精进，当时玩的游戏基本上是国际同步的，因为太多，所以嘴比较挑，太没品位的压根不上眼，事实证明，但凡被我宠幸过作品如今都已经成了经典，比如最早的即时战略游戏《命令与征服（C&C）》、《魔兽争霸》，第一视角射击游戏《毁灭战士（DOOM）》，模拟类的《城市》，策略类的《帝国时代》、《三国志》，解迷类的《神秘岛（MYST）》，动作射击类的《古墓丽影》等等。看图片也升级到了Internet，当时是96、97年，国内基本上没有什么网站，我们看的全都是国外的，那会儿民风淳朴，图片网站都是免费的，不像现在，是个网站都憋着算计你，唯一缺点就是速度慢，在等着打开图片的功夫，大可以下楼洗个澡，再和隔壁部门的姑娘调会儿情。
在百无聊赖的时候，我也拆电脑，装电脑，从286一直拆到586，生生把我锻炼成了一个电脑高手，在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我把自己定位成IT界最懂音乐的人，和音乐界最懂电脑的人。
两年以后，我转做游戏企划和音乐制作，我的理想就是做中国最牛比的游戏企划，我做了好几个继往开来革命性的案子，如果能做出来，中国游戏业将和国际先进水平突然拉近十年。结果是领导对我不屑一顾，技术部门说不可能实现，美工倒是支持我，不过要求追加一大笔投资。悲哀呀，中华民族第二个赶上主流世界的机会就这样被断送了。咦，为什么是第二个？也许就像一位兄弟说的：你的想法什么都好，就是超前了五年。
五年以后，我已经不玩游戏，非要玩的话，也就是翻扑克牌、打麻将，新技术日新月异得飞快，我不太赶得上，到底是隔行如隔山，只是仗着一些老底子，经常腆着脸冒充IT前辈和电脑大师。
去年底，我的朋友金银财宝拍了一部DV艺术短片叫《一样的一样的》，他拿着硬盘去配音乐，结果人家的电脑系统是win98，和他的win2000不兼容，我正好在边上，作为大师当然责无旁贷地上去伸了一下手，于是他的硬盘就再也找不到了。金银财宝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拯救数据，并重新剪辑，但因为他的短片太艺术，既没有剧本也没有场记，所以剪完以后，发现和第一版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于是他把片子命名为《一样的一样的2》。而此时已经错过了奥斯卡、柏林电影节、威尼斯电影节的档期。
这件事情给了我一个很深刻的教训：win2000以后的系统都不要碰。为此，我正式决定淡出IT业，尽管我曾经是如此爱它。
我被革命撞了一下腰
对于一个曾经的共青团员来说，在一部意大利电影《咪咪的诱惑》里突然看见了毛主席的画像真是令人兴奋的事，那感觉仿佛突然被革命撞了一下腰。
关于信仰的最早记忆大概是4，5岁，有一天我和一个小朋友偶然间在角落里看见一个破碎的毛主席瓷器像章，这让我们非常惶恐，脑子里很快就闪现出“反革命、特务”之类的字眼，为了避免被别人误会，我们相约谁都不要把这件事情说出去。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我那时候已经非常具有政治头脑了。
申明一点，我不能确切知道我是不是一个共青团员，因为在我参加入团宣誓那天，恰好要进行一项考试，所以没有宣过誓。上高中的时候转档案，团委书记告诉我根本没有我的入团纪录，所以我很可能不是团员，为了不给我退回误交两年的团费，书记给我开了一份证明材料了事。
上大学的时候，大家都很激进，共同组织了学党章小组，清明节的时候，我们以为烈士扫墓为名去公园，在售票处，有人自作聪明地问，我们是学校组织给烈士扫墓的，还用买票吗？大姐说，你们这种人我见多了，别想蒙我。学党章第五小组的组长在烈士纪念碑前念悼词，最后一句话是这样的：“人民英雄，还是永垂不朽的嘛！”这位同学后来应该做了领导，经常在有关场合用相同的语气发表演说，比如，“我们的妇女工作，还是姹紫嫣红的嘛！”“我们的麻将棋牌运动，还是欣欣向荣的嘛！”
毕业以后，我彻底和组织失去了联系，我的工作单位是台资的，整个公司近300人只有一个党员，不排除偶尔有几个未暴露身份的。在一个惊蛰的春季，劳资双方发生了利益纠纷，于是有好事者站出来呼吁组织工会，大家通过EMAIL进行了热火朝天的贴大字报和串联运动。并且从上海分公司传来消息，当地员工已经组织了罢工。这让北方人的自尊心受到了很大压力，一般来说，上海人一向是因为小家子气和没出息被北方人瞧不起的，没有理由我们还没罢工让他们抢了先。
我是其中的激进份子，在那个寂寞而骚动的年纪，我为如此接近革命而自豪。我贴的大字报犀利、深入而且雅俗共赏，很快就在群众中建立了良好的声誉，每天去食堂吃饭的时候，都有一些美女在旁边指指点点，还有什么比美女的青睐更能激发我的革命热情呢。
这气氛让老板很紧张，连忙找激进份子谈话；安抚坚定的保守派，实施内部分化；通过各部门领导向捣蛋份子施加压力；副董事长特地从台湾飞过来，发表了主题为“我也曾经是穷人，咱们都是一伙的”著名演讲。最后为了平复大家的情绪，资方做了让步，允许组织福利委员会，并承诺在方便的时候成立工会，福委会的主要工作是组织拔河、游泳和看电影。
令人泄气的是，在全民投票选举福委会委员的时候，我以极低的得票率被踢出局。后来想想也在情理之中，因为我的部门是做质量评估的，这是一个最容易得罪人的工作，比如，我恶毒攻击开发一部做的产品是垃圾；给开发二部挑出几个致命的bug，导致该项目被cancel；开发三部的课长是原来那个垃圾产品的主创人员；开发四部的梦中情人乐此不疲地和我打情骂俏。唯一让我感动的是，一位美女对我说：我没有投你的票，因为我觉得你不需要做这种无谓的牺牲。天哪，她一定是爱上我了，我想。
在这个惊蛰的春天，我把《咪咪的诱惑》当革命喜剧来看，钢铁工人咪咪和我们每一个不太坚定的革命者一样，随着革命的洪流起过哄，利用革命的便利条件勾引进步女青年，在资本家的高压下腐化变质、堕落消沉。影片最好玩的地方是咪咪为了报复勾引他妻子的警官，而去勾引警官的妻子，他的成功却是噩梦的开始，因为那个女人的模样绝对让每个男人都阳痿。
记得米兰昆德拉的《玩笑》里有过类似的情节，所有的一切激情最终被消解为悲怆的玩笑，我们只是被革命撞了一下腰而已，不过有的人撞得比较重罢了。
生命不可承受之进步
在顾影自怜的时候，我把自己定义成弱势群体，在一个需要暂住证的城市仓皇流窜，出远门挤公共汽车，出近门骑没有牌照的二手自行车，而且作为一个知识青年，永远落后在科技进步后面，人家配BP机了我还得让胡同口的大妈喊一声，人家用手机的时候我带个BP机穷人诈富，现在我的手机型号还很老土，没有彩信，也不能拍照，MP3都听不了。
我曾经是科技进步的狂热拥趸者，并矢志生命不息，进步不止。小时候我憧憬2000年实现了四个现代化，我家里会有一个机器人，负责洗衣服做饭擦地板，后来我看了一部外国电影《未来世界》，里面说机器人特别怕水，被水一淋就冒烟歇菜了，这对我的打击是毁灭性的，那就意味着即使实现了现代化，我还得撅着屁股在搓板上洗衣服，做饭的时候我得先帮它淘米洗菜，擦地板我得给它先涮好墩布，靠，我的地位启不是比机器还低。电话基本不在我的科技视线里的，因为那个东西没有什么实用价值，我们镇子太小，有事儿喊一声大家都知道了。如果非要通讯工具，我希望每个人都配一台无线电发报机，够高科技吧。
我的第一个BP机是工作第二年买的，数字的，作为中国第一批从事软件开发的高科技人员，我有足够的专业素质记住一堆数字组合代表什么意思，就像我的一些同事喜欢用Dos而拒绝Windows，多专业啊。每天八点我在楼下的煎饼摊排队买煎饼，BP机就会识时务地响起，我在一帮少女和大妈的侧目下从腰间很帅地掏出BP机，嗯，今天果然是晴间多云。领先了不过三个月，有一次我搬家，突然呼机响了，我掏出来一看不是我的，其中一个工人掏出一个和我型号一样呼机看了一眼，然后对另一个工人说，“我这个兄弟一直想请我做他的一家连锁企业，我心里很挣扎……”另一个回答，“是呀，
零售业没得做，科技含量太低，完全没有进入壁垒。”天哪，这是什么世道。
后来我在北京搞音乐，从此再也没跟上时代的步伐。当我的同学筹备买房买车的时候，我拥有了第一个手机，是CDMA的，贪图通话费便宜，出于艺术家的尊严，我的说辞是这样的，CDMA是下一代手机，绿色环保，信号好。如果我的手机争气，再坚持一年半载，我没准能赶上“换了世纪换手机”的时尚，但是它却半道撒手离我而去了。等人家开始炒作“绿色科技”概念的时候，我换了一个法国版绿颜色的手机，这种手机非常适合文艺青年，她带有欧洲的文艺气质、前挺后撅、肤色诱人、音量温柔、工薪价位、善于传播荤素段子。
我有几个同事平均半年换一个手机，款式功能令人眼花缭乱，领导甲的手机会自动回拨，总是在不知情的时候擅自打电话，暴露了很多小秘密，让领导很苦恼。为了给领导分担烦恼，我决定主动拿我的文艺手机和他换，他的手机有彩信功能，传播段子的时候还可以配图，科普效果大大加强了嘛。
作为一个有独立人格的艺术家，我已经摆脱了对科技的盲目崇拜，而变得审慎、刻薄、幸灾乐祸。科技就像一个婊子，年轻美貌的时候只跟有钱人厮混，年老色衰了谁都能上，它给你带来生理和心理的满足，也掏空你的钱包和身体，没准还给你来点奇怪的病。比如电磁波就会伤害你的心脏和肾。基于某种丧心病狂的仇富心态，我把腰里同时别着手机呼机商务通的人定义为弱智群体，如果是身边的人，我还会恐吓他们：天哪，你的肾还要不要了。
那首歌怎么唱来着，输了肾，赢了世界又如何。所以在未来的日子，我希望我的腰间什么都不带，除了一颗坚强的肾。按照美凤的标准，十五分钟，六个姿势，胜似闲庭信步，耶！
体态改变命运
我基本上算是一个相信科学的人，偶尔搞一点反动会道门也只是属于娱乐性质，比如相面算命什么的。而根据大师的言论，其实那也是科学的一种，只是被很多别有用心的人利用了，庸俗化了。
别的不说，根据我多年的经验和总结，我发现人的性格和体态有非常密切的联系，也就是俗称的面相。小时候看的电影里，坏人都长得特别像坏人，改革开放以后，为了满足群众日益上升的不平衡心态，所有长得像好人的一律是坏人，这种改变其实是违背自然规律的，因为在现实生活中，长得像坏人的基本上80%就是坏人。
按照心理学的解释，这其实是心理暗示的作用，比如你长得很窝囊，你自己就会下意识地把自己归入那一类，而别人总忍不住想欺负你一下，久而久之，你就成了一个窝囊的人。
按照体液学的解释，人的情绪是因为分泌的体液成分决定的，而体液同时会影响到体态，同一类性格的人分泌的体液比例相似，因此长得也会比较像。
我不做科技已经好多年，所以以上的解释都是胡说，如果不幸言中，纯属我的面相长得好。就拿我的切身体会举例子吧，年轻的时候，我特别瘦，脸有菜色，风一吹就跟着走，是标准的骨感美男。因此说话办事特别尖酸刻薄，有仇必报，没事找事，我给自己取的笔名叫万一，是“不怕一万，只怕万一”的意思，颇具鲁迅的文风。有一次在校报上写了一篇恶毒攻击崔健的文章，招来他的一帮fans在我的宿舍门口贴恐吓信。上班以后在一家台资企业，依然上窜下跳，把自己搞成和资本家坚决作斗争的姿态，妄图组织工会，还想领头闹罢工。那会儿我刚开始做音乐，全是又狠又猛的heavy metal，
歌词基本上表达了自决于人民、看谁都不顺眼的思想内涵。
现在想起来，其实我那个单位挺好的，福利待遇都不错，一天管三顿饭，平均一天真正的工作时间才三小时，剩下的时间可以偷偷打游戏。而且伙食很好，把我亏空了二十多年的营养连本带利全补回来了，三年时间生生把一个骨感美男搞成了肉感美男。
随之我发现自己的性格也在慢慢地转变，比如不那么容易激动了、凡事不太较真、待人和蔼可亲、几乎不当面顶撞领导。上网以后我给自己取的ID叫共同提高，透着一派毫无原则的和气，在历次险恶的网络江湖大掐架中，我都把自己择得很干净，不参与、不旁观。一方面我特没主见，看谁都好像说得挺有道理的；另一方面，我总跟不上掐架的进程，形势变化太快，掐到后来，大家都忘了一开始要争论的话题是什么。要搁在革命战争年代，我肯定是那个拉革命后腿、增加前进道路曲折性的不稳定分子。现在我做的音乐从容、唯美、沉得住气、完全没有以前的浮躁和歇斯底里，我女朋友经常会忍不住夸我：越来越像大师了。
也许你会说是生活教育了我，而不是体态改变了我，这一点我不太同意，我的朋友麦田以经常掐架而闻名，他受的教育和我类似，上大学我们一起鬼混，人生观、审美情趣都差不多，他年纪比我大，受生活的教育照理比我多，也比我聪明，可是他的性格和我完全不一样。唯一的原因就是他长得比较高，而且瘦，就像古龙的小说里写的：他伫立在风中，像一杆出鞘的标枪。（sorry，标枪也有带鞘的吧？）如果按照这种格式形容我就不太合适：他伫立在风中，像一杆出鞘的高度为一米六八的很有肉感的标枪。
总之，体态决定性格，性格决定命运。什么知识改变命运，投资高、周期长、风险大，还不够累的，试试体态改变命运吧，嗯，这句话可以卖给塑身美体中心做广告语。
下辈子做猫
有一头小耗子和我的女朋友几乎同时住进我家，它和我女朋友有点像，多动、上窜下跳、可是拿它没办法。当然它大多数时候还比较乖，经常帮助清理厨房的剩菜，我在家的时候它就很少出现，在我的惊鸿几瞥中，它矫健而秀气、孤独而理想坚定。
一开始我以为它只是在这里打尖儿，因为我家从来养不起动物，即使有，过两天就饿跑了。相安无事一个多月以后，我逐渐开始相信，它是决定要安家落户了。
后来我才听说，它经常去后院的邻居家窜门，那家住了两个善良的姑娘，她们经常给它喂吃的。于是我天真地以为，她们或许会收留它，把它从野生动物提升为家畜，甚至宠物。事实证明，它可能只是把那里当成了厨房，而我家的住房条件比较宽敞，适合做卧室和书房，我家有很多老古董的书柜，多啃几口，有利于提高文化素养。
很长时间，它都没有太出格的举动，顶多是在夜半时分磨磨牙，我们偶尔会提起是否要将之处理掉，可是都没有下文，人类的善良天性在这里体现无遗，只要没有触及根本利益大家还是很好相处的。只是女友好几次以此为借口不肯进厨房做饭，即使进了也要求武装护送，让我有些恼火。
而最让我担心的是，危险的春天会令它产生爱情和欲望，婚姻和哺育将给我家带来毁灭性的灾难。幸运的是，这件事没有发生，也许它经常在旁边默默关注我和女朋友的争吵，这让它领悟到爱情的沉重和无常。希望这一切没有在它纯洁的心灵中产生永远的阴影和伤害。
夏天来临后，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和提高，它对土建工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开始在我的厨房大兴土木，足足挖出了半个立方的土，在角落里堆出了一个小山头。这让我有一点恐惧，因为当一个男人（姑且认为它是雄性）开始筹划置办固定资产的时候，表示它准备成家立业。而且我家是租的老屋，本来就不太结实，实在经不起折腾。
于是，除害计划被提上了议事日程。该计划以不战而屈人之兵为主要原则。
1． 首先说服教育
2． 其次威逼利诱
3． 再次武力威慑
4． 不排除使用武力解决的可能性
第一步骤：发挥强大的宣传攻势，天天在家反复播放朋克、迪曲和胡吗个。以达到瓦解腐化敌人的目的。
第二步骤：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星期天，给厨房进行了大扫除，用砖头牢牢堵住了它家的门。希望它可以幡然悔悟、转投明主。
可是，没过几天，在厨房里又多出了一堆土，它成功地在墙的上方打出了一个门，隐蔽而美观。我只好又堵了一块砖头。如此拉锯了好几次，在它上房揭瓦之前，我停止了第一阶段的战役。
看来毛主席老人家说得很对：枪杆子里出政权。对于一些顽固不化的敌人，武装斗争是唯一解决的办法。
秋天转眼就到了，我们的院子充满了收获的喜悦，一株枣树和一株核桃树天天往下掉果实，它的物质生活极大丰富，如果它是一个诗人，一定会写出“日啖大枣三百颗，不妨长做徐家人”的不朽诗篇。
期间我们一直在思考下一步的战略和战术，比如，找胡不三借猫，不过听说现在的猫吃东西都挑牌子，我总不能欺骗猫说：“宝贝，快去抓它，它是GUCCI牌的。”再比如，买一只夹子，可是我认为用这种原始的机械装置无疑是藐视它的智力，而且我有点晕血。还有一种比较流行的方式是使用药物，这有点类似安乐死，不太好的就是，一旦它死得很顽皮，没有死在它该死的地方，就会污染环境，而且会吓到小朋友。
经过反复均衡，人道主义最终占了上风，于是我们决定还是去买药。
在菜市场里，我问卖杂货的老太太有没有药，她很不屑，说，现在谁还用药哇，到处乱死，又臭又脏。我很惭愧，连忙问，那应该怎么办。她抽出一张A4大的明星卡，远看以为上面画着换猪格格，她把明星卡打开，原来是粘胶，这个是现在最流行的高科技产品，特别粘，只要往上面一过肯定走不了，上次王老太太，一次就粘了五只。我怀疑王老太太卑鄙地利用了动物的家庭观念，要不然怎么把一家子都逮着了。
这个高新产品在厨房里放了一个礼拜，什么也没有发生，有一次我还看见它从我的墙角优美地划着弧线掠过，仿佛在嘲笑我的无奈。自高自大的人类总是低估动物的知识水平和对新事物的认知程度。
周六我去天津参加一个同学的婚礼，回来的时候，女朋友告诉我，听见厨房里有异声，怀疑是它落网了，但没敢仔细看。
就这样，我们家最健康、最纯洁、身材最好的成员离我们而去了，在这将近一年的时间里，它的个头一直没有长过，这让我羞愧对它的照顾不够。
愿它安息吧。下辈子争取做猫，吃名牌耗子。
大师出山
大师就在你身边，他可能是你的亲戚、朋友、同事、同学，会看手相面相、生辰八字、星座血型、名字风水，大家都叫他大仙、半仙或者大师。大学的时候我有一个朋友叫李宏江，学建筑，多侠气，习易经，据说很少读清朝以后的书，写文章用的笔名叫XX山人。他们系有一位全国最年轻的教授，据说专业是看风水，学名叫中国古建筑，因此想当然该系的反动会道门风气颇重。关于他的事迹李宏江当笑话讲，我们当笑话听，笑到后来就不笑了，因为总是有美女让李宏江拉着手看手相，让我们很妒忌。早知如此，就学习当大师了。
年轻气盛的时候几乎很少有人信命，到底是长在红旗下的。年纪大一点就慢慢扛不住了，因为生活教育了我们，太多的巧合一再暗示我们命运的玄机。比如高考那年我去庙里玩，当时一起去的还有我姐姐，她是一个极端唯物主义者，一路上说了好多大不敬的话，到求签的时候，我姐在那里跪了半个小时都没有求出签来（注：当地求签有一个小小的程序，必须连续三次把两个筒状物摔成一正一反），轮到我居然一次成功，而且是一道上上签，那一年我以全县第三名的成绩考上了大学。
心理学家会给你一个解释，这是一种心理暗示。大师进一步解释，当心理暗示非常强烈的时候，会在你周围形成一个场。我爸的观点非常朴素，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工作以后我又碰见过很多大师，每次我都会很事儿妈地挤过去：大师大师，您帮我也看一看。大师是否改变了我的命运不得而知，至少有一位大师改变了我的发型。我们单位有一位大姐是大仙，强项是
星座和血型，有一次回老家，她遇见一位超级大仙，之所以称为超级大仙是因为他预测出了在后来一个月里发生的两起灾难，而且非常具体准确，包括摔倒的时候头朝哪个方向。他对我的评语是这样的：以后会大富大贵，但是他现在的发型不好，挡了额头所以挡了财运。
我反省了一下自己的发型变迁历史，不由吓出了一身冷汗，我们的生命中充满了太多的陷阱，如果不是大师一语点醒梦中人，还不知道要沉沦到何时。在上中学之前，我留的是平头，额头敞亮，所以学习成绩总是第一，数年连任班长；上了中学改留汉奸头（或者叫摇滚头），于是成绩一落千丈，一门心思想做流氓；大学至今，留的是三七分、四六分或者五五分，像落魄的梁朝伟，所以学业无成、事业无望、爱情无着。
当天我就去一家高级发廊理了一个毛寸（比板寸长一点点的发型），花了两百块钱，在此之前我理发还没有超过20元的。具体过程是这样的，一个奇装异服的大工问我要不要上药水。我说上了药水会怎么样。他说会有一点卷，对头发好，而且容易打理。我说那好，上吧。于是过来两个小工把我的头发一撮一撮地卷起来用卡子固定上，耗时约45分钟，然后拿出几瓶药水问上哪一种，价格从100至1000多不等。我立刻有点懵，因为当时只带了两百块钱，但是显然不能让人把好不容易固定上的卡子拆了，经过一番周旋、讨价还价、耍赖皮，最后我用了一种300多的药水，不过打折打到200。因为一开始过分关注于讨价还价，所以忘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我只是想理一个毛寸，那就意味着85%的头发在上完药水以后会被剪掉，相当于我直接损失了170块钱。
其实我算不上唯心主义者也不是唯物主义者，而是实用主义者，如果是对我有利的预测我都相信它是真的，如果不利的话我就当它是反动会道门。最近我发现冒充大师其实是一种强有力的社交手段，于是我买了一本预测的书来学习，大师告诉我们，预测是一门有理论有系统有方法的科学，成为一个合格的预测师要做很多功课，如果很刻苦的话一两年才能稍有所成。而在社会上流传的各种预测其实都被一些神棍严重地庸俗化了，充分迎合了人民群众的低级趣味。这让我有点泄气，其实我只是想冒充大师而已，真的不需要这么复杂。
后来还是高科技救了我，我在网上下载了好多算命的软件，并一举成了单位极受欢迎的人物，经常有好几个同事围着我：大师，您再给算算，我表弟媳妇的外甥应该取个什么名字好。
李宏江后来参军成了李参谋，在他们驻地附近的饭馆吃饭只要提李参都会有打折。在揭批法/轮/功的日子里屡次被领导口误：我们要认清李宏江的真面目，深入揭批以李宏江为首的……想起来这可能是年轻时候冒充大师的报应吧。
我毁了某些人的一生
我的老板是个理想主义者，她总是教导我们：知道吗？我们在从事一个多么伟大的事业，是我们这样的人创造了The Beatles，并且在不知不觉中改变了一代人的生活。是否改变了一代人我不知道，但是我很可能毁了某些人的一生。唉，这多少是个安慰，让我觉得生命不再那么卑微。
我年轻的时候写过一篇标准的愤青小说叫《鼓手》，发表在当时小开本的《通俗歌曲》上，在小环境内造成了比较坏的影响，后来我经常听别人说，某些外地青年因为看了这篇小说走上了摇滚音乐之路，其中就有完全找不到点儿的鼓手，手指太短的键盘手、不会劈叉下腰的吉他手……他们因为我毁了一生。
我是一个比较迟钝的人，从来不太相信文字的力量，至少我没有因为喜欢王朔的书就去做了流氓，也没有因为看了余秋雨的书就去电视歌手大奖赛当评委。现在想起来真有些后怕，并非每个人都如我一样没心没肺的呀。比如，我写过一篇《当小资遇见愤青》，转载率很高，很可能把很多人引上了小资或者愤青的歧途，更严重的是还有一篇《万人裸奔申奥活动》，也许过几年会有人对我说，你个天杀的居然毁了一届奥运会。
在写那篇小说的时候，我是一个软件工程师，对娱乐圈完全建立在不负责任的猜想和虚构上。两年后，我作茧自缚也进入了娱乐圈，紧接着，互联网的泡沫就轰轰烈烈地吹了起来，很多人不理解地问我：为什么舍弃了很有前途的IT业。我只好打肿脸充胖子：搞理想嘛。其实我猜大约是我“毁人不倦”的报应。
刚进唱片公司的时候，我做企划和制作助理，其中一项特别恐怖的工作是接待自荐歌手和作者，我的前任告诉我，全中国就属咱们听难听的歌最多。因为我也是通过自荐才找到这份工作的，一开始对他们还有一点同病相怜，久而久之，同情变成了痛心，痛心又变成厌烦，你知道，再慈悲的心灵也会麻木的。而且最惨的是，我发现对音乐的品位已经被摧残得不成样了，只要听见走调不太远的歌手我就会觉得他特有实力。
当然这么否定所有人有点不公平，事实上大部分成功的音乐人都有过自荐的经历，比如我自己，只是对于整个自荐群体来说，他们只是其中的万分之一而已。
剩下的万分之九千九百九十九又可以分成几类：一类是牛比轰轰型，口气巨大，以唱片业的救世主面目出现。“只要我的唱片一出，刘欢立马就下岗了。”“给你们12个小时考虑，如果你们不签的话，我就去五大唱片了，别说我不给国内唱片业机会。”“你看，我比刘欢苗条，比赵传漂亮，比郑智化腿脚利索，比F4会唱歌，我想不出有什么理由不能成为巨星的。”
第二类是死缠滥打型，有一个写
歌词的作者，写了几千首歌词，每天寄十首歌词给我，坚持了好几个月，并信誓旦旦，如果没结果就一直死磕下去。后来我实在绷不住了，给他回了封信，说因为唱片业太萧条，本公司已经改做饲料化肥业务了。还有一个“全能型”音乐人，一开始要做创作型歌手，但是唱的音全卡在钢琴缝里，又要求做幕后写歌，但是乐理不通，只好要求做宣传，但是认字儿太少，后来一看实在不行了，“老师，你们这儿要做饭的吗，我可是一个川厨子。要不你就借我50块钱，我没有回家的路费了。”
第三类是狐假虎威型，他们大都号称是某某某的亲戚或者朋友，在圈里很有面子，某某音乐人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某某导演已经内定他上今年的春节联欢晚会，数个著名唱片公司抢着要签他等等。还有一个外地歌手自荐的时候，带来了他们当地的电视台摄制组，这个节目后来在一个类似讲述老百姓自己故事的栏目中播出，有熟人对我说：“没想到你这个人这么冷酷，你知不知道，你的几句话就毁了一个歌手的前途啊。”你看，他还会利用社会舆论呢。
第四类是精神错乱型，有一阵，一个大姐经常来找我，快四十的人了，死活想唱歌，有一天瞎扯了一下午，眼看夕阳西下，我忽然感觉她的言行有点不对劲，颠三倒四的，说什么单位要开除她，同事觉得她是精神病，她上午去另一家唱片公司，工作人员不让她报名参加一个唱歌比赛，她一气之下就把人家的玻璃砸了。听得我汗毛直竖，可不就是精神病吗。有一次来了一对父子，儿子为了当歌手跑到北京，父亲怕他出意外也从老家赶过来，面试完我把他们支走，十分钟以后，父亲拎着一兜
苹果返回来，紧紧握着我的手说：“老师，谢谢你，你救了我儿子，我这个儿子脑子有问题，老想唱歌，谁说话都不听，要不是你绝了他的念头，还不知道闹成什么样。”
在我的职业生涯里碰到了太多可怜又可悲的人、悲怆又好笑的事儿，这些年轻人完全不了解娱乐圈，只是听到或者看到一些媒体不负责任的宣传，就义无反顾地投身其中，就像很多人看了我的小说就去搞摇滚一样。
他们碰到我是幸运的，因为我有一颗善良的心，把工作当成是积德行善的修行，每当碰见那些不可救药的艺术青年，我都耐心地给他们做思想工作：“唱片业很萧条，不是一个有前途的职业，业内环境不好，有无数黑暗的内幕，做艺人很艰难，卖艺卖身倾家荡产的例子无数。所以我劝你找一份能养活自己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不要把音乐当作你的事业，而是爱好。我准备过完年就辞职，你有什么好工作一定给我留意一下……”
我不是开玩笑，当时好几家网络公司邀请我去工作，我也动摇了好几次，等我几乎下定决心的时候，IT业的泡沫破灭了。后来，很多朋友都问我：为什么这么有前瞻性，承受住了IT业的诱惑。我腆着脸说：搞理想嘛。其实我猜大概是好人有好报吧。
七零一代的鸡零狗碎 PART3
疯情万种的岁月
如果年轻5岁，我可能是那个长发披肩、穿一身黑色皮衣的重金属；如果年轻10岁，我可能是那个顶着彩色鸡冠头，舌头上钉钉的朋克。而现在我什么都不是，我坐办公室，玩着睿智性感的低调电子音乐，甚至我不去看摇滚音乐会，也不去迪厅，因为那些鬼地方烟熏火燎，对我的肺不好。歌中唱道：我能想到最疯狂的事，就是和摇滚一起慢慢变老。因为摇滚只属于那些。
据说人的一生只有几个机会改变命运，而一旦错过，则缪之千里。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还在南方的一个小镇子，经常有一些奇怪的歌舞团来走穴，海报上写着：南国疯狂摇滚歌手。我第一次听见的摇滚歌曲大约是《站台》，有一个半长头发的男人没道理地声嘶力竭，在台上撒泼打滚。滚得越凶，观众鼓掌声就越猛。
我初一就有一把吉他，会第一把位三个和弦的弹唱，在学校属于二线偏一线的歌手，每次开联欢会我都会去唱歌，大家都说我的范儿很正，会甩头、和观众交流、摆pose、在台上溜达来溜达去，后来我决定以摇滚歌手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在一次联欢会前，我特意为自己设计了几个高难度标志动作，比如劈叉、下跪等。在开场的时候我背对观众坐在台阶上，灯光照出我的一个剪影，特抒情的那种，前奏完毕我一起身，正要唱歌，台下一片哄堂大笑，原来舞台不干净，我坐了一屁股白，这残酷的笑声彻底摧毁了一个摇滚歌手的梦想，至今我都这么认为，卫生条件对一个摇滚歌手的成长是至关重要的。
我正儿八经听摇滚乐是在大学里，那时候我们都是一水儿的重金属，国内的是崔健、唐朝、黑豹，国外的是Bon Jovi、Def Lepard、Guns & Rose，我特别希望和自己的偶像一样长发披肩、皮衣皮裤、特立独行，只是我上的是工科大学，姑娘们比较死板，如果因此搞不上对象岂不是得不偿失，三年级我终于买了一件黑色皮衣，没穿一个礼拜就开始掉皮，迎风一甩，黑色的皮屑飞扬，穿着只能夜黑透了才敢出门，真他妈的叫锦衣夜行。
由于追求摇滚的表层未遂，我决定深入它疯狂的灵魂，我买杂志，看乐评，刻苦研究摇滚乐的起源发展和变异，我终于知道摇滚乐是一种可以用伟大来形容的音乐，比如，“
披头士”改变了一代人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性手枪”用性和暴力对抗传统的社会道德；“平克”见证了冷战时代的历史进程；RAP就像一把小刀剃着资本主义的腐肉；JIM HENDRIX、JIM MORRISEN都是摇滚的殉道者，他们的光辉照亮了我们的灵魂，你可能要说，他们都是抽白面死的，我会立刻反击你：抽白面只是一种表象，他其实是表达了对整个社会的失望和控诉，他用死来唤醒我们的无知和懦弱。
我组了一支乐队，叫绝缘，我对我的成员说，我们要做有史以来最深刻的一支乐队，每个人都应该在我们的音乐中涮涮自己肮脏的灵魂。只是工科学生一般比较鲁钝，他们都睁着无知的大眼睛看着我，吉他手说：带头大哥，这段SOLO怎么才能弹得比较——肯定。鼓手说：机械文明下绽放的微光是不是指要加个鼓花。主唱说：这首歌里的六个FUCK怎样才能唱出史诗式的递进呢？排练了五、六次，我的乐队就解散了，他们背着我偷偷摸摸又组了一个乐队，后来在学校大受欢迎，女FANS无数，真叫我吐血。对此我只想说一句：同志们哪，千万不要相信乐评人！
生活教育了我，现在我对摇滚的态度就是：兄弟，要不要出去爽一爽。我去看现场SHOW，如果乐手不摆POSE、不玩空中飞人、不反弹吉他、不用牙弹吉他、不带着观众鬼哭狼嚎、不脱衣服、不折跟斗，我就会喝倒彩。在高度发达的工业社会，摇滚乐有更高的要求，除了毒品、性、暴力的三大要素，还逐渐形成了一整套规范音乐、服饰、发型、动作的摇滚文化，比如每次
演唱会完了吉他手都要砸吉他、烧吉他，这已经成了一个仪式。但这在我们国家显然行不通，我们的生活水平低，天天住地下室、方便面还不管够，看人家砸已经够心痛了：我KAO，又是一把原产芬达。因此我们需要发展一套符合中国国情的低成本、非暴力疯狂方式。
有一次我去看现场，有个乐队全体乐手一起在现场脱光了换衣服，引来台下少女的一片如雷的欢呼，我旁边一个特立独行的姑娘说：我KAO，这么小也敢脱。我说：初级阶段嘛，总得有个过程。裸奔是一种很适合表达疯狂的方式，而且没有成本和技术含量，可以被所有摇滚乐队推广使用，尤其是女子乐队，当然短小者、冬季慎用。
有一支比较有名的视觉系乐队，全部画浓妆、穿旗袍，每次开唱之前必大叫一声：姑娘们，接客了！我也很喜欢。
疯狂是一种年轻人的消费，而摇滚就是它的载体，现在我已经越来越难找到那种激动、投入的状态了，如果一个主唱从台上像跳水一样扎下来，我肯定是第一个撒手离开的人，然后幸灾乐祸地看他摔在地上，骂一声：傻比。
记得一次春节晚会，郭冬临弹吉他唱歌的时候，突然背带松了掉下来，因为当着几亿观众不能停，他只好拿膈支窝艰难地夹着，还要做轻松
幽默状。我们疯情万种的岁月也是如此，停也停不下来，耍酷还总露馅儿。
丰收的苹果落在我头上
我家的院子有一株核桃树，一株枣树，秋天的时候，丰收的核桃和枣子就会掉下来，砸到我的头上，我想如果是这是两棵苹果树，那我将想出多少条万有引力定律啊。核桃是一种智慧型的作物，因为长得像开了瓢的大脑，按照中医吃什么补什么的原则，核桃应该很聪明，同理可证，枣子是一种很羞涩的作物，因为它会脸红。所以基本上我是一个羞涩的聪明人。
苹果是一种欲望的作物，极端主义者认为它是春药，以前人类的老祖宗生活在伊甸园里，长期裸着，后来夏娃误吃了苹果，突然间产生了性欲，和亚当发生了苟且之事。根据神仙不应该有性生活的条例，亚当夏娃被驱逐出伊甸园。
牛顿春心萌动的时候经常去苹果树下思考，结果被苹果误伤了头部，万有引力的正确解释其实是这样的：苹果爱上了地球，他不计后果地扑向地球以期与她发生不正当关系，这种相互之间的吸引称为万有引力。牛顿是将性欲转化为生产力的先驱。
后来，胡吗个春心萌动的时候经常去苹果树下思考，结果被七个苹果误伤了头部，于是他很生气，出了一个专辑起了一个很SM的名字叫《一巴掌打死七个苹果》。
蔡春猪春心萌动的时候经常去苹果树下思考，结果被苹果误伤了头部，因为受伤的部位有一点另类，所以他的性生活长期笼罩在手淫的阴影中。
Fuyu和科技股春心萌动的时候经常去苹果树下思考，结果被8个苹果误伤了头部，于是他们搞到一起去，弄了一个8GG。
共同提高春心萌动的时候经常去核桃树下思考，希望有一个苹果掉下来误伤他的头部，结果隔壁施工队的民工扔给他一个馒头，他愤然地骂了一句：TMD！！于是他组建了一支欲望的乐队，叫T.M.D。
为了纪念，在TMD的首张专辑里将收录一首名叫《丰收的苹果落在我头上》的歌，歌中唱道：
亲爱的，我要为你唱一首欲望的歌，当丰收的苹果落在我头上。
当丰收的苹果落在你头上，那是我在为你唱一首欲望的歌
这两句歌词一直反复20至30遍。
会家子一定看出来了，T.M.D是一支电子乐队，只有电子乐队才会这么无耻地LOOP两句歌词，因此将会有20至30个苹果落在你我的头上，至于具体数目，要看当时的伤势来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