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是从这一年开始，我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参加每年一度的世行年会。于每年秋季举办的年会是全球最重要的金融聚会之一，各国财政部长、中央银行行长和最大的商业银行行长全部与会，每次会议人数均超过万人。我记得 1981 年的年会在美国举办，会议讨论的议题之一是墨西哥债务危机。这个拉美国家在过去十年里大量举债，终于随着国际金融环境的恶化而到了信用崩溃的边缘。而就在会议召开的 10 月 6 日 那天，电视上突然播出一条重要新闻，强势的埃及总统萨达特遇刺身亡，北非和中东立即出现了风声鹤唳的局面。我第一次感受到世界是那么的完整而不可分割。
在这次年会上，我第一次那么强烈地感受到全球化的气息迎面扑来。只是那时的中国在国际舞台上还是一张新鲜的面孔，年会上也没有太多话题与之有关，但是改变在逐渐中，中国渐渐开始扮演起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从 1981 年到 2005 年的二十四年间，我参加了二十四届世行年会--有幸成为这种转变的见证人，当然前后是以不同的身份出席的，我的这种幸运，也成为了世行历史上的一个小小的记录。
1982 年 11 月，我被委派到华盛顿世行总部，出任中国执行董事的技术助理。后来有人告诉我，给我这个机会的是葛复村司长，他对我评价是"年轻，内秀，好苗子"。
华盛顿， 18 街和 H 街的路口， 1818 号，一栋 13 层高、外表并不起眼的灰浅色楼，门口一个玻璃罩着的平台，拥挤地插满了 180 多个国家花花绿绿的国旗。
华盛顿的秋天并不太寒冷，树叶还没有落尽，天蓝得几乎看不到一朵云。我眯着眼睛站在街口打量着眼前这幢办公楼和进进出出匆忙的人流。很多年后，我仍然记得那时忐忑的心情，这是我第一次到一个国际组织中工作，尽管我的身份只是它的一个成员国执董的助理。我隐隐感到，我好像跟它有难解的因缘，我生活中一次次奇妙的际遇似乎都是为了更近地靠拢它。
我在技术助理这个岗位上，工作了将近四年半，先后历经了三任执行董事。我的工作，是协助执董研究世界银行的政策，给国内有关领导提出参考意见，发现并发掘世行的可用价值，为中国改革开放服务，我的另一个任务，就是为执董起草发言稿。这是一份弹性很大的工作，既可以整天跟在执董的后面，有什么干什么，也可以自己琢磨着去干更多的事情。我知道幸运之神总是垂青有准备的人，我当然愿意抓住这个机会多学一点，多做一点。那时侯，中国刚加入国际社会不久，对国际游戏规则和新的经济动态不太了解，世界银行每年都有很多新的贷款政策出台，如果对各种问题研究得深入一些，向国内反馈的多一些、及时一点，就有可能争取到更多的援助和关注；反之，只好等着"天上掉馅饼"了。我记得在这段时间， 世行内部正在酝酿，建立一个为私人到发展中国家提供政治风险的担保机制。执董会在 1983 年到 1985 年期间，先后多次讨论，世行管理层也就此起草了各种方案。在中国执董办内， 我是负责跟踪和研究这项工作的，为了更加深入、仔细地研究各种方案对中国的利弊，我不仅认真阅读了所有相关文件，还专门查阅了与此有关的历史资料，在此基础上，给执董起草了分析报告和建议，由他提交回国内供决策层参考。
1985 年 9 月 15 日 ，世行执董会正式通过了关于建立 MIGA （ Multilateral Investment Guarantee Agency ）的决定，中文翻译叫做"多边投资担保机构"。这是世行集团第五个附属机构。中国是最早加入 MIGA 的 29 个国家之一。
初到世行，我还不到 30 岁，精力充沛，为了多学点东西，我很愿意多做事。因为我的"勤快"，几任执董似乎都非常喜欢我这个小年青。一般来说，执董的助理都是两三年一换，而我则在助理的岗位上一干就是四年半。同时，我还利用这段时间，去华盛顿大学读完了公共管理硕士课程。
1981 年～ 1985 年，是世行与中国的"蜜月期"，双方关系发展迅速，互信不断加强，项目合作内容和领域日渐扩大，世行对中国的贷款从零逐渐增加到一年 15 亿美元左右。 80 年代中期，中国引进外资的渠道还不很宽，资金来源主要是世行、日本基金、欧洲一些友好国家的双边援助，加上一些跨国商业投资。在这中间，世行提供给中国的贷款占了相当的比重，中国从世行的贷款带有很强的改革示范效应。因此，中国政府对世行的重视程度也比较高；世行的行长级官员来华，国家领导人都要亲自接见。在华盛顿世行总部的中国执董办公室，我常常感受到来自国内的热切期望。
1987 年，我奉调回到了财政部。由于世行与中国业务发展很快，那时的累计贷款已超过 100 多亿美元，世行处也已升格为世行司。我被提拔到综合处先后担任副处长、处长。两年后，又升任副司长。记得当时的王丙乾部长找我谈话时说："你是财政部建国后最年轻的司级干部。"从那时候起，我有幸开始一次次地刷新各种"最年轻的"记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