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家里，欧阳一虹确实感到很累了。洗澡过后，她还要赶稿子，后天要见报。明天必须把初稿拿出来送审。电脑一打开，小肚子就一阵隐隐地疼痛。每回来例假都这样。什么药都不管用。索性不吃了。每月这几天都成了她最难熬的日子。赵德发见她写稿子了，就到厨房去给她洗衣服。春天水冰冷，赵德发怕她见生水，身子好久不干净。欧阳一虹说：“你别洗衣服了，放在那里吧。”赵德发说：“放着谁洗？放多久都是你自己洗。倒不如我给你洗了。反正我又没事。”自从两人相好以来，欧阳一虹身上的大件都是赵德发洗的。赵德发从这个过程中体味着做丈夫的感觉，也体味着关心他人的感觉。当一切杂事做完之后，赵德发就坐在电脑旁边，看着欧阳一虹写文章。欧阳一虹双手按着键盘，侧过脸去亲他一口，然后再写。写两行字，再亲他一口。
欧阳一虹都写得腰酸背痛了。她真正体会到了当记者的苦处。写完之后，她突然产生了一种懈怠情绪，她对赵德发说：“我真不想干了。”
赵德发说：“你要嫌太累，就不干吧。我每月给你一万块钱。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欧阳一虹说：“那我干什么？”
赵德发说：“什么也不用干，在家里读书学习。我要跟你结婚。”
欧阳一虹说：“我可没有让你跟我结婚。我没有伤害你老婆的意思。”
赵德发说：“不是你要伤害她，是她自己要伤害自己。我既然跟你同居了，就要对你负责。我也不希望你上班，当那个记者干什么？每月就那么两三千多元工资，我每月给你一万元还不够吗？再请个钟点工做饭，你可以好好学点东西。”
欧阳一虹说：“那我不成了寄生虫了吗？”
赵德发说：“寄生虫有什么不好？有多少人想成为寄生虫还不行呢。告诉你，每月一万元这个标准，可以在清华大学任意找一个女博士上床！”
67、赵德发说：“二奶总比大奶好
在工作的强大压力下，欧阳决定正式辞职。她说：“我不成二奶了嘛！”赵德发说：“二奶总比大奶好！”
欧阳一虹听得目瞪口呆。可以任意找一位女博士上床，这话是太猖狂了，太绝对了，太不好听了。但并非没有可能。市场经济的发展改变了人们心中原有的道德尺度，学问家们天天都在说钱不是万能的，可钱天天都在充当万能的角色。钱偏偏喜欢跟做学问的人做对。学问最终没能斗过钱，不少做学问的也拜倒在了钱的脚下。紧接着倒下的还有性。性这个东西，它不再神秘，甚至不再隐秘。性已经突破了最后一层道德底线，大家都洞若观火了。人们可以认为偷盗是不道德的，打人是不道德的，坑蒙拐骗是不道德的，却没人说跟人同居是不道德的。任何一个时代的爱情都不象当下这样扑朔迷离，爱情生活中极力盛行着霸权主义和拿来主义。在我们附近的每一个居民小区里，在那个居民小区大门内最显眼的地方，居委会都办着一板黑板报，上面写着很单独的一行字：“亲爱的居民，请你务必做好避孕措施！”仿佛一走进居民小区首先就要考虑到避孕，可以设想非婚姻的爱情是无处不在了。在这些避孕措施之中，有几个是合法的？满大街都是手挽手的男女，没有几对真正的夫妻。大都是假的，是野的。手拉着的都是别人家的人。这是欧阳一虹每天都要看到的一件事实。欧阳一虹早就从同行们的嘴中听说过，某某著名高校的高材生，一向对自己的男友守身如玉，却跟一位老板见面第一天就上了床，第二天早晨起来时，还不知道老板的真实姓名。身边只扔了五千块钱。而老板却四处炫耀，说他搞了某某大学的高材生。她还听说，某某电视台节目主持人刚刚主持人两年时间就开上了奔驰，她哪来那么多的钱？不是后面有老板撑着是什么？而她还亲眼看到，一个老板指对荧屏上的女主播说：“她平时穿的衣服都是我从法国给她带回来的！”那个得意忘形的死样子，就象总理接见了一样。
可要欧阳一虹放弃记者这份工作，又是她所不愿意的。作为一名普通的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生，眼下在大学生多如牛毛的情况下，找到一份记者的工作已经很不容易了。当记者原本是新闻系毕业生的事，可她喜欢记者这个行当，可以抛头露面，可以做无冕之王。为了安排她的工作，家里把所有的关系都用上了，最后终于如愿以偿。她只做了一年见习记者就顺利成为真正的记者了，算得上一路顺风。就在这一年时间里，她还获得过本市年度最佳新闻作品奖。报社的人都说她是一位有前途的记者，完全有可能成为一个“名记”。可话又说回来了，她每天采访的都是那些大富豪，他们有名车，有洋房，还有几辈子用不完的钱。吃一顿饭她要挣两个月。那种潇洒天天感染着她。核心问题是，在那些有钱的老板中，除了那些儒商外，未必有几个在知识水平方面赶得上她的。个别老板，新闻标题起“文”一点，他们都不知道是啥意思。可他们偏偏拥有大笔资金。他们不断地在为社会做贡献，不断地在纳税。欧阳一虹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困惑期。全社会都在为此而困惑，她更困惑。有时候她也想，你懂得“之乎者也”有什么用？懂得唐诗宋词有什么用？有一支笔又有什么用？统统都不能当饭吃。能当饭吃的，一是饭的本身，二是购买饭的钱。如果一个身无分文的博士生导师和一个十恶不赦的罪犯同时去饭就餐，饭店绝不会因为博导知识渊博而给他吃饭，也不会因为罪犯的罪大恶极而不给他吃饭。欧阳一虹每月辛辛苦苦只有两三千来块钱的工资，人人都说她笔下生花，可光开花不结果也不行。而她那些采访对象，常常因为她笔下的文章而使股市飚升，或使产品走红。她不会因此而多拿一分钱。现在禁止有偿新闻了，所有的采访对象都是上面规定的，记者本人没有多少采访自主权。再说，那些大户身边是不愁没有记者的，也不愁没人吹捧。能够接待你就很不错了，有时还要吃闭门羹。那就更别说从采访得到什么好处了。每回采访完毕，她带回去的就是一摞纸，各种资料和宣传画。偶尔给你一点纪念品，也值不了几外钱。有时候，面对采访对象的豪华与奢侈，她竟然有些自惭形秽。刚入门时那种强大的自信心没有了，采访时提问的锋芒也没有了。她有些支撑不住自己了。
赵德发放出每月一万块钱的诱饵，是想让她彻底上钩。上钩之后是摆脱不掉的。他已经从心里看上了欧阳一虹。那绝不是跟燕燕一样的玩玩就算了。跟燕燕是逢场作戏，跟欧阳一虹是不能做戏的，因为她本身就不是做戏的人。他相信，这个秀外慧中的女孩所具有的魅力是强大的。但他更强大。他决心用他的爱和自身的财富来俘虏对方的强大，把她的心身都变成他的。
赵德发的建议正逢其时。每月一万块钱对欧阳一虹还是有吸引力的。尽管赵德发提出了让她放弃工作的意见，可她还在坚持上班，坚持做一名好记者，每天都把自己打理得神采飞扬。真正使她下定决心的，是那天晚上开会回来。因为赵德发没有时间去接她，她就自己坐公交车，因为她还要转乘一次地铁到浦东。下车时发现钱包没了，身上只找到四块钱。地铁处有个残废老太婆，在那里乞讨。她又拿出一块钱给她。就只剩余三块钱了。这是她身上的全部家当。从浦西坐地铁到浦东还要两块钱。这期间她特别害怕还有意外花钱的事。出了地铁口，她便感觉自己成了穷人。天忽然下起雨来，按照往常，她会毫不犹豫地打的回家。但这天没有，她身上只有一块钱了。一块钱能做什么？地铁口离家还有三站路，她便一步一步往回走。期间她又给赵德发打电话，想让他去接她，赵德发还是忙着陪客户吃饭。有一笔电脑设备安装工程要谈，一百多万元的生意，他做生意的原则是，历来主张抓大放小。大生意哪怕利润低一点也是要做的。欧阳一虹继续步行。回去之后，脚肚子都走酸了。
晚上，签订了合同的赵德发兴高采烈地来了。欧阳一虹便对他说了下午步行回家的事。赵德发说：“你为什么不打的回家？”
欧阳一虹说：“钱包丢了，可我身上没钱啊。”
赵德发说：“你太傻瓜了。把你送回家后，你再给司机找钱不就行了吗？”
她想也是，人一急，就没主张了。
赵德发看她这样每天跑来跑去的也很难受。说：“算了吧，别上班了！”
欧阳一虹说：“你养活我？”
赵德发说：“我养活你！”
欧阳一虹笑道：“那我成什么人了？我不成二奶了嘛！”
赵德发不容置否地说：“二奶有什么不好？天下男人都是疼小老婆的。二奶总比大奶好！真正悲哀的是大奶！”
二奶总比大奶好。赵德发的话多少给她了一点鼓舞和信心。这回她是下决心不干工作了。不过她还要做个申明：“我告诉你，我不是什么二奶。我跟所谓的二奶有着本质的区别。我反复掂量过，我跟你赵德发之间的关系，对你叫婚外情，对我叫爱情。因为你是有妇之夫，我们的关系可能不受法律保护，但也不在法律惩罚的范围内。”
赵德发说：“你不是很明白嘛。”
欧阳一虹说：“尽管现在我不是二奶，也不是大奶。可是，当我‘转正’之后，你会找个二奶把我变成大奶吗？”
赵德发指天发誓说：“我赵德发要做任何一点对不起你的事，五马分尸！”
“那我就相信你了。你可别把我往火坑里推。”
犹豫了几天后，欧阳一虹就坚决辞职了。这对她来说，无疑是个天大的决定。这个决定将决定她今后的命运走向。
68、欧阳一虹跟周雪冰共享一个男人
欧阳一虹跟周雪冰共享一个男人——赵德发。周雪冰从名义上享有，是壳资源；欧阳一虹从实质上享有，是实资源。两个女人从内到外地把赵德发瓜分了。
我是在欧阳一虹辞职的第二天上午遇到她的。我们相会在菜场。我们不住一个小区，但是在同一个菜场买菜。她穿着一身休闲装，家庭妇女的打扮。朴素而不失美丽，象一篇精致的小女人散文。我每天要到菜场去一回，从来没遇到过她。她是上班族，上午是上班时间，不可能去买菜的。这天一见到我，她就笑了，说：“从今天起，我们去买菜就可以结伴而行了。”我说：“你怎么不上班啊？”她说：“赵德发没跟你讲？我辞职了！”
我说：“好。新闻界少了一个记者，社会上多了一个闲人。我也多了一个同伴。”
我真的是很高兴多了一个同伴。我每天只用两个小时处理公司的事务，其余时间都在家里写作和认字。再就是做饭。我把做饭当作休息的一种方式。中午那顿饭，我一般都是凑合，随便将就一下就行了。晚饭则是要精心炮制，每道菜都当成工艺品去做，很大程度上是根据刘真的口味去烧的。她常常在上班前给我讲清菜谱，晚饭吃什么。这个可爱的东北女强人非常守时，有事耽误了就给我打个电话让我先吃，一般都是准时回家。我也就准时把菜烧好，摆在桌上。到了六点钟，我就打开窗户，伸出脑袋向下俯瞰，等候她那辆红色帕萨特的出现。看着她走出车子，关上车门，钻进楼里。然后我就缩回脑袋了。再然后我就把门打开，免得她再掏钥匙。刘真每天一进门，就一声叫喊：“小男人哎，饭做好了没？”这一声叫喊让我心旷神怡，全身都酥了。我们就例行地在门口抱一抱，她洗了手，我们就吃饭了。每回我都能得到不同程度的夸奖，说我的菜烧得越来越出色了，连公司职员都说她愈来愈年轻了。她说：“吃着小男人做的饭，哪有不年轻的？”不管是真话假话，我都十分得意。它鼓励我再接再厉，不断前进。
而欧阳一虹正好跟我相反，每天中午做饭是她的工作重点。质量要高一些，品种要多一点，因为赵德发要来吃。他是老板，独往独来，别人管不着他。公司有事他便遥控指挥。午餐过后，赵德发就往床上一躺，说要休息一会儿。他一直有午睡的习惯。说是休息，其实是劳动，两人倒在床上就要亲热，把一个中午搞得翻江倒海。胃饱了，身体也饱了，然后就是纯睡觉，一起来就精神倍增地往公司去。赵德发中午来过，晚上就不来了。晚餐，赵德发就回家吃饭。他不能总是让老婆觉得他晚上不回家，当然老婆已经用不着把话挑明说了，他自己得稍稍自觉一点。欧阳一虹全心全意地侍候赵德发，力求在饮食上精益求精，样样俱佳。做饭不是她的长项，可能不如我，经常向我请教一些菜的做法。我在做晚饭时，她就跑来了，一边给我打下手，一边取经学艺。我俨然一个老师的样子，不断地为她传道授业解惑，诲人不倦。我们两个是文化人，都是学中文的，爱上的都是生意人，又都呆在家里，我们的话题就有很多共同的地方。所不同的是，我的爱是一人独享，欧阳一虹爱上的是有妇之夫。她跟周雪冰共享一个男人。周雪冰从名义上享有，是壳资源；欧阳一虹从实质上享有，是实资源。两个女人从内到外地把赵德发瓜分了。
赵德发跟欧阳一虹同居的事情，小胖子一清二楚，但我们都没有告诉周雪梅。周雪梅也不问。即使她知道，她也装作不知道。中午，员工们都是吃盒饭，只有赵德发开车出去吃饭，谁都不知道他去了什么地方。周雪梅怀疑他去了欧阳一虹那里，因为她接到过几次欧阳一虹打来的找赵德发的电话。周雪梅不能过问。她有她的难处。周雪冰是她的亲姐姐，她知道他们的夫妻感情已日暮途穷，要挽救是没希望了，谁也无力回天。赵德发另有所爱，而且爱的是上档次的记者，她也是能够理解的。她并不认为这样伤害了周雪冰，只是把他们关系扯平了。姐姐周雪冰给她透露过自己在外面有男人，好多年了，只是赵德发一直蒙在鼓里。她不想弄清欧阳一虹与赵德发的关系到底如何，是为了摆脱自身的干系，以免往后姐姐追究她的责任。还是不知道为好。不知者不为过。她晓得周雪冰的脾气，喜欢反咬一口，自己外面有人，却反过来寻搜赵德发的不是。所以，周雪梅是个特殊的中间角色，她必须保守两个人的秘密。不能让秘密穿帮，隐私串味。
我也坚守着赵德发的一块秘密。这就是他的保险柜。天下只有我一人知道。赵德发很少开过它。自从他买了保险柜，只打开过一次，他来取钱，顺便放了燕燕那只耳环进去。看来他放了不少现金在保险柜里。本来，看见他来取钱，我把钥匙交给他我就出去了，不想知道他里面放着什么。赵德发见我要回避，说：“你他妈怎么跟上海人似的。看见又有什么，不就是一个点钱么。”我就不好出开了。只见他从柜子里取出那个塑料袋，在里面翻找，好象有美元，有存折，还有信用卡。我说：“这是你的百宝箱啊！”赵德发说：“什么百宝箱啊，不过是两幢房子。”之后他把一张存折放进去，取出了一叠现金，大约两三万块。赵德发说：“你那大老婆没问你吧？”我说：“她还没发现屋里有个宝物。”赵德发说：“不要告诉她。”我说你放心，我是守口如瓶的人。赵德发把钱装进口袋，就到欧阳一虹那里去了。
赵德发是要给欧阳一虹付工资的。欧阳一虹已经辞职快两个月了，第一个月他就忘了付工资，干脆两个月一起付两万块。欧阳一虹见他把钱往桌上一放，说：“你又拿这么多钱干什么？”
赵德发说：“你两个月工资呀。我说过了，每月一万。”
欧阳一虹说：“我们都这样了，用得着给我付工资吗？”
赵德发说：“拿上吧。我心里安稳些。怎么用，用不用，都在于你。”
欧阳一虹说：“那我就给你存起来。”
69、小胖子又是挨了母亲一巴掌
小胖子又是挨了母亲一巴掌。母亲让他滚。小胖子只好忍辱负重，谁让她是同学的母亲呢？
见到钱，欧阳一虹还是高兴的。看来赵德发这人还比较讲信用。之所以不想要，是因为她把他的钱看成他们的共同财产了。给不给都没什么实际意义。按时给了，证明他在认真履行自己的承诺。他的承诺是她辞职的前提条件。自从欧阳一虹辞职后，她用钱比以往更节俭了，自己没有收入，开支全是赵德发的。那就更应当节约一点，不能大手大脚。她不能让赵德发觉得她是个不懂事的女人，是个填不满的无底洞。有时她也暗暗担忧，不知赵德发以后还爱不爱她，不知他能象现在这样爱她多久。唯其如此，她才更加珍重他们之间的关系，象刚刚栽下的小树苗一样精心呵护着。害怕有所闪失。如果赵德发另有所爱，她就得另谋出路了。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现在她的选择只有两条路，要么是全心全意指靠男人，要么就是自强自立。不指望男人，就得有不指望男人的本事。下次就业，她不会再干记者了，要做其他事。记者不是太苦，而是太让人花眼。越是做记者，心里越不平衡。尤其是象她那样的经济记者。而做其他事的前提条件，是必须提高自己的学历，将来读个研究生什么的。否则，要找一个理想的职业也很困难。
读研究生是她早就有的想法，只是条件不成熟。现在辞职了，有时间了，除了每天烧饭外，基本上没什么事。这就给她提供了学习的时机。她的想法得到了赵德发的支持和鼓励，赵德发说：“你用心学习。做饭是可做可不做的。我也想过了，年纪轻轻的，成年累月围着灶台，那也不是回事。”于是，欧阳一虹就到书城买了许多专业书籍，决定把读书变成她辞职后的第一职业。
要说比较稳定的，还是我和刘真的关系。我不担心她，她也不担心我。我们象两颗亿万年前的古生物化石，早就定型了。不容易再变了。我们彼此之间高度信任着。刘真是那种很会调节生活的人，她并不要我每天都给她做饭，她知道那样会把我弄腻的。每周都有几顿饭放在外面吃。她开着车，拉着我，满上海找吃的。这是件很有意思的事，有时为一顿饭跑几十公里路。装一肚子饭，经过一路颠簸，回来时胃又空了。又找个地方吃。有时我们也会玩到很晚才回家。在外面，我们也象那些小青年一样，手拉手地坐在石凳上，互相依偎着，情意绵绵地看着路人，也接受路人对我们的观看。
那天晚上在淮海路上，我指着刚刚嫁接的一棵树问她：“你知道农民是怎样形容果树嫁接的吗？”刘真说不知道。我说：“他们编的顺口溜是：你不嫌我小，我不嫌你老。只要是皮挨皮，肉挨肉，照样活到老。”刘真说：“这不是在说树，是在说我们。”我说：“你又不老喽。”
我们过得都好。过得最让人焦心的是小胖子。都是因为母亲的病。自从上次母亲得知他要买房结婚后，她的健康状况一直起伏不定，时好时坏。弄得小胖子不敢再把有关房屋装修的资料和刊物放在家里了。母亲看见之后就火上心头。房子在她心中成了魔鬼。看到纸上的新房，她就想到小胖子要弃她而去。在装修房子的日子里，小胖子的心情被劈成了两瓣，一瓣是热的，那是新房给他的快乐；一瓣是冷的，新房给他派生出了无穷的烦恼。有几天时间，母亲老是在三更半夜吵人。小胖子第二天要上班，一吵，他就睡不着了，就往周雪梅那里跑，在她那里躲一夜。
这天小胖子很高兴，下午单位聚餐，发了三千块钱奖金，回家的路上给母亲买了一点零食。母亲在家没事时喜欢吃点小食品。每回发了奖金他都要给她买点东西回去。或者是给她钱，让她自己买。晚上，小胖子回去时，又看到母亲在玩上吊的把戏，一头套着脖子，一头拿在手上。小胖子急了，冲上去一把夺过她手中的绳子，从她脖子上取下来，说：“妈，你不玩这个好不好？”母亲怒目圆睁地看着。之后，母亲就伸出了手，狠狠向步胖子打去。说：“你给我滚！”
小胖子又挨了一巴掌，让他滚蛋。母亲在打过他之后，就关注起自己的手来。手心手背反复看。小胖子这才惊异地发现，母亲的指头上涂满了指甲油。一个五十多岁的女人涂上了粉红色的指甲油，做儿子的比挨巴掌还难受。母亲认真地看着自己的每一个指甲，象是在检查油彩涂得是否均匀，更象是在观察它们打人的威力。母亲神情专注的样子，如同一个注重细节描绘的小说家。一股悲悯之气向小胖子袭来，他有些伤心地想：这个家里，有资格说滚蛋的应当是我，而不是你！可他能这样说吗？那是不能的。
小胖子强忍着疼痛，把屋里所有的绳子都收拾起来，怕她再玩。然后，小胖子拿起汽车钥匙，悻悻地走了。见不胖子拿着绳子出去了，母亲在屋里开怀大笑。
小胖子跌跌撞撞地赶到周雪梅那里的时候，周雪梅正坐在床上打毛衣。周雪梅背后靠着一个红色小方枕，小方枕被她圆润的身子挤压后，露出来的那只角圆鼓鼓的，变了形，象一个小气垫。在床头灯的衬托下，周雪梅的脸半明半暗，坐姿呈现出端庄的淑女气质。加上手上的毛衣，看上去更象是一个贤妻良母。这年头，没多少女孩打毛衣了。她们用不着打毛衣了。业余时间都花在了逛商店、美容美发和没完没了的夜生活上。精神消费成为她们的主导，打毛衣这样的手工劳动则属于上了年纪的下岗工人干的事情。可周雪梅不。周雪梅就喜欢打毛衣，自从小胖子认识她之后，她已经打了三件了。去年入秋后，周雪梅就给小胖子打了一件可以招摇过市的毛背心，小胖子自从穿上后就没有脱过。现在手头上打的是第二件。周雪梅是个精益求精的人，她在毛线的选择，款式的设计上，都注入了许多流行元素和先锋意识。毛线是春节期间专门从南京打过来。她曾经向小胖子宣称过：她要让小胖子穿着这件毛衣的时候，十个人看见，二十个人说好。要让他们从毛衣上看出品位，看出思想，看出生活的幸福与乐趣。这样，要求就高了，意义就大了，就跟他们的爱情合拍了。
70、难道自己真是孤儿的命吗
因为母亲，小胖子跟周雪梅闹了点小磨擦。他孤独地坐在车里抽烟。他想，难道自己真是孤儿的命吗？
此时，看着小胖子的突然到来，周雪梅的脸上露出一丝不快的表情。周雪梅并非不欢迎他，而是觉得他有突然袭击的性质，想意外地发现一点什么。周雪梅看看小胖子微笑的面孔和起伏着肚子，知道他又受气了。
周雪梅说：“你怎么来时也不打个招呼？”
小胖子本来兴冲冲的，这么一问，心就凉了。他说：“怎么？不欢迎？”
周雪梅说：“不是这个意思。”她马上用了个转折语：“只是——假如我不在家怎么办？你不是白跑一趟？”
小胖子说：“我知道你在家。所以我连电话也没打。再说，我也是顺便。执行任务路过这里。就来了。你要是不欢迎，我马上就走。”
周雪梅说：“我真的有点不舒服。你不觉得，每回都是想来就来，想走就走，这不是不尊重人吗？我这里不是农贸市场，不是超市，也不是公共汽车，而是我的家，我的私人住所！”
周雪梅的一串排比句象连珠炮一样扔过来。小胖子有点难堪地站在她的床边，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小胖子想想，还是决定走。他一向迁就这个女孩，总是什么都依着她，爱得他连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什么人了。现在，他想给她耍一回男人的脾气了。男人该发脾气的时候是要发脾气的，不能总是依着她。小胖子这么想着，什么都没说，转身就走了。以前每回离开这里时都恋恋不舍，现在是义无反顾地走了。
周雪梅坐在床上大喝一声：“回来！
小胖子学了句宋丹丹小品中的一句话：“伤自尊了！”
周雪梅说：“伤自尊了也要回来！”
小胖子说：“没空！”
小胖子一溜烟地下楼了。他觉得他必须走。也许是太爱她了，有点不悦他就受不了。但是，他在出门时没有忘记带走周雪梅放在门口的垃圾袋。他每回从楼上下去时，沿途各个楼上门口的垃圾袋他都会顺便拎下去的。作为警察的小胖子知道，这个小区是浦东有名的团结小区，卫生小区和安全小区，邻居下楼时都要顺便把别人家的垃圾袋带下去，还要把个别人随意扔在地上的垃圾拾起来。小胖子也是一样。不管是不是周雪梅的垃圾，他在空着手的时候，都会带下去，扔在楼下的垃圾桶里。如果说这是一种美德的话，他便是这种美德的传承者。
把垃圾扔在垃圾桶里后，小胖子就该上车了。他的车就停在楼梯口不远处。暗淡的光芒使他的脸色呈现出模糊的轮廓，与他此时的心情相差无几。上车后他就迅速启动了车子，加大了的油门，汽车在拐弯的时候差点撞在了路边有电线杆上。车子开出一公里左右处的马路上时，小胖子停了下来。只见有几个卖甘蔗的人在吵架，他过去劝架去了。小胖子带着一身火气，走过去，双手往腰里一插，说：“你们都别吵了。都快十二点了，你们不休息别人还要休息！”
小贩们见警察去了，有人想论理，希望警察站出来主持公道。小胖子知道，这些小贩的争吵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就象家务事一样理不清。可他既然介入了就不能不管。他说：“你们既然要论理，那就统统到派出所去！如果不论理，那就算了！各自做一回检讨！”
听说要到派出所去，事情就闹大了，小贩们都往后退，不愿去。有人终于说算了算了，真到派出所去，还不是各打五十大板。于是吵架的也就不吵了，噘着黑嘴悻悻离去，作鸟兽散。小胖子害怕他走了之后他们又吵起来，就在那里站了一会儿。见他们确实散开了，他才慢悠悠地上车。
小胖子上车之后，倒是自己着急起来。他不知道往什么地方去。这几天母亲的精神病又犯了，犯病之后就跟他过不去。小胖子没有办法，惹不起她，只好走人。本来，他是想到周雪梅的沙发过一夜的。以前母亲把他轰走时，他就跑到周雪梅那里，在她过一夜。那时他还觉得自己有可去的地方。现在好了，周雪梅也不欢迎他去。他就真没地方可去了。他成了有家不可归的人了。
上车之后的小胖子并没把车子开走，只是一个劲的抽烟。他把车窗半了半边，让烟雾慢慢从窗口泄露出去。卖甘蔗的小贩们还没收摊，也没有吵闹了。他们似乎在观察警车的动静。他们误以为警车不走是专门盯住他们的。所以不时地朝小胖子张望。小胖子用余光注意着他们。这时，小胖子是的手机响了，他猜想一定是周雪梅打来的。果不其然，真是她。周雪梅在电话中问：“回家了吗？”
小胖子说：“不回家做什么？”
周雪梅说：“真是回家了？”
小胖子说：“回家了！”
周雪梅说：“你过来吧。别骗我了。你肯定还在路上。”
小胖子说：“真回家了。”
周雪梅说：“刚才对不起。惹你生气了。其实我并不是不欢迎你来，我是使了点小性子。你要是愿意的话，还是过来吧。反正有车，来得也快。”
小胖子说：“算了吧。不耽误你给我打毛衣。再说，我正准备洗脚睡觉呢。”
谎称正准备洗脚睡觉的小胖子，此时依然坐在车里，刚刚扔掉第三只烟头。他把手机关掉之后，还有点后悔，从心里讲他还是想到周雪梅那里去的。如果不到她那里去，那么他就可能流浪一夜，否则，就是到单位的同事那里去，这是他绝对不愿意的。他害怕朋友们问怎么会半夜三更往外跑，是不是家里发生什么事了。他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他是个爱面子的人，也是个相对比较自闭的人，家里的事根本就不往外说。尤其是他的那个所谓的家，尤其是他的那个所谓的母亲。
看着车窗外毫无生机的夜色，小胖子感到茫然无措。他真是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诺大一个上海滩，一个风光无限工作十分出色的年青警察，一个正在谈恋爱的性情中人，竟然为这一夜之宿犯难了。他不知道是自己从一开始就错了，还是母亲错了，抑或是谁都没错。总之，他感到孤独无助。他似乎突然意识到，不仅命运安排他是个孤儿，命中还注定他永远是个孤儿的苦命。
*第八卷
小胖子提心吊胆地回家时，打开门，发现母亲正在家里吃饭。母亲似乎经过了特意地打扮，一身新装，红绿搭配得当，漂亮着，还带着几分妖娆。与以往不同的是，屋子里居然多了一个陌生的男人。
71、碗里盛的竟是垃圾
母亲把小胖子叫回去了。叫他吃饭。谁知，碗里盛的竟是垃圾
正在小胖子寻思着如何安顿过夜时，手机又响了。他想又是周雪梅打来的。这回不是了。出人意料的是，这回是母亲打来的。他觉得奇怪，她病了，居然还记得清他的手机号码。母亲在电话中说：“小胖子，你给我回来！”小胖子说：“你现在在干什么？”母亲说：“我在给你烧饭！等你回来吃夜宵呢！”小胖子说：“你刚才打我了，你知道吗？”母亲说：“知道，我不打你打谁！”小胖子笑了笑，觉得母亲还是蛮可爱的。打是亲骂是爱，他只能用这种理解来安慰自己。小胖子愉快地说：“那我就回来了！”母亲说：“回来吧。这可是你的家！”
这句话太动听了。有种恍如隔世之感。“这可是你的家。”这么长时间以来，母亲终于说了句入耳的话。什么时候她把那里当成他的家呀！怎么现在会意识到了？难道说真是病好了？小胖子一高兴，就乐颠颠地开车回去了。
小胖子万万没想到等待他的晚餐竟然是装在盘子里的垃圾。当他兴高采烈地进门时，母亲正把盘子放在桌子上。见小胖子回去了，她便笑盈盈地起身迎过来，拉住了小胖子的手。小胖子那时只关注着她的表情，她脸上的肌肉成堆地挤在一起，嘴咧得很大，上面的两只眼睛放射出迷乱的光芒。这种光芒散发出一种凄凉而病态的美丽。他从母亲手上抽回自己的手，准备走到里面去。这时便瞅到了桌子上的那个盘子，随之闻到一股臭味儿，其中还包括大便的味道。小胖子马上猜出那又是她的恶作剧了。他几乎是不由自主地大喝一声：“把盘子扔掉！”
小胖子的声音太大了，大得母亲一下子瞪大了眼睛。但她毕竟对声音的反应是迟钝的，她依然热情洋溢地说：“还是热的呢！吃了吧！”
小胖子再次看了看盘子里的垃圾，拉起嗓子吼起来：“热的你就吃呀，你怎么不吃！”
“你吃你吃，给你吃！”母亲象招待贵客一样。她说着，拿着盘子就往小胖子身边去。小胖子用手一挡，里面的脏物全都倒在了他身上。一路流下去，他今天刚换洗的新警服顿时变得色彩斑斓。
我的玩伴小胖子气得眼冒金花了。他没有吵她，也没有看她，默默地走到里面把衣服换了，然后就到卫生间把衣服洗了。小胖子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母亲就站在旁边看他劳动，脸上挂着一些夸张的笑容，还不时地夸他我儿子真勤快，衣服脏了知道自己洗。小胖子听着她那些夸奖他的话，欲笑不能，欲哭不能。他想他怎么会揽到这种事情，而且乐意地做了这么多年。
小胖子家里只有一室一厅，是上海上世纪八十年代典型的民居。母亲住在外面的客厅里，他住在里面。因此，实际上屋里是没有厅的。进门就是母亲的床铺，冰箱，微波炉和几张椅子，屋子被塞得满满当当。小胖子打扫完毕身子和屋子，就准备上床睡觉了。他睡觉的时候从来不关门，因为母亲不让他关门，她要看着他睡。小胖子刚睡下，母亲又站在过道的门框上唱起歌来。母亲唱的是《好一朵茉莉花》，一首经典的江苏民歌。母亲唱着唱着，就手舞足蹈了。母亲跳舞的样子还真有点艺术家的气质，就是幅度大了一点，象一幅漫画。可那不是母亲的本色。那是病态的。
小胖子确实是睡不着了。他不知道怎么办了。明天还要上班，还要起早。他不能不睡。他坐起来，对母亲说：“我不要看你跳舞了，你明天再跳好不好？”母亲并不理会他的请求，依然故我地跳着，如痴如迷。小胖子拿她没办法，只好穿衣起床，眼睛瞪着母亲的手脚发愣。他的目光里蓄满了难以忍受的痛苦。
后来小胖子总算睡着了。看到儿子睡觉了，失去了观众，母亲便不再跳舞了。嘴里只是哼哼。她突然从小胖子的床头上看到脱下来的毛衣。她走过去，拿起看看，自言自语地说：“谁打的毛衣，太难看了！”母亲就在自说自话的同时，心血来潮地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把儿子的毛衣拆下来重新打。她便坐在自己的床铺上查找毛衣的线头，可怎么也没找到。找不到线头不要紧，她拿起剪刀，一刀下去就有了许多头。于是她开始拆卸。把毛线往手臂上环绕成一个大圆圈，并重复着这种机械性的绕圈动作。一个小时后，这件毛衣就变成了一绺一绺的毛线。它们被洗涤后挂在阳台的晾衣架上。
第二天早晨起床后，小胖子怎么也找不到毛衣。后来他问母亲，母亲笑眯眯地指了指阳台，得意洋洋地说：“昨晚我给你拆了，妈要重新给你打。”小胖子到阳台上一看，惊呆了，他心爱的毛衣已经变成了一绺绺五光十色的毛线。从逆光看过去，象悬挂着无数细密的兰州拉面。他真想说你疯了，可他没说出来。因为母亲本来就有毛病，说她疯了会刺激她的。小胖子没好气地说：“你织吧，看你又能织出什么样子！”
母亲没有生气。病中的母亲对于任何喜怒哀乐都是麻木的。看着儿子的不悦，她依然笑容可掬，继续欣赏着自己的得意之作。小胖子匆忙洗漱完毕，上班去了。他最珍惜别人的劳动，他心里琢磨着，周雪梅刚打的毛衣被母亲毁了，该如何向她交待。
72、把人家的母亲弄丢了，可是赔不起的
小胖子在和周雪梅谈恋爱的时候突然想到了母亲。她是别人的母亲，把人家的母亲弄丢了，那可是赔不起的。
小胖子那天晚上从周雪梅那里出走未回之后，周雪梅三天没给他打电话。而小胖子因为忙，也没给她打电话。以前每天都要通一次电话的。这几天虽说两人都忙着各自的事，可暗地里还是都在等待对方的电话，看谁先打。等到第三天还没小胖子的电话，周雪梅开始生气了。她已经向他道歉过了，他为什么就不能原谅？他母亲那么凶他都能忍受，为什么就不能原谅自己的恋人呢？
憋不住的还是小胖子。第三天下午他终于来电话了。接通电话就问周雪梅，问她干什么去了，怎么不给他打电话。周雪梅慢吞吞地说，“没空。”小胖子知道她又耍小孩脾气了，连忙给她赔不是。小胖子嘴甜，几句好说出去，周雪梅心就软了，脸就笑了，两人言归于好。周雪梅说：“毛衣给你织好了。今晚你请我吃饭吧。”小胖子说行。
于是小胖子就请她吃饭。周雪梅选择地方，听同伴们说那家巴西烤肉不错，就去了。他们第一次约会的地方就是在这里。周雪梅喜欢巴西风情，可以一边享用美餐，一边无拘无束地尽情热舞。它象火一样点燃人们对生活的激情。这里离小胖子的家不远。从窗口可以看见他们小区的那幢楼。饭后，两人就顺着马路逛世界。周雪梅忽然想到小胖子身上的毛衣，说：“穿了那么长时间没脱，怎么今天不穿了？”
小胖子一怔。那件毛衣昨晚就被母亲毁掉了，变成了几把千头万绪有毛线。小胖子笑笑说：“再喜欢也不能不脱吧。昨天吃饭时撒了些汤水，污脏了。”
这么一说，周雪梅也没再问。边走边聊天。周雪梅拉住了小胖子的手，小胖子甩开了。他觉得不合适。周雪梅脸红了，说，“你怎么这样？”
小胖子说：“我穿着警服，与女孩拉着手，别人看见不好。还以为警察执勤的时候调戏女孩呢。”
周雪梅说，“照你这样说，警察就不谈恋爱了？”
小胖子说，“不是这个意思。私下场合最好不穿工作服。可我现在穿着工作服。到了屋子里，你怎么拉我手都行。让你拉个够。”
周雪梅说，“你以为我就那么贱？没那么贱！我要是想拉男人的手，屋子里就可以堆满手头！”
看着周雪梅一脸愠色，走到灯光暗淡处，小胖子又主动把她手拉上了。周雪梅说：“怎么又不怕了？”小胖子说：“这里没人看见。”说着走到了阴暗处，小胖子说：“我不仅敢拉你，还敢亲你。”来到树下，小胖子就大胆地抱住她亲了一口。然后又迅即放开了。
周雪梅咯咯地笑起来，觉得他太可爱了。两个恋人，闪电般地亲了一口，有什么了不起的？周雪梅说：“你没看看那些小青年，在公共汽车上还抱着呢。”小胖子说：“他们？他们十有八九是不良少年！不是将来要去劳教，就是刚从劳教所出来的。”周雪梅说，“那可不一定。”小胖子说：“我从来对他们没有好印象。”周雪梅说：“你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出生的，你的思想也停留在七十年代。太那个了！”
小胖子明白周雪梅说他太封建，太保守了。小胖子并不认为自己保守，只是有些拘谨。放不开。从中学到大学期间，小胖子的身边就没有女孩，虽说曾经有女孩追求过他，可他认为为时尚早，没理会人家。在同学们热火朝天谈恋爱时，他还是独自一人自得其乐。原因还是很简单，别人有稳定的家庭收入来源作经济保障，他没有。他不能拿着国家给他的救济金来寻欢作乐。如果那样的话，他从良心上是过意不去的。小时候，他是儿童福利院的好孩子；长大了，被称为好青年；工作了又被称为好干部，好干察，好党员。在他的身上，时时充满了严格的道德自律意识和自我约束意识。所以，从小到大，他都是个标兵式的人物。尽管他有时也很孤独，很清苦，甚至还有些淡淡的哀愁和自卑，这些都被一个“好”字冲淡了。他从人们的好评中得到了补偿。
两人在树荫下站着。旁边是一块巨大的绿地，它被称作浦东的一块都市活肺。他们就站在活肺的边缘上。迷人的夜景给这里增添了几许妩媚和几许浪漫，也给他们提供了近乎幽会的可能性。小胖子不说了，在石凳上坐下了，他破例把周雪梅拉在自己腿上坐着。周雪梅侧过身子，斜对着他。两张面孔挨得很近。小胖子感受到一股逼人的青春气息和芳香。他终于有点克制不住自己了，一把搂住周雪梅的脖子，就亲起来。这回深入了，持久了，互相把舌头伸进了对方嘴里。好象满嘴都是舌头。这种奇妙的感觉把小胖子的欲望引向远方，整个身子都膨胀了，象发酵后的面包。两人共同在面包箱里经受着煎熬，情感变得潮湿起来。小胖子咀嚼出了恋爱的味道。恋爱是什么？恋爱就是征服，先征服心灵，再征服感官。难怪人们才乐此不疲。
一个夜巡人员不识时务地走了过来。他显得非常警惕。巡逻队员是怕混迹在游客中的那些破釜沉舟的婚外恋者在露天做爱才过来的。一些偷情者们的感情浓度太大，浓得化不开了。干脆就地取材，就地作业，把浦东绿地当成了他们的天然大床，蓝天白云则成了悬在高空的巨型被子。整个儿一个旁若无人的样子。他们把自己不当人，把别人也不当人。以前曾屡次发生过这种野合事件。警方认为，既然是隐私就得隐着做，公开了就亮明了，就会有伤风化，有碍观瞻，有损上海这个国际大都市的形象。开放归开放，但做爱是不能在公众场合下大张旗鼓的。于是，巡逻队除了管理社会治安外，制止露天做爱者放浪形骸，也成了他们一个重要任务。这位巡逻队员伸长脖子看了看他们，当他确认女的是坐在男的腿上，未见异常，便把脑袋缩回去了。就在他缩回头时，小胖子用眼睛的余光发现了有人窥视他们。他把周雪梅推开，瞅了巡逻队员一眼，喘着粗气说：“他在注意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