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7节：第二十四章(2)

我们党是执政党，党的权力是至高无上的。但在各级机构设置上，又把党政分设，存在着两个正职。这是世界上只有中国才有的奇特的官场资源配置。中国的国有企业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又要强调党的领导作用，党政两个主职如果不善于合群共事，就很容易形成“双黄蛋”，个头虽然不小，却延续不了政治、经济的活力和生命。幸好在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权机构中，对政府的首长另配以党的副职职务，如县长是县委副书记、镇长是镇党委副书记，这样一来，职级之间的差别就存在了，起到了“家有千口，主事一人”的作用。但在职能上、体制上仍有许多相互掣肘现象。就这样，除了中央是党政军一肩挑外，省以下的党政官员都存在摩擦。级别越高，摩擦可能越厉害，只不过在公开场合及媒体上显得无比团结，暗地里斗起来更加惊心动魄罢了。

乡镇工作是基层工作，少了许多繁文缛节，但是，书记、镇长之间的矛盾依然是广泛存在的，两个主职相互尊重、搭配恰当的，就能够唱好一台戏。然而大多数乡镇都做不到这一点，少数地方两个人干脆就是公开地干仗。我和春亭搭帮的一年后，就多多少少逐渐显现出一些不愉快来。

说心里话，春亭是个好人，他从来没有玩人整人的心计，若不是体制上的弊端才形成裂痕的话，实在是个好伙计。从智力因素上讲，他没有过人之处，思路不算清晰，没有稿子时，在会上讲起话来东扯葫芦西扯瓢的。相处一年多了，想起来，没有觉得他有多少坏毛病。脾气倒是有点古怪，平时不爱说话，一说话，就是瞪眼训人，几个副镇长，找他汇报工作后，总是弄一肚子气。只有见了女同志，才会眉开眼笑。

他的年龄比我稍大一点，我们的相互尊重就形成了这样一种格局：我尊重他，是像尊重老大哥；他尊重我，是下属对上级。我隐隐约约觉得，他这个人虽然没有多少心机，但人毕竟是有血有肉的，时间一长，就会自然而然地滋生出一些是非来。

我们俩在相处之中，经历了这么一个过程：刚开始，是一个相互了解的过程，“懒驴推磨”的办法，决定了他不可能当上一把手，他自己心里很清楚，要不是前任孟镇长下台，广远给他弄了个镇长当，他不过仍然是一个组织书记。我的到来，显然暂时堵住了他升任书记的路子，虽然不会有太大的意见，但面子上的需要仍然叫他在欢迎我的会议上大讲自己在部队的经历，这不过是一种宣泄。我一下来就当书记，他多少以为我乡镇工作肯定不熟悉，认为他自己已经驾轻就熟，就多少在尊重中带有一点扛膀子、看笑话的意味。

随着工作进展，决策能力的体现，特别是在换届选举之后，他心里开始服气了，就事事处处向我请示汇报，蹦出的话往往不多，却显出一副很贴心的样子。后来，除了去省里跑水利、交通上的项目，带他实在没用外，出远门时我都要带上他，让他觉得很开心，殊不知我主要是怕他在家用倔脾气干事扒乱子。这样一来，我们一直相处得比较和谐，形成了一种动态平衡。

这种平衡在我外出期间给打破了，让他在家独当一面时，他才发现，同志们并不听他的。副职们的工作分配得很具体，请示汇报，都冲着书记来，他这个镇长，平时没有多少事情好做，就好像是聋子耳朵，只起到摆设和象征性的作用，在心里逐渐地出现了失落感。该由他办的事情，他也外推，动不动就说：“你们找书记去！”我也没有在意地去体会其中的微妙。终于，在正月十八下午要开一次扩大党委会后，我才觉察出，这家伙并非十分捋顺，他已经在暗中与我开始“较劲儿”了。

一般地说，我只要决定召开临时性动议的会议，都要首先和春亭打个招呼，甚至事先商量一下。有时，还要召集平奇、春跃等几个副书记在一起先开一个“书记办公会”，把要研究的事情先通个气儿或者拿出个初步意见。但今天这个会议只是一个例会性质，我就没有那么过细地做一些必要的铺垫，让办公室王世贵主任写在黑板上通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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