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罕见的屯堡奇观(1) .8

那么，她是不是陈圆圆呢？

马家寨的吴氏后人们，一口咬定她就是陈老太婆，是他们上千人的祖宗。为向世人明示这一点，1994年春天，他们集资立了一块“陈圆圆墓说明”碑，竖在那里。我将碑文中最主要的一句话抄录如下：

陈圆圆归隐之谜(6)

陈圆圆究竟魂归何处数百年来众说纷纭，有云南说上海说苏州说等等，马家寨吴氏说陈圆圆墓就在这里，我们千余人都是她的亲子孙，如若不信请进马家寨亲自问问他们

读了这段话，我认为马家寨的吴氏后人没有冒认吴三桂和陈圆圆为祖先的利益动机。首先，这种事情在整个清王朝统治时期，代代以口相传是可信和合理的，为了避免杀身之祸，却又要使家史不至于因岁月更迭而湮没在俗世中。其次，陈圆圆虽然名声很大，几乎妇孺皆

知，但是，究其身份，终归是个妓女。在正统社会里是遭人贬损、受人鄙夷的。这个世界上，想没有一个人会冒认一个妓女为祖先的。况且现在不是一个人，而是一整个寨子的上千人认为她是自己宗族的祖先。前面我已经说过，这件事最初透露的年份，是在我去贵州插队落户的前两年。正是抓阶级斗争为纲抓得最紧、查三代、查祖宗十八代查得最严的1967年。马家寨吴氏不会不知道，吴三桂是历来被斥为“逆贼”、“汉奸”的，吴氏后人为何偏偏要在这个年头称自己是吴三桂和陈圆圆的后人呢？还有一点也不可忽视，几乎所有去水尾镇马家寨的访问者发现，吴氏后人都能把吴三桂及其他手下的儿子、侄子、女儿、女婿及重要将领的事迹讲得头头是道，还能完整地讲出他们的姓名。至于陈圆圆的传说，其中的细节，在马家寨也是流传得家喻户晓，不能不说也是一件奇事。有人提出疑义道，就是在偏僻乡间，有些秀才之类的人物，从古书演义中看来些传奇，茶余饭后在群众中传播，也是常有的事。

贵州的学者则反驳道：不然。比如他们能说出胡国柱、夏国相为吴三桂的女婿。胡国柱、夏国相在历史上并无甚知名度，也没啥业绩，野史演义中很少涉及，不像《三国》、《水浒》中有名有姓的人物，他们怎么可能记得如此清晰。不是家族秘授，怎么可能讲得清十一二代祖先的名称。社会上随便找一个学问渊博的人，请他讲一讲十一二代祖先的名字，恐怕谁也讲不上来。且别说，文化大革命中，马家寨上还藏有吴三桂的皇伞和兵器。

从1984年开始，不时有文章披露陈圆圆归隐在贵州岑巩县水尾镇马家寨狮子山绣球凸，争鸣的文章发表了不计其数，始终没个结论。

一晃至今已近二十年了。作为自始至终的一个关心者，我想，有时候我们何不化繁为简地来思考一下问题。既然清军攻破昆明城，恢复其统治以后，一直久寻不见陈圆圆的踪迹。难道聪明如陈圆圆这样的女子，她就不会在预见到局势的危急之前，找一块僻静而又风光优美的地方作为自己的归宿嘛。联想到她追随吴三桂统治云贵的多年中，曾到过龙鳌里，并深深地为龙鳌里物华天宝的环境和优美的风景所吸引，她是极有可能归隐到这里来的。

从这一意义上来说，陈圆圆葬身在贵州岑巩马家寨也是可能的。风光之美被誉为天上人间的悠悠龙鳌河，河水环绕鳌山流向东南，汇入GAFD3水，它从上古时代流来，还将流向未来，滔滔不绝地流了千百年，它能向世人揭开这一谜底吗？

（2003年9月）

震中在日月潭

6月6日，台湾一派酷暑炎夏的气候。

中国作家代表团抵达台北的当晚，主人就请我们定夺6月10日以后的路程。他们说，离开台北到台南去，有两条路线可行。第一条线，是经新竹到台中，游览阿里山和日月潭，在那里住一晚，遂而经台南到高雄，离开高雄回大陆。第二条线是新线，那就是走台东，经宜兰到花莲，路途中游览太鲁阁公园。又由花莲经台东市抵达知本温泉，在温泉住一晚，再直驱

垦丁森林公园，最后也由高雄飞回香港。

我们这个代表团的大多数成员都是第一次到台湾，很多作家对阿里山和日月潭的美景充满了向往。而且这条路线是传统的旅游线，从大陆去台湾的，几乎都走这条线。于是，有两三个人就表示了想去日月潭和阿里山的愿望。

主人解释说，这原不是问题。往年来的作家团、诗人团，我们也是安排的这条线路。今年之所以推出第二条线路，是由于“9·21”大地震的影响，况且自那以来，余震不断。我们实在是从安全出发。在台湾，这一时节是雨季。风吹椰林，大雨说来就来。即使不震，连续暴雨也会造成山体滑坡，形成土石流。

台湾人所说的土石流，就是我们经常提及的泥石流。从荧屏上看，那奔泻的景观还是很骇人的。

但是，主人又强调说，我们只是根据实际情况作出如实介绍，究竟怎么走，还得听客人的，于是几位作家就让我表态。

说实在的，我也十分盼望能去日月潭风景区，并在阿里山上的别墅里住一晚，小时候歌里唱的：“台湾岛啊我的故乡，多么美丽的地方。阿里山森林，一望无边，就像大海洋。蔗糖甜呀稻米香，日月潭啊好风光。”那动人的旋律至今仍耳熟能详。

但转念一想，主人已明确表示，这么考虑是从安全出发，总有他的道理。我们只在台湾访问十天，既不想遇上土石流，也不愿碰到地震。于是我说：客随主便。安全第一，我们还是走东线吧。

事情就这么定下来了。

没想到，6月10日晚上，准确地说是6月11日凌晨2点23分。我正处于酣睡之中，同屋的徐教授惊呼道：“地震，地震了！叶辛，快起来。”

我从梦中惊醒，只觉得床在摇，那感觉就如同火车急刹车时剧烈晃动的车厢。我的神经顿时抽紧了，华华大酒店的走廊里传来尖声尖气的呼叫。我抽身坐起，并将背脊紧贴着墙，墙也在颤动。那一瞬间有恐怖的念头袭上来……遂而一切平静下来，客房里又像平时一样安静。

但我们却是怎么也不能入睡了。又静待了一阵，确信地震已然过去。我走近窗户，朝窗外望去。台北下半夜的马路沐浴在街灯的柔光里，人行道上阒寂无人。

徐教授说：“这一定是去年“9·21”大地震的余震。震中仍在日月潭所处的台中一带。台北只是波及。”

虽是波及，对于我而言，已是这辈子遇到的最大一次身临其境的地震了。

清晨6点钟，我们打开电视，第一条就是地震消息，震中果然在日月潭、阿里山一片的南投县。阿里山上，有近千人被困……

全团作家聚集在酒店大厅的时候，已一致认定，我们选择走台东一线，是明智的决定了。

当日下午进入太鲁阁公园，抬头仰望陡峭壁立的山峰，俯首细观深谷中奔泻的河水，恍惚之间，仿佛感到我又走进了西南山乡奇峻的猫跳河谷和乌江天险。悬崖上飞泻而下的瀑布，沟溪里翻滚着白浪的河水。还有那到了午后仍是那么浓烈的雾岚。所有这一切为何如此相像，让人似曾相识？我知道，西南山乡的很多奇丽景观，是地震所致。难道眼前的一切，也是出于相同的原因？

果不出所料，前方道路上，有山崩的残迹。醒目的标志提示路人车辆，行走务必小心。而立在一旁的路碑，则告之旅人，如此大自然鬼斧神工之杰作，正是地球上大陆板块和菲律宾板块撞击形成。而台东立雾溪的植被和美景，因此也倍受世人瞩目。

一路前行，我们感受着台湾豪雨，并通过电视关注着中部震区的消息。“6·11”大地震后，连续的大雨暴雨，使得日月潭、阿里山一带，潭水暴涨，道路坍塌，阿里山公路五十七公里以上有多处塌方，似柔肠寸断。多处桥梁岌岌可危，森林铁路为巨石阻路。有些山里居民，只能等直升机运粮。而十一县的大片农田与牧场，都被雨水和泥石流淹没。即将上市的西瓜、香瓜等果蔬，更是损失惨重。

十天的台湾之行，我们感受着炎热潮湿，感受着一阵一阵大雨豪雨，也遭逢了“6·11”大地震。离开台湾的时候，在报上读到，据台湾地质所调查，地震造成的潜藏着的山崩滑坡等危险处，竟达数万个之多，且这样骇人的隐患，要经过十年左右时间，才能逐渐趋于平静。

我在想，大自然如此活跃的撞击崩塌，处于震中的日月潭和阿里山一片，历经十年，又会碰撞出一个什么样的景观来呢？

（2000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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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说说《孽债》

情债难偿(1)

还是在《孽债》出版的第二年，澳大利亚红公鸡出版社的休·安德森先生来到上海。他是个粗通汉语，能简单会话的澳洲人，见了我的书，他便问及我“孽债”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那时候《孽债》还没有改成电视连续剧播放，一同参加座谈的老翻译家任溶溶先生思忖片刻，用英语给他作了回答，并且对我道：“这是不大好翻的。汉语丰富的含意，靠直译是很难达到那种准确性的，更别说意境了。只能解释成‘难以还清的债’。”

我补充说：“感情债。”

他点头，又对安德森先生用中文和英语分别说了一遍：“难以还清的感情债。”

安德森先生沉吟着点头，似乎是明白了。

没几天丹麦研究中国的盖·玛雅女士来访，也曾提过这一话题。幸好已是答过一遍的老问题，我就用“难以还清的感情债”作了回答。她的汉语水平比粗通问候语的安德森先生好，能用流利的普通话和我们交谈，理解得也更快些。

在字典或辞海上，“孽债”这两个字的解释还要复杂一点。不过，“难以还清的感情债”却是比较清楚地解释了我的书名。

电视连续剧改编前以及改编定稿过程中，拍摄以及拍完播放以后，这个题目仍然被一次一次地提出来讨论，情形和当年我的长篇小说《蹉跎岁月》改编成电视剧时几乎一样。我已经有过一次经验了，于是便表了一个态：你们要怎么改都可以，但改出的题目一定要比我这个好，我才能同意。记得当年嚷嚷着要给《蹉跎岁月》改名字时，我也是用这句话回答的。

后来好像还是没有想出更好的名字。《孽债》也便用原名播出了。

正如同当年我敢于坚持用《蹉跎岁月》这个题目一样，我之所以敢于坚持用《孽债》，只因为这本书的创作，源始于我那漫长的十年半的知青生涯，源始于那段生活本身。

记得二十一年前，我接到调令，由乡间调到贵州省作家协会去当专业作家。经过十年又七个月的插队生活，山寨上已没有什么东西再值得带往省城去。况且进了省城，我没有住房，只能暂时在小招待所里栖身。故而我只将两箱书整理出来，用马车拖着去托运。十年当知青的日子，是这两箱子书陪伴着我，度过了无数个夜晚和雨天。书页都发黄了，我还舍不得丢掉。马车拖进街子，那一天正逢山乡里赶场，人很多。一个女生叫了我一声，我看着她从人堆里挤出来，一手拉着一个娃娃，另一只手挽着提篮，显然也是来赶场的。在人群中一挤，她的脸涨得通红，因为怀着身孕，肚皮腆得高高的，她还喘吁吁的。她曾是我同一大队另一个寨子上的女知青，后来和一个相貌英俊的山寨小伙子恋爱结婚，插队期间就出嫁了。我离开寨子以后，她就是这个公社留下的最后一名上海知青了。我告诉她，我要去省城里报到了。她说，已经听说了。望着她略显黯然的神情，我不由问她：你怎么办呢？她愣了一下，说：我也要走的。我点了一下头，想说愿你走成功，又想说几句安慰的话，但最终一句也没说出来。想想一起从上海来到这块土地，一共六十个人，现在走得只剩下她一个人了，说什么也是多余的。马车拐出乡场，我回过头去，望着消失在人潮中的她和孩子，不由自主地思忖着：她要走，走得了吗？眼看着她又要生第二个娃娃了，她走了，这两个孩子怎么办？如果她真走成了，两个孩子长大以后，问及自己的母亲在哪儿？又会是一个怎样的情形？

可以说长篇小说《孽债》的最初构思，该是起源于那一段生活本身。

在知识青年大返城的潮流中，在一列一列回归的火车上，我听说过几个类似这样的故事。只是，那年头城市的诱惑力是那么地强大，谁也没往深处去思考这一问题。

就是我自己，也不可能想像这些孩子将来和生身父母之间会演出什么样的悲剧和喜剧来。

但是，创作的构思往往是这样，一旦你生了心，留了神，生活本身就会不断地提醒你，催促你，撞击你。

那是80年代的一个夏天，我在回上海探亲时，又听说了附近弄堂里的这么一件事：一个宁波农村的中年汉子带了两个孩子，到上海来找当年的妻子。而他的妻子在回归上海分配到工作之后，早已重新嫁了人，并有了新的孩子。于是乎，一个女人、两个男人、三个孩子的故事，顿时成了弄堂新闻：有人说女人离开农村时根本没办妥正式离婚手续，谎骗男人回归上海之后还将把他和孩子接去；有人说第二个男人根本不晓得女人原先的婚史；有人说你们知道什么呀，这件事从一开头就是个骗局，说好的是假离婚，后来弄假成真了；有人说两个男人打起架来了，这个家庭热闹非凡有戏文可看……

我没去穷尽这个故事的结局。但是这件事情那么有力地撞击着我。我觉得这会是一部长篇小说的素材，我把它记了下来。连续好几天，我冲动得都想赶紧伏案写作。

但是我没有写，往往到了真想写的时候，又觉得无从落笔。几个月以后，我读到了一个短篇小说，五六千字，名字也记不得了，能记得的只是这篇小说的内容，几乎同我听到的弄堂新闻相差无几。我还特意留神了小说的结尾，作者仍没交代出这一家人究竟怎么处理了那个难缠的矛盾，只说那一家人闹得不可开交……

情债难偿(2)

乍听这个故事时的震惊、生动和由此产生的联想，全没有了。读过这个小说以后，一切竟变得淡淡的了。这件事也给了我一个启示，即使是一个好的素材，贸然去写，仍然是写不好的，艺术的感染力也是出不来的。

我暂时放下了这个题材，当真正提笔写《孽债》，是几年以后的事了。

（2001年1月）

神奇的西双版纳(1)

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返城大潮中发生的一些故事，我身边的一些人和事，虽然是可以构思小说的素材，但是离《孽债》的具体酝酿，还早着哪。

几年过去了，知识青年这个字眼，在飞速发展的现实生活中，已经让人感到陈旧和麻木。

记得是八十年代的中后期了，我正在读长篇小说《爱的变奏》的校样，这是我的第五本和知青有关的长篇小说。一位相熟的朋友来访，听说又是一本和知青有关的书，他忍不住说：你就不能写写别的吗？

我说是啊，我在乡下整整呆了十年，现在写出了五本长篇小说，我也对得起那段生活了。这本书出版以后，我想考虑写一点别的了。

但是，当年知识青年的命运，总是牵扯着我的心。也可能正是因为我一本一本地写了些和知青有关的书，有些人也总是愿意来找我，把他们生活中真实的经历告诉我。

那是1985年夏天，有两个山乡里的中年妇女找到省城贵阳来。她们简朴得几近寒伧的衣着、她们拘谨的神态、她们的言谈举止，几乎完全是一副世代居住在山寨中的农妇模样了。不是她们开口讲上海话，很难相信她们曾经是上海知青。她们到省城来是为求一个工作，是来诉苦的。知识青年由城市到达乡村时，从来都是听农民们忆苦思甜、讲述旧社会的苦难、虔诚地接受那份再教育的。曾几何时，她们自己却向人们诉起苦来。日子，对她们来说实在是过得太艰难了。是生活，逼着她们走到今天这一步来的呀：她们全是当年嫁给村寨农民的知识青年，其中一位还是优秀知青，她当年开创一代新风，同山乡农民结婚连同接受再教育的事迹，曾经在《下乡上山》刊物上登载过。这本刊物是免费发放的，我清楚地记得，这本刊物传到我们集体户时，大家对她的事迹还足足议论了半天。现在这两个当年与山乡农民相结合的典型，一个死了丈夫，拖着三个娃崽；一个丈夫虽还健在，但拖拉着两个娃娃，身处穷乡僻壤，日子也难过。她们来到省城，只是希图通过一定的渠道，为她们呼吁一下，在当地求得一个工作。

由于省里领导同志的关注和干预，这两位上海女知青在几个月以后，终于在偏远小县城的一家工厂里落实了工作，算是得到了归宿。但是她们的形象和经历，久久地留在我的记忆中。我时常想，其他知识青年呢，有没有落到生活的底层而无人问津的呢？

回上海探亲时，有人指着某个女子的背影告诉我，她也曾是知青，当年下嫁了当地人，挣扎着回到上海老家，栖居在住房紧张的娘家，没一份像样的工作，而她的丈夫和孩子，户口进不了上海。她在上海呢，生活不检点。

在我插队的那个县里，还流传着这么一个故事：两个知青在山乡里萌生感情，生下了一个小孩，考虑到有了未婚生孩子，以后永远也不能抽调；再说，孩子一生下来，就面临着营养及生计，根本养不活。有好心人出面，介绍了省城里一对结婚多年不曾生育的夫妇，收养了这个孩子。而这一对知青，回到上海以后，却又各奔东西，并没结成夫妻。

一次去昆明出差，我又听说了这么一件事：在西双版纳的一条街子上，有位从北京来旅游的中年女子，始终在屋檐下徘徊，嘴里喃喃自语着失悔和懊恼一类的话语。原来这女子是当初来版纳的北京知青，回城时离了婚，遗下一个孩子给自己的前夫抚养。她走得很轻松，回归北京之后落实了工作且很快有了新家。世间的事情有时经常阴差阳错，二度婚姻之后她再没生育。随着时间的流逝她越来越思念遗留在西双版纳和前夫生的儿子。终于她征得现今丈夫的同意，赶到版纳找儿子。她记得版纳的山，版纳的水，版纳的道路，她恰恰忘记了这里的农民世代都有迁居的习俗，她照着知青岁月记忆中的地址寻去，再没找到她渴念的儿子。于是乎她便有些失态地踟躇在赶场的街子上，逢到人询问，便讲她那失悔的心情和颇为曲折的经历……

这件事传到我耳里已经多人转述，但听来仍让人悲伤。

吸引我的不仅仅只是这个故事，而是这个故事提供的地域：西双版纳。哦，这是一块多么美妙无比的土地！那里的风情习俗和上海相比，简直判若两个世界。

上海是海洋性气候，西双版纳是旱湿两季的山地气候；上海众多的人口和拥挤的住房是世界上出了名的，而西双版纳的家家户户都有一幢宽敞的庭院围抱的干栏式竹楼；上海有那么多的高楼和狭窄的弄堂，而西双版纳满目看到的是青的山、绿的水；上海号称东方的大都市，而西双版纳系沙漠带上的绿洲，是一块没有冬天的乐土，既被称为“山国”里的平原，又被形容为孔雀之乡、大象之国，它有那么多的神秘莫测的自然保护区和独特珍贵的热带雨林；上海开埠一百五十年的历史，孕育了海纳百川的上海人，而西双版纳由偏远蛮荒、瘴疴之区演变为世界闻名的旅游胜地的百年史，更富传奇色彩；上海人被人议论成精明而不高明、聪明而不豁达，而西双版纳的傣族兄弟姐妹，谦和、热情、纤柔、美丽，无论是在电影里和生活中，他们的形象都给人遐思无尽……对比太强烈了，反差太大了。而恰巧傣族婚俗中的结婚、离婚手续比较简单，恰巧当年的知青和傣族女子由于差别的巨大而更为相互吸引，在插队岁月中有过恋情、爱情和婚姻的双方，到了大返城时知青的离异也就更多一些。

神奇的西双版纳(2)

在昆明的那个夜晚我失眠了，我想了很多很多，这些年里听说的知青情变故事，一一浮上心头。最初的构思逐渐在我心头萌动着，一些人物开始浮出水面，一些矛盾慢慢成型，这全都是西双版纳这块神奇的土地带给我的。直到今天我还和西双版纳保持着联系，2000年的夏秋之交，版纳州人民政府授予我为“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荣誉州民”，说我的创作对西双版纳州经济社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殊不知，《孽债》的创作本身，也从西双版纳这块土地上汲取了很多的养料。说着说着似乎离题了，至于《孽债》具体的艺术构思，我想在下一篇文字中接着谈。

（2001年2月）

《孽债》最初的“单线条”(1)

这是一个取单线发展的故事。

从一开始，我只想将这一题材写成线型结构的长篇小说，并且可以写得一点儿也不拖泥带水。

可能是因为我长期生活在贵州，接触过包括苗族、布依族、水族、侗族、彝族在内的众

多少数民族；尤其是在民族节日期间，少数民族的姑娘们穿上精心缝制的服装，戴上头饰，去街子、花场上跳芦笙、赶街的时候，我常常会突发奇想，要是这么一个纯情朴素的姑娘，走进上海市民拥塞的弄堂，走进一个平静的三口之家，会是怎么一个情景？

也许是多次这么想过，到构思《孽债》的时候，我首先想到的是像美霞这样俏丽的一个小姑娘，到上海来寻找她的生身父亲的情节。

这是长篇小说的“核”。

所有的亮点都随着这一个“核”在闪烁，在跃动。

以后所有的故事和情节的展开，都随着这一个“核”在转动。

有了这一点想像，其余的人物和故事都像插上了翅膀，能够腾跃起来，能够飞起来。

小姑娘到上海，寻找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父亲呢？

是沈若尘这样的父亲。他曾经在版纳呆过，和美霞的妈妈有过恋情，有过婚姻，有过一段难以忘怀的过去。也正因为此，才有了美霞。他现在是一个中年知识分子，是一位杂志社能干的编辑。为什么恰恰是编辑职业而不是其他职业呢？原因只有一个，我对这个职业的工作很熟悉。当作家之前，当了作家之后，我一直在与各个年龄层次的编辑打交道。整个80年代的后半期，我也一直在《山花》文学杂志社出任主编，和各式各样的编辑们共事。只是我安排沈若尘当的是一本社会型杂志的编辑，这样便于“他”更多地和社会各方面的人士接触和打交道，为的是在行文时更加自如一些。长篇小说的写作总是这样，不可能构思得面面俱到，写着、写着，会有很多原先想像不到的东西冒出来，把自己笔下的人物框得太死，限制得太紧，反而会束缚了手脚。《孽债》已经是我的第21本长篇小说了，不敢说有多少经验，失败的教训我是有一些的。有了美霞，有了父亲沈若尘，必须还得给沈若尘像所有的正常中年男子一样，安排一个家。也就是说，他回上海以后，又结了婚，有了一个儿子，宝贝儿子。于是就有了梅云清和儿子焰焰（电视剧中为叫起来爽口改成了“扬扬”）。

在产生最初构思的同时，我就想过，我要把故事各方的人物，都写成是社会上的好人，或者说是正常人。决不把一些不好的习性和脾气按在某个我不喜欢的人物身上。“好人”和“坏人”是我们这一代人从小看电影时就养成的欣赏习惯。社会上确实是有好人和坏人，那些罪犯甚至是很坏的坏人。但在文学作品中，读者更希望读到的是具体的人，活生生的人。简单地说，即使是写好人和坏人，也得写出他为何好，或是为何坏。

设想梅云清的时候，我就想像她是上海滩上聪明能干的、勤俭持家的、美丽善良的但又是有着自己喜怒哀乐的现代女性。她不是十全十美的，小说的第五章我写到她失身于始终痴痴地爱着她的李爽，这是我产生构思的时候就预见到会发生的事（电视剧中为了人物的完美和观众的认同没让她和李爽走到这一步）。即使这样，她还是一个好妻子。焰焰就是我们最常见到的独生子女。

来自远方的、自小在西双版纳长大的美霞，要走进的就是这样一个三口之家。她要和他们朝夕相处，一起吃饭，一起入睡，一起打发长长的一段日子。她的出现是一个引子，也是故事的全部。她是一个导火索，更是一颗炸弹。

就是炸弹。在想像美霞走进生身父亲的家时，我脑子里最清晰的一个概念，就是要让美霞的出现，像在家中扔了一颗炸弹。这颗炸弹在冒烟，在丝丝发响，随时都要爆炸。可它就是不炸。

人在这样的尴尬面前，自己的本性就会展露无遗。焰焰的反应当然是最直接、最不会掩饰的。他也不需要掩饰，但他本能地意识到，美霞是他厌恶的对象，他恨美霞，美霞的出现会夺去他的父爱。这就是人，尽管他还是孩子。梅云清是位中年妇女，她的反应自然要比自己的儿子复杂得多，但她还是接受不了这样的事实。问题是接受不了她也得接受，除非她不要这个家。这样的矛盾放在一个人物面前，这个人物必然会引起读者的兴趣，像很多自视甚高一帆风顺的女性一样，梅云清同样追求她的那一份完美。很多日子以来，她认为自己是追求到了，结果不是这样！她怎能不伤心，怎能不失望！她只有更进一步地认识世界，认识“人”本身，她才能越过人生的这一沟坎。而沈若尘面对一个叫他“阿爸”的美丽女孩，面对一个他过去爱情的结晶，能做些什么呢？他只能无奈地、疲于奔命地、顾此失彼地尽可能地维持他不能放弃的亲情，他爱妻子，爱儿子，他也爱女儿，但要把这几种爱融合在一起是有冲突的……小说和电视剧问世之后，有人说，只有上海男人会这样处理。我倒要反问一声，豪气十足的男人该怎么面对这一切？你请指教。

有人问，怎么让你想出美霞这么个小女孩来的？你怎么把握这么个孩子的心理？原因又得讲到我插队那段生活。在山寨，我教过很多山乡里的男孩、女孩，天天和他们生活在一起。许多孩子，汉族的或是少数民族的孩子，从小生活在大山的怀抱里，使得他们非常渴望了解大山外面的世界。高兴的时候，他们会睁大一对喜悦的眼睛；痛苦的时候，他们会睁大一对噙着热泪的眼睛；震惊的时候，疑讶的时候，恐惧的时候……他们最常有的表现，就是睁大着一对眼睛望着你。美霞是我想像出来的傣族姑娘，美霞又是我心目中许许多多山乡孩子的综合。另一个原因是，当我写作《孽债》的时候，我本人正调动回上海。我的孩子那年才十岁，我时常观察自小随我在山乡里长大的叶田，对上海这个大都市的反应。那些日子我常常和他交谈，希望他能较快地融入上海这座城市的节奏。我发现他对上海有着很多误解，他对山乡有着自己的一份怀念，他要在身心上进入上海得有一个过程。我和他妈妈都是上海人，我们自小在上海长大，孩子也能讲一口流利的上海话，但都需要时间慢慢融进上海，别说像美霞这样的少数民族孩子了。

《孽债》最初的“单线条”(2)

对了，小说就得从美霞进入上海写起，她为什么要来上海，她到了上海之后各式人等的反应，她自己如何面对着种种压力生存下来的，我要她的到来搅得所有的人为之心动，我要她生病，要她失踪，要她在上海出一点事故……想像使得我时时处于亢奋状态，恨不得拿起笔来直接进入写作。但是，再进一步想像下去，我发现了取单线条发展的不足，有许多我想表现的东西无法表现，作为一部长篇小说，人物关系也会稍嫌单调。特别是一部长篇小说，反映当代题材的长篇小说，社会面过于狭窄，也会给人以“杯水风波”之感。我该怎么

办呢？

《孽债》的构思进入了停顿阶段。

（2001年3月）

《孽债》出炉前(1)

但是《孽债》的构思并没停顿很久。

天天想着这部作品，我很快找到了构思上的突破点。

在《孽债》之前，我写下了五部知识青年题材的长篇小说。在每一部书里，我都有一组对应性的人物。由这一组对应性的人物，把其他所有的人物带动起来。

《我们这一代年轻人》中的程旭和慕蓉支是这样的人物。

《风凛冽》中的叶铭和高艳茹，同样起着作品骨架的作用。

《蹉跎岁月》中的柯碧舟和杜见春，也是贯穿全书的男女主人翁。

隔开几年后写下的《爱的变奏》中，我干脆以矫楠和宗玉苏一对男女主角的不同视野，来展开叙述。

《在醒来的土地上》里的严欣和郑璇，也是这么一组相互对应的人物。

《孽债》如果仅仅只把沈若尘和美霞父女对应着来写，显然过于单薄了。

知识青年们已经回归到都市，他们作为一个群体，已经不复存在。他们已不像在乡间和农场一样，共同在集体户、知青点和农场宿舍里居住。回到大中城市之后，他们已经融入社会的各个层面，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大返城后，他们重新在都市社会的起跑线上，开始新的人生和追求。

可能正是因为我写下了前面所说的五部知识青年题材的长篇小说，我经常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知识青年们的来信。这些信多得我不可能一一作答，他们在书信中对我的作品或是作品中的人物评头论足，他们给我讲述天南海北的插队知青们的故事，特别是悲剧；他们时常在书信中宣称要将自己经历过的真实的人生故事和体验告诉后代，他们认为这是20世纪即将进入21世纪最好的馈赠；他们说我们命中注定要遭遇这样的时代，我们有责任把这一时代的真实记录下来；他们觉得在这一过程中寻找人性，寻找良知，就是寻找我们这一代人自己。不论他们在书信中说什么，最后他们都会向我提出要求，希望我写一写知识青年们回归都市之后的生活。说回城之后的生活同样精彩，同样有感人肺腑、催人泪下的篇章，同样有着这个时代的生活原生相。

读着这些来信，我时常为之感动，为之陷入沉思。当了作家之后，走南到北，出差开会时，也会时常遇见当过知识青年的新朋友。甚至在某个外事场合，某个专业性甚强的学术会议上，也会有人悄悄告诉我，他曾经下过乡，他也是在内蒙古大草原放过羊的。会后余暇，往往就会有人找到客房来，讲一讲对于那段生活的感悟及与今天生活的关系。

不断地感受来自这些同时代人的信息，我心底深处时时涌动着表现他们今天生活的愿望。构思《孽债》的时候，我逐渐明白，仅仅写好沈若尘与美霞的关系，不能充分展示知识青年们回归上海后的生活，也不能充分地展示今天的上海。

要想充分地表达我对上海这个城市的感受，要想写一写不同个性、不同命运的知识青年回到上海以后的遭遇，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增加人物，增加我要描绘的家庭。

想明白了这一点，我起先只想增加两个和沈若尘有关系、有联系的知青家庭。但是构想下来，仍觉得意犹未尽，觉得不过瘾。

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的城市生活，比起十年二十年之前的生活，已经大不相同。而且城市的生活形态，正在并且即将发生更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影响着当代人的价值观、伦理观和人生观。社会生活的氛围变了，粮票、肉票、蛋票、油票从我们的生活中正在消失，而新的东西包括感情领域，正在产生更多的令人惊讶也令人困惑的东西。

沧海桑田，文思更应神远。于是我下了决心，来写作五个上海八九十年代不同层次的家庭。这些家庭的主人，都曾经当过知青，都有过一段难以忘怀的往事。而今天，他们却又在上海，代表着不同的生活层次和阶层。无情的岁月和时间已把当年还是以为平等的知识青年们拉开了距离。由于所处社会地位的不同，对于找上门来的孩子，自己亲生的骨肉，他们的态度也必然是不同的。这么一想，创作的视野顿时豁然开朗，很多人物和故事涌上心头。他们联系着西双版纳的昨天和今天，他们也联系着上海这座城市的昨天和今天。而在昨天与今天之间，展示的是一代知青的感情经历。对于我这个作家而言，格外有利的也许正是这一点，我曾在西南山乡生活了二十一年，除了自己的生活体验，我还因写作的关系潜心入神地研究过西南各少数民族的历史、变迁、差别和他们独特的风俗。同时我毕竟出生在上海，在这个城市整整生活了十九年，以后又因出差、开会、改稿不时地回归故里，兴味浓郁地以一个游子的目光和作家的目光，见到了上海那些年里的变化。于是乎新的构思形成了，新的人物呼之欲出，而当把这些人物放在西双版纳和上海的各个层次上展现时，多少艺术的亮点闪烁起来。

前面我提到“下了决心”四个字。在形成构思的时候，我为什么要下决心呢？

原因是极为简单的。那就是在没写之前，我已经看出了这一构思的缺陷，尽管成千上万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中有过类似的故事，尽管有的故事本身还要悲惨，但是五个来自云南西双版纳的孩子，约好了一同到上海来寻找他们的生身父母，这样的故事是不存在的，这样的巧合在现实生活中也是不可能有的。她只能产生在我的构思之中，只能发生在我的小说里。

《孽债》出炉前(2)

这只是虚构。

既然知道这一点，我为什么还要下决心这样构思呢？

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这样的构思来自于生活的真实。尽管生活中不可能会发生相同的事，但是这样写出来，读者是会认同的，这恐怕也在间接地回答了艺术的真实和生活的真实

之间的关系吧。

构思已经形成，我按捺不住创作的激情，开始写作这一部新的长篇小说。

（2001年4月）

《孽债》和老谢(1)

提笔写作《孽债》这一本书的时候，正逢我面临着奉调回上海作协工作。谁都知道，调动和搬迁带来的是多少繁琐不尽的具体事儿，我整个人都处在生活、工作、环境、人际关系的变动和适应之中。但我还是分两次将这本书写出来了。写作这本书的时候，我的孩子10岁了。他是在山乡里出生、在省城里长大的。那里有山有水有河流，有他的小伙伴和习以为常了的一切。他对我们执意要回归是不理解的，当然我们在省城里的生活条件比较优越，他曾经几次闹过情绪。他不止一次地问过我：为什么非要回到上海去？我为了说服他还真伤了不

少脑筋。

但是伤这些脑筋是值得的，在写作《孽债》时我也面临着那些到上海寻找生身父母的孩子要问出的同样的问题。这个问题答不好，小说就无法感人。幸好我有了一些深切的体验，在写到这样的感情领域时，我把握住了小说。另一个题目是当年那些知识青年们今天怎么样了？他们回归了城市之后，今天已散布在社会的各个阶层，而今天的社会各个阶层，已经令人眼花缭乱地推出了一系列新的人物、新的价值伦理观念、新的交际领域、新的感情生活。无情的岁月和时间本身已把当年互为平等的知识青年们拉开了距离。我在写作他们的今天时，必须把这个题目做好。做不好这个题目，那么很可能将把这部小说写成个陈旧的伦理故事：没有历史的纵深感、没有宽广的社会面、没有时代气息。

我做到了吗？

小说上半部分刚刚在上海的《小说界》杂志上发表一两个月时间，亲朋好友们都关切地询问那几个跑来上海找父母的娃娃的遭遇怎么样了。在为赈灾签名售书的那天，人头簇拥的读者中冒出一张脸来郑重其事地询问我书中的一个孩子到底有没有人收养。甚至一些同样在搞创作的同行也问“那些孩子后来将怎么生活？”仿佛我构思的这些娃娃真存在似的。最为令人惊奇的是1991年9月17日的《新民晚报》上刊出了一篇真实的通讯报道《孩儿找妈泪花流》，写的是一个北方少数民族的男孩到上海寻找父母的真实事件。我的一位同学给我打来电话说：“真稀奇……”

那么，《孽债》这一部书，为什么上、下两部分，会隔开一年多的时间，才在《小说界》杂志发表的呢？只因为这部书的上半部分，我是在贵州写成的。而下半部分，则是我在调回上海一年半之后，才写出来的。

那是1990年的春天，在我获知贵州方面已同意调动，手续正在办理之中时，我趁着贵州的工作已经交代出去，而人还没回到上海的这一段空隙时间，起笔写作《孽债》。

稿子带到上海，怎么会在下半部分还没写出的情况下，先发表出来了呢？这就不能不提到老谢了。写下本篇文字的时候，正逢老谢猝然去世一周年。这一年里，我时常想，要等心情安定下来，好好地写一篇文章，来纪念老谢。现在，请原谅我稍稍多占一点篇幅，写一写和老谢交往的那些日子。

我真的不敢相信，屈指细算，这已经是二十八年前的往事了。

记得，那是1973年冬天，已是我插队在乡间度过的第五个冬天了。不知是特定的地域气候造成了气温骤降，还是心情使然，我只觉得，这一年的冬天比往年更加寒冷难熬。

我所任教的耕读小学眼看要放假了。山寨里的老乡在准备着过年，杀猪、宰鸡鸭、磨血豆腐。我呢，孤零零一个，不晓得怎样打发日子。放假以后，回不回上海呢？回去又能怎么样呢？看着家人、同学、朋友、邻居上班，自己还不是无所事事……

就在这样的日子里，我接到了上海出版社的一封来信，信不长，字迹很工整，大意是说我寄去的一部长篇小说稿有修改基础，希望我收信后去上海一趟，商量修改出版的事宜。

到沪第二天，我就急匆匆地赶到出版社去。笑眯眯地接待我的是位四十多岁的老编辑，微胖，他说他姓谢，叫谢泉铭，老谢。从那个时候起，我就称他老谢，一直称到现在。他呢，叫我小叶，也一直叫到今天。第一天他几乎没有同我谈稿子，只是问了些关于我的情况及创作的经过，然后让我回家去好好休息，过一个节，两个星期之后再去。

两个星期以后，我又到了出版社坐满了编辑的办公室里。这回是认真地对我的小说谈意见了。尽管有一些思想准备，我还是没有料到意见是那么多、那么细致，甚至连一些细节、一些对话的语气，也都谈到了。越谈下去，我越觉得沮丧，这么多的缺陷，我还能在短短两个星期里改好吗？

老谢好像看出了我的心思，安慰似地对我说：“不要怕时间不够，我们可以以出版社名义，替你去函向你插队的公社请假。先请两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