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化大革命”运动发展到：一九六七年夏天，也就是所说的“形势大好，越来越好”的时候，正是“文攻武卫”和“全面内战”最激烈的时候。从南方的天涯海角，到北方黑龙江边陲的漠河，从东海的明珠上海，到西方的帕米尔高原，在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各省、市、地、县，为了夺权，全都分为誓不两立的两大派。各派都为自己起了正常的（如“延安”“井岗山”、“大联合总部”）或者奇怪的（“如”屁派“、”好派“、”轰派“等）名字。在”全面内战“高潮时，也正是”打（内战）、砸（砸监狱、党政和政法机关）抢（抢军队的武器）“的时候。双方都说自己是真正的造反派，是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也都攻击对方是”保皇小丑“等等。所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和”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打得你死我活；”延安造反兵团“和”井岗山造反兵团“拚个不共戴天。他们喊着同样的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誓死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坚决和保皇派血战到底！“因为双方都抢了军队的武器库，连大炮、坦克都用上了。……这种怪现像，无论在中国或世界历史上，都是”前无古人“──恐怕也不会”后有来者“了。
到了一九六七年六月，以刘吉有为首的省委造反派，联合各省直机关，成立了一个名为“革命到底”造反兵团。其对立面是号称二十万大军、由各中专技校组成的“长征红卫兵”。这帮“红卫兵小将”，在武斗中最为凶狠。有一次攻击省委办公大楼，死伤了数十人，仍然不肯停止进攻。和解放战争中四平的攻坚战十分相似。
经过十多天的攻击，刘吉有眼看守不住了，和“兵团”的头头们商量，要把“部队”转移到某个和自己有同一“观点”大学校园内死守。那里筑有坚固堡垒，易守难攻。大家取得一致意见后，随即商量对他们掌握的省委走资派的头头们应如何处理？当时因为忙着“内战”，很长时间没有批斗他们了。但是他们认为，手中握有这批“走资派”，是一笔“财富”，现在由他们批斗，将来建立“革委会”的时候，再由他们“解放”、“结合”。刘吉有提议：暂时把他们送到监狱里关起来，将来建立“革委会”时再说。
那时，公、检、法机关，都被“砸烂”了，公安局长、法院院长、检察院长、法庭庭长，个个被批斗、关押，他们的“罪状”都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想揪谁就揪谁，想斗谁就斗谁，真正是无法无天的日子。刘吉有给属于“一个观点”的市郊某监狱的造反派头头，写了个条子：（按照当时写任何文件、信件的“格式”先引了一段语录）：
最高指示：什么人站在革命人民方面，就是革命派，什么人站在
反革命方面，就是反革命派。
宋高潮革命战友：
现将省委大走资派、彭德怀死党、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张敬怀暂时寄押你处，
等待以后批判处理。
谨致
文化大革命敬礼！
革命战友刘吉有年月日
没有任何法律文件，就这么一个纸条，张敬怀进了监狱。因为监狱只管关押犯人，不管别的。这样，张敬怀在监狱里，一直关着。当时全国农村公社书记以上的，工厂车间主任以上的干部，百分之八九十，都打成“走资派”，当时的“敌人”也真多，有一句顺口溜可以说明：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分子、）叛（徒）、特（务）、走（资派），外加一个“臭老九”（知识分子），一共九种敌人。成立的专案组，千千万万，张敬怀的案子，只是千千万万之一罢了。从一九六七年的“全面内战”，“你方唱罢他登场”的夺权，后来号召全国造反派大联合，建立革委会，谁还记得“张敬怀”这个案子呢？
这样，他在监狱里一关就是九年。没有人开他的批斗会，没有人要他写“交待材料”，也没有人审问过他，他周身是伤，也没有医生给他看病。每天“放风”时见见太阳是最幸福的时刻。
为了看到文化大革命到底怎么收场，张敬怀决心活下去。他每天坚持锻炼身体。人的生命有时候很脆弱，有时也很顽强。几个月后，他居然能站起来走动，慢慢恢复健康了。但是，最使他难于忍耐的是时间太难熬煎了。他住的房间，窗户全用报纸糊死了。他向看管人员要求看书看报，得到的是一顿训斥。他熬过时间的方法，一是在室内做操，二是面壁默默数数：“一，二，三，四，五……”一直数下去。有时数到一百或二百，忽然发现数乱了，再从头数，按一秒钟数一个数，一小时数三千六百下，有一次居然数到一万二千五百三十四个数，都没有乱。为创造了这项“新纪录”，他高兴了大半天。他常常追求创造更高的纪录。
他不知道外面在发生什么事，文化大革命发展到了什么地步，也不知道哪天是几月几号，更不知道星期几。他和外界完全隔绝。可是每过一天，他早晨就在墙壁上画一个道道……时间就这样流淌过去了。
他也经常问问：“什么时候审判我？”
看管人员只是狠狠地训斥他两句话：
“你老实点！”
“不准乱说乱动！”
因为没有任何关于他的“罪行”的法律文件，监狱什么情况也不了解，只负看押他的责任，连一次谈话要他交待问题也没有过。原来住的监狱，他已经记不得住了多少天。据说是因为武斗，后来他又转移到了另外一个监狱。他仍然每过一天在墙壁上画一道。可惜他不记得在以前的监狱中，画了多少道道了。好像“断代史”似的，这真是一大遗憾。
令他想不到的是：形势急转直下了。
有一天，两个军官模样的人突然向他宣布：“张敬怀，你可以回家了！”
事情来得太突然，他一时反应不过来，问：“怎么回事？”
“我们也不知道，叫你回家，你回家就是了。还问什么？”顺手递给他一个释放证。
张敬怀迟疑的问：“我到哪里去呀！”
“你从哪里来，就回到哪里去！”
张敬怀不再多问。他来监狱的时候，两手空空，现在出监狱，仍然两手空空。
那床破被褥，还是监狱借给他的，从来没有拆洗过。他没有可以向谁告别的，他惟一的一件事是要再数一数墙上画的道道。他数了好几遍，才清楚：啊！二千九百二十一道杠！是八年，八年抗战呀！八年，我们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我在这里数了八年数！这八年，他好像被世界忘记了。他这个“大案”，“要案”，就这样不了了之？
张敬怀出了牢房，向门外走去，他这才知道这是一个很大的院子。院内有几十座平房。一圈很高的大墙上，绕了电网。他走出大院时，把释放证给警卫看，警卫一点头，表示认可。他通过狭窄的小门，走出院子。他回头。又看了一眼那院子，忽然想起，凭印像，这是座早年他也带领部队参加修建过的监狱，那时哪里会想到，自己要在这里住八年呀！
他走了一段路，站定脚步，往上一看，天怎么这么蓝呀！难道天是蓝色的吗？不，天并不总是蓝色的。他有时会阴云密布，有时会电闪雷鸣，暴雨瓢泼。但现在天上飘着几片白云，分外美丽。他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美丽的白云。空气怎么这么新鲜呢？他深深呼吸了几口。怎么也呼吸不够。
“总会过去的。”这是八年中鼓励他活下去的默念的口号。
监狱的大门外是一条小街。他见墙上贴着许多标语：“沉痛悼念毛主席！”
“庆祝粉碎四人帮！”
“打倒王、张、江、姚反党集团！”
“哦！形势已经大变了！”他想。那些标语，经风吹雨淋，已经斑驳不清，可见这些形势的大变化已经发生好久了！
他不知道在这八年，外面世界发生的这些天翻地覆的变化，是怎样一个过程。
中国政坛演出了怎样的悲剧，喜剧或闹剧。
他问了过路行人，才知道自己是在顺阳市和省会海天市之间的郊区。这里距省会不到五十公里。过去是有长途汽车的，可是他从来没有坐过。他又问过路行人，打听到汽车站，他身上还装有以前每月发的几十元生活费，买票上了公共汽车。汽车向省会海天市驰去。
汽车进入海天市区，他在长途车站下了车，看着那纵横交错的街道，穿梭般的车流，张敬怀像进入迷宫那样，连方向都辩认不清了。从他参加解放这个城市起，在这里已经住了三十多年，他从来没有坐过公共汽车，甚至不知道怎么买票，也不知道回家的路怎么走法。他问了过路行人，才明白回到他家要换两次车，到一座大商店往右拐，走一段胡同，然后就是他的家了。
他按照人们的指点，果然看见了他住过的四合院。然而却面貌全非了。
院墙已经破败不堪。隔着不高的院墙往里看，四合院已经一分为二，在正当中，砌了一道墙，门也分成两个。房子好像已经很久没有修缮过了，房顶的瓦楞上长满了草。他敲了敲门，里面没有回应。原来过去为了保卫张敬怀的安全，附近五十米内没有盖房子，也就没有邻居。他回头走到五十米开外的一座平房门前，敲开一家老百姓的门。他忽然想起来了：他刚搬进小院的时候，有两三次吧，在春节时，他去向邻居拜年。有秘书，警卫员陪着。他没进屋时，人家热热闹闹的，他一进屋，人们都知道他是一个大官，便十分拘谨，大家都忽地站起来，像一群塑像似的，纹丝不动，他觉得尴尬，以后也就不去拜年了。
随着轻轻的敲门声，那个他曾经拜望过的近邻的门打开了。是一位和善的老太太，一见他就认出来了：“呵，……是你，你回来了？进屋坐，坐！”
这老太太没有像造反派那样对他“怒目金刚”，令他十分感动。他没有进屋，急切地说：“我们家里的人呢？”
老太太说：“都下乡了，听说是走’ 武器（五七）道路‘。你那房子，在夺权时候，两派头头，还发生过武斗。吓得我们不敢出门。你喝水，喝水。”试着很麻利地为他倒了一碗水。
他觉得这位老人家不会知道很多情况，喝了碗水，便告辞出来。他想，既然监狱释放我时，让我从哪里来，还回到哪里去，我当然是应当先到省委机关报个到。问问确切情况再说。
他走了有三十分钟的路，到了省委机关，门外挂着“革命委员会”的大牌子。
两个卫兵分立两旁。他向卫兵询问，卫兵示意他到收发室。
收发室老头认识他，也很热情：“你回来了，请稍等，我给单主任挂电话。”
不多时，单主任出来迎接了。好像十年中一切都不曾发生过一样，他热情地说：“啊，你回来了。张主任知道你今天回来，叫我在这里等你呢。跟我来。”
“张主任？哪个张主任？”他问。
单主任说：“就是以前的张环友书记，建立革委会时，结合’ 进革‘ 的。现在是省革委会的副主任。”
张敬怀明白了。这位张环友同志，是原来一位副书记。因为对一把手有意见，“文革”前，长期不上班，基本上是处于“靠边站”的状态。“建革”时，原来主持工作的省委领导人凡是有水平有能力的，都被打倒了。按照“建革”的“三结合”原则（造反派、解放军、老干部），总要有一个老干部参加。对于原来的当权派，到底结合谁，各派难于达成协议。张环友这些年没有工作，当然也没有错误。有人还说：张环友是受旧党委迫害的好干部。他在“文革”中又没有参加任何派别，有人一提出他作为结合对像，各方很快达成了协议。张环友便捡了个“新生红色政权”省革委会的副主任。
单主任领着他往大楼里走，有许多认识他的干部，有人感到惊奇，有人走到对面，却转过脸躲着他，也有人问：“你出……回来了。”
单主任把他领到一个大办公室。原来的张副书记，现在的张副主任，正在批阅文件，一见他就问：“你回来了？好！”很热情的样子。又接着问：“身体怎么样？”
“还可以，还可以。”他随便答。
单主任马上给他倒了一杯茶。
张主任告诉他：“敬怀同志”
这位现任革委会的领导，居然称他为“同志”（自从“文化大革命”开始，就没有人这么称呼他了）这使他甚为感动。
张环友诚恳地说：“你的问题不归咱们省里管。上边叫放人，我们就放人。
至于以后的事，只好等上边下了文件再说。你先住在招待所等吧！你到财务处把工资领出来。我这就给你开个条子。还有，最近要开’ 三种人‘ 的批斗会，你可以参加。”张主任回头，向单主任交待，“给敬怀同志一张门票。”
张敬怀沉吟了一刻：“我的问题，……怎么个说法？”
张主任说：“现在问题一大堆，你的专案材料也不在省里。耐心等着，看上边是怎么个说法吧！”
“我爱人和孩子呢？”
“艾荣同志和孩子走’ 五七道路‘ 了，现在都在乡下。我们已经做了安排，先让她们回来。我估计，一个星期就到。”
办公厅单主任说：“走吧！咱们先到财务处把工资领出来。先解决吃饭要紧。”
张敬怀便和单主任一起到了财务处。现在的财务处长，是原来的一个老会计师，姓孙。张敬怀过去从来没有和财务处的人打过交道。但孙处长认识他，一见面也问：“你回来了？”
张敬怀点了点头。
他又想，在“文化大革命”中，无论开什么会，每次都要读语录“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可是十年过去了，到底什么是“走资派”，也没有定个政策界限。他糊里糊涂被“打倒”，糊里糊涂被关押，又糊里糊涂被“释放”，现在对自己是什么问题，仍然没有个说法……不要想了，正如张主任说的“回来就好”。
这是最主要的。
孙处长说：“我们补发你的工资。过去每月只发给你三十元的生活费。这么多年，扣除每月的生活费，你存有三四万元呢。按政策得给你补发。”
孙处长想了想又说：“你现在连个家也没有，这么多钱，怎么存放呀！我们的意见，你先领一万元。原来的家也没有了。总得置买一些生活需要的东西吧！其余的钱，我们先给你存着，你什么时候需要，再来领，好不好？”
张敬怀首先感到亲切，一听那个钱数吓了一跳。张敬怀没有想到，他被打倒这么多年，还能补发工资，说：“可以。”
于是他从孙处长那里领了一万元，分别装在内外衣两个口袋里。单主任把他送出大门。他拿着住宿证，按照单主任指示的方向，向招待所走去。
张敬怀等来一趟公共汽车，费了好大的力气，才挤上车。买了票。只听售票员在报了站名之后说：“革命的同志们，请注意，下车时，不要把东西互相拿错。”
张敬怀一时不明白，问：“什么’ 互相拿错‘ ？”
售票员说：“你这个老同志，现在经过文化大革命，广大群众提高了觉悟，形势一片大好，社会道德空前提高，如果说还会有小溜小偷什么的，不是否定’ 文化大革命‘ 成果吗？”
“哦，哦。”张敬怀说。
“挤，挤，往里挤。别自己一上车就不管后边的人了！”
人们在车上拥挤着。
坐了三站，张敬怀下车，一摸兜儿，外衣口袋里的一打票子没有了。过去张敬怀从来没有关心过钱的事，一切都由夫人和秘书管理。他又掏里边口袋，还有。
原来外面口袋装了三千元，里边装了七千元。这就是说，大头还有，也算是万幸。
到了招待所，被安排住进一个单人房间。一躺下来，他觉得这一天的经历很有意思，对于他这个“罪该万死”的反革命，现在居然已经没有人歧视他，可见世界的变化太大了。他两眼一闭，就睡着了。
他一直睡到次日早起，第一件事是赶忙找那只铅笔，要在墙上画道道。可是墙壁雪白雪白，原来我画那两千多道呢？
揉揉眼睛想了半天，哦，我住的是招待所！
这天下午，他忽然想起明天要去体育馆开什么批斗大会。一听“批斗大会”，他从心底就反感，他掏出张主任给他的那张入场卷，上面印的是“批斗三种人大会”。这时一个服务员进来倒开水。他问：“什么是’ 三种人‘ ？”
服务员笑着说：“你这位老同志，怎么还不知道呀！一定是在真空里生活太久了……我明天还要去呢。据说早晨八点准时开会，要开一天呢，中午也不休息。
你得买点吃的带着呀！”
“哦，哦。”张敬怀说，随即出了招待所，到了大街上。
他在大街上转了好久，他想，买几根黄瓜，买两个面包，也就够吃一顿的了。
他来到一个菜摊，见有个卖黄瓜的副食店，但人排的长龙有一百多米。他在排尾站下，很快人们又在他后面排了很长。前面有几个年轻人要“加塞”，后面同时有几个人高喊：“遵守秩序，遵守秩序！”“不准加塞！”“文化大革命的觉悟提高到哪里啦？连这位老爷子都站排呢。”
前面的人不听，继续加塞。最前面的人一下买了十斤。又有人喊：“每人一斤，你们买那么多，我们后面的人还吃不吃了？”
他看小摊上那黄瓜，剩下的不多了，即使排到他这里，也买不到。便主动退出了长龙。
他又到一个副食店买面包，也排了队，但不像买黄瓜的人那么多。他参加排队，二三十分后，排到他买了。他掏出两元钱，服务员问：“粮票呢？”
“还要粮票？”
那售货员蛮横的说：“你这个人！真是，什么也不懂。没有粮票排什么队！一边去，一边去！”不容分说，后面的人便把他挤在外面了。他懊丧地回到招待所。
粉碎“四人帮”之后，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一场清查“三种人”的轰轰烈烈的运动。凡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靠造反和夺权起家，挑动武斗有血债民愤，冲击国家党、政、军和公、检、法部门，抢财物，砸档案等等罪行的，纷纷被清查出来。在每一个省、市、县，都有成百上千的“三种人”被清查出来。当然，也还有在台上的“三种人”掌着权，这种犬牙交错的情况，持续了很长时间。
为了进一步推动清查运动，制造声势，把这些人批倒批臭，这天在体育馆召开了批斗大会。从全省说，这还是第一次。
那天，张敬怀一早就到了体育馆。他与世相隔十年，他想通过这次大会，看看世界发生了怎样天翻地覆的变化。
还不到八点钟，各机关、学校、人民团体的队伍，打着红旗，敲着锣鼓，就浩浩荡荡地向体育馆集聚。人们有秩序地从各个大门，走进中间能容纳一万多人的体育馆。张敬怀忽然想起，十年前，第一次批斗他的大会，也是这样的阵势。
他拿着门票，随着人流进入场。原来门票分东、南、西、北四个入口。他几乎转了一圈，才进得会场。到了场内，门票又分为甲、乙、丙、丁等若干区。他又转了好久，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才找到自己的坐位。他仔细一看，原来是在主席台的边上。又一看，台上他认识的人还真不少。他把帽子往下拉了拉，故意谁也不看，免得打招呼。他现在的问题还没有个说法，见了熟人有什么话讲呢？。
会议开始了。主持会议的人大声喝道：“把四人帮帮派分子，挑动武斗和打砸抢分子押上会场！”
于是事先准备好的数十名这样的人，各个都戴着大牌子，被两个人架着背膀作喷气式状，走到台下，站成一排。
“低头！”主持人喝令。
那些人便低下了头。
“把刘吉有拉出来！”主持人喝令。
张敬怀没有想到的是，第一个拉出来被挨斗的居然是刘吉有！
主持人说：“这个刘吉有，是个大大的野心家。靠造反夺取了省委的大权。
挑动’ 四。二三‘ 大规模武斗，造成死九人，伤二十四人的惨剧。他还挑动红卫兵，冲击军事机关，抢夺武器，并对所谓的”走资派“搞逼供信，给十二个老革命造成残废……真是罪恶滔天，民愤极大！……刘吉有，我问你，有没有？”
因为刘吉有面前没有麦克，只见他点头，向四周弯腰，听不清他回答些什么。
当工作人员把一只麦克拿到他面前时，才听他说“……我，有罪，有罪！”
“交待你的罪行！”下面一阵呼喊。接着是口号：“打倒刘吉有！”
“刘吉有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把刘吉有批倒批臭！”
一个人说：“谅你也不会坦白！我揭发！”于是他拿着事先准备好的稿子，跳到主席台上开始揭发。
这会场的这气氛，这阵势，这方式，怎么和自己被批斗时那么像似呢？是不是我又在接受批斗呀！他想。不是，我现在在主席台上啊。座上宾，阶下囚，整整调换了一个位置。历史怎么这么无情，这样富有戏剧性呢？使他觉得不舒服的是：为什么还要采取这种方式？也许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种方式，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发明”，还要继续下去吗？……也许是历史的一种贯性──历史总要重复以前的一些东西吗？
联想到自己，他不想再听那些揭发了。这时，有一个人碰了碰他的胳膊。他一看身旁坐的是京剧院姓吴的那位导演。因为张敬怀在主持工作时分工管文教。
每当排演什么重要剧目，这位吴导演常常去他家征求意见。这位吴导演有着艺术家性格和气质。别人见了像张敬怀这样的大官，总是拘拘谨谨，张敬怀讲什么都点头称是。吴导演不怕官，见了他总是很随便。有不同意见，也敢和他争论。所以，张敬怀很喜欢和他聊天。张敬怀有一种观念，官越大，越难听到不同意见，越没有谈心的人，身边全是唯唯诺诺的人，这使他感到寂寞。以前他曾经多次和吴导演畅谈，从中得到不少的乐趣和愉悦。何况吴导演很幽默，一讲话，就让你发笑。张敬怀记得，他上次和吴导演见面，也是在一次批斗会上。因为吴导演导过《海瑞罢官》，为他开过专场批斗会。不过那次演“主角”的是吴导演，张敬怀演的是“陪斗角色”。此次见面难得。两人便小声攀谈起来。
“怎么样？张书记！”先是吴导演问。
“还可以。你呢？”
吴导演说：“没有死。”乐观地一笑“这种日子，就得自己找乐子，自己安慰自己。得像阿Q 那样，用精神胜利法。”又是一笑。
张敬怀也向他敞开心扉：“我差一点没有自走绝路。后来想通了，才看见今天。”
吴导演说：“我当时就感到，这哪里是一场革命！完全违反一切规律的闹剧。”
“违反规律的东西也能长久。”张敬怀说。
吴导演说：“这是有历史先例的。你想想，女人裹小脚的事，它不仅违反人身体的生长规律，也违反劳动生产力的规律。可是靠某种力量不是流行了一千多年吗？”
“这种现像，值得我们哲学家去研究。”张敬怀说。
“这’ 某种力量‘ 是什么我还没有想清楚。”
台上台下一阵阵口号，一个个“三种人”轮番坦白交待。“打倒”和“批臭”之声震耳欲聋。他们不去听，会场上也没有人注意他们的窃窃私语。这时，吴导演掏出小本，快速写了点什么，随即拿给他，问：“你记得有一出戏叫《人面桃花》吗？”
“记得，记得。”张敬怀答。
吴导演说：“其中有四句：’ 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互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现在面对此情此景。我即兴胡诌了几句。”
张敬怀接过条子，见写的是：
十年今日此门中，
“文化革命”大斗争。
造反英雄何处去，
老吴依旧笑春风。
张敬怀看了甚觉有趣。吴导演要回来字条，马上撕碎了。
张敬怀说：“你现在可以’ 笑春风‘ ，我可笑不出来。我虽然被释放出来了，但问题还没有个说法呢。”
吴导演安慰说：“你不用急，等着吧，好饭不怕晚。”
开过批判大会，两人在回去的路上又谈了很多。张敬怀回到招待所，躺在床上想。吴导演是对的，难得听他说的这一席“没遮没拦”的话。自己当初没有自杀，就是要看到文化大革命怎么收场！现在看到了你方唱罢他登场。座上宾，阶下囚。人际关系是这样，人民生活呢？昨天他排队买东西，已经体验过了。自己虽然又成了“座上宾”。可是总该有个说法呀！张主任要他等着，要等到什么时候呀！我得找找人，甚至到北京上访。据说，为了平反冤假错案，到北京上访的人，成千上万。过去，衙门口都有一面鼓，你一敲，大老爷就得升堂。可是到北京找谁呢？反正现在用不着击鼓。那里有好多老战友，找找他们，哪怕问点情况、形势、动向，也是好的。
在艾荣和女儿从乡下回来之前，对于他们的夫妻关系，张敬怀曾经认真反思过很长时间。二十多年来，他们夫妻间的矛盾，到底怨谁？他觉得，认为自己太理想化了，太不关心这个在战场上救过他的生命的妻子了。她一直对于她的提拔、任用和级别待遇问题，他没有为她说话而不满。和她有同样资历的同志，只要是嫁给首长的，大多已经是副厅、局级干部了。可是，她还是一个副科级。这很伤她的自尊心。可是，话又说回来：凭他对妻子的了解，她太要强，太注重官、名、利，事事爱拔尖，和谁也搞不好团结，且不管她的能力和水平，把她放到任何一个领导岗位，不闹得四分五裂才怪呢！况且，自己明知她不胜任，怎么好违背党性原则，去为她“说话”呢？不要说“说话”了，自己一想，就觉得脸红。正因如此，当有些组织部门领导主动提出：“艾荣是个老同志了，在朝鲜战场又立过功，是不是……安排？”
他一听这话就说：“得啦，她不行。我听人反映，她连一个支部副书记都当不好……”
艾荣曾经主动去向组织部门问过，她因为什么只能当个小小的支部副书记？逼得组织部长只得对她说：“你去问你的老头子吧！”
想来想去，自己不违心为她“说话”是对的。……不管怎样吧，经过“文化大革命”这场风暴，批判什么修正主义啦，天天读语录“不要吃老本，要立新功”啦，要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啦，她总该有点改变吧？经过这九死一生的磨炼，她怎么会没点改变呢？只要她回来，他一定主动和妻子和好。小女儿一向听妈妈的，从来不和爸爸亲近。这一方面都怨自己，因为工作忙，没有时间抱抱她，亲亲她，给她一点父爱。现在自己应当给她一点作为父亲的关爱。
张敬怀还想到，在“文化大革命”高潮中，的一次批斗会上，造反派为了让张敬怀交待“罪行”，曾经拿出夫人写给她的的“最后通牒”，说你如果再不交待问题，我就和你离婚。但这终究没有成为事实。他相信，那是造反派逼迫的结果，在那种人人自危的形势下，情有可原。这次她母女回来，改善家庭关系要紧，这些事已经过去，不能再怪她了。
过了一个星期，办公厅单主任派人把妻子和女儿从“走五七道路”的农村接回来了。据单主任说，他家原来的房子，被两个造反派占着，且一分为二（在中间修了一条墙），正撵他们搬家，院内那堵墙要拆掉，房子还要打扫修缮一番。
因此先让他们一家在招待所住些日子，还给他调了个套间。
夫人和女儿是省革委会用大汽车接回来的。当时是“净身出户”，除了日常生活用品，没有带走什么东西，自然也没有拿回来什么。
张敬怀见了母女，原来就瘦弱的夫人更瘦了，脸色黑黄，有气无力的样子，不免生出怜悯之情。见女儿长那么高，使他感到惊异，细细一想，她应该有这么高，因为她已经是个十九岁的大姑娘了。
张敬怀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和颜阅色地问：“还好吗？”
使张敬怀没有想到的是，夫人没有好声气地说：“有什么好的？你看看，我这手，我这脸，能好吗？差一点没有死在乡下！”
张敬怀一时无言以对。
艾荣又说：“人家没有从部队转业的首长，在文化大革命中，都’ 支左‘ 了。
在地方各单位当领导。人家是什么样子？我们是什么样子？不就是因为你爱多嘴多舌，讲你的’ 原则‘ 吗？”
张敬怀说：“过去了，该过去的东西，就不要再说了！”
“我就是不能忘，我永远记得，永远记得！”
张敬怀不想和她一见面就吵。经过这场九死一生的浩劫，她也应该冷静下来，现实一些了。但是他实在不能和她说清楚，便转身对女儿和善地说：“胜美，来，让爸爸看看，你长高了多少？”说着把女儿拉在身旁。他抓着女儿的手，扣在自己手上：“哦，和爸爸一样高，是大人了。”
又使他没有想到的是，女儿像被火烧了一下，麻利地从他手中抽出来。
张敬怀也知道，在文化大革命高潮中，当满街贴着“打倒”和“声讨”他的大字报时，艾荣也被开了几次批斗会，要她揭发丈夫。接着是他被关押九年。在九死一生之后，此时此地，此情此景，夫人也应该问问他身体怎样，受了些什么苦。这么多年，他被关押着，彼此不通消息。现在团聚了，总有好多话要问吧！
可是夫人连一句话也没有问。又过了半天，却说：“平常没有借你的光，这次可是借光了。我们是反党集团分子的家属，等于半个反革命！我们娘俩被流放到乡下，你不觉得对我们有愧吗？”
张敬怀听了这话，几乎哭出来，随即大声说：“我有什么愧？我有什么错误？这怎么怨得着我？”
“没有错误，人们怎么斗你？”
“现在不是……回来了吗！”
“回来了怎么样？你的问题解决了吗？还没有平反啊。说不定在哪一天，你又来个’ 二进宫‘ ──我当时怎么了？怎么鬼迷心窃，嫁给你！好事摊不着，坏事老是跟你吃瓜落！”
想不到夫妻生死离别这么久，一见面就把关系搞僵了。张敬怀再想不出来要说什么。他从身上掏出一罗人民币，说：“这是补发的工资，我没有全领。你看需要什么，和孩子到商店买点东西吧！”
夫人迟慢地接过钱币，对女儿说：“胜美，咱们上街吧。”女儿一直和妈妈好，事事都信妈妈的。
两人便上街去了。
夫人说得也对：他虽然从监狱里释放出来了，可是他的问题并没有解决。他到底是不是“彭德怀死党”？是不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是不是还有其他种种罪名，这可是有关他的政治生命问题，不可不弄清楚。但是，现在正在清查“三种人”，从北京到各地，有不少造反派还掌着权。他所尊敬的彭总已经与世长辞了。
有一天，单主任来看他，并建议：现在揭批“四人帮”，将来会怎么发展呢？谁也说不清楚。可是按照过去的经验，有时会风云突变。你现在的问题，上边还没有一个“说法”，也就是说还没有结论。所以现在还是“戴罪之身”。你的问题由北京管，连档案也都调到北京了。北京对你没有个说法，省里也不能给你定什么性质。可是，通过组织解决，会有一个很长的过程，要解决问题快一些，你在北京有很多老战友，不如到北京去找找老战友，请他们说句话，那真是一言九鼎，问题很快就会解决。即使一时解决不了，能了解当前一些情况和政策的走向也好。
这个建议有理。于是，张敬怀在心中扒着手指数着，从总参、总后、总政到地方各机关、团体，有七八个人可以找，即使他们不管自己的问题，了解些情况，决定自己下一步采取什么措施，总是有易处的吧！
他下了这个决心，想了又想，找了又找。忽然想起来一个叫侯卓夫的老战友。
在抗美援朝前线，他们肩并肩作战，结下了深厚友谊。回国之后，有一段时间，他们还是邻居，彼此经常来往。他的那个小儿子，小名叫“大圣”，还是他给取的。从“文化大革命”的大字报上得知：侯卓夫在什么“文革领导小组”当过几天领导，大字报常常见他传达“最新最高指示”。去找找侯卓夫，不失为一个好主意。
张敬怀就这么决定了。他还让单主任找了侯卓夫和另外一些老同志、战友、领导的地址和电话号码。怎么走法，到北京的住处是一个问题。他想十年监狱生活，自己脱离社会太久了，坐坐硬板车，住在小店里，了解点社情民情也是好事。
便自己到车站买了车票，次日就乘硬板火车到北京去了。
到了北京，他才知道海天市之小。他记得，他最后一次到北京，是在1958年夏天。他和秘书一出车站，汽车就把他接到了京西宾馆。现在他孤身一人到了北京，一下车，好像掉到汪洋大海里，在人群的浪花中拥来拥去，不知道怎么走，往哪里走。他在车站附近找到一个叫做“太阳升”的小旅店住下，向服务员问了许多事，觉得长了不少知识。
稍事休息，就按照服务员的指点，碰运气去了。
张敬怀先是打电话问他事先开列的名单上的老战友、老领导、老部下。使他失望的是，有的在“文化大革命”中“仙逝”了，有的调动了工作，有的搬家了，有的下乡还没有回来。他按照原来的一个旧地址去找抗战时一个老同志。公共汽车路过新华门前，他知道这是国务院的所在地。汽车被堵了一个多小时，原来是有一百多河南省的“上访”者，要求平反他们的冤案，交通警察费了一个多小时，才把他们疏散。好容易找到那位老同志的住址，那位同志却调到云南去了。但他夫人很热情地接待了他。这位夫人，为他打了十来个电话，才打听到侯卓夫的地址和电话。
得到了侯卓夫的新住址，他又重新回到“太阳升”旅社。他打电话到侯卓夫家里。接电话的是一个女人。他不好意思问是侯卓夫的夫人、女儿还是保姆。张敬怀便自报“家门”，说自己是侯首长的老战友，那女人才告诉他：首长到大西北公出了。她说，你要是有事，可以找找侯贵卿，他目前在国务院工作，“负很大责任”的。还告诉了侯贵卿办公室的电话。
张敬怀觉得：这不是“小圣子”吗？找到他，也许会有些用处的。这个侯贵卿小名叫“大圣”。
侯贵卿，好像有当官的遗传基因。从小学到高中，每一个年级，都当班长。
文化大革命后期，也响应号召，下乡插队，接受了贫下中农一段“再教育”，从乡下参军，然后提干，接着是科长、处长、到局长，芝麻开花节节高，如今已经成为副部级的什么主任了。
这天晚上，张敬怀居然打通了侯贵卿家里的电话。
“你是谁呀？”张敬怀问。
“我是侯贵卿。”
“你爸爸在吗？”
“不在。你是谁？”
“我是张敬怀，你爸爸的老战友。你是’ 小圣子‘ 吧？”
“什么’ 小圣子‘ ？我是侯贵卿。你住在哪里？”
“我住在’ 太阳升‘ 旅社。”
“哦，’ 太阳升‘ 旅社……”对方稍加停顿，“你有事吗？”
“我没有什么事。”张敬怀略作思索，说“也算有事，我的问题，我想，你可能知道一些情况。你爸爸到什么地方去了？”
“他到大西北视察……。”
“什么时候回来？”
“这是我爸的事，我不知道。”
“那么……我和你谈谈也可。明天晚上，到你家里好吗？”张敬怀对自己的低三下四有些脸红，我怎么向一个小孩子求情似的讲话呢？但是，找他谈一次也许能听到点什么有关落实干部政策方面的情况。
对方又略作停顿：“有事……咱们明天──明天不行，明天我有外事活动。
后天吧，到我的办公室谈。”
张敬怀觉得，按他目前的情况，在家里像聊天似的谈话比较轻松，便说：“在家里谈话好。”
“还是在办公室谈吧。我办公室的地址是……”他讲了地址，就把电话放下了。
张敬怀觉得十分不快，在办公室谈话，有“公事公办”的意思。如果他住在京西宾馆，这位“小圣子”一定主动去看他，可是他住在一个小旅社，对方就猜到他目前的处境了……世态炎凉，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既然已经来了，人家又答应见面，那就见见吧。即使解决不了什么问题，问问当前的情况和形势也好嘛。
第三天，张敬怀就如约到了侯贵卿所在的单位。
这个单位大门很宽，有四根对称的柱子。两面的墙壁上，刷了八个大字：一面是“团结紧张”，一面是“严肃活泼”，进门不远，有一座大影壁，刷了五个大字，是毛体的“为人民服务”。门口站着两个神色严肃塑像一般的卫兵。他走近一个卫兵，说：“我找你们侯主任。”
卫兵看了看他，并往四面瞥了一眼，见没有汽车停着，是个普通百姓，问：“你找侯主任有什么事？”
张敬怀一时不知道如何回答，说：“没有什么事。”
“没有事，你来干什么？”
张敬怀说：“我是他父亲的老战友……想看看他……”
卫兵说：“你到收发室问问吧。”
收发员又盘问了他一番，张敬怀有些不快，似乎是命令着说：“你把电话接到侯主任办公室，我和他直接通电话。”
收发员见来者不善，便把电话接到侯主任的办公室。电话中说：“你让他进来吧。”
张敬怀这才进了大门，在办公大楼三层，走进侯贵卿的办公室。
张敬怀一见侯贵卿，这哪里是什么当年的“小圣子”呀！一个标准的将领风度的军官。侯贵卿见了当年的“张叔叔”，以不热不冷的态度，轻轻地摸了摸他的手：“请坐吧。”
这时和他年龄相仿的一个军人，端上一杯茶，可能是他的秘书吧。
张敬怀落座。
“你找我……爸，有事吗？”侯贵卿主动问。这一下切入“主题”的问话，使张敬怀语塞了。半天才说：“关于我的问题，你可能也知道，我想……”
侯贵卿仍然不冷不热地说：“你的……问题，我早就知道一些。现在中央拨乱反正的任务都很重，要落实政策的人很多。我们落实干部政策小组，是按地区分工的。河山省不归我管，不了解情况，我没有发言权。但是，解决什么问题不得有个过程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