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过去， 3650 个日日夜夜，有风光无限，也有度日如年，还常常记起朱基总理说的那句话：“先站住，再站高。”我当时勉强应承，今日豁然践诺。时逢新老行长交替，我即急流勇退，见好就收，说来竟有满身轻松之感。
这是酸甜苦辣的十年，所历之事，有的是预料到的，有的是没有的，有的是令人欣喜的，有的至今甚为遗憾。作为世行最年轻的常务副行长，也作为第一个中国人进入最高决策层，我经历了从惊讶、怀疑、接受，到尊重和信赖的过程。我从一开始就清楚，如果说沃尔芬森看中我，是打开了一扇机遇之门，祖国的发展强盛则为我提供了有利的外部环境，然而到底能否站得住，进而能否站得高，却在相当程度上要靠我自己，我的努力和业绩。
书写到这里，细细回想，我似努力遵循了以下几个准则——
努力办事，勤于工作。
过去十年，我平均每天 15 ～ 16 个小时左右，每周大概有 100 个小时，从来没有渡过像样的年假，我始终相信爱因斯坦的那句话，天才是九十九分汗水加一分聪慧。
每年 8 月是世行惯例的休假月，对我来说，正好是出访的好时机。到了圣诞和新年，大多数人都休假去了，我一般会安排到中东、北非的穆斯林国家去考察，因为那些国家不过这些节日，正是拜访的最好时间。在这些年里，我跑了很多个国家，一些地方是世行副行长级干部从未去过的偏穷小国，这种游历让我看到了世界之大，也使我的决策和思考更为实际，更有发言权。俗话说得好，眼见为实。
熟悉业务，成为内行。
“必须在某一方面成为内行。”这是在世行担任任何职位都一定要具备的能力。
跟任何机构一样，“万金油”是不受尊重的。世行尊重权利和职位，但更尊重专业知识和实干能力。尽管我做秘书长的时候，已经跟世行打了十年交道，但是到真的开始为它服务的时候，我还是诚惶诚恐，一切以学习为要旨，在这个岗位上，我努力从外行变成内行，学习掌握世行上层的决策过程和文件运作过程，通过主持秘书局改革，了解具体工作。提升为高级副行长后，我把很多时间花在人事管理方面，特别是就业、招聘政策、干部人事培养和各种福利政策，可以说到后来几年，世行内很少有人比我更熟悉这些业务。
当我开始分管业务之后，我又通过具体项目的剖析和准备，全面而系统地了解世行的业务政策，尤其在环境保护领域等方面学有所长。到后来，我已经被业务干部视为是他们中的一员，是一个懂行的领导，这始终是让我高兴和难以想象的过程。
少说多做，说到做到。
每个领导者都需要树立自己的威信，关键是如何确立适合自己的威信。
东方人和西方人，因受不同文化的熏陶，在领导风格上也各有千秋。西方人往往性格外向，善于表达和鼓动，我每每看到一些激情四射的领导人也暗暗的会羡慕不已。而对于东方人来说，则内敛沉稳，思敏于行。我本来就不是一个很喜欢公开演讲的人，所以也从来没有勉强过自己，反倒愿意以此为优势，树立自己的领导风格。
作为一个特殊的援助性的发展金融机构，世行历史上就存在着注重能说会道，而不注重实施能力的情况，作为一个来自发展中国家的领导者如果也混于其中，无疑是以己之短攻人之长了。我的威信则要建立在做事、做成事、做好事上。
具体地说，便是少说多做，先做后说，说到做到。任何事情都必须具体化，列出指标和行动计划，有重点，说到一定做到，按时交工。
很显然，一个做实事的人终归会得到人们的认同。大家开始注意到我的特点，并非常喜欢，这在世行的高级领导中是较新颖的做法。当然，也有人不喜欢，他们在私底下把我说成是“数豆子的人”，也就是“做任何事情都一板一眼的人”，这个词汇在英语中带点俏皮的贬义，不过我也不生气。我曾在一个场合告诉我的职员们，“我就是那个数豆子的人，只要数的是我应该数的大豆子，重要的豆子就可以。”这句话讲完，下面响起的掌声把我淹没了。
化繁为简，杜绝繁琐。
做领导，一定要让下属知道，你要说什么，你要做什么，你的目的是什么，只有这样，整个团队才可能发挥出最大的效能。
在大公司或官僚性大机构中，总有很多人喜欢炫耀自己的知识，想要人家觉得他是多么地老练，也总有人喜欢把简单的问题弄得非常复杂，仿佛唯有如此才显出工作的能力和成效来。这其实是效率和效益最大的敌人。
跟上述的做法相比，我更愿意让事情变得简单和不做作。每次做出决定前，我首先都要问一下自己：“你用最直接的语言切入问题的核心了吗？你说的话是下属能够明白地听懂，并正确地以此行事的吗？”当我如此要求自己的时候，我必须让所有的工作都化繁为简。
世行是一个研究氛围很强的机构，这当然是好事，但同时也带来了另一种风气，那就是任何事情都会形成一本厚厚的“研究报告”。后来我就要求所有的项目说明和研究成果都必须压缩在几张纸里，一个项目或思想，如果在 10 ～ 15 页纸中还说不清楚，则说明它还没有被搞清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