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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留守少年成长往事：空巢(全文) 作者：牛车

笔下，主人公郝凯在一所农村高中读书，家里只有他和奶奶；两个姑父均下岗，表弟小飞辍学逐渐沦为不良少年；痴迷于网络的“浪哥”最终因缺钱而伙同他人撬开了校外李麻子的商店；从小遭受家庭暴力的“牛板筋”与因网友见面而失身、栖身发廊的异地流浪少女小翠畸恋成家；固守传统文化阵地的语文老师“陈夫子”与疯狂哈韩哈日的学生之间展开拉锯战…

第一卷 空巢之家

那是一条神奇的天路1(1)

列车在青藏铁路上奔驰，这是一条神奇的天路。透过车窗，高原上洁白的羊群，裸露的褐红色的石块，天空低垂的云朵，远处圣洁的雪山，甚至铁路旁藏羚羊水汪汪的眼睛尽收眼底。我把这一切说给我的女人，靠在我肩膀上的女人听，尽管她听不懂，什么也听不懂。

黑发如瀑，披散开来，遮住了她半边精致的脸庞。

她玩着那只有钢琴家和诗人才配拥有的修长手指，嘴里轻轻哼着一首除我之外谁也听不懂的歌，脸上泛出婴儿般纯净的光，正陶醉于只有她自己才允许进入的美妙之中。

“一个疯女人。”前排的一个青年男子先是惊艳，在可望而不可即的良久窥探之后，把这个秘密告诉了他身旁的男子。两人失望之极，一脸的鄙夷。

对，她是个疯女人。如果她没有经历那一切，如果她在经历了那一切之后，有一根比世界上所有女人都要强健的神经的话，或者如我一样，在经历了太多的痛苦之后能够安之若素，那么此时的她，一定会拿起手中的笔，写出一篇台湾女作家琦君似的美文。而在这之前，她能够做到，完全能够做到。

在走入这个车厢之前，在我苦苦找了她两年还没有找到之前，她还不是我的女人。只是我高中时的一个同学，一个比我高一级的学姐，一个因为疯了在街上被人追着看的疯女人。

现在她属于我了，完完全全地属于我了。她再也不会拒绝我的爱了。尽管她内心深处是那么地爱着我，却忍受着不能接受的痛苦。

我之所以要利用大一的暑假带她到西藏去，是因为高中时她对我说过，这一生中她最想去的地方就是那神奇的雪域高原。那是一个星期天，我俩穿过学校外边那墙根长满青苔的小巷到河边去看书，她轻轻地对我说，她想去纳木错湖畔，坐在帐篷外的草地看星星。

我当时听了这话，以为是一个喜欢文学的小女生的童话情结，现在回想起来，莫非那时的她，就是在暗示我：假如她人生中遇到什么不幸，就让我带她到那里去疗伤？

啊！梅，我可怜的梅，你莫非害怕自己有朝一日不能独自承受内心的伤痛，如一只折翅的鸟，孤独地坠入无边的黑暗，再也无人听你的呢喃，再也无人帮你完成这个心愿？是吗？是这样的吗？

梅，别只顾玩你的手指，告诉我是这样的吗？泪水滑过我的脸庞，回应我的只有梅苍白的脸色和眼中的一片茫然。

我要带你到西藏去，还因为我相信，那雪山上圣洁的雪水，能够洗净她眼里所有的雾霭。如若不能，大学毕业之后，我就带你来到这里，在那雪山脚下、纳木错湖畔,一顶帐篷，两点寒星，三餐粗茶淡饭，相守一生一世。

列车在飞驰，往事幕幕……

出门是山

进门是山

低头看见山

抬头看见山

山、山、山

似乎所有的山都被人用鞭子驱赶到这里，连绵起伏的大山，像一只巨大的手，把散落在山坡的一个个村落紧紧地抱在怀里，抱得那么紧，好像一不小心这些村落就会四散逃掉。

大巴山在把雄奇俊伟的景色、清新如兰的空气馈赠给人们的同时，把闭塞与落后、愚昧与贫穷也毫不留情地遗弃在这里。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绵延了数千年的生存方式，在某一天突然被山外吹来的一股强劲的风改变了，人们惊奇地发现，原来生活可以这样过，于是男男女女纷纷扔下手中握得锃亮的锄耙，还有家中的老人小孩，洗净脚杆上的黄泥，拎着简单的行李，怀揣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憧憬，纷纷加入外出务工的行列。

他们搭上一辆辆长途客车，登上一艘艘沿江而下的轮船，走出三峡，走出库区，在客车的一路颠簸中，在汽笛的声声长鸣中，涌向祖国的四面八方，开始书写一部库区农民进城务工的鸿篇长卷。

鞋厂、制衣厂、玩具厂……活跃着他们的身影，印花、倒模、车床……一个个陌生的词汇走进他们的生活，在另一片土地里，库区民工用勤劳和智慧开始了另一种耕耘。

那是一条神奇的天路1(2)

当棒棒，帮小工，做保姆，开面坊，卖水果，开馆子……一张张黝黑的面孔在城里人的视线里穿进穿出，憨厚的笑容丰富了城市的表情。

于是，重庆话开始了与广东、上海、北京等全国各地语言的亲密接触，人们知道了有一个地方，她有一个古老而美丽的名字叫三峡，她有一个年轻而响亮的名字叫库区。

这些进城的民工在把困扰了祖祖辈辈的大山丢在身后的同时，把老人无助的眼神、小孩撕心裂肺的哭喊也丢在了身后。于是风烛残年的老人、弱小无依的小孩支撑起了一个个家，人们称这样的家为“空巢”，把生活在这种家庭里的孩子叫做“留守少年儿童”,也叫“空巢儿”。

春天又来啦，桃树在开花燕子回来啦，娃娃在长大小鹰在巢里，等着他妈妈妈妈回家家，不怕风雨大我也要长大，我要学妈妈天空那么大，鹰儿走天涯小的时候，奶奶常抱着我,坐在门前的石凳上，轻轻地哼唱这首她自己编的童谣；听着听着，我就不再想妈妈了，就在奶奶的怀里睡着了。

后来我大了，读书了，不再听奶奶唱了，奶奶就一个人在有月亮的晚上唱。引得院子里的一帮小孩围在她身边,一个个双手托着下巴，扑闪着大眼睛。那一双双明亮的大眼睛，就像一颗颗闪亮的星星，围绕在奶奶的身边，眨啊眨、眨啊眨……

奶奶 老屋 家2

看来今年的春节又得一个人过了，不，准确地说，是两个,还有一个是奶奶。

奶奶已经七十多岁了，双眼深陷，脸皱得像个风干的核桃；一头灰白的头发，乱蓬蓬的。由于经常上坡砍柴的缘故，小棍、杂草成了奶奶头上独特的装饰。

奶奶本来就不高，加上人老了，背驼了，显得越来越瘦小，还没有我的肩膀高。

不过奶奶还能干活，种着我家四口连同她一共五口人的庄稼，圈里还养了一头肥得连食都懒得起来吃的大猪。奶奶把这头大笨猪当孩子养，每次喂食都要对着它说上一阵子话。都说老人害怕孤独，我想奶奶是老了。或者她不老，但很孤独。

奶奶一个人在家，守着这老屋，种着几亩薄地，自生自灭地活着。

我觉得奶奶比愚公还愚公，愚公算不得什么，他是男的，还带着一大帮儿孙。我奶奶是女的，就一个人，种这么多庄稼，所以初中时学《愚公移山》这课我一点都没有感动。真的！

我还有个大伯，就在隔壁，五十多岁了，身子硬朗，经常一双赤脚，走路脚踏得山响。他养着爷爷。

在农村，习惯兄弟分养年老的父母。我们郝家在爷爷这一辈一共有三房，我爷爷在他三弟兄中最小，按照我们三峡库区的说法，属于幺房。我们幺房在老爸这一辈男子就两个，大伯和我老爸。

在分家的时候，爷爷奶奶随着那些他俩打拼了一辈子、省吃俭用才挣来的破东烂西分派到了大伯和我家。

爷爷到大伯家的时候提着他的旱烟袋，还有那管陪伴了他几十年的铜烟锅。

奶奶到我家的时候抱着那块五指厚的猪草板儿。奶奶说，那块猪草板儿剁出来的猪草培养了很多猪状元，分家时谁也甭想得，她走哪儿猪草板儿到哪儿。奶奶有一特殊爱好，就是养猪。

在分家时，好像爷爷奶奶那些破东烂西才是两家人争夺的对象，而爷爷奶奶只是附属品。

我记得大伯娘和我妈在分家的时候大吵了一架，原因是我家分的洗脚盆是木的，大伯家分的是塑料的，并且两个脚盆大小还不一样。大伯娘说我家的木盆结实些，我妈说她家的塑料盆轻便些。

大伯让她俩交换她们又不愿意，因为那是她俩抓阄得来的，都紧紧抓着自己的盆，生怕对方抢了去。好像自己手里的盆就是一聚宝盆，会在日后生出满屋金光闪闪的东西。

她俩特相信自己的手气，也特迷信，都相信自己抓阄得来的东西会给家里带来好运，但又都觉得自己吃了亏，所以不甘心。

她俩还在吵，我老爸说，再吵我拿来摔成两大块，两个女人立即鸦雀无声。因为我老爸脾气特暴，说得出来做得出来，就像我。不不不，说颠倒了，是我的脾气像我老爸。

我还有两个姑姑，嫁到山外几十里远的麻柳镇上去了。

听说我两个姑姑年轻时特漂亮，是这山里五朵金花儿中的两朵。据说当初上门提亲的人之多，把我家那条恪尽职守的大黄狗都咬瘦了。

但到底是不是真的，已无据可查，因为我家那条传说中咬人咬瘦了的大黄狗早死了。

不过有一点是真的，就是我两个姑姑被好事者介绍给了镇上两个其貌不扬的年轻人。

原因是那两个后来成为我姑父的小子当时吃的是皇粮，而且还有个单位，虽说人不怎么样，单位又差，但是在当时农村人的眼里，我那两个姑父不亚于现在一大款。

尽管他们在镇上找不到媳妇，但对于农村姑娘来说，他俩还是充满了神秘的光环，所以不费吹灰之力，就把我那两个如花似玉的姑姑娶回了家。

按照当时的说法就是我两个姑姑掉到福窝窝儿里了。尽管后来世事变迁，他们的地位一落千丈，但我那两个姑姑还是信奉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之古训，在他们“讨口”的时候给他们背背篓，一起携手走过了人生最艰难的一段历程。

我姑姑的麻柳镇3

其实当初我大姑嫁过去的时候他们也并不年轻。大姑父当时二十八岁，大我姑姑十岁，在镇上属于找不到对象的老大难。

大姑父家里穷得舔灰，三间建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公房住着一家五口人，包括他父母、姑父和姑姑，还有一个十六七岁的小叔子。

大姑的家在麻柳镇的边上。那个镇子地势不平，依山而建，姑姑家位于镇的高处。

从大姑家向下望去，一片灰蒙蒙的瓦房布满了整个山坡，一些窄窄的石板小路就像这镇子的血管，到处蔓延，把这镇子连成一气。

这是库区深处的一个古镇，在其他地方疯狂地用钢筋水泥代替砖瓦土墙的时候，这个镇子的人们依然在这灰色瓦檐下穿进穿出，叽叽喳喳，上班下班，溜达闲谈。

大姑父还有几个姐姐妹妹，不过都早早地嫁了，原因是家里太窄,窝不下这许多的男男女女。还有就是家里的经济太紧张，供不上这么大一家人的嘴巴。年轻人吃长饭，几口就是一碗，一大锅稀粥嘴巴转一圈就见底了。

大姑父的父亲原来在一个集体企业，叫什么木船社，是几十年前汤溪河里还看得见木船时存在的一个企业。后来有了公路，陆上交通发达起来，木船渐渐消失了，大姑父的老父亲就没有什么事情做了。

汤溪河也就像一个老妇人的乳房，开始干瘪。直到三峡大坝蓄水，汤溪河才又丰盈起来，可是再也看不见那些木船和纤夫了。

那时还没有“下岗”这个词，“下岗”这个词属于新鲜词汇，就像现在的“粉丝”一样，是应时而生的。

那时人们失去了工作就叫做“舔碗儿”，其实这个词语还挺形象的，没有工作，又没有土地，那时又没有现在这样开放，又不兴打工，你不“舔碗儿”才怪。

看来从劳动人民中来的语言就是形象生动，所以老师在上课的时候叫我们注意汲取生活语言的营养。

不过，轮到我大姑父失去工作的时候就使用新词了，叫“下岗”，并且还有个后缀，叫“工人”，意思是还是承认你的身份。

中国自古以来都讲究出身，含糊不得。姑父的老父亲“舔碗儿”之后就拿出家传的绝活——木工手艺,帮人箍木桶、做洗脚盆、修扁担，挣几个小钱儿买每个月的供应米。

那时还没有自来水，人们吃水都要到镇子边上的河里去挑。时代的落后反而救了大姑父一家的命，就靠他老父亲的手艺，一家人才挺过来了；否则，他们家就和我们家扯不上关系了。当然，我说的是姑父还没有在那破单位上班的时候的事情。

那样我就不会叫我姑父为姑父了，该叫他“下岗工人”。我是说按照现在的叫法，但那是不可能的，因为那时还不知道我在哪里。

再加上他老母亲开了几块荒地，有空时到菜市场拣点烂菜叶，喂了头猪,到年底杀了卖掉，换一些钱，所以日子虽然艰苦，倒也马马虎虎。那时城里的土地没有现在这么紧，在屋前屋后刨块荒地还是比较容易的。

听我奶奶说，最让人受不了的就是那猪圈，农村的猪圈一般离卧室都比较远，可他家的猪圈就建在卧室窗子下的一小块空地上，风一吹，满屋子都是猪屎味。

夜晚睡觉的时候，猪打鼾放屁的声音像在唱歌。奶奶说，大姑结婚请她去过门的时候，她一晚都在听猪这样“歌唱”。

她说，她夜里起来小解,以为是在家里，摸到屋角的尿桶去撒尿,结果摸不到尿桶,才发觉是在走亲戚。

那年月不像现在，讲环保，主要讲的是肚子饱。一个人在肚子还未填饱的情况下对环境的要求不是那么高的，所以在镇上养猪的大有人在。

我曾经听我姑父说过，假如那时给他一碗肉，他敢在粪坑边上蹲着吃。这话让我恶心的程度是两顿没有吃饭。

我爷爷的乌鸦嘴4

其实当初爷爷挺反对这门亲事。爷爷说，你变个什么虫，就钻个什么木。意思是说你是个农民，就该嫁个庄稼汉。

爷爷说大姑，“你又没有个工作，一家人吃姑父那点钱，吃完了只有去喝西北风。”都说父母不能这么说子女，父母对子女是金口玉言,说一句灵一句，就相当于古时候皇上说大臣，金口玉言。

据说当时我奶奶听了这句话，一连呸了三口，“呸！呸！呸！”声音一声比一声大，末了还“啪”的一声吐了一口浓痰。在农村，如果说错了话，不想它应验，是小孩说的就补一句“童言无忌”，大人说的就“呸呸呸”，那么这话就等于没有说。我奶奶很相信这个。

但是，奶奶当初并没有呸掉我爷爷的乌鸦嘴冒出来的失口话，那条大黄狗也没有把爷爷金口玉言消化掉当狗屎拉出。多年以后，我姑父最初下岗的那会儿，我大姑家就差点应验了我爷爷十几年前的预言。不过没有喝西北风，只是到菜场去拣了别人丢下的黄叶，在黑夜的掩护下完成那尴尬的任务，以度过那段艰难日子。

大姑是在夜里去拣的，她不想让人看到她的狼狈相，也不想让爷爷知道她的处境。我大姑特像我奶奶，性格倔强，什么事情都不肯认输，都喜欢一个人扛着。就是这样一个好姑姑，在后来的岁月里命运却无情地捉弄了她。生活的不幸让她由一朵带露的花儿变成了一根枯萎不堪的草。

月亮神啊，你在把爱撒向人间的时候，是否忘记了一个人，那个人就是我的大姑，一个当年花儿一样的善良美丽的女子。

尽管爷爷一再反对我大姑嫁给姑父，但是那时大姑铁了心。因为姑父找到了工作，接的他父亲的班，安排在供销社。虽然是个炊事员，但是好歹是个吃皇粮的。都说女大不中留，奶奶心疼闺女，站在姑姑一边，爷爷也就只好妥协。

多年以后，大姑家的衰败让爷爷疼足了心，后悔没有坚持自己的意见，说害了大姑一辈子。为这爷爷和奶奶还干了一仗。

其实算不上干了一仗。就是在说起这件事情的时候爷爷用眼睛剜了奶奶一眼，奶奶就呜呜地哭，就不吃饭。爷爷怕奶奶寻短见，到坡上去干了一会儿活，心神不宁，马上折身回来，在后窗悄悄看奶奶是不是吊在屋梁上了，结果看见奶奶在补他的衣服。

爷爷咳嗽一声，吓得奶奶把手都刺出血了。奶奶就开口骂：“你个死老头子不到坡上去干活，回来装神弄鬼干什么？”

爷爷涎着一张老脸说：“回来看你上吊没有！”奶奶说：“你个死老头子，不想活了去找个牛脚窝淹死。我还没有活够，儿女一大群，还要活着享福。”

爷爷说：“享个夜壶！这些龟儿子，钱没有个钱来，电话没有个电话，一个个翅膀硬了，都飞走了，把两个老龟儿子留在窝里，还带个小龟儿子。”

爷爷口里的小龟儿子就是我，那年我七岁。奶奶那时常常在屋旁的大石头上望，她是在望从这个巢里飞出去的鸟儿。

我还有个小姑，步了大姑的后尘，也嫁到麻柳镇去了。小姑父原来有个单位，是一家摩配厂，原先还有得工做。由于人生得不灵活，后来厂里改制，第一批下岗的名单上就有他的大名。小姑又没有工作，据说当初小姑父听到下岗的消息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到家里的。后来他们的事情也让奶奶操碎了心。

被瓜分的爷爷奶奶5(1)

据说当初在分爷爷奶奶的时候，没有像瓜分爷爷奶奶的财产那样采用抓阄的办法。在这件事情的处理上，大伯娘和我妈也没有像争财产那样一个钉子灌个眼，表现得非常的大度，由两个男人做主。大伯充分表现出大哥的风范，让老爸先挑。

据说大伯之所以让老爸先挑，除了他是大哥该让着弟弟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老爸那臭德行，他怕老爸分得不如意，会把获得的结果否决掉。

据说老爸有那本事，一次他和大伯争地基，为一小块地，奶奶去劝解，他说要把奶奶就地解决。说着说着就举起了手里的锄头，凶神恶煞的，特像个进村儿的皇军，那样子是警告奶奶：再向着大伯明年的今天就是她的忌日。

我奶奶呢，表现得像个刘胡兰，瘦小的身子伫立在老爸高高举起的锄头下，一颗长着乱蓬蓬头发的头颅倔强地高昂着，一副生的伟大死的光荣的样子。

结果又没有见老爸解决奶奶，倒是奶奶后来到了我家，解决了他的后顾之忧。

老爸就那德行，你要说他有多不孝，绝对说不上。关键是不要去惹他，就像我。不，又说错了，我像他，别惹我。

其实老爸这些德行据奶奶说全像他老子，也就是我爷爷。

奶奶说：“你爷爷年轻时就这德行，他俩真是一个巴掌拍下来的。”

那时我就问奶奶：“一个巴掌能拍出爷爷和爸爸吗？”奶奶说：“是啊。”我就使劲地拍巴掌，希望能够拍出一个爷爷和爸爸，可是把手掌都拍红了，还是什么都没有。

奶奶就用手点着我的小鼻子说：“你和你爸也是一个巴掌拍出来的。”我更加不懂了：“为什么我俩是一个巴掌拍出来的，爸爸那么大，我这么小？”奶奶就说：“我的乖孙子，小才乖啊。”

多年以后，我终于明白了一个巴掌拍下来的意思是说小孩的长相或性格和他父亲一模一样，而当我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却跪在奶奶的坟前为她这个美丽的谎言泣不成声。

老爸在读高中的时候成绩超好，脑筋特灵活，只是在临近高考的时候和人干了一架，把别人的鼻梁骨打塌了。在爷爷卖了一条老黄牛，再搭上奶奶喂的一头大肥猪，赔了那塌鼻子的医药费之后，爸爸被学校开除了。

要不然，他准进了城，成了一白领，也用不着像现在这样累死累活。

所以在瓜分爷爷奶奶的时候他充分利用这点聪明才智，毫不含糊地挑了奶奶，没有一丝一毫的犹豫。个中原因全家都清楚，那就是奶奶优点多：

会喂猪，每喂必三百斤以上，是村子里的养猪高手；

会带小孩，大伯的两个孩子和我除了吃奶外其余的她全都包了，堂兄堂姐还有我赖在奶奶的床上一直到小学毕业；

身子骨特别硬朗，屋里屋外一把好手，做完家务做农活，从不叫一声苦，院子里的人说她是个相当称职的免费长工。

爷爷缺点多过优点：典型的封建专制家长，一统“江山”长达半个世纪。从他十八岁把奶奶娶进门，开始自立门户，就是这老屋的绝对主人。

直到大伯的儿子，我的堂兄结婚后，在儿孙两代“三八”强烈争取民主的巨大声威中，爷爷才被迫退位。在老屋的一扇门被几块砖头堵住，这个大家庭一分为二的时候，爷爷在这间老屋至高无上的权力宣告彻底结束。

为这爷爷三天没有吃饭，只抽旱烟，以此怀念他长达五十年激情燃烧的岁月。

长期的统治地位造成了爷爷的爱管事儿，在家里成了讨人嫌，分家时成了滞销品。还是大伯孝道，在分家会上挨了大伯娘几瞅后决定了爷爷的归属权。

从此爷爷就显得很落寞，经常牵头大黄牛早出晚归。

爷爷的封建统治还造成了一个更严重的后果，就是我家的房子与院子里别家的房子明显不同，别人是火砖小楼，我家是土墙瓦房。

于是分家的第三天，这屋子里凡是能出门挣钱的人统统走了，包括我爸妈，只剩下爷爷、奶奶、大伯和我。五十多岁的大伯娘也赶了趟末班车，到城里一个亲戚家当保姆去了。

被瓜分的爷爷奶奶5(2)

曾经热闹的老屋一下子显得沉寂了，有时静得可怕。那时，我才四岁，夜里睡觉的时候总是蒙着被子，经常被噩梦吓醒，醒来汗水直流。迷信的奶奶以为我中了邪，请人为我画了道符挂在脖子上，引来不懂事的小朋友像看西洋镜。

我读小学的时候特别调皮，经常在上课的时候，趁老师不注意，偷偷吃从校门口胖子妈的小摊上买来的夹心豆，或者把从上学路上捉来的青虫悄悄放在前排女生的衣领上。等她发觉时，尖叫声让老师气得把我拎到讲台上，叫我下午通知家长来。我说爸妈都到广东去了，不在家，来不了。

老师又问你的爷爷奶奶叔叔伯伯外公外婆呢。穷追不舍啊！我可没那么呆，就随口回答，叔叔伯伯没有，我奶就生我爸一个，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没了。一脸的天真和无辜，完全一副祖国的好儿童的模样，撒个谎眼都不眨，心里却骂你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才没了。

老师拿我们这种“空巢儿”没招儿，就罚我到教室后面的角落站一天，外加扫两天地，抄二十篇字。

今年过节爸妈不回家6(1)

现在，我在几十里外的一所中学读高一，寄宿，住校，两个星期才回家一趟。

我们学校是三峡库区深处的一所农村高中，时兴两个星期连在一起上，上十天课，放四天假。因为我们学校的学生大都来自县里的各个乡镇，离校都比较远，这样便于学生回家取钱取粮。

爸妈走了十三年，中途只回来过两三次，每次回来住几天就走了，像包火。好像广东有很多的钱等着他们去捡，去晚了被别人抢先了就没有了。

至于我和奶奶，好像在他们还没有捡到足够的钱之前，不属于重点考虑对象。当然这也许是穷怕了的缘故。

或许他们认为，奶奶身体硬朗，寿命长着呢。至于我嘛，饭有吃的，衣有穿的，人一天天在长大，只要不惹事，他们就放一万个心。

对于一个老人和小孩在精神和心理方面的需求，他们不懂，也没有时间去考虑，每天长达十几个小时的上班已经把他们累坏了，下班后能睡个好觉就是最大的享受。家里平安就会让他们第二天又精神百倍，投入到新的“捡钱”运动中去。

我已经十七岁，长到了一点七三米，刚刚在门槛上刻的身高线上量过。不，一点七三五米，准确地说是这样，还不算头发。量身高，这是我每次回家必做的功课。现在想起来，这或许是一个男孩迫不及待渴望长大的一种外在表现。

我量的时候使劲地用手压了压，不像在学校体检时量身高那样，为了好在同学面前显摆，量的时候偷偷踮脚，或者把头发竖得老高。为那零点零几和老师较劲儿。这次我可一点都没原谅自己，是多少就多少。

脸上长了几颗痘，用手挤了。妈呀，好痛，有一个快成脓包了。奶奶叫我敷点牙膏，我说烦。

到镜子边照照，摸了摸头发，造了个型，用手干洗了下脸，把眉毛、嘴、鼻子皱到一起，再舒展开，然后哼哼两声，抖了抖肩，把这些装酷的程序做完。看看还算“不污染市容”，就准备出门，到镇上去取爸妈寄回的钱。

还有一个任务，就是去看看闷墩儿。那小子昨天从广东回来了，说有好东东等着我去分享，至于什么好东东他在电话里也不说，只说是我没有见过的。几年不见，神秘兮兮的。

老爸前几天打电话回来，说他们今年过年又不回来了，寄了三千块钱。

无所谓，从痛哭流涕，到默默流泪，再到逐渐麻木，都习惯了。电视里正播脑白金的广告：“今年过节不收礼,收礼还收脑白金。”我改了一下：“今年过节爸妈不回家，家里还是我当家啊。”不过声音有点走调，不知是变声后期的原因还是其他什么的，反正特难听，像哭，我切。

远处传来阵阵鞭炮声，那是在外打工挣了钱的人回家挂祖坟放的。这是我们村里的人在外挣了大钱之后进行的广告宣传。

老爸在那头交代，一千二百块是我下期的书学费，三百块是我开学第一个月的生活费，三百块是我和奶奶过年买衣服的钱，还给我发了五十块压岁钱，让我把余下的交给奶奶，买来年的肥料和小猪。

交代完这些后，老爸在电话那边强调说：“你娃给我小心点，钱别乱花，抓紧学习，不准抽烟、不准上网……（不准这样不准那样地说了一大堆，就差说不准泡妞了）不然老子回来收拾你。”话里透露出父亲大人的威严和得意劲。

我想笑，想到了一个不太恰当的词：不劳而获。多年不回家，平空收获了这么大个极品儿子，谁不乐得晕晃晃、屁癫癫。我口里应着嗯，嗯，好久不回一句话。

一般儿子在老子训话时都这样，看起来挺老实。这样做有两大好处，一是满足了老子高高在上的虚荣心，二是保证了小子口袋里的“源头活水”。

其实真正的情形完全是另外一码事，人们都说父亲与儿子是两头牛，都长了犄角，天性爱斗，总想自己是赢家，所以父亲总是看不惯儿子这样那样，儿子打心眼里从没有真正瞧得起过父亲。等看得惯的时候，父亲已入了土，儿子已像当年的父亲一样，老了，再次被自己的儿子瞧不起。人啊，有时真是一种奇怪的动物。

今年过节爸妈不回家6(2)

老爸他不知道，我比他都高，他才一点六六米，按现在男人的标准，大半个残废。汗！

真不知道当初他是怎样把我老妈哄到手的？我老妈都一点六八米，要身材有身材，要相貌有相貌，完全一个乡村大美人儿，他们的结合，成了村里的一个谜。

现在看来，我的身高一方面得益于老妈，都说母亲高儿子就高，另一方面，可能是遗传变异。而农村的说法是歪竹子发正笋子。

那些和老爸年龄差不多的男人，提起这事恨得牙痒痒的，送老爸一句经典评语：一朵鲜花插在牛屎上。

老爸听了不仅不生气，反而吼吼大笑：“这只能说明我这坨牛屎有营养，适合长鲜花，还朵朵开。”

老妈听了，不仅不恼，还两眼温情得像只小羊羔，盯着老爸，生怕有人从她身边把老爸给抢走了似的。我晕，就我老爸那德行，除了一身的疙瘩肉，和浓得不能再浓的络腮胡子，还有什么啊？

“你娃有没有听啊？”老爸在电话那头吼，老妈在旁边搭腔：“你这个人呀，对娃儿说话态度好点，都要过年了，我们又不回去……”

我听见老妈在抽泣，感觉鼻子酸酸的。我这人啊，有个毛病，德行像我老爸，一个字：暴，吃软不吃硬。三句话不好就拳头相见。最见不得女人哭，见女人哭就不是滋味，就鼻子酸，就想打架。

老妈在那边说：“小凯呀，过年买点好东西吃呀；上街给自己和奶奶买身新衣服，别冻着啊。你喜欢吃什么就买呀……”

我在这边流泪，不过她看不见，我哽着喉咙回答：“嗯，是，嗯。”然后挂了电话，用衣服擦了擦脸，把嗓子清了清，吼出一声：“男人哭吧哭吧不是罪……”就冲进了自己的小屋。

一条板凳被踢倒了，“哐啷”一声，在空荡荡的老屋里显得格外响。

梅的往事 7(1)

仰躺在小屋的床上，我感觉自己像散了架，呆呆地望着屋顶上的蜘蛛网，我显得比任何时候都落寞。

平时在学校里有老师，有同学，大家在一起，热热闹闹，父母不在身边的失落感被淡化了。

可是现在，年关将近，万家团圆，我与父母却相隔千里。接到他们从广东打来的电话，听到他们熟悉的声音，那种通过电话传达过来的亲情和温暖给我的仿佛只是一种伤感，我有时甚至希望父母在这个时候不要给我打电话。既然都已经决定不回来了，为什么要把一种失望和孤寂带给我呢？

此时此刻，我和奶奶需要的不仅仅是他们的电话，也不只是他们的叮咛，需要的是他们回到这老屋，在昏黄的灯光下，一家人有说有笑地围在油漆斑驳的木桌上吃饭。过一会，奶奶烧上一盆滚烫的洗脚水，爸爸妈妈和我都把脚伸进去，试一试水温，感觉烫；然后迅速拿起来，搁在木盆沿边，等水稍冷一点后，又伸进去；然后就不停地用脚背相互搓着，再比一比谁的脚板大。

小的时候，爸爸妈妈在家，每晚洗脚都是这样的。我最喜欢把自己的小脚放在爸爸的脚背上，和他比大小，然后又放在妈妈的脚背上，使劲地拍打水，水溅到地上。爸爸就把我的小脚使劲地踩在水盆里，让我动弹不得。

我嚷着烫起了泡，奶奶就笑着走过来假装打爸爸，把我的小脚从爸爸的大脚板下解放出来，然后握在手里，仔细地搓洗。那时候，这老屋里充满了一种平常人家的快乐，可是现在，再也找不到那种感觉了。

算了，别想这么多了，想了也没用，还是给梅打个电话吧。既然，闷墩儿从广东大老远地回来，想要和老朋友聚一聚，还是问问她愿不愿意来一趟吧。

闷墩儿、我和梅三个原来都在一个院子里住，很小的时候，我们三个常在一起玩过家家。闷墩儿那时特调皮，看到村里有人娶新媳妇儿，在过家家时总要梅当他的新媳妇儿。

梅说：“你长得好丑，黑不溜秋的，像坨煤炭，丑死了，我才不要当你的媳妇儿。我要当郝凯的媳妇儿，他比你好看些。”气得闷墩儿往我们烤好的豆子铜碗里撒了泡尿。

梅呢，早想吃豆子了，就坐在地上哇哇地哭。还是我从家里拿了一把花生给她才让她停止了哭泣。现在想起这些童年趣事都觉得好笑。

读小学的时候我们三个也在同一个学校，上学、放学都在一块儿。梅上学比我们早，比我和闷墩儿高一级。梅读到小学五年级的时候，转学走了，原因是她在读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在外打工的父亲因为煤窑发生瓦斯爆炸，遇难了。

当时据说死了好几十个挖煤的，她父亲是其中的一个。梅的爷爷很早就死了，全靠她奶奶一手一脚把她父亲拉扯大。她奶奶就只有梅的父亲这样一个独子，梅的父亲死了之后，她奶奶天天哭，后来哭瞎了眼睛，加上伤心过度，一年后也死了。

梅的母亲就这样成了一个寡妇。一个农村女人死了丈夫带着个孩子，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

作为一个女人，梅的母亲干不了重体力活，有时就央求隔壁邻舍的男人在农忙时帮自己干点犁田、栽秧、打谷之类的重活。可这样一来，村里就起了风言风语，说她自己死了男人，就与别的男人不清不白。梅的母亲听了，气得直抹眼泪。

后来，在媒婆的一再劝说下，梅的母亲一狠心，带着梅再嫁了。

那人是个收猪皮的贩子，当初媒婆把梅的母亲介绍给他的时候，他有点不愿意，嫌梅是个拖油瓶，麻烦；但看到梅的母亲人还长得不错，就同意了。

据说那人后来发了财。他收猪皮找了一些钱后，承包了镇上的一个煤窑，摇身一变成了煤窑老板，就在县城买了一套房子，把家安在了县城。

生父与继父都与煤窑有关，按宿命论的观点，是她前世与煤炭有孽缘。

就这样，梅就离开了我们，这个院子里再也看不到她扎着羊角辫飞来飞去的身影了，再也听不到她银铃般的笑声了。

梅的往事 7(2)

当初那个猪皮贩子，哦，应该称煤窑老板，请人来把梅家里的东西搬走的时候，很多大人、小孩像看稀奇一样围在梅的家门口。

院子里有个老爷爷把旱烟袋在鞋帮上敲了敲说：“死的死了，走的走了，这下子就成空屋啰，只剩个空架子了，唉……”说完就摇头。

还有个老奶奶说：“老李家从这一代就彻底断了。这人一辈子啊，想想真没有什么意思，先是出门使劲地挣钱，想盖新房子，现在人死了，莫说新房子没有盖成，连老房子都守不住了。唉，把老李家一看，真没得个想头啊！”说完就用系在腰间的围腰抹眼泪。

梅的母亲强忍着泪水，在屋里忙进忙出，指挥着那些人搬东西；梅呢，一双圆圆的大眼睛流露出惊惧与不安。我和闷墩儿钻过人群悄悄喊她，她也不应，只是默默地收拾着自己的东西，把那贴在墙上的奖状一一撕下来，折叠好，放进自己的书包。

梅的母亲带着梅跟那个猪皮贩子出门的时候，一些比我们更小的小屁孩，跟在他们后边，嘴里像唱歌似的喊：“小媳妇嫁人咯，小媳妇嫁人咯”。

梅的母亲回过头望了一眼自己的老屋，然后双手捂着脸，走了；梅跟在她的身后，低着头，一声不吭。就这样母女俩离开了我们的院子，自己的老屋。

据说当初那个猪皮贩子搬完了屋里的东西还想拆掉梅家里的老屋，把木料和瓦片卖钱。梅的母亲坚决不同意，说就让它留着吧，留着让梅长大了回来看看，毕竟她是老李家的后人，哪怕只是个女娃子，也是老李家的一根苗啊。

那猪皮贩子起初不同意，坚决要拆。梅的母亲说你要拆房子，就一个人走吧，我不嫁了。那猪皮贩子拗不过梅的母亲，只好罢手。就这样，一把大铁锁挂在了破旧的木门上。

现在，梅老家木门上的那把大锁已锈迹斑斑，房屋由于年久失修，经常漏水，半边墙已经开始垮塌，那些雨水冲过的痕迹像人的眼睛一样留在墙上；屋脊上呢，长了几丛青青的野草。

读小学的时候，我和闷墩儿有时把梅家的门推开一条缝，眼睛往里瞄，想看看里面到底怎样了；但什么也看不见，黑漆漆的，一股霉味直向外扑。院子里的老人不让自家小孩子靠近梅家的门，说有阴气，不吉利。我和闷墩可不信那些。

梅离开这个院子已经六年了，一次也没有回来过，不过现在她又和我在同一个学校读高中。虽然不是同班，但天天见面。闷墩儿与梅从那以后再也没有见过面了，我想，他大概是想看看梅到底变成什么样子了。这小子，难道贼心不死？

闷墩儿和他的小妖精后妈８(1)

给梅的电话打通了，听说闷墩儿回来之后，梅流露出淡淡的惊喜，问我闷墩现在长成什么样子了呢，还像过去一样黑吗？我说到现在都还没见过那小子呢，只是通了电话。然后补上一句，大概还是黑吧，他那个黑啊，是黑到骨子里的，岁月的沧桑哪能轻易就改变得了？梅在那边电话那边哧哧地笑。

我说：“闷墩儿在问你的情况，想你回来我们三个聚一聚，来吗？”梅在电话那边沉默了一会儿，说：“不用了吧，有些东西只要藏在心里就够了，见了面，反而会让那种感觉消失。”我说“好吧”，就搁了电话。

我知道，梅指的那种感觉是童年时我们在一起玩耍时的无忧无虑的快乐。

老家留下了梅太多的童年记忆和欢乐，但父亲和奶奶的相继亡故，母亲的再嫁又都给了她太多的伤痛。她既怀念这个留下她童年美好记忆的老屋，但同时又不想再踏入这里半步。

我知道，她是怕回到这里后，所有的伤口再度被撕开，所有的关于亲人的疼痛再度袭来。我想，大概是这样的。

这种感觉，我是后来才知道的，而在我之前，梅，还有闷墩儿，都过早地体会了这种酸涩甚至是痛苦。

闷墩儿比我大一岁，和我一样，上小学四年级时他爸妈也出门去了，没人管，野孩子一个。

我俩关系属于很铁的那种，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说，叫同一个鼻孔出气，拉屎都要同茅厕。小学时我们经常一起下河摸虾，上房揭瓦，今天偷张歪嘴家的李子，明天扯李光头家的花生。

那时候，几乎每天晚上刚睡下，我家的门就会被人捶得咚咚响，那是有人前来“捉拿凶手”。因为白天失主和奶奶都抓不到我。在奶奶千个不是万个不是的赔礼之后，一根小竹棍就在我的屁股上开了花。

小学毕业的时候，闷墩儿的父母离了婚，据说是他家开面坊找了几坨钱，他老爸花了心，又找了个小妖精，才二十岁。原来是他老爸找来给家里洗衣做饭的，后来不知怎么就搞到了一块儿。

一次他老妈到客户那里去收面款回来,听见屋里有哼哼声，一脚把门踹开，看见一地的衣服裤子，男人的裤衩和女人的胸罩扔得乱七八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