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罕见的屯堡奇观(1) .9

这一住下来，就整整地修改了两年半的时间。起先是住在家里改，后来因家里干扰大，搬进了打浦桥科技出版社后院的作者宿舍。

这是一幢门字形的老式楼房。宿舍供应热水，食堂就在后面花园里，很方便。就是在这里，我和江西回来的知青小鲍一起，度过了两年难以忘怀的日子。

这正是十年动乱的最后两年，尘世间纷纷扰扰，马路上高音喇叭的喧叫和公共汽车的刹车声，不时地越过高墙传进来。一无所有的我却在这里潜心阅读，修改稿子。更为重要的，是在老谢指点下，在阅读和改稿的实践中，摸索创作规律，学习着把我们感受过的生活落在稿面上，一步步找到了适合于自己的表达方式。也是在这样的日子里，我和老谢之间建立起了深长的友谊，真正走上了文学之路。

《孽债》和老谢(2)

记得，刚在作者宿舍住下来，老谢就替我们几个插队知青的作者办了一张借书卡。凭这借书卡，可以从资料室里借阅当时在社会上根本不见踪影的书籍。他常对我们说，一边修改作品，一边借阅一些名著，可以从中汲取养料。我说好多书过去读过，他说今天再读，体会是不一样的。我的心里很急，心思不在读书上，急于想针对提出的意见作全面的修改。老谢却不让我们马上动笔，他让我和合作的小鲍先静心坐下来，共同提出一个修改的提纲。当提纲初见眉目之后，他几乎每天下午从绍兴路的办公室步行到打浦桥来，对我们的提纲提出种

种问题，从总体构思、主题、章与章之间的衔接，一直谈到每章的写法，入笔的角度，各章如何用不同的方式收笔，乃至细节改造和运用等等等等，迫使我们往深处去思考、去商量。那时候，我和小鲍都有些不习惯这种方式，与其说是没有耐心，不如说是实际情况逼的。记得小鲍即将分配到街道工厂去上班，而我呢，没有工资收入不说，虽然请了假，到上海改稿，贵州农村由于粮食紧张，不在生产队劳动的人当然不可能给口粮，心里更是焦急万分的。

老谢了解到这种情况以后，一方面给我们办理误工补贴手续，一方面又把自己家里节省下来的粮票送我。当时看过我们稿子的老编辑李济生，后来任少年儿童出版社社长的陈向明同志，听说了我的情况，都曾把自家省下的粮票送给我。误工补贴是依据我所在生产队的具体工值计算的，那两年我插队的那个贵州砂锅寨，每个劳动日值是四角，一年到头算三百天，也只一百二十元钱。现在说起来，有点像写回忆对比文章似的了，但当初，我正是依靠这点误工补贴和出版社几位老编辑轮流给我凑粮票，及家庭的支持，逐渐把心安下来，把全部心思用在改稿和写作上的。

由于提纲写得细，总体结构得比较合理稳固，到进入真正写作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尝到了甜头。尽管每一章的初稿都付出了辛勤的劳动，有时难免返工；却没有在结构上出现过大动的现象。老谢呢，对我们写出的每一章稿子，都进行细致详尽的审读，要是感到不行，他就及时地给我们提出来，重新写；要是觉得还可以写得更好，他就让我们在原稿上进行修改润饰；要是他觉得大致满意，便直接拿起红笔，在稿纸上具体编改起来。编改完以后，他又让我们细细看一遍。有时，我们的稿面很干净。但有时候，稿面上红杠杠、红道道纵横交错，像一张作战地图。遇到这种情况，他就让我们坐下来，具体商谈为何写得不够理想的原因，同时讲一些对话、细节、景物、段落部署的要领。我常常对小鲍说，对我们俩来讲，在作者宿舍的两年，就是出版社和编辑老师悉心培养我们的两年；我们虽然没有进入大学，但这两年比在大学文科读书收获还要大。现在讲起来似乎很简单，但是几十万字的一本书，逐字逐句地编改、润饰，劳动量真是相当大的。

从听取我们的提纲开始，到小说的全部定稿，两年多的时间里，只要没有会议和社会活动，老谢天天下午都到作者宿舍来，从午后的一二点钟，一直忙碌到晚上九十点钟回家。我的家在市中心，坐17路电车走，老谢与小鲍家住得较近，他俩就结伴步行，走四十分钟路回去。相处日子久了，我们对老谢逐渐熟悉了，那时候老谢的爱人在黑龙江，他的两个女儿都在读书，他没有家庭的拖累，却也没有时间过问女儿的学习。他是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到了培养我们这些年轻的很不成熟的作者身上了。老谢对我们呢，也开始熟悉起来。他不但晓得我和小鲍在创作上各自的短处和长处，而且还知道小鲍和我各自不同的性格和脾气；当时黑龙江知青张抗抗也在修改她的长篇小说《分界线》，由老谢当责任编辑。作者宿舍里还住着另外一些从农场来的改稿者，像孙颙、杨代藩、王周生等等。他便经常针对我们几位知青作者各自的弱点、缺点和优势，要我们取长补短，互相学习，不仅仅是在创作上，而且在为人处世上。他常对小鲍和我讲，学习创作，眼光要放得远一些，你们都有各自的生活积累，不要盯在眼前这一本书上，以后你们还要好好地写呢！所以现在更要将基本功练得扎实一些，基础牢固一些，力争将来写大作品。当时社会上，流传着很多小道消息，不时发生着一些奇怪的事件，从偏远山乡回到上海的我们，和所有的插队知青一样对此牢骚满腹，也常常互相打听传播些小道新闻。在花园里散步，在晚饭后闲聊，我们不由得会讲起这些话题，有时不免表示出对祖国命运的忧愤，怪话也不少。我们不知道老谢对这些事是啥看法，但我们决没因为他是长者，是出版社编辑，是我们的老师而对他有所隐瞒。老谢只是听我们讲，往往不说什么话，也不明确表态。到了1976年的春天，好像是4月份，《文汇报》上发表了一篇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文章，老谢把报纸拿进我们的宿舍，指着那篇攻击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文章，手击着桌子，表示了极大的义愤。我们这才恍然大悟，原来老谢和我们这些年轻人的心是相通的。

在作者宿舍里，还有不少值得一提的趣事。

其一是打乒乓球。每天午饭晚饭后，我们仨总要到乒乓室去打半个小时的乒乓，冬夏春秋，风雨无阻。我和小鲍的球艺都不行，最初的时候，常常以悬殊比分败在老谢手下。可到了定稿的那几个月里，我们不但在创作上有了长进，乒乓球水平也有了大幅度提高，几乎可以同老谢对垒了。

《孽债》和老谢(3)

其二是吃点心。老谢微胖，每顿饭仅吃二两，菜肴也要得不多。到了午后三四点钟，他总要跑到街上去买些点心进来，小笼包子、锅贴、煎饼等，拿进来让我们分而食之。

一晃十多年过去了。所有这一切都变成了往事。我也由一个小青年逐渐步入中年，而且重又回到上海，在作家协会工作。

上班没几天，老谢就来看我，问我写了什么新作没有？

我告诉他，刚上班，事情多，对上海作协很不熟悉，况且生活还没安定下来，妻儿在岳母家住，我住在自己母亲身边，没时间写东西。他又问我，回来之前写了一些什么？他是我的老师，我就据实相告，我写了一部叫《孽债》的长篇小说，但是只写到一半，拿不出手的。

他说：“我看看。”

稿子就放在我办公室的抽屉里。我取出来交给他。

三天以后，他打来电话说：“稿子可以用。先以中篇小说的样式发表。后面的写出来，再注明是长篇。”

过程就是这么简单。《孽债》在没写完全篇的情况下发表出来，第一功是老谢的。也正因为发表了上半部分，有了一定的社会影响，才督促着我，尽快地把下半部分写出来。

就让我以这篇回忆性的文字，作为对老谢逝世一周年的纪念罢。

（2001年5月）

《孽债》和另一位责编(1)

1992年早春，我赴京参加七届四次全国人代会。会议期间，《人民文学》的老编辑王扶来看我，并向我约稿。我告诉她，近期没有写出中、短篇小说。她即问我，那么你在写什么长篇小说。我心想她是杂志编辑（后任《人民文学》副主编），不会要长篇，于是便坦然相告，我在写作一部叫《孽债》的长篇小说。刚完成上半部分，正在考虑下半部分的创作。

这本书写些什么？她完全是用聊天的口吻问我。

我三言两语把《孽债》的故事讲了。

不料她郑重其事地向我约这部书稿，同时说明，她是受江苏文艺出版社委托，代他们约的，希望我不要推诿。

我和王扶是老朋友了，早在新时期文学蓬蓬勃勃发展的1978—1979年，就在北京相识。在贵州工作时，只要她从北京到贵州来组稿，她总还专程来我家或我工作的编辑部坐一坐。她如此认真为他人作嫁衣，使我感动。回上海以后，我就把先在《小说界》杂志发表的《孽债》上半部分寄了过去。大约一个月以后，我接到过她的一个电话。她说这本书是一定要出的，她已把杂志给江苏文艺出版社寄去，希望我把写完的《孽债》下半部分，尽快复印出来。

没多久，我上班的作协办公室走进一位年长我几岁的中年人。他说他姓周，叫周鸿铸，是江苏文艺出版社的编辑，专程出差来上海，取《孽债》下半部分的书稿。

初次相识，我对他说，上半部分我是寄给北京的王扶的，她也催过我，但她没说要把稿子直接交你。

他说读完上半部分，社里已决定尽快出书，故而特派他前来上海，不要把稿子再寄来寄去了。

我想这也很有道理，但作为朋友，我总得给王扶打个招呼。

于是就在办公室给北京打电话。中午时分，第三个电话打过去，总算在家里把王扶找到了。她很爽快，一口答应让我把稿子交给老周。

周鸿铸拿了书稿，一点也没耽搁，匆匆就赶回南京去了。

一个多星期之后，他给我来了信，说书稿他已全部读完，这是一部好稿子，相信社里的领导也都会这么认为，待他们看完，他就会把出书合同什么的，一起给我寄来。让我吃惊的是，他以十分肯定的语气写道：这本书出版以后，一定会有影响，并且不是在这里，就是在那里会获奖。

我想这话我自己是不敢说的。

但我仍十分高兴他能对我的书稿说这样的话。

从这以后，我就和《孽债》单行本的责任编辑开始了正式的交往。

屈指算来，《孽债》是我正式出版的第三十本书了。每本书有一个责任编辑，我和老老少少、男男女女的各种性格的责任编辑，都打过不少交道了。

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孽债》在编辑、发排、设计封面、校对的过程中，我不断地收到老周来信或是来电。每次有信息传来，他都是极为细微地告知我这本书在出版过程中的进度。进而就针对我书稿中写到的西南风情，生僻的字眼，以及口语作进一步的探讨。让我深为感动的是，有时候为了一字或字眼，他会翻查几种字典和辞典，然后在电话里一一把几种解释讲给我听，最后和我商量着，确定该用哪一个词。当书稿制版印刷时，他对我说，他敢保证这本书是不会有一丁点差错的。我想如果他没有为书稿付出大量的心血，是决不会这么说的。几年以后，《孽债》出现了大量的盗版本，里面错别字连篇，标点符号乱点，老周气得话都讲不出来，一再地说，抓到了盗版者一定要绳之以法，绳之以法。那年南京判决了一个盗版者，他高兴地把刊有审判盗版者的报纸给我寄了来。

《孽债》要正式印刷了，初版印数是二万册。在1992年长篇小说印数处于低迷时期，有这样的征订数已经不错了。他却在电话里给我说，远远不够，不够。过了半年，果然又印了一万册……

读者诸君可以看出，在频繁的书信往来和电话交谈中，我们已经逐渐地熟悉起来。1994年秋天，当他得知我在写作一部新的长篇小说《眩目的云彩》时，几次打来电话，让我继续把书稿交给他，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而且他说，在出版之际，他们会为之宣传。第二年秋，《眩目的云彩》在“十一”前夕推出了，第一次就印了五万册。

由于整整地当了十年知青，根据知青生涯的深切体验和亲历，我写下了六部和知识青年有关的长篇小说。我很想把这六部书集中起来，统一格式、统一装帧设计推出。当我把这一想法和几个出版社商谈时，几家出版社都怕旧作重印，销路不佳，造成谁都不愿看到的亏损。而当我把这一想法给老周说时，他从一开始就表示积极支持，但他又说也得从实际出发，了解一下市场的情况。经他和社里同志商量，并作了预测以后，修订了我的想法，先出版三部改编为电视剧并有广泛影响的代表作。于是乎，《蹉跎岁月》、《家教》、《孽债》三部书，作为“叶辛代表作系列”推出。1994年秋天书稿发排，1995年春季书印出来时，恰逢《孽债》电视连续剧在全国各地播出并引起轰动，代表作系列三卷本一印再印，共印出六万套，仍供不应求。这一次，老周又不失时机地代表出版社主动给我打来电话，说由于《孽债》的轰动效应，书印出20多万册，三卷本又取得成功，经他和社里领导商定，决定给我出版10卷本的《叶辛文集》。

《孽债》和另一位责编(2)

这消息于我无疑是天大的喜讯。一个作家，还有比出版10卷本的文集更高兴的事吗？

于是我专程去了一趟南京，和出版社签订了出版《叶辛文集》的合同，和老周一卷一卷地拟订了文集的具体内容。回上海以后的那些天里，我天天夜里重读和修订近二十年来陆陆续续出版的那些作品，从近30本书稿中编选出一套文集来。白天要上班，晚上常常工作到下半夜，连续几个月时间，我自己都奇怪身体竟然也挺过来了。

一年之后，10卷本的《叶辛文集》印了1．3万套，正式出版了。除了大众化的平装本，还印了精装本，红、白两色的豪华珍藏本。凡是看到书的人，都说这书出得精美漂亮。老周告诉我，为了保证书的质量，他除了自己埋头校改、跑印刷厂、叮嘱美编之外，还发动自己的老伴老杨同志（也是一位编辑），和他一道来看校样。两双眼睛校改，总比一双眼睛更为细致罢。

老周不但是一位认真负责、充满责任感的编辑，还是一位热心于学习，孜孜不倦的知识分子。他年纪比我大，但却比我早学会了电脑。还把他初识电脑以后打印得十分漂亮的书信、合同文本及他业余写作的小说，寄给我看。鼓励我也尽快地掌握这一新的表达方式。

由于《孽债》的轰动效应，出版社发行科应各地新华书店的邀请，安排我去往全国各地大中城市与读者见面并签名售书有十几次。几乎每次都是通过老周和我商量，并作出安排。只要他工作上安排得开，他也总是陪同我前往。事前和书店的同志一起布置店堂，叮嘱他们该注意的事项和安全措施。签书过程中他则不时充当摄影师拍照，接受记者的采访，帮助维持秩序，征求读者对书籍的意见。同时他也做一个有心人，记下很多感人的瞬间。回南京以后，写下一篇又一篇见闻和随想，受到读者的欢迎。

对于我来说，1995年春天的北京、徐州、无锡之旅，盛夏时节的大连、沈阳、常州之旅，都是难以忘怀的美好的回忆。

一晃，我们之间的交往已有整整十年。1998年早春，他又编出了我的两部书《烦恼婚姻》和《风云际会宋耀如》。不知不觉间，老周成了90年代和我关系最为密切的一个责任编辑。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周也会像很多老同志一样，离开他热爱的编辑岗位，退休养老。就让我这篇短文，作为对我们之间交往和友谊的一个见证和纪念罢。

愿天下的作家们都能像我一样遇到周鸿铸这样的好编辑。

（2001年6月）

《孽债》的电视剧本改编(1)

还是我在贵阳刚提笔写作《孽债》时，云南电视台派了一位叫杨凯的编导专程出差来贵州，找到我，询问我正在写什么东西。

杨凯到我家时，已近中午，我们聊了一会儿，我招呼他就在家里吃饭。他见我妻子饭桌上准备了好几个菜肴，却执意再三推托，不愿坐下来吃。在我们的一再招呼之下，他才不好意思地道出了实情，说他正在拉肚子，一点也吃不下。希望我们给他下一碗光面条，不要有

油水，有一点葱花和菜叶子就行了。

正是这一细节，深深打动了我。我想他生着病，还坐夜车到贵阳来组稿，很不容易。于是我便表示，一旦小说发表出来，一定首先给云南电视台选择。

杨凯回到昆明，不久就写了信来，说把我正在写的《孽债》向孙副台长作了汇报，孙副台长表示，这个小说发表出来，我们就请叶辛改成本子拍摄。

似乎为了证实杨凯的信，没几天我就接到了孙恒恬副台长的电话，他热情地向我表示，一俟小说发表，就请我进入剧本的改编。

他还没读过小说，就对我寄予这么大的信任，也感动了我。

所以，在小说全文发表以后，我首先把作品寄给了他们。在得到他们的确切答复之后，我就一头进入了剧本的改编。

在决定改编剧本时，我已回到了上海。为了使得改编更有把握，我去了一趟西双版纳。在澜沧江畔的傣族寨子里，逗留了半个月时间，捕捉当年知识青年们生活的足迹，感受今天西南边陲的风貌，和至今还留在这块土地上的北京、上海、昆明、成都知青们聊天。这些老知青中，就有已在大返城时回到出生的城市，后来又因牵挂尚留在版纳的妻儿，重又二度来到这里的。通过这次旅行，对于展现连接昨天和今天的这块风光如画的土地，以及在这块土地上发生的故事，我心中更有底了，笔下也更有把握了。把握度还不十分大的，恰恰是目前生活于其中的变化中的大上海。上海太大了，那么多的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天天在展现她、挖掘她的方方面面，稍有点新鲜的东西或是新玩意儿，很快就被人写出来了。似乎很难找到更新的东西。

作为我这个从西南山乡刚刚回归不久的上海人，又该怎么准确地表现当代上海的蓬勃生机和实实在在的当代上海人呢？

改编之前，我细细地把小说回味了又回味。

严格地说来，长篇小说和电视连续剧是完全不同的两种艺术样式。小说是语言的艺术，而电视剧则是视听艺术。小说是提供给人阅读和想像的，而电视剧则是直接把画面和声音推到观众的面前。两者的表现形式不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都需要真挚的感情。

真挚的感情不需要煽情。煽情这个字眼是港台传过来的，一下子就在我们的报刊上泛滥成灾了。火不旺，才需要煽；感情不真，才需要煽。导演、演员们拼命煽出来的情，那只能是嘻嘻哈哈、叽叽喳喳、哭哭啼啼、嘶声拉气，因此也注定了大多数港台片只能停留在那么个档次上。

《孽债》不是我本身的生活体验，我当过长达十年又七个月的知青，我在西南山乡整整生活了二十一年，但我没有《孽债》这本书里写到的那些感情经历。当艺术的构思初步形成的时候，所有的故事都是凭借着我往常的生活积累而想像出来的。想像在创作中具有其难以言说的魔力。这一想像的魔力全部基于一点：如果我处于故事中人物这样的境地，如果我遇到了这样的事，我本能的反应将是怎么样的，我理智的反应会是怎么样的，我周围那些好友、同事、邻居们会怎么看待和议论这件事？在写小说的时候，我心里就是清楚的，要通过五个外来孩子的目光，展现今日上海各个社会阶层的形形色色，各个不同生活背景的今天的上海人形象。但小说的上半部分，是我在贵州写成的。那时我主要依靠的是往日的记忆和合理的联想。属于艺术的想像部分占大多数。在改编剧本时，我对天天置身于其中的大上海，倍添了许许多多的感性认识。如果仅仅只是一般化肤浅地描绘当代上海人挤公共汽车的窘迫，自行车汇成的洪流的壮观，楼群的耸立，霓虹灯的多彩，或者说是住房的逼仄——那仿佛也是现实，但绝对打动不了人。这样的镜头我们在各种各样的影视片中看得太多太多了。

要挖掘当代上海人真实的心灵世界，要展现真正的当代上海人的风采，除了纵情讴歌，除了大开大合的方式之外，还应该有一种曲径通幽的方式，那就是从良知、从亲情这么一种人类所共有的细缕但又强烈的感情关系中去展示。当五个寻亲的外来孩子走进一个个陌生的又是有着血缘关系的家庭里时，情与理、情与法、情与爱、情与恨、情与忌等一系列令人怦然心动的场面就在父与女、母与子、过去的夫妇和今日的夫妻之间展开了。这是多么动人的一幕幕戏啊！于是乎，所有那些艺术的光点就这样闪亮起来，连缀成篇，成了一本书。在进入改编的时候，我还得盯住这么一个找准了的角度，往深处开掘。同时我应根据电视艺术有世俗一面的特点，尽可能为广大的观众着想，为那些老太太或者说是小孩子也能一看就懂着想，删去横生出去的枝蔓，然后把小说语言描绘感情的部分，相对地集中到上海人大都熟悉的家庭场景和画面上，提供给导演、演员们，让他们在二度创作的时候有充分的施展余地。

《孽债》的电视剧本改编(2)

在我们人人都在打发的那一份日子里，在我们人人都在经历的平平常常的生活中，父与子、母与女以及夫妻之间，天天都有着浓浓的、或是淡淡的感情的抒发。那是很实在的关系，那也是很实在的几乎是可以触摸的感情。当在这样简单明了的亲族关系中突然掺进了个活生生的原先你不知道的前夫或是前妻生的孩子，你会怎么样呢？你的心灵里，你的感情中，会有些什么反应，会产生些什么样的波动，会做出些什么反常的行为呢？人的高尚和卑下，人的坦然磊落和自私忌恨，人的委曲求全和自暴自弃，都会是瞬间或是压抑得过久而爆发出

来——这一切的一切，就都是真挚的感情的基础。

从真挚的感情出发，描绘了人性的深度。那么，这感情里自会蕴藏有深厚的社会和历史的内涵。我想这一点就不用我来多啰嗦了。

我就是以这么一条主线来改编电视剧本的。

该补充一句的是，尽管电视剧本最早是给云南电视台的，但阴差阳错，后来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云南电视台并没接拍，我只得把剧本交给了上海电视台拍摄。

（2001年7月）

《孽债》播出前后(1)

20集的电视连续剧《孽债》，是在1994年的初冬拍摄完成的。我改编完成的文学剧本，是23集。而黄蜀芹导演的电视连续剧，则拍成了20集。她压缩的三集戏，主要是我的回叙性文字。在我，这是顺理成章的事。我必须要交代今天的这些孩子，究竟是怎么来的。在长篇小说中，这些描绘占去了约五分之一的篇幅。在改编本子时，我适当地保留了这些内容，诸如沈美霞和梁思凡是沈若尘、梁曼诚与傣族女子爱情的结晶，而盛天华则是俞乐吟苦涩婚姻的结果等等。黄导则觉得，一进戏以后，观众更加关心的，是这五个孩子今天的命运。不断

地回忆，会分散戏路。再说拍摄的经费也不允许整个剧组的大队人马在西双版纳滞留，那样开支太大。在这一点上，黄导的取舍显然是对的。电视剧播出以后，在众多的议论中，谁也不曾问及，这些孩子当时是怎么来的。看来我是过虑了。

记得样片是在1994年的12月里看的，与会的记者们在挨近肇嘉浜路的一家餐馆里整整呆了两天，他们把原定三天的看片会缩短成了两天，一口气把20集戏完整地看完。我去听意见的时候，记者们纷纷说，很久没见上海有这么好的电视剧了，他们很感动，不少人掉下了眼泪，报纸上说他们哭湿了手绢。

1995年的元月，《孽债》开始播出，从那以后，整整半年时间里，全国各地的报刊上，刊登了数百篇报道和评价《孽债》的文章。强烈的反响波及全国，仅我自己搜集到的评论，有200余篇。现在读一下当时来自各地的反映，也是颇有意味的。

黑龙江人在报纸上开辟了专栏“从《孽债》看到了什么？”是这么说的：

我想不到《孽债》竟如此动人！作为一个老知青，《孽债》里所反映的生活是再熟悉不过的，经历了返城大潮的知青，他们回城后的生活状况怎样？这已有不少作品来反映了，不外是富起来的贵起来的，沉沦的挣扎的，成就赫然的和平平淡淡的，偶尔也有“超凡脱俗”的，可是没有一部作品像《孽债》那样，从一个独特而又最为真实的最为具象的视角，淋漓尽致地反映了现今知青们的真实状况，而且它把20多年前的知青生涯和当下的现实，浑然天成地扭结在一起，并且揭示出当下的状况是怎样地由过去发展而来的！我觉得这一点是特别有意义的，别的作家都没做到，可是叶辛的《孽债》做到了！这无疑是创作深化的一个标志。

这部作品一扫过去伤痕文学的矫饰、自艾自怜等弊病，它不张扬不呻吟，它以五个被遗弃的知青孩子进城找爸爸妈妈为出发点和切入点，显得别开生面，也把知青题材的创作引向一个新的层面。《孽债》在手法上是从一个侧面来写的，既机巧，又新颖，还比许多正面写回城知青的作品要深入得多。

当年的知青，不论他们现在的社会地位如何，他们无一例外地人到中年，他们上要承担老的，下要抚养小的，而且被时代耽误了整整10年。一句话，他们比别人更艰难！《孽债》匠心独具地让你去咀嚼这份苦与难。

《深圳作家报》以“从广阔天地到现代都市”为题，评价道：

近来，因为一部电视连续剧，一股后知青文艺热迅即挑起一个遥远的话题。知青，作为特定历史时期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已经在20世纪的中国历史上镌刻了太多的荒谬和悲怆。虽然昔日热血融化着幼稚的知识青年如今已人到中年，但关于他们的话题，以他们为主人公的文艺作品正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我们身边。

电视剧《孽债》引起的热烈反响，以及以老三届为主题的音乐会、专题片、回忆录等文艺作品的不断涌现，我们发现又一次的“知青热潮”正在悄然涌动。当然，90年代的“知青热潮”有许多不同于以往的内容和品质。从内容上讲，上一次“知青热潮”是以文学为传播媒体的，《蹉跎岁月》、《今夜有暴风雪》等小说风靡一时，然后才有人琢磨着把它们改编为电视剧。十几年过后，再度的“知青热潮”却要靠电视这种现代化的传播媒体才能完成轰动效应的制造。还是那个写《蹉跎岁月》的叶辛，写出了《孽债》，小说出版并依此拍成电视剧，引起广泛关注，文学作品也由此变成印数几十万的畅销书。

一代知识青年在《孽债》中面对的是新的难题，他们如何处理事业与家庭的矛盾？90年代的受众对这些问题更感兴趣，于是这类文艺作品就蔚为一种文艺热潮。

七八十年代的“知青文学”是一种向后看的文学，无论是描述狂热的还是展示伤痕的，都是带着一种“怀旧”或者说是“伤旧”的情结去做过去时的描写。还是那一代知识青年，但他们的背景已经从“广阔天地”变成了现代都市，他们为自己营造“后知青时代”的家庭氛围和社会群体。知青们的人生轨迹在延伸，“后知青文艺”好戏正在后头。

而《孽债》在北京，亦成了热门话题：

北京电视台播出《孽债》沪语版，中央电视台第三套播出它的普通话版，已在北京城形成了收视热，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新话题。

北京人所以欢迎《孽债》，是喜爱这部片子有“不侃、不长、不假”的艺术特点。这“三不”反映出当今人们收看电视剧的心理状态。“不侃”者，当然不是一概反对“侃大山”，而是在厌倦了“海侃神聊”之后，对平实朴素、贴近生活的艺术风格的呼唤；“不长”是对量体裁衣、篇幅适当的好评，尽管《孽债》中间部分仍有稍嫌拖沓之感；“不假”则是对其生活质感的肯定，也是对生编硬造、刀痕斧迹的作品施以白眼。《孽债》并非完美之作，但它基本上符合于这“三不”，而能进入北方，走向全国，其中经验，颇堪品味。

《孽债》播出前后(2)

天津的《今晚报》则以“浑厚、悲壮，知青题材的魅力”为题说道：

曾经深爱过／曾经无奈过／曾经流着泪／舍不得……李春波一曲撼人心魄的片头曲与被遗弃的人撕心裂肺的哭喊声把电视机前的亿万观众带进了《孽债》的氛围中。

知青题材电视剧以其独特的历史背景与强烈的平民意识，巨大的社会涵盖面受到群众的

偏爱，显示了知青题材特有的魅力。

知青题材为什么受到观众如此厚爱？当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覆盖了整个中国的城乡。每个城镇家庭几乎都能摊上一个至几个下乡知青。从那时起，知青的命运就和人民的命运紧密联在了一起。在这一人生逆旅中，产生了亢奋与痛苦、迷惘与彷徨、孤独与欢乐，演绎出无以计数的故事。如今几十年过去了，喧嚣归于沉寂，记忆渐渐变得朦胧与淡忘了。然而对那些家庭与那一部分人的那些记忆永远是说不完也写不尽的故事，永远是与人类命运息息相通的社会热点。前不久首都体育馆以及全国各地的知青聚会告诉人们，他们没有忘掉那段刻骨铭心的历史。这是一种怀旧心理，而且随着社会的变革，这种心理会越发变得强烈起来。

这就是反映知青题材的影视剧与小说一问世极易引起社会各界关注的原因。这不由我想到海明威的《丧钟为谁而敲》、描写买卖奴隶的黑人迁徙小说《根》，以及《辛德勒的名单》、《南京大屠杀》。尽管时间已过去几十年或一个世纪，人类依然能够从中获得启示与警醒，得到理解与接受。历史不会衰老，可怕的是人们自己变得衰老与健忘。

在出版“叶辛代表作系列三卷本”和《叶辛文集》十卷本的江苏南京，报上几乎天天在刊登和《孽债》有关的文字，其中一篇颇有意思地以“遗弃与重逢”为题谈及：

《孽债》不期而至的成功和轰动，很大程度取决于作品本身。遗弃与重逢，是文学艺术创作中恒久不衰的世界性题材，是藉此展示人性变异的富矿和良港。已经成功地操练出诸如《蹉跎岁月》等知青题材作品的叶辛，既不想重复自己，也不愿重复别人。他以一种曲径通幽的方式，从良知，从亲情这么一种细缕而又强烈的感情关系中去展示人物的内心世界，而且通过他们，营造了一种自然熨帖的生态心绪及氛围，折射出当今大上海的世态人心。

把感情扭曲了给人看，是叶辛在把握遗弃与重逢这个大命运时最成功的操作，也是《孽债》打动人的主要原因。“孽债”本来只属于沈若尘、梁曼诚、吴观潮他们，而不属于孩子。五个寻亲的外来孩子千里迢迢走进一个个陌生而又有着血缘关系的上海家庭，他们并不是来寻讨或索取，只是为了亲情，为了想念，为了那一丝触摸不着的血脉的相连。这本是纯洁而又真诚的情感，然而，他们却像做错了什么，整日惴惴不安，懂事地注视着“亲人们”的反应和脸色。当情与理、情与爱、情与恨、情与嫉一系列令人怦然心动的场面不合时宜地展露在他们本应单纯的生活空间时，他们只能抱着爱心而来，受着伤害而去，这怎能不叫人心酸难禁？这样的情感扭曲叫人怎能无动于衷？孩子们代大人们，代他们尚不知晓的那个年代承担“孽债”，这对一切有良知人的心灵世界的撞击无疑是巨大的。

以上只是众多报刊评论中的零星几篇文字，说的都是好话。我想，在下面的一篇文章中，我也应该客观地写一写当时好评如潮中的一些批评意见。想必这也是今天的读者所关心的罢。

（2001年8月）

对于《孽债》的批评(1)

在一片叫好声中，随着《孽债》电视连续剧的热播，也出现了一些感觉不足的议论和批评。

最先提出不满足的，还是上海的观众。他们认为：编导在这个剧中写了五种类型的家庭，笔墨用得较为平均。有时某一个家庭的戏刚刚看出一点味儿来，又跳到另一个家庭上去了。如果在某几个点上能写得更集中、更深一点，也许会更有看头。

还有观众认为，在某些段落和语言节奏的把握上，可以更紧凑一些。

读到这样的批评意见，我本人觉得是很善意，很到位的。

有北京的观众则比较直率地指出：我看《孽债》，透着假的模式。那拨找爹娘的孩子，也忒小了点吧。那时的孩子怎么说也该十八九岁了吧。还有，一边看演员表演，一边还要死盯着字幕，两集看下来真让人累得慌。我不喜欢他们说上海话。

不喜欢在荧屏上听上海话，是来自外地观众很集中的一条意见，而且相当的普遍。我想在“《孽债》沪语版引发的争论”这篇文章中，再来细说。

专业人士也在《孽债》热潮中发表了观感。一位导演说：这部戏开头几集抓人，叙事节奏和情绪节奏恰到好处。但是戏到中期有些拖沓，尤其是片头太长，让人有些坐不住。

在大连，两个台争相播出《孽债》，在众多赞扬声里，也有不同的意见和批评。一位女士很不理解地说：看完《孽债》之后，简直让人目瞪口呆。我本人就曾是黑龙江兵团的下乡知青，我们老三届一直接受良好的教育，为人朴实、正直、正统，有事业心、责任感。下乡时正值16到22岁，别说弃子，就是处对象也不多见，哪有这么多弃子铺天盖地而来。如果说在什么地方确有其事，也绝属偶然。这些人不计苦累，不计个人得失，看在他们几经波折、坎坷的伤痕上，请不要再抹盐了吧。

这条意见在《大连晚报》上引发出同感，有人说：这种事存在，是真实的，但不典型。反映知青题材中的这个侧面，消极多了点。更有人直截了当地说：《孽债》不能代表知青生活。我们也是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老三届知青中没有不负责任的人。即使有，也不典型，不是知青生活的全部。把这种事集中在知青身上，根本没有代表性。如果有这种事儿，不是知青也可能有。为什么要集中在知青身上呢？这不公平！如果为了猎取观众的好奇心而创意的，这不能不说创作者不理解我们这一代人！看这种电视剧有一种压抑感，一种沉重感。那个年代已经把人们折腾得可以了。这部电视剧名叫《孽债》，难道是知青当年作的孽而留下的债？这种表达是同情知青命运还是谴责知青行为？我不理解。

在一篇《说不完的“孽债”》中，除了好话，意见还有：

“这就是大上海人的心胸吗？看了不舒服。”

“这个片名我觉得不太合适，这不是哪个人作的‘孽’，留下的一笔债。而是那个时代、那个特殊的环境造成的。”

“这样的电视剧少拍点，软绵绵的上海话听起来特难受。片子看完后感觉特累。”

“过于写实，动人却不动情。”

“平均着力，人物形象模糊。”

“《孽债》不是完美的，有一些或大或小的缺憾。”

“结构形式略显呆板，没有一点变化，更不用说蒙太奇式的跳跃、符合生活逻辑的变异和诗意的幻化了，显得有些刻板。”

……

由于《孽债》最早是在上海以沪语首播的，上海播出之后，逐渐逐渐在各省的电视台播出。到中央台三套在白天安排播出《孽债》时，已经是1995年的4月份，离开上海首播整整三个多月了。在全国各地播出之后刊登的评论文章中，凡是批评性的意见，我都尽可能地保存和搜集起来了。以上摘录下来的，就是几乎全部有代表性的批评了。我得实事求是地说，这些批评意见，绝大多数是以观众观后感的方式登在报刊上的。没有一篇超过1000字。有不少就像我前面摘下的，只有一两句话。

但惟一的一篇超过1000字的批评文字，是在上海的《新民晚报》上发表的。标题做得很大的黑体字写着：“上海女性，你在《孽债》里怎么啦？”这篇批评文字分成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亭子间”你到底反映了什么。在列举了几位居住在亭子间里的女性助人为乐的事迹之后，文章说：……有多少女性在那些动人的故事中唱了主角。可是这几个找到自己的爸妈，却又被拒之门外的孩子，使人对上海女性油然而生一种憎恶感，上海的女人怎么都那么自私那么冷漠。第二部分：那个时代的女性。同样在举例子说明了那个时代的女性富于同情心、善解人意、有责任感以后，批评说：别说今天这些孩子找上门来认亲人，就说这些做父母的，生活相对稳定以后，难道不会想念当年的亲生骨肉吗？这实在是将这一代女性写浅了。是有一些女性心胸狭小、眼光短浅，但是更多的女性、母亲是最富同情心，具有博大胸怀、无限爱心的。

第三部分：《渴望》与《孽债》。在盛赞了《渴望》中的刘慧芳以后，批评《孽债》里的母亲们说：国际大都市里的女性，应该如同这座城市一样，是开放的，是一座包容性的城市。上海接纳了几百万的外来民工，上海的千家万户住进了20多万知青子女，上海人抱养孤儿、收养孤儿，温暖了多少孩子的心。《孽债》让我们女性感到心中有一块铅堵着，将上海女性丑化了。最后一个部分：假如。在记录了《孽债》播出以后普遍流传的那个笑话“你有孽债吗？”以后，文章提供了一系列的信息。其一，现在观念开放了，就是丈夫有这样的事情，也已过去10多年了，夫妻间的共同生活，应该可以理解对方在那种特定环境下所发生的事情。其二，如果是一个像电视剧中那么乖的孩子来到我们家，太开心了，独生子女，正缺哥哥姐姐，一定留下他。其三，我婆婆说，隔壁邻里都能互相帮助，自己家里来一个人，怎么能不接受呢？其四，一部《孽债》，使人感到那一批人，怎么男的都是无奈于负责任的，女的又都是以自己利益为重，缺乏母爱的。文章的最后一句又重复道：上海的女性，你在《孽债》里到底怎么啦？！

对于《孽债》的批评(2)

……

作为长篇小说的原作者和电视剧的编剧，我感谢这些批评意见。一部作品，在有赞扬的时候，总会伴随着批评意见。这才是正常的。

（2001年9月）

由《孽债》引发的故事(1)

随着《孽债》在全国各地的热播，不时地引发出一个又一个与《孽债》有关的故事，一些热心的素不相识的读者，就把这些故事通过书信转告我，或干脆就把报纸剪下来寄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