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东方弯下长颈鹿似的细脖子,低着脑袋才能跨出略显低矮的机舱门,进入停机坪上的移动走廊。他走到哪里,总是那么鹤立鸡群的样子,那是因为他的个头太高。同人们打交道总是要低头哈腰,才能适应不同的场合不同的人等,那是篮球运动员的架势。碰到一般的群众,这种俯首交谈的架势,就显得很礼贤下士;碰到身材矮小的领导他还得挺费劲地哈着腰才显得谦恭而有礼,否则就有着藐视领导自高自大的嫌疑了。好在他说话的声音总是细声细气,不慌不忙,就显得很胸有成竹而又不事张扬的样子。他手中简单地提着鼓鼓囊囊的牛皮公文包,其实包内并没有什么公文,也就掖着几件换洗衣服。会议的文件他都交宋瑞诚保管了。他认为首长出行都应当有个秘书或者办公室主任什么的跟着那才有派。就如同紧随着他走出机舱的李树春副厅长那样,身后跟着身材矮小结实的处长沈剑军。
李树春身材适中,壮实魁梧,迈着军人的步子,穿着一身剪裁合体的西服,他手提一只小巧的密码箱,轻轻巧巧的,沈剑军提着一只手提箱,紧随其后。
最后走出机舱的是龚红旗。龚红旗的形象有点狼狈,他背的东西实在太多,左肩膀上挎着一只死沉死沉的编织袋,只有龇牙咧嘴才能送上肩膀背起来,里面装着四幅用红木镜框装嵌的大理石画,那是他在潘家园旧货市场花600元购得的。右手提着一只沉沉的硬壳旅行箱。其实,这几个人当中最讲排场的是龚红旗,而最不讲究的也是龚红旗。他是因为会议名额的限制,才只能屈尊一人单刀赴会的。
他们这一行五人,是去北京参加由全国“扫黄”办、公安部联合召开的“3.26”案件协调会的,会议在北京东方宾馆召开。两天的会议结束后,他们就由公安部的车把他们送到了机场,由机场边防检查站的武警护送免检去了贵宾候机室登机,显然这一切都是因为沾了李树春副厅长的光。
他们五人鱼贯走出机舱。在登机的移动走廊转弯处醒目地站着三个笑容可掬的武警军官在那儿恭候。三名军官一身戎装,全部肩佩大校军衔,肩章金星闪烁,耀人眼眸。见到李树春副厅长,齐刷刷地敬礼。李树春只是微笑着简简单单地挥了挥手,沈剑军悄悄对宋瑞诚咬了咬耳朵说,李厅长还兼着省边防局政委、党委书记,他是分管厅长。难怪有这样的礼遇,宋瑞诚心中嘀咕着。李树春向三位武警大校介绍,这是省出版印刷局秦局长,我们一起去开会的。这是省边防局局长,副局长,参谋长。三位大校又是笑容可掬地敬礼握手。不知道是疏忽了,还是有意地轻慢,反正李厅长未把跟在身后等着介绍的龚红旗向大校们介绍。
龚红旗累得张着大嘴喘着气,一手扶着大理石镶嵌画,一手提着手提箱,满脸冒着油汗,穿着灰色西服,T恤衫,灰色布裤。老实说,因为衣服被编织袋牵扯得过分,使西服失去了形状,显得皱巴巴的,那模样实在像是卖苦力的农民工。龚红旗显然被李树春的轻慢激怒了。他又吃力地龇着牙背起编织袋气咻咻地径自向出口处走,秦东方、宋瑞诚跟在李树春、沈剑军和三个说笑着的大校身后,走到移动走廊的尽头就是登机检票口,也是旅客走入机场大楼的出口处。
但见得出口处齐刷刷地站着两排足有二十位穿着便衣的人员,笑着向龚红旗招手。龚红旗大吼一声,康健,来帮帮忙。壮壮实实的康健跑步前来接过龚红旗肩上沉重的编织袋,另一位处长接过龚红旗手中的手提箱,龚红旗骄傲地回眸看了一眼满脸惊愕的秦东方和李树春,在部下簇拥下嘻嘻哈哈向机场大厅的电动扶梯走去。
秦东方惊奇地瞪着眼问宋瑞诚:“这龚红旗太张扬,一个小小的市局副局长,接机排场竟比省长的规模还大,再说他的接机人马是如何混进机场大楼的?”
宋瑞诚笑笑告诉他:“秦局长这你就不知道了,去年全国‘扫黄’办同志到我省检查‘扫黄打非’情况,出了这登机的移动走廊进入机场大楼,就发现机场内的书刊店有大量的淫秽甚至有政治问题的非法出版物出售,而一般的市场检查人员难以深入到机场候机厅检查,这里就成了‘扫黄打非’的死角。全国‘扫黄’办向我们通报了情况,我们责成陵州市‘扫黄’办查处,开始听说查机场,龚红旗还有顾虑。后来拿了我们的情况通报,通过省民航局政治部的协调,龚红旗带着市电视台去查了一次,显然问题不少。市电视台一曝光,机场就慌了神,龚红旗的人马再去检查就方便得多了,后来他们帮着机场管理处整顿了书刊店,统一了进货渠道,果然面貌焕然一新。这以后机场管理处和市‘扫黄’办就亲热得像是亲兄弟。这龚红旗呢,喜欢讲排场,每次来接机的都是一大帮人,市‘扫黄’办几乎倾巢出动。”
秦东方低声骂了句:“他妈的,这龚红旗人前人后说我是‘三摆干部’,我看他的谱比我摆得大得多。”
说着说着他们就到了机场大楼的出口处。候机楼外的公路边停着四辆小轿车,第一辆是挂着武警牌照的三菱吉普车,第二辆是挂着公安牌照的公爵王轿车,第三辆是省出版印刷局银灰色桑塔纳。见了这辆车秦东方眉头皱了皱。第四辆是陵州市出版印刷局的帕萨特,这显然是来接龚红旗的,龚红旗自从在副局长后面加了“正局”的括号后,这座车也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