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大春：颓废注意因不合时宜而抒情，因抒情而而不合时宜。
邹静之：前一段彗星出来，我每天晚上去那里走，彗星就在天空那儿挂着……有一次我和我爱人一起走，碰见一个也经常在这个操场转圈的人。不认识，但常打照面，我对老婆说，这是我的“走友”，我老婆说，这人是他们院的一个傻子。
大仙：一刀不能两断，恩恩不怕怨怨。白头不能到老，黑头撑死中年。
最平静的思想
海德格尔 《林中路》 上海人民出版社引起风暴的是作者大概很难想到自己会在廿世纪末的中国遭遇流行“艳遇”：他的名句“人，诗意地栖居”被制作成广告与店招，如同蒙田的名言“我知道什么？被挪移为一套丛书的名称，并最终成为一个相当当的品牌。
如此遭遇往好处想，让人高兴——因为假定一个人开始迷恋智性生活，一个会被不断刷新的生命状态也便开始形成……那会是一个平静的“开始”——平静得像海德格尔创造的那条“林中路”一样温婉，一样静谧。
尼采说：“引起风暴的是最平静的思想，支配世界的是迈着天真纯洁的姑娘般的步伐的思想”……海德格尔在种植他的“林中路”时也曾这样想过?
美好得就像是假的
海莲·汉芙 《查令十字路84号》 台湾时报文化出版公司
这样的故事美好得就像是假的，也许这正是张爱玲想说的意思：生活比小说更传奇。不过，我倒是觉得真与假之间其实是并无明确分界。尤其在有了互联网后，假与真纠缠与重叠，撕扯或互渗，说不清究竟谁是谁，谁到底居心何在，谁到底因为什么而发生了已成事实的一切，其实更接近真实……而当本书从一个真实故事被改编为电影作品后，它也就随之从一个真实，变成了一个虚构。当导演、演员、摄影、录音等一一进入这个朴素真挚的故事后，它已成为一种对于真切的干扰。也许，真切朴素的东西是先就要拒绝虚构的。真切朴素不能或很难虚构。
海明威并非那么倒霉
海明威 《流动的盛宴》 九歌出版公司“我不知道鲨鱼有这样漂亮的尾巴，形状这样美观”它是作者生前未曾发表过的自传。海明威一九五七年秋天在古巴开始动手写作本书，是其仅有的一部自传。书中记述一九二○年巴黎声色繁华的生活之景。
在作者眼中，巴黎无时不传递着无穷震撼魅。书中海明威涉笔说到《尤利西斯》作者乔伊斯、《大亨小传》作者费滋杰罗、《荒原》作者艾略特等人在巴黎的生活情形，也顺便提及他们与自己的交往与接触……其实，这样的自传更像风景散文。笔下所列，其实正是海明威创作长河源头的风景。
在真实中，海明威或许并非他自己一说再说的那么倒霉——不仅他笔下昔日巴黎景观现如今已一一成为巴黎标志性建筑，并且，他昔日巴黎之友也一一成为世界文坛大家……应该知足?
闲言碎语
韩美林 《》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人生如此而已
韩美林在其语录集《闲言碎语》中说：“有时笑笑人家，也被人家笑笑，人生如此而已”……读完此语，笑笑而已？
狠不起来的作家
韩少功 《暗示》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上帝不是幸福的免费赞助商
我本来是没有理由对作者失望的，可读完《暗示》，我有了一个理由。
我抱着至少超越《马桥词典》心情读《暗示》，结果很惨，我发现，《暗示》不仅根本无法被当作“长篇小说”阅读，甚至，就算将其划入“随笔”一类，其水准也已悲剧性地滑落到作者一九九六年出版的随笔集《世界》之下。
“上帝不是幸福的免费赞助商。上帝指示了幸福的目标但要求人们为此付出代价，这就是说，电磁场上这些激动得哆哆嗦嗦的小铁屑，为了得到性的美好，还须一次次穿越两相对视之间的漫漫长途”……
这是我至今仍然记得的出于韩少功“性而上的迷失”文中的一句话。可到了《暗示》，不仅如此句子背后所存贮的胸怀、视野、锋芒之类已全无踪影，就连《马桥词典》中所呈现过的那种险峻搀杂朴白、混沌融会纯粹的个性也已消失殆尽……为何一个值得期待的作家其智力危机来临得如此之快之早？
我无聊地想，这恐怕与韩少功过早“解甲归田”有关？因为我发现，在《暗示》中，举凡言及“骨感美人”、“卡拉OK”、“电视政治”、“行为艺术”、“进步主义”之类与城市、人群密切相关词条时，韩已一点儿“狠”不起来！曾在《马桥词典》中被韩少功阐释得怪异而丰润、集“能干”、“本领”、“技艺高超”、“残暴”、“歹毒”、“恶意”、“不怀好心”于一体的那种“狠”的美学锋芒已远远离“韩”而去。剩下的，不过乏力感叹庸常唠叨，一堆一堆，琐琐碎碎。
也许，当一个人不再混迹于喧哗人流嘈杂街市、不再会心于蜩螗沸羹急管繁弦，其智力所向之锋芒必然转为虚无？其智力呐喊之嘹亮也因此缺少了一种不可或缺的合唱背景？果真如此？
工作DNA
郝明义 《》 大块文化出版公司
Great minds think alike.
本书与几乎所有人都有关系：《工作DNA》。
郝明义先生为台湾资深出版人，他开设了一间出版公司，叫“大块”——这间公司有一句口号，看了之后就记住了，也喜欢，叫“大块文章，大好人生。”相似的口号他们拟定了一大堆。连接起来，像是一段壮阔人生：“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大块蛋糕，大把鲜花；大块文章，大好人生”……这间出版公司，有点想法。
与《工作DNA》一书出版时间相近，标题为《做适合你的工作》《狗日的工作：知识社会的职业选择和个人自由》（江西教育版）等书也相继出版，作者都是美国人。关注“工作”主题正在成为一个新热点？
细想起来，“工作”本身确实蕴含丰富——其蕴含远远超越“下岗”、“求职”层面，复合着“工作文化”等复杂意味。
有人预言在新世纪，“工作”甚至有可能成为时尚。一项研究报告称，尽管技术发展缩短了工作量，但美国人二十世纪末还是比较二十世纪初工作得更多。原因之一即在于他们对工作发掘出一种宗教般狂热……
依阿华州立大学某研究人员说，美国人比从前更倾向以工作寻找生命的价值，他们视工作为目的。而“休闲是生活进步的目标”之类的观念，已成为十九世纪及廿世纪初的过时想法。
一个数字说，九十年代初美国人每周平均工作时数从一九七三年的406小时增加到489小时……
工作？工作！
“嘀咕”已是一门学问
何立伟 《星光失眠》 百花文艺出版社
用一句格言把真理关住
给时尚下定义，也难也不难。时尚是个叛徒——这是某高人对时尚发出的尖酸评价。可那尖酸不是全无道理。
那么眼下呢？眼下时尚或许更像一把剪刀——它在清脆嘹亮的嘁嘁嚓嚓中，不仅削短了MM们的头发，也把文人们的文本越削越短。
《话中画丛书》所迎合的或许正是如此时尚。“短”是特点，“配图”是特点。在一个乐趣比思想重要太多的年代，如此迎合无奈之外，也算一种策略。一位作者说了一句话响彻大江南北：清高是清高者的墓志铭……无奈被幽默了，可还是无奈。
丛书中收有《手痒》（陈村）、《脑袋书本及其他》（赵汀阳）、《星光失眠》（何立伟）、《爽呆了》（王玉北）四种。此四种个人集中，要论嘀咕状态，陈村最佳。在时尚的剪刀劈头盖脸的削删中，所谓“嘀咕”，不仅要学习，而且要修炼：它要求你符合时尚潮流，也要求你多少倾听一以下来自自我内心深处的声音，多方照应，殊为不易。不信你就试试看——在整体阅读氛围愈发一地鸡毛的现实语境中，全无个性之神韵的“鸡毛”没人要看。弄出点动静不难，难的是这点动静尽可以没什么意义，但必须不讨厌并同时讨人喜欢。在今天，讨人喜欢多难呢。
这样，“嘀咕”已大致就是一门学问。就说陈村，其“嘀咕”策略便是凡事倾听自我内心的动静：浑浊就浑浊，激烈就激烈，迟暮就迟暮，庸常就庸常。因此，无论何种规格的时尚的石子儿，在陈村的水塘里总可以激起或大或小的涟漪。陈村自己恐怕也没想到，作家出身的他而今已是一位“嘀咕老手”。
说王小波，陈村说：“那个叫王小波的人终于死了”；
说美女，陈村说：“一个城市大了，很难没有美女”；
说休闲，陈村说：“它的一个最神圣的职责就是‘花钱’”；
说围棋，陈村说：“棋力的较量，常常也是坏心肠的比试”……
粗粗统计一下，在《手痒》一书中，陈村文字所涉及的内容包容了我们日常生活的各方面。从钟表，到睡眠，从婚典，到美女，从时装，到烹饪，无一不谈，无谈不妙。有人说，当有人开始向爱因斯坦询问与物理毫无相关的问题时，爱因斯坦便不再是一位专家，而成为一个名人。
与之相似的话可以说给陈村：在他这些明显将就各种报章副刊编辑死缠硬磨一挥而就的短章中，机智与平和杂糅得那么圆融妥帖不假，但因此浪费掉的的其实是一部心灵之作的创意？也未可知。
与陈村相似，作家何立伟不仅完全沉浸于一种“格言写作”状态中，甚至亲力亲为，为自己的格言画插图。或许刚好相反——先有图画，然后再填上格言?
“祖父的额头已经干旱许久，我希望雨季到来”。
“我常常在牌桌上用一双颤抖的手捉紧自己未知的人生”。
“门是生活之书的封面。你用新的激动翻开它，遇到的却是老故事。”
“把裤子熨得那么直又有什么用？如果我们的膝盖是弯曲的。”
“最难兑现的承诺最容易说出嘴来。”
“星期天和它的无聊的烟灰被弹在一只苍白的玻璃缸里，我打一个哈欠便准备去失眠。”
“我喜欢用最清晰的声音，表达最暧昧的情感。”
“在开胃酒还未上来之前，亲爱的，先上一点开胃的争论怎么样？”
……如此清新、短小、聪慧、敏捷，并间杂着沙哑叹息的短句、格言，读来确如时令樱桃般可心可口，但真就无休无止读起来，读下去，也有腻烦，并且担心——正如何自己所说：“用一只笼子把飞翔关住，用一句格言把真理关住”……在清新、短小、
聪慧、敏捷等丰富感受将我们的五官娇宠得熨贴完美之后，思想的行进便很容易偃旗息鼓？
时尚剪刀的嘁嘁嚓嚓有明快悦耳节奏，但事实上它也把一切旁逸的思绪以及生长于时间长河里的内省与呐喊统统切碎再切碎，同时，也让所可能恒久的闪光细碎到粉齑，细碎到近乎于无？从宏观上看，尤其站在一位资深作家的角度上看，它或许正是一种才情的挥霍？我不知道。
“环保”心灵
亨利·梭罗 《瓦尔登湖》 吉林人民出版社
睁开眼睛才会天亮
本丛书所收文字主题多与“环保”相关，但并非狭义“环保”。
在一个聒噪年月，就算仅止“泛环保”，益处依旧多多——相对于地球、天空、心灵、爱情、儿女情长柴米油盐而言，其实样样不离“环保”。
在此套“绿色传典”中，多种名著级畅销书、长销书、经典书尽被网罗其中——从奥尔多·利奥波德的《沙乡年鉴》、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到蕾切尔·卡逊的《寂静的春天》……
其中包括已有多种版本的亨利·梭罗的《瓦尔登湖》。
在《瓦尔登湖》结尾处，梭罗说：“使我们失去视觉的那种光明，对于我们是黑暗。只有我们睁开眼睛醒过来的那一天，天才亮了。”
梭罗的话是问题？还是结论？
尴尬的非正常生活
洪晃 《我的非正常生活》 海南出版社
A cat has nine lives.
本书完全按照畅销书“模版”制作而成，作者、出版者对此心知肚明。女主角即作者本人对自己的美丽已不自信——她知道，在一个女色、男色轮流坐庄的商业社会，一个年过四十的女人毫无廉耻地在书的内文或封面上刊登用铜板纸印制而成的彩色照片，很无聊。
于是，在书籍封面中被特别提取出来的元素基本不是图像信息，而是可由读者任意虚构与想像的文字信息。这些信息就其审美趣味而言，基本全无超过作者曾在《三联生活周刊》之“生活圆桌”栏目中所发小短文的可能，尤其没有超过“男人分两截”——那篇拿男人开涮的妙文。不过，它们在商业推广上已是力挽狂澜……归结起来，其要害即作者在本书中的那个一而再再而三坦白，二十五个汉字：“章士钊的外孙女，章含之的女儿，乔冠华的继女，陈凯歌的前妻”（P100）……除此之外，另有一个生硬标签：“名门‘痞’女”。
这是一本“邪门”之书。其要害在于，作者像开“趴剔”一样将自己的各路朋友拉来凑数字，撑门面——酒肉朋友廖文在场，海外朋友刘索拉在场，业内朋友朱伟在场，同行朋友伊伟也在场……细究如是，也就发现，如此“邪门”之可怜，也是无奈。它意外证明，说到底，洪晃对“成名”一事终究缺少真实兴趣。因为，她甚至对成名“规定动作”——写书这样的大事亦是如此儿戏，直至敷衍、搪塞。
这个矛盾很尖锐，也很有趣。书中无处不在的所谓“无名压力”，对洪晃而言，仅止皮相。
洪晃真正的危机来自于其“文化身份”的尴尬：在一个不需要淑女、不缺少才女、更不发愁美女的年代，一个“出版女”的动静，充其量不过是其在圈子里已有动静极为有限的一个放大版，仅此而已。
我的这种解释，在作者本人，有另外一种表述：“违背我信念的手段是我达到我信念的捷径……我知道捷径，但是我没有决心去做这件事，这就是我的教育给我最深的信仰和绊脚石”（P101）。要我说，除此之外，“我的教育”还是一个“熟人社会”的紧箍咒——而这个紧箍咒在一个“陌生人社会”里已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顺便可提的是，在本书封面上被强硬推出的所谓“名门‘痞’女”概念，其创意自是为了扩大读者半径——“痞子”大众耳熟能详，而“一个出身名门的痞子”、“一个出身名门的女痞子”更该吊足大众胃口……而这本身，其实即洪晃所谓“违背信念的捷径”。其糟糕之处除了凭空制造无数误解、歪解、曲解外，还基本掩蔽掉了洪晃原本异常突出的那种有教养的傲慢或偏见，它与所谓“痞”其实根本不搭界。
韦莲司与胡适
胡适 《胡适与韦莲司》 北京大学出版社
春者，天之本怀；秋者，天之别调
撰写本书时，周质平将主题聚集于胡适情人韦莲司。线索从胡适《留学日记》中零星记述中考证而来。
韦莲司，美国人，胡适说她人品高洁，学识丰富，特立独行，不恤人言……韦莲司与胡适神交逾50年，仅胡适写给她的信件即有200余封。
在撰写如此“故事”过程中，周质平曾担心自己是否因为本书写作而成为“胡适的罪人”——破坏胡适形象，但后又改变看法。
周认为，自己写作态度认真严谨。不过，问题在于，是否只要认真严谨，便可能还原出一个真胡适？一个被掩蔽在传统孝道背后、满怀一腔悲寂的胡适？
功夫在诗外
黄灿然 《必要的角度》 辽宁教育出版社
为月忧云,为书忧蠹,为花忧风雨,为才子、佳人忧命薄
黄灿然是我敬佩的作者，他出的所有书我都买，买不到就到网络上去找。再找不到，就托人向作者索要。
《必要的角度》一书是黄灿然有关翻译技巧尤其是诗歌翻译技巧的心得之作。
书中P223页文章名为《一部失败的布罗茨基中译本》，文中条分缕析，焦灼于一字一句一段一篇……我的感想是，所有媒介从业者或广言之文字工作者其实都可以将本书列入学习范围。
常言说，功夫在诗外。在一个就连手机短信息都百般追求“文才斐然”的年代里，这句老生常谈的重要性远未引起足够关注。对一篇论文而言，长句好？短句好？对一个编辑而言，当来稿基本合乎要求，作者行文中的那些个人趣味与个人习惯该删不该删？对于一篇刊论而言，大是大非确认无疑后，要不要锋芒毕露句法奇崛？凡此种种，黄都给出了自己的意见。
尤其给人印象深刻的，是黄对语文技巧全方位的研判和考量。依黄之见，倒叙还是顺叙、横切还是纵劈，低密度还是高繁复，其实不仅仅是技巧，而且更是作者综合实力的整体体现。“为什么需要活力？其中一个原因即是为了避俗。模式化的句法、词语与模式化的思想和思维方式是紧密联系的。一个敏感的写作者往往思想、思维超出一般模式……而平庸的意思是，你挑不出他有任何语病，可是也看不到他有任何真知灼见”……
经过黄的提示，转身再去看日出一刊的那些狗屁杂志、狗屎文章，端的“足以构成一个完整的噩梦”。
破落美丽的天堂
黄永玉 《沿着塞纳河到翡冷翠》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我就在每个碎块里微笑
散文、随笔外，书中也收入黄欧洲写生多幅，有图有文，相辅相成。
黄永玉属于那种经历芜杂、一生传奇不断的作者，连同他的文字，也如是。其文字算调性繁复，且极富画面感，既令人心动、感慨、唏嘘，也裹挟着衰老与年轻、苍凉与优美、狡黠与纯真间无休无止纠缠不已的对抗……说不出什么颜色，但绝非主旋律。
在《永远的窗口》一文中，黄说，他和太太曾为香港蜗居专门买回“漂亮的印度浓花窗纱”打扮窗子，而使其成为“破落美丽的天堂”……
在一种胡乱的联想中，那个“破落美丽的天堂”，其实便是一个自在安宁的灵魂寓所？
在另外一本名为《给艺术两小时》的书中，黄在岳鹿书院演讲的言论被记录下来。
那书书名略带反讽意味——意思说，“两小时”之外，大家尽可声色犬马，歌舞生平，或者相反，饥寒交迫，嗷嗷待哺？
如果不是反讽，警醒的意思总是有的，比如，给艺术两小时，不是岳鹿书院这样的集合，而是每天，自己，过问一下心灵，时间一久，那“过问”或许就会产生化学变化?
一个好的书名多半诱人联想。那种想像空间尤其大想像边界尤其缥缈的标题——财迷地说，标题本身先就挣到钱了。
与自撰文字相同，口语中的黄永玉一样出言不逊。已经很老的黄依旧如孩子般热爱着，疯狂着，悲悯着，无奈着……
于是在演讲中，豪气万丈亦成为黄的最大魅力。他在北京购得7亩地界，自己设计“万荷堂”。“万荷堂”被3000亩果园环绕——有桃，有李，有苹果……黄为此自作诗句感慨万千：“十万狂花如梦寐”……
细心的读者或许会在黄诗人一派骄傲耀眼豪言的余响中，想起他感慨张志新烈士时娓娓道出的咬牙切齿：“如果把我切成了碎块/我就在每个碎块里微笑……”
或豪放，或娓娓道来，当其出自真心，即本色。
《你走神儿不如我走神儿》PART 4
所谓传记
基蒂·凯利 《南希外传》 世界知识出版社
回忆的片断，欲望的火焰，痛苦时的迷失、愤怒、嚎叫
在纸媒上有可能直接吸引眼球的，简单就是“秘密”二字。因此人物传记中若无独家爆料几乎难于成篇——当然，读者允许那些形形色色、千姿百态、五颜六色的“秘密”内容质地各不相同。
美国著名记者索尔滋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写到延安时期因为生活艰苦工作繁忙，毛泽东严重便秘。这个消息当时延安上下都知道。很多细心的人想方设法为主席想办法、找偏方。情况少有改善，窑洞内外顿时雀跃口耳相传：主席通便了！
如此“秘密”放在一个有关重大事件的“传记”中，读来令人倍感亲切。
在书中，索氏甚至写到了毛泽东的初恋。这段“初恋”国内两个译本译笔稍有差异。一个译本将其译作“就在这一年，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同时有了自己的恋人——杨开慧”；而另一个译本则译为“这一年，他一手拥抱了马克思，一手拥抱了杨开慧”……两个译句以虚实不同的风格传播出一个领袖的青春秘密。如此秘密让一个已被尊奉为神的领袖忽然血肉迸现。
《长征》，或说索氏的“揭示秘密法”让人明白，对几乎所有人性的提示而言，秘密就是力量。换言之，健康的隐私就是力量！而所谓不仅“隐私”，还要“健康”，我的理解是它应该有助于揭示人性，而不是展览无聊。
人物传记难道不写人么？偏巧有些字字句句都在写着一个人生平事迹的人物传记就是不是“人”的传记。简单说，它像一页中学生的期末操行评语？它像一款求职者的个人简历？它像一本事无巨细、拣到篮里就是菜的流水豆腐帐？
其实，在那类仿佛“照相写实主义”的罗列中，丢掉个把细节并非硬伤。重要的，是人物传记中那种铺陈简历式的一一还原，看似丰富多彩，实则一地鸡毛。它忽略了传主的灵魂，磨蚀了传主本真的人性……对于一本人物传记而言，这是致命的拣芝麻、丢西瓜。
《杜拉斯传》（漓江版）的写作亦远离如此窠臼。作者的立传法，是希望从传主的作品中剥离出一个“真人”的故事——因为杜拉斯喜欢在自己不同时期的作品中反复描写自己生活的某一片段——如此事实为还原的努力提供了可能。
“回忆的片断，欲望的火焰，痛苦时的迷失、愤怒、豪叫、等待和沉默，在杜拉斯笔下都可以成为一本书不容置疑的源泉和内容。作品和生活是一种奇遇的两张面孔。在奇遇中，生活认可作品，作品也认可生活……”（P1）。
套用“作品和生活是一种奇遇的两张面孔”这样的断语，其实，传记和传主也是一种奇遇的两张面孔。当传主融入传记、传记还原传主的情形诞生，除去是一种奇遇外，还算是一种奇迹吧？
统领秘密或者隐私的，会是某种理念。而辛苦也在所难免。挖掘秘密的宝藏，上下其手，颠沛风尘自是家常便饭。
《纽约时报》、《新闻周刊》的自由撰稿人基蒂·凯利在七次写信给里根夫人南希均未获答复后，在遍访南希的朋友、熟人、亲戚、同学、演员同事、邻居、雇员后，在累计电话采访达1002次之后，才敢落笔写出《南希外传》的第一段：
“在南希·里根的出生证明里，只有两项是正确的——性别和肤色。其他各项几乎全是编造的。实际上，这份出生证明本身就制造了两代人的谎言。”(P1)。
天真补偿剂
几米 《地下铁》 辽宁教育出版社因天真而受伤，因受伤而忧郁，因忧郁而恍惚很多年前，我常在中国时报人间副刊上看到署名几米的插图。那时的“几米插图”跟后来大红大紫的几米很不一样——那时的几米画的插图都是一些有身体有四肢、有头颅但没五官的怪家伙。
后来，就像大家都已经看到的那样，几米在生了一场大病后，开始放弃插图作业，改画自己的“绘本”。在我看来，在几米绘本的品质构成中，其最重要的元素为“天真”。他笔下的人物因皆因天真而受伤，因受伤而忧郁，因忧郁而恍惚——《向左转，向右转》中的那对孤男寡女，正是被赋予了“天真”属性两个符号。街心花园水池边那个短暂的浪漫给他们彼此留下永远的伤逝。那伤逝之愉有如一种美丽的灼痛，从反向强化着他们的“天真”……读几米的时候，我老是想起画家冷冰川为天真说过的一个定义，他说：“天真就是希望雨落在自己熟悉的地方”……怎么会？
于是，几米绘本中所呈现出来的“天真”已成为我们生活的这个城市里的稀有物——现在不是天真的太多，而是相反——聪明人太多了——你想想看，整天熙熙攘攘结队而来的，尽是一帮从头到脚聪明得一塌糊涂的家伙，这个世界可爱？
也正因为如此，几米绘本中的“天真”已成为这个过于亢奋、过于机警、过于聒噪、过于沸反盈天的城市生活的一种补偿——一种优雅的催眠剂——在《地下铁》那位在幻觉中行走的小姑娘的身上，人们或许会重睹失去的天真？我又不敢说。
打捞记忆
季羡林 《牛棚日记》 中央党校出版社真实的记住，要郑重，要沉郁在本书里，季羡林顺手写到“文革”诸事，但它依旧不能算是“文革回忆录”——因为其叙述中心不是“文革”，是“我”。其中，作者试图抵抗的遗忘、试图打捞的记忆事实上并未超出一个耄耋长者晚年信手拈来、漫记琐事的范畴——这样的“漫忆”对于“文革”这样的历史性灾难而言，虽聊胜于无，但未免太轻。太轻!你知道。
而更郑重也更沉郁的记录和书写又相当稀少。少。如《100个人的十年》。面对“文革”这样的巨大灾难，我期望看到更多沉郁与郑重。
足本《100个人的十年》一书中新增加冯骥才“终结文革”一文。冯说：“终结文革的方式，惟有彻底真实地记住文革”……冯所谓“真实的记住”，即郑重，即沉郁。
面对一丝不挂
蒋原伦 《媒体文化与消费时代》 中央编译出版社
面对一丝不挂，我们有话要说
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一书中所采取用的叙事策略一是通吃，一是泛化。“通吃”的意思是说，在麦氏看来，一切均为媒介——从开吉普的张艺谋，到拍摄艳照的章子怡，从刊载“反盗版声明”的余秋雨，到出版“西行25度”的潘石屹，无一幸免。而“泛化”之意则为麦氏所一直强调的所谓媒介即信息——从吉普，到艳照，从手表、汽车、手机，到个人网站……麦氏的这一理论事实上相当抽象，蒋原伦新著《媒体文化与消费时代》即以对麦氏理论的阐释为开篇：“由于媒介是人们与外界打交道的惟一渠道，因此不同的媒介可以看成是人体的不同感官的延伸，而媒介的方式决定了人类社会的交往方式，有什么样的媒介就有什么样的社会关系模式，所以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发挥深刻影响的是媒介的构成方式而不是媒介所承载的信息”……
蒋扼要、平易的阐释多少化简了麦氏理论的抽象。而当这两种意见扭结到一起后，我们开始拥有重新审视周边信息环境的一个新视角：恍然之间，我似乎看见名导冯小刚已站至信息之颠的“天安门”城楼。面对俯视中万千大众“我们要看贺岁片我们要看贺岁片”的震地之呼，他说了一句经典台词：人民万岁！而这时恰在广场西侧六部口一带遛弯儿的小崔正想心事。他对广场上发生的一切略知一二，却并不详尽。他随口咕哝了几句。尽管那几句咕哝旋即被放大到媒体，成为无数头条上的“炮轰”，但被无垠喧嚣误解、迅速淹没，依旧是它的命运……在如上被我虚拟而成的这个幻觉中，广场、城楼、人群、欢呼、咕哝、冯、崔等等均为信息之外，那番运动般的喧嚣其实也是媒介。而有关后者，在阅读蒋之新作前，我们并不明了。此前，关于媒介或信息，我们的观念还停留在一张报或一篇文、一个电视栏目或一首主题歌……至于阅读与观赏间化学反应般的互动乃至由此引发两伊战争般的无穷混乱，除了把人搞晕，所剩仅止困惑——甚至在那些知识精英看来，一个专讲男人乱搞女人撒泼的商业片票房高达5000万，令人垂涎之外，也是百思不解。
显而，但不易见。由冯小刚一手制造的“贺岁片神话”远非“票房神话”、“喜剧神话”简单相加那么简单。如果仔细推敲，它其实是由“消解神话”（王朔遗风）、明星神话（葛优+×女星）、自我神话（离婚+再婚+对前妻的悔过=新好男人）、投资神话（在国产影片普遍缺少投资的语境中，冯是一个异数）等诸多神话联袂而成的一个“超级神话”——在这个超级神话中，每一细部的“神话”间相互衔接、纠缠、重叠，错综复杂，一个普通观众乃至知识精英要将这一切搞清楚，自然难上加难。与之相似，事实上正如张艺谋的“大片神话”绝非“巩俐神话”那么简单一样，“潘石屹神话”亦非“穷小子梦想成真”老故事那么笔直。
同理，“余秋雨神话”哪里就是“一个文化人勤劳致富”一句话就能解释清？而“章子怡神话”也并非用“谋女郎”或“神似巩俐”之类便可了结……
因此，“百思不解”的真正原因在于，在市场经济初级阶段，尤其面对此起彼伏诸多“流行神话”，与之相应的理论建设其实一直荒芜。也正是在这一情境中，蒋之新著尤显宝贵。它提示出，一个针对繁多“流行神话”而展开的“基建”工程已然“开工”。与近年间开始成为热门选题的诸多引进版“大传”专著比，蒋之新著立足本土经验，本土语境，更扎实，更中国，也更当下，宛如那种一镐一锹的“基建”……而如此“基建”其实也是“拓荒”。
在当下以“神话”为基本元素构建而成的日常生活中，“摆脱神话”已是最大的神话。为此，一镐一锹的扎实远比“全盘照搬”或“视而不见”更接近破解神话。以是观之，崔永元式“嘀嘀咕咕”的“文艺批评”基本没什么用，甚至只是适得其反。而沿着蒋原伦的“镐”起“锹”落，冯小刚乃至其贺岁片神话的底牌倒有可能水落石出。
在《媒体文化与消费时代》一书中，蒋着重建立所谓“媒体价值观”概念，并对其详尽阐释、探究。它为我们观察“媒体文化”与“消费时代”创造出了一个新尺度，其衡量标尺上诸如“时尚性”、“感官性”、“暂时性”、“安全性”、“ 偶然性”、“拼贴性”、“盲目性”等刻度不仅清晰，而且确切。而在此之前，面对消费时代一波波此起彼伏的“诸多神话”，我们要么束手无策，要么便常常在一场篮球赛热火朝天的当口一再吹响足球比赛时的罚规口哨。正如面对张艺谋引发大面积争议的影片《英雄》，尽管媒体批评、专业批评一个也不少但依旧显效不彰一样，“标准”的缺失与“标准”错乱必然导致批评的混沌与失据。以评价余秋雨系列畅销大著时所发生的情形为例，当论者以传统学术之尺衡量它时，不是太长就是太短；而当论者用传统文学之尺去衡量它时，则又必然生发局促或紧张——而正是在如此尴尬中，余乘隙成为赢家。余的聪明恰好是在一种错乱的尴尬中浮现而出。他在传统学术与传统文学的那个缝隙里为自己重新打造出了一个非此非彼的新空间。有关于此，我们认定为造物弄人的那件事，在余教授看来或许正是时势造英雄？我的意思是说，假使是在今天，其实余教授的成名史或大或小其实均可拆解与剖析……打比方说，在《媒体文化与消费时代》前，面对啥也没穿的那位皇帝，我们多半只是一帮混沌沉默的家伙，而现在，面对一丝不挂，我们已大致可能白话出一星半点有点意思的子丑寅卯。
口罩及口罩之外
解玺璋 《白镜头》 同心出版社
还有很多晒伤我们看不见
对那种编辑、印刷、出版得比报纸还快的“新闻书”我一向出言谨慎。它们通常拣到篮里就是菜、快吃罗卜不洗泥。面对他们我赞美的最高形态仅只一个“快”字。谁都知道我在耍滑头——因为事实上“快”实在不是一个多么高级的标准……“SARS”病毒的传染不正以“快”著称？
不过，以“SARS”之灾为背景的《白镜头》一书超出了我的经验预期。在众多聚焦“非典”主题读物中，这本100多面的画册精美而外，也传递着一种难于用语言表达的东西：有感动吗？有。
有伤心吗？有。有无奈吗？有。而如上解释或解读，其实终究拙劣。我甚至至此才再次理解所谓“读图时代”降临的万劫不复——简单说，图像信息与文字信息确已不可彼此取代。尤其图像信息，它很难转述、复述或阐释。正如那个著名的例证所谓：“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固然有可能被拍成拙劣的电视散文，可陈凯歌、张艺谋他们也很难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拍得尽如人意。
《白镜头》中全部照片均以“SARS”为主题。它们被分成记忆、状态、心情、民间、行为、爱情、时尚等十个部分。在那数百幅图片中，贯穿始终的细节是口罩——这也是该书名为“白镜头”的原因。而当口罩与记忆、状态、心情乃至贩夫走卒、时尚美人、北京土著或北漂老外紧紧贴合到一起后，一种怪异的“哲学风景”也便随之诞生：无论那只口罩十二层、二十四层、三十六层，它都如一条醒目警戒线，消弭亲密乃至过度亲密，催眠热爱乃至无限热爱，并直接破灭掉人与人、人与空间、人与动物、人与舟船车马间的既定关系……
于是，那数百只口罩也便大致等于对尊严、现实、生命、距离、流行、瘟疫、历史虽然琐屑而又真切的注释。并且，就算后来口罩已经摘掉，但那无尽混沌或清晰的创痛心路不该被遗忘——我知道，疫情缓解未出一周，街边大排挡便已车水马龙酒翻钵倒无非缘自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不朽人性，但健忘确将使我们失去更多——很久很久以前和很近很近以前，我们遗忘的速度乃至决绝，给人印象太深。
所以，至少那些被隔离、消毒、疑似、新增之类苦苦围困过的人们，会经由此书，将那种种掩蔽在白色口罩后面的空虚、惶恐、无奈、无助一一仔细珍藏——我是想说，事实上，“遗忘”比“SARS”本身更可怕。人生一世，谁能不流泪？可假使一再流淌相似的眼泪，那它与一再被同一块石头绊倒也便全无区别。圣经中有一句话我喜欢：“他们经过流泪谷，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在我看，这句子后面没直言的那个非常“巨变”一定关乎”记忆“。一个没有记忆的人，永远没有精神泉源。
在“SARS”最为猖獗时，某报“天天副刊”曾就“SARS”缩写特别征寻另类解读。后来，非常流行的一个“另类解读”据说即出自一个读者的异想天开：原意为“急性重症呼吸系统综合症”缩写的“SARS”，被某读者重新定义为“微笑，并保持微笑”……延续如是创意，我以为更应郑重提示的，正是记忆——不仅深刻记忆，并一直保持记忆……就像《白镜头》封面上那位优雅的封面女郎一样：尽管口罩已经摘下，可那环无形口罩清晰的“晒伤”依旧清晰。
水一直在滴，石始终未穿
金敬迈 《好大的月亮好大的天》 中国电影出版社
熟悉自我灵魂中的每道伤痕
在囚禁期，金敬迈犯了眼病。连他自己也没想到，他破例得到一瓶眼药水。那眼药水儿是玻璃瓶装的，瓶口儿比牙签略粗有限，瓶子的尾端有一个橡皮塞，用拇指轻轻按动，药水就以一滴一滴落下……眼睛复原后，金敬迈冒天下之大不违，私自藏下了眼药水儿空瓶，每当夜深人静时，金把清水注入瓶中，一滴一滴往地面上滴洒。他把这个无聊游戏命名为“水滴石穿”。最终的结果如你所知：水一直在滴，石始终未穿。
上面这个细节出自《好大的月亮好大的天》。读完它，我奇怪地想，就算到了二一六年，至少还会有两三个人将本书与另外一本叫做《欧阳海之歌》的书对照着重新翻看?如你所知，这两本书的作者是一个人——金敬迈。他的至爱亲朋都叫他“老迈”。如此称呼亲切而外，也是写实——如今金敬迈真的已老。在《好大的月亮好大的天》一书扉页之首的那张照片上，金老态龙钟，只有目光还是一副杠头神色。这也是细节之一。“杠头”和“水滴石穿”……我说不清楚这其间的对比在暗示我什么。
《好大的月亮好大的天》一书也被出版者称之为“秦城监狱囚禁生活纪实”。可就书本身而言，读者更直接的阅读感受是，其实比躯体的囚禁更更为振聋发聩之处在于，该书用丰饶的细节记录下一个灵魂在地狱般空间中不可能翱翔的翱翔、不可能逍遥的逍遥。而如果没有本书，我们通常会以为那是根本不可能的。在长达七年四个月总计3169天的漫长岁月里，尽管老迈已经根本不知道自己的长相，但他却一一记录下自己灵魂的每一个颤抖，每一次痉挛、呕吐、绞痛直至内出血，于是，他的《好大的月亮好大的天》其实也是那个已逝去时代灵魂的照相。
孤独是痛苦的。寂寞是痛苦的。一个人不知道自己的长相却熟悉自我灵魂中的每道伤痕，也终于惶恐不安。老迈的办法是，将一只始终舍不得穿的深色袜子放在一个浅浅的搪瓷饭碗里，然后将其浸满清水，一面“镜子”也便制作而成。在这面镜子里，他看见了自己，也嗅出记忆中的霉烂气息（P15）……而现在，读者终于可以相信，他看见的，还有自己形容每道褶皱背后时代的浓郁阴影。
被单身囚禁时，老迈37岁。获得自由时，他45岁。他在秦城监狱一共呆了3169个日日夜夜。他挨过无数巴掌，总计被打掉八颗牙齿，关押他的牢号是20446……作为时代阴影，尽管这些数字单薄得有些沉重，可我依旧以为，有这些单薄的沉重或沉重的单薄，总比什么也没留下的空白好。好很多。
说到影片《无间道》片名含义，导演刘永强说，片头有字幕解释——所谓“无间道”，即《法华经》中所言“无间地狱”，意为痛苦不可超生，而该片的片尾字幕上提示出的，却是一个反向主题：即有时候，永生更是一种惩罚——在那后一个语境中，只有死亡才可以永生……刘导演的话提示我想，在《好大的月亮好大的天》中，读者看到的已经不是金敬迈而是老迈——他们已是两人而非一人。金敬迈早就死了，而活着的哪个杠头已经不再是他。这意思用老迈自己的话说：“这是一个‘醒来’的人——体温37.5℃，正常偏高，略带低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