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我随车前往西岸的拉马拉市，拜见巴勒斯坦总统亚西尔·阿拉法特。一路上，我们经过数个公路哨卡和检查点。由于我们已提前告知以色列的安全部门，路上还算顺利。透过车窗，我看到排着长队的巴勒斯坦人，正等着慢慢地通过那些检查点。天气很热，这种等待之难熬，可想而知。
为了安全起见，我乘坐的是防弹性能最好的越野吉普车。坐在里面，我能感到它重得像卡车，车的前挡风玻璃有几英寸厚，关车门需要很大的力气 , 而且我还得知不仅是底部，连顶部都是防弹的。当它启动时，我能感觉到引擎的强劲。不管外面如何的枪声不断，坐在这样的车里，心里确实感到安全。车开进一处复合结构的院子，这里大部分墙都倒了，只剩下角落的几间房屋。这就是巴勒斯坦总统阿拉法特的所在地。和其他人一样，我曾在电视画面上见过这个院子，也看到过当时被以色列坦克炮火摧毁的情景。难以想象，如今我就站在这几乎化为废墟的院子内。世行同事和巴勒斯坦官员陪我径直走过站岗的哨兵，来到了院子角落的房前。阿拉法特就住在那里。门口早已有人等着迎接我们，简单的介绍后我们被请到屋里。阿拉法特正在那小而干净的屋子等着我。其实这是我们第三次见面。前两次是在华盛顿，他访美时到过世界银行。那时我曾经陪同沃尔芬森行长请他共进午餐。
我注意到和第一次相比，阿拉法特看起来更老更虚弱了。不仅他的手和嘴唇在不停地颤抖，好像还瘦了很多。不过精神依然如旧。声音也像以前一样的强劲。他对以色列实际上对他的监禁表达了强烈的愤怒，也对美国支持以色列的所作所为表示了不满。但他自始至终，都对世界银行以及我们正在努力进行的工作予以正面的评价。我转达了沃尔芬森行长的问候，并祝愿他一切顺利。当我们谈到发展项目和财政管理事项时，他鼓励我们继续做下去，但没有提供具体的建议。对此，我深表理解。屈身于这样的一个废墟中，并被隔离于他的人民，尽管他对前线的政局和时事发展了如执掌，但要他了解发展项目的详情，还是很困难的，也是不合情的。审时度势，我没有再就经济和社会发展项目的具体问题谈去。我不想再给他的处境雪上加霜。当我站起来准备告辞时，他突然笑着对我说，我见过你们的毛主席，周恩来，也见过你们的江总书记。巴勒斯坦人民不会忘记中国人民对他们的斗争的长期支持。我点点头，用双手有力地握了一下他的双手。我想，这一无声的动作充分传达了我们想要表达的意思。
我离开了那个复合结构，但已成废墟的院子，不知道它是否还会存在，也不知他是否能平安离开。在某种程度上，那院子似乎象征着巴勒斯坦当时乃至日后相当长时期的处境。我感到悲哀。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阿拉法特。这位巴勒斯坦人的领袖在 2005 年病逝。
安哥拉：
飞机无法正常起降的国家
去非洲国家访问，你常常会遇到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
1999 年，在安哥拉访问期间，我搭乘联合国粮食署的飞机，去东南部考察。飞机到达省府机场上空后，就盘旋着下降。这让我感到很奇怪，到我离开这个地方时，飞机又是盘旋着起飞和上升。我实在忍不住好奇心，便问随同人员：“为什么会这样起飞和降落呢？我们之前坐过的任何飞机可都不是这样的。”
告诉我的答案是：这是因为安哥拉国内动乱的原因，政府控制了机场周围 5 公里 的区域，超出之后就不能保证安全了，为了防止游击队的便携式导弹把飞机打下来，所以只能盘旋着上下，只有飞到一定高度后才是安全的。
我一听，简直是吓了一大跳 , 不由得有些后怕。
安哥拉地处西南非洲，有 1400 万人口，人均国民收入 800 美元。这个国家的资源非常丰富，近海有石油，内陆有钻石等矿藏，土地也异常肥沃，是非洲自然条件最好的国家之一。然而，这个国家却长期陷入战乱。从上世纪 50 年代开始，安哥拉为了国家独立打了几十年的外仗和内战。 1991 年，政府军与以萨文比为首的反对派安盟签署和平协议。第二年举行多党制大选，安盟败选，萨文比拒绝接受大选结果，安哥拉重陷内战。一直到 2002 年 2 月，萨文比被政府军击毙，安哥拉才结束长达二十七年的内战，实现全面和平，开始进入战后恢复与重建时期。
因此，我第一次去安哥拉的时候，这个国家还身陷战乱之中。从机场到首都，沿途房子的墙上都是弹孔，百里无人烟。我曾去一个村庄考察，这里离萨文比游击队的基地只有 100 公里 。萨文比的军队占领的是钻石矿区，他大肆走私钻石，进口武器。政府军则控制了石油资源。
我去安哥拉的任务，是与政府商谈如何扩大石油资金管理的透明度。多年来，政府表面上控制着资源，但利益却不少流进了私人石油公司的钱袋里。世行要帮助安哥拉发展经济，首先要协助它建立必要的财务管理，公布石油收入。由于涉及到多方面的利益，谈判进行得非常艰难，有关细则始终无法确定。即便到了 2002 年和平之后，谈判还是持续了将近三年，到 2005 年，政府才承诺让石油收入的账目透明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