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罕见的屯堡奇观(1)

难抵安顺

这是深藏于我心中，久已想写的一篇文字。

说起来是三十年前的事了。

我插队落户的山乡修文县久长，古时候的名称叫狗场坝。插队的时间长了，我渐渐发现，在蛮荒偏远一点的大山里，现在还有不少地方仍叫猫场、鸡场、蛇场、羊场什么的。可能是久长离公路近一些吧，一些文人雅士嫌这个名称过于俗气，依谐音给改了久长。

久长这地方，属于贵州省的安顺地区。我们一帮外来的知识青年，很快就发现，省会城市贵阳，离我们要近一些，相反，地区所在的安顺，却离我们很远。好多知青贵阳已去过多回，安顺还一次都没去过。

我是直到插队第二年的秋收以后，才得到机会去安顺的。

那是1970年的深秋季节，“文革”中的武斗已逐渐平息。我在贵阳坐上了一辆卡车，去往安顺。说是坐，其实是站着。卡车的车厢里并没有座位。但这卡车却又是卖票的，贵阳到安顺的客车票原本是二块二角，只因是卡车，他只收我们一块五角。说是打折。那么长途客车呢，原来前几年的武斗，客车时常被用来横在马路上挡道，全都开不得了。现在刚刚恢复交通，只能征用一些工厂的卡车暂时用着。

这卡车交通也不正规，要开就开，要停就停，开开停停地折腾了三个多小时，在离开安顺还有十几里的地方，则死活不愿往前开了。说安顺就在前面，十几里路，走一个多小时就到了。你们就走着去吧。

同车的旅客自然不依，和司机、售票员争执。争了一阵子也不起作用，卡车调过头，鸣了几声喇叭，扬起一片尘土，开走了。

于是乎我们就顺着贵黄公路往前走。贵阳到安顺，照理应该叫贵安公路，为什么要叫贵黄公路呢？

那时候年轻，我什么都觉得好奇，什么都要问。一问才知道，原来举世闻名的黄果树瀑布就在安顺的前面。公路一直修到黄果树瀑布，故而就叫贵黄公路。

到贵州快两年了，对贵州的山水土地，我已慢慢地熟悉。在敞篷卡车上眺望远近山野时，我已经发现，车开过平坝县的时候，这里的山野村寨，带着一点秀气，也带着一点雅气。和贵州其他地方的景观有点儿不同。下车以后走不多久，看得更加细了，果然有了惊人的发现。

奇怪的“京”族

一路走过去，只见公路边，两旁的田埂上，远远近近的村寨里外，男子都穿着长袍和尖头钉鞋，女子更是清一色的古装。

日常的穿着打扮，显然和我们不一样。

贵州是个多民族的省份，我认定他们是少数民族无疑。只是，他们肯定不是我已见过的苗族、侗族、布依族。

他们属于哪个民族呢？

迎面就时有担着空水桶去井边挑水的姑娘和妇女，我不由颇有兴味地暗自对她们细细地观察着。她们身穿天蓝色的左衽布大袖长袍，领子和袍袖的边沿镶着红艳艳的花边。同行的知青不由笑着调侃道，你们看，“文化大革命”盛行的红色，都传到少数民族的服饰上来了。

但是行不多久，我就发现，红色的花边只不过是她们选择的众多花色中的一种花色而已，在一路我们遇见的妇女身上，除了红色花边，各种彩色的花边都能见到。她们的腰间还系着真丝的黑色宽带，缀有乌黑发亮的丝罗带。

一路走着的贵州人告诉我们，识别迎面而来的女子已婚和未婚，只要瞅发式就行了。未婚姑娘往往是长辫过膝，不挽髻。已婚的就要挽髻，插着银制或是玉制的十字。还包有头帕，老年妇女包黑色帕子，中年妇女往往包的是白帕。

边行边看，我还有两个发现，一是我们眼前看到在干活的，无论是去水井边挑水的，还是在远近田土里干活的，基本上清一色都是女子，几乎没见

男人在像模像样地干活。二是这些人的说话口音，和我们逐渐熟悉起来的贵州话不一样，听她们远远地和人挥手打招呼、尤其是拖长了声气吆喊的嗓音，很像是北方某地的方言。

正是这两点和我插队的砂锅寨农民迥然不同的地方，使我产生了疑惑，我不由得问一路同行的贵州老乡，这是哪个少数民族。

贵州老乡说：“他们呀，是京族。”

于是我就记住了他们是京族的说法。走过离公路边较近的村寨，我还细细地打量着“京”族人的生活环境。和卡车开过的平坝相似，“京”族的寨子往往都建在挨着山坡脚的平顺地势。青山绿水，绿荫掩映着青砖的瓦房，缕缕炊烟飘散中，那水色、那情调，恰似我熟悉的江南水乡风光。比起我插队的寨子来，明显地要强一些。

回到砂锅寨，我翻开从上海带到乡下的新华字典，进一步的疑惑产生了。在中国的少数民族中，是有京族，但是字典上写得明明白白，这京族在广西防城县的三座小岛上，一共只有五千多人口。以后又查书籍，我发现广西京族不是我见到的“京族”，不但服饰不一样，就连生活习俗也大不相同，那么，贵州安顺附近的所谓“京”族，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戏剧的活化石——地戏

彻底解开这个谜，是迟至20世纪80年代的事了。

罕见的屯堡奇观(2)

况且事情还有一点偶然，那纯粹是从我开始观看奇特的地戏演出引起。

地戏复苏于80年代初期。那个时候，贵州乡村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村经济开始好转，乡民们有了饭吃，手上有了活钱，身上的服饰自然多多少少地讲究起来，我插队期间看惯了的补巴叠补巴的破烂衣裳，逐渐消失。丰收以后，尤其是逢年过节，农民们已不满足于燃放鞭炮欢吃狂喝一顿。他们要乐，他们也要有文化生活，表达他们人生的存在和喜悦的心

情。

于是地戏演出就在乡间复活了。

那时候我已在贵州省任《山花》杂志的主编，我办公室的隔壁，就是贵州省音协主席的办公室，休息闲聊的时候，他几次热情地要我去乡村里看一看地戏，他说现在地戏可了不得，国内外的专家学者们竞相前来研究，被称为是戏剧的活化石。说话间，剧协的主席也跟着来帮腔，说剧协要和音协组织的侗族无伴奏大歌一起，让安顺乡下屯堡演出的地戏，到法国去演出。这两样原汁原味的艺术样式，是喜欢古朴艺术的法国人指名邀请的。

这么好的东西，不看当然是很遗憾的。

于是乎，候准了季节，在去安顺的时候，我就去看了几次地戏的演出。

所谓地戏，实际就是在平地上演出的戏剧。但是在贵州的乡间，要找一块彻底平顺的坝子，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此，我看到的地戏舞台，仅仅只是山坡、寨子中央的晒谷坪、及相对平顺的坝子上的演出。观众大多站在坝子四周的山坡上，或是村寨团转的木板房上、树上、坝墙上，里三层、外三层地围着观赏。那气氛很像城市路人围观“猢狲出把戏”那么一种情景。只是气氛要热烈得多，大人喊、娃儿叫，姑娘们穿上花衣衫、小伙子往往蛮横地抢占着最好的地形，唯恐在观看中漏掉了精彩的一招一式。

地戏的演员们不像一般戏剧中那样须脸部化妆，而是穿着一色的蓝黑双色的长衫，黑面白底布鞋。同其他戏剧不同的是，每个演员都戴着一只木雕的面具。形象生动，神态各异，雕刻的手法十分夸张。考究的面具必然连着头盔，油刷得金碧辉煌，给人以神采奕奕之感。面具雕出的形象，便是剧中人的身份。扮演者都十分自由，男人可以演女角，反之，女人也可以演男角。戏演出的过程中，有唱、有打，也有对白。对白的声音又使我想起似曾听到过的北方话，对白的韵律总让我想起上海弄堂里曾经在孩子们中间盛行一时的绕口令：“蜜蜂叮瘌痢，瘌痢背洋枪，洋枪打老虎，老虎吃小孩……”

细细地听着绕口令一般的对白，让我有了新的发现。

就如同现代地方戏剧中的对白不易听明白、听懂一样，地戏的对白必须入神细听，才能听出点儿道道来。

当我奋力挤到前头，听到：“吾奉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之类话语的时候，我就露出了会心的微笑，我晓得后面还要说些什么了。果然，那几句我熟悉的吟诵从演员的嘴里吐了出来：

前面摆起三条剑，

后面架起九丛矛。

前面来者剑上死，

后面来者矛上亡。

这韵律，这节奏，是我插队期间从砂锅寨娃娃们嘴里经常听到的呀。

地戏中最精彩的莫过于武打了。

地戏的武打是任何现代戏剧舞台上都没有的表演程式，俗称“套路”。一旦戏演到高潮，矛盾尖锐、武打激烈时，那套路便一一变幻、有板有眼地转换起来，就像是千军万马在那里死命地厮杀。

最令我看得出神并终于开窍的，就是这厮杀。因为无论哪个名称的套路都得跳，跳得激烈之处，演员们全都进入了角色，锣响、鼓也齐，坝子里地坪上的尘土跟着飞速踢踏腾跳激越的脚步轻扬起来，那情景活似硝烟弥漫的战场。围得密密实实的观众群自然更是鸦雀无声，一起进了戏。一场戏结束，必报以热烈的掌声。

读者诸君可能已经明白，这轰动一时的地戏演出，少不得打，少不得跳。故而在当地，演地戏也叫跳地戏。

正是在看了几出地戏后，我终于恍然大悟，如果它真是戏剧的活化石，那么在我插队落户的“文化大革命”中，就已经看过。只不过那时候这玩艺儿不叫地戏，叫“跳神”。

有一回，是寒冽的腊月间了，隔邻寨子上死了一个近九十岁的老人。有人说他家是四世同堂，有人说如果把刚出生不久又只会哭不会说的那个小孙孙一起算上，他家这是真正的五世同堂了。

这么一位有身份的老人离开人世，总是要热闹一番的。四乡八寨的亲属赶来参加吊唁，人多得一个小小的寨子上住不下，不少客人因此住到了砂锅寨来。我那时在大队耕读小学里教书，有个学生就是死者的重孙，于是也跟着寨子上的小伙子们冒着冷风细雨，去看了一阵子热闹。奇怪的是，老人家中并没有多少悲伤气氛。围着火塘而坐的人中，不时地还有人在唱歌。我正是在那一次，真正地体会到民间称死人是“白喜”的情形。坐了一阵，夜深了，我就告辞想回去，那个学生劝我不要走，他凑近我的耳朵说，等大队和公社的干部们走了，还要演戏，好玩得很！你从来没见过的。我问他演什么，他神秘地让我不要声张，说到半夜时分，还要玩“跳神”。

罕见的屯堡奇观(3)

跳神！

那不是在搞封建迷信吗？但我没有吭气，那年头我仍在痴迷地做着作家梦，已经在悄悄地写小说。我知道写小说就要观察各种各样的人生现象。特别是现在看不到的东西，所以那一晚我就留了下来，看了一次“跳神”表演。而且把跳神的人念念有词道出的咒语一一记了下来。

已经被炒得如此热、如此红火的地戏，我说它是跳神，是曾经被批倒批臭的封建迷信，实在是有点不合时宜。要这么说，我多少得找出一点依据来。

“京”族之谜

依据不好找，除了当地老百姓把跳地戏叫作跳神之外，康熙年间编的《贵州通志》上，有一幅“土人跳鬼图”。其画面和现在的地戏表演十分相似。

是不是据此就可以说，古人还把地戏叫作跳鬼哩。我必须把这一片乡土挖得更深一些。

颇有兴味地去安顺看地戏时，我已经感觉到了，演地戏的那些个村落，都叫屯或是堡，也有叫哨或是关的。很少叫寨子。在贵州插队多年，我早就了解，小至贵州一个省，大至云、贵、川诸省，村子大多数被称为寨子。唯独这一带，为什么偏偏要叫屯堡呢？原先存在心底关于“京族”的疑惑，重新浮上心头。

80年代中期，省里面让我牵头，写一个描写贵州政治、经济、文化、民族的长纪录片脚本。到安顺的时候，我们一头扎进了一个一个叫作屯、叫作堡、叫作哨的村子，连续几天，约谈了很多文化人士和乡间老人，终于揭开了所谓的“京族”之谜。

当地这些穿着富有特色服饰的农民，并不是少数民族，而是汉族。只不过他们是远方迁来的汉族。和我们交谈时，他们中不少人指着我说，我们的祖先其实和你一样，也是从江南一带来的。

追溯历史，则要讲到六百年前了。朱元璋在刘伯温、徐达等文武大臣辅佐之下，打走了元顺帝，建立了大明王朝，却不料元朝还有一个梁王盘踞在云南。自恃天高皇帝远，你朱元璋奈何我不得，不服他的管，把他派去的官员一个个都杀了。气得朱皇帝亲自部署征云南，派出了以傅友德大将军为首的三十万征南大军，一路沿江西、湖南、贵州杀将过来。

这一段历史，在贵州、云南的很多地名上也留下了痕迹。诸如“镇远”“贵定”“清镇”“普定”“普安”“镇宁”“威宁”“宣威”等等，包括“安顺”这一地名，也充分显示了三十万大军过处，威风八面，一路镇压敢于反对者，“诸蛮”纷纷望风而降的史实。

我在贵州二十余年，始终不能明白，安顺这地方，明明地处贵州的中部，为什么总要被称作“黔之腹、滇之喉”？原来出处也在这段历史，朱元璋认为，安顺这一带，是进军云南的“襟喉”之地，十分重要。

云南被傅友德平定，那个梁王是被杀了，可云贵高原毕竟是山也遥远，水也遥远，路途更是十分地遥远啊。胜利了的军队一撤回来，又冒出了一个什么王，或者就是当地的土司，不服明朝管了，怎么办呢？如何统治这块土地呢，苦思冥想，朱皇帝命令傅友德的三十万远征军沿着交通要道，就地驻守下来，封官许爵，稳定云贵。军队不打仗了，仍然要吃饭。于是就让驻守下来的军队设立军屯，垦荒种粮，解决吃饭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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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是吃饭还不够。军人也要成家立业，也要过太平生活，生儿育女，于是乎，这些屯军的地方。渐渐地就变成了一个个叫作屯、一个个叫作堡、叫作哨或是关的村寨。有了军屯，随之出现了商屯、民屯。三十万征南军人，来自当时的江苏、浙江、还有朱皇帝的原籍安徽以及江西等地。他们的后裔，经历了几百年的沧桑，很多东西可能都已经有了变化。惟独穿着的服饰，一代一代流传下来，还保留着明朝的色彩和特点；惟独一些人家里的家谱，一代一代还在书写着自古而来的演变。并且显示出相对的集中，相当的完整，形成了独特的文化现象。于是乎，也便有了我们今天称之为屯堡景观、屯堡文化的研究。这不能不说是一件幸事、奇事。似乎该归功于那一片乡土的偏远和闭塞了。

我问过很多安顺的屯堡人来自哪里，他们往往回答说，我们是京族，老祖宗是听了朱元璋的话，从南京开拔征战而来，南京族。

几百年了，这话听来有点悬，却是很有道理的。去年秋冬，我到云南的宣威去采访宣威火腿的创始人浦在廷的事迹。谈起浦家的老祖宗，也正是跟随明朝的大将军傅友德一路打过来的，因战功卓绝，被授予武德将军，在设立卫、所、军、屯、铺、堡的同时，就地驻守和屯垦，世代定居下来。

我顺便还了解了一下，明朝派往西南诸省的军队，驻守下来的时候，以卫所为单位组成军屯，一卫有560人，一所则翻一倍有1120人。除了驻守屯堡，朱元璋的军队还在当地开筑道路，设立驿站，方便通邮，修复古驿道，以60里为一驿，一直修到贵州的安顺。这固然是大明王朝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而为，却也在客观上给偏僻闭塞的云贵两省，带来了江南地方较为先进的科学、文化、技术及生活方式，促进了西南云贵高原的经济开发和发展。直到上个世纪初的一百年前，云贵两省有追求有志向的青年，要走出“走不出去的云贵高原”，很多人依靠的还是这一条古驿道。

罕见的屯堡奇观(4)

到了浦在廷这位第十八代的后裔，赶马帮积攒了财产、经营宣威火腿发迹之后，他遵照古训，不远万里，经云南绕道越南、香港、南通，终于来到祖籍的故乡南京，寻找《浦氏族谱》上记载的老家山阴县柳树湾石门坝。费了好大力气，终于弄明白今天的南京中华门外，就是几百年前的石门坝。可任你怎么查寻，在这一带也找不到浦氏族人。最后还是经人点拨，告诉他，明朝时候，这一大片都是兵营，修族谱的老祖宗一定是误把南征出发地的兵营，记作了故乡。浦在廷这才只得无奈地作罢。

由此也就明白了，安顺屯堡人说的“京族”，指的是南京族，因为他们的祖先从南京而来，决不是广西的那个京族。

很多土生土长的贵州人以肯定的语气对我说，地戏就是朱皇帝的军队调北征南时带过来的。只要看看屯堡农民们表演时的衣着打扮，就不难作出判断了。你看他们身穿土布长衫，腰间围着绣了花的战裙，背上则像武打京剧中常见的那样插着靠旗，脸上蒙着黑纱，额头上戴着各种各样彩色面具，头顶上插着野鸡毛，在昂扬顿挫、模拟战场厮杀的锣鼓声中载歌载舞，表演着剧情。

地戏演出所报出的剧目，也基本上是征战故事。诸如我们都很熟悉的《三国演义》、《封神榜》、《说岳全传》、《杨家将》等等，正因为明朝的军队是朱元璋调北征南一路打过来的，所以他们自然就会喜欢这一类和自己的经历十分相似的征战题材。而且历经几百年，年复一年，乐此不疲，一代一代地往下传。就是到了极“左”思潮泛滥得那么可怕的“文化大革命”中，也还不曾断绝过。像要我在白喜场合留下看跳神的那个学生，在文革年头，其实并没看过几回地戏，但他兴趣之浓烈，也是大大出乎我意料的。由此，也可以看到民间文化特有的传承渠道，在文化传播中的巨大的作用。

地戏和军傩

由于地戏表演主要以征战题材为主，蜂拥而来研究地戏的专家学者们就作出判断，认为它是从军傩演变而来。

这个“傩”字，一度是个难读难认的字，也是一个多义字和假借字，更是从原始社会一路带过来的古字。

起源于原始社会的“傩”，是古代人类面对很多自然现象诸如雷电、洪水、地震等等灾祸迷惑不解的产物，用于避邪驱灾、感恩酬神。

这一起源和宗教的起源实有相同之处。

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一直延续到“文化大革命”以后的两三年间，贵州乡间掌坛主持傩仪的法师，一律都被称为魔公或是“老魔公”，带有明显的贬义。80年代以来，傩戏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获得重新评价，专家学者们把它作为学术来研究以后，老魔公的称呼也随之从生活中消失，而被称为傩师。但在贵州乡间，人们嫌这个“傩”字不好认也不好念，大多还是恢复了原来的称呼：法师。

由最早面对困惑不解的自然现象而跳的“傩舞”、“傩仪”，逐渐演变为傩戏。傩戏又渐渐细分为民间傩、宫廷傩和军傩多种。我也相信，贵州屯堡一带的地戏，极有可能是从军傩发展演化而来，随着明朝军队的屯守，入乡随俗。在数百年间同西南山乡的地方戏剧结合，有故事、有情节、有人物，保留了从说唱形式向戏剧过渡的民间样式。

把它作为一种神奇古朴的文化现象研究，实事求是地说，傩仪之中，确实含有封建迷信的成分。贵州乡间，历来就有冲傩还愿之说。所谓还愿，指的就是在举行傩仪之前，要有一个专门仪式称之为“许愿”。

在我插队的村寨上，在广为流传的民歌中，在我搜集到的傩师念念有词的傩仪文中，在乡间就是娃娃都能朗朗上口地念的傩师咒语中，都不难寻找到祈愿的痕迹。

做生意的人祈愿发大财，奔仕途的人叩愿升做大官，病人盼望自己恢复健康，出门要坐船的人指望江河上风平浪静，种田的农民酬良愿，离不了五谷丰登堆满仓。财主做梦也在盼财宝。所谓：横扫金，竖扫银，金银财宝全扫进。乡间最为普遍的，则是冲寿傩。给已上了年纪的老人许个愿，身体好的愿他长命百岁，身体差的给他冲冲喜，添庚加寿。

这一种傩还愿的方式，其实和我们现实生活中常见的拜菩萨有几分相同的意思。只不过我们见到的拜菩萨形式简单得多，而设傩坛做傩仪形式上要复杂一些罢了。

只要完整地去屯堡看过几场道地的地戏表演，就不难发现，地戏在开演之前，结束之后，都会有一些特定的仪式，在这些特定的仪式中，是不难看出其浓郁的迷信色彩的。只是随着近年来的进步，这些仪式简化或取消了。人们关注的，是地戏本身。

地戏的演出场地简陋，剧情单一，化妆也很简单，年复一年，演的还都是老套子。那么它为什么还会这样地吸引着屯堡的乡民们历经几百年不败地看下去呢？

问题看上去很复杂，实际上却不难回答。

贵州全境，高原和山地面积占了将近百分之九十，自古以来，群山连绵、沟壑纵横，老百姓的村村寨寨，几乎都分布在崇山峻岭的山间盆地和河谷平坝旁。山川阻碍，偏远闭塞，使得长期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不易和外界广泛的接触，甚至于基本上不和外界接触。但是对于众多的自然现象，对于人一辈子都要遭逢到的种种困苦、灾难及不可理解的事物，生活在这里的乡民们也需要得到解释。

罕见的屯堡奇观(5)

还有一点更为重要，那就是作为人，他们也像生活在全世界各地的所有人一样，期待更为美好的生活，向往过上更加幸福的日子。他们的愿望需要发泄，他们也巴望着有朝一日真正能过上好日子。可是他们真的不晓得怎么做才能迎接到这样美好的未来。于是他们就只好求助于傩仪这样一种自古流传下来的形式。

我在前面已经说过，安顺屯堡一带的老百姓喜欢地戏，年复一年，年年都像过节一般地

欢乐，就那么有限的几堂戏，历经几百年而不衰落，世界上都恐怕没有几个剧种有这么强盛的生命力。

原因何在？就在于他们内心深处的许愿的心态，在于他们内心永远存在的祈盼吉祥避邪驱灾的精神需求。

到了过大年的日子，到了稻谷扬花季节，到了哪家、哪一个寨子表演傩戏的那天，他们呼群结伴地赶了去，不仅仅是去看个热闹，不单单是为了娱乐。而是伴着强烈的许愿心理，带着内心深处的祈盼，带着美好的愿望。

跳过一次地戏，看过一次地戏，热闹过那么一回，他们就会很高兴，就会感觉到这一年很有希望、很有盼头，心情也格外的舒畅。反之，这一年如果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而没有跳成地戏，他们就会觉得深深的遗憾和不安。一旦在这一年中遇上了大小灾祸，或是屯堡里出了意外，诸如山洪暴发、房屋倒塌、哪家的娃娃突发疾病猝死等等，分析原因时，总会有人叹息说，只怪今年没有跳成地戏。遂而马上就会有人附和，并且大声地说，明年无论如何，是一定要安排一堂地戏来跳了。

地戏是明朝的军队调北征南的时候带进贵州安顺一带来的，这一点看来是没有疑义的了。但是，随着对傩文化深入的研究，人们发现，早在朱元璋调北征南之前，贵州山地的古代先民中，就有冲傩还愿的仪式存在。于是乎，就出现了一个新的问题，是古代夜郎国就存在的傩仪影响了地戏呢，还是地戏影响了原本有的傩仪。

我感到这个问题其实不消多争论，用小说家的想像就能解决。

傩戏面具

在前面的行文中，我已经提到，在文化大革命中偷偷看“跳神”的一小节文字。但仍得实事求是地说，尽管即使在那种年头，地戏也没有灭绝，但是毕竟是在那样特殊的年月，决没有人公开地谈及“地戏”或是“跳神”的。在我插队的十年岁月中，也有人大起胆子悄悄地跳过，结果被公社干部发现了，硬是被拖去办了“学习班”，还陪着专门骗人钱财的“迷信头子”挨了斗。

事情奇就奇在这里，一旦说要跳地戏，恢复传统的民间娱乐形式，马上就有人将苦心冒险保存下来的面具献出来。

有了原始的面具样式，早就缩手不干了的能工巧匠又挺身而出，重新雕出式样各异的种种面具，供寨邻乡亲们选用。

当地人把这一类面具称作“脸子”或“脸壳”、把雕脸子的汉子称为“雕匠”。随着出访法国和欧洲，傩戏大盛，一时间，雕匠顿时也跟着声名远扬，大受欢迎，被四乡八寨的老百姓请了去，酒肉款待是不消说的。他们也便纷纷发挥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尽力创造着新的品种和样式。于是乎，用白杨木、丁香木雕刻而成的丑鬼、道人、女将、小军、忠臣良将等等千奇百怪的脸子就在方圆数百里内的村村寨寨传了开去。

有了脸子，讲究的地戏班子，喜欢攀比竞争，遂而就逐渐配齐了包头的黑布或是黑纱，黄花背旗野鸡翎，大红绣花的背板和水红上衣，浅绿的战裙，黑底绣花腰带，甚而至于扇袋、香包、银铃铛、竹骨扇，一应齐全，披挂整齐。

有了配备齐全的行头和五颜六色的“脸子”，就可以演地戏了。

开演地戏，封箱的“脸壳”在开箱之前，必须得依照几百年传下来的规矩点蜡烛烧香，供滴血雄鸡。进了场，还须“扫开场”，演出之后还得“扫收场”，连带着祭土地，给村寨上的家家户户招财进门，所谓“日落黄金夜落银，牛成对来马成群”。并保佑全屯堡的良民百姓平安富足，来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如此重大的场面和活动，岂能不造成声势和影响？只消哪个屯堡的地戏一开锣，四乡八寨都有人赶了去凑热闹，就如同城里人看灯会、庙会、逛小吃街的心情一样。

安顺的地戏如同出土文物一般扬名于世界。在乡间的地戏纷纷扬扬越闹越红火的那几年中，安顺附近的黄果树瀑布、犀牛洞、天星桥和龙宫等等引起世人瞩目的景点，正被有计划地辟为西线风景区，吸引众多省内外、国内外的游览者。先是那些被一股一股西洋风吹得晕晕乎乎的美术界人士对“脸子”发生了兴趣，其中一些颇有见地的美术家们被那些返璞归真的“脸子”所吸引，忽觉得那不正是踏破铁鞋无觅处的宝贝嘛！于是乎仿造者有之，受此启发举一反三运用于砂陶、雕塑、绘画创作中有之，很快地携自己的美术新作冲向世界艺坛的也有之。

最大量的，则是在全国各地的旅游景点，都能见到各种各样的“脸子”在出售。满街比比皆是，四处泛滥。这一现象，究竟是喜是忧，我也说不清了。

屯堡景观

地戏的话题还可以说上几遍，比如说地戏与日本北上川市鬼剑舞的关系，比如说“脸子”上的画法有什么讲究——不过越往下说越说不完，干脆我就打住，让有研究兴趣的人去深挖细探罢。

罕见的屯堡奇观(6)

随着地戏的名声越来越大，去屯堡看地戏的人越来越多，屯堡的景观也开始引起世人的注意。人们对屯堡的历史、对屯堡的文化、对屯堡的生存方式、民俗信仰，都产生了浓郁的兴趣。

除了地戏，屯堡还有其他几种民间的艺术样式。前面我提到过的，在白喜场合有人在唱歌，就是一种样式，在当地叫作唱书。传说洪武年间最初在屯堡住下来的“京”族老祖宗们

，看到附近村寨上的少数民族在那里喝酒唱歌、边歌边舞，觉得自己的生活，和他们相比之下十分枯燥，格外想家。于是就将在家乡学过的说唱词，凭记忆记录下来，边哼边唱，自娱自乐，逐渐地形成了唱本。再根据唱本上的内容，改编成地戏来演。

和唱书形成对照的，就是当地的唱山歌。可以说，一到贵州，最早吸引我的民族风情，就是唱山歌了。贵州的少数民族，无论人口多少，居住在水边还是山地，几乎每一个民族都有唱山歌的传统。依照他们的说法是，见子打子，见什么就唱什么。唱情歌的时候，更是显示自己的聪明才智和本领的时候，随机应变，越是能唱的小伙子和姑娘，越能得到情人的青睐和众人的尊重。

屯堡一带的山歌，具有江南民歌的韵律和色彩，但已经吸收了贵州少数民族山歌的活泼、多变、奔放、自由自在的特点。

这种既有江南风味，又和当地特色融合的文化现象，随处可见。

我第一次深入了解的一个屯堡村寨，叫作“放鸽哨”。乍一走进寨子，看到村边的小桥流水，看到村子中央的池塘，看到房前屋后的竹丛，看到房屋的门洞，还有呈明显江南格调的四合院，里头有朝门、堂屋、厢房。院子里有水井，包括门窗上雕刻的花纹图案，我久久地站在那里，恍然感觉自己走进的是江浙一带的村庄。

直到我在街巷间走久了，看得更细了，我才逐渐发现了这些屯堡中和江南水乡的一些不同之处。比如江南水乡的民居，往往称之粉墙黛瓦，那一片片瓦都是黑颜色的。而在屯堡，虽然也有盖瓦的房子，但大多数房屋，盖的都是页岩石板，大大小小，铺盖得错落有致，远远望去，既是白花花的一片，但又不觉得枯燥，那有弯有斜、有竖有横冰纹般的纹路，映衬在青山绿水之间，别有一番情趣。被不少外国人称之为中国典型古城堡的屯堡村寨，既保存着明清两朝的遗风，又融合着西南和江南各自的特色，非常耐看。

至于过大年的时候，家中不许扫地，说是怕把财宝扫走了；五月端午，要吃粽粑，挂菖蒲；生了娃娃，要吃满月酒；等等等等生活细节，则同我们孩提时代经历过的几乎一样。只是讲究的程度不同，江南一带渐渐淡化了的民俗，在屯堡却还完整地保存着。要说差别，最有代表性的可以说是体现在伙食上，今天的屯堡人，已经和所有的贵州人一样，特别爱吃辣，辣子豆腐、辣子鸡、糟辣椒炒肉片，已是安顺屯堡人的名菜，可以说是无辣不成菜了。

奇特的风情，悠长的历史，古朴的艺术，别致的生存环境，构成了罕见的屯堡景观。这就是我曾经生活了整整21年的那一片乡土，时常在梦境中萦绕不去的山地。把它写下来，也算是我一份心意罢。

（2001年9月）

九寨沟之旅(1)

叶田修完高三的学业，结束了一次又一次考试，我们决定要到九寨沟去。

九寨沟，九寨沟，近些年里，画报、影视、光碟、文字，不知对它的风光有过多少报道了。还有那些已经去过的游客，他们眉飞色舞的渲染，更对这一旅游资源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以致整天迷恋于电脑和影视片的叶田，一听说九寨沟，也欣然答应同往。

于我来说，80年代初期，已经失去了一次机会，这一次便不想再失去了。那一回因为从成都去九寨沟，需要两天路程，还得防备泥石流冲毁路基；那一回还因为叶田年幼，家中无人照顾，我得尽初为人父的责任。如今，一晃十七八年过去了，叶田已成长为一个大小伙子，而我也已年近五旬，再错过机会，又一个十七八年过去，我就爬不动山了。

那真是山啊，车过都江堰，进入羌族聚居的汶川，成都平原就被逐渐地抛在身后，川西北的山势就逐渐地险峻起来。山野也变得好看起来，变得如文人们喜欢形容的充满了诗情画意。山间公路旁，一条水流湍急、浪跳波笑的江河始终伴着我们。一问，才知这水就是大名鼎鼎的岷江。

但行一声呼，高峡出平湖。

过了茂县，山路弯弯，盘旋而上，翻山越岭爬去的，正是石大关。我想石大关该是“十大关”的谐音罢，车到高处，俯首望去，细细一数，嗬，曲里拐弯的险道，还不止十处。

海拔明显地高上去，不仅人不适，进口的丰田车也像在喘息着爬行。我请郝师傅停车，他挂上最高一挡，车子直驰而去，一直爬到悬崖边的弯道上，才把车子停下。

这是拐上悬崖的高原公路，风似要把人掀翻。我站在路边，放眼望去，不由一阵骇然，陡峭的山崖如同被巨斧劈削一般，直达水波涟漪的一个巨大的海子。稀奇的是，在山脚下还是激流汹涌的岷江，流经海子，却变得温顺、驯服，偃沫息珠，仿佛一下子凝铸于宽大的河谷之中。周围雄峻伟岸的座座大山，一座一座全像被巨斧劈削过一般，挺起玄武岩钢灰色的胸膛，任凭温情脉脉的碧水抚慰着自

己粗蛮的身躯。海子口上，平静的岷江水悠然而至，软如绿缎般平滑地伸展而去。

风吹来，我不由打一个寒噤，回身问郝师傅，这是什么地方？

“叠溪海，”郝师傅说，“1933年，松潘大地震震出来的海子，远近闻名。”

怪不得景观如此奇特。我再细问，郝师傅告诉我，他也讲不分明了。他是在新疆长大的，前些年刚调来西南交大，他说他也没闹明白，松潘离这里还有一百多公里呢，为什么要叫“松潘大地震”？

后边的路侧设置着一些简陋的小摊，小摊上有牛角梳、小藏刀、牦牛尾巴等一些纪念品卖，我走过去，一边询问藏刀价格，一边打听松潘大地震是怎么回事。

几个摊主你一言我一语，将六十六年前的那场浩劫，给我讲清楚了。

叠溪古城，原称蚕陵，公元前就已设县制。震前的古城，坐落于高出江面二百多米的叠溪台地上，城中有繁华街道，茶楼酒肆，有旅社有饭馆，甚至还有驻军一个连和城隍庙。原属茂州（即今茂县）管辖。

1933年8月下旬，一场大地震在瞬间发生，山崩地裂，河谷易容，惊天地动鬼神，叠溪古城顷刻下陷，笔直地跌落下去，城周围二十余羌寨亦全部毁灭。四面的山峰撼动着崩塌滚落，堵塞岷江，形成了大小不等的十一个堰塞湖。

遂而一个半月以后，地震形成的海子蓄水日久，又加上岷江源段大雨倾盆，大震之后的余震、小震摇撼江堤，江水骤增，咆哮奔腾，堵江堤坝抵挡不住，倏然崩陷，三海暴溃，洪水激浪排空，倾海涌出，顿时怒涛滚滚，吼声震天，十里百里声可闻。大水所到之处，无论江上索桥、江岸房舍民居，悉数全被吞噬，扫荡殆尽。远在乐山的大佛，拍岸云水也已洗到脚面。

8月、10月两场灾难，死伤共八九千人。

我听得目瞪口呆，风扑上颜面，卷起一阵一阵尘沙。身旁公路上，车前挂着成都—九寨沟的旅游专线大巴、中巴、考斯特，满载着乘客呼啸而过。车上可有人留意这悬崖公路下的海子？车上可有人知道眼前画卷般的风景系大震的遗迹？

我忙叫叶田过来听。这孩子，正捧着大伯伯给他的摄像机拍摄远近的风光。他是在贵州的大山里长大的，从小看惯了各种山的风貌，一般的山势山景，吸引不了他。到了这地方，想必也感觉到这景致有其独到奇特之处。

目斜苍山远，峰峦映湖面。柔波涟漪上，有野鹤拍翅飞过，于水面翻飞点水。清静的溪

流，温顺的海子，雄武壮伟的大山，六十六年的岁月重又使河山显出一派苍翠豪放。

郝师傅在催促上路，我胡乱向争相给我诉说往事“摆古”的男女摊主买了几把小藏刀，匆匆登车赶路。

车拐着弯跃向峰巅，狭窄的路面旁，紧贴着笔陡的悬崖，竖着一块厚实的牌位，上书四个遒劲的大字：神龙牌位。一人高的牌位上披红挂绿，裹着绸巾。几个慓悍的汉子，有的点香，有的作揖，有的虔诚地跪拜在地。他们是在祭奠自己的祖宗，还是在求助神龙莫要发威？

离开嵯峨雄峙、壮美奇崛的叠溪海山水风光，顺岷江峡谷，沿茂松公路，一路前行，直驱九寨沟口。

九寨沟之旅(2)

岷江峡谷，古无公路，崎岖小道弯曲盘旋，攀壁逾岩筑起的窄窄栈道上的路人，如蚕丛小径，时常担忧崖顶有飞石坠落，脚下有滑坡之危，路塌之险。

我们的车子一路驶去，虽然坦荡平安，但岷江水依然澎湃激荡，如雷贯耳，沿途所见，险滩密布，植被疏落，头顶上的悬崖峭壁，时而飞沙走石跌落、堵塞半截路面，风卷尘沙扑面而来，蔽眼障目。河滩地上，昔日的泥石流滑坡裹挟而下的枯枝、朽木、巨石、风化的变

质岩，杂乱地散布着，像未经清扫的厮杀过的战场。两岸河谷山坡上，羌寨鳞次栉比，伴以过江的索桥，高原的碉楼、关隘、古堡、栈道，时又近黄昏，给人的感觉是奇险苍凉，如入又一个世界。

叶田的镜头始终对准这一切尚未见过的景观。到了藏寨附近的草原上，牦牛群散落于高坡低谷，他干脆要求停车，贪婪地拍摄着眼前的一切。我站在一旁望着他，发现他把镜头久久地对着远方，不由抬头望去，哦，晚霞辉映中，雪峰在远处的山峦之上闪烁着银亮的光辉，悬岩峭壁上，亮崖裸露，那是海拔四五千米之上的寒冽风化所致，大量的岩屑、石块坠积于陡崖的下面，真是难得一见的奇景。

郝师傅说，他已来过好几次，每次都是云遮雾障，把远山笼罩得看不清楚。没想到，今天却让我们撞上了。

千年岁月的催化挤压，万载风云的裂变腐蚀，巍然高山才会显现出这么一副难得一见的风貌。

对比沿途所见的雄奇险壮，第二天进入九寨沟，分外感觉到，我们走进了人间仙境。

还在成都为西南交大人文学院讲课时，就曾听说，九寨沟旅游，今年起实行了新的管理措施。

到了旅游旺季，九寨沟的接待能力，是每天五千人。可去年夏天，蜂拥而至的游客，最多的一天达到五万人。很多客人无处住宿，只得蜷缩在车上过夜，窘相可以想像。光是开来的旅游车辆，从沟里排到沟外，在公路上整整排了八公里长。新开来的车子要进沟，游览完的车子要出沟，正在游览的车子要在沟内的景点转悠着赶时间，没车的游客则只能步行。整个九寨沟的夏季，成了一个喧闹的拥塞的声浪鼎沸的夏季。

汲取去年的经验教训，九寨沟自今年3月以来，实行了新的管理制度。所有开来的车辆，一律不准进沟。进沟的游客，全都得乘坐九寨沟管理区的绿色观光旅游巴士。这种特制的车辆，废气的排放量仅占一般车辆的四分之一，大大减弱了废气的污染。更令人欣慰的是，九个寨子中仅存沟内的札如、荷叶、树正、则查洼四寨的近三千名藏民，亦将按计划搬出沟外，真正地做到“沟内游、沟外住”的良性旅游环境。

也许正是这一系列措施开始初见成效，也许是下了一夜的雨，到我们进沟时雨还没停。坐在旅游巴士上一路沿着丫字形驶进沟去，只见万山流翠，烟雨缥缈，飞瀑泻玉，黛绿流莹，银练般的溪流在如画的山涧中跳跃闪动，连树正寨的九层白塔，也像浸染在泽国的水色中。恍惚间，我仿佛置身于一片水晶的世界。浑身感觉到从未有过的欢欣和喜悦。用感慨，用赞叹，都不能形容我此时此刻的心情。走遍大江南北，真正令我由衷地发出赞美的，一是烟雨漓江，一是贵州黔东南大山腹地的波峰浪谷森林。而九寨沟，是我第三次出自肺腑地深为惊叹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