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我辨认出一个大书包坠住了这个单薄矮小的影子。我的心一下子沉了下去，眼前浮现出我的女儿。她没有一天上下学不是靠我们接送的。可是，这个孩子的家长呢？这么大的风沙，难道家长就不担心孩子？
我们开车去了电视台。找不见一个人。那几个穿裙子披肩发的姑娘呢？我们又开车去了文联主席的一位老朋友家，风沙中叫不开门。我们饥肠辘辘，却找不到吃饭的去处。好不容易在油田招待所捧起了饭碗。可是，挺高档的餐厅黄沙弥漫，茶色玻璃制作的可以转动的桌面全是厚厚的黄沙。刚擦去，就又落上一层。服务员是年轻的女子，她们的动作不再细腻，她们的肤色也不再像城市的女子。这座铝合金装修的高档餐厅也清冷得没有城市的情调。这时候我才实实在在地意识到我这是到了什么地方。
采油班的女孩
这场大风沙还算客气，只刮了一天一夜。当地人曾遇到过一场刮了7天7夜的大风沙。
7天7夜就得躺在床上挺尸，没有办法吃饭，连口水都喝不成。
第三天上午，风沙总算折腾够了。可是，天边依然浑浊。无法看到昆仑山，也无法看到尕斯库勒湖。我在一篇文章中强烈感受到它们有多美。据说风沙过后，得好几天天边才能晴朗。
我们来到了花土沟的北山。这里是采油基地。油管从花纹密布的泥岩层面延伸出去，间或可以看到采油机缓慢而沉甸甸地朝这片荒丘磕着头。这些荒凉的土山全都是一副麻木而苍老的面孔，一点也不会为采油机的虔诚朝拜感动。在半山腰的一间不大的房间里，我见到了一批采油女工。她们是采油二队的采油二班。班长是个21岁的小伙子。他朴实而随合，他领导的这个班是清一色的女孩子。女孩子可以跟他随便说笑，看上去一点也不怕他。我们问他有没有对象，他说没有。我们不相信，可他领导的这些女工们都证实他没有。我问他为什么不在这些女工中选一个，他说，她们全都有主了。我问这些女孩子对象是做什么工作的，她们都说是油田的。再问，在油田做什么工作，她们就说是工人呗！问她们是不是安心这里工作，她们说不安心有什么办法？在这些女工中，我发现有一个最年轻的也是最漂亮的女孩一直文文静静地坐在那儿听我们说笑，她没有插话，脸上挂着生动兴奋的笑容。我与她攀谈起来。
她只有20岁。20岁的她处对象有点太早。她说，她也不想这么早就处对象，可是，她说他太好了，她本来不想和他处，只是因为他太好了而没有办法。这个女孩反复说着这么一句话：“他太好了。”究竟哪儿好，怎么个好法她始终没有说清楚。其实，这种好是说不清楚的，能够说清楚的好就没有什么味道了。最让我受感染的是她说他太好了的时候，充满了动人的甜蜜。那种甜蜜是在城市女孩身上不可能发现的。
刘元举的西部情结--《西部生命》(14)
女孩的爱情故事没有文学作品中的浪漫，却有着文学作品的甜蜜。她拥有着这份甜蜜就已经十分满足了。她陶醉着这份甜蜜，深藏着这份甜蜜，她至今还对她的父母隐瞒着。她家住西宁市，中学毕业后没有考取大学。她是从报纸上看到青海石油技校招生的消息，就报了名。她说技校设在敦煌，诱惑她的是敦煌，而不是石油技校。她报考时，她的父亲出差了，她说她父亲要是在家就不会同意她报考。在技校学了两年就分到这里。刚一到这里，她感到孤单极了，天天想家天天偷着哭。她身体单薄，连一把大管钳子都拿不动。她怕人家笑话她，就趁没有人注意的时候憋足劲往起拿，可她还是拿不动。一把钳子搬不动，这深深地打击了她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她想离开这里，可是，她没有办法离开。她无数次跑到邮局抓起电话，刚刚与父亲接通，她就马上撂下了。她想让父亲帮她从这里调出去，可是，她无法开口。父亲本来不同意她来这里，她是自己选择的苦果，她没有勇气对父亲说出自己的反悔。何况她知道就是对父亲说了，父亲又有什么办法把她调走呢？在她情绪最低落的时候，遇到了他。
他本来是到她们女工宿舍找一位女工去舞厅跳舞的，那位女工没在，他就邀请她去舞厅。她本来没有心情去，又不好意思拒绝，就随着他去了。她不会跳舞，紧张得很，她怕他笑话，就像她拿不动大钳子怕遭到人家笑话一样。可他一点也没有笑话她，而是非常耐心地教她。
很快，她就学会了。那一个晚上，她觉得特别愉快。她到了柴达木还从未有过那么愉快的时候。从那个夜晚之后，她觉得自己变了一个人。她每天都挺想他。他也是工人，每天上班也坐班车。他在花土沟北山的坡那边，她在坡这边，他们之间仅隔一座土丘。而他们每天上班都得乘班车从花土沟口进入，然后再上山。他对她说，他总能看到她坐的班车。他还说，一看到她坐的那一辆班车就像看到了她。他不会说书上边写的那些脉脉含情的话，他说的话平平常常。平平常常的几句话就会叫她感动不已。于是，她无论上班还是下班只要一上班车总是往车窗外边撒目，去寻找他坐的那一辆车。只要找到了，哪怕相距很远她也会感到从里往外地高兴。她自己也感到惊讶，有一次她上班路上看到了他坐的车，而且就挨得挺近。一进入花土沟，那辆车就紧随其后，这使她一整天都兴奋不已。就在那一天，她竟然搬动了那一把大钳子。工友们无不夸她，把她夸得那个高兴呀什么时候想起来就什么时候感到甜蜜。他们常常在一起跳舞。她说他只和她一个人跳，她要是不来，他就在舞厅外边站着等她。她有一次故意考验他，躲在一个地方瞅他。他一枝接一枝地吸着香烟，别人请他进去，他不进。
她实在不忍心再这么考验下去，飞身朝他跑过去。他一点也没有抱怨她。她说他真傻。
她说她自己也够傻的了。她每天一上车就想选一个好位置。但每次也选不好。她要是坐在最后边一排座位，他坐的车就会从她的前边出现，而她要是选在最前边的位置，那他的车就会在她的后边撵上来。这样以来，她就只能看到车而看不到他。而当她看到车时，多么想看到他啊！有好多次，她就那么目送着那辆班车消失在山那边，直到车轮后边带起的烟尘都散尽了，她还朝那边望。她这么痴情地望着，就把自己的秘密暴露出来了。于是工友们就拿她开心。在这个单调的世界里，有什么内容能比这种青年男女的事更能增添生活的乐趣呢？
她讲了很多感人的细节。但是，在我听来最生动最让我难以忘怀的是有一次下班路上，她坐的车和他坐的车一前一后紧挨着从山坡上摇摇晃晃地驶下来。她一眼就看到了他。她非常难过，她不敢去看他。因为，她决定今天就告诉他，他们之间的关系结束了。其实，她应该在一周前就告诉他。她没有勇气。她躲着他，躲了整整一个星期。她那次回家告诉父母她处了对象，父亲非常生气。父亲说她不能这么早就处对象，一旦处上对象就再也离不开那里了。
父亲说他正在想办法给她办调动，父亲说总会有希望的。父亲还告诉她，实在没有办法调动，就在西宁给她找一个对象，结婚后就可以把她调回西宁。她开始不同意，可后来，架不住姐姐哥哥的劝说，她把眼睛都哭肿了，总算下了恒心。她回到花土沟就想把这个决定告诉他。可是，她当真要见到他时，她又没有勇气了。于是，她就只有躲着他。她越是躲着他，他就越是急不可耐在寻找她。这是周末了，她知道已经无法再躲了。她已经决定就在这天晚上告诉他。
他戴着那顶她送的红颜色帽子。她所以送他一顶红帽子就是为了坐车的时候能够一眼就看到他。可是，现在，她躲着那顶红帽子，就像躲着一团火。
他们分乘的两辆车从来就没有这么近过，好像有根绳子把它们拴在一块儿。她那天十分后悔坐在了前边的座位，这使她无法躲开他。他就坐在前边那辆车的后边，他一眼就看到了她。
他一见到她就把帽子拿在手中冲她摇晃。她低下头，再也没有勇气抬起来。她这时候只希望车开得快一点，可车不仅不快，反倒停下来了。她抬起头朝外边一看，漫天的大风沙把什么都遮住了。前边的他不见了，他乘坐的那辆车也不见了。天地一片混沌，什么也没有了。车上的人们在抱怨着这场大风沙。人们只能在这里坐以待毙。什么时候风沙停了，就什么时候走。那场风沙刮了整整一夜。人们只能在车上过夜，没有一个人离开。
刘元举的西部情结--《西部生命》(15)
她知道他们的车相距很近，他当然也知道她离他多近，可是，他们彼此的心情又是多么地不同。他巴不得撞开车门冲出去见她。他要问问她到底怎么了，究竟为什么一直躲着他。
可是，他没有办法。大风沙使近在咫尺的这对恋人无法沟通更无法交流。那一夜他们各自心事茫茫，都觉得十分难熬。她说就像过了一个世纪那么漫长。后来，等风沙一停，她说她就改变了主意。因为当他出现在她的面前时，她看到的是一张布满尘土的脸。那张脸是那样让她感动。她掏出手帕给他擦着脸上的灰土，刚一擦，她就控制不住了，扑到他满是沙土的肩头哭了……
在花土沟，在油沙山，我见到好多年轻工人。他们大都没有结婚。我与他们谈起这个话题，他们都有各自的故事。那些故事不论甜美还是酸楚，都不会改变他们的人生选择。他们在这片海拔最高的石油作业区不仅接受着自然界的严酷考验而且他们还在接受着爱情的考验。我相信这些年轻人会经受住所有的考验，当然，我也要送给他们一个最好的祝愿。
说句心里话
从柴达木回到敦煌，青海石油局的领导为我设宴。席间，他们问我此番进柴达木的最大感受是什么？我不假思索地说，我只想早一点离开那里。于是，席间就沉默了。挨我旁边坐着的是位老地质师。他是上海人，是第一批进入柴达木的大学生。他3次险些在大沙漠中送命，是靠着喝自己的尿而活了下来。他还是在柴达木被打成右派的。他经历了无以计数的苦难，可他如今依然保持着那么好的性情。他已经退居二线了，他的老伴也已回到江南，并且一再催他回去好好享受晚年。可他舍不得离开柴达木。他将他主编的一本《柴达木盆地》的画册送给我，并且在扉页处题诗一首。他是用倒字写的。他写倒字比写正字更流畅。我搞不明白他为什么用倒字，但我瞅着这一排排倒字感受着岁月，感受着时光，也在感受着他的年轻时代。
酒桌上最年轻的是青海石油局的第一把手。他是局长兼党委书记。他还不到40岁。人很精干，也很有魄力。他是半年前才从胜利油田调来。在他之前，这把交椅坐过的人都是极富资历的。从未有过这么年轻的。他的到来，为柴达木带来了一片生机，一片活力。他思路开阔，沉稳且坚定。他知道他所面对的是一种怎样的局面。在企业向市场的转型期，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味道浓郁的大油田面临的改革是极其艰难的。但是，油田人信任他，他自己也充满自信。他说，他不喜欢悲剧。他提议每人唱一首歌。从老地质师开始。老地质师膛音很亮，唱得充满深情。文联主席也是把唱歌的好手，他的男高音有着辽阔的美感。最后轮到了这位年轻的局长。他说，他唱一首《说句心里话》。
我曾经听过这首歌，但不曾被打动过，但是，这一次，我被这位年轻局长的歌声打动了，深深地打动了。不仅我被打动，在座的每一个人都被感动了。于是，我们一起加入了这首歌。
唱了一遍又一遍。这歌声飞出窗外，在辽阔的大戈壁之夜一定传得很远很远。就是在那一刻，我决定为柴达木人写篇文章，写他们的事业，写他们的贡献，写他们的青春。
9 沙 棘
刘元举
我从柴达木出来时，身边多了一样东西——一根乳白色的枯枝。这是我从荒芜的戈壁滩亲手折下来的。至今也还记得，那一坨一坨的草棵子在光秃的壁上充满诱惑地铺排着，冷眼看去就像一片珊瑚丛。我挑选的这枝，造型讲究，很像缩小的黄山松。枝枝蔓蔓，遒劲柔韧，很有风骨。我当时把它放在车上并没有想过我一定要带着它行程万里。我只是觉得它挺好看的。
现在想来，我擎着它走街串巷的那副庄重姿态在当地人眼里一定十分滑稽可笑。
戈壁滩上这种植物太多了，没有人对它感兴趣。就像东北田野中的蒿草，谁见了也不会把它采摘下来当成什么好东西擎着。我在西部擎着这棵枝子，就像在东北的田野擎着一束蒿草。
我把它带到石油宾馆，小心翼翼立在桌面上。退后几步端详着，发觉它很像一件艺术品。
我当时还咬不准它到底叫什么。有人告诉我它叫白刺，也有人说它是沙棘或骆驼刺什么，因为没有一个比较权威的人给予鉴定，所以，我一直也搞不准它究竟该叫什么。后来我到西安见到作家李若冰，才认定了它叫沙棘。
我去拜见李若冰时，面前出现的这位老人远不如我想象得那么高大结实，也远不如我想象得那么热情。他脸上挂着病容，眼睛也有些发锈。寒暄了一番，他仍然没有唤起多少好情绪。我坐在那里很是拘谨，他坐在那儿也不那么自在，后来，我就想走了。我在起身时告诉他，我是从柴达木来的，如果不是柴达木，我就不会来看他。他一听到柴达木这三个字，就像听到多年未见的情人的名字，那双发锈的眼睛突然接通了电源，一下子灿亮无比。那一瞬间，他的白发，他的多皱的额头，他的瘦削的身子都因此而显得格外生动格外亲切了。我们就谈柴达木。柴达木可谈的话题太多了。他说他当年从柴达木的尕斯库勒湖带回了一块结晶盐，一直珍藏到现在。我说我从那里带回一根树枝，很好看，像一个盆景。他听我说树枝，善意地笑了，给我纠正不是树枝，是白刺，学名叫沙棘。他说这种植物的生命力特别顽强，结出的果子可食，现在兰州出产一种沙棘饮料就是用沙棘果子作为原料，这种饮料目前在市场上很受欢迎，大有取代果茶之势。柴达木有他诉说不尽的话题。当天是说不完的。他起身送我时说第二天去看我。
刘元举的西部情结--《西部生命》(16)
果然他第二天去了，可惜我们没有再见面。回来以后，他给我来了一封很有感情的信，信中说他整整等了我一个下午。他为此感到很遗憾。我完全理解这位老作家的一片深情。这一切都缘于柴达木。我深为失去一次深谈的机会而感到歉疚。尤其是他还没有看到我带着的这根沙棘呢。我可以就这枝沙棘与他谈一谈路上的感受。
以下，我得用第二人称写了，因为我觉得李若冰就在我的面前听我讲述，而我就是讲给他一个人听。
你知道柴达木人喜欢作家。他们过去多么欢迎你现在就多么欢迎我。你觉得我们的见面很有意思，四十年前你去往柴达木，四十年后我又去了。40年正好是我的年龄。你说这很有缘分。作家在别的地方也许会受到冷落，可是在柴达木不会。柴达木有足够的荒凉，也有足够的热情。我在这里充分感受到了这一切并且得到了最难忘的友谊。这种友谊在我看来纯朴得就像５０年代你来的那个时候。没有功利目的，没有金钱味道。那么多人来看望你，那么多人请你吃饭劝你喝酒，你要走时他们前呼后拥地为你送行，一次次问你还什么时候来。
这种热热闹闹的氛围铺满了整个戈壁荒漠。在城市居住时间长了，不知不觉中习惯了那种人与人之间的淡漠，楼上楼下的碰面了也彼此不打声招呼。邻居住着10多年竟彼此不知道姓名。
而在柴达木却完全不同。人与人之间的真诚与热情反倒使我有点不习惯，以至于我每每遇到这种热情时竟变得那般木讷那般不会应酬。我不会喝酒，人家劝我，我怎么办？他们说我不真诚，他们把你抬出来与我比较，他们说你来的时候一点也不外道，大口大口地喝酒，喝得豪爽喝得够意思。到了这种时候，我喝酒难受，不喝就更不好受了。
但是，这一切想来都是美好的，什么时候回想起来就什么时候涌起股暖流。我不知道当你离开柴达木时你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当送行的人离去，只把我一个人撇在了柳园小站时，你可以想出我跌入了一种怎样的孤独中。当时陪伴我的只有那枝沙棘。我把它放到了长长的木椅子上。长长的木椅子有好几排，没有几个人坐，显得空空落落。那枝沙棘是平躺着放在椅子上的，没有人注意它。
那时候已经是夜晚９点多了。外面刮着风。不刮风这个小站就已经够清冷了。
候车室内的灯光特别暗，看了一小会儿书，眼睛就酸涩得要命，只好出去走走。我出去走的时候我没有随手带上沙棘，我当时不怕它丢失。其实，它也绝不会丢失。谁会对它感兴趣？
除非我这种傻瓜。
柳园这个小站你一定十分熟悉。白天，这个小站还算热闹，卖东西的挺多，可到了晚上，所有店铺都打烊了。楼房并不多，也不够高大，挡不住戈壁的风，就感到格外的凄凉，就只能回到候车室。我要去往吐鲁番，最早一趟车也得２３点３０分。这就是说还得熬过两个多小时。其实，我已经习惯了一个人独处打发光阴，只是光线太暗无法看书，这让我苦不堪言。
当我回到刚才坐过的长椅子时，我发现有好几个服务员围着放在那里的沙棘指指点点。
她们中居然没有人认识它。这使我深感意外。她们问我拿这个干什么，有什么用处。我有心逗逗她们，就让她们猜猜看。她们一个个评头品足。有的说这玩艺一点用也没有，有的说不可能没用，没用哪能带着呢？他们都按着各自的人生经验去判断去猜测。精明一点的人说我带着这玩艺一定有药用。这一说法得到了在场人的公认。但是，它能治什么病呢？
我如实告诉她们，不是什么药用，我带着它就是觉得挺好看的，带回去摆放到客厅里效果极佳，风格非常独特。而且，这是从柴达木带回来的，这本身就很有价值。我这么说，她们难以相信，一个个用一种异样的眼神瞅我。当她们听说我要带着它去新疆然后去西安去北京最后带回沈阳时，她们惊讶极了。当时，我很想给她们讲讲火柴的故事，我想告诉她们什么叫有用什么叫价值。
其实，我当时也没有足够的信心把它带回沈阳。我不知道那么遥远的路途会出现一些什么意想不到的麻烦。能够带回去更好，带不回去扔在半途也没有什么。因为我当时带着它完全是凭着一种心情。
其实，我在戈壁滩把它折下来时也没有什么目的。车很方便，想什么时候停一下就什么时候停，车上也有位置放这枝沙棘。我把它带回青海石油局的宾馆时，我也没有想到日后要带上这个东西去走那么漫长的路途。这在当时我是不敢想的。有那么多的路程等着我，这期间得倒换多少次车？这么大个玩艺又无法放进包里，只能用手擎着。就是说，我得用一只手专门擎着这个玩艺一直擎回沈阳。迢迢万里擎着一个树枝？连我自己都觉得未免滑稽。
我把这枝沙棘摆放在宾馆的桌子上，用一只水杯盛点水，插上它，立着放，竟然有着一种意想不到的效果。所有进到这个房间的人都为之吸引了。他们都对它发生了浓厚兴趣。
同房间住着一位陌生的年轻人，沉默寡言，连句必要的客气话也懒得跟我说。这使我感到很是别扭。忽然有一天晚上，他跟我谈到了这枝沙棘。他的表情很是生动，他说，他没有想到这东西摆在房间里会这么漂亮。他说这个东西他看得太多都看腻味了，怎么也没想到会有装饰价值。他还说他一定也要采一枝带回去摆到他家的客厅里。你知道，人与人之间没有熟悉的时候，彼此放在一块小小的空间里都不得劲儿。要化陌生为熟悉其实既十分简单又十分艰难。需要有个起因，而沙棘就是一个最好的起因，它是沟通人与人之间的桥梁。
刘元举的西部情结--《西部生命》(17)
那天晚上，正是因为沙棘这个桥梁使我们谈到了深夜，彼此就像一对老朋友倾诉衷肠。
年轻人是青海石油局的一位技术员，父辈是上海人，他就生在柴达木。他说到他所经历的艰苦生活，就像讲述别人的故事。
有一年春天，突然遇到一场大风雪。他们的汽车在翻越当金山口时抛锚了。你知道当金山口是去往柴达木和格尔木的必经之地，只要一遇到风雪，那条公路就得被雪覆盖，神仙也无法行驶。技术员说他们车上有6个人，都被突然而至的大风雪冻得缩成一团。如果不找到营救的车，在这前不挨村后不着店的地方就得全部冻死。因为这种天气误车，常常一误就得七八天。
他当时年轻气盛，自报奋勇去找车然后回来搭救车上的人。他就这样踏进了漫漫风雪中。
他翻越了当金山口，发现那边也误了几台车。有经验的司机在这种天气是绝对不会开车的。他说了多少好话也没有人肯过来搭救他们。其实，这种时候人人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他在风雪中走了好几个小时，总算走进了路旁的一间小房子。这里是道班工人的住处，一个老头长年累月在这间狭窄的小屋子里伴随孤独打发岁月。他一进这个小屋就立刻惊呆了：这间不足10平米的小屋挤满了人，连个下脚的地方也没有。他好不容易像根锲子一样钉进去，才把门关上。
屋子里生着炉子，温暖极了。满脸的雪水化了，流了下来。他说他当时没有擦，就那么呆呆站着，心中惦记着依然在风雪中挨冻的同事们。他说他没有办法。他只能就这么站着过了一夜。满屋子的人也都这么站着过了一夜。又饿又累，好在兜里带着烟。当他掏出火柴点着烟时，他发现人们用那么一种贪婪的眼光瞅他。有一个挨近他的人死死盯住他手里的火柴盒跟他商量要出１０块钱买。他不卖。那人说出１００元。他还是不卖。那人急了，一家伙拉开了羊皮袄，在那翻卷的羊毛丛中掏出了厚厚一沓１００元面值的人民币拍在他的手中，就是要买他的火柴。他说他数了那盒火柴，一共也不过10几根，而这一沓子钱少说也有3000元。１０根火柴值３０００元？这家伙疯了？在场所有的人都为之震惊。那人说你嫌我没有钱，瞧不起我是不是？那人是做买卖的，他的装满货物的车因为天冷而灭火，只要有火柴，他就可以把车发动着，他要调回车头，再也不干了。他说这种罪遭不起。可是，无论他怎么说，无论他掏出多少钱来，他都不卖。他想得是他们的车误在山那边，等到雪停了，他还得用火柴点着柴禾把灭火的车发动着。他知道在这样的天气里火柴的重要。那人问他究竟多少钱能卖，他说多少钱也不能卖。最后，他还是没有卖。
他讲完这个故事，就睡着了，可我好久没了睡意。也许你听到这种事情很多，已经不觉新鲜了，但是，对于我，却是闻所未闻。我由此想了好多。我想得都是有关金钱有关价值的东西。在特定的场合，就有着特定的价值观的。
也许正是这个故事，才坚定了我要带上这枝沙棘的决心。我要把这枝沙棘带回家，就摆放在我那装修一新的客厅里。我的装修格调是白颜色的。配以这支白调子的沙棘肯定独具特色。对了，我得告诉你，我有一个极爱挑剔的妻子。她在穿戴上在收拾房间上都追求一种与众不同的格调。再好看的衣服，只要她在街上看见别人穿了她就坚决不再穿了。当我们的新居装修好之后，她常常为了一个窗帘跑得筋断骨折。问题是她总也选不到一个可心的，因而我家的卧室至今也没有窗帘。她在房间的摆设上就更是穷毛病了，花瓶她总也选不中，她要求的风格是那种既有古文化又要有现代的洋味儿，好容易看中一个，价钱太贵她也不能买。
真是老天有眼，到底让她买到了一个花瓶。随之而来的又是新的麻烦，她买不到称心如意的花。
她嫌市面上卖的花太俗。她要与众不同，要“嘎”的。我本来是那种极不讲究的人，慢慢地在妻子的影响下也学会了讲究。我在决定带上这枝沙棘上路时，不能不想到妻子的态度。
根据我对她的了解，我相信她会得到一种意外的惊喜。因为它符合她的标准：“嘎。”
如果仅仅是为了讨好妻子，我是没有那么大的毅力一直把它带回家的。我之所以能把它带回家，主要是在途中，沙棘给我带来了诸多好处。我还是从那个柳园等车的夜晚接着说吧。
围观这枝沙棘的人一点点多了起来。这时候，候车室里出现了一种十分亲切的氛围，我自然成了中心。我的这一举动在他们看来过于特殊，所以我轻而易举就唤起人们的好奇，而我则在人们的这种好奇中获得一种友谊。这无疑具有了公关意义。这倒是我始料不及的。
事实上，当时柳园小站的服务员们帮了我的大忙。她们在列车进站时，将我介绍给列车长，并一再嘱咐给我解决一张卧票。车上等卧票的人很多，在过道里排了长长一个队列，而列车长一眼就瞄住了我手中的沙棘，笑眯眯地让我过去，问我这是什么，拿着这个派什么用场。我不敢瞎说一气，就说回去做盆景。车长就笑着说我挺有艺术眼光的，就问我做什么工作。车长管作家叫记者，他也就管我叫记者。看出来他很想跟我唠，只是因为后边等着补票的人太多了。他第一个给我办理了卧铺，而且居然还是下铺。当时我一手擎着沙棘，一手攥着卧票，在非常拥挤的过道间侧着身子通过。我得格外留心脚下，因为过道处都被躺着睡觉的人塞满了，稍不留意，就会踩着人。跨过了这么多不讲究尊严的人，我的庆幸感越发浓了。
刘元举的西部情结--《西部生命》(18)
当我终于找到属于我的铺位，结结实实地一落座时，松软的身子骨就像被一股突然涌来的暖流托浮起来了，在哐哐行进的列车声中感受到一股从未有过的惬意。于是，自然而然就要感谢柳园站上的服务员，就要往车窗外探头，往已经晃过去的地方瞅。一片漆黑，没有比这时候更黑了。在十分遥远的地方，有那么一星半点的亮处，我也弄不清了那是不是离去的柳园小站，应该是的，就是不是，我也会把它当做小站上的灯光，瞅一眼，就心里发热，就觉得窗外这空荡荡的大戈壁的夜晚充满亲切感。
心里踏实了，反倒睡不着了。于是就总冒出这个念头：要是我没带这枝沙棘呢？
我对沙棘有了感激之情，我知道该珍惜它。可是，行李架上，座席下边都被包裹塞得满满登登，一点缝隙也没有，我找不到地方摆放，就只有放到自己的身上，小心翼翼地庇护着，尽量别翻身，因为一翻身它就得滚落到地上，我怕弄坏了枝子。可是，总不翻身也不舒服呀！
从这时候起，我才开始感到带着这么一扑噜东西怪麻烦的，而且，随着行程的遥远，随着换车的频繁，这种麻烦将会愈来愈大。
吐鲁番是不通火车的，我从鄯善下车，然后乘汽车去往吐鲁番。鄯善火车站的小面包车都是私人开的，为了赚钱，不等到人满他们就不开车。车小人多，不该坐的地方也都坐满了人。我的沙棘肯定没处放，就只有在手里边拿着。背包就没处放，得自己抱着，加上这么一个玩艺，可就受罪了。蓬勃的枝条动不动就会划着我的脸，车体一晃，还会剐着别人。我不断地提防着，别剐着人家，也别剐坏枝条，你想想这车坐得有多累。好在鄯善火车站到鄯善城里不远，可是，下了车再上车去往吐鲁番照旧这般拥挤，沙棘还是没有地方摆放。车上的人维族居多，他们不像柳园站的人那么好奇，他们当中也没有人问我这是什么，我从一个个眼神中感受到的绝不是善意，好像是一种讥讽和藐视。售票员在我上车时还让我把它扔掉。
我没有扔，他说了一句什么我没有听清，倒是车上人发出一种哄笑，笑得我颇为恼火。于是，我就开始动了把它扔掉的念头。一路上，我始终没有想过一定要把它带回沈阳。万里迢迢，我没有这个信心。再说，要是当真带回来，别人也会由此笑我痴的。
有几次，我差点将它丢下。在离开吐鲁番时，我把它忘在了那家宾馆。我都已经从六层楼上下来了。火州的天气本来很热，那一天一点风没有，闷得要命。我想起沙棘扔在房间时，心里就犹豫开了，上不上去取。裤子粘在腿上，往楼梯上迈步很不舒服。当时觉得就这么扔有点可惜，都带出来这么远了。后来，到了乌鲁木齐住在一位朋友家中，朋友和他的妻子都十分喜欢这个沙棘，于是，我就说送给他们。可是，他们说你都带这么远了，怪不容易的，还是带回东北吧。临行那天，还是忘在了朋友家。发现时，已经走出了一段路。我说算了，留个纪念吧。朋友说带回去才是留作纪念。于是，他执意回去取回来了。没想到带上它又一次给我带来了福音。
朋友为我预订的车票由于晚了两天，我没能用上，就决定到车站买当天的票。在乌鲁木齐车站的售票处我没有能够买到卧铺，只买了一张硬座票。我们进到候车室等车的时候，朋友因为没有买到卧票而心情沉郁。他坐在那儿，一句话也不说，只顾摆弄着手中那枝沙棘。
旁边有位中年男子发现我的朋友拿着这枝沙棘，就与他攀谈起来。一唠，两人就熟了。那人说他手里还能余出一张卧铺票，因为一起走的人中有一个临时有事没有来。于是，不费吹灰之力我就得到了卧铺票。朋友为此十分高兴，他说他这一下子就放心了。我说该感谢一下人家，可朋友说，要感谢得感谢这个宝贝。
他管手中擎着的沙棘叫宝贝。
离开乌鲁木齐，一连3天3夜的火车到了西安，离开西安又坐了10多个小时的火车到了北京。在北京拥挤的地铁上，我的肚子都快挤扁了，但我一直精心保护着手中的沙棘。尽管如此，沙棘仍然受到了拥挤。这种拥挤较之大戈壁的剧烈风沙对它的破坏更甚。好在它已经从风沙中练就出来，它的所有的枝蔓是不会轻易折断的。任何花枝和树枝也不会有它的这份抗性。
如今，它经过万里旅途，已经安然立于我家那装修一新的客厅里。为我家客厅增添了许多光彩。妻子是用那个她喜欢的有文化味的花瓶插着它，花瓶里边还装上了沙子，沙子用水浸着，这使它如今还没有干枯，一掐它的皮，还透出一种嫩黄。
妻子比我更喜欢它。在刚放上去的那些日子，妻子希望家里来客人。只要一来客人，她就总愿意让人家注意放在一角的沙棘。绝大多数人不认识它，于是，妻子就给人家讲关于它的来历。
妻子在讲它的故事时，总要讲技术员给我讲的火柴的故事。到了最后，妻子总是不会忘记贬我一番，诸如这个人多么愚呀，那么远的路就那么一手擎着……她还添油加醋，连说带比划，直逗得人家笑出声来。而每每到了这种时候，我都会从心底生出一股惬意来。我觉得柴达木我还没有白去，这根沙棘我也没有白拿。它不仅给我的家庭带来温馨而且它成了我进入柴达木的永远的最有价值的纪念。什么时候我一瞥见它，我就会感受到风沙的刚烈，岁月的无情，戈壁的冷漠，生命的珍贵。于是，那些熟悉的面孔就会从那细小的枝枝杈杈间一个个活现在我的面前……于是，我就有了灵感，就把它写成这篇散文。需要强调的是，在我带上沙棘风尘仆仆奔走时，我绝没想到它会给我带来那么多的好处。
刘元举的西部情结--《西部生命》(19)
10 忧郁的敦煌
——西部系列
刘元举
寂寞的时候就会去思念敦煌，如同思念早逝的先人。其实，这是一种挺模糊的东西，甚至有点不着边际。然而，却是那么实实在在。
走过的地方挺多，为之激动的景观也不少，留下的不过是一叠叠彩照，抽屉塞满了，没个放处，就随手乱扔了。扔来扔去，记忆里边的东西也差不多扔掉了。可是，敦煌是扔不掉的，它像块忧郁的云霭，翳着我那记忆的旷野……
走 近 敦 煌
原以为敦煌就是莫高窟，到处洞窟，到处壁画，到处都有美丽的飞天，到处都飘拂着神秘的胡须。随便扯上一缕，就是学问。真正到了那里才知道想象的东西与实际永远有着无法弥合的距离。
去敦煌必经一个小站——柳园。柳园可太小太简陋了。敦煌的机场刚刚建好，还在试航中。要到敦煌，只能经由这座小站。每年，大批大批的游人拥挤到这里，把个小站都快挤破了。小站的建筑极其平常，没有任何地域特色，放在哪里都可以，却惟独放在这里让人失望。
因为它与这片古老的地域是那么的不谐调。我不知道三毛来到这座小站时作何感想，大概她不会有多少好心绪吧？当然，她的不好的心绪也不能怪罪这个小站。搞文化散文的大家余秋雨到过敦煌，有《道士塔》为证，想必他也是经由这里去往莫高窟的。他对于建筑文化不能视而不见吧？但是，他的文章中从未谈过这座小站。是他的文章被文化和历史挤得太满，没有一行空隙能留给这个小站，还是他丝毫就没有留意这个小站？也许他根本就没有从这儿进入这片圣地。到了这个小站我才恍然意识到，走这个小站有多么扫兴。应该走那条千古之路——丝绸之路。那就是经游酒泉、金塔、玉门、安西，而后再
进入敦煌。这是一条最佳的美不胜收的古丝绸之路的旅游线路。无疑三毛是这么走来的，余秋雨想必也是这么走来的，只有我不是。这仅仅是一种选择线路的差距吗？
选择对于人生的重要不必说明。十七年前，我写过一篇就叫这个名字的小说刊于《鸭绿江》的头题，这便注定了我人生之路的定位。都说往事不堪回首，而文学之路留给我的更是不想回味的感伤。那本写郁达夫的书题为《伤感的行旅》，我捧起过三次都没有读完。因为我不想在我的情感中注入更多的伤感色彩。
三毛的最后里程就是她走向敦煌。我从一篇记载她的敦煌之行的文章中看到了她进入敦煌的情绪是忧郁的。她去撒哈拉大沙漠与去敦煌的感受肯定是有巨大的差异，前者虽然荒芜却能激发起人的一种生命的活力，而后者给予人的是生命极致的一种沉入吧？这不啻是时空差异，也有人为的成分。撒哈拉使她得到了何西，而敦煌不可能再给予她爱情。不要说这片土地上没有她眼中的何西这样优秀的男人，即使有，大概也无法撞入她的情感世界。因为她走进这片佛洞，就被那片浓郁的佛的氛围沉沉笼罩，她无法解脱。她只能走进沉郁走进无极。人们造佛是为了让佛来解脱救渡自己，于是，佛在黑暗的洞中就给予了人的启示。只有好悟性的人才会得到这种悟性，我以为三毛得到了。如果三毛不到敦煌来，她大概不会结束她的旅程，即使她想结束也不会那么迅速。
其实，一个人要说清另一个的行为是不会那么公允客观的，多少不能不带上个人的感情色彩。所以，我一向认为那些人物印象记传记之类的东西不那么可靠。只有人在结束自己生命之后才能写好自己。当那些名人的灵魂在飘荡中读到那些记述他们的拙劣的文字时，不知道会发出怎样的嘲笑。于是，我也不能不顾及到三毛在九泉之下看到我写的这段文字会撇起她那刻薄的嘴角。
我是个喜欢奇思遐想的人，尤其在无事可干的时候。我在柳园站下车时，就是处在这样一种状态，所以就拼命去想三毛。可惜三毛只一小会就想完了。
我去往敦煌心切，巴不得一步就跨到敦煌，可是，因为正是中午，没有去往敦煌的公共汽车。我只能在这个小站的周围转悠。因此，这个小站就使我耿耿于怀。
说不清柳园这个地方建于何年何月，但柳园这里是绝不会给人以想像力的。它的街衢狭窄得不可思议。两侧只能叫房子而不能叫建筑。我焦虑地折返在这短短的街巷里，放眼望出去，却怎么也看不到百公里外的敦煌。在我此番的旅途中，我时常会在被空旷的大戈壁捉弄得没有一丁点希望之时，却又会突如其来地出现了人烟出现了城市。简直就像魔幻。
敦煌，这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古城，距今已有１５００多年历史了。东汉应劭解释敦煌二字时说：“敦，大也；煌，盛也。”见《汉书·地理志》注。
南朝刘昭引《耆旧记》说：“国当乾位，地列艮墟，水有悬泉之神，山有鸣沙之异，川无蛇虺，泽无虎，华戊所交，一都会也。”那个叫李ND964的人在公元４００年前把西凉国立在这里时，他是否会想到敦煌会成为华夏民族的一门深奥的学问——敦煌学呢？
去过敦煌，方知晓所谓敦煌学是一门由敦煌石窟艺术、敦煌藏经洞出土文物、敦煌其它遗留文化和相关的史料为研究对象的综合性学科。这门学科听说外国人比我们中国人研究得好，因为好多好多珍贵的史料都流到海外了。还听说我们的学者和专家要想找一份资料得到日本去找。还得交资料费，据说这种资料费相当贵。近年来听说我们也有了敦煌学的专家，我们的专家水平比外国专家的水平高了。前几年国际敦煌学的学术会议到我们中国来开了。
刘元举的西部情结--《西部生命》(20)
也就是说敦煌学又回到了我们这片神圣的土地上来了。我不知该为此自豪呢还是该为此伤悲。
稍稍知道一点关于敦煌的事情，就不能不增加些伤感成分。敦煌的历史太久远，伤感的事情就自然挺多。那么，是不是历史久远的地方，伤感的事情就一定多呢？敦煌学无疑是博大精深的，研究起来势必穷其毕生精力。在我去往敦煌时，我仅仅略知一二。在我伏案写下这篇文字时，我对于敦煌又能知道多少呢？
敦煌的名字就有多种解释，怎么解释，我都觉得它是个不可多得的好名字。就是这个好名字，历史上也改来改去。北魏初太武帝平沮渠氏废敦煌郡改置敦煌镇；
孝昌中，改敦煌镇为瓜州；北周时改敦煌为鸣沙县；隋大业元年复置敦煌郡；唐贞观七年，敦煌改称沙州；宋朝时敦煌被西夏占据，长达１９１年……改来改去，还得叫敦煌。敦煌这个名字经过这么多朝代的风沙磨蚀，更加耐人回味了。我觉得在辽阔的西部城廓，有哪一座的名字可以和敦煌比美？有哪一座城池有着敦煌这般丰富的阅历？我们可以说西部任何一座城市都是位长者、圣者，却不能说它们都像敦煌这么忧郁这么伤感。
从离开柳园的那一瞬间，我就开始理解敦煌了。因为我敏感的心灵渐渐注入了忧郁。沿途全是光秃秃的戈壁。横着瞅没有变化，竖着瞅还是那幅样子。沉淀着太多的忧郁的地层越是开阔就越是黯淡，越让人缄默。那种叫做植物的东西低矮得一片沉默，它们好像受尽了委屈，受尽了折磨，永远也不会有机会得以舒展。在过路人的眼里，它们就像一摊摊牛粪。哪还有着植物的性格？
时而可以看到低矮的山丘，那是一种黑色的石质，堆积着与其体积不相称的皱褶，像一个孩童的皮肤上缠裹挤压着衰迈的纹络。这种黑色的石丘让我联想到汉高祖的霸气。《史记·封禅书》云：“汉王入关，问：‘故秦时上帝祠何帝？’对曰：‘四帝……’高祖曰：‘吾闻天有五帝，而有四，何也？’莫知其说。于是，高祖曰：‘吾知之矣，乃待我而具五也。’乃立黑帝祠，命曰北畴。”刘邦凭空硬加上一个“黑帝”，创造了一尊黑神。从此，汉文化中多了一个神。多了一个神是多了一份福呢还是多了一份累一份忧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