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往事》第十三章(1)

高文以“橡皮”为笔名发表了题为《虚假广告与真实新闻》的文章，发在北京一家专业性报纸上。高文用的笔名是“橡皮子弹”责任编辑毫不犹豫地把“子弹”删掉，在这篇议论性的文章里高文点名道姓地批驳了吴经理提供给他的那篇报道，指出现在一些人正在利用新闻的真实性做虚假广告，告诫人们当心受骗，“睁大怀疑一切的眼睛”。有一位记者还是敏感地想到了高文，关于高文的下一部书叫什么名字的消息已在圈内悄悄流传。高文自然是极力否认这子无须有的传闻。

这篇不足千字的短文，高文通过在那家报纸当编辑的朋友写好后不久就让它见报了。幸好那位编辑缺乏基本的好奇心，却有很好的职业感觉，在把“子弹”二子删掉时，就像删掉一个多余的标点符号。既没征求意见也没多问一句。

高文要盛珠把样报带给吴经理。高文并不知道盛珠为何又在那家餐厅上班，如果知道盛珠重新上班的原因，高文正在创作的小说也许又多了一个生动的细节。盛珠是想用正当劳动来为小霞挣来干干净净的两千块钱，盛珠那天一大早赶到亚运村把三千块钱交上之后，没有等到第二天，立即就返回饭店找到吴经理，吴经理没有食言，答应给她月薪五百块。

高文让盛珠把样报拿去之后，心里稍为轻松了一点，总算交了个差，没白拿那两千块钱。

高文用创作来战胜郝青。高文在长期心灵之战中摸索出的唯一行之有效的办法就是构思和创作，唯有此才能克服郝青给他心灵上横着的那把尖刀。

郝青自那封信之后没再来信，但高文丝毫也没有淡忘，如果哪一天写不下去，或者写的字数很少，郝青的狰狞面目就会浮现眼前，接下来的想象就会使他心如刀绞。

这一天晚上，高文写完《阮村》最后一个字，推开纸笔的时候，心情顿时恶劣透了。

盛珠不在家，盛珠每晚都不在家，高文不愿多想她在外面的情形，自盛珠跟他做爱要他使用避孕套时，他已对自己的判断确定无疑了。但是，为了支持昂贵的医疗费用，盛珠别无他法、在高文的寻呼机屏幕上已两次显示要她去那家医院交钱的字样，高文知道，除了交了那一万块钱，盛珠两次又交了四千块钱。

那一天，盛珠是如何筹齐剩下的那三千块钱的，高文不知道，但看到盛珠身心好像受到严重摧残的神情，高文辛酸极了，同时对自己充满怨恨，他为自己无力帮助这个善良不幸的女人而内疚、痛苦。

高文来到空空的客厅坐在沙发上吸烟的时候，心里的恐慌像潮水一样翻涌。

高文隐然想起了一句外国电影台词，好像是一部反映二战纳猝集中营悲惨生活的电影，一位瘦弱的犹太姑娘每晚都不肯睡觉，她的同伴问她是不是害怕在睡着了的时候被害死，这位犹太姑娘摇摇头，说，我不是害伯睡着，我是害怕从睡着中醒来。

高文对这位犹太姑娘突然有一种不曾有过的理解，如果有人问高文为什么害怕写作？高文知道他会这样回答：“我不是害怕写作，我是害怕写完之后。”

实际上高文害怕的是诺奖之作越来越来渺茫，越来越来乌托邦了。

高文觉得再在这屋子呆下去他会发疯。他摁灭烟蒂，带上门，他要去金达莱歌厅。

高文去歌厅之前给千善子打了个电话。千善子委托代理人已办成了离婚手续，高文近来不愿上她那儿，高文知道千善子在面对他的时候心里只想一个问题：“你何时离婚？”

涉及离婚高文就心情恶劣。高文不愿老是被千善子勾起恶劣的心情。

千善子还喜欢追问他到底有什么把柄抓在妻子手里，这更是高文不敢面对的问题。

但是，跟千善子结婚的念头并没有消散，这么持久地想跟一个女人结婚，除了初恋，高文不曾有过。

高文在想跟千善子结婚的时候，是充满幻想色彩的，因为它是以郝青不存在为前提的。像是空中的气球，轻飘而又脆弱，一触地就爆炸。

因为所谓的地面，对高文来说永远是一片充满死亡陷阱的沼泽。

高文在电话中告诉千善子他马上上歌厅去，高文说：“我这次去，你什么都别跟我谈，我只想听朝鲜歌曲，尤其是朝鲜电影插曲。”

千善子说：“我不跟你谈别的，在事情解决以前，我不跟你谈。”

“你说什么事情解决之前？”

“这你别管。”千善子的话语包涵一种对她来说不曾有过的决然和理性。

“你是说……在我离婚之前，你不跟我谈别的？”

“好了。你过来吧，卜主任正好在，她会唱所有朝鲜电影歌曲，我会让她为你唱的。”

高文放下电话时没有多想，千善子要解决什么事他不知道，他打了辆面的来到了金达莱歌厅。

在出租车上，他拼命回忆遥远年代所看过的那些朝鲜电影，高文知道，对往事的回忆对一个成熟的人来说总是交织着感性和理性的矛盾，在北京他经常遇上那些“老三届知青”一往情深地唱着《在北京的金山上》、《革命人永远是年轻》，《北京颂歌》甚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的情景，高文每每遇此总是感慨万千，好像陡然之间饱经了人间所有沧桑。

这些歌曲显然仅仅是一个载体，在内容上没有任何实际意义，高文知道他们是藉此缅怀青春岁月，高文对此有着强烈的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