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偏向虎山行

何家全到鹿港是一次冒险。

何家全出生在“文化大革命”开始那一年，正值中国“人口爆炸”，出现第二次生育高峰的年份。

他降生的那座城市地处华北平原，“文革”中以血腥的武斗名震全国。

何家全懂事的时候，这座城市已经混乱不堪，“文革”的恶果开始显现出来。何家全的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工人，家里孩子多，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何家全童年记忆最深的是一天到晚吃不饱饭，饿得前心贴后背。何家全小时候所有的心机都用在与“吃”有关的事物上，何家全的家乡人那时见面的第一句问候是：“你吃了吗？”

当年，吃没吃过饭是衡量一个人这一天过得幸不幸福的唯一标准。

何家全至今还记得家门口的墙壁上刷着伟大领袖的一则语录：

节约粮食的问题，要十分抓紧，忙时多吃，闲时少吃，忙时吃干，闲时半干半稀，杂以番薯、青菜、萝卜、瓜豆、芋头之类，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紧。

何家全经常带着兄弟们在家里翻箱倒柜，寻找被母亲藏起来的零钱，找到了就攥在手里，带着小弟弟们跑到大街上去买吃的，凭粮票购买的一个拳头般大小的白面馒头是何家全童年世界里最美味的点心。弟弟们吃完了东西，显得欢天喜地；何家全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他还得盘算着怎么向大人交代。

后来，何家全找到了一条生财之道，每次为家里买油盐酱醋的时候，都从中抠出一二分钱来，日积月累也可以换来一两顿美食，打打牙祭。

这就是何家全最早受到的经济学启蒙。

童年的困顿，使何家全对财富有着更迫切的渴望。

“十年动乱”结束的时候，何家全还在读小学，随后发生了一连串的巨变：高考恢复了，全国科学大会召开了，人们又记起了“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俗谚。

读书、考大学、找一份好工作成了何家全这一代人的必由之路。

何家全的家在城西的工厂区，高大的烟囱终日冒出浓浓的黑烟，一天下来，人们的鼻孔里都能抠出黑黑的煤灰。在浓烟的熏烤之下，城西的麻雀比城东的麻雀颜色都更黑一些。

这里的居住环境拥挤不堪，常常是一家三代人挤在没有卫浴设施的二十多平方米的平房里。

社区环境差，受教育水平低，犯罪率也高。每次“严打”这里都会有一大批工人子弟受到法律的严惩。

何家全拼命读书的目的，也是怀着“鲤鱼跳龙门”的梦想。

古代的知识分子对人生做过精辟的概括，所谓“一命二运三风水 四积阴德五读书”。命是指一个人是否生在富贵人家，有的人是含着金汤匙出世的，命中富贵可以坐享其成，一世荣华。

命好还要运气好，纵有万贯家财如果行衰运也会一贫如洗，像《红楼梦》里的贾宝玉。

命不好可以用运气补，叫花子都可以捡个金元宝，打工仔也可能中“六合彩”。

命运相济还要看风水，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神秘的部分。

改变这一切，要靠自己“三更起，五更眠”的努力。所谓积阴德无非是积善行德，广结善缘，做一个成功的“社会人”。

这一切中最重要的便是“读书”——读书的终极目的是“学成文武事，货与帝王家”。而“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不过是读书得到功名之后的自然报偿。所以古人读书读得很苦：映雪囊萤，头悬梁、锥刺股——实在是那目标太诱人了。

中学毕业后，何家全如愿以偿考上江南大学电子工程系，离开家乡来到大上海深造。

何家全的四年大学读得全情投入，寝室、教室、图书馆、实验室四点一线，何家全在知识的海洋里尽情地遨游。

那时候，大学里最流行的一个词是“自我设计”，当何家全从书本上抬起头规划自己的未来时，才发现自己其实并没有多少路可选择。

同学们早已对未来做了形象的概括，只有四条路可走：

情多累美人(3)

一是走“红道”，这里的红是又红又专的红。毕业后，去政府机关工作，成年累月夹着尾巴做人，谋个一官半职，再慢慢求“进步”，如能挤进第三梯队什么的，便有可能官越做越大，在中国这个官本位社会里就算是实现了自我价值。

二是走“黑道”，所谓黑道是指专心做学问，皓首穷经，苦心钻研争取在专业上有所突破，因为做学问要有一条道走到黑的决心和毅力，而博士帽也是黑的，所以称之为黑道。

三是走“白道”，白是白专的白，一门心思千方百计找担保，考下ＴＯＦＦＥＬ、ＧＲＥ，联系外国大学的奖学金，争取出国留学。之所以称之为白道，还因为世界著名的大学都集中在欧美的白人国家。要走白道，就要使自己从里到外变白，从思想深处抛弃自己的母语，要学会一口流利的英语，连思维方式也要西化，变成一个香蕉人：皮肤是黄的，心是白的。

第四条道路是“黄道”，黄是黄金的黄，使自己向金钱看齐，到外企去，到公司去，到最赚钱的地方去，千方百计使自己富起来。

一九八八年，何家全要大学毕业了。那年夏天，中国经济改革走到了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高层决定闯一闯物价关，这一闯使物价飞涨，人民币大幅度贬值，抢购风潮席卷全国。

连平时文质彬彬从来都不紧不慢地在大学校园里踱方步的教授们也闻风而动，又是储油又是存粮。家里更是连连写信给何家全，叙述抢购风潮中发生在家乡工厂区的惶恐和不安。

这一切给何家全以极大的刺激，他觉得科学技术在社会的动荡面前显得那么无力。

科学家可以把卫星送上天却不能使一座城市的副食品价格回落，这也使他对过往的信仰产生了怀疑：到底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能对历史起更大的推动作用？

为什么农业科学家那么多项有推广价值的发明填不饱中国人的肚子，而一项“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变革却轻而易举地解决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

这些疑问使何家全失去了走上工作岗位的信心和勇气。大学毕业，何家全没有离开校门，而是考取了江南大学世界经济系的研究生继续深造。何家全的研究方向是西方经济学，而何家全的导师却是国内赫赫有名的研究《资本论》的权威——肖恩教授。

肖教授认为一切西方经济学的理论都可以从《资本论》中找到发轫。

肖恩教授学贯中西，一生未娶，把整个生命都献给了学术事业。

肖恩是一个世家子弟，父亲是沪上有名的纺织大王。

年轻的时候，父亲把肖恩送到欧洲去学经国济世的本领。他先后在德国慕尼黑大学、英国剑桥大学深造。

风华正茂的肖恩一头扎进欧洲文明的海洋，广泛涉猎哲学、美学、经济学……竟然乐不思蜀，把德语、英语、法语都弄得滚瓜烂熟。

等到他学成回国，却已是国破山河在，自己的初恋情人已嫁了一个军官，绿树成荫子满枝，成了两个孩子的母亲。万念俱灰的肖恩，变成了一个“书痴”。

“文革”中，肖恩在牛棚里精读了英文版的马恩全集。他对《资本论》的研究已到了细致入微，深入骨髓的境界。他经常指出现在刊行的一些读本中的瑕疵，从细微之处探寻先哲的微言大义和思想精华。

晚年的肖恩经常道出一些石破天惊的理论：诸如股份制是公有制的一种表现形式，社会主义的私有财产也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是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的等等。肖恩教授的许多观点成为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的突破点。

可何家全对纯粹的理论考据兴趣不大，他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领域，对西方实用经济学中的市场营销理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学习专业课之余，何家全开始啃厚厚的《松下幸之助全集》、彼德·德鲁克的《管理学原理》以及菲利浦·科特勒的《营销管理》。

虽然肖恩教授是理论家，但他一贯主张实业救国。

肖氏家族个个都在商场上呼风唤雨，唯独肖恩在书斋里咬文嚼字，他常自嘲百无一用是书生。

肖教授告诉何家全：综观中国历史，只要有连续三十年不被动乱打断的和平建设，中国就一定能发展成当时独步一时的强大国家。

孤身一人的肖教授非常好客，他的书斋里常聚满了莘莘学子。

何家全经常拉着孙洋和欧阳成去肖教授家高谈阔论。肖恩教授鼓励年轻人一定要敢想敢闯敢干，在这个经济决定一切的年代，要勇于投入到时代浪潮中，把所学的知识转化为生产力。

肖恩教授的话对这三个年轻人的影响很大，他们心中涌动起经国济世的雄心壮志。

正如大学中文系不培养作家一样，经济管理系培养的是经济学理论研究人才。这一切都与何家全的志趣格格不入。大量的实用性市场营销知识的学习，使何家全技痒难忍，恨不得马上到商海中去搏击一番。

在江南大学的研究生学术沙龙里，何家全经常把自己的苦恼倒给读本科时一个班的好朋友孙洋和欧阳成。

孙洋祖籍绍兴，是历史上盛产“师爷”的一个地方。

孙洋是属于聪明绝顶的那一类。在读中学的时候就获得了全国数学竞赛一等奖，是被保送进有江南第一学府之称的江南大学的。

情多累美人(4)

读本科时，孙洋在班上年龄最小，鬼点子也最多。孙洋在大三时设计的电光源实验，还被选中参加了中美大学生的科学试验交流项目。本科毕业后，孙洋考取了电子工程系，一边跟随导师做实验室研究，一边等候公派名额，准备赴美留学。

欧阳成的家在广西北部湾背山临海的一个渔村，能够一路读出来，全凭自己的个人奋斗。欧阳成是家乡远近几十里唯一跑到大上海来读大学的。为了供欧阳成读完四年大学，家里不断从信用社贷款，背了一屁股债。

家乡的父老乡亲都以为，考上大学就像是古人中了状元，大学一毕业就可以出人头地，衣锦还乡，吃香的喝辣的。没曾想，欧阳成读的电子工程专业，跟经国济世做官发财一点也沾不上边。

老父亲一听说欧阳成大学毕业后，还要再读三年研究生，以为是欧阳成被大上海那花花世界迷了魂，没有好好读书，才被留级回炉，直骂欧阳成是不肖子孙。老父亲写信告诉欧阳成这几年村里的年轻人靠从海边往全国各地贩走私摩托车都发了财，家家都盖了新房。老父亲一再催促欧阳成赶紧完成学业，多挣点钱给家里盖栋房子，欧阳成也年纪不小该娶妻生子了。

这一切使得欧阳成心事重重。

一九八九年是个多事之秋。那年秋天显得特别萧索。没完没了的时政教育压得何家全、孙洋、欧阳成三个年轻人一点也喘不过气来。

转眼到了冬天。冬天是上海最难熬的季节。

来自西伯利亚的寒流一遇到太平洋的暖湿气团，就演化成连绵不断的冬雨。

吴淞口吹来的凄冽的海风像细密的银针刺骨寒冷。

天空永远是灰蒙蒙的，空气中漂浮的尘埃阻挡了本来就遥远的无力冲破云层的冬日阳光。

大学里没有任何取暖设备，阴冷和潮湿无孔不入地渗进来，沁人肌骨，见不到阳光的日子让人从身上凉到心里，心情都是灰暗的。

寒流第二次袭击上海的时候，肖恩教授逝世了。他是一个人孤零零地死在单身公寓的，第二天早上才被发现。

狂风吹烂了公寓的一块窗玻璃。

肖恩教授的死状非常痛苦，临终前一定有一番艰难的挣扎。

在为肖恩教授整理遗物的时候，何家全只发现了八千元的存款和珍藏得很好的一本日记，扉页上题着唐朝诗人李商隐的两句诗：

此情可待成追忆，

只是当时已惘然。

何家全不忍心打开一代宗师的心灵深处的隐秘。把这本日记随同肖教授的遗体一同火化了。

从龙华殡仪馆送别完教授回来，何家全一路上心里沉甸甸的。

从导师清贫的一生，何家全仿佛看到了自己的未来。

一个苦雨霏霏的夜晚，何家全、孙洋、欧阳成在校门口的小酒馆里喝酒。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烦心。

三个人心里都很郁闷。

由于美国冻结了中美之间的学术交流计划，孙洋的公派赴美留学的梦也暂时成了泡影。

酒后吐真言。那天晚上，三个人都掏心掏肺把自己这些年来的焦灼和苦闷一股脑儿地倒了出来。

他们不约而同地谈起了白天在《文汇报》看到的一则广告：

广东鹿港市龙口电子厂以五十万高薪招聘主管市场营销的总经理，要求研究生学历……

五十万是足以使何家全这群从未走出过校门的学生娃心惊肉跳的数字。

在大学里按部就班地做学问，搞科研，终其一生，也积累不起这么大一笔财富。

小酒馆打烊的时候，三个人集体做出决定：退学不读了，到广东打工去。

那份豪情，仿佛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革命青年痛下决心要去红色圣地延安一样。

何家全、孙洋、欧阳成都是系里的高才生。何家全还是江南大学研究生会的主席。三个大有培养前途的硕士集体退学要去广东打工挣钱，在当时的大学校园里引起了很大的震动。

象牙塔里的书生们开始审视社会转型期知识分子的价值。

一时间，议论纷纷。

一位老教授热泪盈眶地感叹：人心不古，坐冷板凳专心研究学问的时代一去不返了。

江南大学研究生院专门就此事给国家教委打了报告，主管此事的高教司不置可否，未做任何批复。

毕竟时代不同了，人人都有权选择自己的生活道路。经过一段时间的僵持，何家全、孙洋、欧阳成退学到广东打工的申请得到了校方的批准。

历史上的广东曾是一片蛮荒之地。

连绵的南岭阻挡了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也阻挡了和中原文明的交流。

“岭南”是中国文人士大夫心目中的一道文化屏障。

古代触怒龙颜的一种下场便是南贬。

苏东坡南迁时写下的“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做岭南人”不过是一种随遇而安的自我安慰，完全没有文人雅士离别江南时“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勾留在此湖”那种文化上的认同和依依不舍。

俗语说：“老不入川，少不入广。”

因为自古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年老入川是进得去出不来的，要客死他乡。

广东则一直是不毛之地，瘴气丛生，民风淫邪，少年入广，很难全身而退。

情多累美人(5)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的广东已成为中国最早进行市场经济试验的地方，也是中国唯一一块与资本主义世界接壤的地方。

有“东方明珠”之称的香港和“东方赌城”之称的澳门与珠江三角洲水相通，地相连。

天时、地利、人和使广东自改革开放以来，连续保持了中国区域经济增长最快的纪录。

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

何家全、孙洋、欧阳成一致决定直奔鹿港，去龙口电子厂应聘。

鹿港是广东改革开放的最前沿，不久前鹿港还对贡献巨大的科技专家发放了高达一百万人民币的重奖，第一次用巨额奖金的方式隆重承认知识的价值。

鹿港市还在依山傍水的海滨斥巨资盖起了欧陆风格的“科学家村”，奖给来鹿创业的科学家每人一幢别墅。

这条消息成为国内外各大报刊的头条新闻，也让何家全他们热血沸腾，知识分子也能发大财。

鹿港成了何家全他们心目中的新乌托邦。

海上英雄会(1)

离开学校的时候，何家全把这些年来省吃俭用攒钱购买的数百本书籍统统送给了自己的师弟师妹们。他要告别书本，开始一种全新的生活。

从上海到广东有很多条路可走：宽大的喷气式客机只需飞一个多小时，可这对囊中羞涩的穷书生来说简直太奢侈了。

火车的卧铺票异常紧张，要从票贩子手里去买，花高于正常票价好几倍的大价钱。

何家全他们三人一合计，索性乘海轮从上海到广东，再转乘汽车去鹿港，坐海轮四等舱可以省一半的钱。

一九八九年的最后一天，何家全一行三人背着简单的行囊，从上海的十六铺码头登船，开始了南下的航程。

梅舒也是同一天乘“申星”号海轮，经广州到鹿港去报到。

人到了船上，才会发现用金钱分出来的等级是如此的森严，差别是如此巨大，头等舱和二等舱占据了船上最好的位置：包厢式的格局，洁白的床单，干干净净的盥洗室……还可以一边航行，一边透过舷窗饱览大海的风光。

何家全他们乘坐的四等舱在甲板下面，整个舱是一个大通铺，横七竖八躺着的大多是南下谋生的民工，他们从家乡来到上海滩找工作，却发现这座秩序井然的大都市并没有他们的立足之地，只好转赴据说遍地是黄金的广东。

船舱里弥漫着浓烈的劣质烟草味，湿腻腻的汗味，和成年累月没有冲洗干净的卫生间的腥臊味……这些味道混合在一起，强烈地刺激着人的嗅觉。

轮船驶出吴淞口的时候，响起了长长的汽笛声。

何家全、孙洋、欧阳成一个接一个地跑到甲板上面去呼吸新鲜空气。

此时，西沉的夕阳给甲板涂上了一层温馨的色彩。

轮船开满舵向大海驶去，长江水澎湃汹涌而来，立即汇入浩渺的东海，江海交汇处，生成了一条黄蓝分明的界线。

孙洋一眼就看到了倚着船舷远眺的梅舒。

海风轻拂起梅舒的长发，晚霞让她挺拔的背影愈加生动。

梅舒一身彩黄色的长裙微微飘起，青春的气息在海风中流淌，洋溢着生命的活力，成了甲板上一个令人炫目的亮点。

梅舒眺望着东方，思绪纷飞，舟山群岛应该就在那一眼望不到头的海天深处。

小时候，每天这个时刻，梅舒都会挎起竹篮，和外婆一起到海边去赶海。

家里没有出海的男人，赶海拾贝成了她们一老一少生活的一项主要内容，细密柔软的沙滩上映下一大一小的歪歪斜斜的两行脚印。

海水退潮了，海风越来越猛，幼小的海蟹横排成行仓皇地向大海中逃跑，可终归逃不过梅舒的追捕……

大海是慷慨的，在她的呼啸而去的时候还忘不了遗留下一些礼物。

梅舒沉浸在自己遐思的世界里。

当她转过身来的时候，那美丽脱俗的容颜和飘逸动人的背影互为印证，让人为之一惊。

何家全第一次感到美的力量，并被这充盈着激情的美压得有点喘不过气来。

“太美了。”

孙洋轻轻慨叹了一声，不知是在赞赏海景，还是在夸奖梅舒。

晚上，船上的大餐厅张灯结彩，充满了节日气氛。

这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最后一天，再过几个小时，全船旅客将在滔滔碧波之上迎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第一缕阳光，这是一个值得十分珍视有纪念意义的日子。

船上举行盛大的联欢晚会。

一进会场，何家全他们三双眼睛都在人群中搜寻。他们在寻找梅舒——虽然尚未知晓她的芳名。

红男绿女中，不见梅舒的踪影。当船长宣布“一九九迎新晚会”开始的时候，喧哗的会场有了片刻的安静。

随即飘来悠扬的钢琴声。

是梅舒在弹琴。

她乌黑的长发用一条白纱巾随意地扎在脑后，纤美颀长的手指在琴键上滑过。

江南民歌《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那熟悉的旋律欢快地飞出来，在大厅里流淌。

随着手指的起落，梅舒韵律起伏的胸脯微微颤动，好似凝固的音乐释放出充满激情的张力。一切都是那么流畅自然。

梅舒飞扬的神采、高雅的气质让人心驰神往。

孙洋溜出了会场，回来的时候手捧着一束艳丽的鲜花，近了才发现那是一束栩栩如生的塑料绢花，花上似乎还沾着滚动的露水。

孙洋匆匆写了一张字条，让服务员把字条和花束一起给梅舒送过去。

不知孙洋在字条上写了些什么。当钢琴声换成电子音乐的时候，梅舒笑盈盈地来到了何家全、孙洋、欧阳成的桌前：

“很高兴和你们认识。我叫梅舒，松竹梅的梅，舒展的舒。”

男人在匆匆忙忙的旅途中，偶尔会邂逅让自己心驰神往的异性，仿佛天上掉下了林妹妹，一种想与之攀谈结识的欲望搅得自己一路上心神不宁。

可怎么去接近她呢。第一句话该怎么搭讪呢。如果碰一鼻子灰岂不是很尴尬。

在这种犹犹豫豫之中，终点站到了，机会也不知不觉溜走了。

何家全很佩服孙洋的胆大和细心，在海上是很难找到鲜花的，腥咸的海风会让一切鲜活的的东西迅速枯萎。可孙洋居然能在船上找来一束塑料花用来表情达意，是他为大家创造了结识梅舒的机会。

海上英雄会(2)

以至于后来，当何家全和梅舒结为百年之好，孙洋称自己是月老红娘时，何家全也只是笑而不语。

梅舒是个性格开朗的女孩。四个年轻人一见如故，谈得很投机。

百年修得同船渡。

人跟人能找到一个共同点都会激动不已，而梅舒与何家全、孙洋、欧阳成有着太多的共同点：他们都是在上海读大学，都经过了一些曲折和风雨，落脚的地方都是广东鹿港……

海上的旅途是漫长的。刚刚登船时的好奇激动会迅速被单调重复带来的寂寞所代替。

轮船被浩瀚的海水包围着，仿佛是一叶扁舟，漂来荡去，无可依托。一天到晚，四周除了海水还是海水，看不到一丝生命的痕迹，在航线上偶尔遇到一艘航船也会令双方激动不已，鸣响汽笛互致问候。

经过这次海上航行，何家全理解了为什么海员总是热爱陆地而恐惧大海。

整个航程中，四个年轻人有太多的话题可以倾谈，对即将开始的新生活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向往……

在梅舒的印象里：何家全言语不多，但显得稳重可靠，很有主心骨，仿佛每句话都经过深思熟虑。

欧阳成则是一个很好的听众，总是静静地谛听，又似乎永远是在想自己的心事，让人捉摸不透。

唯独孙洋是最让人喜欢的旅伴，他的话匣子一打开就关不住……梅舒至今还记得孙洋在船上讲的一个故事：

在巴黎最后一班地铁的一节空荡荡的车厢里，坐着一对奔波了一天疲倦至极的男女。对望之下，俩人互相攀谈起来，谁知越谈越近乎：他们都是法国人，生活得都很艰辛；俩人都有一个八岁的女儿叫海伦；俩人都住在香榭里榭大街２３号Ｂ座……说到最后，俩人吃惊得跳了起来，俩人今晚要睡在同一张床上……原来他们是夫妻。

经过了这么多年，梅舒都记着这个故事，而且时间越长，越能让人有更多的体味，历久弥新。

孙洋说这是出法国的荒诞派戏剧。梅舒曾专门去图书馆查过也没找到出处。到现在梅舒也不敢肯定，这故事是不是孙洋信口编排的。

惺惺相惜也无奈(1)

何家全的被捕是一条爆炸性新闻，消息不胫而走。

贝铃集团是鹿港市这几年知名度蹿升很快的一家大公司，贝铃销往全国各地的通讯电子产品为鹿港市带来了新的声誉。

何家全曾作为南下打工的知识分子的成功典范被传媒广泛报道，北京来的一位女记者在采访何家全后以《阳光地带》为题写了一篇长篇通讯，登在一家央央级大报上，盛赞鹿港市是创业者之乡，是盛产名牌的地方。

“昔日座上客，今日阶下囚。”

这种反差令人惊异，反差越大，越是让人感到命运无常，造化弄人。

梅舒找到了欧阳成，他也是刚刚知道何家全被捕的消息。欧阳成满口应承一定让余老板亲自出面过问何家全的事。

即便在电话里，梅舒也听得出欧阳成似乎有什么难言之隐。

欧阳成并不是为何家全的事发愁。这年头，生意人有太多被抓的机会：“在卡拉ＯＫ泡妞，在酒店打麻将，甚至欠了客户的钱都有可能被公安机关抓进去……”这没什么大不了的，只要找个人通通路子交点罚款，人就会放出来。

欧阳成觉得余老板这几天行止很不正常，神龙见首不见尾，成天不在办公室，作为总裁助理的欧阳成也难得见他一面。很多生意上的事都被耽误了。

余世杰也遇到了点不大不小的麻烦。

一场深刻的廉政风暴正席卷南粤大地。很多高级干部都落入了法网，一位省级官员也被牵涉进去，被查抄罚没的家产超过了一亿元人民币。

鹿港市工商银行行长罗新建也是这个时候翻船的。他的两个手下一位信贷科科长和一位城区储蓄所主任多次到澳门赌博，在葡京赌场的贵宾房里，这两位豪客的出手阔绰引起了大陆卧底人员的注意。在查处罗新建这两位手下的贪污案时，发现了鹿港市工商银行的巨额亏空和小金库等问题。罗新建以渎职罪被立案侦查，拔出萝卜带出泥，检察院发现了罗新建的巨额财产，这显然与他的工资收入大不相符。

鹿港市工商银行这几年的审贷手续极不健全，完全是罗新建一支笔批了算，连起码的担保手续都没有。很多贷款到期不能收回，造成了大笔呆账、死账。

余世杰是工商银行的大主顾，数额巨大的贷款源源不断流入余世杰开办的各个公司。

如果有人受贿，就一定有人行贿。

向罗新建行贿，余世杰是最大的受怀疑对象。

但只是推测而没有确凿的证据，检察院建议先由纪委找余世杰谈话。

余世杰是个深谙中国国情的商人。他没有刻意去为自己个人积累大笔财富，他是靠龙口电子厂发的家，但龙口电子厂是龙口镇的镇办企业；以后龙口电子厂控股的鹿港大酒店又是中外合资，市政府也有股份；由鹿港市大酒店衍生出来的五花八门的公司以及后来组建的天讯集团都不是余世杰的私人企业。

换句话说，余世杰不是这些企业的所有者，这些企业从法律上来说应该是龙口镇的，但余世杰是这些企业的“开国元勋”，对这些财富有着绝对的支配权。酒店及其娱乐场所每天大量的现金收入，使余世杰可以有很多灵活的支配方式。

余世杰有句名言：金钱不属于占有它的人，而属于支配它的人。

一九九二年，全国兴起了一股“建开发区”的热潮。当鹿港市决定在龙口镇圈建龙口高新技术工业开发区时，余世杰早已在这里扎下了根。

当年余世杰坚辞龙口镇团委书记一职，如今却当仁不让出任了龙口开发区的管委会主任。此一时也，彼一时也。既要有商人的潇洒，又要有官员的气派，亦官亦商才是余世杰的目标。余世杰成了红顶的商人。

纪委的人谁也不愿招惹余世杰。

把余世杰搬倒了，会使自己得罪一大批人，在鹿港没有立锥之地。

多个朋友多条路，搬不倒余世杰，会使自己以后多了一条路。

最后只好由市委常委纪委郑书记亲自出面找余世杰谈话。

郑书记和余世杰是老熟人，谈话便用不着兜圈子，开门见山，直奔主题：

“老余啊，你也知道，工商行的事闹大了，这次整顿金融秩序，上面要动真格的。罗新建是脱不了干系啦。于公于私你跟他走得最近，现在查下来，工商行贷给你的款，都是罗行长一个人批的，手续都不全。他的财产与他的收入差距太大。光存款就是这个数。”

说到这里，郑书记伸出手指正正反反在空中比划了好几回。余世杰最后也没有看懂到底是几位数。

“这里面有没有你或者是你下面公司的人给他送过钱，希望你跟组织说清楚，当然，有就是有，没有也不用凑数。”

郑书记的话既有很强的政策性，又给了余世杰很大的回旋余地。

说话听声，锣鼓听音。

余世杰一听心里就踏实了许多：

“我跟新建是交情很深。可这是打小就培养起来的，一起光屁股游水，一起下河摸虾，不是用钱买来的。工商行是给我贷了款，可也用不着我向他行贿呀。你们可以去查，工商行只有贷给我的大额款项，在正常还本付息，我们企业是鹿港市效益最好的企业，他不贷给我贷给谁？至于担保手续问题，前几年，银行都这样，改革嘛，本来就是摸着石头过河。就算我给新建送钱，他也不敢要哇，他也怕断了这份交情，人都要留条后路的。”

惺惺相惜也无奈(2)

最后这话也是说给郑书记听的，余世杰看看老郑没有表示反感，便接着侃侃而谈。

“再者说，我的很多项目都是市里的重点工程，是市委周书记表态要大力支持的。他工商银行不支持我支持谁？”

余世杰答得面面俱到，滴水不漏。

郑书记只好打起了哈哈。

一般来说，身为领导干部，最怕纪委找谈话。就好像香港人怕廉政公署约喝咖啡一样。纪委谈话的下一步往往是由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纪委不过是走个过场，以体现党对干部的爱护，体现党内党外的区别，所谓党纪国法的制裁是一步步按程序来的。

不过，凡事都有例外，如果过得了纪委这一关，就说明只是党内问题。党的政策是不会放过一个坏人，也不会冤枉一个好人。

郑书记和余世杰的第一次谈话就定了调子：余世杰跟罗新建是正常的工作关系。

不过，为了不显得过于草率，郑书记还是约余世杰又谈了两次。

这两次的谈话就轻松多了。

余世杰大叹生意难做，郑书记也倒了自己工作中的许多苦水。

除了第一次谈话俩人用的是半咸不淡的国语外，再往后郑书记和余世杰都用的是自己的母语——广东话。

语言学家认为每一种语言包括方言都有其独特的亲和力和思维习惯：

英语中很少使用命令式的口气指使你必须做什么，非要下指令也大多用祈使句。这充分体现了西方的民主和平等的意识。

上海话谈起外地人用得最多的一个词汇是“乡下人”，流露出上海人身处中国最大的城市的优越感。

广东话是所有汉语方言中，使用拒绝他人的语句次数最多的，动辄会告诉你——“唔得”（不可以）；但一番通融之后，很快就变成“搞掂”（可以）了。如果用广东话来传达中央文件，会变得非常滑稽，仿佛所有的“三令五申”、“明令禁止”都是有阶段性的、有条件的并且可以通融改变的。

有关部门为此曾专门发文要求广东党政机关传达上一级精神一定要用普通话。

郑书记和余世杰的谈话由国语变为广东话，说明麻烦已经过去了。

余世杰在鹿港市绝对是个凡事搞得掂的人。

从公安局捞一两个人出来，对余世杰来说是小菜一碟。

欧阳成看得出老板这几天心情不好，便没有拿何家全的事烦他；欧阳成还有另一层的担忧，当年何家全离开余世杰另立门户，俩人多多少少结下了些疙瘩，他拿不准，余老板肯不肯帮这个忙。

这些年，欧阳成跟着余世杰鞍前马后也结识了鹿港方方面面一些朋友，他想用自己的力量试一试。当年，何家全要自立门户的时候，自己临阵脱逃，他总觉得亏欠了何家全什么。这次何家全出了事，他诚心诚意想施以援手。可打了一圈电话连何家全具体关在哪里也没打听出来。

欧阳成只好硬着头皮去求余世杰。

还没等欧阳成开口，余世杰就一语道破了他的心事：“我知道这几天你一直在找我，一定是为了何家全的事吧？”

“是的，老板。”

欧阳成觉得余世杰简直是全能的。

“你四处打电话，这样不好，也不会问出什么结果。任何时候都不能乱了阵脚，要学会泰山崩于前而不改色。”

余世杰不言自威，欧阳成仿佛一下子矮了半截。

不知为什么，在余世杰面前，欧阳成永远感到自己是个打工的，从来没有过平起平坐的感觉。

“何家全的案情很复杂，人是关在鹿港市看守所，但是省里直捕的，是上面挂了牌的大案，几乎把所有的管道都封锁了，鹿港市方面一点也插不上手。目前仍在侦查阶段，不能见亲属，也不能见律师，连口信都传不进去。你知道省里已超出了我的势力范围。我是爱莫能助啊。”

欧阳成的心一下子凉了半截，如果余老板不肯帮忙，何家全恐怕是凶多吉少了。

孙洋对何家全的被抓表示了极大的关心，以最快的速度赶回了鹿港。他特地约梅舒见了个面，告诉梅舒如果需要用钱，尽管开口。

贝铃集团的银行账号和何家全的个人财产都被冻结了。何家全所有的钱都投在贝铃的生意上，从没为梅舒存过什么钱。

此时此刻，孙洋的慷慨大方，很是让梅舒感动。

孙洋告诉梅舒经济案件最好能用经济的方式来解决，有钱能使鬼推磨，至于怎么去推，才是事情的关键。

鹿港屋檐下

“请问我犯了什么罪，你们凭什么抓我？”

在囚车上，何家全依然底气十足。

“到现在，如果你还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我们会给时间让你好好反省的。”

押解何家全的警官长得白白净净，看上去年纪不大，一身便服，仿佛是刚走出校门的大学生，但说话口气却十分威严。

“我要见我的律师，这是我的权利。”

“你是有权见律师，但现在不行。你的案情比较复杂。适当的时候，我们会为你安排的。”

何家全心里开始打鼓，贝铃集团的电子产品涉及的进出口领域十分广泛，和荷兰飞利浦公司、日本索尼公司都有密切的合作，产品远销俄罗斯和东南亚。何家全知道贝铃使用的很多进口的电子元件都是从海上漂来的“水货”，可贝铃只是花钱买货，从来没有参与过走私。莫非是贝铃遍布全国的经销商又惹了什么麻烦。

“蹲下！”

一声呵斥，使何家全回到现实中来。

警车已开进了鹿港市看守所。

看守所的院子里，刷着一幅大标语：

这是什么地方？你是什么人？你为什么会来到这里？你应该怎么做？

白底红字，十分刺目。

在更衣室，管教民警熟练地抽掉了何家全的腰间的鳄鱼皮带，连同何家全的那块劳力士金表一同扔进了一个装垃圾用的黑色塑料袋里。

何家全被押出贝铃大厦的时候，手提电话已被扔在办公桌上。

在命令何家全换囚衣的时候，看守所的警察一把拉开何家全的内裤往里边查看了一番，这是例行检查，以防犯罪嫌疑人把违禁品带进看守所。

至此，作为总经理的何家全已不复存在，他的所有的装饰品和身份象征都已被剥去。穿上带号码的囚衣，何家全已从形式上变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囚犯。

“摘掉眼镜。”

一进看守所，何家全听到的都是这些威严的声音，命令式的语气，简洁明了，不容商量。

“我是近视眼，摘掉眼镜就什么都看不到了。”何家全用手去护自己的１８Ｋ镀金眼镜。

“少废话。你以为你是谁？看守所里不允许带进玻璃和金属物品。”

没等何家全定过神来，令他平添几分书卷气的那副眼镜就已经从他的鼻梁上被丢进了塑料袋中，玻璃镜片撞击在劳力士的金表上发出清脆的声响。

何家全的世界一下子模糊起来。

被投进监舍的何家全接到的第一个命令也是蹲下，而且是手抱着头蹲下。

从此，蹲着成为何家全在狱中最常态的姿势。

一间二十多平方米的牢房里，关着三十多名形形色色的犯罪嫌疑人，牢里最有地位的是杀人越货抢劫行凶的重犯。

戴着脚镣的死囚，占据着床铺上的最好位子，晃来晃去没人敢招惹。

牢房里最让人瞧不起的是强奸犯和贪污犯。何家全一进牢里就被安排睡在厕所边上。

多少年来，何家全用知识和自我奋斗建立起来的尊严转瞬间就崩溃了。

身上的疼痛很容易消逝，可心灵的创伤永难愈合。

文质彬彬的何家全还没被公安机关提审，就先被同监舍的牢头狱霸过了堂。

“犯了什么事啊？”

“我是贝铃集团的总裁，还不知道犯了什么事。”

“哈哈，还是个大老板，估计是钱上的事，贪污了多少？”

“我是私营企业，不存在贪污。我没有罪。”

牢头抬手打了何家全一记耳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