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楼村有一个姓米的干部,改革开放之初,在大家都没有想到开采金矿的时候,率先起步,搞了七八十万块钱,见好即收。武侠小说中不闯荡江湖了,叫金盆洗手,他却在废金坑里洗手,不再开矿,干部也不当了。而且跑到卧牛坡水库,几百块钱买了一块山场地皮,盖了一套十几间的宅院,牧羊养鱼,安居乐业。
此外,还有米庆福、甄诚友等几个人,则是靠倒卖矿石起家的,手里都握有百把几十万的,早早地就有了小卧车。像这样的富人,在灌河确实有几十个。
可是,一旦出了灌河街,到各村里走一走,就会发现这里的贫富差距很大。应该说,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温饱都已经解决,但经济条件不宽余的大有人在。石楼村的支书米庆来长年穿的就是补丁衣服。多数人日子过得紧巴巴的,还有一些没有被子盖的、穿裤子露蛋的、供养不起学生上学的、房子破烂不堪的、春节吃不起肉买不起春联的,每个行政村都能找来十户八户。当上了人民的“父母官”后,下去走走看看,发现因灾致贫、因病致贫的农户比比皆是,令人十分寒心。
看一看这些情况,听一听富的传闻,我感到简直是一种耻辱。中国共产党是为全中国人民谋福利的,但一个小小地方的党代表,没有必要考虑那么多,治下的每一个老百姓,才是自己的工作对象。人民群众的安危冷暖不挂在心上,算是白披了一张党员的皮子,辱没了党的领导干部的帽子。
可是,历史发展到今天,官民之间,也就是干群之间的距离不断地拉大,在各种冠冕堂皇的口号下,人们习惯按照官场中的潜规则办事,不当官则已,一旦当上了,就一定会不遗余力地向上爬,生命有涯,欲望却无止境。党的干部路线是“凭党性干工作,看政绩用干部。”这个导向,所向披靡。党性是要靠政绩来体现的,谁在位置上,都会想方设法搞政绩。
突出政绩的有效途径是,出成果、出材料、出数字。各种数字年年猛增,老百姓的穷苦就像即将晒干的衣服,不多的水分很快被蒸发掉了。在“干部出数字、数字出干部”的政治氛围中,仅灌河的乡镇企业产值就报上六亿多元,全镇人均一万多元!这不能全怪我的前任做得过分,他即使不愿意这样做,也有上边的职能部门秉承领导旨意,压着他不得不报。
我心里一直想,肿了的脸充胖子不会太久,一定得把这个数字茬子平下去。于是,就从各方面做这个平茬子的工作,终于见到了明显的成效。一天,县里通知我去昌河市参加一个贫困乡镇的党委书记会议,我们终于从富镇变成了贫困乡镇,心里由衷地感谢县委书记和县长,他们真的是给了我强有力的支持和帮助啊!
会议中间,下起了1996年的第一场小雪。我想起柏油路面还没有完成,心急如焚,不停地向镇长要情况,督促他们尽快地完成修路任务。家里的老婆孩子,也都随着我的情绪变化不停地看天气预报,电话中陪着我同喜同忧。终于,副镇长郑东方打电话传来好消息,说柏油路面已经开始铺设,不日可以完成,我一高兴就请几个同去开会的其他乡镇的弟兄出去撮了一顿,出手非常大方,心知这完全是为了庆贺的缘故。
当然,有一些事情,并非完全都是在擦前任的屁股。有一天,一个黑小伙,跑到我屋里反映他们西关村一个多年没有解决的问题。他说:“我爹原来是西关村缫丝厂的厂长。前任支部书记在时,有人给顶掉了。当时的理由是说我爹有贪污嫌疑,可是算账以后,厂里还欠我爹四千多块钱。支书就是赖着不给。我爹这个人太老实,好欺负,自己不说,也不叫我反映。我不是稀罕这几个钱,主要是争这个理儿。想当初,我爹在时,厂里很兴旺,这几年下来,他们把厂搞得不像样子,叫人实在看不下去,我就来找书记反映一下。”我把他写的反映材料留下来,说是要了解一下再说,打发他走了。
要是其他情况,我至多批下去让纪委查一下就行。但一说是缫丝厂,我就来劲儿。灌河镇是否“中原名镇”且不管它,但千余年的发展史,都与这个丝绸业分不开。我们的志书上一直写着,灌河镇是丝绸之路的发源地之一,这个论断一点也没有夸张,“晋商”、“徽商”在灌河不仅留下了许多动人的传说,也留下了他们的众多的子孙后代。丝绸行业最为发达时,这里客商云集,车马拥堵,被远近誉为“日进斗金”。化纤出现后,丝绸行业才迅速没落了。北亚热带和南暖温带的气候交汇,使得满山遍野长的都是柞树,最适合于柞蚕的养殖。有了柞蚕,就有缫丝;缫丝带动深加工,就有丝绸;有了丝绸,就有商行;有了商行,就会向外辐射;向外辐射,就会形成丝绸之路。这一切,在地名上就有着深深的印记,如金蚕岭、织纺沟、染房庄等,仔细地想一想,镇政府衙门不就是占人家山西来的江家绸缎行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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