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罕见的屯堡奇观(1) .4

有人说：知识青年，是20世纪中国史册上一个无法抹去的凝重印记。

有人说：沉浸在知识青年们的如烟往事中，是一辈子也走不出那条青春河。

有人说：频频回首风雨人生中知青们的故事，是在努力寻找青春的足迹。

有人说：知识青年的自省、忏悔和反思，是我们民族自省、忏悔和反思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为这一代人正在成为社会的中坚……

有人说：什么中坚啊，随着岁月的流逝，这一代人正在退出历史舞台。

有人说……

各种各样层出不穷的话题和议论，搜集拢来几乎可以编成一本大书。

我也曾是一个知青。和成千上万的同时代人，经历了“文革”中那段长达十年之久的知青生涯。眼见耳闻了许许多多伙伴和同时代男女的故事。可能正因为自己当了整整十年半的知青，故而对于那段生活，对于同时代知青的所思所想所虑，我都有较为深切的体验。即使时间过得再久远，我也仍记得，自己曾是一个莫名的知识青年。我也想忘却，但难以忘却。

正是因为难以忘却，我会一次一次地回到自己的第二故乡去。特别是在2001年的夏天，我又和当年也是知青的妻子一起，带上已是大学生的儿子叶田，又一次踏上这块土地，又一次看了我们当年生活和劳动过的地方。

在和读者的见面会上，在盛情相邀我去签名售书的那些城市，只要对方告诉我说他当年是一个知青的时候，我总是这么回答他们。当他们希望我说些什么和写些什么的时候，我往往就重复这句话。

我总觉得有这句话就够了。

我在偏远蛮荒的贵州山乡整整呆了十年又七个月的时间，一天也不多，一天也不少。我想，对于这么一长截漫长的日子，我能说些什么呢？

能说的我都已写进了那些小说。插队十年，直接描绘知识青年命运的长篇小说，我一共写了六部：《我们这一代年轻人》、《风凛冽》、《蹉跎岁月》、《在醒来的土地上》、《爱的变奏》、《孽债》。还有一些中短篇小说和散文、随笔。汇聚拢来竟有七大本。1999年的8月15日，气温高达39.4度，是上海有气象记录一百年以来最热的日子。贝塔斯曼书友会邀我去，给读者做“从《蹉跎岁月》到《孽债》”的演讲。由于天气太热，德方总经理艾科一再抱歉地向我表示，天气太热了，这是事先没料到的，很可能听众会较少，请我原谅。可是到了时间，七百多人的场子座无虚席！连他也发现，那天的听众不像以往他们举办的讲座。场上气氛热烈，秩序井然。来的听众和我年纪相仿的较多，青年男女来得格外集中，讲演完毕，书友们怀揣着以往历年来购买的我的一本本新新旧旧的书，排着长队让我签名。其中有一位带了满满一书包，我看了一下，在我已经出版的四十几本书中，他几乎买到了一半，有二十多本。但他还是遗憾地对我说：他是一个知青，很想买齐我所有描绘知青的书，可惜一直没搜齐。

在这些书里，我说过我希望那样的日子再也不要回来了；我说过我的青春、我的追求、甚至我的爱情，都是从那时候开始的；我说过就是在那样的岁月里，我才真正了解了栖息在祖国大地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民，他们渴望过上基本达到温饱、祥和美满的生活，但他们的愿望实现起来往往又是那么困难。

流动的青春河(2)

更多的时候我不是说而是在回忆，默默地静静地回想那些已经逝去的却又是那么清晰地留在我脑海中的画面。粗犷的远山连绵不断地展示着古朴原始的高地，苍茫的云空中有鹰在盘旋，从绿得悦目、绿得诱人的山林里，传来小伙子奔放的时而又是逗人的歌声，传来姑娘们嘹亮得飞甩到谷地深处的歌声，这歌声和恢弘的大山，和轻柔的蒙纱雾，和郁郁葱葱的大树林和谐地交织在一起，撩拨着人的心情，搅动着人的思绪。

哦，多少文思就在这样的冥冥中涌现出来。

我在一篇创作谈中写过：创作，是我生命意味的体现。而我生命的根，就是孕育在由高山河谷树林村寨组成的大自然中。我对大自然的情愫，对生活于广袤大地上的人民的感情，就是在上山下乡的插队落户岁月里从切身的体会中培养起来的。

（1999年1月）

恋爱豆腐果

去年夏天，我和家人同返贵州。住在酒店里，早餐是免费的。可当我起床后，却怎么也找不到叶田了。

直到用完早餐，回到客房里，才见叶田和他妈妈兴冲冲地赶回来，手里还提了一兜点心。打开一看，却是贵州有名的小吃：恋爱豆腐果。原来他们一早赶出去，就是尝小吃去的。上个世纪80年代，我们生活在贵阳时，每逢周日，叶田起床后，就去厨房拿好加盖的搪瓷碗

，催着我们上街去吃早点，尝肠旺面和恋爱豆腐果。

小小的恋爱豆腐果，为什么如此诱人呢？我们离开贵州已有十二年了，为什么一回去，他们就急于要去尝一尝呢？原来，恋爱豆腐果确有它的独特之处。

贵州人的饮食习惯是重咸鲜，喜香辣。恋爱豆腐果是切成长方形小块的白豆腐，经适量碱水发酵后，放在有眼铁片上烤制的。而它的烤制方法有许多学问。烤豆腐果烧的是糠壳而忌用煤。煤火烤东西火力不均且带有煤焦味，用糠壳则避免了上述弊病又降低了成本。烤豆腐果时，应不断翻动，以免烤糊，而翻动中须加小心，以不损坏豆腐果外表为佳。生意人都带有小铲，他们用小铲翻动豆腐果，并不时在铁制的烤床上抹一点油，既为防止豆腐果粘连，又能使其表面光滑，色泽黄亮。每当顾客光临时，生意人就用一块极薄的竹片或用小刀将烤得嗞嗞作响的豆腐果当腰剖开，填进辣椒、生姜、香葱、蒜泥、折耳根、麻油、酱油和醋配制成的佐料，这时趁热吃下去，咸辣爽滑，满口喷香，不失为一种享受。

1939年2月4日，筑城被日机空袭后，贵阳地区警报频繁，百姓一夕数惊。市郊东山、黔灵山、彭家桥一带成了人们躲警藏身之地。而在警报解除之后，成千上万的躲警者从树林里、山洞里出来，这些地方又往往出现一种短暂的热闹，畸形的繁荣。当时彭家桥有名叫张华峰的老汉，同老伴摆摊为生。他们根据躲警群众腹中饥，时间紧，图简便的特点，把自己的住屋辟成店铺，用糠壳烧火，烤豆腐果卖。由于他们的豆腐果成色金黄，外焦内嫩，佐料齐全，风味特殊，且价格低廉，便于携带，很快打开了销路。在那兵荒马乱的年月，许多人来吃豆腐果是为了解馋或充饥，往往是吃了便走。唯有那些恋爱中的青年男女，似乎藐视炸弹的威力，他们买一盘豆腐果，蘸着辣椒水，细嚼慢品，谈笑风生，一坐就是半天，倒把老俩口的鸡毛小店变成了谈情说爱的场所。一些人见了，便在背后开玩笑说这些年轻人在吃恋爱豆腐果。此话传到老俩口的耳朵里，两位老人倒也开通，顺风吹火，把自己的产品定名为恋爱豆腐果。一传十，十传百，贵阳全城都晓得彭家桥有一种名叫恋爱豆腐果的小吃。至今六十多年，张华峰老俩口早已作古，那小小的恋爱豆腐果铺也荡然无存，可烤豆腐却成了一些人的职业。延续到今天，贵阳卖豆腐果的摊子遍布大街小巷，少说也有三两百家。

小小的恋爱豆腐果，不但名称奇特，它还让人经久难忘呢。

（2002年4月）

等水的日子

这是将近二十年前的往事了。但回忆起来，我仍然记忆犹新。

1982年3月，我由偏远、蛮荒的猫跳河峡谷搬进贵州省的省城贵阳，开始学做一个省城里的公民。从1969年3月离开上海市中心的家，我远离喧嚣的城市生活整整十三年了。

那时候的省城，和北京、上海等大都市一样，住房处于紧张状态。我是幸运的，在一个

招待所小小的客房里和妻子熬了一个多月后，承蒙省文联照顾，给我们分配了五层楼上的一套两间半的房子，真是让人喜出望外！

搬进新居的头一天，看到满屋的泥屑、灰尘，我们兴冲冲地打开水龙头准备清洗。谁知，怎么拧那只水龙头，也是一滴水都放不出来。于是，便去向先搬进来的邻居打听。他们告诉我，这里叫石板坡，地势高，白天水压低，自来水根本上不来，只有等到夜深人静，全城的大多数居民都不用水了，才有可能来一点点水。我推窗向外凝神一望，果然，周围几幢七层楼的屋顶都在我们脚下。

于是，我们住进新居的第一件大事，就像所有的邻居们一样，砌一个小水池，等下半夜来水的时候，把小水池里的水蓄满备用。

日子，就在夜夜等水的期待中一天天地过去。

由于夜间要等水，我和妻子分了工，我守上半夜，她守下半夜。天天晚上将水龙头大开着，等待“水龙王”“哗哗”来临。这种等待是极难熬的，但是，一家人无水便难以维持最基本的生计，难熬也得等。我便一边等待一边写小说，在那几年发表的小说后面，往往有“写于贵州黔灵山麓”一行小字，有读者给我来信说，可以想像，你一定住在一个风景秀丽的地方。读后，我只好一笑了之。

当专业作家的时候，这样的日子还能勉强打发过去，晚上睡少了，第二天可以补睡一会儿。到了1984年7月，我调《山花》编辑部任主编，天天要上班，晚上守夜就成了一件贵州人说的“恼火”事。可再“恼火”，还得等水，还得熬夜。

说老实话，那些日子里，上半夜能够如愿等来“水龙王”的次数是极其有限的，可怜我的妻子，她常常在下半夜起来等水，等来了水，匆匆地洗衣裳，轻手轻脚拖地板，蓄水。天亮了，她还得去上班，还得在上下班途中倒换三次车，每天在路上消磨三四个小时。那时她常对我说，上了公共汽车就怕有座位，因为一坐上座位，不知不觉就要打瞌睡。不知有多少次，因为在车上打瞌睡她坐过了站，赶到工厂迟到了，便要挨批评。

可能正因为这样吧，我们的小日子过得格外地和睦安宁。相互体贴、关心着，打发日子一天天地过去，我们的孩子也在这种氛围里一天天地长大了。那年头，我已是一个作家，时常接到来自全国各地、天南海北各种各样笔会的邀请，很多笔会都是在我从来没去过的风景名胜区举办，与会者又都是全国文坛的名流，我真想去开开眼、凑凑热闹啊，但我一次次地婉辞了那些盛情相邀，只因为我想到家中需要等水，没有水，连最普通的日子也难过……

哦，那些等水的日子！

（2002年3月）

大路

山乡的安寂宁静，全是被打破的。

大路上驶来了汽车，准定是来了贵人，而且必然是不会在山寨上住宿的。于是乎细娃嫩崽们呼喊着、欢叫着跑到大路上去，围住了汽车，问这是什么车，看来的是怎样的贵人。如果客人下车后信步走去，娃崽们准会自始至终簇拥着客人，客人去看水库，娃儿们会跟到水库；客人走进寨子，娃儿们会跟进寨子，并且主动地介绍，这是张家，那是陈家。还提出警

告：这家的狗凶。

只因大路上进来的车子实在太少。偏僻、闭塞的寨子上，来一位公社的书记，来一位打着背包找队干部安排住宿的县上干部，老百姓就把他们当成是通天的官了。

坐车子进寨子来的，不是贵人又是谁？

况且这大路不是为开车子修的，那是专为山寨上通马车修的。1965年，“四清”运动结束的时候，为了显示运动的成果，带动了生产，所有下队的干部，发动了乡里的劳动力，修了这条大路，同时给沿途的寨子，配备了马车。路修成之后，由两匹川马或是三匹川马拖着厢斗的马车，就在山乡里出现了。

马车把山乡里产的无烟煤拖出去卖，马车到车站、工地揽生意、拖石头、拖沙子。一天干下来，能赚好几十块钱，抵得上一个强劳力在寨子上整整干一个月。

拖马车的汉子，自然成了寨子上受人尊敬的汉子。不说别的，单是赶场那一天，男女老幼挤上车子，挥起鞭子，一声喝，马车一阵小跑，不到半小时，就能跑到街子上。比人走快得多了。

指挥修路的干部中，肯定有那么一二位，是有预见的。说的是修马车道，但他们坚持要把路两侧，多修出一米的宽度。于是乎，路修成以后，汽车也就能开进来了。记得第一辆汽车开进寨门口，那八九十岁走不得路的老农，拍着车厢盖问司机：“这玩艺儿，一天要喂它吃多少饲料？”

大路真正当作汽车道来用，是在我离开山乡的前一年。那一年，斗篷山脚下发现优质煤的信息不知怎么被外界晓得了，于是乎，老乡们冬季里挖来用不完的煤炭，全被收买了。那些堆在煤洞口“狗向伙”人字小窝棚旁边的煤，全都变成了一叠一叠的票子。怎不惹人眼红啊！

那些原本善于挖煤的，在煤洞里日夜加班，挑灯夜战。那些原来勉强挖一点煤来充作家用的，也上了山。砖瓦窑停了火，只因用煤炭烧制了砖瓦来卖，还不如直接卖煤来钱。很多戏文就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上演出了。最能号煤脉的曾家老大，挖煤挖疯了，没日没夜呆在洞子里抡十字镐，把自己的眼珠子挖了出来。事后，当他瞎了一只眼睛从医院回来后，对围住问他的乡亲说：“我蹲在窄小的洞子里，眼前看到的，哪是煤啊。全是票子，是一张张的拾元大票子啊！”

我也挤在寨邻乡亲们中间，听到这话，不禁骇然。再看看四周，那一些挖出大堆大堆煤炭待卖的农民们，拼命地奉承司机，贿赂司机，把自己舍不得吃的鸡蛋，把菜园里的新鲜蔬菜，把鸡鸭，塞进司机的驾驶室。巴望司机早一天把自家的煤拖出去，好换来票子。拖司机回家吃饭，司机喝醉了酒，调戏乡里妹子的事情，传得纷纷扬扬，更有甚者，留宿的司机睡了自己的婆娘，汉子知情后，竟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大路带来的岂止是喧嚣的汽车喇叭声，它把安宁静谧的山乡搅得沸腾起来。

商品经济莽撞地闯进四季安然的寨子，给人上的第一课就是严酷的。

盘山绕谷的大路修进山乡，修到寨门前，越岭翻山地修到白云深处的人家，习惯于在原始传统状态下生活的善良人们，做好了大路修来的准备了吗？

（2001年8月）

第四部分

买得青山只种茶

“茶。云腴，灵芽。出生地，古华夏。芳龄几何，五千岁华。三皇神农氏，尝草识茗芽。日遇七十二毒，瘟君克星苦茶。云贵巴蜀是故乡，人杰地灵育GAFD1诧。”

上面这首一至七言咏茶诗，是茶文化研究专家舒玉杰先生所做，他对茶的形状、出生地、年龄、来历、特性以及其故乡等，作了简短而精彩的描述。这首诗里的“日遇七十二毒，瘟君克星苦茶”两句话，使我想起了插队落户时的一件事：当地有一农民外出劳作时，风雨

交加，雷电狂作，不慎被雷电击死。

按照乡俗，死在外面的人，是不能把他的尸体抬进寨子的。人们把他的尸体放在寨子外面的茶树底下。第二天，死者复生。据当地人讲，是由于雨水经过茶树叶子滴在死者身上，而使死者复活的。死者是不是被茶叶水浇活的，我至今不敢肯定，但从那时开始，我爱上了喝茶，一喝竟喝了二十多年！当然，爱喝茶，却是不懂茶道的，看陆羽的《茶经》，感兴趣的不是里面讲到的各款茶具和繁杂的煮茶、饮茶过程，而是里面记载的一段话：“茶者，南方之嘉木也。一尺、二尺乃至数十尺，其巴山陕川有两人合抱者，伐而掇之。”我们现今看到的茶树，一律矮矮的，高不及人。而古代，茶树高至“数十尺”，这是不是一种传说呢？当然，传说也有，但实际上两人合抱之茶树也不少见。在我国云南，古老的茶树最多，有四十多个县野生大茶树，素有“云南山茶甲天下”之说。故人们把云南看做是“自然茶寮”。《封氏闻见记》载：“茶……南人好饮之，北人初不多饮。”茶由南向北而来，其味也似乎由浓到淡。云南、贵州、江西乃至福建一带，茶味偏重偏浓，而到了江浙一带，茶味就淡，这可能跟地域环境有关。

茶从原先的讲究实用，到了后来的讲究风雅，是一个过程，实际上这个过程是人类文明的演变过程。直到茶成了一种文化之后，其实用价值处于次要地位，很为某一层次的人做了风雅之事，特别是读书人家或爱茶的文人，总要在壁间挂一些与茶相关的书画。像白居易的“坐酌泠泠水，看煎瑟瑟尘。无由持一盅，寄与爱茶人。”中国古代文人中，大多是爱酒的，人生不得意，借酒浇忧愁。曹操就说：“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也有凭借酒力来创作的，像李白，“李白斗酒诗百篇”。而让茶酒在诗坛中并驾齐驱的是白居易。白居易是“茶铛酒杓不相离”的，“看风小榼三分酒，寒食深炉一碗茶”；“举头中酒后，引手索茶时”；“起尝一碗茗，行读一行书”；“夜茶一两杓，秋吟三数声”；“或饮茶一盏，或吟诗一章”等等。以茶助文思，用茶来醒脑，倒是非常适合我的，我不好酒，也不能喝酒，无法像李白那样“斗酒诗百篇”，只能效白居易之法，“饮茶一盅，吟诗一章”。

我喝茶的历史是不短了，但仍未养成喝功夫茶的耐心和毅力以及那份细致，更不懂茶道，不过，我爱听僧家那句斗机锋时常用的话：无事么？喝茶去！我从这句话中当然是悟不出什么高深的禅理的，但我会非常开心地去泡一杯茶，坐下来，写作。我这一生，喝茶的历史和写作的历史是一样长的。写作和喝茶几乎同时进行。

古人说：买得青山只种茶。信然！识得此中滋味，觅来无上清凉。不种茶树又种什么！

（2001年9月）

共和国５０年

50是个吉利的数字。

50周年当然是个喜庆之年。

当国庆50周年的日子走近我们的时候，我的眼前历历在目地浮现出已经逝去的那些个大庆之年的情形。

国庆10周年的时候，我10岁，是一个小学三年级的学生。可举国欢腾、普天同庆的热烈气氛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里。我挤在欢乐的人群里看大游行，我坐在第一排看文艺节目，记得正是那一天，我坐得那么近地第一次看到了独具风采的新疆舞蹈。到了夜晚，我怀着急切期盼的心情等待盛开在夜空中的礼花。那年头，我已不知不觉地爱上了文学，虽说在念小学，但我已经不知天高地厚地读了很多我们这一代人几乎都读过的《林海雪原》、《敌后武工队》、《烈火金刚》、《青春之歌》、《战斗的青春》、《野火春风斗古城》等等长篇小说。像许多男孩子一样，热衷于议论着这些小说中“战斗”的场面和革命的经历。

国庆20周年的时候，我已是贵州山乡里的一个知青。过节那几天，正是秋日里难得的晴天。寨子上宣布，为抢节气，收获成熟了的庄稼，一律坚持出工，以“抓革命、促生产”的具体行动，庆祝国庆20周年。那一天，从清晨到傍晚，我和山乡里的农民们一起，整整割了一天的水稻，把一担一担尚未干透的谷子，从田坝上挑回晒谷坪上。大约是队长听了我们几个知青一整天的唠叨，在太阳落坡之前，总算让我们几个男女知青提前收工了。也许是从一天繁重的劳动中解脱了出来，也许是想到回去后总算可以杀鸡、煮肉打一顿“牙祭”过节了，走回寨子的路上，我感到这一天的晚霞格外的美丽。栖居山乡，天天沉浸于农事的劳作之中，翻来覆去读的，就是我下乡时带去的那几本我特别喜欢的书：《罗密欧与朱丽叶》、《贝姨》、《红与黑》、《父与子》、《贵族之家》、《契诃夫小说选》、《杜布罗夫斯基》……在当时，这些都属于禁书。幸好无论是山寨上的农民，还是周围的知青，谁都不曾去打过“小报告”。

国庆30周年的时候，我仍生活在那个叫“砂锅寨”的地方。不过文学已和我交上了朋友，我出版了最早的三本书《高高的苗岭》、《深夜马蹄声》、《岩鹰》。根据《高高的苗岭》改编的电影《火娃》已在全国上映，它竟然还在我插队落户的山乡拉起白色的幕布放了一回。而一部新的长篇已赶在十·一前出版的当年第五期《收获》上刊出，那就是完全依照我的心愿仅花半年时间写出的《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喜事一件一件接踵而至，贵州作协将遵照省里指示把我调去当专业作家，我在完成了长篇小说《山风凛冽》的创作之后，又完成了《蹉跎岁月》，我的孩子也即将出生。但我无意沉浸在这一片喜悦之中，我如饥似渴地阅读着重新出版的大量的书籍，有“文革”之前出版过的，也有新翻译进来的，还有无数新涌现的中青年作家们创作的，我深知文艺春天的来之不易，我珍惜命运赐予我的这一珍贵的时期。以后的好些年里，我婉辞了一次次的盛情相邀，我谢绝了几乎每个月都能收到的“笔会”请柬，我日以继夜地写着、写着。今天写作，明天写作，后天还是写作，天天都在辛勤地耕耘中度过。所幸的是，那些年里写出的几乎所有的作品，每一本都印成了书。

国庆40周年的时候，我步入了不惑之年。也许是年龄的关系，生活在内地省城，到了过节的日子，我分外地思念起故乡上海。恰巧又逢我母亲患了眼疾，她盼望着我这个游子归乡，我正式向贵州提出了调回上海工作的请求。一边一次一次地去找领导，申诉调回的理由，一边在家中构思着一部新的长篇小说《孽债》。我在省城生活已经七年了，七年中我由对省城的生疏、不适应到渐渐地融入省城社会。根据省城生活的体验，我写下了三部长篇小说《省城里的风流韵事》、《家庭的阴影》与《眩目的云彩》。结合自己的创作实践，我和同时代所有的中青年作家们一起回顾着新时期文学十年的历程，思考着又一个十年的文学路子该怎么走。不论是传统的作家还是前卫的作家，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所有的作家都感到，中国的文学还需要创造更灿烂的辉煌。

国庆50周年就这样来到了我们跟前，新中国50年的文学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辉煌，新中国50年的文学也和祖国的命运一样经历了曲折和坎坷。五十周年大庆，和世纪之交联在一起，回顾百年沧桑，喜看50年巨变，展望辉煌前景，中国的文学事业，一定会伴随着共和国前进的步伐，在老、中、青三代作家们的耕耘努力之下，昂首阔步地迈向新的世纪。

（1999年10月1日）

童年看山

小时候，生活在上海永嘉路的弄堂里，整天接触的是弄堂里的伙伴，看惯了弄堂里青砖和红砖的楼房墙壁。走出弄堂，是不宽的两条马路，和马路上的商店，如粮店、酱油店、水果店、皮鞋店、理发店。我特别对皮鞋店有突出的印象，因为班上一个同学就是皮鞋店的“小开”，大人们说，他家父亲的皮鞋是手工做的，卖得特别贵。上学的时候，他穿着皮鞋来，我们一帮穿球鞋、布鞋的同学，就要围着他，看他脚上的皮鞋。他呢，有时候漫不经心，不大愿意回答我们好奇的问题；有时候会翘起鞋底，给我们看他皮鞋的质量，不无自傲地说

：这是真正硬帮皮底的。除了弄堂、马路、学校的教室和操场，看得最多的就是天空中的烟囱，天空中的云彩。此外，要走几站路，才能到热闹的淮海路；要走很远很远的路，才能到外滩，看黄浦江。那时候，总以为世界都是由弄堂、马路、楼房、商店组成的。

后来从书本上了解到，我们生活的地球，不但有城市，还有乡村；不但有平原，还有山区。而且不断地从电影、照片和画片上，看到山的样子。

可是，总有些问题在困惑着我：山，真是像画出来的一样么？山上怎么会有水，有树林，还能建房子？山上有马路吗，山上能开电车吗，山上有电影院吗？脑子里想得越多，就越是玄乎。

于是，我就在纸上画了一座又一座山，小山不必说，大山画出来，也没法解答我的问题。水往低处流，那么高的山，哪儿来的水？没有水，人怎么生活，树木花草怎么成活？想来想去，想成了一团乱麻，也解不开大山的谜。

我开始更入神地看书。连环画是不用说了，那上面画出的山，和我想像中的差不多，是不可能有马路有商店有电影院的。

长大一些了，跟着比我大的孩子去逛南京路，走进朵云轩，那里头挂了一张一张山水画。奇怪，山上明明没有水，这些古代和现代画家，怎么都把山和水画在一起。看，山上有亭子，有流水，还不止一处。影影绰绰的，亭子里还有人坐着。高高的白云深处，还画着几间房子，亭子里的人，想必住在那种房子里。可他们吃什么呢？

仍百思，不得其解。

有一次春游，去长风公园，公园里有山。我兴高采烈地去了，也爬上了铁臂山，还出了一身汗。站在山顶上，眺望远近景致，激动了好一会儿。我总算真正地爬过一次山了。

小学快毕业了，又是一次春游，要去佘山。大家都说，佘山是上海地区唯一的一座山，海拔只有90多米，不高的。

虽不高，那也是真山啊！我们议论了好久，期盼了好久，总算成行了，总算看到山上建的教堂了，总算走进天文台参观了。哦，山上的房子原来是这么建的，山上的人并不愁吃穿，他们也像上海城里的人一样生活着。

不过，还是有很多问题横梗在我的心头，山，对我仍有着许多不解之谜；山，在我心目中总带着几分神秘。我也始终不能真正地说清楚，山究竟是什么。

万万没想到，上山下乡去插队落户，我会到云贵高原，天天生活在大山的怀抱里，看够了山势、山野、山峦的景致；后来，我提起笔来创作，无论写到知识青年的生活，还是农民们的形象，都离不开他们栖息的山寨环境，我真正地熟悉了大山，了解了山区，对千姿百态的山峰，连绵坦荡的大山胸怀，雄峙挺立的山体，屏风般的山脊，还有山乡里常见的雾岚、清泉、飞瀑……都有了真切的体会，深切的感受。特别是山乡里的路，崎岖的小路，历经岁月沧桑还残存的古驿道，马车道，砂砾公路，柏油马路，高等级的公路，每条路都是一段历史的见证。

那时候，回想起童年时代对山的困惑和烦扰，我会不由自主地哑然失笑。

哦，我的大山情结……

（2002年7月）

教育与希望

插队落户的岁月里，我曾经教过几年书。那不是正规的学校，那只是偏僻小乡里的耕读小学。任命我当耕读小学教师之前，大队里对我说，我们这所学校，办是办起来了，可是学校缺课率很高，娃娃们特别是女娃娃们，要来就来，不愿意来就不来。师资也缺乏。现有的教师，只会教语文和算术，副课都不开。好几年里，已经没有一个小学毕业生进入公社的农中了。言下之意，对我去任教，充满了期待，寄予厚望。

登上山巅的庙上小学校，我不由大失所望。三间大教室，两间盖着瓦的，不少开着天窗。另一间和教师的办公室，都盖着茅草。原来在这教书的老师说，四间房都是漏的。作为操场的大院坝里也是一片狼藉，到处是绊脚的石头、碎砖、枯枝、落叶，环境很差。和我插队落户山乡秀丽的风光、旖旎的山川河谷，形成巨大的反差。

开学了，和很多的耕读小学的教师一样，除了教语文和算术，我还主动开出了体育课，唱歌课。要上体育课就要清扫作为操场的大院坝，我发动了全校师生的义务劳动，只用了半天的时间，大院坝里清扫得一干二净，排队做操再不会绊脚碍事了。我根据自己的记忆，简化了广播操的动作，教给偏远山乡里的这些男男女女，大大小小的娃娃；我还让另一位老师找来绳子，让他们举行拔河比赛，赛得这些孩子们前倾后仰，觉得这样上课太好玩了。那年头天天晚上的广播电台里有一档儿歌教唱节目，诸如“我是公社小社员”、“小小螺丝帽”等等，我先跟着广播学，边学边记歌词，学会了又教给学生们。这些儿童歌曲通俗易懂，朗朗上口，孩子们一学就会。教了大半年书，令人惊讶的事情发生了，寨子上，大孩子在教他们的弟妹学做操，到了山寨宁静的夜晚，一幢幢农舍里会传出阵阵儿歌声。邻寨乡亲们见了我，都露出了满意的笑容，夸我“得行”。农闲时节，一帮农村汉子自发地来到小学校，翻盖了教室的屋瓦和新茅草。窗户上没玻璃，他们也给配上了薄板子，说到了刮风下雨的日子，可以遮挡一下风雨。

一年后，我教的五年级，有好几个学生考上了公社的农中。

三十年以后，我又来到当年插队落户的砂锅寨，看到已经从山巅上搬到平坝里来的小学校整齐的教室，意外地见到了我当年教过的学生。他现在也在小学校教书，我问及其他一些成绩较好的学生的情况，他乐呵呵地告诉我说，他们都在教书，有几个还是县里的优秀教师哩。他由衷地对我说：叶老师，我们几个碰在一起，就会讲起你教我们的情形，你给我们讲高尔基小时候的故事，你说人若不受教育，你们的未来就没有希望。我们不但牢记着，现在也对学生们这么说。今天的孩子们再不缺课逃学了。

看着初步改变面貌的山乡环境，听着当年学生的话，我笑了。是啊，人生如果放弃了教育，就意味着放弃希望。

（2002年11月）

小小老照片

这张小小的照片，可以说是真正的老照片了。

那是我插队落户第二年的夏天拍的，至今已整整三十一年了。

比起这以前拍下的照片来说，经过了一年半的劳动，我身上的文弱之气少却了很多；而增加了一些健壮感。天天出工，挑灰、运砖、担肥、挖土、铲护田埂、犁田耙地，繁重累人

的农活，逐渐强健了我的筋骨。细细地看，还能看出我的身上沾染了一股山野之气。干的是重体力活，整日里沐浴山里的风，山里的雨。农忙时节，经常是身上出了透汗，一场大雨下来，身上的外衣又淋湿了，外面潮，身上粘，那股滋味真不是好受的。好不容易歇下来，在火塘边烤干了衣服，火辣辣的太阳又露出脸来，把人晒得头晕眼花。

非得戴上草帽，干活时才会觉得合适。日复一日，天天如此，岁月不在我的身上留下它的痕迹，那才是一件怪事呢！这张小小的照片，是当年流行的一寸报名照。但我却不是为了报名去拍的。说实话，在这蛮荒的山乡，在整日劳作只为了解决最基本的温饱要求的岁月里，人是想不到拍照片的。记得那一年，我们集体户里一位知青的舅舅，趁到贵州来出差的机会，坐了火车坐汽车，坐了汽车又坐马车，从马车上下来还走了好长一截路，来到山寨看望自己的外甥。这位舅舅随身带来了一只照相机，给我们每位知青拍了一张照片，这件事至今还留在我记忆里。不过，我的这张照片不是那一次拍的。这张照片是我到省城贵阳拍下的。农忙过后，牙齿剧痛难忍，我请了假去贵阳看牙齿。治疗了牙齿以后，回山寨的火车是夜间八点钟的。我闲着无事，就在街上逛来逛去，那年头，贵阳的武斗刚刚平息，物资匮乏，商店里没有什么东西，书店里的书少得可怜。从大十字走到喷水池，又从喷水池走回到大十字，我突然发现一家开间很大的照相馆。不知怎么的心血来潮，走进去，花了七角几分钱，开了一张票，拍了一张最便宜的报名照。

照相馆很大，直到开票时，我才知道它叫“阿麻照相馆”，是一个颇奇特的名字。十多年之后的80年代，我在贵阳生活了整整八年，才知道这“阿麻照相馆”还是贵阳城里历史悠久名气最响的一家照相馆。

尽管如此，拍一寸报名照却没有什么讲究。持票上楼，摄影师瞅都没有瞅我一眼，就叫我坐到前面去。他开了灯，连灯光都不作任何移动，就朝我举起一只手说：“抬起头，望着我。对，就这样，不要这么严肃嘛，板起脸干啥子？笑一笑。”

摄影师说的是一口地道的贵阳话，和我插队乡间的贵州话，发音有些区别。我一听他的口音有些滑稽，忍不住笑了。他“咔嚓”一下拍完了照片。

大约十天之后，我在砂锅寨上收到了这张照片，打开一看，大家都说拍得不错，难得我有这样的好心情，没有什么事也会走进照相馆拍照。我却颇有些自得；看看，我还是锻炼出来了吧，身上增添了土气和野气。在和同学通信时，我就把照片给他们寄去，还把底片一起寄给了上海一位会放大照片的同学，请他得空时给我放几张。自己就留下现在这一张照片。

一晃，三十多年过去了，这小小的一张照片，却也能勾起我对那段岁月的回忆，这大约就是照相最大的意义了吧。

（2001年6月）

第五部分

读书的烦恼

写过几篇读书得益的文章。

今天这一篇要写的是，读书在我的人生经历中惹出不大不小烦恼的事情。

记得是在读初中的时候，我经常光顾学校的图书馆，根据自己的喜好，借来大本大本的小说阅读。由于自小爱好文学，在小学高年级时，我差不多把国内流行的长篇小说都浏览了

一遍。进入初中以后，同学们互相之间传阅的书，已经不能引起我的兴趣。我从图书馆中借阅的，大多数是由国外翻译过来的长篇小说和一些新华书店柜台上已经消失了的书籍。在十三四岁的年头，我总认为，读书越多，对自己的好处越多；读书越多，知识面越广；读书越多，我将来实现自己的理想——当一位作家，基本功就越扎实。总而言之，多读书，不至于会妨碍什么人，也不至于会惹得什么人不快。在我的记忆中，似乎家长、老师们是时常这样教导我们的，书本、杂志还有那些个大学者、大作家都是这么说的。

谁知，事实远不是那么回事。

有一回，趁着午间休息，我又去图书馆借来了厚厚的五六本书。由于我的作文成绩比较好，写的作文在学校得过奖，因此借书的时候可以破例多借几本。

当我捧着一堆书，正在津津有味地翻阅时，坐在我身旁的女同学突然主动对我说话了（这实在是破天荒的事儿，以至她的话讲完了，我才意识到她这是在对我讲话）。她说：“看你呀，尽借这种书看！”

正埋首于书本的我直到她讲完了，才吃惊地抬起头望着她，朝她连连眨着眼睛：“你说什么？是在说我么？怎么啦？”

她伸出手来，指点着我正仔细端详的扉页上的作家肖像说：

“就是说你。借的尽是这种书……”

“这种书怎么了？”

“书页泛黄。写书的人，不是大背头，就是秃头，要不就是大胡子，戴眼镜，”她滔滔不绝地说，“总之，全是封、资、修的书。你读了有什么好处？小心中毒。”

我望着她激动的神情，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我有什么好说的呢，她是小队长，又是班上的活动积极分子，还在听团课，争取入团。我当着她的面把书合上了，封面是竖排的五个大字《柔石小说选》。

我想她看到书的封面，大约会感到自己说错了。但她不，她还在说：“再这样读下去，你就永远不会进步！”

我不愿再搭理她了。柔石的那张肖像，戴着一副眼镜，长长的稀疏的头发往后梳得整整齐齐，这是他年轻的生命旅程中留下的不多的几张照片之一。是的，我蛮可以站起来重新翻开书大声对她说：“你再仔细看看这是谁！”但我没这么做，因为我还借了另外几本书，留着大胡子的托尔斯泰，留着小胡子的高尔基，秃顶的冈察洛夫，脸色忧郁的陀思妥也夫斯基……在她的眼里，这些人全是外国佬，读他们的书，就会中毒。

我把书塞进了抽屉，离座走开了。

我以为躲开她，事情就完了。事实却不是这样，当我读完这些书，去图书馆归还，并且又开出一批书单递进去的时候，图书馆管理员只递给了我两本书，并且说：“不要借那些书了，你就读这两本吧。”

我一看他递给我的两本书，一本是《把一切献给党》，另一本是《老共青团员》。

我愕然地瞪着图书馆管理员，很不幸，他也是一个秃顶。而且我第一次来借书时就听说了，他是一个右派！

我想告诉他，这两本书我在小学里就读过了，我还做过读书笔记。

但我望着他的一双紧紧盯着我似有什么话欲说的眼睛，什么也没说，拿起两本书就走了。

不久，班干部正式找我谈话，我的邻桌陪伴在侧，她们郑重其事地要我端正学习态度，帮助我树立为革命而学习的信念，奉劝我千万不要再读那些封资修的文学作品了。

尽管我对她们的帮助表示感谢，但到了学期结束，老师给我的品德评语，仍说我学习的态度不端正，有资产阶级成名成家的思想，需要到三大革命运动实践中去锻炼锻炼，以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

直到我插队落户多年，真的在边远蛮荒的贵州乡下锻炼并且在劳动中真正开始理解一些生活，写下最初的一些作品时，仍还有人说：这个人的成名成家思想还没克服，你看他不但读，而且自己还写起来了。为此，真的还曾惹出很多的麻烦哩！读书，确曾给了我很多的东西。可实事求是地说，在我的青少年时代，读书，还真的给我惹出了不少的烦恼。但愿那样的情形，永远别再复返了。

虽然青少年时代读书给我惹出了不少烦恼，但我仍然真心爱书，并受益终生。

（2000年5月）

家的感觉

静下心来，坐到桌前，提笔写下一点东西，在我，还有一个条件，那就是希望室内的光线柔和一些，甚至稍显晦暗。如果白天的阳光太强烈，我则会拉上窗帘。夜晚，我不喜欢在日光灯下写作，书桌上的台灯，我选用的是淡黄色的25瓦光的灯泡。

千万别以为这是我的怪癖。这实在是十多年的插队落户生涯养成的习惯。

插队的那些日子，我开始试着往纸上写下最初的作品。山寨上没有电灯，我只能点一盏煤油灯，守着腾跃闪烁的光焰，一行一行往下写。久而久之，我习惯了这样一种写作方式，我的思绪也会在这样的氛围里，显得分外活跃。换一个环境，条件显然更好一些，我反而会觉得不习惯，进入不了状态，也写不出东西。

这样一个习惯，也就决定了我对住房、对家的要求。

这要求有点苛刻，却是不高的。

细想起来，从插队落户期间的泥墙茅屋，到后来水电站的石头房子，青砖的楼房，进省城以后的小招待所，石板坡的房子，处长大楼，直到回归上海，我搬了十几次的家了。搬家搬得多，对家就有一种随遇而安的感觉，从没兴师动众地想过，要十分讲究地装修一番再住进去。在省城里搬家，我都是直接搬进去住下。日子似乎也过得很顺当，没起什么大的波澜，小说也照写。回到上海，同学听说我不准备装修就搬进新居，吃惊地向我提出“抗议”。于是我只得入乡随俗，跟上时代潮流，把房子装修一下，再实行搬家的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