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6、贵人(1)
上次在一起吃饭时,丁剑英告诉我,他的父亲也得了脑瘤,是恶性的,没有做开颅手术,而是在省肿瘤医院做的X刀,效果不错。他答应帮忙联系一下,可是一直没有回音。母亲为父亲的病操碎了心,我想无论如何也要想办法缓解父亲的痛苦。我给丁剑英打电话时,他正在开董事会,他小声在电话里说:“雷默,晚上我请你到杜鹃馆吃饭,我让你见一个人。”说完挂断了电话。我不知道丁剑英让我见的是什么人,也不好问,只好等。
晚上六点钟,我开车来到东庙杜鹃馆。东庙在东州号称韩餐一条街,这里的大小饭店、歌厅、桑拿浴大多是韩国外商投资的,只有一家餐厅叫杜鹃馆是北朝鲜投资的。这里的生意火得很。据说来吃饭的人大多是韩国人。
我走进二楼杜鹃馆的大厅,人声鼎沸,座无虚席。丁剑英靠窗坐着,见我进来使劲向我挥手,我走过去坐下。
“雷默,来过这儿吗?”丁剑英一边让服务小姐倒茶,一边问我。
“没来过。”我有些不好意思地说。
“这些女孩儿都是平壤歌舞团精心挑选的,你看不仅漂亮,而且能歌善舞,一会儿还有表演呢。”
“丁哥,怎么想起来选在这儿吃饭了?”我好奇地问。
“一会儿,我给你介绍的朋友是朝鲜族人。”
“这位朋友是干什么的?”我又问。
“他叫朴素,也是通过给我父亲看病认识的,现在是省肿瘤医院神经外科的副主任,留美的博士,已经开了五千多个脑袋了,是省肿瘤医院神经外科开颅手术死亡率最低的。”
正说着,走过来一位十分英俊的中年男人,戴着眼镜。
“对不起,丁总,我来晚了。”中年男人礼貌地说。
“雷默,这位就是我的好朋友朴素,”丁剑英赶紧起身介绍说,“这位是雷默,也是我的好朋友。”
三个人寒暄后一起落座。丁剑英开始点菜。菜上齐后,朴素要了两瓶五粮液酒。看得出来,朴主任是爱喝白酒的。丁剑英要了七八个菜,对我口味的只有辣白菜和海鲜汤。不过朴素很爱吃。朴素是一个非常朴实、热情、和蔼的人,一点名医的架子也没有。说实在的,我对外科的医生都很尊重,内科可以滥竽充数,外科则要靠真本事。应该说,朴素是一个有大本事的人,却看不出一点狂傲。这不免令我肃然起敬。
“朴主任,开颅手术的死亡率最低是个什么概念?”席间,我开门见山地问。
“百分之零点七五。”朴素很自信地说。
“朴主任,你是在哪儿学的医?”我又问。
“我是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硕士毕业,毕业后分配到省肿瘤医院,后来单位公派我去美国留学,攻读博士学位。我的导师是全国著名的神经外科专家华卜之先生,老人家病逝前有遗嘱,将遗体捐献给医院,点名让我解剖他的头。当时我是含着眼泪将老师的头解剖的。哪天你可以去我的实验室看看,我一直保存着我老师的大脑。”
“这事在《清江日报》上进行了长篇报道。”丁剑英补充说。
我听了以后内心世界受到强烈震撼。眼前这位英俊朴实的外科医生,实际上是一个将生死看得很唯物的人,他几乎每天都面对人的生死,也许正因为如此,他才这样平和。我向他认真地介绍了父亲的病情。他未表态,只是坚持说吃完饭后一起去看看我父亲,同时看看核磁共振的片子。我感动了,第一次见面他对朋友就这样负责,是我没有想到的。
66、贵人(2)
“雷默,朴素是我认识的朋友中唯一可以看出本色的人。”丁剑英赞叹道。
丁剑英对朴素的评价是很高的,但并不过分。有人说,改革开放以前的女孩漂不漂亮,全凭个人实力。我见到朴素就有这样一种感觉,朴素是我生来见到的一个纯粹的人。由于相见恨晚,我们三个人喝了两瓶白酒,又每人喝了一瓶啤酒才散。
丁剑英自己开车走了。朴素上了我的车。东庙一条街灯红酒绿,横竖闪烁的霓虹灯映透的全是朝鲜族文字,仿佛到了韩国汉城。记得李国藩活着的时候,由于这条街色情活动猖獗,市公安局局长在市政府常务会上提出要严厉整治这条街。李国藩当场把脸阴下来说:“这条街谁也不许动,就让它顺其自然地发展。”经过几年的发展,这条街没用政府一分钱却发展成为东州市最有档次、最有活力的一条街。
我和朴素来到父亲家。父亲这两天痛风病犯了,两条腿肿得厉害,行动不太方便,前两天杨娜找了一位老中医开了个方子,效果很不错,但两条腿还是疼。母亲开了门,见到我和朴素很高兴。我向母亲介绍了朴素。母亲很热情地把朴素让到了父亲的屋里。父亲正在床上坐着打电话,见我们进来父亲赶紧挂断了电话。朴素热情地与父亲握手。父亲听说朴素是特意来看他的病情的,连声道谢。
朴素询问了父亲的病情,用药情况,又仔细看了核磁共振片子。然后客观地说:“大爷,您老的精神头挺好,但病情有发展,还是尽快做手术好,不然再发展下去,您老就要遭罪了。” 父亲一听要做手术,有些打怵,解释自己吃药控制得很好,很长时间没抽了。
朴素听后笑了笑说:“大爷,要相信科学,您老好好休息吧,我告辞了。”父亲握着朴素的手,好久才松开。
从父亲家出来,朴素对我说:“雷默,大爷的病越快做手术越好,不能再拖了,从核磁共振片上看,瘤子比两年前长了一点二厘米,已经是四点二厘米了,太大了,超过五厘米就不能做了。目前,我做这个手术有十成的把握。问题是抓紧解决痛风问题,让老人恢复体力。” 听了朴素的话,我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朴素简直是上帝派来救我父亲的,丁剑英就是上帝。
我送朴素回家后,一个人开着车,心情第一次感到轻松,我打开车窗,车子里顿时冲进来一股冬夜清凉的寒气,沁人心脾。我心想,自己是不是天才,换个行当一试便知,写小说也许真就是一条出路。我记得王朔就是在辞职经商不成功之后,开始写小说的。正如他小说的主人公所说的,“你干吗不写小说呢?”他拿起了笔,写了一部特别纯情的作品,这就是《空中小姐》,从此,一发而不可收。难道自己要做王朔第二?野心纯粹是野心。我又一想,有什么不行?说不定哪天与王朔成为朋友了呢。人生何处不相逢?我越想越激动,脚一踩油门,车飞速地消失在夜幕之中。
67、秋枫秋兰(1)
父亲的痛风迟迟不好,开颅手术就不能做,我心急如焚,跑遍了东州的药房,想寻到一种特效药。说来也巧,我到方圆大药房中药柜台打听有没有这种药时,卖药的小姐看着我直发呆。
“你怎么这么看着我?”我冒昧地问。
“大哥,我怎么看你面熟啊,你是不是姓雷呀?”她惊异地问……
“对呀,你怎么知道?”我更加纳闷了。
“你叫雷默吧?你们家走‘五七’时在刘家窝棚住过两年?”
“对呀。”
“大哥,你不认识我了?你小时候还让我爸看过病呢。”
“你是秋兰?”我一下子想起来了,惊讶地问。
“对呀,我就是秋兰,我们小时候还在一起玩过过家家呢!”秋兰兴奋地说。
“你爸妈可好?”我也高兴地问。
“我爸妈都过世了。”
“那你哥秋枫呢?”
“自己开诊所呢,我哥继承了我爸的事业,现在也是远近闻名的中医了。”
“你们家的医术可是祖传的,你爸可是有大本事的人。”
“我哥把我爸的本事都学到手了,还有了新的创新。大叔、大婶的身体好吗?”
“我妈身体还好,只是我爸身体不好,不仅得了痛风,还长了脑膜瘤。”
“我哥治痛风是一绝,我给他打电话,你抽空去他那儿一趟吧。保证大叔药到病除。”
我一听,高兴极了,对秋兰说:“改天请你吃饭。”
我记下秋兰的电话,又留下自己的电话,便告辞了。
我离开方圆大药房,按秋兰提供的地址,开车直奔秋枫的诊所。诊所位于清福区仁爱路一个幽雅的四合院内,院子里有几棵枯了枝的大杨树,麻雀在枝头叽叽喳喳地叫。
“秋枫怎么找?”我走进诊所问一个穿白大褂的护士。
“哪个屋病人多,他就在哪个屋。”护士热情地说。
果然,有一个诊室有十几个病人等着号脉,一个年龄比我长几岁,虽然清瘦,但十分精神的大夫正在给病人号脉。秋枫小时候跟我玩过,还和我在一起打过架,我一眼就认出了他。 “秋枫大哥。”我高兴地喊道。
秋枫看我一眼非常惊喜。
“雷默?!你怎么来了?等我一会儿啊。”
秋枫给手头的病人号完脉开完药后,对助手说:“你先照应着,我来了一位朋友。”说着走出门诊室。
“走,到我办公室坐坐,好家伙,多少年没见了!”秋枫一边和我握手一边说。
“离开刘家窝棚就再也没见过面,没想到大哥事业有成,已经有自己的诊所了。”我敬佩地说。
我随秋枫走进办公室。办公室内有一张老板台。二人沙发、茶几,简单、干净,墙上挂满了“妙手回春”、“悬壶济世”之类的锦旗、匾牌,都是病人送的。
“雷默,请坐!”
秋枫一边热情地招呼我,一边给我沏茶,还问了我找到他的经过。他怀旧地说:“雷默,还记得不,当年我们两家是刘家窝棚仅有的‘五七’户,当地人欺生,我和你哥就联手和当地的孩子打架。”
“记得,当时我家的房子连着铁匠铺,白天净是牵着马来钉马掌的。” 我也憧憬地说。 “别看你家房子连着铁匠铺,还住过‘满洲国’的一个格格呢。”秋枫玄乎地说。
67、秋枫秋兰(2)
“这我倒没听过。”
“解放前,那个格格嫁给了国民党一个团长,后来那个团长跑到台湾去了;解放后,她是下乡接受改造的,后来死在刘家窝棚了。现在你们家住的房子还在。”
“是吗?我家都离开二十多年了。”
“雷默,无事不登三宝殿吧。”
“大哥,秋兰说,你治痛风最拿手,我父亲痛风很长时间了,吃了很多药也不见效,你给想点办法吧。”
“化验单拿来了吗?”
“拿来了。”
我把化验单递给他看。
“没问题,吃我的药三天后就能缓解,一个星期准好。”秋枫看完化验单说。
我听了很高兴。
“大哥,痛风是怎么得的?”
“痛风是一种洋病,改革开放前,咱们国家没有发现有这种病,吃海鲜喝啤酒最容易得这种病。”
“我父亲年轻时很能喝啤酒。”
“大叔、大婶还好吧?”
“还好,我爸脑袋里长了脑膜瘤,痛风一好,就得做手术。”
“准备在哪儿做?”
“省肿瘤医院。”
“有熟人吗?”
“有。”
“雷默,别着急,老人上了年纪都会有个病儿灾儿的,正确对待。我父亲是脑溢血没的,没之前像个老小孩儿,眼前的事一点也记不住,过去的事记得可清楚了,躺着没觉,坐着打盹儿,哭不流泪,笑着淌眼泪儿。”
我一听笑了,心想,秋枫总结得还真是这么回事儿。秋枫陪我抓完药,我就告辞了。临别时,秋枫说:“雷默,改日我和秋兰去看大叔、大婶。”
离开秋枫的诊所,我开车去给父亲送药,不禁想起当年李国藩和张国昌找老中医按摩的事来了。老中医的家就在秋枫开的诊所附近。当时,李国藩每天晚上都要找老中医按摩,据说是陈建祥给介绍的。
老中医有一套健身理论,一个人平躺在床上,两条腿伸直,如果不一般齐,就是有病,要通过按摩让两条腿齐了,这样才算是健康的。
去老中医家按摩的人还真不少,但是为了给李国藩和张国昌按摩老中医几乎谢绝了其他病人。因为有这两位财神爷,名利皆可双收。
起初,张国昌不知道李国藩找老中医按摩的事,张国昌凡事都要与李国藩一比高低。秘书一处给张国昌印的名片设计风格与李国藩的名片不一样,张国昌就跟我发火,让我通知秘书一处重印。也是林桂花到市人民医院看病时,说起李国藩按摩的事,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孟丽华心想,李国藩找的老中医一定是高手,他享受的,我们家国昌就得享受。于是孟丽华从林桂花口中套出老中医家的方位,两口子每天傍晚都要到老中医家做按摩。老中医每次给张国昌按摩,都要夸李市长好,说什么每次给李市长按摩都车接车送,李市长的车真厉害,不仅有警灯,还可以喊话,随便闯红灯。张国昌闭目养神,就当没听见。
终于有一天老中医开口要价了。
“张市长,求您办一件事呗。”老中医难为情地说。
“老爷子请讲,只要能办,我一定帮忙。”张国昌躺在按摩床上说。
“我儿子在东州市杂技团工作,是按摩师,他想买台二手车,最好是八成新的,桑塔纳2000就行。”老中医说。
“您儿子能出多少钱呢?”张国昌笑着问。
67、秋枫秋兰(3)
“七八万元吧。”
“雷默,这事就交给你办了。”张国昌大包大揽地说。
我心里很不高兴,觉得老中医狮子大开口。不过我也没办法,谁让张国昌发话了呢?我找到杨儒斌说明了情况,他一口答应了。
一天傍晚,我陪张国昌又去按摩时,我把消息告诉了老中医。老中医让我与他儿子联系。我只好拨通老中医儿子的电话。没想到老中医儿子的胃口更大,他说:“不好意思,我最多只能拿出五万元钱。”我心想,人怎么都这么贪婪,白给你得了呗。我没搭茬。
送张国昌回家后,我与杨儒斌通了电话,杨儒斌一听就火了。
“五万元一台桑塔纳2000,他有多少,我要多少,这不是抢吗?再说,五万元我卖给你好不好。”杨儒斌生气地说。
“儒斌,算了,明天我就回了张市长。”我也没好气地说。
没想到,第二天傍晚,张国昌死活不去按摩了。
“雷默,昨儿我回家你嫂子告诉我,那个老中医是个肺癌患者,我一听给我恶心坏了,我早知道根本就不能去。”张国昌厌恶地说。
“老板,老中医儿子买车的事还帮不帮?”我打趣地问。
“帮个屁,不管了,不许管了。”我一听也解脱了。
关于健身养生的事,张国昌变过许多花样。
“雷默,你知道为什么省委老书记快九十岁了身体还倍儿棒吗?”有一次张国昌很神秘地问。
“不知道。”我说。
“常年坚持喝冬虫夏草泡的水,都喝四十多年了。” 张国昌表情惊异地说。
“是吗?”我听后也很惊讶。
“雷默,从明天开始,别给我沏茶了,给我泡冬虫夏草喝。”张国昌认真地说。
张国昌坚持喝了半年,也没觉得怎么样,开常务会时端着冬虫夏草泡的水怕影响不好,便说:“算了,还是喝茶吧。”就这样又换过来了。
过后,我问老书记的秘书:“听说老书记身体倍儿棒是因为每天用冬虫夏草泡水喝,有这么回事吗?”
“雷默,你这是听谁瞎掰的?根本没这回事儿!”老书记的秘书一本正经地说。
68、手术(1)
父亲终于住进了省肿瘤医院神经外科病房,朴素安排得很周到。
“手术先不急,让老爷子稳当稳当,做做全面检查,我也静静心。”朴素慎重地说。
星期一住进来的,188床算是个吉利数。父亲的精神状态很好。严格来讲,做脑膜瘤手术七十岁以上的老人是禁区,父亲已经七十四岁了,朴素如果没有高超的医术是不敢接这个病号的。
“雷默,住院期间的费用大约是三万多元,因为你父亲是医保,个别好药你还得自费。”朴素解释说。
“没问题,只要能救我父亲的命。”我说。
手术定在星期五,早晨护士们全副武装,推着平车进了病房。此时父亲已经剃了光头,刚才护士用刀片又刮了一遍,头刮得锃亮。我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看父亲剃光头。
父亲躺在平车上,看得出父亲表情平静,内心很紧张,毕竟是做开颅手术,不知道手术结果会怎样。前天晚上,做过开颅手术的病人一连死了三个,走廊里哭声一片。这哭声对父亲的影响很大。
不过,父亲还是坚强的。他很平静地躺在平车上。车推进三楼电梯,家属就不让上了。十层,十五层,十七层,电梯一直上到十七层停住了,手术室就在十七层。
我和我哥就在电梯口,杨娜陪着母亲,父亲是第一个被推进电梯的,接着又推进去三个做开颅手术的病人。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三个小时过去了,十七层电梯直接下到三层,电梯口站满了病人家属,每个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电梯开了,护士推出第一个病人。大家都焦急地围上去。不是我父亲,我们只好继续等。一连又推出两个病人,又不是父亲。母亲有些紧张了,怕出什么意外。我一边安慰,一边不住地提醒自己要相信朴素,下午两点,十七层电梯终于下来了,一直停到三层,我知道父亲的手术做完了。
电梯门开了,护士们推出平车,父亲的头上贴着一块手掌大的纱布,很安详地睡着,麻醉还未苏醒。
“护士,手术怎么样?”我赶紧问。
“手术很成功,从来没见过朴主任手术做得这么细,脑膜瘤全部切除。”
护士说完,我这才想起朴素。
“护士,朴素主任呢?”我感激地问。
“还没下来呢。”护士说。
我们全家随护士将父亲推进了重症监护室。每个做过开颅手术的病人都要在重症监护室观察几天,有的重病号在里面一呆就是几十天。重症监护室的费用贵得惊人,不算用药,每小时一百元,一天就是两千四百元。
我试着拨通了朴素的电话。
“朴素,我是雷默,辛苦了,大恩不言谢。”
“雷默,你可真能捅词儿,还大恩不言谢!”
朴素哈哈笑着走了过来。母亲握着朴素的手,眼泪就流了下来。全家人不知道怎么感谢好。
“大姨,放心吧,这是我做得最成功的一例手术。”朴素信心十足地说。
“朴素,你累坏了,快去休息吧,改天我们好好聊聊。”我动情地说。
朴素走了,全家人终于松了口气。
医院就是生死场,神经外科尤其如此。与父亲同一天做手术的三个病人中有一个病人和前几天做完手术的一个病人同一天死在了医院。夜晚的三病区走廊哭声一片。我面对这样的场面不禁对生命的脆弱而悲叹。这真是应了那句话:睡一觉,醒了,一天就过去了;醒不过来,一辈子就过去了。
68、手术(2)
很长时间没有哭的感觉,没有伤感的泪水,只有小资情调,生命在透支中逝去。此时,走廊里的哭声是悲痛的,也是平淡的,因为普通生命就是在痛并平淡中逝去的,就像一粒沙子扔进湖里,平淡得没有一丝涟漪。看破生死的人渴望这种平淡,因为涟漪即使再大,也会随着生命而逝去,平淡是迟早的事情。
父亲在重症监护室只呆了一天,就被送回了一般病房,由于手术部位水肿导致呓语,有些话听起来十分荒唐。朴素说,这是水肿导致的情绪不稳,水肿消失后会正常的。
这几天父亲睡觉颠倒黑白,晚上闹人,白天睡觉,睡梦中父亲经常想起山东老家的大柳树。
“大柳树已经成仙了,被大风刮倒与我无关。”父亲手舞足蹈地说。
清醒时,父亲告诉我大柳树被风刮倒后,给爷爷做了寿材。糊涂时,父亲顺嘴说胡话。 “医院里有四种女人,陪护女、下岗女、妓女、被通缉的歹徒。”父亲呓语道。
“你就是被公安局通缉后躲进病房的。”我哥听了很生气,便回了一句。
“那我去自首。”父亲荒唐地说。
我听了父亲的呓语忍不住笑了。
在省人民医院神经外科有三个病区,一病区是脑外伤,二病区是脑出血,三病区是脑肿瘤病房。
有一天晚上,我从医院的生活服务区回来,走到三楼时,闪出一个满脸是血的男人,让人看了只想吐,我紧走几步想远离他,他却紧跟着我问:“大哥,耳鼻喉科在哪儿?”
我告诉了他,他才走开。走廊里一个人也没有,我的眼前怎么也抹不掉这个满脸是血的人。走到洗手间时,被一个正在小便的人震住了,胖胖的大圆脸,戴着近视镜,这不是常务副市长杜文革吗?杜文革不认识我,他走进我父亲隔壁的病房。我很纳闷,便走到护士站问小护士。
“杜文革的儿子五年前就得了脑胶质瘤,”小护士说,“在北京301医院做的手术,现在复发了,癌细胞飞得满脑袋都是,已经傻了,只能靠放射治疗维持。”
我听了以后颇为震动,我不禁想起在三亚南山寺遇见杜文革的情景,一个八百万人省会城市的常务副市长,跪在佛像前,一跪就是半个小时,这是老百姓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
接下来的几天,我经常看到杜文革和他前妻的身影。杜文革的前妻十年前就与他离了婚,和一个香港大老板跑到了美国,现在已经入美国籍了。有人说,这叫生态平衡,好事不能让一个人全占了,杜文革平步青云的背后却有一个破碎的家。杜文革的儿子今年才十八岁,往后的日子就按天算了,也是孩子命苦,虽然生在富贵人家,却并未享受到真正的人生幸福,这就不是“遗憾”两个字能说清楚的了。
69、人情(1)
父亲一天比一天好起来。全家人的心情一天比一天轻松起来。术后十二天头上的伤口拆线了。伤口愈合得很好。晚上我正在病房值夜,朴素走了进来,他询问了父亲的情况后,让我去他办公室一趟。我让父亲先睡,便跟着朴素来到他的办公室。朴素今天格外客气,我预感到他有事求我。我们俩坐下互相点烟。
“雷默,不好意思,我有件事想求你帮帮忙。”朴素开门见山地说。
“朴素,你太客气了,有什么事你就说吧。” 我深吸一口烟说。
“我爱人周婧开了一家医药公司,已经有五年了,这几年业务发展得很快,经营一直很顺利,前几天市药监局药品监察大队突然去查我爱人的公司,说济仁医院等几家医院患者告到药品监察大队,举报我爱人的天利医药公司经营的以色列生产的阿莫西林干糖浆副作用很大,个别患者服药后有中毒症状。药品监察大队的人去了公司后,不仅查封了药,还拿走了账。目前,我爱人的月销售额在七十多万元,如果罚二至五倍的话,公司损失惨重。”
“朴素,天利公司的药到底怎么样?手续全不全?”我谨慎地问。
“雷默,跟你说实话,我爱人这几年做生意我一直不太赞成,所以天利公司的事我也很少过问。不过,阿莫西林干糖浆绝对是好药,不可能有那么大的副作用。应该说,在国内同类药品中,这是最好的,以色列生产的药还是可以放心的。手续也不是不全,而是上家公司倒闭了无法追溯,这里面有阴谋,就是要整垮天利公司。”
“朴素,你爱人得罪什么人了吗?”
“济仁医院欠天利公司三十多万元的药款,一直不还,我爱人多次去院长办公室催款。那院长是个女的,挺黑。她劝我爱人,三十万元药款可以给天利公司,但是提款后,必须给她十五万元,否则,一分钱也拿不走。我爱人不同意,并吵了起来。没过两天就发生了这件事。”
“没想到医药界也这么腐败。”
“雷默,你是经过腐败大案洗礼过的人,有的人只知道有些当官的腐败,殊不知白衣天使中也有白衣魔鬼。”
“朴素,这话怎么讲?”
“医生现在开药拿回扣已经是普遍现象,一种药有的医生能拿到百分之三十五的回扣。有的厂家为了打市场,用一种药赔钱铺路,贿赂得手后,用另一种药赚钱。这里面学问大了,全是猫腻儿,最后倒霉的是患者。”
我听后不禁愕然。我一直认为有人的地方就叫江湖,有人的地方就有政治,其实,有利益的地方一定有腐败,腐败绝对不是官员的专利。长期以来,人们总是将政治、腐败与政府联系在一起,实际上,哪里有职位、权力、影响力的竞争,哪里就有人与人之间的勾心斗角,就有政治,就有腐败。
“雷默,你在官场认识的人多,过去帮过那么多人,帮我爱人想想办法,把这一关渡过去。”朴素有些恳求地说。
“朴素,你爱人胆子也够大的,在医药界干了这么多年,道上的人一个也不认识,竟然把生意做得这么大。既让人佩服,又让人捏把汗。放心吧,朴素,药品监察大队大队长谭军和张国昌的爱人孟丽华是中学同学,过去我们经常在一起吃饭,我先找他了解一下情况。” 我笑着说。
朴素一再表示感谢。我们又闲聊了一会儿才分手。
第二天上午我就给谭军打了电话。谭军很热情。我简单问了天利公司的事情。谭军说,不清楚,案子是一个副手带领部下办的。
69、人情(2)
“谭大哥,晚上一起坐坐吧,见见我的朋友。”我诚恳地说。
“好,很长时间没见面了,十分想念。”谭军很给面子。
我们约定晚上六点在鹤鸣春大酒店见面。在东州要想吃最好的鱼翅和鲍鱼,还是要数鹤鸣春大酒店。
晚上六点,我和朴素两口子开车来到鹤鸣春大酒店。我从车上刚下来,宋老板就从大堂迎出来。自从服装生意的事泡汤后,我一直不愿意到这里吃饭。今天,为了朴素两口子,没办法。宋殿成把我们让进包房,让服务小姐上了一条软包中华烟。我知道这是宋老板为合作不成略表歉意,我也不计前嫌心领了。
“雷默,冯皓今天请薛元清吃饭,得去照应。”宋老板圆滑地说。
“宋哥,你忙你的。”宋老板拱拱手走了。
“雷默,听说冯皓的老婆杀死一个房地产大老板,案子破没破?”朴素随口问。
“被杀死的那位老板是我最好的一个朋友,叫迟小牧,案子一直没破。”我解释说。
“听说冯皓的老婆连六岁的孩子都没放过,太残忍了。”周婧啧啧地说。
“等我父亲出院以后,我要把这件事写进小说里,以此来纪念我死去的朋友。”我深沉地说。
正说着,谭军走了进来。谭军和我热情握手后,我向朴素、周婧介绍了谭军。周婧见了谭军像见了救星。大家落座后,我让服务小姐上菜。谭军是一个性格豪放的人,快人快语,中等身材,体格略胖,脸上有些麻子,脸上的麻子又显出几分诡谲。
“周婧,说句实话,一般的案子我现在全部放权。”谭军单刀直入地说,“我手下三个副手,一天忙得团团转,不是雷默打招呼,我不可能插手,你的事我了解了一下,你的手续确实有些毛病,上家医药公司黄了,你进的药说合法就合法,说不合法就不合法。雷默,你说句话,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
“谭大哥,既然求你了,当然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了。”我毫不含糊地说。
“好吧,我们哥儿俩认识这么多年了,这还是你第一次求我,就这么定了,回去以后我研究一下怎么操作。”朴素两口子感动得一个劲儿地敬酒。
谭军不仅酒量大,还健谈,他豪放地说:“我看你们吃鲍鱼用刀叉太文明,我是个粗人,喜欢痛快。”说完他用叉子叉住鲍鱼像吃大萝卜一样啃了起来。我看了以后,心想,谭军的性格一点也没变。
“周婧,你老公有会开颅的本事,你也不缺钱,干吗那么辛苦,现在生意场多复杂呀!” 谭军一边吃一边说。
“谭大队,我要是不做点事,在家还会有地位吗?女人必须自立,不能成为丈夫的保姆。” 周婧要强地说。
“朴素,周婧虽然是你老婆,但是你们是两种人。”谭军笑了笑说。
“谭大哥,你我在官场上混了这么多年,有发财的机会没有发财的胆儿,朴素是学本位,周婧是商本位,都比官本位强。”我旗帜鲜明地说。
“是啊,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是富了不少人,但是真正富起来的都是围城里面的人,围城外面的人还在温饱线上挣扎。”谭军的话很有哲理,把大家逗得哈哈大笑。
“围城里有很多韦小宝式的人物,不仅发了财,还做了官,情人也不少。怪不得金庸先生要修改《鹿鼎记》,称不能让一个流氓有一个非常圆满的结局。”我大发感慨。
69、人情(3)
“我是研究人脑的,我一直有一个观点,人类一旦研究明白了人脑,人类离灭亡也就不远了。”朴素也语出惊人。
“朴素的观点我赞同。雷默,听说你要做文人?”谭军似信非信地问。
“只是个打算。”我有些发窘地说。
“做文人有四大条件:一是不拘小节,二是放荡不羁,三是我行我素,四是顺其自然。” 谭军说完,“噔”地放了个响屁,逗得众人哈哈大笑。
“这就是不拘小节。不过,你们要知道,凡是放响屁的人都好交!”谭军不以为然地说。
众人听后更是哈哈大笑。
酒足饭饱之后,我想请谭军洗个澡。谭军说:“不行啊,老弟,还有一帮朋友在白金会馆等我呢。”我听口气是真的,也不便强求。
我们四个人走出大堂时,宋殿成正谦卑地送薛元清和夫人。冯皓把奔驰车开过来,下了车为薛市长开车门。薛元清和夫人上了车后,冯皓向宋老板挥挥手,奔驰车消失在车水马龙之中。
谭军上了自己的车走了,朴素和周婧还要请我喝茶,我想到父亲还在医院里,婉言谢绝。 东州的冬夜是喧哗的,因为东州人摆脱不掉躁动的灵魂。路灯与街两侧的霓虹灯交相辉映,透着一种纸醉金迷的繁华。
这一带是东州新兴的商业区,分布了很多高级饭店和写字楼。而且坐落着日本、美国、韩国、俄罗斯领事馆,所以到了晚上,这里是东州最时尚的世界。大款、白领、官员、“三陪女”混杂,形成了一个都市生活的新景观。
与朴素、周婧分手后,我漫无目的地开着车,心绪无疆。我想人的生活可以分为三种:一是物质生活,二是精神生活,三是灵魂生活。我是一个渴望过灵魂生活的人,却无力构建心灵的庄园。心灵的庄园需要创造,没有创造,就没有希望。真正的希望是隐藏在心灵深处的,只能意会,不能言传。
我开车到省肿瘤医院时,已经是深夜了,120急救车闪着蓝光呼啸而至,一个人躺在平车上被推进急诊大楼。深夜的医院仍有很多人出出进进。冬夜的寒气逼人,我不禁感慨,人无论怎么折腾都不过是生死场和名利场上的过客。即使你在名利场上是神,也逃离不了在生死场上做鬼的命运。
父亲终于出院了。他感慨地说:“这次手术等于自己死了一回,我要好好珍惜自己的有生之年,我要写一部书来总结自己的一生,题目就叫《人到老年》。”我对父亲的想法大加赞赏,也希望他真正走出病魔的阴影,让晚年生活充实幸福。
70、人大代表(1)
父亲出院之后,我就投入到长篇小说的构思中。我把手机交给了杨娜,断绝了与外界所有的联系。当我一个人静静地坐在书房里沉思时,我一下子意识到一个作家的社会责任,作家是社会最后的良心。迟小牧如果不是良心发现,也不至于和六岁的女儿命丧黄泉。
我为故事的总体构架而兴奋不已。但是万事开头难,我在书房里憋了一个星期,也没想出个好开头。索性不写了,我开车驶向田野,在黑水河的大堤上,我望着冰冻的河床,心潮起伏。
我静静地坐在大堤上,点燃一支烟。风吹飞了烟灰,吹红了烟头。一只鹰在空中盘旋,仿佛我是它的猎物,突然,它一头俯冲下来,速度像离弦的箭,不一会儿就扎进了远处的森林中。我突然意识到一个真理,最温暖来自寒冷,只有让你迷路的地方,才是你真正的出路。 想到这儿,我有些激动,我拿出打火机点着了河堤上干枯的河草。成片的河草一下子烧着了,火焰迅速地向远处蔓延。那情景就像我激动的心情。我望着远去的火焰,听着干草被燃烧得噼啪作响的清脆声,一个大胆的开头形成了……
“两会”期间,薛元清接受东州电视台记者专访,畅谈“银街工程”的昨天、今天和明天。他说,“之所以启动银街工程,不仅是战略的需要,而且经过多方论证,完全存在可行性。中山大街上原有开工项目的布局符合银街条件,更为重要的是,许多开发商看好银街沿线的部分地块,如果时机不成熟,政府也不会启动银街工程。东州要开放、要发展,就要有商业机会,推出银街项目是一个极好的招商概念。”针对银街工程下一步的主要工作,他说:“已拆迁结束的地块尽快开工建设是当务之急。而对于明年春天的银街开发,将成熟一块,操作一块,稳步推进是其主要原则。”薛元清同时预测,按照现有的二十八个项目的进展,两三年之后,东州的银街将成为全国第一商业街。
就在薛元清接受东州电视台专访的第二天,中山大街航空城路段,两辆飞驰的轿车相撞,将两名正在过马路的女中学生撞倒,当场死亡,两辆轿车上的六人也不同程度受伤。两名花季少女的生命转瞬即逝,实在令人痛心疾首!此事成为人大代表向薛元清发难的导火索。
上午,薛元清来到东州宾馆第三会议室参加中山区人大代表的讨论。薛市长一进会议室,一些人大代表的表情就十分严肃,欢迎的掌声刚落,素有刚直不阿声誉的市人大常委会委员、市计算机研究所研究员赵岩就开门见山地问道:“薛市长,昨天的车祸说明,中山大街作为东州城市交通的脊梁,在规划、设计、建设和管理等方面存在着严重的不足和漏洞,根本没有以人为本的理念。据我所知,中山大街每年发生的车祸有四五起之多,而今年接近十起。这些不该发生的车祸并未引起有关部门和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孩子们的血不能白流。市政府要给人大代表们一个说法。”
薛元清这几天心情一直不错,自己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得到了两会代表的一致好评。“李张大案”后,有人估计东州经济需要三五年的时间才能回暖。当时,美国公开把东州列为高风险投资区,形势逼迫薛元清背水一战。现在看来,自己赢了,财政连续三年百分之三十增长,仅此一条就够自己骄傲的。居然会有人大代表指着自己的鼻子讨说法。
薛元清平和了一下自己的心态,“赵老的意思我明白,”他冷静地说,“城市建设更应体现人文关怀,政府一定会从这些血的教训中警醒,尽快出炉行之有效的道路安全整治措施。” “薛市长,作为公共产品,不管是修景观路,还是三四级马路都要满足不同人群的需求,”赵岩继续阐述自己的观点,“既要满足便捷、快速的要求,更要满足安全、舒适的要求,而现在东州的许多街路都远远没有达到。在这种情况下,市政府仅凭个人意志在城市中轴线的快速干道上搞什么全国第一商业街,建购物广场,五星级酒店,甚至七星级酒店,搞得动迁居民怨声载道。薛市长,请你谈一谈这银街工程除了靠卖地获得大量土地收益充当‘第二财政’外,究竟还有什么意义?”
70、人大代表(2)
薛元清听了赵岩的话像当头挨了一闷棍,“银街工程作为东州的世纪工程,对于提升东州城市形象、拉动东州经济发展有着巨大的现实意义!”薛元清黑着脸说,“目前即将开工的和已经开工的项目有三十个,前来东州谈判的国内外投资者络绎不绝。现在看,银街拆迁达到两个最高,一是对中山大街拆迁户的补偿,如果加上奖励,每平方米达三千二百元,而五十平方米以下的小户型则达到四千一百元左右,这在东州区域性拆迁中达到最高;另一方面,土地出让价格也创下新高,三块地的土地出让价格均在每平方米七千元左右,这也是当初没有想到的。”
一位戴眼镜的人大代表是东州大学建筑规划系主任,“中山大街是东州市的交通脊梁,相当于东州市的长安街,”他摘下眼镜尖锐地说,“在这样一条城市交通主干线上建商业广场、五星级酒店,搞成商业街,应该说违背了城市规划的规律。大家想一想,长安街能建成北京的商业街吗?如果政府认为上大项目就能振兴老工业基地,就能解决东州百万下岗职工的吃饭问题,我看是枉费心机。政府过去搞的大项目还少吗?有几个是成功的。不按市场规律办事,早晚要受到惩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