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之后，沃尔芬森又向执董会提议，除了常务副行长之外，我也可以代表他主持执董会。这意味着，我实际上成为了世行的三号人物。
我的快速升迁，在世行的成员国和世行内部成了一条大新闻。 12 月 5 日 的世行工会报纸上评论说："章是一个火箭般蹿升的低调的人。""这个中国人很能干，提升很快，他善于保持各方的平衡，遇事不慌，敢于决策，效率很高。"工会习惯对世行管理局持批评态度，要他们积极评价一个世行现任高官，这可是很破例的。
而在了解内情的人们看来，这个消息似乎不算意外。 11 月 25 日 ，即将离任的法国执董马克·奥瑟曼在告别信中写道："章就像是执董会的第二十五个成员，他是管理当局与执董们之间的桥梁，是优秀的典范。他像是一棵树，每年都在成长，都在结果子。"一位副行长则在听到这个消息后说："任何有嗅觉的人对此都不会感到意外。"
在任命宣布后的一次招待会上，已经退休的卡基告诉我，是他向沃尔芬森推荐了我。卡基是我十分敬重的前辈， 80 年代，我在财政部世行处工作的时候，曾在北京接待过他，他先后担任世行中国局局长和东亚太平洋地区的副行长。也许由于多年的交道，所以他对我比较了解。他对我说："新行长来后，有时候议而不决，班子里能说会道的多，敢于做决定的少。基于这两年的观察，你虽然话语不多，但是很沉着稳重，敢于做决定，而且你来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你应该是比较合适的人选。"
客观地说，在我的升迁问题上，卡基等人的推荐和我个人的表现，都是有关的原因，在过去两年里，秘书局的改革、香港年会的成功举办以及协助行长推进改革方案等工作，均给沃尔芬森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过，一个同样重要的原因是，中国的崛起和发展中国家在世行组织中的角色也越来越重要。
到 90 年代中后期，快速发展的中国成为世行最大的借款国。从 1995 到 1997 的三年里，中国一直是世行最大的借款国，总计贷款 88 亿美元。每年在世行的总贷款量中，中国所占比例都超过了 13 ％。
与此相关的是，沃尔芬森需要一个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人选进入他的核心团队。在原有的 5 人小组中，行长和负责财务的高级副行长是美国人，常务副行长是瑞典人，另一个负责业务的高级副行长是德国人，只有印度人卡基是来自发展中国家的，这样的构成保持着发达和发展中国家代表性的平衡。随着卡基的退休，理应由一个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人选进行递补，在这一点上，我显然占到了天时、地利、人和的便利。
涉足业务：
管辖 74 个国家
我之所以能够站稳脚跟，做事的信条起了不小的作用：低调的态度，比他人学在前头，以及尽力体现自己的存在价值。
1999 年秋天，华盛顿的枫叶早早地就红了。从世行大楼望出去，可以看到林肯纪念堂前的那片大草坪已经开始有点泛黄。据说，美国联邦政府将在那里建设一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纪念公园，到 2005 年正式开放。
周末，世行的土耳其籍同事艾奇维特邀请我去他在华盛顿郊区的山村别墅度假，他在世行服务了将近三十年，此前当过管理中国环保业务的处长，后来升为东亚地区主管环保业务的局长。
丰盛的晚餐后，我们坐在别墅的原木平台上，望四周落叶纷纷飘下，我深深地被晚秋黄昏的山景吸引了。这时候，艾奇维特问及我在世行的职业方向。
在那些日子里，关于我将涉足具体业务的传闻已经悄悄散布开来了。艾奇维特认为，过去两年多，我负责后勤、人事、组织，这条路是对的。但最终，我还是应该去管理业务。鉴于我以前没有直接做过具体项目的工作，他建议最好先到一个大的国家当局长，下放实践一下。他用老资历的口吻说："你不要一下子管太多，如果管不好，会招架不过来，这样反倒会声誉扫地。"
我自然将他的话视为发自肺腑的忠告。我们是十多年的老朋友了。
一周后，我获得新的任命，分管世行六大业务地区中的三个：非洲（ 47 国），中东北非地区（ 19 国，在世行的业务划分中，讲阿拉伯语的北非 5 国与中东划在一个区块中），南亚（ 8 国），一共 74 个国家。
自从考科维瑟回德国当财政部副部长之后，所有的世行业务便都压到了 58 岁的常务副行长山德斯壮姆头上，沃尔芬森决定让我分担他的一部分工作。
这一变动，对我来说，是相当重要的。这意味着我首次真正进入了世行的业务部门。在世行的历史上，地区一直被认为是银行的核心部门，在人们的眼中也是最重要的。按世行职员的说法，谁负责地区业务，谁就是最优秀的，最有权威的，那些职位也被认为是最肥缺的。
我很清楚，我是中途加入世行的，没有从最基层的业务做起，实际上存在一种可信度的问题。虽然行长让我接手了这项工作，虽然四年多来，我管理过了不少的部门，通过人事改革、信息系统建设和矩阵管理模式的推进等几项重要工作，世行上下对我的评价也比较高。但是，在普遍的评价中，我是一个不错的行政管理者，至于能否适应业务性工作，却还是一个不小的疑问。况且，这也是中国人第一次接掌世行业务的管理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