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我能够理解，刘至诚一定比我更喜欢这个小粉子，记得他发财以前说过，他一生最大的梦想就是和沈美人共眠一宿------

成都粉子（40）

最近几天，我一看见大街上稍微有点丑的女人就目不转睛、心怀鬼胎，被很多女人怒斥为“色狼”。

奇怪了，以前我跟踪粉子的时候，反倒没人这么骂过我。

离“糖酒会”开幕的日子越近，我越变态。如果公司明年再搞这样一次所谓的“应征丑 女”策划，估计我的性取向一定要改变。

其实改变了更好，我发现美女总是美得千篇一律，丑女却丑得千姿百态。我正在焦头烂额，为“丑女”发愁的时刻，婷婷伸手救了我一把。

这天，我和王建南商量我们新公司卖不卖电脑的事，事后我对他说，新跨越公司“征集丑女”的策划可能要搞砸，事到如今，就算我们拨乱反正，重新找美女也来不及了。

王建南说，也许婷婷可以帮上忙。

我这才想起，婷婷她们中学不是旅游职中吗？那里的少女正当青春妙龄，尤其是礼仪模特班的女生们，更是个个如花似玉。

我和婷婷联系上以后，她在电话里非常耿直，说马上替我想办法。

第二天，我来到了旅游职中。婷婷已经在她任教的几个班上选出了10个少女。

看来婷婷很受学生喜爱，这些少女的价钱相当便宜，一天的费用才150元。平时，我去惯了夜总会挑选小姐，所以当我站在这新一代粉子面前时，远远不像当年那样紧张。但是，当我看见最远端的一位白衣少女时，我还是吓了一大跳——那不是沈秋吗？

仔细一看，她比当年的沈秋略微丰润一些，就像注水猪肉一样，她几乎可以算是一个注了半升水的沈美人。

“你不会是姓沈吧？”我怀疑她和沈秋有亲缘关系。

“我姓陈。”这位“小沈秋”说。

她嗓音清嫩，不像沈秋那样沉稳。我突然感觉到，自己很快就要爱上这位“小沈秋”了。职中的小礼堂，我给她们讲话时神采飞扬、高屋建翎。我说，你们当然是美女，但我们公司要把你们包装成丑女，就是要让别人看一看，成都的丑女是这样的水平！

最后我对“小沈秋”说：“我们公司的这次活动很有社会意义，你来当队长，一天的费用200元。”

“小沈秋”当场就答应了。

“糖酒会”开幕那一天，我们为厂商精心制作的“丑女彩车”巡游时，吸引了不少眼球。人们争先恐后观看车上的丑女礼仪小姐，但看见的却是“糖酒会”期间最靓的一群少女，她们戴着“丑女”的桂冠，光彩照人、赏心悦目，让不少外地人大饱了眼福。尤其是最前端的“陈队长”，引起了好几家婚纱影楼的注意，纷纷打电话到公司来说要找她当模特。

刘至诚也听说了，周五他打来电话，问我彩车最前面的美女是哪一位，他打算让她做“波士顿花园”路牌广告的形像小姐，请她明天到假日酒店吃个饭。

成都粉子（41）

周六晚上，我坐上刘至诚司机开的宝马车，在抚琴小区接到了“小沈秋”。

她今天穿得十分暴露，看来她不仅比当年的沈秋丰满，也比沈秋更会撒娇，她调皮地对我说，她想坐在副驾位置上。

她坐副驾我就完全吃不到她的豆腐，但我实在不好意思拒绝这个18岁的美女，只好坐在

她屁股后面。一路上，三月的春风从前排吹来，带着她一缕缕少女的体香，再看一眼她修长洁白的大腿，我忍不住一阵阵雄起不已。

一到假日酒店二楼宴会厅，我马上意识到，今天的饭局中，最有魅力的男人是我，也只能是我——林未晏赫然在座，另外，还有一个肥胖得令人尊敬的中年男人。

刘至诚介绍说，这位是陈局长。我对刘至诚安排的饭局万分感激，显然，在这一群男人中，我完全可以给“小沈秋”留下一个年轻稳重、事业有成的好印像。我想在今天的饭局之后，我一定要偷闲学少年，约她逛逛游乐园、开开碰碰车坐坐过山车，看一场恐怖片、听两个演唱会，等她夏天一毕业，就争取骗她上床。到时候，就算周家梅主动和我合好，我还要掂量掂量------

席间，“小沈秋”对应酬一点也不陌生，和陈局长一起干了好几杯，反倒是我很受冷遇，自己喝了好几杯闷酒。

饭后当然又是唱卡拉OK。我们一行五人走出了酒店，灯火迷离的夜色中，“小沈秋”美得惊心动魄，我不时侧脸看着她吹弹欲破的俏脸，忍不住一阵阵“哎哟哎哟”地呻呤起来。

几步路就到了“好乐迪”量贩歌城。

我们进了豪包，这小粉子和林未晏各自卡拉了一个来回之后。陈局长唱起了高亢的革命男高音《打靶归来》，唱得来左腔左调，像一支经常走火的左轮手枪。但刘至诚激动地站了起来，拼命鼓掌犹嫌不足，一把搂起“小沈秋”，拉着她跳起了不伦不类的快四步。

林未晏也站起来鼓掌，我随势搂着她，跳起了两步舞。

在刘至诚有力的带动下，“小沈秋”舞步飞旋，短裙下，两条丰润的大腿粉雕玉琢，很容易让男人产生一种抱着它们地老天荒的冲动。

必须感谢新时代，被“肯德鸡”喂大的少女们显然比当年的沈美人更加健美，我想跳下一曲，我一定要搂着她温柔地“砂”一曲慢舞。

机会终于来了，陈局长意犹未尽地吼完《打靶归来》，现在轮到林未晏点唱的《如果云知道》。重新坐下后，我突然发现，风向突然变了，“小沈秋”一臀坐在陈局长身边，我请她跳舞，她说太累了不想跳，还小鸡依人一般温柔地靠在了陈局长身旁“休息”。更可恶的是，陈局长一脸淫笑地盯着她，一只肥手已经放在她赤裸的大腿上，正往她大腿根部慢慢移动。

这时，林未晏深情的女中音地吼出一句许如芸的情歌：“如果云知道，想你的夜慢慢熬----”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恐怕云也不知道！

我看了看刘至诚，他随即向我递了几个眼色。

我马上明白过来！何必“云知道”，我一晚上的好心情，已经从云端一直掉进了下水道。

此时，我的心情和周家梅去年提出分手时并不完全一样，除了绝望之外，更多的是愤愤不平。

我只好站了起来，借口有事提前告退。我握了握陈局长的肥手，在林未晏的婉转的歌声中，在“小沈秋”的注视下，行尸走肉一般步出了歌厅。

刘至诚把我送到了包间门外，他紧紧地搂着我的肩膀说：“兄弟，人在江湖。”

“我理解。”我握住了他的手说。

“这小婊子的确像沈秋，我很舍不得，刚才一坨钱就把她搞掂了。”刘至诚痛苦地说。

“以事业为重。”我说。

“为‘诚东文化’的事业。”刘至诚补充了一句。

我看着刘至诚那一双深沉的眼睛，欲言又止。

“不必说了，一切尽在不言中。”刘至诚的两眼已湿润。

这就叫情谊，这才是兄弟，我感动得眼泪花在眼眶里不停地盘旋。我当然能理解，刘至诚一定比我更喜欢这个小粉子，记得他发财以前就说过，他一生最大的梦想就是和沈美人能共眠一宿。但今天，他为了我们的事业，丢出这一万块钱，却把一个到手的鲜嫩妹妹，送到了那个胖得可耻的中年男人床上。

第二天，刘至诚打来电话。

他说昨天晚上陈局长玩得很开心，这“小沈秋”年纪不大，性方面却很奔放，昨天深夜在酒店的套房里，她把陈局长逗得心花怒放。

“这小婆娘这么年轻就这么懂事，将来一定前途无量，你要操她必须抓紧时间挣钱，我下周先打二万块钱到帐上。”刘至诚在电话里说。

放下电话，我对刘至诚的义气充满感激。

不过，更应该感谢的是婷婷，虽然昨晚发生的事她一直蒙在鼓里。

这次“糖酒会”，公司策划的“丑女”活动虽没有达到预期的轰动效果，但毕竟是救场如救火，婷婷算是帮了我大忙。当天晚上，我请婷婷和王建南吃火锅，我从提成里抽出五百元，封了个红包，想对婷婷表示一下。

婷婷坚决不要，我只好把钱收下。然后我问她，上次那个周末晚餐，她和王建南过得开不开心。

婷婷的脸马上就红了。她和王建南一样，只是说他们现在是很好的朋友，至于感情方面的事，她什么也不说，让我觉得很是莫名其妙。据我所知，有些男人风流快活之后，喜欢发一发余骚，向别人描述一下快活的细节，比如昨天晚上那位陈局长便是如此。但多数男人把这类事看得比较平常，为男女双方以后的风流韵事积一点口德，比如说我便属此类。但王建南更另类，对所有男女方面的事只字不提。

以前我曾追问过，他和沈秋的第一次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记得他当时特别愤怒，五官完全变形，说话音调都变了：“你问这些干啥子？已经有那么多男人上过她，你还要过问她的隐私！”

其实很久以来，王建南在我的记忆中总是扮演着一个相当忧伤的爱情骑士形像。据我观察，他失恋的经历不仅悲惨之至，而且匪夷所思，惊心动魄，让任何一个编小说的人都目瞪口呆：上次林未晏的事就不必说了，我估计刚认识她的时候，王建南一定做了大量的前期工作，上个月我和刘至诚吃饭，他告诉我那天晚上他把林未晏“先煎后睡”之后，林未晏一边洗澡，一边嘲讽地说起我们共同的朋友王建南，她说王建南简直是个瓜娃子，居然送了一本诗集给她，上面还有他的题字：“送林未晏小姐看着玩。”

的确太瓜了，刚认识一个不错的粉子就暴露出自己弱势的一面。更匪夷所思的去年有一回：当时王建南频频和一个卖笔记本电脑的美女约会，一天，我们一起吃晚饭时，我问他搞掂没有，他说快了，今天晚些时候再约。这时他手机突然响了，接起来后他说：哦，你打错了。然后对我，电话里是一个陌生女人很娇柔的声音说“陈总啊不是说好今天一起唱歌吗？”我对王建南说，这错点鸳鸯谱很可能是一个机会，说不定是个粉子。王建南想了一下，回拨过去说：你找陈总啊，我是他弟弟陈刚，要不我请你唱歌吧？对方马上同意，约好在假日饭店门口见。俩人在电话里说好了各自特征，王建南说拿一份商报，女人说她穿一件紫色长裙。

艳遇来了挡都挡不住！王建南那天很兴奋。第二天一早，他就把昨晚的悲惨“艳遇”告诉了我：他等了半小时，还不见粉子出现，这时，那位卖电脑的美女打来电话，说她正在“白夜酒吧”等他，他无法再等，马上打车去了“白夜”。在酒吧一坐下，他马上发现，美女对面坐着的女伴，穿的正是一件紫色长裙！

后来，王建南将自己的失恋经历写成文章，贴在网上以告诫世人，他的网名是“西门一再吹箫”。我的网名大家都知道了，就是“深爱金莲”。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搜索一下那些帖子。不过，前两年我们上网的热情不太高，像网络经济一样，持续时间很短暂。

成都粉子（42）

一个人一生中的艳遇是命中注定的，有多少次就只能是多少次，早晚都会到来，我经常这样安慰王建南。

拿我自己来说吧，20岁的时候我还是处男，27岁才学会手淫，28之前基本上只有周家梅一个女人，但最近两年来，上苍对我十分关怀，我大有一把将失去的青春夺回来之势。估计我到38岁的时候，当我回首往事，我不会因碌碌而为而感到懊悔，我把自己平凡的一生献给

了人类的快活事业。我打算写一本书，书名已经想好了，可以借用当年知青大哥最爱用的那一句口号：青春无悔。

当然，最应该无悔的，是我和周家梅的初恋。

初恋时我对周家梅的第一次性骚扰非常失败，也许因为她还是处女，也许她还在犹豫，也许——我不敢去想——她爱上的是王建南。

周家梅在我家住的第一个晚上，我们通霄没睡，第二天中午我们才起床。

桌上的水蜜桃没动过，依然和周家梅的乳房一样鲜嫩诱人，窗前的栀子花却有点蔫了，像用过的避孕套一样开始发黄，有气无力地搭在绿枝上。

王建南已经出了门，周家梅在卫生间梳洗时，我看着昨天为泡她精心准备的音乐带，选了一盘放进录音机，英国歌手沙黛的声音在房子里飘起来，她唱着“AS good as

first time”——像第一次一样爽！

我的第一次爽吗？很难说，在认识周家梅之前，我的确有过唯一的一次性经历，我从来不敢向她提起，但这次体验对一个男人的成长来说，很重要也很幸运。

比我们高几届的大学生在他们的性成熟时期，远不如我们这一代幸运，婚前性行为一直被称为“非法同居”，甚至有可能因此被当作流氓罪，判上10年有期徒刑。比如说，当年我们年级辅导员27岁结婚时，洞房之夜不知如何下手，于是他只好像癞蛤蟆一样，蹲在新娘身上一动不动，第二天早上他说，其实结婚一点不好玩。还有一位哥们初次和女朋友幽会，他大着胆子把手伸进女友的内裤，马上吓得来哇哇大叫，掉头就呕吐起来。

他没想到，女人那地方居然和男人一样有毛。

我的第一次却显得过于随意，缺乏准备，虽然波澜起伏，但基本上柳暗花明。那完全出自一个女人的心血来潮，还可以这样说，我的第一次献给了祖国的铁路事业——成都铁路局贵阳分局的一位列车员，一个美丽的贵州女人。

在我说她美丽之后，我自己都很不好意思。的确，她主要是心灵美，姿色很平常，平常得我现在已想不起她的容貌。那次艳遇像一个色情的仲夏夜之梦，1989年夏天，我登上从成都开往广州的列车，去学校补考弹性力学，这是我们专业课最难的一门，每一届的补考率高达40%，很多人为此留级，留级后正好赶上后来的“房产热”，以至于这些年来我对风起云涌的新楼盘很抱怀疑。

凌晨三点了，我还在读清华大学编的那一套弹性力学教材，很快我就将知道，世界上最温柔、最美丽的“弹性”是什么。

当然是姚姐的乳房，姚姐是8号车箱的列车员，大约28岁，也有可能38岁，那时候，我对女人的年龄没有判断力，再因为是在晚上，如果有人说她48岁，我也不好意思反对。

多年以后，我一直怀念夜间的火车车厢，那幽暗的灯光、氤氲的空气总有一种令人想入非非的色情氛围，让女人们特别性感，让男人特别想做爱，也让小偷们想做案。

“还是清华的学生呢！”一个贵阳口音的女人。

抬头就看见了姚姐，也看见了她俯下身时胸前一道深深的乳沟。乘客们正在昏昏欲睡，我的坐位靠近值班室。姚姐马上神色慌乱地说：“你来帮我把扣子扣起。”

我懵了10秒钟才反映过来，这是一个女人在勾引我？！顿时，佛光照顶众鸟高飞，百花盛放钟鼓齐鸣，植物交合动物叫春-----难道这就爱情，难道爱情就这样降临了！那个年代，我以为不穿裤子所干的事就叫爱情，后来知道穿着裤子其实也行，以至于后来我就搞不清楚什么是爱情了。

姚姐转身走进值班室的时候，动做突然慢下来，眼神一直瞟着我，目光中的欲望勾魂摄魄，瞎子也会心中嘹亮，我一个跟斗扑爬就跟了进去-----

我的确帮她扣上了胸罩的背扣，当然是在事后，姚姐的胸部很大，胸罩特别紧，我扣了好半天才扣上。该怎样描述她呢，幸好我在汶川藏羌自治县呆过大半年：她饱满的乳房像羌民家里的馒头一样硕大而有弹性，乳晕像藏民家里种的太阳花一样鲜艳。但比较可悲的是，整个过程同样也只有10秒钟，我十分惭愧，急于再度雄起。但天很快就亮了，我们必须分手。6天之后的凌晨，在重庆两路口火车站一个偏僻的公共厕所墙脚下，在姚姐野狼一般的嚎叫声中，我山呼海啸、气势如虹地成为一个真正的男人，姚姐从地上爬起来的时候，一边提上包裙，一边对我说：差点把公厕的围墙整垮了。

因为姚姐的原因，在回到成都之前，我一直以为世界上最美的女人一定是贵州女人。

就在那一年夏天之后，过去我心目中最美的女人沈秋，离开四川去了广州，从此远离了我们共同的80年代，我们的青春时光。

成都粉子（43）

周家梅梳妆完毕后，我们一直没有说话，那时候我们的法律意识都很强烈，我们都有犯罪活动感，尤其是我，觉得昨晚的情况很可能算是强奸未遂。

送周家梅送回学校的路上，我一言不发，感觉自己已经失恋了。

现在想来，我们当时都很幼稚，也许周家梅的矜持和拒绝是那个年代所有少女的本能， 是她们初次向男人托负终生的谨慎而已。

接下来那一个星期，我在公司跑广告业务很发奋，居然碰上了一笔业务范围之外的印刷单生意，我没拿回公司做，和王建南合伙，三天时间就把货交了，净嫌了3000元，王建南说功劳主要在我，他只拿1000。

我坚持把1200放在他手上，他拿上这笔钱，买了一张火车票，准备到北京去混。

1800元加上以前的积蓄，我买了一个传呼机。伟大的传呼机！我一直为当年买传呼机的壮举感到得意。因为这传呼机在我恋爱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现在的人们难以理解，在1992年之前，一个传呼机值两千多，甚至要托关系才能买到。它是一个男人身份的象征，是一个男人正在干大事的标志，和两年之后的砖头手机一样，有同样重要的现实意义和象征意义。

传呼机别在腰上，别人不一定看得出来，我们谈业务之前，通常都会事先安排一个同事或朋友在某点某刻呼我一下，关键时候“嘟嘟嘟”地响起来，我们便在客户面前得意地拿起电话，装模做样地说一大堆，电话里说的全是百万以上的大生意，诸如：“那20辆丰田车赶快发过来”、“你先打一百万过来，那几十吨钢材已经发货了-------”

其实那个时候，全国人民有90%的人都在作汽车生意，剩下9%都在做钢材。包括大街上卖菜的太婆在内，每个人手上都有几十辆进口轿车或者几十吨螺纹钢正等着出手，价钱都低得吓死人。当然，最后还有1%的聪明人在搞策划，策划的都是大生意，比如给月球的内外墙粉刷涂料、给长江加一个锅盖、开发飞机转弯灯、生产火车轮胎等等国际化的大买卖。

但接到传呼后，在电话里说这些事可信度更高，当场就可以把男人们镇住，让女人们慧眼识英雄。

长期以来，我们就有以物取人的习惯，以前的说法是“红鸡婆，绿鸡婆，青春献给大摩托。”90年代初有些县份上也说：“小母鸡，骚母鸡，青春献给传呼机。”但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因为正是这个传呼机，周家梅才能在一个关键时刻和我联系上。

星期四下午周家梅没有上课，我们一起给王建南饯行，吃过晚饭后，我和她一起去火车北站送他去北京。

吃晚饭时，我发现周家梅和往常大不一样，有时温柔体贴，有时娇嗔可爱，让我莫名其妙、魂不守舍。一路上，我的传呼机不失时机地响了好几次，我在电话里谈的话题全是中国经济领域、以及文学艺术领域的重大事件，让周家梅崇拜不已。我差点异想天开给美国总统布什回个传呼，谈一谈海湾战争的善后事宜。

送别了王建南，我和周家梅走出了火车站。已经没有公交车了，我和她沿着府南河往九眼桥慢慢地走。那是我们一生中最甜蜜的一段路，这时，我们已经像一对真正的恋人了，也许外表还不算特别般配。她紧紧依偎着我，白衣黑裙步履蹁跹，一路上让很多英俊的成都街娃侧目而视、愤恨不平。

到了九眼桥我们又走向师大，因为她明天有课，不能住在我家。从晚上10点走到凌晨2点，我们完全没有丝毫的倦意。

在她宿舍楼下，我们难舍难分，有好几次她从楼厅里跑出来，我胡乱地把她抱住，她说，明天下午一定要来接她。她上楼不久，523的窗台上就出现了一个身影。我也没有走开，站在她楼下，看着她的身影靠在窗台边上，再摸一摸我胸口上被她泪水打湿的衬衣，我也流下了不知道是激动、还是忧伤的泪水。

这是我长大以来，平生第一次为女人流泪。

成都粉子（44）

当年那种恋爱的感觉如今再也没有体会过。那天，我走出师大的校门，沿着沙河走回家里，一路上又是激动万分、又是偷笑不已。

第二天11点我才起床，想起要到肖家村福利印刷厂取锌版回公司，我牙也没刷就骑上车。在印刷厂和生产科长吃了午饭，喝了二两跟斗酒，回到公司已是下午3点。

来回穿越了大半个城市，一想起即将见到周家梅，我又兴奋又疲惫，没等下班，我骑上车飞驰电挚地往师大赶去，我把脚踏板蹬得像风车一样，九眼桥，到了，沙河大桥，到了-----我知道周家梅正在宿舍等我，她一定和我一样焦急万分。师大，到了！到她宿舍楼下，已是下午四点。

“523的周家梅，有人找！523的周小姐，有人找！”

宿舍楼的大妈已经喊了十几遍，还是没有回音，今天这位大妈显得特别残忍，她说：“肯定不在，中午就没见回来，我认得她，个子高高、秀秀气气的嘛！”

“她可能串门去了，麻烦你喊一下524。”

我不相信昨天的信誓旦旦，过了一夜周家梅就反悔了。

我像一只被猫追昏了的老鼠，在校园里到处乱窜，希望在某个角落发现她的身影。图书馆，没有！自习楼，没有！

天黑了，我走出校门，在前几次约会的山坡上，我坐在那里悲悲啼啼、长吁短叹。回到家里，我拿出了王建南留下的情诗。我现在觉得，每一首情诗都不是他写给沈秋的，而是写给我和周家梅的。

仔细回想和她一起的分分秒秒，我觉得周家梅没有理由这样做，会不会是出了意外，我把传呼机放在桌上。昨天我才教会她使用这种“先进机器”，当时，她像小学生背乘法表一样，把我的号码背了万多遍。

传呼终于响了！一看是4字头号码，我冲出门、骑上车，穿过崎岖的小路，掠过半人高的野草，快到双桥子才找到一部公用电话。

接电话的不是周家梅，一个女孩的声音说：“我是家梅的同学小冯，她下午生病住院了，还在高烧，让我跟你说一下”

原来周家梅生病了，她现在还在校医院输液。

我赶到师大，在空空荡荡的校医院住院房，我见到病床上的周家梅时，我们都有一种劫后余生的感觉。

后来知道，她中午下课时感觉有点支撑不住，到校医院一查高烧39度。于是马上住院，同学都不知道。那个年代电话稀少，直到晚上医生才给同宿舍的小冯联系上。

我想也许是昨天从火车站走回学校太疲劳，也可能最近两周我对她纠缠得太厉害，所以她才落下病来。当时我还不明白，如果一个男人追女人把她追出病来的时候，基本上就大功告成了，现在，很多年轻人的泡妞经验都证明了这个规律。

病中的女人更有一番弱不胜娇的风韵，同学走了之后，正是我大献殷勤的时机。我这样构思：先弄一点水果，深夜照护她的时候为她削水果，由于我太疲劳打瞌睡，以至于水果刀把我额头划破，第二天清晨周家梅睡来时，看见我额头上的鲜血，顿时感动得--------算了，这深更半夜哪里去买水果！

小楼外，春雨又下了，周家梅的烧也退得差不多了。

我问她想吃什么，她说什么都不想要，她现在最想听我读诗，就读写给她的第一首情诗。

“读诗？”我张大了嘴巴。

我说没带在身上。周家梅说，都是你写的，你应该背得下来。

成都粉子（45）

我怎么背得下来？全是TMD王建南写给沈秋的。写的内容我大体上还明白一二，但要我背出完整的一句，我也做不到。

此时，我头上冷汗直冒，看起来比周家梅更像是一个病人。

“你是不是也病了？”周家梅把手放在我额头上，很关切地问。

我说没有，这时我灵机一动，对她说我上一趟厕所先，回头再慢慢读给她听。

一走出病房，我马上以百米冲刺的速度跑向南面的“外专招待所”。一进招待所，我闪电般地冲向了总服务台，在电话旁我紧急刹车，拨通了王建南在北京朋友家的号码。

谢天谢地，王建南果然正在和朋友下棋。

一边听着王建南的口述，我一边记了下来，又马上飞叉叉地跑回医院。

回到周家梅的病床前，她问我头上怎么有这么多汗水。我只好说最近有点拉肚子。

扶她在床上坐了起来后，我开始给她读诗：

我眼前浮现遥远的岁月

嘉陵江水静静地流淌

江岸的渔火 是天上散落的繁星

昏黄的灯光 映照她秀丽的脸庞-------

女人就会折磨人，其实，刚才我根本用不着跑来跑去，这些诗周家梅全部记得。我刚读完第一句，她就低声和我一起读了起来。读完后，她把头靠在我胸前说：“我觉得我是全世界最幸福的女人。”

看着周家梅一副幸福的样子，我清楚地意识到，她已经是我的女人了，当时我很想对她说：“到了明天晚上，你可能更幸福！”

其实不用等到明天晚上，凌晨过后，周家梅就在半推半就中，在半是慌乱半是激动中，就在医院的病床上，把第一次交给了我-----

此时，小楼外一夜春雨，我终于得到了梦寐以求的爱情。

事后我知道，整个春天追求她的男人加起来不下一个班，用周家梅的话来说，我当然不是其中最优秀的，但却是其中纠缠得最久、也最赖皮的一个。从四月到六月，从诅咒发誓到一首又一首情诗，正所谓“美女怕缠夫”，事至今日，我还是不知道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但我已经知道，鲜花是怎样插上牛粪的。

后来，周家梅常常半是抱怨、半是娇嗔地说：“向东，你这个大流氓！趁人之危，在病床上就把人家奸污了。”

这与实际情况略有不符，记得那次事后，我抱着她气喘吁吁地说：“你不是对医生说过，身上一点力气也没有吗？怎么刚才力气这么大。”

第二天下午，周家梅出院了，我把她搭在自行车后座上，一路上春风得意，慢悠悠的向家里骑去。周家梅在路上说：“现在你就像猪八戒背媳妇。”

那一年的暮春，成都在我眼里绚丽无比。接下来的两天两夜，在我的破屋里，除了上卫生间，我们几乎没有下过床。睡饿了就吃点饼干、方便面，做爱做累了就继续睡。

每一次冲动之后高潮之前，硬起来之后软下去之前，我们都觉得，在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什么可以把我们分开。

很显然我们太幼稚，能把一对恋人分开的理由实在太多，有些理由甚至我至今也想不明白，比如王建南和沈秋。

对我和周家梅来说，我们也将遭遇到感情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风风雨雨。

成都粉子（46）

周家梅放暑假了，她抗不住父母的催促，回到了重庆。

周家梅离开成都的两个星期里，我纵然欲火如焚，也守身如玉，对大街上的美女不屑一顾。直到现在我还很佩服当年的定力和忠诚，不像我们同居后不久，她出一趟差我就按捺不住，一看见粉子就打算守身如瓦。

她走的时候我们商量，我们恋爱的事暂时不要告诉双方家长，等她毕业之后，等我的事业有点起色之后再说。

但事与原违，那天她也按捺不住，给我打了一个传呼。

当时我正在猛追湾游泳，提上裤子我才发现周家梅打了传呼。回电过去的时候，她已不在电话旁，接电话的是一个声音威严的中年男人，正是她的父亲。

事后周家梅告诉我，她没有交待全部“犯罪事实”，她说：“要是我妈知道了我们已同居奸淫，一定会把我撕烂了，扔到嘉陵江喂鱼。”

她说后面一句话是她母亲的原话。

周家梅出身在一个传统的干部家庭里，尤其他父亲，作为一个有一定职权的政府官员，绝不容许自己的女儿和一个脱离了组织、没有正当职业的男人在一起“鬼混”。“下海”，对于当时的很多人来说，还是一个相当遥远的概念。

周家梅只好说，回成都后再也不和我交往，毕业后一回重庆就不和我有任何联系。

但那个年代很多家庭的父母都有偷看女儿日记的习惯，在她的日记本中，母亲发现了夹着的几页纸，正是我 “抄”给她的情诗。

这时候她再怎么抵赖也没有用，周家梅只好交待我们的恋爱事实。她承认，我们的确“拉过两下手”，然后她在父母面前哀求，说我明年可以考研究生，可以通过她父亲的关系从汶川调我到重庆工作。

但他父亲仔细看了看这些情诗后，更是勃然大怒、火冒三丈，他说：“一个男人的书法写得这么臭，怎么可能是一个好男人。”

在这一点上，我不得不佩服中国政府官员的水平，在电脑普及以前，他们选择秘书首先要看他的字写得好不好。秘书在中国一直是很有前途的职业，出身于秘书的官员如此之多，以至于现在很多官员最后都成了书法家。

当然，和别的女人一样，周家梅也策划了一系列恐怖主义活动，她准备以自杀相逼。

她在电话里对我说：“如果他们一定要把我们分开，我就死给他们看，我的遗书都写好了。”

但比较可悲的是，她母亲先于她“自杀未遂”。

她父亲在母亲的病床前悲愤地说，如果周家梅再和我来往，马上断绝父女关系。

在电话里，周家梅说她每天以泪洗面，说想马上见到我。我更加无心于祖国的广告事业，买了一张火车票，第二天就赶到重庆。

在上清寺一个招待所里，她利用买菜的机会偷偷跑出来和我幽会了一次。我鼓励她离家出走，马上去买两张火车票。说好晚上十点钟在两路口火车站入站口不见不散。

晚上，我站在火车站入站口望眼欲穿，10点过了一刻，她还没有出现。我想起了当年的王建南和沈秋，他们的悲剧会不会在我们身上重演？

在入站口的人流中，我仔细地辨认着每一个女人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