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发布会，也无非是将十几个记者召集来，说明一下情况，没有任何红包之类的酬谢。到会的记者弄清了事实真相后，他们感觉很惊讶，因为抄袭者确实是有影响的名人，而这样有名的人物还抄袭，确实不可思议。他们当场问了我一些相关的问题，然后，其中有的记者给张建伟打电话，想在电话中采访他。但是，他们说，张建伟说他现在不说话。
现在不说话是什么意思呢？显然不是不说，而是没有到说的时候。那么，什么时候才是他该说话的时候呢？
第二天一早，我就上街去买报纸。我们当时住在西单附近的京海宾馆。走了几个报摊，只有《北京晨报》一家刊登出来署名为张瑞玲的记者写的消息，题为《刘元举告〈蝉蜕的翅膀〉抄袭》。其他报纸都没有刊登出来。到了中午时，有的记者打来电话，言称文章写好了，发不出去，而发不出去的原因是报社领导接到了上边的一个电话通知，明确指示不允许刊发刘元举告张建伟抄袭这个事件相关的所有文字。上边一个电话，还没有留姓名，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扼杀了正义的声音？！这种管理方式在我听起来真新鲜。我几乎以为这是说话者的杜撰。但，据一位富有正义感的某报社主任说，他们主编给他们报社中层干部开会时也传达了上边的这个电话通知。这位主任问：是什么人打来的？为什么只是一个不留名的电话而不是文件？主编未作回答只是很有内容地一笑。
同样的消息，我分别从不同的报社听到了。据说这种打电话通知的方式，是一种很严肃的管理方式。那么，上边究竟什么人在打这样的电话？为什么这样具有神威？为什么还带有一种神秘色彩？究竟是张建伟的神通还是支持他的复杂背景？
看来，我所面对的将是一个相当不简单的事情了。至于会复杂到什么程度，我心中没有数。
4 走向遥远而神圣的法庭
或许因为这种封杀，反倒激起了我的维护权益的勇气和力量。我就不相信已经加入了世贸的中国，会有人真的能够公开支持一个抄袭剽窃他人作品的行为？即使真的支持，那么也不可能瞒天过海！我相信法律，我一定要通过法律弄个水落石出。
我知道打官司是非常麻烦的事情，不到万不得已，是不应该走这条路的。许多打过官司的人都曾得出过这样的结论，因此，一想到打官司我也不免余悸横生。但是，不打官司，你又到哪里去说理呢？你想说的话可人家一个电话通知，就让你无法说出来。让你只能憋着忍着，好像你没理似的。
按照被告所在的单位中国××报社的地址海运仓，其所辖地是在北京市东城区，因而我们就到了东城区人民法院起诉。在昨晚的发布会上，我们也向记者们披露要到东城区人民法院递诉状。所以，第二天一早的晨报报道的，也是我们要去东城区人民法院。
我们上午九时许，打车到了东城区人民法院。法院是在一条小巷内，巷口处有标示。这种灰色调子的小巷在北京比比皆是。进了巷子，路旁的老民宅的屋檐挂着一长溜冰溜子。曲颉是个摄影爱好者，他在这个巷子的冰溜子下边给我拍了一张照片。他的用意很明确，说明我的通向法院的路上，不容乐观呀！
法院门口还积着似化非化的残雪，斑驳着。这里聚集了一些人，从装束上看，都是来自乡下的。我们进到走廊里找到有关人员要递诉讼状时，人家告诉我们所有侵权官司都改由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了。
打官司的滋味儿(7)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在哪里呢？对方说在东铁匠营。
尽管到北京来过无数趟了，但是对于东铁匠营却不熟，而且是头一回听说这个名字。我们拦住一辆的士，朝东铁匠营驶去。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够远的了。出租司机把路跑错了，绕远了，这就更让我感觉法院的路途遥远，而我当时没有想到这或许就是某种暗示吧，法院没有那么容易就走得进去的，你就等着绕圈子吧！
那时候，我怎么也不会想到从这一天递上诉讼状后，会绕那么大的弯子，会等到漫长的两年零九个月才有了一审判决。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在一条杂乱的街上，法院主楼在一个院子里，我们进不去。我们只能在沿街处的一个简易的屋子里递诉讼状。这个屋子门窗罩着一层铁丝网，我与赵星奇律师朝里面走去时，拍下了一张照片。看上去，满窗罩着的铁丝网似乎就是在等待着我们入网。
屋里有一堆人在排队等着递交诉讼状。有律师在身边，我觉得轻松多了。再麻烦的手续，也不用我操心了。诉讼状一共准备了六份。负责接诉讼状的是位中年女子，她接过我们递上去的诉讼状看了看，挑出了毛病。原来，我们东城区人民法院的字样并没有更改。于是，我们只能找地方重新打印了。
法院面临的这条街土里土气，有点像乡镇街道。临街开了许多店铺，也有复印社和打字社。我们选了就近一家。
屋子低矮阴暗，桌子也挺破旧，电脑看上去也不是新的。但是，这里接活的人却对于诉讼状的格式等有关问题十分熟悉。看来，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呀！谁知道有多少人到他们这间小屋子里来打印这种诉讼状。
诉讼状重新打完，花了24元，一式6份装订好时，天已经晌午了。法院接待室的门已经关了，我们只能等到人家下午上班时再递呈了。
案子究竟能否立上？我的律师有些担心。他的担心直接影响到我。如果不受理怎么办呢？我的律师那天上午动作显得非常干练，无论是去重新修改打印上诉状，还是去附近那个银行交诉讼费，他都是大步流星抢在前边走。仿佛走慢了一步，就有可能发生什么失误而导致法院不受理似的。
在我请律师时，曾有人给我出主意，既然在北京打官司，那就应该请北京当地的律师。
请北京当地律师对案子肯定有利。但是，我还是请了我们当地的律师——辽宁铭星律师事务所的主任赵星奇先生。赵星奇是我们辽宁省著名律师，是人格与水平均令人称道的国家一级律师。他打过不少名人官司，其中包括小品演员巩汉林的官司。以前我曾与他接触过，他沉稳老练的风格赢得许多人的尊重。他是那种能够让人放心并且能够给人以信任的人。
法院周围有好多饭店，但从外装修上看，这些饭店还是属于平民饭店。由此不难看出，到这里打官司的人更多的还是平头百姓！
这里饭店卫生条件很差，本来就没有胃口，也只能草草吃一碗面条。
饭吃得简单草率，时光就感觉过得格外缓慢。法院中午休息，一点半才能上班。这段午休时间按理说并不长，但我却觉得太长了。我们是打算当天赶回沈阳的。如果赶不回去的话，就要在北京多住一宿，而多住一宿又得多一些破费。为了省钱就得当晚往回赶。但是，下午能不能顺利立上案，这个谁心里也没底儿。
谁知道又会冒出怎样意想不到的事情呢！
关闭的门总算开启了，我们递上了诉讼状。是位中年女士接的，她把我们的状子拿到里面去了，似乎是去研究一下看看能不能立案吧？过了一会儿，她回来了，好像又让我们填了什么表格，瞅着她来回行走的身影，我的心一直悬着，万一她不受理呢？这是完全有可能的，假如上边有人干预，就像干预新闻媒体不许发此类文章一样。谢天谢地，总算受理了案子。当我们走出这个庄严而简易的建筑空间时，我们总算松了口气：
毕竟受理了呀。
5 我所受到的内心伤害和精神损失
我是乘坐当晚10点钟的53次特快返回沈阳的。这趟列车是沈阳人最喜欢乘坐的，上车后往卧
铺一倒，第二天睁开眼就进了沈阳站了，什么事情也不耽误，可以照常上班。
翌日清晨7点左右，列车就到了沈阳北站。出了站台就打辆的士往家赶。今天我要上班，我需要抓紧时间。可是，我还没到家门口时，我的手机却响了。我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个电话竟会是我们单位的党组书记打来的。
我们杂志社是不坐班的，每周只去三天，而且上班的时间说是8小时，其实，也都非常松的，早一点晚一点也没有人严格盯管，所以，我们一般都是9点以后才能到班上。党组书记知道我们今天坐班的，一般情况下，他有事找我，也是会在我到了单位以后，他怎么这么早就打电话给我呢？我突然敏感到了可能与我去北京的事儿有关。这是我瞬间的担心，却不曾想真的让我感觉对了。
书记是个厚道人，通常情况下，他从不打官腔，而是以朋友的口气跟你说话，显得亲切自然。但是，那天早晨我在接到他的电话时，却没有感觉到亲切和轻松。因为他没有多少寒暄，上来就问我是不是到北京去了。
打官司的滋味儿(8)
其实，我去北京没有跟他请假。作为一个单位的一把手，出差要跟上级领导请假这是起码的原则，这个我不是不知道，但是，我不想请假的原因也是不希望说出来我到北京的理由。如果我说去北京，势必领导会问我去北京做什么。我不肯如实说的话，势必就得说谎，但是我又是个不爱说谎的人，何况是堂堂正正地维护自己权益的事情呢！但是，在去北京之前，我心里并没有多少底，所以，我不想一开始就弄得满城风雨。
书记并没有批评我去北京没有跟他请假，而是直接就问我是不是去北京开了新闻发布会。这一下子把我问愣了。他怎么会这样快就知道我在北京的事了呢？一道阴影刹那间掠过头脑。
我只好笑笑搪塞一下，哪知他口气显得严肃了。他说宣传部一位领导给他打来电话了，是希望他跟我谈谈。
我说等我去单位再谈吧。因为我现在刚下火车，还没到家呢！他说好吧。
组织上如此迅速作出反应，这是我始料不及的。谈什么已经是秃头上的虱子明摆着了。
问题是我该怎么办。
上午到班上后，正赶上刊物要下版。每期下版时，都是印刷厂的人到我们编辑部来恭候。
我是主编，当然要严格把好下版这一关的。我在办公室里给书记打了个电话，说明下版情况，希望等下完版再跟他谈。这样，书记找我的谈话就到了午后。
我们杂志社在五楼，作协领导在八楼。下午，我将这一期稿子最后定校完毕，签上“同意付印”和我的名字，这一期稿件就算完活了。
中午我是从来不休息的。案头堆积如山的稿件信件，每天都得清理半天，弄得很是心烦。想静下心来合计一下下午与书记的谈话，却怎么也难以入静。这时候，电话响了。很多找我的人都知道中午我肯定在办公室，所以，中午的时间差不多都让电话占满了。没想到接了一个更让我烦恼的电话，是乌鲁木齐中级法院打来的，他们说王洛宾的儿子起诉了我们，问我们接没接到法院开庭的传票。
这是又一起因文字引发的官司。我们刊物发了一篇陕西作协副主席晓雷先生写王洛宾的报告文学，这篇报告文学首次向读者披露了王洛宾的新故事。正是这个新故事，引起了王洛宾儿子的反感，不仅将作者，也将我们《鸭绿江》杂志和《作家文摘》报告上法庭。这是节外生枝的事情，但是也颇费精力和时间，我不得不去了一趟乌鲁木齐出庭，这是后话，但也差不多是那个时间段发生的事情，我说这些话，是要说明那一年，简直成了我的官司年。
还是回来说党组书记找我的谈话吧。
书记在他的办公室里等我。我们平时在一起可以谈笑风生，可这会儿，我们彼此都显得过于正式了。而越是熟人在一起正襟对坐，那屋子里的空气便会显得压抑，彼此双方都会感到尴尬的。
自然是他先开口。他说，省委宣传部一位副部长打来电话，专为我的事儿。副部长说，他是接到中央某部那边的电话的。中心意思，是希望他能够做做我的工作，别再追究张建伟抄袭之事。别太计较，也别使用法律，都是同行嘛，他那边确实是错了，但是，希望我要冷处理这件事，也别向新闻媒体披露，别召开新闻发布会等等。
书记说话和风细雨，在明确的指令性谈话中，他没有使用“不许”或“不准”这样强硬的字眼儿，只用了“别”这样的单字。但是，“别”与“不许”有质的区别吗？我知道这种话的真实分量。一时间，我缄默了。
“他还说了些什么？”我不能让沉默时间过长，否则，彼此坐在一起会更清楚地意识到尴尬。书记说，大概就是这些吧。我又追问，是什么人给副部长打来的电话，书记说他也不清楚，反正是上边有人吧。
我问：上边打电话的人是代表个人，还是代表组织？书记回答：当然是代表组织了；我又问他，你这是代表个人还是代表组织找我谈话？他也立刻回答当然是代表组织了。
于是，我就诉说了在北京有人给各大报社打电话通知不许记者刊发涉及到张建伟侵权的消息和文章。我说得有些激愤，书记只是默默在听，也不表示什么。后来，我说：副部长的电话指示已经晚了，因为我的发布会已经在北京开过了，我刚从北京回来；我也诉诸法律了，在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起诉的。至于说，这个官司怎么打，现在已经不取决于我了，只能看法律了。
书记想了想说，那我就如实汇报吧，反正你已经诉诸法律了。说完，他又说了一些希望我安心工作，抓好刊物之类的话。
我起身要离开他的办公室时，我突然问他：假如有人采访你，问你如何看待这起抄袭行为的话，你会怎么说？
他马上说，我不表态，别找我。
我说那不行呀。你是领导，你还是名作家呢，你对于这种侵权行为总不能没有个是非观念吧？何况，你总得有个起码的看法吧？
我这样一激，他才说，我对抄袭一向是鄙视的。
书记是我们公认的好人，但是，他对于这种事情的态度也可以看出来他并没有旗帜鲜明地支持我。自己的部下，自己协会的作家遭到侵权，作为一级组织来说，应该采取的态度在我的感觉中，好像不应该是这样的吧。相比之下，作为侵权的另一方，却有着强大的“组织”在庇护他。即使是他所供职的报社，也有人在支持着他。有据可查的是，在开庭之前，他们报社有位副主编兼副社长带着两个人为了替他取证，不远万里奔波，去柴达木去四川，找到柴达木的当时的有关领导，希望人家出证，以减轻侵权者的责任。这位副主编可真够尽职尽责的了，他作为证人在法庭上出面时，竭力为张建伟开脱责任，那份热情可真够可以的了。
打官司的滋味儿(9)
我不知道如果《中国××报》的广大有新闻良知的人们，知道了这位领导的袒护做法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反应，我更不知道上边我曾引用的那些网友们知道了这种情况会写出什么样辛辣的讽刺话语。但是，我所知道的是，这种袒护的危害有多么严重。
毕竟我们已经加入了世贸，我们已经三令五申强调了维护知识产权的重要意义，如此一个大报“领导”，如此一个有着广泛影响力的名记者，写的又是一部有着重大影响的英模的书，这样的大是大非问题，难道就可以用行政手段干预得以解决？！而这种行政手段与我们飞速发展与世界接轨的国度，有着怎样的不谐调？何况这样做，对于侵权者不是更加助长了其错误吗？好像他侵权侵得有根据，侵得合情合理，侵得有情可原，侵得很有仗势！
令我不可思议的事情还在接连发生着。这种袒护真不知要到哪天才能停止。我不理解，为什么在法院一审开庭时，国内许多报纸给予报道，而北京的媒体只有一家晨报给予了关注，但消息发出来之后，《中国××报》居然有人打电话表示了对这家刊发消息的报纸的不满，还说
什么都是新闻媒体的，不该这样云云；而另一家北京百姓喜欢的晚报，记者已经写好了文章却发不出来。直到一审有了判决之后，这家深受北京老百姓喜欢的报纸仍然发不出来消息。一位富有正义感的记者说，领导不同意发。理由嘛，自然大家都是媒体，就应该互相关照。
这种“官官相护”“报报相庇”的做法，与我们的时代是多么地格格不入。有着这种意识的人，怎么能够面对真实？怎么能够体现你的新闻道德和职业素养？换句话说，还怎么能够让平民百姓相信你？！
怪不得张建伟如此牛气，请看他在答辩状中是多么地理直气壮吧：
报告文学《蝉蜕的翅膀》是我接受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以下简称团中央）等单位的委派，为宣传秦文贵的先进事迹而创作的，是职务行为，应由团中央承担责任。……而且为了尊重刘元举的著作权，我曾向青海油田的负责人提出请他和刘元举打招呼，青海油田的负责人也确实和刘元举打过招呼了，刘元举是知道此事的，故我不构成侵犯刘元举的著作权，请求法院驳回刘元举的诉讼请求。
油田的负责人确实与我“打招呼”了，但是，那是在什么时候？是在他的《蝉蜕的翅膀》一书已经发行了多日之后，而不是在他写作的时候，这是既成侵权事实之后的“打招呼”，何况作为油田负责人怎能有权利许可我的著作权让你使用（我在这里先不用抄袭一词）？何况，人家什么时候同意你抄袭？同意你侵权了？你这不是强加于人吗？你这种做法很不道德。因为你是知道抄袭是什么性质的问题，你却将这种不轨行为导致的责任一开始就别有用心地推给了人家。仅从这一件事上，就可以看出你有多么地不厚道！由此不难看出，你一开始的侵权就是在清醒中完成的，你是采取了嫁祸于人的方式。这就更不善良了。
你一口一个团中央，还称职务行为，这是不是有点仗势欺人了？团中央派你去写英模，那是对你的信任，你应该通过这次写作来提高自己的思想觉悟才对，可你却明知抄袭是违法的，却采取狡猾的“掩耳盗铃”策略为自己的不光彩行为遮掩着。你可真是聪明至极呀！但是，团中央什么时候让你抄袭让你侵权了呢？！
好在苍天有眼，法律自有公道的定论，一审判决的判决书给予张建伟有力的驳斥：张建伟提出其创作《蝉蜕的翅膀》一书是接受团中央等单位委派，该书的一切法律责任应由委派单位承担的主张，缺乏事实法律依据，团中央等单位虽委派张建伟采访并撰写秦文贵的先进事迹，但没有证据证明团中央等单位曾指示张建伟使用刘元举的作品，也没有证据证明团中央等单位对该书承担了除署名以外的其他任何权利，故对张建伟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一审判决是我的文章开篇写到的那场风雨中，我赶到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的第十法庭时，听到的当厅宣判。我没有通知任何记者任何亲友，对方显然也不希望更多人去旁听，所谓公开宣判因为时间的一再改变，想通知到更多人也是不太可能的。所以，我们原告与被告双方，分两侧就坐的位置，也不过是我与对方的律师而已。法庭显得过于冷清。
应该出席宣判的合议庭，也没有如数到庭，所以，尽管法官身着庄严神圣的黑红相间的服饰，却也并没有用惯常的法庭语气对判决书进行全文宣读，而只是拣重点地方予以说明式的宣读。就是说，整个法庭宣读判决的氛围远不是我想象的那么庄严神圣。因而，明明是我胜诉了，我却没有获胜后的兴奋。
我在法庭上有张照片挂在了千龙网上。照片下边标明：打了两年零九个月的官司，刘元举终于赢来了胜利。
可是，照片上的我是什么表情呢？肯定不是胜利后应该有的表情。我从网上看我自己，我发觉那完全不像我了。我显得如此憔悴，脸色发灰，头发被雨水浇得湿迹未干，我即使是按拍摄者的吩咐，手中举着胜诉的判决书，我也仍然满面惆怅。拍摄者让我笑笑，我却笑不出来。
你不妨想想，两年零九个月的折腾，我哪还笑得起来呀！不仅使我身心疲惫，使我深深厌倦了许多东西，当然包括对于官场的厌倦。有谁知道，我这期间内心受到的伤害，精神受到的损失！有的朋友曾问过我，辞去主编兼社长的位置是否与打这场官司有直接关系？我说不能说一点关系没有，但也不是什么直接关系。我不爱干了，当然就不干了嘛！
打官司的滋味儿(10)
但是，我在主编位置上，因为起诉张建伟而带来的行政方面的压力，对于我的未来所谓仕途究竟有着怎样的影响天知道！
我们书记总愿说一句口头禅，“用笨理合计如何如何”，这件事用笨理合计，人家是代表组织找你谈话，你却不识抬举，人家心里会舒服吗？我说的还不是指我们党组书记找我的那次谈话，而是没过几天，副部长到了我们作协，专门找我来了。
他说快过年了，来给作家们提前拜拜年。他态度确实很温和，还递给我一枝中华烟。我平时并不喜欢抽烟，但遇事时却极想抽的。我接过了烟，也接受了让领导给我点燃，这份待遇是有分量的呀！我心里并不糊涂。但是，我心里作好了充分准备，不管他怎么说，我都有我自己的原则！
我清清楚楚地记得他的话。他重提我们党组书记找我谈的那个话题，他好像有意将这个话题说得轻松一些，但越是这样，我的心里却越是紧张。毕竟人家是省委宣传部的副部长，人家是代表省里来找我谈这个事情的，人家好像是有求于我，而不是命令于我。如果命令，我倒不怎么害怕，而人家是以求我的口气，这反倒更让我难为情了。他说的意思与我们党组书记的话是一样的，就是劝我高姿态，别太计较。他并不问我被抄袭的具体经过，我甚至怀疑他连张建伟抄袭了我的哪一本书可能都不够清楚。他也不过问我近期的创作情况和我们的刊物情况。我们的经费紧张，连稿费都付不出了，而宣传部有笔经费，是可以给我们刊物补贴的，因为我们的刊物是直接归宣传部管的。我们刊物是党的喉舌，我们也曾打过报告申请这笔经费能不能给我们拨点儿。但是，我们仍然拮据着。我已经饱尝了一个纯文学刊物的主编的全部艰辛与窘迫。这时我憋了一肚子的话想说，也有一肚子的委屈想倾吐，却什么也说不出来了。
亏得还能抽烟。一枝烟要不了多大一会儿就抽完了。按灭烟蒂，总得开口呀。我居然问了一句挺生硬的话：张建伟是什么态度？他认错没？
副部长说他这样做肯定是错了的，上边也没说他对，只是我们需要来点儿高姿态。我问副部长究竟是上边哪个人打来的电话，他说是宣传局的某位大员。其实，我是不应该这样问领导的，但是，我一向是个喜欢刨根问底儿的人，何况这个事情始终让我耿耿于怀。因为这个打到我们省委宣传部来的电话，与那个打到各报社不让发文章的电话，都让我刻骨铭心！
但是，副部长给足了我面子，他没有打官腔。但我事后一想，我问得有多么不妥呀，假如我是副部长，对于这种直截了当的发问，肯定也会心存不悦的，至少说明了一个人在政治上的不成熟。哪个领导不喜欢乖点儿的下级呢？这样一来，你还想往上升迁吗？你给人家留下一个什么样的印象呢？
副部长说完了他的意思，微笑地看着我，等着我的表态。可我觉得我像一个被人家欺负得无处躲藏的孩子，面对应该给自己撑腰的家长，却无法得到真正的首肯。
我的倔强与我的自尊使我无法讨取也不想讨取任何人的欣赏。我的答复显然是生硬的。
我说，如果说到高姿态，那么只有一个前提，就是他必须当面向我认错，否则，一切都谈不上的。
副部长的微笑在他喷吐出的烟雾中消失了。我只能起身告辞。事后，也不能不有些后悔，人家副部长毕竟是乘兴而来，快过年了呀，让人家不愉快这多不应该！
三天后，省委书记召开了全省文学艺术界专家迎春节茶话会，我有幸出席。
会上，我见到平时不易见到的一些重要人物。他们当中有人知道了我在打官司的事儿，他们不同程度地询问着，关心着。令我特别感动的是省委副秘书长东晓先生，他态度特别明确，他说，不能让他！他抄袭了我们作品他还有理了？！虽然短短几句话，但这是我所听到的来自省里领导方面最温暖的话，我当时鼻子一酸，就说不出话了。
一个人在受到委屈时，在感到深深无助时，这样的一句话，真是胜过千金呀！那些当年被打成“右派”的人，他们在记述自己苦难经历时，为某位同情者的一句话而终生感动的情景是一点不为过的。人真是脆弱的，人真是情感的动物。人太需要支持和关心了！
茶话会由宣传部部长主持，而后是省委书记讲话。那一天的情况我记在日记中，是2001年1月20日。
茶话会之后就到了年根，好像是腊月二十九这天下午，我正在电脑前写作，接到了党组书记的电话。他说，宣传部的部长委托他打电话给我。宣传部长跟我并不熟悉，我想，如果不是因为这件事情，可能他都不会知道我的名字。部长的意思很明确，是让我放弃这场官司，还说要安定团结云云。我的官司与安定团结挂上钩了，多受抬举呀！我一下子就炸了！我对书记发火了：这叫什么逻辑？这叫什么事儿？安定团结？这与安定团结有什么关系？这不纯粹是——我想说的是一句最粗俗的话，但我还是羞于吐出口，不说这种粗话，我就想骂人，可毕竟人家是领导呀，我一时找不到更赶劲儿的话，只能气得直喘气。
终于，我坚定地说：这个官司我打到底了！别说宣传部长，就是省委书记或者再高出几级的领导打电话劝我也多余了！我是不会放弃的！
打官司的滋味儿(11)
当我将电话“啪”地一声挂上时，我的脑子嗡嗡作响，耳边似有一群苍蝇在乱飞。
我的心绪糟糕透顶，这种情绪一直影响了我的过年心情。
2001年的春节，我是在相当焦虑与烦躁中度过的。大年初一，我就与妻子吵架了。在这样的日子里吵架，是我们结婚二十年都不曾有过的。
生气呀，真生气，生真气！我生气为什么他们按官阶递增着一个个找我，让我放弃维护正义的权益？他们怎么就这样无视知识产权？他们不是一般的人，他们应该比我更清楚知识产权的重要性！我一个区区主编、作家，置于庞大的官场不过一介书生，我只不过维护了我自己应该维护的权益罢了。我维护得多么脆弱多么无助，我这种微不足道的维权，居然影响了“安定团结”，岂不滑天下之大稽！
然而，我更多想的是这件事情的背后。或许我们的领导一而再再而三地找我，也并非是他们自己的本意，他们也是受人之托。而这种始终抓住，始终希望通过行政手段来做我工作的人，怎么不会想想刘元举是个作家，他不是个想往上爬的人，他不会因为行政干预而放弃原则放弃尊严！他是个有思想有见地的人，他是个有着坚定的人生追求的人！如果我知道这个打电话的人是谁，或许我会义正词严地告诉他我的想法，我可能会与他进行一场关于知识产权、关于是与非的激烈辩论。我还想问问他，张建伟为什么不认错？他不认错你为什么偏偏想让我退出让我放弃让我吃哑巴亏？你这样岂不是害了他吗？我还要问问他：世上有这个道理吗？你的东西被人家偷了，你还得高姿态，你还不能追究偷你东西的人，追究了就不利于安定团结！抄袭人家作品的人，不就是文盗吗？其性质与小偷何异？
妻子一向是个息事宁人的人。她身体不好，神经脆弱，经不起一点压力。尤其她总是替我担惊受怕。这种担惊受怕始于我第一次去闯荡黄河源时。
那一年是1988年。那时候，是我人生的低潮时期，工作生活多方压力搞得我心灰意冷，就好像命运之神变着法儿作弄我。我们结婚就没有房子住，住在办公室里，颇有点苟且偷生之感。
好不容易给了房子，却是在边远的新乐小区而且是一楼，厢房。那个房子格局十分不合理，一条走廊曲里拐弯，我在不足四平米的小屋子里写作。屋子里采光不好，白天也得开灯。这种极度狭窄的空间带来了我内心与日俱增的压抑与憋闷。终于我决定走出去透透气儿了。
我去往黄河源时，没有告诉妻子。她只以为我是因工作需要去西安组稿。
确实我头一站去了西安，住了两天，从西安坐上了去往西宁的列车。诗人晓雷当时还在《延河》编辑部，他一直把我送到车上，而且他给我联系了西宁的著名诗人白渔先生。我在西宁见到了白渔，他十分豪爽，与我一见如故，请我到他家吃饭并给我朗读他的黄河源抒情诗。他听说我要一个人去黄河源，眉头锁紧了。他说这个季节不好，要去应该在夏季，夏季黄河源头才充满诗情画意。他说格桑花美得不得了，他说苍蝇也可爱得不得了，可以像蜜蜂一样传授花粉。他说夏天的黄河源一切都好得不得了，却独独不赞同我在这春寒料峭的三月去往黄河源。
他见我执意要去，也不好再阻拦。《青海湖》杂志社的同仁们也曾劝阻我，他们听说我从未去过高原，便给我讲了好多高原上应该注意的事项。他们特别强调了高原反应。他们确实想得很细，替我借到了一件皮大衣。那是件很厚很沉的大衣，里边是白色的长毛，如果翻过来穿在身上，我就成了一只立起的绵羊了。亏了这件皮毛大衣，什么时候想起来，我都对《青海湖》的编辑同仁们感恩不忘。
他们给我送行，我觉得他们的表情过于严肃，而这种严肃多少有些悲壮的意味，这使我对于自己独闯黄河源本来就没底的心里边，更加显得没有着落了。但是，我仍然为自己平生决定的一次冒险而滋生着莫名的亢奋。
要去往黄河源，得乘坐公共汽车。因大雪封山，从冬天一直封到春天，我在西宁汽车站买到了雪化后的第一辆公共汽车的票。买到这趟车票的人中，还有冬天时，从玉树那边过来的人，因大雪封路，他们到了这边就回不去家了，只能等到第二年大雪开化后，路通车了，他们才能重新回归家园。
头一辆车是在早晨迎着阳光离开西宁的。我的心情也随着阳光一起明亮开来。我的装束可能与车上的人不一样，而且差异特别悬殊，所以，我上车以后，就不断地有人朝我投来好奇的问询目光。有的干脆直接问我去往哪里？去做什么？
这辆车从西宁始发，终点站到玉树。我要去的是玛多县。黄河源是在玛多县境，我是从一位参加黄河漂流的人那里得知的。我对于玛多也好玉树也罢，是同样的陌生，我只知道汽车是朝前方开的，至于什么时候能够开到，开到的地方是什么样子，将会遇到什么，会不会有危险，会有怎样的危险我是一无所知。
出了西宁城便奔上高原了。高原也是平地，在视野中是看不出来有多么高的，能看出来的只是那山体一律的光秃，偶尔有棵树，丑陋地吊在那里，与奇形怪状的山石相衬，根本谈不上诗画之意。高原的路好像不是人工修出来的，而是车轮自然碾压出来似的。那么宽阔的草场地，似乎可以任意去压，在草原中间压出来了笔直的辙线，一直通向远方。远方蒸腾着温润的气息，令人神往。
打官司的滋味儿(12)
草原的草经过一冬的休眠，更枯更黄了。还有一些未融化尽的积雪，折射着阳光的斑驳。停了一冬的高原，被我们这第一辆公共汽车唤醒了，其欢迎我们的热烈情绪，不难从四周的景色中感受到。阳光越来越热烈，枯草也越来越光芒闪烁，还有黑色的牦牛朝我们观望，牦牛毛编织的黑色帐篷冒出的缕缕炊烟，都让我倍觉亲切。
傍晚时分，汽车停靠在河卡，我们住的地方是一个兵站。简易土房子围成一个四合院，外墙粉刷着白灰。房子里瞅哪儿都是灰蒙蒙的一团，窗户透风，一铺土炕，炕边有一个火炉子，烤火取暖靠得是干牛粪。这是我头一次看到了牛粪的作用。后来，在孤身去往黄河源的途中，我在藏民的帐篷里看到藏民用干牛粪当做抹布擦拭饭碗，然后给我倒上奶茶时，我对于干牛粪的价值有了更深的认识。
在河卡的那个傍晚发生了一件惊心动魄的事情。当时，我一个人踱出了兵站院子，来到了更为广阔的街上。街上其实很少有人，我看着沉甸甸往下垂落的夕阳，就不由自主地逛到了牧场。所谓牧场周围没有高大而严实的围栏，随时都有缺口。而这种缺口处是导致我进入险境的最直接原因。
我仰望着高远的天际，头一次在这么平阔的地方散步，根本不用担心马路上的车辆，那份感觉真是爽极了。我悠然自得地行进着，不知不觉间，走进了牧场深处，定睛一看，我的前边突然蹿腾起四股狼烟，四条壮硕的狼径直朝我扑来了。我惊恐万分地回顾一眼，身前身后全不见人，眼见那四股烟尘迫在眼前时，我根本无处躲藏，只能硬着头皮等待危险。
我把四只藏獒当做狼了，事实上藏獒比狼可怕，它们猛如雄狮，发鬃被风吹拂掀动着，使脑袋看上去显得很大很凶。当时我的神志格外清醒，几乎是在一股旋风猛烈刮来的同时，四个凶神从不同方位同时朝我扑过来，遮天蔽日，它们的战术非常明确，是要霸占领空权，希望将我扑倒，然后再作处理。当它们大气磅礴地扑向我时，我半蹲着左扭右晃，一一躲闪着。我的肩头感觉到了藏獒的巨爪，耳边被它的脑袋和喘息弄出的一片恐惧的风声淹没。当我绝望中忘记了呼喊时，我的身后有人替我呼救了。那是一个藏族女孩子，她的声音惊人地响亮，可能传出去很远很远。随着她的惊叫，我听到了远处有一个男人的权威声音响了起来，随后，这几条藏獒不再朝我猛扑了。在我几乎瘫倒着无法迈步时，一个身着藏袍的男人远远过来了。他冲我一笑，黑炭般的脸上跳荡着一排雪白的光亮闪闪的牙齿。
我的肩头被抓破了，衣袖也不知怎么被扯开了个大口子。
藏獒的凶猛令我惊魂甫定。我把它们当成荒原狼了。后来的日子里，当我一个人在通往星宿海的途中遭遇了荒原狼时，我才真正比较出来狗与狼的差别。我在《西部生命》一书中，翔实记述了我遭遇荒原狼的情景。现在想想，还恍然如梦。
那次真是一次如梦的远行。危险不仅仅来自猛兽，还来自海拔五千多公尺的高原反应，来自天气的瞬息万变，来自我体内的多种不适应。终于我浑身瘫软地躺倒了，先是躺在藏民的帐篷里，而后是搭乘了淘金人的汽车回到了玛多，依然昏昏欲睡，不吃不喝，在玛多的一个招待所里我昏睡了两天半，发着烧说着呓语，如果再发烧下去，我恐怕就再也回不来了。
我在那种孤独无助的情况下，不止一次地思考过死亡。我就像一个人在滔滔浪涌的大海中游泳，筋疲力尽时，你不能指望任何人来救你，你只能靠自己的仰泳，慢慢地躺着漂着来逐渐恢复体力恢复信心，只能自己救自己。依靠别人是不行的。
事实上，我在孤身闯入黄河源时，最深切的感受就是生命的无助感。
我回味这些危险经历，是要说明当时妻子一点都不知道。后来，她从我的文章里边看到了，才开始了真正的后怕。这种后怕使她越来越敏感。比如我在柴达木时，她必须让我每天给她一个电话，报告我的行程，否则她就睡不着觉。而我在遭遇到那场大风沙时，三天没给她电话，她就疑神疑鬼了。
还有，我去欧洲那次。行前，我还在写《西部生命》这部书。我是要求自己一定要抢在去西欧之前将我在柴达木的感受写出来的。最后一篇散文是《忧郁的敦煌》。这篇文章我写得很有宿命色彩，不仅沿途的石头是黑色的，连莫高窟里边的武则天的画像也变成了黑色的，岁月是以黑色的形态在向我讲述着生命的悲情，当然还有我对三毛走西部走到了人生尽头的感慨，抒发了一个人孤寂行旅中的宿命意识。
当我写完这最后一篇文章，并打印出来时，已是翌日清晨了。当天我就乘车去北京，然后由北京飞赴布鲁塞尔。由于我只是沉浸在头一次出国远行的亢奋之中，完全忽略了我妻子的心情。她看到了我的《忧郁的敦煌》，她在我走后读完了这篇一万多字的文章，她的担心一下子达到了极致。她开始恐慌地注意电视新闻，担心是否有飞机坠毁。当我到达巴黎，在街头的电话厅里给她报了个平安消息后，她哭了，而后又笑了，她说她一整夜听到的都是飞机坠毁的声音。
应该说，她是个非常爱操心的人，她是个弱者，身体心理都很脆弱，我应该更多地照顾她。但是，我一旦远行，就顾不上她了，而她为我的担心焦虑却会永远伴着我的匆促步履。
打官司的滋味儿(13)
当一些记者因为张建伟轻松地在十天时间里完成17万字的《蝉蜕的翅膀》，并且与我一同获奖时，他们都在问我，为了写作《西部生命》究竟付出了怎样的辛苦怎样的代价时，我都要有一段长时间的沉默。有些所谓艰苦是可以说出来的，而有一些是说不出来的。说不出来的，就沉淀下去了，而且永远也消化不了，形成了内心的疾患。
或许经历过多次的孤身远行，比如后来又两番去了柴达木，又去了新疆，去了西藏，对于整个西部的轮廓感受得以完成后，我觉得，基本上能够从容应付我所遇到的许多困境。从而，我一次次获取了创作的灵感和激情。我已经锻炼了自己的意志和信心，我自以为我不会在乎任何挫折与磨难了。
如果说远行使我置身于孤立无援的境地，能够磨练我的意志与信心的话，那么在打这场官司中我所处于的无助状态，则令我受到更多更大的伤害。搞得我相当一段时间心绪很烦。
时常会发些无名火，这些无名火对周围对家庭无疑都像病菌一样，会传染会伤害别人，或许基于此因，我在2003年的春天，放弃了我为之敬业了23年的编辑业务，辞去了主编兼社长的职务，我选择做一个自由的专业作家。
我这样抉择的一个主要因素是想还回自己一份清静的心态。但是，即使我这样努力去做了，也不能真正摆脱内心的烦躁，因为我可以摆脱主编社长工作，却无法摆脱官司的马拉松式的纠缠。即使是一审开庭了，判决下来了，官司的程序仍然没完，你就得一步步耐着性子去走完这个程序。
这是一个越来越无聊的程序了。越往下走，你越会感觉你想寻找的正义，你想维护的东西，却在这个程序中，在慢慢的消耗。这是后话。
上边我说到的是领导希望我高姿态，作出让步，朋友们的劝告也对我影响很大。有位知名老作家在春节后，也就是2月4日那天晚上，给我打来了电话。他中心跟我谈了两个字“分寸”。他认为媒体已经报了，许多人都知道了，就像温度达到80度了，但还有20度，如果这20度太费力气，便得算算小账是否合适。他认为既然部长们都出面调停，如果我这边再一味坚持，弄僵了反而不好了。他在政治上确实比我有经验得多，他认为行政也不是不可以干预法律的。他认为打了官司满城风雨，最后要是打不胜，或不欢而散倒不如见好就收，识时务者为俊杰嘛！他还说，人们同情弱者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