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注明出处的原则是使读者能够明了被引用作品的作者身份，并具备查阅的可能。这是著作权保护的一般原则，凡能够注明出处的，必须注明，只有在“由于作品使用方式的特性无法指明”
出处的特殊情况下，可以不注明出处，但是，即便如此，也不致使读者对所使用作品的作者身份产生误解。
五、职务作品
关于职务作品侵犯他人著作权的情况下，是由职务作者承担责任，还是由作者的单位承担责任的问题，拙文除完全同意北京市两级法院的观点外，还想从另外的角度谈点看法。
第一，职务作品虽然是职务关系下的产物，但是不同于一般的职务关系下产生的产品。一般情况下，职务关系产生的产品的所有权属于单位。其引起的责任也应由单位承担。这是不言而喻的。职务作品则不同，虽产生于职务关系，但是，如果没有约定，其著作权属于作者个人，而不是单位(只有电影作品和主要是利用单位的物质技术条件创作，并由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承担责任的工程设计图、产品设计图、地图、计算机软件等职务作品除外)。此外，包括我国在内的各国著作权法都有一条基本原则： 如无反证，在作品上署名的人推定为作者，即作品署名为个人的，著作权属于个人;署名为单位的，著作权属于单位。如果只强调个人署名，责任却由单位承担，是不符合权利义务对等原则的。著作权法的这些规定，一方面在于鼓励作品的创作，另一方面在于文学艺术作品首先是作者的精神劳动产品，含有作者的人身权成分，不可简单地套用一般物质产品的规则。这也是著作权法在权利种类、权利归属、权利交易等方面有较特殊规定的缘故。
第二，职务作者与单位之间的职务关系是种内部关系。这种关系是单位以外的人包括被侵害人不了解的。通常，读者了解作品的作者身份只能从作品的署名推定。当发生侵权，特别是抄袭情况下，读者误以为侵权作品的署名人是真正的创作者;被侵权人只能通过署名追究侵权人的责任。上述“如无反证，在作品上署名的人推定为作者”的原则说明，根据署名推定的作者，不仅享有确认作者身份的权利，也承担侵犯他人权利的责任。如果以职务作者和单位之间的职务关系为由不承担侵权责任，实际后果是侵权责任无人承担。无论从法理，还是从实际出发，这都是站不住脚的。
关于职务作品侵权的归责，不仅仅是抄袭案件遇到的，也是几乎所有著作权侵权案件遇到的普遍问题。这个问题的提出，一方面反映出我国各界对著作权法律规定的了解普遍不够深入，另一方面反映出长期以来的计划经济对人们思想的影响还相当顽固，发此议论是因为大多数人还不习惯去思维：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绝大部分是个人创作(像本案当事人创作的这类作品，现实中几乎不存在由单位名义发表的可能)，即使是法人作品，也离不开活生生的人的智力创作，即使绝大部分作者是有工作单位的，也推翻不了这个事实。
3 三年前，三年间
传媒人士 侯小强
几个月前，元举兄给我打电话，希望我能够去法院旁听庭审结果。我答应了。
但是后来终于还是没有去，可能是这场官司拖的时间太长了（有三年之久），我已经懈怠或者疲惫；也可能是我已经不再像以前那么热血沸腾，视正义为人生第一需求；或者仅仅是工作太忙，疲惫的要命。我只是记得那天下了很大的雨。那时候可能正好是春夏之交，万物正在欣欣向荣地成长。
《西部生命》说法(11)
后来，元举兄给我打电话，说结果总算是出来了，他嬴了。他说我嬴了的时候，我好像没有特别多的兴奋，他好像也没有，像是在等待一个早应该属于他的东西。好像还有很久的沉默。三年了。从2000年初到现在，三年多的时间，可以给一个人埋藏下疲惫的种子，慢慢生根发芽；也可以让脆弱的正义在风雨中磨砺，成长为伟岸的大树。
我突然想起了三年前，我在一场飘着大雪的黄昏后参加元举兄的发布会。我从西单图书大厦的地铁口出来，迎面而来的是让人窒息的寒气。我看到酒店门口，
元举兄正站在那里。他充满了此役必胜的信心。随他而来的《辽宁法制报》记者后来发了篇大幅报道，好像是叫“南下北京，一个人的战争”什么的。悲壮而坚毅。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元举兄。
这个时候，我正在一家网络公司工作。每天主要任务是选择图书，然后写书评。经常浏览各类文化新闻。在全国各地认识了不少文友。每天我都要打开信箱仔细寻找线索。不经意间，发现了律师曲颉写给我的一封信。内容是《中国青年报》高级记者张建伟在一本歌颂石油英雄秦文贵的图书中大量抄袭了著名作家刘元举《西部生命》的章节。更具有戏剧性的是两人分别因为这两本书获得了“中华铁人文学奖”。在这封信中，曲颉还附录了两本书的对比。那些出奇相似的文字明白无误地让我赞同曲颉的观点。
虽然如此，我还是不太敢相信张建伟敢于公开抄袭另外一位大作家的文章。
出于谨慎，我给曲颉电话确认了一遍。电话里那个东北人的热情与义愤让我不得不相信这个事实。张建伟的作品我曾经看过，我床头就有一本，是历史报告文学，属于贺雄飞编辑出版的黑马丛书。在这本书中，张建伟被誉为中国第一记者。这样的人会抄袭别人的作品？或者说会如此公开而肆虐地肢解别人的作品？但事实是曲颉发来的传真给了这个中国第一记者一个响亮的耳光。
我的本职工作是写书评。生性似乎胆怯并懦弱。但是我对新闻天生敏感，对所谓正义充满了敬意。那天晚上，我写了关于此事的第一篇报道（因为当时没有保存，所以已经遗失）。第二天，放下了手头的工作，开始逐个给媒体打电话。
我想当时肯定我很冒昧。但是我什么都不顾了。我就是想不明白，为什么一个大记者会如此猖獗？当时我肯定有很多好奇心。
忘记了我到底打了多少个电话。到今天我还记得元旦的那天中午，我在寝室里拨打一个传呼，是北京某主流媒体的热线，号称是留言必复。但是我多次留言一直没有回音。之后的日子里，我联系了北京、南方的众多媒体，几乎联系了我认为有一定影响力的各种传媒。结果几乎都是让人失望。有的报社听说我报料，起初还很认真，后来听说是《中国青年报》的高级记者，马上就说这个事情不好办，让我等信；有的报社则忧心忡忡地向我索要证据，问我有证据吗？没有证据就别乱说，很危险。就算有了证据，也必须法院立案之后才能报道；还有的报社很警惕地问我是什么人？非亲非故，干嘛如此热心；有的报社则很明确地说如果是别人还很好办，可是张建伟就不一样了。一方面大家都是记者，都要出去混，记者圈子也有潜规则，另外一方面，张建伟是名记者，关系也不错，不便报道。
我感觉到了绝望。好像热血扑在雪上。但是，我将感谢两家媒体，《北京晨报》和千龙新闻网，在我接触的众多媒体中，仅有他们勇敢地站了出来，让整个真相暴露在阳光下面。尤其是千龙网记者部主任阿良，前后追踪，撰写了大量的报道，深入真相，让人敬佩。
我一直奇怪为什么我这么责无旁贷地站出来。我一直没有想明白。如果是今天，我还会这样做吗？为了一个陌生人，挑战潜规则，得罪业内人物，我没有答案。可能确实是冥冥中的一种力量，让我们奋斗前行。“让无力者有力量，让悲观者前行”。
有一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翻出了《西部生命》。这一翻就是一个晚上。我大概能想到，处在人生绝望中的元举兄身处在沙漠中，面对如血的苍阳，凝滞的时间和地理，奔跑的黄羊或者衰老的狼时候升腾起的感受。这些感受感同身受。
有一些媒体总是不能忘记用恶意揣度元举兄，说不过是要炒作云云。其实还是不理解他——一个用生命和鲜血去写作灵魂的人。
这场官司几经曲折，先是管辖地之争，后来张建伟提出私了，再后有组织出面做工作，一直似乎不顺利。三年间，反反复复。让人没有信心。不过正义毕竟还是在今年来了，尽管来得姗姗。
这三年间，有一些人的血性已经被埋没了，有一些正义的边界被打破了。但是仍然有一些力量，持续地鼓励我们前行，让我们知道，错误是要付出代价，正义终究要来。且让我们为这种力量欢呼。
刘元举的西部情结--《西部生命》(1)
1 从渤海到瀚海
——柴达木系列
刘元举
爱自己的家乡似乎无需寻找什么理由。事实上，并不是所有的家乡都那么值得去爱。但是，我却挚爱着我的家乡——大连。城市的美丽自不必说，重要的是那片海域。走得地方越多，走出去越远，就越会觉得家乡的美妙。那摇篮般的大海，不仅摇晃着我童年的梦，也摇荡着我的文学梦。
许多年了，尽管我的习性我的气质我的口音都已变得面目全非，但是，我仍然无法剪断家乡的脐带。
我喜欢海，别人也喜欢海。所不同的是我喜欢得冒傻气。我可以在白天游泳，也可以在深夜投入大海，在金石滩，在傅家庄，在星海公园我都有过夜晚下海的经历。在白天与夜晚的比较中，我发现夜晚的海要远比白天的海更自由更舒畅更能感受到一种自我的存在，也更能与大海进行交流。
说什么都行，怎么说都行。高兴也行，发怒也行，横着行，立着行，仰着卧着任你扑腾。不必担心被别人碰着或碰着别人。没有城市的噪音，没有高大建筑物的压抑，也没有孩子哭老婆叫的烦扰。你不必去看什么人的眼色，你完全可以无所顾忌。人需要海，是因为海能给人一份宁静，一份开阔，而白天的海是没有这份恩赐的。人生活在城市，要活得好，就得有一
份抗干扰的能力。人的抗干扰能力到底有多大？
我的这种能力是脆弱的，所以我常常选择一种逃避。我每一次到家乡的海边都可以说成是这样一种逃避。然而，这一次，我的逃避不是到家乡的海边，我是到了一个更博大更辽远的地处。那个地方叫柴达木。
我只身去往柴达木是在阳春三月。从沈阳到柴达木，迢迢万里，在中国的版图上，那只硕大的鸡头与鸡尾之间跨越了好几个省份。途经那么多的城市，却无一能与我们的大连相比。见到那么多的河流，却没有见到海。
进入河西走廊，就进入了荒凉。荒凉得没有一丝柔情，光秃得没有半点掩饰。茫茫瀚海走上一天与走上十天都不会有多大变化。我一直分不清哪里算柴达木的边界，我只能从最荒凉的地段算起。
柴达木是海拔3000米的高原盆地，它的高傲和冷漠使你无法亲近。泛着硭硝的荒漠，像月球的地貌，麻木得寸草不生；那泥岩构造的秃丘，从上到下密实地排列着痛苦的皱褶，不用细看，就会感到那一道道褶子像深深的泪槽，扭扭歪歪，憋憋屈屈。一排秃丘是这副模样，再一排秃丘也还是这副模样，柴达木到底有多少这样的秃丘？这些苦难沧桑的面孔，都在
诉说着柴达木的苦难，不管有没有人听，也不管听懂听不懂，它们就这么永永远远地说下去。在我之前，已有许多的文人墨客光顾过这里。他们肯定和我一样，不断地撞见这些个苦难的面孔。爱看你得看，不爱看你也躲避不了。你就是躲了几眼，不定什么时候，它就又会冒了出来，凄凄哀哀地拦着你。你会仔细地看吗？你会沉浸下来去倾听去感悟吗？你会去理解它们吗？我们生灵之间的相互理解已属不易，而我们对这些非生灵的理解其实更难。我不相信会有和我一样的文人到了这里来，会有心情理解这些荒丘。
我很早就读过一位著名作家写柴达木的文章。那些文章充满感情，还都是些发自内心的感情。他年轻的时候来到这里，写柴达木；他中年的时候来到这里，写柴达木；他老年的时候来到这里，还写柴达木。他写柴达木写出瘾了，就像当今作家写性写上瘾了。他走遍了柴达木，写遍了柴达木。他写了柴达木的所有艰苦，写了石油工人的所有艰辛，却独独没有写这些亘古不变的苦难的面孔。我丝毫没有理由挑剔我的前辈，我只是想说明我们的作家只是关注了柴达木人的疾苦而还没有来得及关注柴达木本身的苦难。柴达木经受了我们不可思议的磨难。
绝不仅仅是这一副副面孔。风蚀残丘——雅丹地貌更让我理解了这片土地的苦难：那片零乱的无今无古的残骇，像巨兽的肢体，像巨人的头颅，还是像一艘艘破船或者游艇？它们更像或大或小的坟冢。那上面随处可见的沉积相，伤痕斑驳，使我恍若看到了两亿多年前的最后一片海水是怎样因为祁连地槽和昆仑地槽的封闭，拖儿带女无家可归。它们愤怒着，挣扎着，企图向北寻求一条生路，可是，强劲的印支运动疯狂地驱使着巴颜喀拉山褶皱迅速隆起，隔断了它们与远洋惟一连接的沟槽，绝望中的任何挣扎都无济于事，只有默默地接受着死亡的折磨。它们接受死亡的安静是任何大兵团在覆没时任何城市在沦陷时所不可能具备的。
无数鲜活的生命深深地沉入地下。在沉积厚度１３０米至４０６米的泥岩层中，这些生命有了新的价值。那就是石油资源。那就是冷湖、鱼卡的存在理由。因为石油是生命的凝聚，得到它，也不能不以生命作为代价。公元１９５４年，中国的石油大军开进了柴达木。从此，这里有了生命，有了城市。
这里的第一座城市是冷湖。冷湖没有给我留下什么印象，石油人已经从这里移到了敦煌。人走楼空，风吹着断壁真感到从里往外的清冷。该走的，都走得差不多了，没走的，过几年到了退休的时候也得走。在柴达木见不到一位老年人，海拔３０００米的冷湖不适于老年人生存。也有走不了的，他们就永永远远地留在了这里。
刘元举的西部情结--《西部生命》(2)
那一座座荒冢，和雅丹地貌的残丘，和从敦煌出来途经的那一片汉墓群一样，经受着同样辽阔的孤寂，也经受着同样无情的风沙剥蚀。所不同的是，还有些活着的人惦记着他们，怀念着他们。为了让这些亡灵安静一点，人们筑了一堵墙。那堵墙很长很长，可是，仍然挡不住更长的风沙。偌大的墓地只有这一堵墙，敞开处是无边的辽阔。
多少生命都能埋得下，埋多少生命都显不出多来。这是我迄今为止见过的最大的墓地，可在这里，它仅仅占了小小的一角。
走在这片墓地中，我试图数出这里有多少座荒冢，可是，我无法数得清。我只能被那干枯的花圈和简陋的墓碑弄得难过无比。
这里边没有一个是我的亲人，也没有一个我所认识的人，可是，这里的人有着和我一样的那股痴劲儿。他们在这片瀚海投入的浪漫或理想绝不会亚于我对家乡的渤海湾。据说这里边沉睡着一位从未来过这里的老地质专家，他在有生之年曾多次想来柴达木，均未能成行。
最后一次他下决心来的时候，被病魔击倒。临终遗嘱将遗体埋在这里。埋在这里与埋在别的地方又有多少区别呢？
柴达木不会被感动的。经历过巨大苦难的柴达木是不会被人类的壮举所感动的。既不会接受伟大，也不会承认永恒。但是，他们埋在这里能够感动作家。不仅感动了我这个东北作家，也感动了那位一直在写柴达木的西北作家。那位作家曾在几年前折了一枝骆驼刺，颤颤地放在了老地质学家的坟头，以寄托深深的哀思。我倒不想在这里放上什么，我觉得放上什么都没有用。我认为人搞的所有仪式都是愚蠢的，重要的是一种对于生命的悟性。
这种悟性是我在夜晚的渤海湾里所不可能感受到的。渤海给予我的是轻松，是悠闲，瀚海给予我的是沉重，是压抑。太多了轻松和悠闲就会没有意思，而太多了沉重和压抑就会短寿。
人不能总在一个地方呆着，就是再好的地方呆久了也会呆得萎缩。而且越好越舒服的地方就越容易使生命力萎缩。
生活在渤海边的家乡人并未因为大海的陶冶而获得多少意志，他们变得越来越自私，越来越敏感，越来越脆弱了。他们的孩子长得都比父母高了，下海时挎着救生圈还得他们的父母牵着手。在这些城市人的影响下，我们的渤海已经肌肉萎缩。那排浪无论下多大的决心鼓多大的勇气，也没有办法撞痛海岸，海岸早已成了一块变了质的大海绵。
海岸麻木了，慵懒了，随之我们的城市也慵懒起来。城市没有激情。没有激情的城市再好也没意思。
渤海在退化，在失去激情。我不知道柴达木当年的那一片汪洋是不是因为失去了激情才遭到欧亚板块与印支板块的撞击，才变成一片不毛之地。
不管它怎么回事，我执拗地相信宇宙需要激情，要不，为什么总有撞击的星矢？
地球需要撞击，要不怎么会出现这片瀚海？城市需要撞击，生命也需要撞击，否则，时间长了就会迟顿，就会慵懒，就会失去创造的活力。
作家更需要撞击，否则就不会有灵感。编辑也需要撞击，否则就会漏掉好稿子。但愿我的这篇散文能够撞乱枯燥的稿件堆，早日在渤海到瀚海的空间传播，我希望这两个地方的朋友们从中获取一点激情，哪怕是一点点……
2 河西大走廊
——西部系列
刘元举
从兰州去往敦煌要穿过河西走廊。还在小学读书时，听老师讲过这条走廊，讲过丝绸之路，讲过敦煌、吐鲁蕃、柴达木，还有阳关、玉门关、火焰山什么的，那是一串迷人的故事镶嵌着这条迷人的走廊，为我那贫瘠而单调的童年涂抹了许多灿烂。说不好是因为对老师的崇拜导致了对这条走廊的神往，还是出于对这条走廊的神往带来了对老师的崇拜，反正那时候做梦都想去那里走一走。
可惜，在我最神往的年龄不曾得到过。
现在，我得以穿行在这条河西大走廊，已经永远失却了三十年前的那一份童真的幻梦。
没必要空叹岁月的流逝，所能感触到的只是自己最想得到什么的时候，偏偏就得不到，而在自己已经心灰意冷时，却又不大费劲儿地来了机会。这种情况好
像一直伴随着我，莫非这就是我的生存轨迹？
阳春三月，仍然无法看到春的气息。因为没有色彩的魅力，光秃的四野只有裸露的慷慨和毫不含蓄的坦荡。左侧是祁连山脉，右侧是龙首山脉、合黎山脉，正是这两条山脉的忠实夹护才有了这条河西走廊。在这片时空中感受不到岁月的变化，无论今人还是古人，也不管骑马还是乘车，都不可能打破这里固有的沉寂。
平地和土丘都是一种表情，远处和近处也都是相同的神色。我注意观察那些土丘，它们都不是孤独存在，而是成组排列。谈不上整齐，却有种均衡安逸感。这使我想到，它们在接受阳光抚慰与遭受风雨侵袭的程度是相差无几的，所以它们就没有多少抱怨，没有多少憋屈，不希望改变现状，也没有什么向往与激情，就是再过亿万年，它们也会自我满足的，尽管不那么舒展倒也活得下去。它们这种表情使我读懂了整个河西走廊——宽阔与坦荡中，没有一点自我的寻求与渴望。难道就不想有一片茂盛的森林
刘元举的西部情结--《西部生命》(3)
，一座巍峨的雪峰，一条清凉的大河？
到了不惑之年，按说对什么都应司空见惯。可我偏偏还那么爱挑剔。我归昝于一种城市病。城市越大所能给予人的想象空间就越小，人的心胸也就越小。你觉得拥挤你觉得烦躁你觉得疲惫你觉得无可奈何。你只有喝酒只有唱歌只有寻欢作乐。你这么做无非是为了某种发泄而已。
可是，那只不过是一时的宣泄，现代城市人还没有恐怕永远也不会有一个真正的解脱方式。这是城市的悲哀还是人的悲哀？
在我穿行于这条宽阔的戈壁大走廊时，我的心情一直是沉郁的。孤身一人走这么远的路虽然不是第一次，却仍然有着一种无法排遣的寂寞。行前，我一直在选择或者说在寻找一个伴侣。曾经有好多朋友都说要到敦煌，有的甚至信誓旦旦，可是，真正能够说走就走的人，又在哪里？不是单位有事脱离不开，就是孩子病了，再不就是挑剔季节不好。有位朋友明明已经答应了，可是，到了动身时，却又临时改变了主意。推托的借口显然是难为情的。我们平时总说活得太累，我们也总说喜欢远游，可我们更多人也就是这么说一说而已。人们都说不喜欢城市，喜欢大自然。可我们真正能够走出城市，又是多么艰难！这也没有什么可以指责的，人在城市中所受到的各种羁绊太多了。就算你走出了城市，那么你的心也未必就能走得出来。也就是说，你很难摆脱那种城市状态。
此时，我明明知道已经远离了我的城市数千公里，再也不见了那些高大密集的建筑群落，再也不用担心那些乱蹿的汽车和自行车了，可是，我仍然没有从城市的状态中走出来。因为我看了一下表，正是１７点。我想到我的女儿已经放学了，她要去挤公共汽车，她总是丢三落四，她会不会又忘了带月票？我们刚刚从郊区搬进城里，她可以自己坐车上学了，我才得以解放，否则，我还不能说走就走。可是，她刚刚自己学着乘车，车上的人那么多，万一来个急刹车她能站稳吗？她从一上学开始，就是我用自行车驮她上学。五冬六夏，没有一天不是如此。特别让我放心不下的是临走那天晚上的天气预报说有雨，而她要是忘了带雨具的话，就会感冒的。她从小就特别好感冒，几乎所有的流行性感冒她从未躲过。她体质不好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的住房太差。她出生的那间房子本来不是住人的，那是一个俄国人的面包作坊。房子的举架够高了，最难忘的是那条长长的走廊。十几户人家共用这条长走廊作为厨房，共同炒菜时，那种浓烈的油烟无处排放，我们把女儿关在里屋也还是呛坏了气管。她爱感冒还不是因为油烟，而是因为缺钙。房子是西厢，冬天一点阳光也见不到。那个长走廊白天就和夜晚一样，黑咕隆咚，点灯也只能照出周围有限的一团光亮，照不到的地方仍然一片漆黑。除非十几户人家同时开灯。那条长走廊还有老鼠，老鼠不怕人，走起路来迈方步，人走到它旁边也不给人让路，倒是人得给它让路。有时候黑灯瞎火地迈进走廊，不小心就会踩到它，只有踩到它时它才很不满意地躲一躲，倒是把你吓了个够呛。女儿就在这个环境中到了9个月时还不能自己翻身。钙片服量天天递增，却还是健康不起来。
好容易搬了新居，却因为排号排在了最后，没有选择余地，又住进厢房。
还是缺少阳光，她还是感冒不止。
新居的走廊也是颇值得回味的。没有厅，一进门得拐3个弯才能进到厨房。走廊细如鸡肠，两个人不能同时过。幸亏妻子过瘦。我那时好歹有个写作间，尽管它只有4平米。在那个写作间一坐下，我就定定地瞅着曲里拐弯的走廊，越瞅越憋屈，越瞅越来气。
我对城市的走廊真正的反感是在医院里。医院的走廊要比我家的走廊宽阔亮堂。但是，流行性感冒一来，前来打针的孩子挤不进病房就都涌到了走廊，走廊便成了病房。木板长凳子坐着一排挂滴流的孩子，来得早的给你个滴流瓶架，来的晚的没有地方放架，滴流瓶就得由家长举着。天气闷热，一个孩子旁边立着一个家长，孩子烦躁大人更烦躁，加上有的孩子营养太好，血管过细，针头进不去，孩子就哭，孩子一哭，家长就生气了，加之护士缺乏经验也缺乏耐心，你就瞧好吧。最折腾我的是有一次女儿的滴流没打完，妻子又挂上了，我就得在走廊里同时照顾两个病号。那时候我觉得喘不上气了。我没有多余的空间挪动脚步，想往墙上靠一靠，恰好在这时，我看到一位患者往墙上抹鼻涕。于是，墙上那些个黑道道在我看来都是鼻涕状了，我以最大的克制力迫使自己没有呕吐出来。事后，什么时候想起来就什么时候想吐。
我在西行的列车上对女儿所以放心不下，主要是怕女儿感冒，怕女儿去医院挂滴流。那个走廊太让我想而却步了。别说是病人，就是没有病，进了那条走廊也得感染上病的。我那天离开走廊就差一点昏倒。我永远不会忘记一出走廊大门，迎面过来的那股风清爽甜蜜得把我浑身吹得成了一张透明的纸了。时过境迁，那种感觉我在城市里再也找不到了。我试图到湖边，到公园，到小树林，到花房，甚至我在假日专程去往海边，我也仍然无法感受到那种风了。小时候我是在海边长大的，我熟悉海边的风，有那么一股腥潮味儿，怎么闻也闻不够。可是，现在城市的海边，风中已经没有了那股好闻的腥潮味儿，不知为什么我总是从海边嗅出一股人体的汗气味儿。
刘元举的西部情结--《西部生命》(4)
城市的人太多了，再好的地方，人一多，就不那么好了。人满为患。我们的城市
有哪一座不是因为人员太多而破坏了城市原有的美丽呢？
有着东方威尼斯之称的苏州城，无论人文文化还是自然景观无不令人神往，可是，真正到了那里，你就会为城市里的一条条发臭的河流而大败胃口。
十里秦淮河当年是一派“桨声灯影”，可是现在呢？那河水被阳光晒得直冒泡，每冒出一个水泡就蹿出一股乌黑的淤泥，就是一股臭水味儿。距河数十米你都能闻到这股臭水味儿。可是，水再臭，临河的大酒店也照样生意兴隆，夫子庙的人也照旧那么多。就连九寨沟也不时可以看到塑料垃圾，如此下去，我们的风景区还能保持几年？
越是美好的景致，就越怕污染，就越容易污染，可谓皎皎者易污。而河西走廊则不怕污染，也不可能污染。因为这里没有人。没有人的河西走廊显得格外豪放，格外大气。
放眼望去，无遮无掩，无羞无涩，光光亮亮，漾漾荡荡，那每一片地方都散发着阳光，好像阳光就是从那大面积的光秃地面生发出来，辉耀天际。再麻木的空间也不能不受到感动，再孤独再沉郁的心灵也不能不被这热烈奔放的大走廊所融化。我感到我的心地霍然开了一道缝，大戈壁的阳光汹涌而入。那条白俄面包作坊间壁出的黑暗长走廊灿亮了；那条细如鸡肠的拐出三道弯的走廊打开了，一片通透的舒畅；那条挤满患者的走廊呈扇形状随着戈壁阳光的铺排而亮堂起来。这时候，我清晰地感觉到了，我内心那由城市挤压的一个潮湿发霉的角落，冲着戈壁大走廊敞开来，在戈壁的阳光下曝晒。晒得我阵阵作痛也晒得我兴奋无比。我渴望着回到古战场，渴望着面前出现那山崩般激扬的马队，马蹄下飞扬起遮天蔽日的黄尘，马背上翻飞起寒光闪闪的大刀片，那里边肯定会有我，我会比别人更骁勇善战。我会成为一条好汉而壮烈沙场。我也会吟出高适、岑参那样的壮怀激烈的边塞诗的。我会让我的同事、当今少有的不俗的诗人柳云捧读我的边塞诗而击节！我想他会由此唤起大激情的，我固执地以为他没有写出惊天动地的好诗不是因为他缺才分，而是因为他憋在城市的笼子里是憋不出大激情的。好多人都说写诗只能写到35岁，过了这个年龄就再也写不出好诗了。可是，我怎么觉得我是从40岁才唤起了诗才而且我说我会从40岁以后写出好诗的。别人不信，可柳诗人信。
我在河西大走廊所唤起的这份激情使我更加确信了我的诗才。我那时候完全进入了诗人的天地。我可以纵横捭阖，随心所欲。令我兴奋得是我发觉我不仅是个诗人，我还是个哲人。
我在解释为什么古战场都在荒漠大野，我认为这是一种绅士的行为，就像西方贵族间的决斗。在明处，不在暗处；死要死个明白，活也要活个明明白白。我不喜欢游击战也不喜欢地道战，我更不喜欢城市的巷战，凡是电视上那些在废墟中进行的一枪一躲的枪战我都视作最没有才华的导演的矫情，而且雷同得惊人。这种枪战未免苟且，躲躲闪闪，靠一种侥幸，类似那种投机的行为，就是胜了也算不了什么英雄，更不会是大英雄。真正的大英雄应该也只能出现在这种全是阳光全是坦荡的戈壁、荒原、大漠中，痛痛快快地拼杀，痛痛快快地流血，痛痛快快地从马背上摔下来，摔出个响动来，当然不摔下来更好。这才叫好男儿，这才叫战了一回斗，豪了一回情，过了一把瘾。
城里的ＯＫ可嗓子吼，吼西北风，吼潇洒，是吼不出来走一回的，电视上演《过把瘾》也是过不成的，只不过是一种病中的呻吟，好多人还被它感动得够呛，可我看一眼就觉得假。离婚就离婚呗，还在那儿一劲折腾个啥子？角色有病，城市有病，还有什么瘾可过？要过瘾就得到这地方来，宽宽堂堂，明明亮亮，没有人看你没有人干扰你，你爱往山坡上躺就往山坡上躺，爱脱光了身子就脱光身子，作为男人在这里光着身子，肯定会增加阳刚之气的。要是阳痿，到了这里接受戈壁阳光，肯定比到男性病诊所好。那些在城市整天蹲墙旮旯晒阳阳的老人，那些塌着腰在办公室里整天捧着个茶锈斑斑的大缸子的文职人员，还有那些在春天里得了流感到医院大走廊里挂滴流的人，都到这条灌满阳光的大走廊里来吧，接受阳光浴，会益于身心健康的。我想，麦加圣地一定会充满这种阳光的，接受阳光的洗礼吧，我的城市同胞！
这条河西走廊太宽太长，我有多少感受也铺不满，我有多少激情也显得贫弱。列车上的音乐也累了乏了。天色一点点暗下来了。前边望不到城市，也望不到村庄，心，兀自沉了：若是把我一个人扔在这里，可怎么办？往哪里走？先前的所有浪漫所有诗情都随着太阳的离去而化作了深深的担忧。这里没有安全感没有亲切感，之所以不见人烟是因为这里根本就不适于人们生存。这是一个沙化的世界，人类怎么可以在沙化世界中生活呢？我不能不回到现实中来。
现实是严酷的，沙化正在气势汹汹地逼近我们的城市。它吞没了古丝绸之路，吞没了楼兰古城，吞没了我们的科学家彭加木，吞没了一个个小小的现代村落。十年前还住人的地方，如今，只留下了半掩半埋的干燥的土墙。屋有多高，沙就有多高，70年代沙化的速度是每年1000多公里，而80年代，沙化的速度几乎翻了一倍。沙化的面积在我国的版图上占据的位置是百分之十五点几，要是以如此速度增长，那么，我们的城市还会存在多久？
刘元举的西部情结--《西部生命》(5)
我们的人口在增多，我们的沙化面积在增多，我们的抱怨情绪也在增多，而我们的最可宝贵的水资源却在与日益减少而且污染日趋严重。一路上，凡是有水的地方就有人家，没有水的地方就没有人烟。这条大走廊如此开阔如此坦荡就是因为它太缺少水了。我不会再为这里的开阔而激动了，也不会因此而抱怨我们的城市，我们的住宅。这条大走廊给了我大的激动，也给了我大的冷静和大的思考。在此之前，这种情况我还从未有过。
我们的好去处越来越少了，珍惜吧——这就河西大走廊给我的启迪。
不过，城市还是比戈壁好。让我重新选择，我还是会选择城市。但是，我要选择一个比我现在居住的城市更好的城市。比如巴黎、维也纳、威尼斯、巴塞罗那什么的……
大连和青岛也还行。
3 西部生命
——柴达木系列
刘元举
稍有一点旅行常识的人都知道，3月，不是一个旅游的季节。尤其是到西部。然而，我偏偏是在这样的日子里孤身前往柴达木。七年前，我有过一次孤身闯荡黄河源的经历。那一次，也是3月。
3月，是一个最真实的季节。苍茫大漠在这个季节里赤身裸体，无遮无掩，一副放浪睡态。风沙太容易动情，却得不到回应；而煌煌大日的持久亲吻，使得巨大的肌肤荡出一片热烈，令我激动不已。
好久不曾有过这般激情了。一个进入不惑之年的文人，激情正在不知不觉中化作矫情。这不是因为年龄，而是因为城市。城市的矫情必然要使生活在那里的人失去原有的质朴。
可是，大西北不需要矫情，柴达木不需要矫情。一路上，几番换车接触了那么多陌生的面孔，他们都是为了赚钱而走大西北的，他们毫不掩饰自己的行为。无论南方人还是北方人，似乎一经踏上这片广袤的大漠就变得豪爽健谈起来。可我倒显得有些不那么合群。我说我不是来做买卖的。我强调我和买卖一点关系没有。我说我就是要去柴达木看看，感受感受。闻者笑了：看光景也不是这个季节呀！
我说，我就是喜欢这个季节。人家以为我是扯谎。在他们那过于正常的思维中，我矫情得不可思议。然而，我真的是喜欢这个季节。我完全可以再等些日子，等到绿树成阴鸟语花香时再到柴达木。可是，我没有。因为我觉得那种时节不可能体现大西北的真正风格。
大漠在烈日的烘烤下和我一样激动起来。这是一种博大的激动，漾漾荡荡，使得山梁、沟坎、土丘同时出现了一片舒畅的纹络，浑然一体，横无际涯。大戈壁大荒漠大西北就应该是这副样子，不需要修饰，不需要装潢，不需要卖弄风骚。绿色可以美化所有的山峦原野，却独独美化不了戈壁滩。
所有的美化在这里都未免显得虚伪和矫情，因为它们没有能力进行这种博大的覆盖，充其量是几个漂亮的纽扣而已。裸着身子要纽扣哪怕再漂亮的纽扣又有何用？不如干干脆脆来他个全裸，那有多么痛快！
痛快的裸露便无法掩饰它的残缺。大西北到处都是残缺。干涸的河床，龟裂的土地，斑秃状的骆驼刺，还有随处可见的残垣断壁。对于一个游人来说，你可以不喜欢这种裸露的残缺。你可以把它看得粗俗不堪。你甚至可以诅咒烈日下的座座残丘像一万个娼妇撅起的缺乏弹性的屁股什么的，你可以任意驰骋丑陋的想像力，因为柴达木那片畸形的地貌会不断地刺激着你。但是，我太偏爱这片土地了。
正是这种残缺的地形地貌激活了我的才思。在我的眼里，这一大片屁股状的土丘神圣得好似万千和尚那排列有序的高深莫测的头颅。那皱褶般的沉积相全都是凝固的智慧。
柴达木是一个经受过巨大苦难的地方。那每一处的残缺都在向我诉说着它遭受到的那一次次深重的摧残——原始地块的解体，元古代和古生代的南北边缘裂谷，中新生代的断陷、萎缩、扭曲，那种惊天动地的撕裂破碎，那种鬼神皆惊的翻腾沉降，使得一片美丽的汪洋大海，破败成这片盐泽漫布的丑陋荒漠。多少生命在这种巨变的灾难中沉沦，被埋葬在２０００多米深的泥岩层下。这两亿年前的灾变使这片生机勃勃的土地从此进入了漫长的苦难期。
翻过当金山口，公路两侧越加荒凉。起初还能不时见到一簇簇骆驼刺、沙棘，它们尽管稀少，却顽强地证明着自己的存在方式。即使再渺小，也是一种生命的现象。可是，仅仅一晃就什么也看不到了。满目皆是泛着硭硝的荒漠，鳞状排列，平坦而破碎，苍白干燥得没有一丝灵性，好像划根火柴扔过去就可以点燃。
你觉得这就是在月球上或者到了火星上。
在没有生命的地方行进，人的躯体内的水分迅速风干。先是咽喉干涩，吞咽困难，接着，双唇就裂开了道道口子，不时渗着血丝。得不断地喝水，不断地润喉，润唇。公路单调乏味，笔直得几十公里不打弯儿。顺着飘飘摇摇的柏油路望开去，就像一刀把个完整巨大的板块切为两片，乌黑的刀口无法愈合，板块也就永远无法合拢。
我不知道古往今来已经有多少人先后进入过柴达木。我也不甚清楚第一个闯进这片不毛之地的人究竟是谁。据说，早在一个世纪前，就有好几位外国探险家走进了这片瀚海。有印度的探险家辛格，瑞典的斯文海定，匈牙利的斯俊仪。俄国的普列热瓦尔斯基最具探险精神，他先后4次出入过柴达木。外国比我们中国拥有着更多的探险家。在广袤的大西北，到处可见外国探险家的足迹。但是，这些人不过如过眼云烟，他们很快就被瀚海淹没。只有一个人与这片土地构成了永恒，这个人就是阿吉老人。阿吉祖籍乌兹别克斯坦。１８７４年他的父辈逃荒来到新疆。据载阿吉第一次进入柴达木盆地是在１９１４年。从此，他就与这片土地相依相偎，须臾不曾离开过。人们都说他是一张柴达木的活地图。他为解放军剿匪带过路，也为寻找石油的勘探者带过路。他是一个极富传奇色彩的老人。他的故事或者说他的业迹在柴达木已经是有口皆碑。我感兴趣的并不是他为我们作了多少了不起的贡献，而是他这位漂泊者的后代在广阔的不能再广阔的中国西部有得是可去之处，何以偏偏选择了最不宜生存的柴达木，并且永不还家？
刘元举的西部情结--《西部生命》(6)
我捧着一张他的照片，长时间地端详着。岁月使照片过于陈旧，过于平静，骑在骆驼上的那个大胡子老人也过于平静。作为背景的泥岩山系也都过于平静。在平静中寻找答案太难了。我试图使自己平静下来，去接通阿吉老人的信息。可是，我无法进入那种境界。我只能按照我的思路剪裁他：他不喜欢热闹，不喜欢城市，他追寻苍凉，扑向残缺，就像我，在城市里活得憋憋屈屈，却在这里豪情飞扬。可是，我只不过是个匆匆游客，他却在这里终其一生。阿吉老人不同凡响，解释他就像解释乔达摩·悉达多何以出走一样愚蠢。但是，我宁愿相信阿吉老人不是佛，他是人。他是一个极富个性的老人。
我崇尚有个性的人。因为，我就是一个有个性的文人。我信奉没有个性就没有天才。可是，多一份个性，在现实生活中就得多一份的磨难。人生的苦楚常常就在于你没有办法保全属于你自己的个性。你越是意识到你个性的重要你就越是为其不断地失去而悲叹。个性的磨损就是心灵的磨损。许多年来，我是处在一种个性的自我挣扎中。为了保护那日益稀少的都快磨光了的个性，一步一步地延伸着心灵的苦难历程。可是，我仍然为我个性太少而惶恐。正像我为自己写不出奇诡的文章而惶恐。在走进柴达木的时候，我突然发现了我的个性竟依然那般强烈。这简直叫我大喜过望。
由于我过于看重个性，我崇拜梵高，崇拜郎保洛。郎保洛和梵高不一样，但他们都是极有个性的人，他们都有着巨大的孤独意识。或许我也是始于孤独感，在郎保洛葬身黄河的一周年之际，前往黄河源追溯他的漂流遗迹。
为了感受孤独，感受生命。那一次没有人陪同，我在海拔四五千米的荒原上一脚高一脚低一脚重一脚轻，摇摇摆摆，因高原的强烈反应，我无论如何也控制不了平衡。我像个愚蠢的醉汉。那时的我自恃年轻气盛，竟敢孤零零地在没有人烟的高原上奔走。其实，我恐慌得不得了。幸亏我在夜幕降临之前看到了一座黑牦牛毛编织的帐篷。那是一座会移动的帐篷，藏民们所有的帐篷都会移动。特别是在春天里，他们放牧，会随着阳光的变化而移位，以选取最温暖的坡地扎寨。那座给了我生的希望的黑色帐篷，在我的心目中，已经胜过所有的大宾馆，大酒店，大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