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瘾(4)

姜灿说：“国外的那些东西离我们还是稍远一点，我们没有为烟民买保险，但你知道吗，我们为烟民交了大量的烟草消费税！”

阿弥说：“国外的那一套离我们并不远。恐怖主义、非典都是国际话题，控烟也是国际话题。不是有一个WHO(世界卫生组织)吗！控烟框架公约上，中国是签了字的。”

姜灿想起了在巴塞罗那世界烟草大会上，WHO的展位最为引人注目。

“国际化促进了国内公共场所戒烟的执行，中国人在家庭之外玩累了，终究是要回归家庭的。比如说‘非典’就是一个推动人们回归家庭的突发事件，回归家庭也是国际化潮流！大家都说美国人的家庭观比欧洲人和中国人都强；回归家庭将直接导致戒烟的话题—在家里有老婆孩子管着呢！所以，国际化和家庭化都将使控烟成为社会潮流，美国社会在这一点上还是有参考价值的；比如说，美国人曾经有戒酒的国家行动。”阿弥说。

姜灿递给阿弥一支烟，调侃地说：“在戒烟的决策成型之前，先来抽一支‘抗非典’烟！”

“美国人的纠错能力和决心是惟一值得学习的民族性；当然戒酒的初衷跟新英格兰的清教徒理想有关，但在艰难时期仍可以进行这样的艰苦行动昭示的是一种坚决的民族性格。”阿弥补充说。

“你不觉得禁酒运动也跟我说的封山禁伐一样，造就了烈酒走私、造就了暴发户？我们也有‘虎门销烟’的民族壮举呀！”姜灿反驳道。

“但我们禁鸦片的精神没有用来形成民族性格运用到生活上，我们把它抬高了，抬到了政治上。我是说，美国人能够怀疑存在，以实验的眼光看待存在，比如对香烟的控制。”阿弥深吸一口烟，话题往深处展开一层。

姜灿说：“其实，烟草在历史上，也是屡禁不止的。英王禁过烟，但对殖民地就不禁，反而用东印度公司这样的机构牟利；法国大革命前禁过烟，但之后又不禁了；德皇是严厉禁过烟的，尼采的那个时代就不禁，后来希特勒也禁烟—当然，他连生命也禁止的。烟草有时候跟文化艺术和个性解放有关！美国的大学里不是至今流行烈性酒么？是一个道理。”

阿弥乐了：“所以说，正面的主张跟反面的猖狂是常常并行的。正面上说，企业确实应该树立负责任的社会公益形象；反面是香烟产品跟具体人的种种瓜葛。悖论、悖论，人性的悖论啊！”

姜灿似乎把阿弥的话题推进了死角，但阿弥巧妙地回归到开题所面临的问题：企业推动控烟，不仅是扬名利万的好事，而且是不得不为之的大事，一切源自阿弥所说的“悖论”。

姜灿说：“不过，具体方式上，我想是值得研究的。最近听说了不少的戒烟措施，比如说意大利政府就颁布了这样的法令—所有的室内空间禁止抽烟，违者处以五百欧元罚款。”

“真的？哈哈，很激进；这是会改变人们生活方式的大手笔。”

“但很多老百姓持批评态度。有人说，我付了大量的烟草税给政府，政府不应该断然限制我们的权益。酒吧、餐厅老板犯愁，我们是不是发现客人抽烟，就赶他们走，或者报警呢？”

“哈哈，好玩好玩！后来呢？”

“后来，餐厅、咖啡馆、酒吧只好改为室外营业，大家在寒风中享受‘草地上的晚餐’！”

“只为了那个赤裸的尼古丁女郎？这真是最大的行为艺术！你对戒烟的潮流还是蛮有观察的嘛。”

姜灿说：“关键是方法，我想跟你讨论的关键是方法。”

阿弥稍假思索地说：“方法上有两种来路，一是借鉴国外；一是我们想点子。国外经验方面，我看扩大烟包上健康警示语的突出程度亟待进行！比如说，台湾的香烟有三分之一的烟包版面被‘行政院忠告：吸烟导致肺病、心血管疾病等’的警示语占据；加拿大的政府好像要求烟包上具体印上吸烟导致病变的图片。这些就是方法，不仅仅是‘吸烟有害健康’这么简单。”

姜灿说：“这种健康警示语运动，给人们的直接驱动是低害香烟的消费量增长。”

阿弥紧接着说：“所以说啊，都是相通的。生意上永远不会有越不过的危机，只有没有成功应对的危机。人们对健康的关注，带来了香烟向低害方向发展，这个问题我们原来讨论过的。烟包也向清淡、清爽的方向发展！实际上，所谓的低害香烟是个大骗局；你以为是低害的，所以多抽了烟！只说明人们对香烟的有害成分关注得越来越具体，比如说‘中南海’能够将二氧化碳的成分也标记在烟包上，无疑是有用而且讨好的。香烟的有害成分还可以更细致些。”

“那我们还有没有其他方法在控烟方面做点事情呢？”姜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