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讲完话后，沃尔芬森的助理突然跑到我的身后，递给我一张沃尔芬森写的小纸条，我看不清楚他潦草的字，但理解其大概意思："能否把你刚才的发言稿给我？"我当即在条子上写了回复："对不起，我没有发言稿，只有谈话要点。"
谁知道，会议一开完，他的助理又找到我，递给我三张纸。原来，沃尔芬森特意要求工作人员把我的发言从逐字记录中迅速整理了一份完整的发言稿，他拿走一份，并复印了一份给我。
下午，是沃尔芬森上任后的第一个记者招待会。会上，有记者问及他对世行的发展有什么战略上的思考。沃尔芬森全面地引用了我上午的那个发言，他也不"贪人之功"，而是直接地把我点了出来，他说："今天上午，我听了世行中国执董的一个发言，他认为，世行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应该是相互学习信任和了解的过程；世行的发展性合作，要有比较长远的观点；发展问题归根到底，根本靠本国自己……这些观点恰恰是我同意的观点。"
当世行的一些管理人士把沃尔芬森在记者招待会上的这些讲话转述给我的时候，我的心怦然动了一下。
很显然，我已经进入到沃尔芬森考察的视野之中。后来我才知道，普莱斯顿在去世前曾经给他的继任者留下了一份他与我的那次短暂交谈的记录。
为了更广泛地接触世行员工，更好地了解世行，善于言谈的沃尔芬森采用了频繁会见员工的办法，他总是开各种形式的职工聚会（ townhall meeting ），在这些半正式的场合上与职工接触交流。 7 月的一天，他打电话给我："我下午要开一个 townhall meeting ，你能不能也来参加？"
我马上联想到我的身份："我是董事会成员，参加员工会议，恐怕不好。"
"你作为董事会成员也要了解员工在想什么的呀。"
我说，我考虑考虑。
下午，就在聚会前的十分钟，他又给我打电话："我就在楼下进门的地方，你想得怎么样？我在楼下等你。你快来吧！"
沃尔芬森的这一招弄得我一点退路也没有了。我下去的时候，他已经信心十足地等在那里了。
我们一起走过马路到另外一幢楼去参加聚会，这是我们第一次单独接触。一路上都是他在讲，他说，世行是一个很伟大的机构，但是也面临着实实在在的挑战，他要对世行进行全面改革，要重组管理班子。对于这一些，我当然不便于发表自己的意见。
又过了一周，行长秘书来电话，告诉我，沃尔芬森要约我喝咖啡。
于是，在十二楼的行长办公室，时隔半年，又一位世行行长向我提议："有没有考虑加入世行管理层？"沃尔芬森明确地说明这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想法，他说："我知道路易曾请你加入管理层。我觉得这个主意很好，你考虑过没有？"
我坦率地说，虽然当时路易找我谈了他的想法，但是他不久就与世长辞了。
"我想再次重申这个建议，你是否有兴趣加入世行管理层？"
我表示感谢他的信任，不过作为执董，我要先向中国政府请示汇报。
"请你尽快向你的政府请示，我想请你当主管人事的副行长。"
乍听到这个职务，我不由得面露难色。根据我对世行十五年的了解，和从管理层的接触 中，我总结出这样的经验，管人事的副行长因为得罪人多，从来没有好下场。
沃尔芬森也看出了我的难色，他马上说："你好像对这个位置不感兴趣，那么让你管世行的战略和改革如何？"
我的身子震了一下，当即坦率地告诉他："我对世行了解得不够深入，要管理战略和改革，恐怕不合格。另外，我才 38 岁，你不觉得太年轻吗？"当时，世行的行长级官员平均年龄 50 岁以上。
在年龄问题上，沃尔芬森显然不予考虑，他手一挥，干脆地说："我 30 多岁就做投资银行行长了，不到 40 岁就自己开公司了， 38 岁一点都不年轻。"
我开始喜欢起这个干练通达的行长，我说："我会好好考虑。谢谢你的看重。不过我个人的决定最终要服从于我的国家。"
沃尔芬森见我松口，也喜形于色："你的国家一定会认为这是一件好事的。我不相信北京会拒绝这个竞争性的岗位。有人在世行担任高级职位，对中国是一件好事情。你说对吗？！"他显然还是真的在问我。
走出行长办公室的当天，我立即向北京报告了沃尔芬森与我的谈话。过了几天，急于搭建管理核心团队的沃尔芬森又来催促此事。他说："上次谈话之后，我又想了想，如果你对管理人事和战略没有把握，路易的想法还是好主意，你可以来当副行长兼秘书长。这样有两个好处，第一，这是一个重要的工作，包括处理与董事会的关系；第二，秘书长可以作为我的核心班子成员之一，可以更方便地帮助我做其他工作。"
我对副行长兼秘书长这个角色也比较满意，当即回答他："我如果来，当秘书长是最好的切入点，第一我比较熟悉董事会层面的世行，第二，可以更直接地帮助你，第三可以对银行有全面的了解。我会认真考虑的，但要看我们国家的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