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什么时候在我眼前浮现，它都是被一片灿烂激动的祥光笼罩着，格外亲热，格外生动。
那一次孤行，给了我许多宝贵的生命体验，我储蓄着，珍藏着，培植着，生怕流失得太快。毕竟7年了，忽然我觉得我生命的质量并没有因之这种储存而改变多少。当我为越来越多的俗尘笼罩而无法脱身之时，我又一次选择了柴达木。我渴望得到一次拯救。哪怕是一次暂时的解脱。
此时此地，我望着车窗外那板结的盐泽，没有一丝情感色彩。不管我的心绪发生什么变化它都无动于衷。它只有冷漠而没有温情，想到这里寻找一点安慰一点寄托简直幼稚得可笑。
我无法解释阿吉老人的选择。但是，我可以解释千千万万的石油人。
他们是在一个火热的年代里进行了一次火热的选择。柴达木的真正主人，真正可歌可泣的人应该是他们。
四十年前，第一批勘探石油的队伍就是从这里开进了柴达木。那时候，没有路。一天也走不出几里。没有水，全靠自己背。每个人身上所带的那点水简直无济于事，在茫茫沙漠中被头上的烈火炙烤，被脚下的沙子蒸烫，维持不了多久就干得人浑身冒火星。那个时候过来的勘探队员至今对水都有着一种特殊的情感。他们当中有多少人在陷入死亡的边缘时靠喝自己的尿才侥幸活了下来。我结识了总地质师顾树松。在见到他之前，我已经听到了他的好多事。他有过3次陷入死亡的大沙漠中的经历，3次都是靠喝自己的尿才得以生还。他不仅与险恶的自然坏境搏斗，他还得承受着巨大的政治压力，他被打成右派。他以右派的身份第一个翻越了英雄山。那座山几乎不可能翻越，所以取名叫英雄山。翻上去的人无疑就是英雄了，而他上去了也不是英雄。他是冒着巨大的危险带着几个人硬是攀上去了，为了架设通讯线路。他说那时候他的命一点也不高贵，就是死了也不过是死个右派。
他是个相当乐观豁达的人。在我接触过的知识分子中还没有一个像他这般经历了那么多的生死考验，那么多的折磨，居然还会这么乐观。他说到自己每一次的历险就像在诉说别人的故事。他如今已经退居二线，下半年就要退下来了。老伴已经到了杭州养老基地等着他。可是，当他听说最近要有一批人去西藏搞勘探，他就又像当年那样吵着叫着要到西藏去。他对我说，好多年轻人不愿去那里，嫌海拔太高，我想，我一个老头子了，给他们年轻人做个榜样。他们还好意思说不去吗？
这个62岁的上海人，矮敦敦的个子，浑身充满过剩的精力，行动起来相当灵活机敏，年轻人一般。他居然提出和我掰手腕。当然，我没有掰过他。我为此而震惊。我觉得生命对于他简直就是个奇迹。从他的身上怎么也无法找到3次经历死亡的痕迹。更找不到苦难的影子。他能活下来是个奇迹，他活得这么乐观是个奇迹，他活得这么健壮这么年轻更是奇迹。
刘元举的西部情结--《西部生命》(7)
我不能不为之感叹：神奇的柴达木，神奇的生命力。
我听过许多关于骆驼的故事。柴达木的骆驼是柴达木人最亲切的伴侣。
它们一队队行进在茫茫大漠中。那一座座驼峰，排列在一起像大沙漠中生动的波浪起伏向前。勘探队员们靠它们驮水驮粮，如果不是它们的奉献，将会有多少人在进入这片荒芜的盆地时无法生还。人们称它们是沙漠之舟。它们比人类有着更多更大的耐性。可是，有那么一只骆驼因为饥渴一下倒在了滚烫的沙漠中。驼工拼命拖拉，它像一座坍塌的沙丘，立不起来了。驼工知道它是渴的，跟队长请求给它一点水喝。可是，仅有两桶水，那是全队人好几天的水量，每个人嘴上都干裂得淌血却没有一个人舍得去喝桶里的水。只有倒下的人才有资格喝。可是，倒下的是骆驼，不是人，所以，它没有权利喝。驼工再哀求也没有用。当那位驼工含着热泪与瘫倒的伴侣进行生死告别时，那头巨大的骆驼本已无法抬起的头上扬了一下，又沉重地耷拉下来，枯涩的两眼闪着沙漠般的迷惘。年轻的驼工突然动了感情，长跪不起。他与这匹骆驼已经有着难以割舍的情感。队伍要走了，不能因为一匹骆驼而影响行程。于是，有人过来拖他，拖出了一道沙迹。那头已经奄奄一息的骆驼就在这时，突然缓缓地往起站了。它摇摇晃晃，浑身打颤，就像一座没有联接点散了架的木头房子歪歪扭扭地挺了起来。所有的人一下子惊呆了，眼睁睁盯着它一步一打晃地追赶着队伍。
它没走出几步，就像一座板房哗啦一下子散在了地上，那被压着的沙层浮泛起一串沙尘。驼工哭了，勘探队的人也哭了，就连队长也眼圈红了。那头骆驼被掩埋了。这是三十多年前发生的事情，如今，只要一提起那骆驼，人们总说那是一头通人性的骆驼。我想，再过些年，柴达木一定会到处流传关于骆驼的民间传说。传说中的骆驼一定像狐仙蛇仙那么充满灵性。
冷湖是石油人建的第一座城市。也是柴达木的第一座城市。这座城市现在已经没有石油人了。他们一部分去了花土沟，更多的人在敦煌建立了七里镇。冷湖有许多建筑已经破败，显得清冷。当我走进冷湖的那一片坟场，我看到了那么一大片坟莹，我感到一种铺天盖地的凄冷。这里有许多不朽的灵魂。起码可以在民族自强的史册上震古烁今。有著名的地质专家，有正当年华的石油工人，有第一批进柴达木的勘探队开路队长，还有他的妻子——柴达木的第一个女勘探队员。无论生前他们有着怎样的轰轰烈烈，死后，也都一样躺在这里和戈壁滩一同沉默。这是一座很大规模的墓地，我无法数清究竟有多少座。要是放在任何一个城市里，恐怕都得分成几个。
但是，这么大的墓区与周围那么宽阔的空间相比，也仅仅占了小小的一个角落。我在墓地中寻找着一个死去的人。其实，我还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也不知道他是哪方人氏，我只知道他曾经是青海石油局的局长。
青海石油局建立已经40年了。先后上任的局长也不算少。但是，不会有别的局长比他的命运更惨烈。别的局长可以选择提升，可以选择调走，而他则选择了自戕。那是一个是非颠倒的年代，他失去了做人的权利。他可以忍受大戈壁的所有艰难困苦的折磨，却独独忍受不了人格的侮辱。恶劣环境造就人的生命强度，但这种强度太脆了。他是爬到了电线杆上用一根绳子结束了自己。让我震动的是他为什么爬到电线杆上而且挂在顶端的部位。
他为自己选择了一个高度。大戈壁没有比电线杆更高的部位了。我觉得他
不是屈辱的自戕，而是一种高傲的选择。
于是，电线杆在我的眼前总是迭印着一个十字架。局长那低垂的头颅也总让我想到耶稣。事情已经过去二十多年，但每一年的清明，局长的儿子都要千里迢迢赶来为父亲扫墓。
就在我到了七里镇那天，那两个已近中年的儿子又来了。他们和我住在一个招待所，很遗憾我没能与他们交谈。我是很想与他们谈一谈的。我想听听他们对柴达木和对生命的理解。
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生命对于人来说只有一次，这谁都知道。生命的学问是一个最重要的学问，却也是最易忽略的学问。人的生命放在这无边无际的瀚海，实在渺小。再高大坚实的坟冢也经不住风沙的侵蚀。那一片片躺在西部古战场的汉墓群如今也被流沙夷为平地。那些还没有抹平的荒冢也不再像坟莹了，倒是那一片片雅丹地貌的残丘更像陵园。
我执着地在花土沟的油沙山下寻找阿吉老人。那片墓地比较散乱，有的已经迁走，坑的旁边遗留下一顶石油工人的安全帽。这座海拔3000多米的墓场没有什么规划，随便埋。据说是因为生者在选择风水。这么大的地盘选择余地可太大了。那么，阿吉老人选择了什么位置呢？到这里来的人几乎没有不来看看阿吉老人的。有一位上海老教授，拖着一条伤腿在这么散乱的坟地中寻找阿吉。他找不到，却还要找。他走遍了所有的坟冢，终于来到了阿吉老人的面前。
其实，阿吉老人的墓就在坟地的边缘，最挨近路的地方，也是出入最方便的地方。我一步步朝着那座红砖砌成的弧形走去，那时候，四周静极了，我把脚步收得轻一些，再轻一些……
刘元举的西部情结--《西部生命》(8)
4 一种生命现象的诠释
——西部系列
刘元举
通往柴达木的柏油路很是平坦，车子驶过，几乎就没有一点激动可言。
路旁没有树木，没有植被，就连荒丘也远得不着边际。在这种地方开车是不需要技术的，完全可以闭着眼睛跑出去几十公里都不会出事。就是跑到公路外边也没有关系，车子碰不着什么，你就是想去碰撞也没有办法。
公路笔直得不会打弯。最长的直段有６０公里。筑路规定直段最长不得超过４０公里。这是基于安全上的考虑。可是，这里的６０公里直段已经是人为地制造了弯度，要不，可以上百里路不拐弯。
没有弯的公路单调乏味极了。到处都那么空空荡荡，空空荡荡得没有一处风景，也没有什么名胜。在这人迹罕至的地方见不到一个活物。柴达木译成汉语的意思就是盐泽。过分强烈的光照使这里干燥得一片龟裂。那所有的裂缝处都有盐的痕迹。那痕迹在我看来就像是针脚不匀的粗糙的线段，无法将那一片片过密的补丁缝合，反倒使地面更加破碎，更加松散。最能体现柴达木风格的大概要算那片大面积的硭硝层，苍凉清冷，透不出一丝生机。看一眼，就感到渴。其实，车子一驶进柴达木的地界，我就感到嘴唇发干。在这海拔３０００米的高原盆地感到口干，就说明了我对这里不够适应。好在出发时，我把杯子灌满了水。
柴达木最缺的就是水。没有水的地方就不会有生命。四十年前闯进柴达木搞勘探的勇士最能体验到水的重要。水就是命。那些倒下去再也爬不起来的壮士，哪一个不是把咽喉部位抓得一片破烂?在这种干旱地带，最有耐旱力的要算骆驼，可勘探队的骆驼也因为干渴而躺倒了。当第一口油井喷出油，储存到一个油池中时，从来见不到飞禽的石油工人竟意外地发现不知从哪儿飞来几只鸟，一头就扎进了粘稠乌亮的油池子里。它们连挣扎一下都没有，就
凝固了。它们是把油池子当成了湖水。
与我同行的是青海石油局文联的梁主席。他是１９５８年从河北乡下来到柴达木的。他当过工人，当过记者。他经受过太多的艰苦。我发现他有一个本事就是不喝水也不吃水果。这使他的皮肤干燥而枯黄。有人开玩笑说，梁主席有一张柴达木脸。我本想问问他何以戒水戒水果，但他不苟言笑，我不好这么问。只能去揣测。他的本事无疑是柴达木这恶劣的环境造就出来的。但是，现在柴达木的环境好了，他就是喝再多的水吃再多的水果也算不上奢侈。
我们乘坐的是一台日本丰田越野车。以每小时１２０公里的速度飞驰。
进柴达木本来是一件艰苦的事情，但我连颠簸都感受不到就觉得过于顺利了。而过于顺利就过于平淡就没有多大意思。如果不是突然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那么我的柴达木之行就会大为逊色。
当时我已经感到很疲倦了，就将目光从侧面的窗口收回，去瞅一瞅前边。只一眼就发现正前方几十米处，立着一根棍状的东西。由于路面光洁明亮，连个疤痕都没有，所以，突然有个东西就格外醒目。盯住瞅，怎么会是一只鸟呢？这只鸟太奇怪了，它昂首挺立，将其颈项尽其所能地向上拔着，笔挺得像一根立棍。
它迎着我们的车而陡立，那说明它看到或者说知道我们的车近在咫尺，对它生命已然构成威胁。它不用动脑子仅凭条件反射，它也会躲闪汽车的。可是，眼睁睁看着我们的车朝它覆盖过去，它竟然一动不动。很显然，它没有把我们的车放在眼里。对一只小鸟而言，汽车就如同一座大楼，铺天盖地压将下来那就是一种灭顶之灾。可是，它面对这巨大的威胁毫无反应。它是眼睁睁看到我们的车到了近前，依然纹丝不动。
这不禁使我大惊失色。只听说过螳臂挡车，没有听说鸟臂挡车。也就那么一眨眼的功夫，我们的车就从它上方覆压过去。对于它来说一定是经历了那么一种天塌地陷的滋味。车体从它的头上方飞过，车轮没有轧着它。就算轧不着，那么车子带起的那股风也够它呛的。猛一回头，看它，它还是陡立不动。那份孤傲使它显得不可一世。这种专横霸道简直就是一种滑稽。
它显然不怕车。它不怕中国车，居然也不怕日本车。这使我怀疑起它是否是只真鸟。我让司机调回车头去抓这只鸟。等我们车又开到它的面前时它依然那么纹丝不动，根本不把我们放在眼里。我们推开车门跳下去刚要挨近它时，它才轻盈地一闪，而后一张翅膀飞起来。它的翅膀好大，要比它的身子大出几倍。离得近，看得真真切切那两片大羽翼缓慢而沉实地呼扇着，就那么一呼扇，就把面前偌大的一片死寂的荒漠弄得活泛开来。
这又是一个奇迹。这么点的小东西，怎么就能够带动起一大片空间呢？我注意了它飞到哪里，哪里就是一片明亮，就是一片灿烂，那片僵死的硭硝原随着它的翅膀扇动的弧度竟有了生动的起伏。
我一直呆呆地目送它飞向渺远。它飞过之后，就一点生动也没有了。
但是，我仍然沉浸着。一只小鸟带给我的激动竟这般突如其来，竟是这样经久不息。
梁主席并没有像我这般惊奇，他说这是一只野鸭。在柴达木地区有3种野鸭，一种是麻鸭，一种是板鸭，一种就是这种黄鸭。这是一只极普通的黄鸭。梁主席对此不以为然。可是，我认为这是一只神奇的野鸭。我为之震撼得是它这股不怕车的劲头儿。我与梁主席探讨，它为什么要到公路中间来？为什么它不怕被车轧死？梁主席说不清，别人也无法说清。
刘元举的西部情结--《西部生命》(9)
当天傍晚到了花土沟。在花土沟呆了三天，去了北山，也去了油沙山，见到了井架，见到了采油机，也见到了炼油厂。这些东西使荒芜的花土沟充满了人情味道，构成了一处挺热火的风景。梁主席希望我在这里多呆几天，再多看上几眼，我能理解他的心情。因为这里到处都有他的足迹都有他的汗水，那土山上的每一道花纹状的褶子在他眼里都充满着沧桑感。人的经历不同，关注点和兴奋点也自然不同。西部有太多的人文景观，太多的名胜古迹，太多的兴奋点。大批大批的中外远游客涌来，都是慕名而来。去莫高窟去鸣沙山去玉门去阳关去出天马的屋洼池，每一个游人到了这些名胜地都兴奋得溢于言表。我不相信这些人就真的从里往外这般兴奋，就那么有收获。进柴达木之前我就去了这些地方。实在地说，我能够来西部就是为了看看这些个震今烁古的名胜。要是没有这些个名胜我是不会迢迢万里风尘仆仆到这里来的。但是，面对那一处处名胜，我就兴奋不起来。比如游人到了月牙泉几乎没有不留影的，我却被那一圈铁围栏弄得一点也没了情绪。想象中的月牙泉神秘得那是一只神的眼睛。可是，那铁围栏与城市马路上的围栏一模一样，就没有什么可拍照的了。再比如莫高窟。十几年前就神往着，就准备了那么多的激情，看了那么多关于它的书和文章。
可是，到了那里，只能看上3个洞穴。其它洞穴不开。据说，有的重要洞穴，看一眼就得花上１２０元钱。最贵的一个洞穴得４００元。为了对得起这趟远游，我看了十几个洞，在那一天的游人当中，我可以算上看得最细最认真地了。我想努力地发现一点什么，唤起一点什么，更历史一点更哲学一点，可是，我看了差不多一整天，也就是看一看罢了。我看到那个叫王圆禄的道士发现并打开的那一处震动世界的洞穴，我没有像散文家余秋雨那么激动。也没有人家想得那么多那么深。我倒觉得让外国学者拿走了那么多宝贝也是对于中华民族文化的一次弘扬。令我深思的倒是莫高窟的维修。那是日本和香港有钱人投资的。保护人类文化的精神可佳，但我总觉得那一个个铝合金门太现代味了也太商品味了。它与莫高窟不那么谐调。再说阳关。那条大漠中的庑廊太缺少文化气息了，而一些题字的碑文也败坏了我的胃口。何况，那还不一定就是真正的阳关旧址。
名胜不该掺进人为的矫饰，名胜也不需要现代人躁动情绪。名胜也不是现代人附庸风雅的场所。别人激动你不一定就得跟着激动，别人说好你也不一定就得说好。你要学会用自己的心去感受名胜感受风景。否则，就不会有真正的收获。
从柴达木回到敦煌，石油局的领导宴请我。席间，他问我此番之行对什么感受最深，我说了那只野鸭。我是用文学语言渲染了那个场景，效果极好。闻者无不感到稀奇。我说，那只野鸭让我看到了柴达木的魂灵，看到了柴达木的精神。我当时完全是按着我的逻辑诠释这只野鸭的行为。我说它是一种对于生命的张扬和展示，它以渺小向广阔展示，它要向比它更高级的人类展示它的存在价值。它以这种怪异方式完成了一次鸭类的最高境界。它不怕外国车，不躲外国车，那么快的速度它不躲使它具备了崇高的美学意义。我说得党委刘书记哈哈大笑。
事后，我觉得我对野鸭的那种诠释过于矫情。而矫情似乎成了当代文人的通病。特别是当我读了美国人尤金·伯恩斯写得那本《野生动物的性生活》之后，我对这只野鸭的壮举有了一种新的诠释。这本书的作者花了30年的时间，研究了3000多个种类的野生动物的生态，而这本书在我国图书馆的特藏室里也沉睡了30年。伯恩斯认为动物处在性兴奋期时，其情绪上的巨大变化会突然出现。原已建立的习惯被打破了，性格变化了。最胆小最内向的野生动物也可能变成一只危险的野兽。他举例说，一只处于性兴奋期的公野牛竟然跟一架扫雪机在公路上争抢路面；一只最温顺的斑纹鼬性兴奋时竟敢用鼻子去拱一只巨大的灰熊。而一只被性兴奋驱使的雄獾竟敢面对一辆开来的汽车，结果迫使司机把车停下，退回去，绕开它。处在淫欲时的雄性野生哺乳动物，甚至会向人类的女性主动做出性交的表示，有的可以把女孩子追得无处躲藏。伯恩斯所举得这些例子都是哺乳动物，野鸭不是哺乳动物，但它的壮举显然也是可以用性兴奋来解释的。尤其难忘的是它那尽量上拔的棍状颈项，它是一种雄性的展示，雄性的张扬。
它那时一定为找不到一个异性而倍受折磨。如果我们车上有一个女性下车抓它，我想它是不会躲闪不会飞走的。
这一个例子可以使伯恩斯对哺乳动物领域性兴奋的认识扩展到非哺乳动物中。
由这只野鸭的性宣言，使我对柴达木有着更深的认识。这个地方不仅缺水而且缺性。作为生命，水和性都很重要。少了哪一个都会痛苦不堪的。
鸟类在柴达木作出了性的牺牲，而人类在柴达木所作出的性的牺牲又有多么巨大！石油人在这里生活了４０年啊！四十年前，来这里的都是一些阳气旺盛的年轻人，这些个小伙子也不过２０郎当岁。我们的作家何曾真正关注过他们的生活!
青海有位青年作家在5年的时间一气写了5部长篇。5部长篇有着同一个母题，那就是荒原与性。他在一本叫作《天荒》的长篇中写到了年轻的石油工人。他们争抢着爬上数百米高的井架，为了争看一眼远处的女人，结果把井架压倒了，几个小伙子摔得粉身碎骨。还有个小伙子用彩色的石块摆出一个女人的形体，进行一种自戕式发泄。小说毕竟是虚构的，不必考证真伪。而石油作家肖复华给我讲的他的一位令他敬重的师傅因为性而杀人的故事，让我怦然心动。那位师傅逃走后是他带着人把师傅抓到的。
刘元举的西部情结--《西部生命》(10)
那时候，他还过于年轻。肖复华是位有出息的石油作家。他写了好多东西，多次获奖。但是，他写他那位师傅的小说最让我震动。
我们的时代在走向真实，我们的作家也在走向真实。我们过去太热烈于崇高与神圣了，我们写文章使用这些字眼时，缺乏必要的严肃和严谨。
这不仅是一种从众意识，也是一种媚俗。生命的方式不能托举到一种虚妄的高度。那种高度代替不了本来的规律和属性。但是，人类毕竟不能满足于一种动物的真实。他们渴望着神圣，当他们感到自身神圣不起来时就将希望寄托到神的身上。神可以是泥胎也可以是油画，但必须要做得精致。
人去造神是一种需要，也是一种对于自身的绝望。我也曾有过虚妄，虚妄得要上天；我也有过实在，实在得要入地。上天也好，入地也罢，都不是对于生命的一种真正感悟。
西部的历史太长，西部的千佛洞太多，西部的生命被西部的历史和西部的神ND538快淹没了。我无疑去褒贬什么，但是，那只野鸭构成了一幅柴达木的风景，什么时候只要一提到柴达木，我的眼前就会生动地再现那只棍状的颈项。像一个小小的“！”兀立荒原。
5 悟 沙
刘元举
作为远游客，我充满兴致地行进在茫茫戈壁茫茫荒漠茫茫瀚海。我被满目的新奇地貌刺激得无法安宁。我在感受亿万年前地壳运动的恢宏壮阔之势：印支板块与欧亚板块的撞击，震旦系和下古生界的沉积，喜马拉雅和青藏高原的崛起，那种挤压那种扭曲那种搏杀疯狂得居然迫使巍峨的昆仑山移动了５００公里，居然使得一片汪洋干涸成一副无奈的愁容。忧愁的褶子越聚越多，已堆向天边。西部的语言就是这些褶子，它写满苦难，写满沧桑，谁到这里来也得陷落其中无法走出。我只能从这些褶子中去解读戈壁，解读荒漠，解读柴达木。就在我读出一片博大精深的苦难之时，我发现了另一种语言。那就是黄沙。
一、看沙是沙
西部缺水，西部不缺沙。在西部百里见不到水，一步就能见到沙。
西部的沙子细小，绵软，有着水的柔性。在荒漠中到处流淌，那上边的纹络也像水的波纹。捧在手里会从指缝间渗漏。沙子还可以当水用。当年，第一批进入柴达木腹地的勘探队员为了节省水，就用沙子洗衣服洗鞋垫，毛巾干硬得像挫刀，经沙子一洗，一揉，就会柔软似绵。但是，沙子毕竟不是水。
沙子还可以当被盖，用以遮挡风寒。50年代有一位地质工作者在柴达木搞追层测量，迷失方向，与接应的人失去联系。白天沙漠滚烫，蒸烤得光着脊梁往出冒油，一到夜晚，整个荒漠都在发抖。他要不是钻进沙子里边过夜恐怕就得冻坏。但是，沙子毕竟不如被子舒服。
沙子还有一种医疗作用。在西部有好几处沙疗疗养院。利用曝热的沙子治疗风湿、关节、胃病以及许多老年性疾病。许多患者到这里治好了疾病，但也有没治好的。没治好的意识到，沙子毕竟不能取代医疗器械。
西部的荒漠太大，这给沙子提供了太多的表现机会。在别的地方沙子过于规矩成不了大气候，那是由于它总是受到水的压抑。而它们在西部一旦摆脱了水，它们就会纵横捭阖，所向披靡。这是些浪子，随意性极强，只要心情舒畅，它们就哪都想去哪都敢去。这是些狂躁的暴徒，破坏意识极强，动辄就对周围发动进攻。数亿年来，它们进行过亿万次的破坏性侵袭，把个严肃神圣、伟岸如铁的泥岩山体，弄得伤痕累累一片残缺。我们常常感叹于滴水穿崖的耐性，而流沙对于泥岩层对于整个大漠的削损不是更具耐性吗？
黄沙在西部是一种丰富的语汇。它以不懈的努力去说服那些忧愁的褶子。它们打破了亿万年的寂寞，为大漠注入了生气和活力。它们甚至改变了那些永远痛苦的泥岩土丘，使其变了副模样。我在通往柴达木途中写下这样一段文字：
路旁不断有荒丘迎来。荒丘的颜色酷似虎皮，当地人称虎皮岩。虎皮岩被黄沙半遮半掩，一个个虎脑袋从沙幔中拱出来。虎脑袋有大有小，排列整齐，有的脑门上还能看清王字纹。
奇妙极了。这一排虎脑袋过去后，又迎来一排虎爪。虎爪筋脉丰盈壮硕、骨胳坚实粗蛮，透出一种骄横的动势，把黄沙踢腾撕扯出网状的窟窿。没有黄沙就不会有这些个虎脑袋虎爪，就是有了也不会排列得这般栩栩如生。黄沙把单调的大戈壁搞得活泛开来。它们过分热情地扑向过分冷漠的荒丘，不管人家愿不愿意，就去亲吻就去拥抱，热烈疯狂，缱绻缠绵，完全是一种自己的方式。它们终于感动了荒丘感动了辽阔的戈壁滩。如果没有黄沙，这里将会是怎样的死寂？
我坚信，读懂了沙子就读懂了西部，读懂了柴达木。
二、看沙不是沙
我把黄沙视作西部的语言，我陶醉于我的发现，我把它渲染得绚丽多姿，魅力无边。可是，柴达木人却不以为然。他们并不喜欢黄沙，甚至对黄沙充满敌视。即便搞艺术搞文学的人听了我对黄沙的激赏也不敢苟同。我与一位搞摄影的年轻人同行，我们一路上谈得很多。他带了好几台相机，100多个胶卷，一个专业味道极浓的皮箱，外加一个皮包。可谓全副武装。他的这套器械在整个柴达木也是最精良的。他到花土沟是为了给中国石油杂志提供摄影作品。他要住下来，照风景，也照人物。他在路上对所有的景色都不感兴趣。他告诉我最美的是尕斯库勒湖，是昆仑山的雪景。他说他到花土沟来过好几次都是天公不作美，没有拍成好作品。这一次，他说要托我的福。
刘元举的西部情结--《西部生命》(11)
花土沟位于柴达木的最西部。一位石油作家把这里称为西部之西。这里应该算作柴达木最荒凉之处，如今这里成了柴达木最热闹的处所。这里有丰富的石油资源也有丰富的黄沙。
这里的黄沙对我可真够热情了，热情得使我无法忍受。
那是第二天的午饭后，我与年轻的摄影记者在房间里聊天。我们决定下午就去尕斯库勒湖拍照。他一边听我侃，一边整理着相机。我先是觉得嗓子发痒，干咳几声，愈发痒得厉害。我就以为是烟呛的。我问他，哪儿来的烟这么呛人？他抬头朝窗外一看，叫了声“坏了”。
窗外，一片浑黄的浓烟成了弥天大雾，吞没了所有的景物。电线杆子看不见了，楼群看不见了，仿佛世界一下子就到了末日。我扑到窗前，被这弥天大雾弄得十分新奇。大雾中偶尔闪出行人。行人全然没了立体感，影影绰绰，薄如纸片。我这时候全然没有意识到这是黄沙而不是大雾。黄沙怎么可以像雾呢？
我感到屋子里更呛了，呛得我不能张口，连喘息都困难。窗台上已经积了一层黄沙，桌面上，地面上也积了一层黄沙。所有的窗户都是双层，都关严实了，这黄沙怎么会挤进来呢？
摄影记者无比沮丧地装起相机，倒在床上蒙头睡大觉了。这种天气只能蒙头大睡。可是，我怎么也睡不着。沙子在屋子里弥漫飞扬，躲进被子里上不来气儿，露出脑袋更被黄沙呛得窒息。路上所有的好心绪一下子就被破坏了，这才明白为什么生活在这里的人不喜欢黄沙。黄沙真不是个东西！
刮黄沙时，就没有人上街了，也没有人吃饭。没有办法做饭，也就没有办法吃。我们非常艰难地把车开到街上，竟然找不到一处可以吃饭的地方。在这样的日子里，你就是花多少钱也找不着个吃饭的地方，遇到这种天气，你就会觉得腰包揣多少钱也没有用。密封极严实的日本车里边也照样钻进了黄沙。这叫做无孔也入。
回到住地，推开门，水泥地面已经成了沙漠，踩在上面挺软乎，还能留下挺深的脚印。
书也看不了，话也说不了，觉也睡不了，什么也干不了，这样下去岂不把人活活折煞？
年轻记者躺在床上讥讽我：“作家先生，黄沙对你多热情？我这是托你的福啊！”
整整一夜没有入睡。真倒霉，那天晚上，表也停了。我不知道时间，怎么也盼不到天亮，真是漫漫长夜！
世界被黄沙折腾得烦躁不安。躺不住，坐不了，心烦意乱，抓心挠肝。这是什么鬼地方。
怪不得有位领导来到这里说了一句石油工人爱听的话：在这里别说干活为国家作贡献，就是什么不干在这里呆上两天也该表扬。我本来决定在花土沟呆上一周，可是，我呆不下去了，巴不得风沙马上停下来，我立马就离开。
我啼听着窗外的呼号。什么时候能停下来呢？据说春天这里风沙一起，常常就要刮个痛快。一痛快就是三五天。最多一次刮了整整一周。这一周人们被困在床上吃不了，喝不了，带着口罩还不行，还往呼吸道里进沙子，就又在口罩上边加上一条湿毛巾。沙子倒是挡住了，可那不得把人憋死？
柴达木的风沙太可怕了，我真担心刮上一周。天亮了，风算是煞住了，可是天空依然不透明。那黄沙不肯从上面往下落。还是瞧不见昆仑山，还是望不到尕斯库勒湖。摄影记者一筹莫展。“对不起，拜拜！”
我们上路了，他留下向我招手。我祝福他等来一个透亮的好天气。其实，我也在默默地为我自己祝福。天气一直不开晴，会不会在我们行至半路时再刮起大风沙？只要风沙一起我们的车就别想开了，走到哪儿都得停。司机告诉我，有一次行车途中赶上大风沙。停下来等了一天一夜，风沙消停后下车一看，傻眼了，车的侧面大半个身子被削损得有皮没有毛了。
那是一台新车啊！司机心痛地强调。
由赞美黄沙到厌恶黄沙；由害怕黄沙到逃避黄沙，这是一个我所亲历的情感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环绕柴达木一圈。谢天谢地，风沙没有力气追逐我们的丰田越野车。不是它不想追而是它追不上。倒是我们的车轮把带起的串串黄沙抛在身后。回望那一团团无可奈何的黄沙，我觉得我夸大了它的存在价值。我把它看得过于强大。其实，它们只不过是受风的操纵，让它们躺，它们就得倒，倒的姿势都得由风来决定；叫它们起来，它们就不能趴着，没有一点商量余地；让它们安静它们才能安静，让它们疯狂它们就得疯狂。它们的喜怒哀乐全然不受自己的支配，它们没有自己的原则。
它的形象是一种风的外化，它的纹络从来就不曾是它自己的，在水下是属于水的，离开水，就属于风了。
三、看沙还是沙
回到敦煌，住在石油局的招待所。没有特点的建筑，没有特点的装修，没有特点的服务，算是隔绝了有特点的世界。招待所是在大道边。大道上光光亮亮，没有黄沙；招待所大院铺着柏油，平平展展，也没有黄沙；招待所从走廊到房间，铺着地毯，更是不见黄沙。黄沙到了哪里？
那是春日里一个极好的日子，我在极好的阳光底下，仰望着感觉极好的鸣沙山。
我满眼都是灿烂都是辉煌。从上到下辉煌，从左到右灿烂，辉煌和灿烂在这里没有什么区别。沙山的斜坡很是舒缓，牛毛般光泽细软，而线条清晰有如刀刃般的山脊无论直线还是弧度，都高贵得不可企及。居然有人踩在上面行进。人一到了那上边就渺小如蚁。一个人是一只蚂蚁，一队人就是一串蚂蚁。
刘元举的西部情结--《西部生命》(12)
一粒黄沙，被人看得渺小，那是天经地义，而人被沙山的山脊线显得如此卑琐渺小则令我无比新奇。我简直无法相信，这么伟岸的沙山全都是细如牛毛的黄沙堆成。沙子的属性原本就是松散的，是没有凝聚力的，比如我们常说的一盘散沙。在我生活的东北，无论城市还是乡村，所有的沙子都是松散的。因为松散而任人宰割，因为松散而过于低贱，因为松散而形不成气候，更形不成风景。但是，在这里我看到的沙子却具有着伟大的魅力。这种伟大魅力是来自一种群体意识。它足以震动天地万物，更能够震动人类。
然而，古往今来，多少名人志士光顾这里，他们无不为鸣沙山的奇观而震动。早在魏晋的《西河旧事》中就有记载：“沙州，天气晴明，即有沙鸣，闻于城内。人游沙山，结侣少，或未游即生怖惧，莫敢前。”唐时的《元和郡县志》中记载：“鸣沙山一名神山，在县南七里，其山积沙为之，峰峦危峭，逾于石山，四周皆为沙垄，背有如刀刃，人登之即鸣，随足颓落，经宿吹风，辄复如旧。”五代的《敦煌录》云：“鸣沙山去州十里。其山东西八十里，南北四十里，高处五百尺，悉纯沙聚起。此山神异，峰如削成。”更神异得是沙山的鸣响：“盛夏自鸣”“声震数十里”。鸣沙山过去叫沙角山、神沙山，后来改为鸣沙山。这说明人们更感兴趣的是它的鸣响。它的鸣响已成为千古之谜。可是，至今，也没有对它的鸣响作出统一的解释。现代人用科学去探究，得出四种观点：一为静电发声说。认为鸣沙山沙粒在人力和风力的作用下向下流泻时，含有石英晶体的沙粒相互磨擦产生静电，静电放电即发出声响。众声汇集而成大声。二为摩擦发声说。认为鸣沙山在天气炎热时，沙粒特别干燥而且温度很高，稍有磨擦，即可发出爆裂声，众声集合便轰轰隆隆，震荡不已。三为共鸣放大说。认为鸣沙山群峰之间形成的豁谷是天然的共鸣箱，沙流下泻时的发声在共鸣箱中共鸣放大，以致于形成巨大的声响。四为大环境回声震荡说。此说认为鸣沙山周围有一个“回声震荡箱”。这个震荡箱包括山凹，建筑物，以及附近的村庄和林带。我对所有的这些个说道均不以为然。我觉得这些解释对于鸣沙山毫无意义。
鸣沙山已经形成３０００多年。３０００多年中，它不停地鸣叫，对大自然鸣叫，对人类社会鸣叫。大自然听不懂，人类社会也无法听懂。数千年来，它就这么鸣叫着。它的声音越来越嘶哑越来越沉郁，也越来越深刻。那是一种高亢的宣言也是一种悲愤的倾诉，很遗憾，古往今来，我们的大自然没有听懂。要是听懂了，就不会有那么多那么深的断裂，就不会有那么散那么孤寂的荒丘；可惜我们的民族也没有听懂。要是听懂了，这里就不会有过那么多的战乱，那么多的荒冢，那么多那么多的伤口，在流血，一直流着……
我固执地按着自己的逻辑解释它这生生不息的鸣叫。也许这很牵强，但是，很有意义。
古往今来，那么多的文人墨客倾听过它的呼叫，而如此感悟者，非我莫属。实为幸哉！
7 花 土 沟
——柴达木系列
刘元举
对于我们许多人来说，柴达木是一个陌生而高远的地处。3000公尺的海拔，年降水量不足２００毫米而年蒸发量却是２０００～３０００毫米，是全世界蒸发量最大的地区之一，而它的年日照时数最高可达３６０２小时，超过“日光城”拉萨和藏南的定日，居全国之首。加之每年春秋两季那惊天动地的大风沙，使它的环境糟糕透顶。别说常年累月生活在这里，工作在这里，你就是到这里呆上两天，什么不用干，也绝非是件容易的事。
茫崖就是花土沟柴达木
最苦的地方首推花土沟。花土沟在柴达木的最西端。它紧挨着新疆，从地图上看，再往西迈出一步就是米兰古城，就是楼兰古城。地图上把这个地方叫做茫崖。石油人给这里取名为花土沟。顾名思议，这里的泥岩地貌呈花纹状的沟沟岔岔，有一片土山就有一片花纹沟，到处都是土山就到处都是花纹沟。这里是青海石油局的前线指挥部。指挥部设在市中心的位置。有楼房有院落。还有那种挺讲究的月亮门。站在这儿就像站在我家的那一片居民小区。想象中的指挥部是些简陋的小矮房子，没有规整的院落，就是有墙也是那种歪歪扭扭的土坯墙。或许我来此之前，耳闻得艰苦太多，我把这里想象得过于荒凉。我怎么也没有想到这里是一座城市。
这里有像模像样的街道，像模像样的商店，像模像样的招待所。就连街上走着的女孩子也穿得像模像样。随着步态而摆动的裙子和谐流畅，而那披肩秀发更能体现城市的柔情。
这使我怀疑自己是不是真正到了花土沟。我感觉走在花土沟的街道上与走在沈阳的街上没有多大的不同。只不过人少了一点，车少了一点。再一点不同就是这里时差与沈阳晚3个小时左右。
在沈阳这时候已经进入了夜晚，可这里依然有着明晃晃的光照。
陪同我来的是青海石油局的文联主席，还有一位新闻干事。文联主席是老同志，其实也不过50岁。但是，花土沟没有老年人，50岁的人在这里就是老大爷。新闻干事是位30来岁的北京人。他的父母都是当年从部队上下来到了柴达木的。那时候，他留在北京姥姥家。
刘元举的西部情结--《西部生命》(13)
中学毕业他来了柴达木。几年前，父母退休回到北京而把他扔在了柴达木。我说他是被父母抛弃了两次。我问他为什么不回北京，他想了想说，回去已经不适应了。
适应柴达木的人已无法适应城市。而作为一个从小生活在北京的年轻人，是怎样适应了柴达木呢？
我们第一站到了电视台。花土沟的电视台较之城市的电视台多少有那么点土气。这是指那些土色的平房而言。但是，这里工作的记者和编辑一点也不比我们城市的电视台工作者土气。我们到的那一天正好是三八妇女节，电视台里找不到人，都到酒店去过妇女节了。我们借着妇女的光也赶到了酒店。柴达木人没有不能喝酒的，他们对人的全部热情也表现在劝酒上。尤其他们听说我是只东北虎，就更是频频举杯。电视台总共有五个人。播音员一人，记者编辑二人，司机一人，台长一人。除了台长外，其余人都是轮换着。短则半年，长则一年。
台长很热情，看上去有40岁，其实，他才35岁。整个酒桌上除了文联主席，还没有一个人比我年龄大。席间，我问过台长想不想离开这里。他很诚实地说当然想了，可是，他继而又摇了摇头。他妻子是税务所的所长，工作干得相当出色。台长说难就难在妻子的工作调动。他们的孩子已经上了三年级。谈到孩子，话题就更显得沉了。这个地方就是再像城市，教学质量也是可想而知了。在城市孩子的出路是读书，在这里，除了读书还有什么盼头？他们对孩子考大学的愿望肯定不比我们城里的家长差。那天的酒喝得不好，一方面是我不会喝酒使台长他们喝不出情绪，二来，我们谈到孩子，把话题弄得过于沉重了。这使我晚上失眠时，一合计起来就后悔不已。我从来不失眠可在这里我却天天失眠。失眠是一种不适应的反应。但更让我不适应的是一场大风沙。这场大风沙把花土沟的真相暴露无遗。
风沙是从下午开始刮的。人躲在屋子里也躲不过风沙。风沙无孔不入，再严实的窗户也没有用。你没有办法说话，一张嘴，就呛得慌。沙子呛嗓子的滋味胜过浓烟。从窗户往外看，那一片遮天蔽日的浑黄就像经久不散的浓烟，浓得厚实浓得没有缝。楼房被吞没了，街道被吞没了，茫崖镇被吞没得没有了一点影儿。我想到邮局发信，邮局关门；我想去打长途电话，电话线被刮坏无法接通，我们想出去吃饭可没有一处饭店开门没有一户人家生火。幸亏我们有车，在茫茫风沙中开亮车灯小心翼翼地行驶，那车速还没有老牛车快。偶尔碰见一个行人，那行人明明距你很近很近，可浑黄得就像离你挺遥远，没有立体感，薄得就像一张纸的剪影，也没有行走感，就像悬起来悠荡。居然还有人骑自行车，人与车子都像印在纸上。令我最震惊的是大风沙刮过来一个小学生。看不出他穿什么颜色的衣服，也看不清他是否戴着红领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