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是没有找到徐阳。也没有找到傅国忠。我又问他，你贵姓，他仍然不肯告诉：你有什么事儿你就说吧。他的口气很不耐烦。我说，我要到北京去了。我希望你们能够尽快给我个答复，否则，我将以我的方式采取措施，我一定要弄清这件事为什么这么拖个没完没了。我这是先给你们通报一下，别怪我到时候做出来与你们不利的事情。我越说越理直气壮，似乎带有威逼成分。
对方的口气显然软下来了，他说会尽快给我回话。
果然我的这种理直气壮口气收到了效果。我是下午三点打的电话，不过半小时吧，我就接到他们的回复。电话是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张代恩打来的。他口气是谦和的，头一次令我感觉舒服。他说他们争取尽快跟天津市中级人民法院联系。他语气有些委婉地说，其实他们已经完成任务了，他指完成任务可能是指他们纠正了管辖的错误裁定。不过，他又说他们有责任再帮着问问，催催，从中协调一下。他好像在帮我的忙，而不是他们应尽的法律义务似的。话里话外，拖了这么久，他们不将裁定书给天津市中级人民法院下达，也不催促返还卷宗倒没有任何过失，而现在这时候肯于帮我忙，我还得感谢他们似的。他可真会说话呀！我心里并不痛快，但是，毕竟他说话口气很是客气，我也就不好再说什么，末了，只能说，那我等着你们的准信儿。
3月4日，张代恩又打来电话。他问我，这期间天津市中级人民法院是否找过我？我说从没找过！他说，他们正在与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联系，他让我再等些时间。他问我，什么时候到北京来？
他好像特别关心我去北京的时间。我说，我随时可能过去，最迟，也不会超过月底的！我的律师说，这回你的电话肯定奏效了。他们特别在意你去北京，因为北京正在开两会（人代会、政协会），你这时去，他们怕你上告。这就是天时，这就是中国特色。聪明的打官司人，是应该善于抓住这种机遇的。
果然，我的律师的话应验了，没几天，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法官给我打来电话，她说，这个案子拖得太久了，我们觉得不能再拖了。她还跟我说了开庭的时间定为5月13号。到时，她说会给开庭通知的。
我是4月3日到北京鲁迅文学院报到的。我在北京期间，去中院取回开庭通知，也给他们送去了有关证据材料。当时，已经是进入了非典时期，北京街头杳无一人。我戴着两个口罩，捂得严严实实。出租车上的广播格外令人恐慌：说是二小时前有一男一女乘座的士，去往某某医院，男的多大的年纪，女的有什么特征，哪位司机拉到这两位乘客请马上到什么地方去云云。我当时敏感地注意到我的出租车司机的表情，我在想，假如说的就是我乘坐的这辆车，那么这个车内就会有非典病菌的。
打官司的滋味儿(21)
到了方庄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收发室里的人极少，偶尔见到的人也一律用口罩捂得面目皆非。入口处还有机场安检的措施，看上去，没有一丝温情。想想自己的官司拖了这么久，偏偏拖到了非典时期，非典时期是不应该出门的，而我又不得已冒着被传染非典的危险而为之，越想越沮丧。
法官这时从里面出来会见我。她戴着大口罩，我只能看到她的一双眼睛。她还戴着手套，她在接过我的证据材料时，白手套显得格外明亮，像蒙着一层霜。我这是头一次见到与我通过无数次电话的女法官，我无法看清她的面容，但她年轻得出乎我的意料。
因为非典，开庭的时间顺延了。具体时间另行通知。我也由北京回到了沈阳。从北京回去的人被视作洪水猛兽，我被软禁家中十多天。到了六月份，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电话通知我开庭时间确定在7月24日13时30分。
这时候，我似乎已经麻木了。到了开庭时，我没有出席，我的律师全权代理。张建伟也没有出庭。开庭前，法官给我打电话，说对方要求庭外调解，问我是否同意，我说同意。
我的律师到了北京后，对方也提出要调解，我的律师也说同意。但是，一谈到调解条件，他们连最起码的侵权都不承认，调解只能流产。
开庭之后，一些记者给我打电话要采访我，我已经心灰意冷，我一概让他们找我的律师。
大概是开庭后第三天吧，审判长刘法官打来电话，她说，张建伟的律师还是希望庭外调解。
我说，他们不是不同意调解吗？审判长说，他们一出庭态度就变了。他们还是希望让我跟你商量一下，他们说你的律师态度太强硬了，希望跟你说说。
我说，你看呢？法官说，这个权利在于你。我沉默了片刻。我觉得他们翻来覆去想调解，真正到了调解时，他们又是另外一副面孔。但是，既然法官出面了，我就做到仁至义尽吧。
我说，你觉得能调解吗？法官也想了想说，要不这样，你再给他们一次机会也算仁至义尽？我说，那好吧。
过了几天，突然接到一个电话，声音是陌生的：
“你是刘元举吗？”我说是的。
“我是张建伟。”
我说什么？对方重复一句：“我是张建伟呀！”
我说别扯了，你别冒充张建伟了。
对方笑了：“我真的是张建伟。我在青岛拍电视，给你打电话。”
我说，我还以为哪个哥们儿冒充你打电话寻开心呢！
这样一来，我们的谈话显得非常轻松随意。
他说，开庭时他没出席，我说我也没出席，他说他知道。他在电话中提出希望和解，我又一次同意了。他问我近期是不是在沈阳，我说可能出去三两天吧，基本上都在沈阳。他说等双方律师研究定个准确时间吧，我说可以。
这是张建伟头一回给我打电话，我不应该怀疑他的动机。即使怀疑，我也不应该拒绝。
过了两天，他的律师打来电话，与我的律师商量和解的事儿。地点嘛，自然定在沈阳。商量的时间是本周内。当时是周一。本周内，就应该周五以前吧。我们等着他们的到来。我想，这一回，他们可能没啥侥幸心理了，所以才想着和解吧？
但是，到了周五这天，他的律师才来电话，他说，下周吧。这周二、三两天，张建伟忙不开，有事儿，周四、五，是他这边有事儿忙不开，就只有下周了。赵星奇说，下周也应该有个准确时间吧？不能拖得太长了。对方说，那就周二吧，我给你打电话。他问我的律师：你们能不能说说有点什么想法呀？赵星奇说，我们有什么想法？我们没有什么。得听听你们的想法呀！对方显然在试探，然后就定了，下周二电话再联系。
到了下周二时，对方律师没有如期来电话，我的律师只好给他打电话。他首先问我的律师，有没有什么条件，最好先说说，否则，老远的去一趟沈阳也怪费事的。我的律师说，那得你们提出条件。对方想了想说，张建伟使用了刘元举的著作没有经过刘元举，这显然是不对的，张建伟要向刘元举道歉，但是，刘元举给媒体说了那么多伤害张建伟名誉的话，是不是也得给张建伟道个歉呢？！
我的律师一听，这哪是话呀！就这个态度还有什么可和解的呢？你抄袭人家的作品，人家如实说了，难道还得给你道歉？岂不是强盗逻辑？！就像你偷了人家东西，人家告诉别人说你偷了，而你却因为将你偷东西的事实披露出去，也构成了道歉的理由？！亏他能说得出口，这叫什么和解？
至此，和解的大门永远关闭了！
我的律师认为这纯粹是强词夺理。看来，他们又一次耍弄了我们。于是，我们只能给法官又打去电话，如此这般陈述一气，于是，只有等着法院的判决了。我真不明白，张建伟既然没有任何诚意，他还要求什么和解？这可能吗？！事到如今，他还不知道面对自己的错误？他是抱有什么样的幻想呢？他到底怎么回事？
在双方交换的证据当中，我终于读到了张建伟亲笔写的《采写〈蝉蜕的翅膀〉一书前后》的文章。这篇作为证据交给法庭的文章是一份自供状，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对这种侵权经过的认知。
打官司的滋味儿(22)
“《西部生命》一书作者刘元举诉讼我在《蝉蜕的翅膀——秦文贵的故事》一书中侵犯其著作权一案，至今已经两年半了。
“此前，许多媒体和网站发表了许多未经核实的、对我进行不负责任的诽谤性文字，使我的名誉遭到了损害。
“媒体和网站记者多次提出对我进行采访，但我始终遵守中宣部和团中央对我的要求——不准在媒体露面，以免损害《蝉蜕的翅膀》一书的传主人物、当代青年的榜样秦文贵的典型形象——为了顾全大局，我始终对这些诽谤未置一词。
“因为我始终相信相关负责人曾经对我的允诺：要相信组织……
“现在，此案即将开庭。我发现，我曾经得到的允诺纯属子虚乌有。在我采写《蝉蜕的翅膀》一书时的某些相关负责人，不仅不承担他们应该承担的责任，而且连对此案涉及的相关情节进行实事求是的说明这样一点义务也不愿承担，这让我感到惊讶。
“需要说明的是，我至今不愿在媒体炒作此事。但是，尽管我个人名誉在某些组织和责任人看来算不了什么，我却应该对始终关心我的朋友们和读者们有所交代。我不该一声不吭了。”
张建伟这番话可谓是发自内心的话，够真诚了。由此，道出了他对于组织由依赖感激到充满沮丧抱怨甚至愤愤不平的过程，而这个过程，也正是我的所有曲折与想不明白的那些个事情的缘由。我真感谢他如今如实道来和盘托出。他以为他始终在恪守着组织原则，他以为他的侵权行为可以由组织出面，而一切责任由组织承担。这连最简单的定理都忤逆了，难道组织上让你抄袭别人的著作了吗？
“媒体和网站记者多次提出对我进行采访，但我始终遵守中宣部和团中央对我的要求——不准在媒体露面，以免损害《蝉蜕的翅膀》一书的传主人物、当代青年的榜样秦文贵的典型形象——为了顾全大局……”你既然是怕损害秦文贵典型形象，那你怎么可以把刘元举纯文人的带有个人情绪的感受性语言，当做了秦文贵的感受呢？你这样做，岂不首先就损失了秦文贵的形象了吗？你这是造假呀！莫非你这样一个名记者连这个假的感受都不明白？退一万步说，假如真有个别领导让你这么抄袭，你写了这么多年的东西，你也应该知道抄袭是不道德的吧？你还说“顾全大局”，你怎么到了要开庭时，就将有关领导抛了出来而不再顾全大局了呢？
你还说“我曾经得到的允诺纯属子虚乌有”，你得到什么许诺？你正因为这种所谓的允诺你才有恃无恐，拒不认错吧？！
“共青团中央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这是张建伟在文章最后一部分的小标题，他在这部分里写道：
“尽管我个人名誉在某些组织和责任人看来算不了什么，我却应该对始终关心我的朋友们和读者们有所交代。我不该一声不吭了。”
你“个人名誉”与“某些组织和责任人”是什么关系？这个关系如何摆放？如果你真有组织观念，那么你也不该到了这个时候去怨怼组织吧？
再看他的结尾处(原文照录)：
“诉讼发生后，我立即向共青团中央宣传部负责同志作了汇报。我希望团中央有关同志能向媒体说明：两年多来，我像个理屈词穷的被告而一言不发，正是因为遵照了这位负责同志向我数次传达的中宣部和团中央的指示：不许我直接面对媒体发言，而由组织出面解决此事。“但从诉讼到今天，两年半过去了，我只看到由于我的一言不发，我的名誉不断地遭到损害，未见所谓组织解决此事的任何希望。“我还能这样希望吗？
“我不知道。”
（全文到此完，有他的签名还有他的手印。）
我不想再对他的宣泄式证据进行任何分析了，我想，任何明眼人都会看出来他这样说话对他不会有利的，自己的过错该由组织承担吗?
他张建伟简直是被宠坏了！我替他惋惜呀。
最起码我觉得不能这样做人，我为他悲哀。
在我冒雨赶到第十审判庭时，由刘法官当庭宣判了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3）二中民初字第3676号判决书。基本内容网络与一些媒体已有披露，在此，不再赘述，但我觉得判决书上这段话非常有力：
张建伟提出其创作《蝉蜕的翅膀》一书是接受团中央等单位的委派，该书的一切法律责任应由委派单位承担的主张，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团中央等单位虽委派张建伟采访并撰写秦文贵的先进事迹，但没有证据证明团中央等单位曾指示张建伟使用刘元举的作品，也没有证据证明团中央等单位对该书承担了除署名以外的其他任何权利，故对张建伟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法律的语言是多么严谨！多么明澈！我看着这样掷地有声的判决，从心里往外吐出了一口闷气。喔，两年零九个月呀！
许多朋友们看到千龙网上我的当庭照片，说我很疲惫很憔悴的样子，他们问我为什么不高兴一点呢？
是啊，我为什么脸上看不出一丁点儿的赢了官司的喜色呢？我端详着自己的样子，我也发觉了我一幅忧心忡忡的样子。官司打完了，你还有什么可忧虑的呢？
这只是一审判决呀。还有15天，被告具有上诉权的。果然，“十·一”过后，张建伟向法院提出了上诉。
打官司的滋味儿(23)
上一次为了管辖地之争，他就是在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遭到驳回后，他上诉到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得以支持，那么，他这次又在一审失败后上诉到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那么，他还想期冀着他会再一次得到支持吗？
他的文章最后一句话是这样感喟的：“我还能这样希望吗？我不知道。”
他这是指对组织而言的，那么他对于法律呢？他还会抱有希望的侥幸吗？
我觉得，他这样一丁点儿都不认识自己的侵权行为，一点不从自身找原因，这不仅会使他失去更多的读者和支持者，而且他会由此失去得更多更多。他走得太远了。
此时，北京已经进入了深秋季节，我从窗外望出去，满目一片成熟的阳光。
我从雨天开始起笔，收笔时，已是满天阳光。这是个好兆头。
为了给《西部生命》讨个说法，为了柴达木的那片土地那些人，我会坚持走下去。我依然相信法律的公正。
8 象牙塔里的腐败
在我说完这个打官司的经过时，我觉得还有一层更为深刻的东西没有揭示，我还不曾从
理论上予以阐释，因此，我在下面要引用一篇千龙网上的文章，以飨读者：题目为《象牙塔
里腐败丛生》。全文如下：
千龙新闻网 小玫 小寒 2003-03-16
越来越多的人们注意到了一个现象：在知识界蔓延的腐败，成为了近年“两会”关注的一大焦点。中国反腐的矛头，正在从政治和经济领域，转向以“人类灵魂工程师”自诩的中国知识精英的身上。象牙塔里腐败丛生。
从北大教授剽窃，到中科院行贿丑闻；从文凭上的权钱交易，到学术成果的伪造……
这些在上个世纪80年代还鲜有所闻的“阴暗现象”，到了90年代以后却不可抑止地泛滥开来。
情况显然不容乐观。中国第一家学术批评网站的创办人——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杨玉圣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有的大学甚至被称为“抄袭大本营”“复印大本营”，有国人抄国人的，也有国人抄“洋人”的；有学生抄老师的，还有老师抄学生的，有人曾根据已公开的材料整理出一个“黑名单”，整个中国的名牌大学几乎都在这个名单之列。
显然，在一批政坛高官和经济界蛀虫纷纷落马之后，人们正把反腐的注意力转移到一个新的阶层上来：中国的知识精英。而这个阶层，很久以来，一直自称是中国腐败的最大受害者；以其气节，一直自诩为中国腐败的最大抨击者。
对于“士风”的丧失，一些人归因于中国最大的一次社会转型冲击，它使得千百年的价值观发生了扭曲，诚信，一夜间成为了过时的词汇。全国政协委员于小文说：“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的传统价值观念、道德意识受冲击，出现了信仰危机、信仰无序的道德滑坡。”
知识精英的腐败正可怕地预示着新的领域的腐败。中国如果铁心要把反腐向高层次推进，就必须十分警惕这种象牙塔里的腐败，这种一眼看上去“无权无势无钱的腐败”。最危险的腐败。
知识精英的腐败之所以可怕，首先在于它如今已是如此的泛滥，更在于我们不会忘记已故的民俗学泰斗钟敬文先生留下的这样一句话：“知识分子应该是社会的良心，是社会的中流砥柱。”
知书达礼，廉洁自律，士风浩荡，千百年来便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标准写照。他们不为五斗米折腰，不向权贵低头。在这个几千年前就讲究“仁、义、礼、智、信”的国度，知识分子一直是整个民族行为规范的表率，他们的知识掌握、文化涵养、教育水平处在中国各阶层中的最高水平。
显然，如今的学术腐败，正在向中华文明几千年的传统价值提出最严峻的一次挑战。长期以来，人们认为学术界是一块净土，一座象牙塔，是中国人最后的道德底线，但是，它如今却遭到侵蚀，不能不让人心颤。
与政治和经济精英不同，知识分子往往被视为“手中无权，身上无钱”。人们说，抄一本书，能挣多少钱？相较于有的人一挥霍一贪污便是上亿元，这又算什么？但是，不要忘记，知识精英掌握着一项最重要的权力——传播人类文明的火种。可以想象，这副身躯一旦百孔千疮起来，那才是从根子上烂掉了，一个民族将没有复兴的希望了。
在一个文化教育还欠发达的发展中国家里，知识精英起着为人师表、率先垂范的作用，是亿万人民的楷模。在中国近代史上，他们的身体力行，深刻地影响着大众。中国的革命，都是由知识分子带领着而发起的，银行家和厂长们永远不能完成这样的使命。
如今，知识精英正在向这个社会的各个领域发起冲击，登堂入室，甚至入主政坛。但他们的高学历或许并不与道德修养成正比。因此，他们一旦腐败起来，这恐怕是中国最危险的腐败了。
9 官司还没有结束
我已经很疲倦了，或者更准确说已经厌倦了这种没完没了的官司。本以为有了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这个案子应该完结了，但是，张建伟又于9月30日，向北京中院提交了上诉状。他上诉的请求居然是两条：
1依法撤销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2003）二中民初字第3676号民事判决；
打官司的滋味儿(24)
2判令被上诉人承担上诉费用。
他上诉的理由是他的抄袭剽窃“属于著作权法规定的合理使用，并未构成侵权”，还说符合“著作权法”，真不知他的这个著作权法是哪儿的权，哪儿的法。或许，他独具慧眼而我们却是孤陋寡闻？
我曾设想，如果是我的话，我绝不会再去递交上诉状，这样的侵权事实，总应对自己的错误有所认识，对当事者有所歉意……
可是，他不是我。他确实不是我。前边我多次曾设想到我自己，将心比心，但是，我一次次都没有比对，他的心确实不是我的心，不能够将心比心的！
那么，就只有让法律来说话吧！
确实，著作权的维护是一个很艰辛的过程。路还很长，但我会坚持下去，为了我，也为了更多人的权益的保障。
2003年10月27日草于北京鲁迅文学院
第二部分
评说《西部生命》(1)
1 刘元举和他的《西部生命》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张恩和
初识刘元举，见他那中等身材，白皙的面孔，一双大而清秀的眼睛，便想起太史公对留侯张良的评语：“状貌如妇人好女。”当得知他老家是辽东半岛的大连，是地道的东北汉子，又想起一句话是“北人南相”。我不懂面相，也不相信看面相，但从他的脸上我看得出他的才气；特别是细看他眼神中时而流露出的几分忧郁，就知道他是个很有思想的人。虽然我们之间年龄有差距，但在一起十分投缘。我特别喜欢他幽默有趣的话语，聊起天来海阔天空，真让我感到开心。这大概就是所谓“缘分”。我总想，这个刘元举，其清秀的外貌和内在的气质，一定是充分吸取了他的家乡大连美丽山海的灵秀，否则怎么会出落得这样让人喜欢呢？
不过一开始我们也并非对什么问题都看法一致。那一次是在关于散文创作的学术讨论会上，他提出并鼓吹“神性散文”，凭他的口才和激情，说得在座的许多人频频点头。但我却有些不以为然。那时候全国正兴起“散文热”，不但散文创作“空前繁荣”，一些搞理论批评的人也纷纷提出各种各样的见解，给散文加上这样那样的名目，如什么“大散文”“小散文”，还有什么“社会散文”“文化散文”“小女人散文”“学者散文”等等。刘元举又提出什么“神性散文”（相对于“人性散文”而言），真有点让我“眼晕”。我这人对什么事都喜欢大而化之，对散文的认识也简单化地认为：散文可以写不同题材内容，可以由不同的人写，有不同的写法，但散文就是散文，写得好就是好散文，写得不好就是差散文，不必用“女人”“学者”“文化”这类的旗号招摇？尽管提出这样那样的散文都可以说出一番理由，提出一定根据，但创作者情况很不相同，内容题材也方方面面太多，真要细分起来，实在不胜其烦。记得我在讨论会上就说（倒不是针对刘元举提出“神性散文”），如果按这样分法，从当时已经有些官员、名人写作散文的情况来看，岂不是还可以提出“官员散文”“名人散文”？
后来我读了刘元举写西部生态西部生活的散文集《西部生命》，看法（对他提出的“神性散文”）即有了一些变化。
我先是一下就被他这些写西部生活和他自己生命体验的作品深深地吸引住了。听说有人读了他这些作品后惊呼“散文居然还有这样写的！”我在读了这些作品后，也从内心叹服这个刘元举怎么竟写出了这样好的散文！至今为止，还没有一本别的散文集能让我一口气读下来，读完它。刘元举这本散文集《西部生命》则是我一口气读下来并且是一篇没落地读完了的。在读刘元举这些作品之前，我也读过一些别人写西部生活的作品，其中许多也写得不错，写出了西部生活的面貌和特点，但都没有刘元举的这部作品这样吸引我，都没有他写得这样大气磅礴，激情洋溢，读过之后让人感到心气高扬，回肠荡气。的确，刘元举有自己独特的视角和感受，完全把自己的生命融化进去，使读者不能不和他一道去感受西部、体验西部，和他一起激荡、奔放、呼喊！和当前一些写风花雪月身边琐事的散文以及一些卖弄玄虚故作深沉的散文相比，刘元举的散文率真朴实，粗砺豪放，完全是另一种色彩，另一种风格。之所以能够如此，我想，除了他真正深入到了西部，熟悉了那里的生活，更因为他有才气，有思想，真正是用生命去拥抱生活，拥抱创作，就像有人所说，他真的是用生命去进行创作。
我想举两段文字来说明。其中一段是写沙漠里缺水，人和骆驼在死亡线上挣扎，但又是超越死亡，人和畜（骆驼）都表现出可谓“神性”的“情”和“性”。那是：
队伍要走了，不能因为一匹骆驼而影响行程。于是，有人过来拖他，拖出一道沙迹。那头已经奄奄一息的骆驼就在这时突然缓缓地往起站了。它摇摇晃晃，浑身打颤，就像一座没有连接点的散了架的木头房子，歪歪扭扭地挺了起来，所有的人一下子惊呆了，眼睁睁盯着它一步一打晃地追赶着队伍。它没有走出几步，就像一座板房哗啦一声散在了地上，那被压着的沙层浮泛起一串沙尘。驼工哭了，勘探队的人也哭了，就连队长也眼圈红了……（《西部生命》）这里且不说这段文字叙述怎样形象生动，语言怎样精练，描绘怎样有声有色，镜头运用、心理刻画交叉搭配又是怎样有层次，我觉得更主要的是这段文字饱含着作者的血泪感情，他的心和驼工的心以至和那匹将死的充满灵性骆驼的心连了起来，绝妙地写出了一种生灵的精神。读这段文字时，平时已不易激动的我也不禁涌出了热泪。
还有一段文字是关于西部荒漠的抒情和议论，那是：
真正的大英雄应该也只能出现在这种全是阳光全是坦荡的戈壁荒原、大漠中……
要过瘾就得到这地方来，宽宽堂堂，明明亮亮，没有人看你没有人干扰你，你爱往山坡上躺就往山坡上躺，爱脱光了身子就脱光身子，作为男人在这里光着身子，肯定会增加阳刚之气。要是阳痿，到了这里接受戈壁阳光，肯定比男性病诊所好。那些在城市整天蹲墙旮旯晒太阳的老人，那些塌着腰在办公室里整天捧着个茶锈斑斑的大缸子的文职人员，还有那些在春天里得了流感到医院大走廊里挂滴流的人，都到这条灌满阳光的大走廊里来吧，接受阳光浴，会益于身心健康的。（《河西大走廊》）这段文字没有很多特别之处，但它表现了作者很不一般的见解和思想，表现了他对当前社会上许多问题许多现象的看法，一句话，表明了作者的人生观美学观，是一种人格和境界的表现。这里，我觉得还应该再加上几句话，即：“那些整天只知道追名逐利，斤斤计较个人得失的人，那些整天为了老婆儿女柴米油盐在三亩自留地上打转转的人，来到这充满阳光的戈壁荒原，境界会立即提升，灵魂会得到净化，将能够把一切尘俗抛开，成其为真正的人。”这也许多余，因为作者虽然只写了人的肉体，肯定也隐含了精神。加上这几句话显得太直白，但我想思想的力度是否能更大些呢？
评说《西部生命》(2)
我读刘元举的《西部生命》，是融进了我自己的一些理解，也调动了一些我自己的生活体验的。我也去过西部，对那里的生态环境、人文状况有些肤浅的了解。我当然不像刘元举那样只身独闯深入到过艰苦的柴达木，荒凉的黄河源，但我也走过从柳园到敦煌的路，见过远远望去就让人害怕的火焰山，到过被遗忘在大漠中的交河故城和高昌故城。我记得在从柳园开出的破旧的汽车里，透过暮色一眼望去只是无数灰黑色的石块和无边的沙原；我第一次感受到真正的死寂和荒漠。我忘不了在高昌故城落日的余晖中，听呜呜的风声穿过壁立的断墙残垣，仿佛是无数先民的鬼魂在对我诉说，说不出的落漠、惆怅、惊悚便一齐向我袭来。这时，我真突发出“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感觉。还有，我看过西藏的天葬（我没有到过西藏，看的是记录西藏天葬全过程的片子），当看到虔诚的天葬师庄严认真地将死者的肉体割碎给守候在四周的鹫鹰啄食，直到连一点残渣都不剩下，然后看这些喂饱了的鹫鹰高兴地扑棱着翅膀飞向天空，这时我似乎体认到“天人合一”“人神一体”是什么意思。在这些超越时空、超越生死、超越人和其他动物的界限的体认中，是否就有点刘元举所谓的“神性”呢？可惜我不像刘元举感受得那么细，那么深，大概也就是“悟性”不够，所以写不出刘元举那样的散文，但我自认为对刘元举的散文能够读懂，能有些理解。
有了这样的理解，再返回头看刘元举关于“神性散文”的说法，就觉得那不是没有一点道理（至于理论上是否必要这样提，则是另一问题）。刘元举说：“神性散文受两方面的制约，一方面它只能来自神秘的地域，另一方面得有一个敏感而悲悯的心灵。就是说，你得把自己放在一个奇崛的环境中，去进行独特的体验。你得不断接受新奇的刺激，剔除你固有的世俗的陋识，你会感觉到你和你脚下的土地一起升高到海拔数千米的高度，你会觉得你眼前的任何生命都灿烂，你绝不会像平时你在城市中那样见什么都不以为然。”他又说：“神性是不可多得的，”神性和神秘不同，“神秘是一种纯客观的存在方式，而神性则含有着人的意识的参入。”情况真如他所说，在他的作品里，无论是烈日烘烤下的大漠，干涸的河床，龟裂的土地，斑秃状的骆驼刺，以及随处可见的断垣残壁，还是寂寞的柴达木，孤独的黄河源，忧郁的敦煌，凄凉的冷湖墓地……展现在读者眼前的，除了那实实在在的带有几分神秘的西部地域环境，其中所有记叙不也反复展示了作者的人文思考、忧患意识，这不也就是作者所谓“悲悯的心灵”吗？
不过，我觉得仅仅用“神性散文”来理解、解释刘元举这些写西部生活的散文似乎还不够充分。这些作品所表现出和传达出的思想，显然比“神性”要多得多。其中最突出的我以为就是充满在这些作品中的“生命意识”和“人文精神”。《西部生命》写了很多死亡、荒凉、寂寞、忧郁……这些都给人留下很深印象。但是通读全书，我们看到作者不是为写这些而这些，他更多地是写了人（石油工人）对西部的开发和建设，写了那些创造奇迹的“漂黄”勇士；写他们是怎样在难以想象的艰苦条件下“献了青春献终生”，写他们是怎样为挑战自然英勇牺牲。他是要在死亡的沙海中发掘通常在舒适的环境中没有的生命的意义，寻找在城市生活中缺乏的精神的价值。应该说，这才是《西部生命》的基调和主旋律。
“合理引用”还是“抄袭、剽窃”(1)
1 大记者、名作家张建伟抄袭剽窃造假
曲 颉
大记者、名作家（范长江新闻奖、鲁迅文学奖双奖获得者、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中青年专家）、《中国青年报》的编委张建伟用10天时间写出的长篇报告文学《蝉蜕的翅膀》（以下简称《翅膀》），是一部专写当代青年先进模范人物的杰出代表、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青海油田的高级工程师秦文贵的书。此书在当代青年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甚至可以当做教材，然而，不幸的是我却从中发现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事实——
在看到《翅膀》之前，我读过《西部生命》（以下简称《生命》）。这部书是东北作家刘元举用生命写就的散文集。这是一部当代作家描写西部的代表性作品之一。我不认识张建伟、也不认识秦文贵，可我认识刘元举。
我读《翅膀》，我感到秦文贵的那种——激情的诗化的近乎偏执的西部情思与作家刘元举十分相似；我读《翅膀》，我感到张建伟的那种——豪放的激越的质感的意象化的文笔与作家刘元举颇为相近。难道天下真有这种惊人的相近相似？我将《翅膀》与《生命》进行反复比较，从中发现了惊人的问题——抄袭！剽窃！造假！
刘元举在1996年出版的（春风文艺出版社）、用7年时间创作的《生命》第48页写道：“黄沙把单调的大戈壁搞得活泛开来。它们过分热情地扑向过分冷漠的荒丘，不管人家愿意不愿意，就去亲吻就去拥抱，热烈疯狂，缱绻缠绵……”
第46页：“西部的沙子细小，绵软，有着水的柔性。在荒漠中到处流淌，那上边的纹路也像水的波纹。捧在手里会从指缝间渗漏。沙子还可以当水用。当年，第一批进入柴达木腹地的勘探队员为了节省水，就用沙子洗衣服洗鞋垫，毛巾干硬得像锉刀，经沙子一洗，一揉，就会柔软似绵。
但是，沙子毕竟不是水。
“沙子还可以当被盖，用以遮挡风寒。50年代有一位地质工作者在柴达木搞追层测量，迷失方向，与接应的人失去联系。白天沙漠滚烫，蒸烤得光着脊梁往出冒油，一到夜晚，整个荒漠在发抖。他要不是钻进沙子里边过夜恐怕就得冻坏。但是，沙子毕竟不如被子舒服。
“沙子还有一种医疗作用。在西部有好几处沙疗疗养院。利用曝热的沙子治疗风湿、关节炎、胃病以及许多老年性疾病。许多患者到这里治好了疾病，但也有没治好的。没治好的意识到，沙子毕竟不能取代医疗器械。”
张建伟在1999年出版（中国青年出版社）的、用10天时间制作的《翅膀》的第14页写道：“秦文贵发现，就这么一卷，黄沙便把单调的大戈壁搞得活泛开来。它们久久地飘扬着，过分热情地扑向过分冷漠的荒丘，不管人家愿意不愿意，就去亲吻，就去拥抱，热烈疯狂，缱绻缠绵……”
第15页：“秦文贵弯下腰，捧起一把黄沙……现在他想起来了，是的，他们讲过：咱们这花土沟的黄沙与内地不同，它们细小，绵软，有着水的柔性。在荒漠中到处流淌，而且，那沙丘的纹路儿也像水的波纹。你捧在手里它们会从你的指缝间渗漏。
“沙子像水。这比喻秦文贵还是第一次听说。可能这里太缺水了，所以人们便梦想沙子就是水。
“不！讲话的人说，这里的沙子真的可以当水用哩。当年——50年代第一批进入柴达木腹地的勘探队员为了节省水，就用沙子洗衣服洗鞋垫，毛巾干硬得像锉刀，经沙子一洗，一揉，就会柔软似绵。
“沙子还可以当被盖，用以遮挡风寒。50年代有一位地质工作者在柴达木搞追层测量，迷失方向，与接应的人失去联系。白天沙漠滚烫，蒸烤得脊梁还往出冒油，一到夜晚，整个荒漠都在发抖。他要不是钻进沙子里边过夜恐怕就得冻坏。
“沙子还有一种医疗作用。50年代，人们就利用曝热的沙子治疗风湿、关节炎、胃病以及许多老年性疾病。许多患者到这里治好了病。”
刘元举在《生命》52页写道：“它的形象是一种风的外化，它的纹路（‘路’应为‘络’）儿从来就不曾是它自己的，在水下是属于水的，离开水，就属于风了。”53页：“这么伟岸的沙山全都是细如牛毛的黄沙堆成。
沙子的属性原本就是松散的，是没有凝聚力的，因而我们常说一盘散沙。
在我生活的东北，无论城市还是乡村，所有的沙子都是松散的。因为松散而任人宰割，因为松散而过于低贱，因为松散而形不成气候，更形不成风景。但是，在这里我看到的沙子却具有着伟大的魅力。”
张建伟在《翅膀》16页写道：“这沙丘的形象正是一种风的外化，它的纹路（“路”应为“络”）儿从来就不曾是它自己的，在有水的地方，它属于水，而在没有水的地方，它属于风。” 16页：“秦文贵极目远望，伟岸的沙山在很远的地方矗立着。想到它们全都是由细如牛毛的黄沙堆成，饶他是一个学过石油勘探的大学毕业生，也感到不可思议。沙子的属性原本是松散的，它们没有凝聚力——一盘散沙嘛！因为松散沙子而任人宰割，因为松散沙子而过于低贱，因为松散沙子形不成气候，更形不成风景。但是，在这里，在大戈壁的瀚海中，秦文贵看到的沙子却具有着伟大的魅力。”
“合理引用”还是“抄袭、剽窃”(2)
刘元举在《生命》29页写道：“柴达木的骆驼是柴达木人最亲切的伴侣。它们一队队行进在茫茫大漠中。那一座座驼峰，排列在一起像大沙漠中生动的波浪起伏向前。勘探队员们靠它们驮水驮粮，如果不是它们的奉献，将会有多少人在进入这片荒芜的盆地时无法生还。人们称它们是沙漠之舟。它们比人类有着更多更大的耐性。可是，有那么一只骆驼因为饥渴一下倒在了滚烫的沙漠中。驼工拼命拖拉，它像一座坍塌的沙丘，立不起来了。驼工知道它是渴的，跟队长请求给它一点水喝。可是，仅有两桶水，那是全队人好几天的水量，每个人嘴上都干裂得淌血却没有一个人舍得去喝桶里的水。只有倒下的人才有资格喝。可是，倒下的是骆驼，不是人，所以，它没有权利喝。驼工再哀求也没有用。当那位驼工含着热泪与瘫倒的伴侣进行生死告别时，那头巨大的骆驼本已无法抬起的头上扬了一下，又沉重地耷拉下来，枯涩的两眼闪着沙漠般的迷惘。年轻的驼工突然动了感情，长跪不起。他与这匹骆驼已经有着难以割舍的情感。队伍要走了，不能因为一匹骆驼而影响行程。于是，有人过来拖他，拖出了一道沙迹。
那头已经奄奄一息的骆驼就在这时，突然缓缓地往起站了。它摇摇晃晃，浑身打颤，就像一座没有连接点的散了架的木头房子，歪歪扭扭地挺了起来。所有的人一下子惊呆了，眼睁睁盯着它一步一打晃地追赶着队伍。它没走出几步，就像一座板房哗啦一下子散在了地上，那被压着的沙层浮泛起一串沙尘。驼工哭了，勘探队的人也哭了，就连队长也眼圈红了。那头骆驼被掩埋了。这是三十多年前发生的事情。如今，只要一提起那骆驼，人们总说那是一头通人性的骆驼。”
张建伟在《翅膀》116页写道：“骆驼是与勘探队员们相依为命的伙伴。
它们一队队行进在茫茫大漠中。那一座座驼峰排列在漠海中，就像海洋里在惊涛中起伏的航船。勘探队员们靠它们驮水驮粮，如果不是它们的奉献，将会有多少人在进入这片荒芜的盆地时无法生还。骆驼被称为沙漠之舟。
它们比人类有着更多更大的耐性。可是，有那么一头骆驼因为饥渴倒在沙漠中。驼工拼命拖拉，它像一座坍塌的沙丘，立不起来了。驼工知道它是渴的，跟队长请求给它点水喝。可是，仅有两桶水，那是全队人好几天的水量，每个人嘴上都干裂得淌血却没有一个舍得去喝桶里的水。只有倒下的人才有资格喝。可是，倒下的是骆驼，不是人，所以，它没有权利喝。
驼工再哀求也没有用。当那位驼工含着热泪与瘫倒的伴侣进行生死告别时，那头巨大的骆驼本已无法抬起的头上扬了一下，又沉重地耷拉下来，枯涩的两眼闪着沙漠般的迷惘。年轻的驼工突然动了感情，长跪不起。他与这匹骆驼已经有着难以割舍的情感。队伍要走了，不能因为一匹骆驼而影响行程。于是，有人过来拖他，拖出了一道沙迹。就在这时，那头已经奄奄一息的骆驼，突然缓缓地往起站了。它摇摇晃晃，浑身打颤，就像一座没有连接点的散了架的木头房子，歪歪扭扭地挺了起来。所有的人一下子惊呆了，眼睁睁盯着它一步一打晃地追赶着队伍。它没走出几步，就像一座板房哗啦一下子散在了地上，那被压着的沙层浮泛起一串沙尘。驼工哭了，勘探队的人也哭了，就连队长也眼圈红了。那头骆驼被掩埋了。
“如今，只要一提起那骆驼，人们总说那是一头通人性的骆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