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办公室在一楼，漆了绿色底边的墙壁露出斑驳的白，三张老掉牙的桌子：老李一张，老杨一张，我一张。老杨爱抽烟，老李有一天趁老杨不在的时候从他对面搬到了我对面，说受不了烟雾弹，说实在是慢性中毒和慢性他杀。我笑笑，不置可否。
老杨端着茶杯进来了，见老李坐在我对面，他哈哈笑着说：“美女就是有吸引力呀，老李，可别心动哟。”
正在看报纸的老李听老杨这么说，脸上立马爬了一层阴云：“杨主任，这叫什么话？我们都是洗了睡的，哪里还有那种激情？再说人家齐姑娘，是神仙妹妹，能在我们跟前坐一坐，那就沾了她的仙气了，凡夫俗子的邪念，万万是不可有的！小齐，你说是不是？”
我放下手中的笔，笑着说：“李主任，这都是哪跟哪呀？说得我都不好意思了。”
教育局院子里有一家餐厅，是局长贺长春舅舅的侄儿宏伟开的。不管天冷天热，侧门上的塑料帘子就从未弄下来过，长年累月挂着，上面积了厚厚的一层油灰。
每次走进宏伟餐厅，心情非常糟糕，几乎没有食欲，穿了白色衣服完全不敢坐，塑料板凳缝里塞满了黑油灰膏。坐下去屁股恐怕要被粘住。还有一次性杯子，薄得不能再薄，小得不能再小，装了茶也不能立起来，在手指缝里扭捏着，歪歪倒倒的，一不小心杯里的花红叶泡的凉茶泛滥，然后顺着一次性桌布倾泻下来，最后，还是落到自己身上。
但就是这样一个餐厅，生意竟出奇的好。因为是局长贺长春舅舅的侄儿宏伟开的。早也吃，晚也吃；有客陪着吃，没客自己吃，签字大胆吃。
虽然在里面吃饭心情糟糕，但我却不能不去，因为，我是办公室的。
区教育局办公室虽然只有三个人，但却是教育局里的要害部门。老李是正主任，老杨是副主任，剩下的小兵就是我了。老李喝酒是有分寸的，他的原则是：“早晨别喝多，上午有工作；中午别喝醉，下午要开会；晚上要喝少，老婆还得找。“
而老杨，则实在多了，他说：“能喝一斤喝八两，对不起革命对不起党；能喝八两喝一斤，这样的同志可放心。酒量是胆量，酒瓶是水平，酒风是作风，酒德是品德。”老杨说得比唱得都好听，但就是没见他动真格的，名副其实的中听不中用。而当初我能进办公室，一方面是家里找了关系，另一方面是形象与气质，更重要的是，我还能喝酒。在办公室里混，不能不陪酒。办公室有个重要的使命，要联络感情，如何才能联络感情，通过喝酒。宁可让胃喝出个洞洞，也不让感情留下个缝缝。啤酒喝多了尿多，黄酒喝多了话多，我不同，尿不多话也不多，有的是涵养，端着杯子往宏伟餐厅里一站，要身高有身高，要长相有长相，要气质有气质，要文化有文化，还是有一定味道和档次的。说我是教育局的门面，是碗面上的一块肉，一点也不过分。
酒桌上，经常有局里的干部端着酒杯色迷迷地盯着我，嘴里冒出有关酒的段子：“大家好，大家好，见面喝酒少不了；你不喝，我不喝，国家造酒往哪儿搁？你不醉，我不醉，国家马路谁来睡？”那潜台词意思是如果醉了，我们就有一起睡在国家马路上的可能。久而久之，我也习惯了这些党的干部，他们每餐四五两，把胃献给党，满腔热情化作一身酒膘，忙得不亦乐乎。
郁大勇是老李的外甥，也就是坐在我对面的那个老李。当然，与郁大勇的相识，是老李牵的线。
面对面，时间长了，自然而然，就会有故事发生。
老李年纪大，不可能和我发生故事。再说，即使有那份心，也没有那份财力与激情了。老李每个月的工资是多少他自己都不知道了。因为工资卡在他老婆那里，每个月头，老李从他老婆那里领取基本开支费100元，其他的，就别想了。老李对他老婆笑着说：“幸好我不是女人，否则，来了月经，我连买卫生巾的钱都没有。”他老婆眼睛一瞪：“有意见是不是？你以为我把你的钱贴了哪个野男人？我还不是给你们李家存着，到时候没有钱，哪个媳妇进你家的门？”老李说：“我哪里敢有意见，我感谢党和政府对我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爱护。”话还没说完，他老婆又开腔了：“去超市买瓶酱油回！”老李一伸手：“钱嘞？”耳边一声河东狮吼：“你是不是要我查你的帐？这个月你们补发了一笔……？”老李不禁倒吸一口凉气，忙收回了手，乖乖地说：“买，我去买，行了吧？”走在路上，老李觉得人活得没一点意思，没隐私，连单位前天补发的烤火费她都给查得清清楚楚，老婆眼里，整个一透明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