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色给我的感觉一向不好。因为它没有亲切感。而且，总给人一种压抑感。我不知道中
国的民居中那黑色的瓦顶是不是与汉高祖的黑神有关，好在白墙黑瓦的屋舍看上去倒也和谐。在南方的民居建筑中用黑色远远多于北方，我曾在苏州的同里小镇看到了一堵黑色的大墙，墙体高约两米，长约10多米，看上去极不舒服。这座江南小镇有着相当讲究的建筑，那牌坊、那石桥，那极富变化的垛头、墙门，还有那精巧别致的飞罩、纱隔，以及造型美妙的单、重檐的屋顶，无不给我以艺术的享受。可是，偏偏有这么一座黑色的高大的院墙不管不顾地横陈在镇子的中心街道上，让你无法躲避。于是，就把许多好的东西破坏掉了。这堵黑墙我什么时候回想起来就觉得好像在一座很精美的展馆的陈列板上，张贴了一块又长又大又坚固的黑胶布。从此，我到了任何一座城市，都禁不住要留心看看有无这种黑胶布。
纵观敦煌城内的建筑，没有用黑色的。现在的敦煌市已经远离了古城的味道。我本想在这里多写几笔关于敦煌市内的建筑，可是，我怎么努力地去回味也想不起来这座现代的城市在规划上或者在设计上有什么特色。惟一留下印象的是飞天。敦煌城里到处都是飞天，高的飞到屋檐，低的飞到垃圾箱上，值得玩味的是屋檐上的并不比垃圾箱上的精致多少，高雅多少。飞天是敦煌城的符号，并不是所有城市都有符号的。有符号的城市是幸运的，可是，符号用得太滥就失去了意义。街心小广场处有一尊反弹琵琶的塑像倒是可以夸上一笔，可惜的是它与广场周围的环境不够谐调。城市建筑的风格重要的在于环境的谐调，尤其作为那么辉煌的一座古城。然而，琵琶女的阿娜姿态与周围粗糙的建筑物没有任何呼应，没有一点共同的语言。古的语言没有，现代的语言也没有。这不仅使得琵琶女尴尬，也使得这座名城失去了动人的韵致。作为一个外地人，一个向往敦煌已久的外地人，曾把敦煌视作艺术的美的圣地，像巴黎之于法兰西；像佛罗伦萨之于意大利；却怎么能想到会是这番模样？我的心头不能不罩上一层沉郁。
其实，敦煌的建筑不在敦煌市内，而是在莫高窟。这里有着绵延千年的建筑艺术。莫高窟的建筑留下了宝贵的古代建筑的实物资料。它们以其不同的特点体现着各个不同的时代。
“僧房式”洞窟建筑，可以把我们带到遥远的北凉；“塔庙式”建筑，能使我们窥视到北魏——稍微细心，就可以从中看到北魏建筑风格受到中原的影响：２５４窟中的人字坡横梁装饰两侧竟然安装了４只木质斗拱，据说这是我国保存的惟一的早期木质斗拱。
在１９６、４２７、４３１等洞窟的木构窟檐是有着极其重要的价值的建筑物，它是除了佛光寺正殿外，国内现存的最古老的木构建筑实物。它的细节应用与斗拱的做法极其特殊，在国内古建筑中实属罕见。洞窟建筑最宏大的部分是在唐朝。那是最显赫的一处——９６窟的北大像。历经各代的修建，成为蔚为壮观的九层楼，成为莫高窟的标志性建筑。莫高窟的建筑是有想像力和创造力的。古代艺匠们把木构建筑与石窟建筑巧妙结合；在狭小的洞窟间建造大型殿堂、楼台亭阁；再加上婉延多姿九曲回环的窟檐和通廊……这需要怎样的想像力与创造力啊！
刘元举的西部情结--《西部生命》(21)
可是，这种建筑越是精致越是有价值就越使我感到困惑：为什么一定要搞这种洞窟建筑？我们有那么博大的土地，那么美好的河山，到处都是风景胜地，到处都可以堂而皇之地搞建筑，何必一定要到洞窟里边鼓捣呢？建筑由洞穴走出来这是人类自身的一个超越，却为什么还要眷恋着洞窟？人是崇敬佛的，佛在人的心目中应该是至高无上的，应该把佛敬到高高的山上，敬到亮亮堂堂的地方才对，却为什么把它们弄到洞窟中？是出于一种狭隘卑琐的心态，还是来自一种幽深莫测的悟性？敦煌是丝绸之路的枢纽位置，也是兵家必争之地，至今在这里还能捡到古战场遗留下来的箭头，这种箭头已经裹上了一层厚厚的绿色铜锈。古代将士的坟冢比比皆是，古烽火台、古城的残垣断壁，无不弥散着历史的云烟，诉说着永远也无法说尽的创伤与哀怨。可是，为什么这里的佛会这么多？为什么佛教文化会如此发达？
带着这种困惑，我翻开了“敦煌学”，我在纷纭复杂的敦煌历史中试图去寻求一条脉络。
走 进 历 史
追朔敦煌的历史，无法绕开4000多年前的尧、舜、禹的部落。出于一种人类固有的占有欲望，各个部族间常常大动干戈。有的部落强大了，有的部落就弱下去了。尧、舜、禹作为中原部落联盟的最大首领，则经常对一些弱小部落发动征服性战争。战争中，被打败的一方就要遭到流放。中国西部正是历史上最合适的流放地。而敦煌的先民正是这种被流放的犯人。
《尚书》中记载的流共工于幽州，放ND83E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这里边提到的“三苗”就是曾经生活在长江流域的三苗部族。这个部族由于在和中原部落的战争中屡遭失败，却又不肯臣服，故被舜、禹先后放逐。被放逐到敦煌的这批犯人应该说是大犯要犯了。可以想象，他们从富饶的江淮之地被押解到遥远荒凉的戈壁的情景：这个被流放的队伍一定不会太整齐，一定不会有什么准备去适应那粗历的风沙。他们一进入河西走廊，就会时不时地被无尽的光秃与苍茫搞得一片绝望。不能给他们近镜头，因为他们的面部皮肤已经失去了江南水色，粗糙得一如这大漠戈壁；他们的嘴角破裂开来，渗出的血水已经凝固成黑色的岩石纹路。衣服无疑是褴褛的，一串褴褛在风沙中飘摇出一个杂色的布带，所以只能给他们这样一个远镜头，一个越来越细的杂色布带，在怅惘的风沙中时断时续，若隐若现……
我坐在舒适的现代的火车卧铺上穿行于这条大走廊时，我就不止一次地望着窗外荒凉的大野滋生过这样一种念头：如果是我一个人走在外面那片光秃无尽的戈壁时，我会怎么样？
火车跑出去好几个小时不见人烟，而徒步走呢？那得走上一整天不会见到人烟，不会得到任何生存的希望。天黑了，住到哪里？口渴了，到哪里找水喝？饿了呢？遇到凶猛的野兽呢？
那种滋味儿，就是想一想都要伤身子骨的。
可是，他们来了。他们满面忧郁地来了。他们肯定不会抱着创造什么文化的目的而来。
他们失去了家园，失去了亲人，失去了原有的许多东西。他们失去了自尊也失去了江南地域带给他们的与生具来的毛病。他们变得宽容了，变得适应了。他们的后代已经远离了他们的初衷，再难寻找江南流域的特色。
到了战国至秦时，月氏、塞种胡和乌孙等族也云集此地。月氏不仅在敦煌，在整个西部疆域那时也是个强大的民族。三苗的后裔羌戌在这时被“并入月氏”。在以后的岁月里，敦煌的居民成分不断地变化着，又有一批批汉人来到这里。不仅有流放的犯人，也有戍边的将领及其家眷。也有因战乱或其它原因来此避难的各层人，也有历代王朝因为屯田垦荒等徙民实边政策而来的一批批移民。总之，到这里来的人几乎没有高高兴兴而来的，都是出于莫种无奈。因而，我执拗地把这里的感觉用了两个字：忧郁。
西汉时的张骞出使西域是肩负着使命的。他两番出使西域，历尽千难万险，九死一生。仅第一次往返的途中他就两次被匈奴擒获。张骞出使西域的政治目的是为了联合大月氏共同抗击匈奴。可是，他没有完成任务。没有完成任务的张骞回返的途中，该是一张多么忧郁的面孔啊！
张骞是幸运的，是令人羡慕的。他没有完成任务居然还能青史留名。这得感谢汉武帝。
如果汉武帝不让他去而让别人出使西域，那么流传下来的将会是另一个名字。
但是，汉武帝不忧郁。他在张骞出使西域的同时就对匈奴发动了3次大战役。重创了匈奴，迫使“匈奴远遁”。
汉武帝建立了敦煌郡。《汉书·地理志》记载：当时的汉政权在这里共统敦煌、冥安、效谷、广至、龙靳、渊泉这6个县。到了西汉末年，这里已经是一处有着１１２００户、３８３３５人的要郡了。丝绸之路的开拓，使敦煌进入了最早的繁荣。
敦煌的地理位置是十分优越的，它是古丝绸之路的咽喉要道。处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地理位置上，围绕它发生的故事自然不会太少。它会比别的地方有着更多的辉煌，也会比别的地方有着更多的创伤。政权的更替总是用流血的方式。从五凉、北朝时期的敦煌到隋唐时期的敦煌；从五代、宋、西夏、元、明时期的敦煌到清民国时期的敦煌；这里发生的战事是无法一一说清的。这种你争我斗、厮厮杀杀对我也没有什么吸引力。我所感兴趣的是各个朝代是如何对待敦煌文化的。也就是说，我想追寻的是一条敦煌文化史的脉络。
刘元举的西部情结--《西部生命》(22)
据史书记载，敦煌文化的兴起源自中原文化人士的大量流入。早在五凉时代，敦煌就成了一个人物荟萃、名家辈出的文化昌盛之地。此间见于史传的敦煌学者就不下于50余人。
其中著述可考者达10余人。这里边有一个叫宋纤的人，他超凡脱俗，清心寡欲，不与世人交往，只身隐居酒泉南山，苦心修佛，授业弟子竟达３０００余人，为佛教文化作出了贡献。
我很想找寻一下关于记载宋纤这个人的文字，可惜我没有找到。我不知道他在人生的道路上遇到过怎样的坎坷，也不知道他是否有家室是否有爱情，但是，我可以从史书上对他的极其简短的文字中理解他的精神世界。他肯定有着一种忧郁的性情。正是这种忧郁使他隐居山林，图个心绪宁静。一个人只有进入了大的忧郁境地才会获取大的悟性，才会杰出。宋纤应该具务这种东西，所以我说他是一个真正的文人。现在绝不会出这样的文人了，因为不会再有人出山隐居了。
走进敦煌学不能不拜谒译经大师竺法护（昙摩罗刹）。他是月氏人，世代居住敦煌。他曾经跟随师傅云游过西域诸国，通晓天竺语又畅晋言，在敦煌、长安等地组织译场，翻译佛经，“德化四布，声盖远近，僧徒千数，咸来宗奉”，他的影响得到了人们的深深敬重，遂成为中国佛教史上早期的著名的译经大师。这位大师的弟子竺法乘协助译经，他虔诚地跟随法护往来于长安敦煌间。后来，他在敦煌的影响竟超过了他的师傅。有这样一段文字记载他的功绩：“西到敦煌，立寺延学，忘身为道，诲而不倦。使夫豺狼革心，戌狄知礼，大化西行，乘之力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么一些献身的学者，才使得敦煌变得神圣起来。
在我寻找到这些几乎被历史云烟遮没了的敦煌学子和大师们同时，我对于中国历史上的
几代统治者有了一种新的认知。敦煌学能成为丰富的矿藏，离不开他们的扶植。
西凉主李ND964执政后思贤若渴，他曾经“采殊才于岩陆，拔翅彦于无际”，他还在敦煌“立泮宫，增高门学生五百人”。隋文帝杨坚非常信奉佛教，尊佛教为国教。公元６００年，文帝下诏：“佛法深妙，道教虚融，降大慈，济度群品……故而建庙立祀，以时恭敬，敢有毁坏及偷盗佛及天尊者，以不道论。”由于文帝对佛的推崇，隋代敦煌莫高窟的镌龛造像超越了前代。如果说隋文帝对佛的推崇，那么进入唐代政权时，佛的地位更加显赫。唐太宗时佛与道并举，到了武后则天时，她专崇佛教。在莫高窟中，有好几处菩萨佛像据说就是塑的武则天。我在那个唐时建的最大的石窟中，看到了高高的墙壁上画着一幅立着的菩萨像。这是个女人，据说这就是武则天。唐代窟中的壁画大多色彩鲜艳，可是，惟有这幅画像是黑色的。在光线暗淡的黑色石窟中瞅着这幅黑色的女人巨幅立身像，不禁有种畏葸感。联想到汉武帝树立的一尊黑神，莫非武则天也崇尚黑色？我在别的有佛的地方还看到过武则天的塑像，或者说得更准确一点那种半武则天半佛的像，这种像都是色彩鲜艳的，这种色彩本身就体现着唐代的繁荣。可是，为什么这一处莫高窟中的画像完全是一种黑色调子呢？这像一片巨个的黑影高挂在这个大洞的空间，千百年来，我可以感觉出它给人带来的是怎样的压抑。
然而，武则天毕竟是一心一意信奉佛的。或许是由于她的影响，敦煌的佛寺如雨后春笋蓬勃发展。如：龙兴寺、灵图寺、开元寺、大云寺、普光寺、金光明等都已载入史册。一时
间，唐代的莫高窟出现了这样一番景象：“前有长河，波映重阁，”何其壮观！
“安史之乱”以后，敦煌为吐番占领。吐番政权始终不稳，无法赢得敦煌人心。但是，吐番奴隶主贵族笃信佛教，这使敦煌的佛教得以空前发展。他们大兴佛寺，广度僧尼，当时人口仅3万的沙洲便有上千僧尼。寺院拥有大量土地和寺户，从事手工业和畜牧业。在吐番统治者的扶持下，寺院经济得到了空前的发展。这一时期的莫高窟仍然开窟不止，若按每年平均数计，其开窟镌龛速度超越了初唐和盛唐。到了西夏统治敦煌时，立国者元昊提出了“佛图安疆”的主张；一生征战的铁木真具有着真正苍狼的性情，但他却不排斥佛教道教，即便是在艰苦的征战途中，他还让道人讲道。元朝政权对于敦煌佛教的主要贡献还是到了八思巴于１２４６年起出任忽必烈国师，喇嘛教萨迦派十分得势，与此相应，密宗盛行于敦煌，成为敦煌寺院的主要教派，在莫高窟留下了藏传密宗的画塑。元代在莫高窟开洞窟８个，重修前代洞窟１９窟，共合２７窟。到此为止，可以说历代统治者都重视敦煌，都敬佛都为敦煌文化的发展作出过贡献。他们似乎在比试着看谁建的窟多立的佛多。这是一种风雅呢，还是一种手段，抑或统治者的某种寄托？无论出自一种什么动因，也无论多么强大多么不可一世的统治者，面对博大精深的敦煌都将捉襟见肘。多几个窟与少几个窟，对于他们的盛衰无助；真虔诚与假虔诚，对于他们的生命无补。以佛安疆，只能是一个浅显的神话。我很难分辨窟中的佛带着哪个朝代的胎迹，我更多的是注重表情。佛的表情丰富多彩，高深莫测，但所有的表情均来自色彩与光线的作用，而幽暗的石窟所给予佛的只能是一种沉郁。时间越久，佛的表情就愈加沉郁。石窟的整个氛围是沉郁的佛焉能不沉郁？
刘元举的西部情结--《西部生命》(23)
人因为肤浅才会去造佛，而造出的佛的深刻更见其人的肤浅。佛对于历史对于政权究竟有多大影响？左右不了生杀亦制止不了战争，敦煌周围有那么多的古墓群，古币般抛撒在茫茫大漠茫茫戈壁，佛是可以看到的，但是，佛却视而不见。或许佛见了，也想了，只是浅陋的我等无法揣度。这些个古战场的不幸者们生前是否去过莫高窟？是否祈求过佛的保佑？当一阵烈风带着粗历的沙砾吞没这些古币时，我听到的是沙哑的哭泣，我感受到的是整个戈壁的颤栗。
而佛们，却端坐入定。
古墓要远比石窟多。
东方文化的最大特点是从属于政治权威，面对统治者的意志文化就像一个柔弱的少女而任其打扮。佛亦可以打扮。可以塑成男的，也可以塑成女的，可以是汉武帝的样子也可以是武则天的模特。喜欢了，就宠你，不喜欢了，就把你扔到一边。
中国的古建筑在这方面体现得尤为充分。那些豪华的皇宫随着朝代的更替而不断地焚毁，就像一件件随脱随换的龙袍。即便到了现代的城市建筑也没有完全摆脱这种文化的影响。所以，当代建筑师们常常为某个城市的长官意志所困扰。在我接触的那么多建筑师中，有好多跟我谈过他们对于某地搞假古懂的反感和无奈，有的就是出自他们之手，但是，一提起来，他们就感到苦不堪言。他们不能无视长官意志。
一座城市建得好，那是因为有个懂建筑的好长官，而建得不好，那就是这个城市的长官不甚明白建筑。不怕这个城市没有好的建筑师，只怕没有一个懂建筑的好长官。就像一个单位的体育运动开展得好，因为有个爱好体育的领导；一个单位的文艺搞得好同样是有个热爱文艺的领导；否则，是不可能开展好的。古今同理。
那么，敦煌的石窟建得好，无疑也是因为掌权者们的喜好。研究敦煌学要想深透去探索，不能不去研究那些个统治者的个人性情和爱好，以及这种东西形成的原因。就是说，他们为什么都愿意营造敦煌的佛窟？为了疆域安定，为了统治顺民，这只是外在的因素，而他们内在的心灵世界，他们的情感方式，包括他们的性格成因婚姻状况等等，与莫高窟能没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吗？我曾试图找找这方面的资料，可惜没有找到。没有找到就没有充分理由对这个问题予以有说服力的阐述，好在我不是学子，我也无意去写学术文章，我只是要写篇散文，用以记述我的敦煌游历，以及我由此而生发的感慨。
根据我的感慨，我还要固执地说下去。面对敦煌面对莫高窟，人类不能不发现自身的渺茫。人是脆弱的，人的感情更是脆弱的。被统治者的感情脆弱，统治者的感情更是脆弱。脆弱来自思虑太多忧患太多欲望太多，如此说来，三皇五帝们比常人面对死亡时的心境更加复杂更加可怜。在佛的面前，他们是孩子。他们只有在佛的面前也只有到了死之将至时，他们才会成为孩子。但是，他们无论多么孩子，多么可怜，也无法让佛受到感染，相反，他们倒是极易被佛被石窟感染得一片忧郁。
历朝历代，哪一个皇帝的晚景不是一片忧郁。即使不忧郁的来到莫高窟也会被这种忧郁的氛围所笼罩。
莫高窟是忧郁的，敦煌也是忧郁的。忧郁的东西不能不受到伤害。敦煌的衰落
始于明代以后。据载：嘉靖三年（１５２４年）闭嘉峪关，敦煌孤悬关外，莫高窟
“佛像屡遭毁坏，龛亦为沙所埋”，敦煌一片萧条。
到了清代，虽然敦煌一度得到复苏，但是，莫高窟却寂寞了，字落碑残，丛深草密。到了同治年间，陕西回民白彦虎围攻敦煌，“遂将佛龛半付灰烬，令人有不忍目睹之状”。
往下该说到那个傻×道士了。其实，余秋雨在《文化苦旅》中已经写了这位道士。在我第一次读到这篇名为《道士塔》的散文时，我觉得这篇东西像小说。因为他笔下的这个叫王圆禄的道士形肖神似：
……有一座塔，由于修建年代较近，保存得较为完整。塔身有碑文，移步读去，猛然一惊，它的主人，竟然就是那个王圆禄！
历史已有记载，他是敦煌石窟的罪人。
我见过他的照片，穿着土布棉衣，目光呆滞，畏畏缩缩，是那个时代到处可遇见的一个中国平民。他原是湖北麻城的农民，逃荒到了甘肃，做了道士。几经周折，不幸由他当了莫高窟的家，把持着最灿烂的文化……
王道士每天起得很早，喜欢到洞窟里转转，就像一个老农，看看他的宅院。他对洞窟里的壁画有点不满，暗乎乎的，看着有点眼花。亮堂一点多好呢。他找了两个帮手，拎来一桶石灰。草扎的刷子装上一个长把，在石灰桶里蘸一蘸，开始他的粉刷……
我不想在此给王道士的笔墨太多，因为在整个敦煌学中，他显得过于渺小了。余秋雨太抬举他了。他是出于好心，眼见１７窟的洞门被沙土堵塞，就想清理清理。他雇来工人干活。那是光绪二十六年的６月２５日，干活的工人把厚厚的淤沙搬运出去，往显露出的墙壁上插烟管，插出一道裂缝，于是，沉睡９００年的宝窟被打开了。这一打开，就使莫高窟名扬天下了，于是，民族的耻辱与民族的灾难什么的就纷至沓来。这一段历史是从王道士这么个小人物的手中开始改写的，这倒使我感觉是一种历史的误会。关键是他承担不起。要是换了别人去开启那个藏经洞呢？面对那么多的宝藏会怎么办呢？比如要是我突然了那个民族或者说人类的宝藏我会怎么办呢？我会把它保存完好以至于送到今天的故宫博物馆吗？我没有把握。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我绝不会拱手将这些国宝送给外国人。
刘元举的西部情结--《西部生命》(24)
王道士是个可悲的小人物。如果他要知道他因为打开这个洞而给国家和民族造成如此残重的无法挽回的损失的话，我想，就是借给他一个胆子，他也不会去那么做的。然而，毕竟他做下了。
莫高窟从此开始呻吟，开始流血，开始大伤元气。
“１９２２年，白俄阿连阔夫残部约５００人，由新疆窜到敦煌驻扎在莫高窟，约八个月之久，对莫高窟的破坏极其惨重，他们将洞窟和寺院中的门窗、匾额劈碎当柴烧，在洞窟内支锅做饭，大片壁画被烟熏火燎无法辨认，把大批塑像断手凿目，甚至挖心捣腹，意在盗宝，斑斑罪痕，至今犹存。”
这是胡同庆与罗华庆合著的《敦煌学入门》一书中的记载。仅从这一小段文字中，我的眼前就会出现一串令人目不忍睹的画面：
一群蓝眼睛白皮肤的高大的白俄大兵争抢着跨过大泉河，直扑莫高窟。他们哇啦哇啦地叫着，笨拙地钻进一个个石窟。他们的腰间都扎着宽宽的皮带，军装的褶皱堆积着黄沙。黑色的高统大皮靴把鸣沙山上飘下来的细如水纹的沙层踏踩得一片稀烂，黄沙默默忍受着落降下来，遮住了５００双黑皮靴上那层狂傲的光泽。
石窟在山崖上参差排列着。一股股浓烟伴着黄昏忧郁的山色，极不情愿地带着万千愁绪从高低不同的洞口中缓缓涌出。
５００个大兵涌进洞内，他们占了多少个洞就使多少个洞内的佛和飞天还有壁画上的人物蒙羞受辱。当这些个来自异邦的大兵们把洞窟中珍贵的门窗，以及那些尊贵的匾额劈碎当柴烧时，他们粗鲁得像史前人。可是，他们是来自一个文化悠久的国度。如果莫高窟是在他们的国土上，他们走进这一个个洞窟中，他们也会这么破坏吗？
洞里边的大锅很大，四周围着一圈儿解衣敞怀的闯入者。火光从锅底的缝隙处卷腾上来，闪闪灼灼地照着一张张怪异的面孔：卷曲的蓬乱的棕色头发，蓬乱的卷曲的棕色的络腮胡子，深陷的蓝色的眼睛已经显不出磁质的光斑了，半明半暗的脸被火光弄得红一半，黑一半。我知道，红的那半绝没有一丝愧疚，黑的那半也绝没有透出一点点的忏悔……他们都很年轻，年轻人不容易忏悔的。他们那八个月中一定很开心，住在洞里边开心，烧火开心，劈木头更是开心，有什么开心能比破坏一种东西更开心了呢？越是珍贵的东西，越是保护多年的东西破坏起来才开心才痛快。他们还往墙上写字了。他们写得一定是他们的名字。７０多年后的我跨进一个修复完好的洞中仍然一眼发现了一块壁画脱落的土墙上刻写着一串俄文。字迹说不清是熟练还是潦草，我不懂俄语，认不出写得是什么，但是，凭感觉，凭一个过多地懂得中华民族灾难的中年文人，我知道那是一个人的名字。现在该怎样看待这个名字呢？是一个罪恶的名字呢还是一个愚蠢的名字？
罪恶和愚蠢有时是不可分的。不光是这一批大洋鬼子。莫高窟不会忘记那一个个洋人考察队是怎样贪婪地红着眼睛撞入这片圣地掠奇宝藏。
那个以最低廉的代价骗取敦煌藏经洞中两大包手写本的奥布印鲁切夫；那个把自己装扮成玄奘的崇拜者，很轻松地从傻×王道士手中买下神幡绘画等艺术品５大箱子、经卷文书２４箱子的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那个学识渊博的汉学家在3个星期中将洞中所有文物通检一遍，把最值钱的６６００卷文书和美术品运到法国的法国佬伯希尔……
必须要说到那个可恶的美国人华尔纳了。他是这批掠夺者破坏者中最晚来到敦煌的。他为藏经洞而来，他对藏经洞早就垂涎三尺。可是，他风尘仆仆地乘兴而来，等待他的竟是一个空空的黑洞，在他看来，那个黑洞像一张大嘴在毫无节制在嘲笑他的姗姗来迟。他一定是愤怒了，一定是觉得受到了羞辱，要不，他怎么会把莫高窟的皮给剥了呢？他是用那种特制的胶布在洞中的壁画上挑选了最精美的图案剥取下来，一块块地剥，粉白鲜艳的壁画上就落下了一块块伤疤……他剥皮剥得很仔细也很坦然，没有人来制止他，他用不着担心。他可以随便剥，任意揭……莫高窟能不为之痛苦吗？敦煌能不为之忧伤吗？
１９９５年３月１１日，我第一次来到莫高窟。我在一处洞窟的壁画上看到了华尔纳剥去的那一块块皮。那本来是一幅非常精美的大型彩绘，可是，画面被剥去了一块，看上去要怎么扎眼就怎么扎眼。任何一个有神经的人有艺术感觉的人，都不能不为之而痛惜。我苦立在那儿，我心甘情愿地继承了前人的折磨。就在我站着的这个地方，多少人站过，多少人受过折磨，一代一代轮着，轮到我这儿了。我痛苦的时间一定是比别人长了一些。陪同我来的年轻人催我。这位石油局的年轻人就是生长在敦煌这片土地上。来时他就忍俊不住地告诉我，他们家距莫高窟只有三里路。他说他在小时候常常和小朋友们跑到莫高窟玩。那时候没有人管理，没有围墙也没有把门的，他说他们那时候随便就可以捡到小佛，他说那时候小佛在洞外边的护栏上摆得到处都是。他说那时候谁也不知道莫高窟有多么重要，他们还可以随便撒尿，随便扔石头。他说他来过无数次莫高窟也看不懂。他是已经熟视无睹了呢还是他从来就未熟悉过？他显然没有我这种痛惜。
刘元举的西部情结--《西部生命》(25)
他或许不清楚这块皮是被美国鬼子窃去的。他不会知道华尔纳这个名字。他不知道过去。现在不知道过去的年轻人太多了。我们过去总说列宁的指示，说得是忘记了过去就意味着背叛什么的，那时候说这句话时充满崇高感，现在的年轻人哪还有说这种话的？其实，这句话还不知道是不是又是翻译的偏差，其实，忘记就忘记了，顶多说您记性不好，而硬把这种忘记说成是背叛，就未免有点过分了。
陪同我的年轻人不知道敦煌的历史，但他知道敦煌的现在。他不熟悉华尔纳却熟知一个与华尔纳有着同样行为的中国年轻人。那是两个20郎当岁的生在红旗下的小伙子。他们接受的是社会主义教育，他们可以去学好多好多英雄，可这两个小伙子偏偏去学了那个美国家伙，也用了一种什么胶把壁画剥了一块长方形的皮。剥痕留下了清晰的刀法，线条没有华尔纳的笔直，深浅轻重也不匀，从中可以看得出前者剥时心理不慌，后者则慌得不得了。
据说是发现了这一处壁画少了块新皮之后，敦煌政府视作大案要案，立即侦破。
在侦破的日子里，莫高窟不对外开放。
那几天，千里迢迢赶来看莫高窟的人该有多惨。我就听到过一位朋友无比沮丧地说起过他有一年来到敦煌没有看成莫高窟。
好在比较快就捉住了罪犯。关于这两个小子的故事我没有多大兴趣。他们还没有王道士那个福分。王道士可以随便将藏经洞的国宝去换外国人的钱，可这两个小子却没这个条件。他们大概是因为穷，就选择了这么一种弄钱的方式。这是一种愚蠢的选择。这种愚蠢一定是因为他们知道了这个美国人华尔纳。学外国的东西可真够快的。这两个小子知道这么干是铤而走险，他们也挺有经验，把剥下来的画皮埋在了大泉河边的沙土里边，据说抓到他们后好不容易才找到赃物。
我没有记住这两个罪犯的名字，但我知道他们的师傅就是那个美国人华尔纳。
徒弟被毙了，可是，师傅呢？他若长寿的话，他似乎还会活着。他一定是一身殊荣了。如果他出席国际敦煌学的会议，走到讲坛上用一口流利的美国味英语宣读他的论文时，台下坐着好多中国的敦煌学研究者，这些研究者们都和我一样爱国，那么会对华尔纳怎么看呢？不管我们怎么看，他在自己的国度里会因当年在中国敦煌的行窃而获得声誉。他会由此而得以辉煌。因为他为那个文化土层很薄的国度带去了文化。他掠走的那个原本放在３２８窟中的一尊精美的唐代菩萨塑像现在就藏在哈佛大学的福格博物馆。那是一双对称的菩萨，剩下的这一个依然保留在３２８窟，形单影只，茕茕孑立，在它的对面，失去的那个地方空着，空了那么多年，也还能看出一点曾经摆放的痕迹来。
莫高窟最有故事的洞窟就是藏经洞。藏经洞的设计也颇有匠心。洞中套洞，可隐可现。
当我跺步于这个大洞时，迟钝的我还不曾意识到这就是王道士扬名千古之处。等到我在这个大窟中看到了一侧的那个小小的洞口时，我才觉出点蹊跷。
那个小洞门很是平常，窄窄的，大洞口处透进来的光线把它照得愈发陈旧残破。洞口的墙体处有着泥沙堆积的痕迹，那是一道永远无法拽直的水纹状斜线。我试图往那里边瞅瞅，漆黑无比，什么也看不见。不知有多深，更不知道这个黑洞竟是我们民族的一个大窟窿，无法弥补，无法平抚。
就在我踌躇于洞口时，有3个年轻人尾随一位女讲解员把那个洞口团团围住了。讲解员操着一口流利的日语，这使我意识到她是在给日本人讲解。这3个日本人看上去像学生，都戴着眼镜，都显得挺学问的。我没有跟他们搭话，也就说不好他们来自日本的哪个城市。但是，他们有着日本人身上共同具有的那么一种优越感。这种东西很让我不舒服。我感到最不舒服的应该说还是那个讲解员。她只顾给这3个日本年轻人讲解，而且讲得特别富于情感。十分耐心又十分生动。我不懂日语，听不出她讲得内容，但我可以感觉出她是在讲解一个十分有意思的话题。等到她讲完了，要和那几个日本人往外走时，我迎上去向他探问这个洞。她的表情一下子变得淡漠了，只是勉强地草草应付几句，就把我扔在那里。这时候我觉得洞中的光线更加阴暗。我的心情也越加沉郁。
多灾多难的敦煌哟，蒙受巨大耻辱的藏经洞啊！许多人都知道，许多文章都写到。敦煌已如沧桑老人，经历得太多，就有些麻木了，但是，我无法麻木。我在莫高窟的洞窟中走着，看着，想着，我看到那么多墙壁上的画都褪色了或者风化了水蚀了，还有被人为破坏了，我看着这些斑斑壁画犹如端详一张张老人的脸，那上边布满了老年斑。这不仅使我敬重同时使我沉郁。这时候，我对于敦煌壁画有了新的认知——我不再希冀那些个完美的修复与补就措施，甚至我也不喜欢那些保存得最完好的那种壁画。我觉得正是残缺与斑驳让我理解敦煌，理解历史，理解生命，理解许多我不曾理解的东西。而那种未经损伤的波光潋艳、色彩鲜艳的壁画虽然好看，却不会给我以沧桑和岁月，更不会给我以深刻的内涵。我只能与这些布满岁月泪痕、涂满苦难、阅历丰富的沧桑面孔一道，走向忧郁……
刘元举的西部情结--《西部生命》(26)
走 出 石 窟
莫高窟的数百个石窟要逐一看完是需要耐性更需要条件。我用了大半天的时间，也仅看了十几个。大部分洞窟都不开放，听说有的比较重要的洞窟看上一个就得掏100多元，甚至有的需要掏400多元。商品意识在那一排排紧锁着的洞门上就可以感受到。洞门是金钱味道比较足的颜色，比美元底色重些，跟日元底色差不多。那是现代的装饰材料——铝合金。密封性能固然很好，但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看上去不大得劲儿。据说，这都是日本人帮着搞的。一进莫高窟的大院，就能看到立着一排橱窗，里边有好几位日本人的照片，都是为修葺莫高窟而捐款的人。我还从一些介绍性的材料中，看到了日本专家学者为了维修莫高窟所作出的巨大努力和付出的代价。日本是个注重文化的民族，他们的“杂种”文化形态注定了他们对于文化的重视。他们能够对敦煌如此看重，说明了敦煌的地位。他们拿出一点钱来用于对文化遗产的修复上他们觉得很值得。敦煌即便不在中国，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度，我相信他们都会拿出钱来表示的。这是他们对于人类文化文明的一种姿态，这与国家与国家间的友好什么的大概没有多少关系。我们可以从中学习人家的文化精神，但不必盲目崇拜甚至奴颜得失去我们的人格。
当我走出洞窟，走过那个斗拱架构的双檐式牌坊入口时，我回望一眼，又看到了那3个年轻的日本人。其实，我没有必要再对他们感什么兴趣，他们既不是学者也不是什么人物，他们普通的走在中国的任何一个地方也会被中国的城市淹没的。他们瘦小枯干，没有欧洲人的高大和气质。可是，我还是一眼就瞄上了他们。他们仍在洞窟前走着，那个讲解员也还是那么热心地与他们边走边谈。他们在这里受到的待遇肯定比中国的游人要好得多。有的洞对中国人不开放，但可以对他们开。因为他们有钱。有钱就可以多看，有钱就可以赢来中国讲解员的好感，有钱就能带来人的尊严与自信。
从外表看上去，日本人与中国人实在很难区别，无怪乎在国外好多中国人被当做了日本人。令我感触的不是中国人被当成日本人这一现象，而是被当成之后，作为中国人的某种状态。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
我有一位去日本留学的上海朋友。她回来后最有感触的一件事就是在日本街头她碰见了她的一位熟人。她说那是她刚到日本去没几天，还没有从思念家乡思念亲人的状态中解脱出来。因此，她在日本街头上碰见了家乡熟人亲热得不得了，她迎上去就用中国话与对方打招乎。可是，她惊呆了，那人瞅了她一眼，就像根本不认识她一样，匆匆躲开她。她又喊了一声那人的名字，那人回头冷冷地用日语告诉她认错人了，他是日本人。
这是在日本的国土上。在法国，在美国，在世界好多地方，中国人常常有被误认做日本人的时候。每每到了这样一种时候，被认错的中国人有多少能够为此感到不悦感到生气感到羞辱，于是，马上就去纠正呢？我想，如果是一位日本人被认错为中国人时，他们大概绝不会无动于衷更不会沾沾自喜。
我很钦佩井上靖这位日本作家。他以中国的大西北中国的历史为题材写出了一系列的长篇：《天平之瓮》、《苍狼》、《敦煌》、《杨贵妃》等。我记得非常清晰，他在《天平之瓮》中写到的一些细节：一批盛唐时代从东瀛漂过来的年轻的遣唐使，一到长安街头，就立刻被长安的繁华所震慑。他们满眼铺金堆银，满眼的辉煌应接不暇，他们认为这不是到了人间的城市，而是到了天国里。只有天国的城市才会如此繁华。可是，当他们分头跑了一天，晚上回到房间彼此谈各自见闻与感受时，他们不约而同地有了一个共同的感觉，那就是他们在街头上看到的懒散的肥胖的闲极无聊的人太多，特别是那个叫普照的看到一个胖子半躺在街头晒太阳，他觉得奢侈得不可思议，他认为这么大一个国家就是再富有，也架不住这么多闲人。他由此看到了盛唐的衰迹。另外几位也说出了这种共同的感觉。因此，他们在唐国拼命工作，他们为了把中国的文化学到手，为了多得一点东西，他们作出了惊人的努力与牺牲。他们抄写了大量的经卷，为了带回他们的日本。他们全凭着一种精神。日本能有今天的富足，也是凭着他们那种大和民族的精神。
由此我要说，我们现在到日本去的留学生一到日本这个富庶的国土之后看到了什么？看到的是繁华，更看到的是日本人匆匆忙忙的奔走，高速旋转的节奏，严谨抖擞的精神头儿。他们受到这种东西的感染，他们干起活来比日本人还日本了。可惜的是，他们仅仅是为了往自己腰包里边划拉点钱，为了这个目的，他们常常顾不了什么尊严什么人格了。他们与一千年前日本到中国来的遣唐使相比，缺少的不是干劲也不是吃苦耐劳的态度，而是缺少精神，缺少灵魂。他们自己赚了，可是，我们的民族却赔了。这种赔又是怎么可以挽回的呢？我十分敬重鉴真和尚。我始终以为他的东渡是我们民族的巨大损失，是日本人的最大获益。我们损失的不是一个和尚大师，我们这么丰富的国度这么丰厚的文化我相信比鉴真有才学的大师不会太少。他立志要走到真正走成，这期间相距好多年。他走了5次都没有走成。
刘元举的西部情结--《西部生命》(27)
如果我们的当权者能够挽留他，哪怕一句，他可能也不会走的。他要走，当时的官中员们不会不知道。但是，官员们认为走一个鉴真也少不了什么。可是，我觉得上苍有一种冥冥的东西不希望他走，在一次次挽留他。他明明是在风平浪静时扬帆起程的，可是，为什么突然起大风？为什么他明明是驶往日本方向，却历尽艰难险阻，竟然停靠在琼州海湾？朝廷不留大师可风留浪留，却仍然留不住呀！鉴真大师年过花甲，双目失明，却还要一无反顾地东渡。
这是一种极不正常的中国人的举止，这与传统的民族文化民族心理大相径庭。这是为什么？
我们今天讲到鉴真，总是颂扬他，都快把他说成是共产主义战士了。我们说他说得太多，太多是因为把他当成了与日本人和好与日本处关系的媒介或纽带了。可是，我们作为大师的后辈究竟能够理解他多少？
我认为鉴真大师走得很残酷。对他本人是残酷的，对于我们的民族更是残酷的。我说残酷不啻是说他那惨烈悲壮的5番东渡过程，而是说他在这一过程中他的灵魂的变化。他这一走，他由人而成神，由人而成神的过程本身就是残酷的。我说他的东渡对于民族的残酷缘由，是因为我觉得他把我们民族的魂灵带走了。如果从他个人的壮举而言，我敬佩他；如果从我们民族的角度而言，我有点抱怨他。
我那一年在鉴真的家乡扬州瞻仰了他的塑像。那塑像是在鉴真大师的纪念馆大厅的正中。这个纪念馆完全是一座仿唐式建筑，设计者是我国建筑界最有名望的前辈梁思成先生。后来，我见到了梁先生的学生——清华大学建筑系的徐教授。他也参入了那项工程的设计。我提到他一笔是要说他认为那个建筑搞得并不好。
如果说那建筑搞得不好，那我并不感到意外。因为我们国土上所搞得哪一座仿古建筑能够特别让人满意呢？总有一种复制的感觉。而复制的再好也不是真的。鉴真和尚的塑像也是复制的，这是一位美院的学生去日本奈良复制的。据说他复制了两尊，一尊放在北京，一尊放在这里。我看过鉴真和尚真的塑像，当然是从屏幕上看到的。要真正去日本看是件极不容易的事情。听说日本一年只有几天是开放让游人观瞻的，除了这几天之外，就关闭了，关闭了就不再开了，要开得等到下一个年度那几天。在不开这些日子里，就是再重要的人物想看也是不可能的。据说我们国家一位重要人物去那里都没有看成。
我看鉴真塑像的复制品时，我就注意到他的眼睛。我知道他的眼睛失明了，那清癯的面颊上塌陷下去的眼窝，挂着斑驳的绿色的铜锈，更显出岁月来了。这是双无比智慧的眼睛，闭着，肯定比睁开深刻。塑像的人是按着鉴真自己的要求塑的，就是用他的真身塑的。他是坐化而去。因此，他的塑像充满神灵。就是看复制品也弥散出了这么一种神韵。我执拗地去揣度他那永不睁开的眼睛含有多少东西，我调动了我的全部悟性。我希望从那上面看出一种愧疚，一种把民族的魂灵带走了的愧疚。可是，我伫立好久没有发现。倒是有一种相当强烈的情绪使我深深陷入了，那就是一种忧郁。至今回想起那尊塑像，还能强烈地感受着那么一种不可多见的忧郁。那种忧郁是能够震撼心灵的。我不知道别人看这尊坐像时，是否看出了这种深深的忧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