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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现文坛风雨历程：五十年文坛亲历记 作者：涂光群
五十个春秋，作者曾长期处身于中国文学工作第一线，度过了初晴乍雨，后来又风雨如晦、鸡鸣不已，艰难曲折的岁月；也经历了乍暖还寒晴复雨的新的历史时期。作者曾以自己亲见亲历，书写已经过去的半个世纪中国文坛的真实图景，主要是创作方面的历程，它的兴衰荣辱和众多作家的命运，以及佳作出世、新人破土而出的瞬间。后者昭示中国文学新的希望和未来。这是一本纪传体的，用真实材料写成的半个世纪中国文坛活的历史和戏剧性册页，它带给世人的将是愉悦的阅读欣赏及前所未有的新观感。“温故而知新”。每一个关心中国文坛、中国文学命运和她的发展的人，不能不读读这部书。
辽宁教育出版社 出版
第一部分 文坛沧桑篇
毛泽东词六首发表内幕
1962年5月，毛泽东主席的《词六首》在《人民文学》第5期发表。那么，究竟是谁向《人民文学》推荐了毛主席在战争时期未曾发表过的诗词；或者，《人民文学》编辑部是如何组到毛主席的作品呢？
1958年，《人民文学》正、副主编张天翼、陈白尘听说邓拓同志那儿藏有毛主席未曾发表过的诗词，便派编辑去拜访邓拓，说明意图。邓拓那儿为什么藏有毛主席未发表的诗词呢？原来，文章、诗词、书法俱佳的才子邓拓在《人民日报》总编辑任上，同毛主席有经常的交往，包括笔墨交往。后来虽然卸任了，毛主席某些未发表的诗词仍珍藏在他那儿。邓拓慷慨应允了《人民文学》之求。《人民文学》编辑部的同志们读到从邓拓那儿拿来的毛主席十几首未发表的词作均雀跃、欣喜。但是正像邓拓同志所说，这些词如欲发表，需送毛主席亲自过目审定。编辑部遂由一位擅长书法的编辑将词作工整抄写一遍，并起草了一封给毛主席的信，要求发表这些词。信由一位编辑送往中南海中央办公厅转呈毛泽东主席。
事隔四年之后，1962年五一节前夕，《人民文学》编辑部喜接中央办公厅电话通知：主席已同意发表他自己选定的六首词，并亲笔写了小序，请速派人取稿。
这就是1962年5月，毛主席的六首词和新撰的讲述作品如何诞生的小序在《人民文学》发表经过情形。我们送呈的稿件，个别词句，主席做了改订。如“采桑子”词中“但看黄花不用伤”句改为“战地黄花分外香”。“减字木兰花”词中“雪里行军无翠柏”句改为“雪里行军情更迫”等。
狂涛激流中的陆定一(1)
我和原党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没有什么个人接触。但因“文化大革命”前，我所在机关是中宣部的直属单位，所以听陆部长报告不少。陆定一当党中央宣传部长从1945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发动时，凡21年，是中国共产党内，任此职最长的人。陆定一江苏无锡人，1906年出身于一个书香人家，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1924年即参加共产党。是党的第一代革命家。以他这样高文化素质，又是见过世面（20年代末，曾任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成员，少共国际委员），经验丰富的“老资格”，担当党中央宣传部长，自然深孚众望而胜任。我记得我读过他40年代在延安写的赞扬古元木刻和李季长诗《王贵与李香香》的文章，对文艺家创作的新成果，如此敏感，如此及时鼓励，是很了不起的。另外，还有1956年5月在怀仁堂，他代表党中央作《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报告开阔了人们视野，活跃了人们的思想，这是空前的；报告受到党内外知识分子，学术、文化界人士普遍欢迎，对激励知识分子创造性劳动，推动科学、学术和文化艺术的发展，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这当然是他执行党中央、毛主席定的方针，但报告无疑也带有陆定一个人特色，是他对党的宣传、思想工作一大贡献。我印象深的，他讲：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提倡在文学艺术和科学研究工作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评的自由，有发表意见的自由，有坚持意见和保留意见的自由。又说：在人民内部，既有宣传唯物主义的自由，也有宣传唯心主义的自由。这讲得非常透彻。又如讲到文学的题材和幻想海阔天空时，他说：在文学艺术作品里，既可以出现世界上存在过和历史上存在过的东西，也可以有天上的仙人，会说话的禽兽等等世界上不曾存在过的东西（以上是我记得的大意）……没有卓越的识见、高瞻远瞩的眼光、气度和广博学识，不可能作这样的报告。但是历史地看陆部长有时也发生过“左”的偏差，如1955年底在中国“作协”关于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的讲话和定性；1959年12月在中宣部召开的动员“反修”的党内文化工作会议上，对19世纪西方资产阶级文学遗产，他语出惊人地讲过“愈是精华，愈要批判”这样的话。作为普通干部，我不了解上边的背景。但在50年代中后期，党的指导思想变得越来越“左”的时候，即便像陆定一这样高层领导干部，有时也有他的难处，也难免身不由己，这是可以理解的。我还记得50年代初期，定一部长还遭遇一个小的挫折，大约是《学习》杂志上发表一篇谈论中国资产阶级的文章，大概有点“左”的片面性吧，而导致上海的冯定同志写了一篇长文“关于掌握中国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并和它作斗争的问题”。陆定一因之被免除中宣部长职务，而由习仲勋取代。但时间不长，陆定一又恢复了原来职务。这一波折，比起1966年“文化大革命”发动之初，陆定一、严慰冰夫妇遭受的“无妄之灾”，“灭顶之祸”，系狱十数年，就不算什么了。“左”的路线当政，对陆这样有头脑有见识的党内老文化人，那“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已经达于极致。记得林彪、陈伯达倒台后，70年代某年，还发了个25号“中央文件”，将陆定一打成阶级异己分子，地主分子，以证明“文化大革命”初期，将他打成“反党集团”成员的正确。可是稍明事理的人谁不在心里发问：这“正确”在哪里呢？“四人帮”被粉碎后，陆定一冤案才得以平反。这位老革命家经受了长久苦难，家庭被摧毁，子女离散。在痛苦煎熬中，他必定思考了自己的党和整个民族、国家的命运及经验教训，而达于大彻大悟。听说他复出后，当他身体还好时，在一些会上，他的发言总是切中要害地直陈刚刚过去不久的“左”的思想、路线给我们事业造成的严重危害，对人们起着振聋发聩的作用；他同它们彻底决裂了。我读过1979年4月，中央“纪委”复查瞿秋白被捕就义问题小组工作人员对他的一篇访问记，那时陆定一刚从秦城监狱出来不久。陆老在30年代同瞿秋白共过事，他了解秋白，对瞿秋白在狱中写的《多余的话》，他作了恰切、公正的评价；对他拒绝敌人诱降，表示钦佩；同时高度评价瞿秋白作为党中央领导人在大革命失败，党的命运转折时期所起的非常重要的作用和贡献。饱经沧桑的陆老这番谈话，令我想起1966年5月，“五·一六通知”在党内传达后，不但传达了林彪那令人恐怖的政变讲话，还传达了瞿秋白在狱中写了《多余的话》，所谓“变节了”的通知，真是紧锣密鼓地制造紧张空气。这为红卫兵在“文化大革命”中大肆“讨瞿”，连烈士的坟也被挖了；起着舆论先导作用。这与陆老对瞿秋白烈士实事求是的评价是多么鲜明的对比。以上不过仅举一点我知道的陆老晚年的事，亦可见出此际陆老的精神境界。
陆定一夫人严慰冰，我曾听机关老同志说，她是一位才女，能诗擅词，写过赞颂革命者的长诗《于立鹤》，发表于江苏的《雨花》文学杂志，受到过评论家唐弢好评。她出身于江苏无锡的名门望族。可是父亲严朴，却背叛了自己家族，成为苏南革命的先行者，农民运动领袖。据说，她的长诗掺和着她父亲早年不平凡的经历。她以第一名优异成绩考取国立中央大学中国文学系。可是开学时正逢抗日战争爆发，她毫不犹豫地奔赴延安，进了抗日军政大学学习，热血沸腾地要上前方去参加伟大的抗战。这就是她青年时代的历程。我那位上级在中宣部当过陆部长下级。我记得他是在党小组一次生活会上说起严慰冰。他勉励一位工作、家务两忙，业务学习抓得不够紧的女党员，举了严慰冰的例子。他说，你看人家陆定一夫人严慰冰，她没有“功成名就”，革命到头的想法。她在抗战艰难环境，抚养了三个孩子。进城后工作了几年，她并不满足。已经老大不小年纪，她不甘心落后，又去考了人民大学研究生，被录取，上学三年，毕了业，而今在“北大”教课，还一边写作……
狂涛激流中的陆定一(2)
以上是我早先对严慰冰留下的印象。“文化大革命”爆发，想不到她竟成了“接班人”林彪上台“祭刀”、全国闻名的第一个牺牲品。她只不过是写匿名信，怀疑林彪的夫人叶群历史有问题，却被打成凶恶地要“谋害林彪全家”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于1966年4月即被诱捕入狱，身陷囹圄13年。但写匿名信是严慰冰个人行为。没想到竟株连到其夫君，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宣部长兼不久前刚任命的文化部长陆定一。林彪竟在他1966年5月的政变报告中作色地说：“有一批王八蛋想冒险，想杀我们，陆定一就是一个，他的老婆严慰冰就是一个！……”陆定一被列入了“彭（真）、罗（瑞卿）、陆、杨（尚昆）反党集团”，一个长期被党中央安排在宣传、文教岗位上的要员，一夜之间，竟成了十恶不赦的反革命。听林彪录音讲话的人们，虽不了解上层内情；如果不是久经政治运动磨炼，恐怕也会吓得半死呢。
“文化大革命”中，陆定一夫妇系狱秦城并非个例。很多经历过千辛万苦对党和人民事业有功劳，名气很大的老革命，也被关押秦城。女将如钱瑛（曾是中央南方局周恩来手底下，地下党组织方面的重要负责人，解放后曾任中南局组织部长）、杨之华（瞿秋白夫人）、帅孟奇等人。男的就更多了，难以数计。我听说过这样一件事情，即当年领导修建秦城监狱的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文化大革命”中，在“彻底砸烂旧公、检、法”声中，他自己，竟也被关进了他亲手修建的秦城监狱之中。
“文化大革命”中，秦城的封建法西斯暴行闻名于世。但是林彪、江青、康生、谢富治一类，在秦城搞的封建法西斯罪行究竟是怎么样的？被他们目为“死囚犯人”的陆定一夫人严慰冰是首当其冲了。先看“株连九族”。严慰冰的母亲过瑛老人，她是江南革命前驱，周恩来、陈云的战友严朴的夫人。大革命失败后，严朴冒着生命危险在外奔波革命，她独自艰难地抚养四个孤女，将她们教育成人；又曾千方百计掩护、支援地下革命者的工作。抗战初期，她毅然带着三个小点的女儿，行程万里，历尽艰险，到达革命圣地延安。这样一位与共产党同生死，做贡献，饱经风霜，在南京安度晚年的革命老人，70高龄竟也被抓进南京老虎桥监狱，1968年冬天被逼死于狱中。死时没有任何亲人在身边。留下的被打折的眼镜架，还有一件有血迹的棉背心，诉说着封建法西斯的野蛮兽行。严慰冰的三个妹妹：严昭、严梅青、严萍，也无一幸免地被关进秦城监牢。这还不够，陆定一的大儿子也被抓去监狱六年，眼被打伤，批斗时，被打断两根肋骨。
我主持文化部主管的《传记文学 》杂志时，90年代初有幸结识了严慰冰的二妹严昭。严昭原是周恩来领导的国务院“外办”工作人员，她也因姐姐严慰冰的“案件”（代号“502专案”）而被抓进了秦城监牢。她和姐姐，姐妹情深，对秦城的法西斯暴行也亲身经受了，故写出书稿《涅槃之歌》（取凤凰在火中再生之意），真实讲述姐姐的出身、家世、文化素养及其投身革命，追求理想的不平凡经历；特别秦城十三年的“炼狱”，面对林彪、“四人帮”疯狂法西斯式的非人迫害和折磨，而仍然坚强不屈，坚持真理、正义，虽“九死而未悔”，谱写了共产党人在特殊境遇下，一曲新的正气歌，“涅槃”———再生之歌。同时，她也毫不容情地客观、如实地揭露了发生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监狱中的惨剧，令人毛骨悚然的秦城黑幕———打着最“革命”旗号的封建法西斯势力，对共产党人、革命老干部超乎一般人们想像地，从人身到精神的残酷迫害。因而毛泽东主席知悉后，给予了严厉批评。
书稿主人公严慰冰女士，在“四人帮”被粉碎后于1978年12 月无罪释放。然而长期遭受严重摧残，一身染病的她，于1986年辞世，终年不足70岁。所幸她妹妹及时完成了这本书稿。我读这本文笔真切、细腻，极具实感的书稿，如同见到了严慰冰本人；不仅同她相熟，还了解她的内心世界，脾气，性格。她的柔中有刚，文人气质，给我印象尤深。她熟读中国诗书，我发现正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正如孟夫子所说：“吾养吾浩然之气”）在她心灵的积淀，养成、造就了她“弱”而实强，非同一般的，中国精英文人素质。在严峻考验面前，在法西斯野兽的刑讯逼供面前，这种“一身正气，威武不能屈”的精神威力就见出来了，它比法西斯凶徒们迷信的刑具折磨要强大百倍。她在地狱般的缧绁生活中，心比天高，不但胸中时时涌出中国古圣先哲的名篇佳句，而且自己还作诗填词，效法先贤，激励自己。如她默诵着屈原的《离骚》词以与“武装到牙齿”的凶徒相抗衡，自己也口诵一绝：“今朝严子诵离骚，鱼肉由人乱执刀。碎骨粉身今尚在，冯唐持节何日到？”她历经磨难大劫后，心胸更豁达，精气神儿更高，诗也写得更好。如她在逝世前不久写的“诉衷情”词，是她一生写照，受到名家击节称赞。词的全文是：“当年不羡万户侯，沙场战寇仇。麦米野菜充饥，一代竞风流。妖氛起，苦为囚，渐白头。峰回路转，晚晴笔耕，花满神州。”这就是严慰冰。
当然，这也是我读到的关于秦城“妖氛”，关于它的暴行、罪行的第一部书稿，也可以说是实录，它记载了历史中丑陋的一页，其认识价值和历史价值是不言自明的。从这个意义说，它也可以作为一本历史资料，一册警世的书来读。自然它更主要的是一个共产党人，在特殊处境下，坚持原则，坚持和恶势力抗争的英雄史诗。无论从哪个角度讲，我觉得这本书稿应该让其面世，它对读者、对后代都是有益的。但是我听说有一本文学刊物，有一篇文章，刚刚涉及了一点秦城监狱的黑暗，就受到那时管文艺的一位副部长严厉批评，说这样题材能写吗？我正在作难之际，有幸在严昭家里，看见陈云同志八十寿诞时，严慰冰去祝贺他，他亲笔书写，赠给慰冰的条幅：“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不是陈云老伯对党的女儿严慰冰在秦城的表现的高度评价吗！我得救了，这样的评价，不也适用于她妹妹写的“严慰冰在秦城”（该书稿的副题）吗。于是我将陈云题词印在书稿前边，还为作品写了编者的话，郑重其事地向《传记文学》读者推荐。书稿发出，并没有引起轩然大波，后来该书稿又作为我们编的“国土与人”丛书之一种，很快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单行本。是的，陈云同志和严慰冰一家可算是世交了，听严昭说，她姐姐和陆定一的婚配，也是陈云作主介绍的，这也是一段婚姻佳话。
狂涛激流中的陆定一(3)
1993年我去赣南，还打算去闽西。在赣州停留时，意外地遇见了陆定一的亲外孙，在赣南一所学院教哲学课的赖章盛，是赣南文化界一位友人介绍我们相识的。我和小赖曾同游大庾岭的梅关，回到赣州还去他家作客。他不大的寓所，墙上高挂他外婆唐义贞女烈士20年代穿着旗袍，披着外衣，一幅英姿飒爽的照片。另外还有他外公陆定一写给他的条幅：“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赖章盛为我讲了他外婆在红军主力撤离赣南后，在敌人屠刀下坚贞不屈的故事；讲他外公如何苦思苦等了五十多年，而在1987年会见了他和唐义贞留在老苏区的一双儿女，并和外孙、孙儿等失散多年的亲人，一家团聚的故事。这动人的故事一直铭刻我心头，今天我向读者们讲出来，也算了结我一桩心事吧。
陆定一的第一位夫人唐义贞，是我的湖北同乡，1909年生于武昌长江南岸的金口镇（她比陆定一小3岁）。她出身在当地一个著名中医家庭，几个哥哥都受过良好教育。她是最小的，也最受父母宠爱的孩子，聪敏，伶俐，性格文静，娴淑。她14岁进入董必武主持教务的湖北省立女子师范读书。1925—1926年，那是中国第一次大革命风起云涌的时代，学校里有党的组织，新文化运动活跃。她酷爱阅读《新青年》等进步书刊，尤喜恽代英、萧楚女撰写的针砭时弊的文章。她和同学们一起议论时政，抨击社会黑暗，主张思想解放，男女平等，尊重女权和妇女婚姻自主。她还用实际行动援助因反抗封建婚姻而无家可归的同学，把她们接到自己家中。同时，她还接受组织交给的任务，冒着危险在车站、 港口，大街、小巷，张贴标语，散发传单，给市民报导北伐军节节胜利的消息，要他们做好迎接北伐军的准备。她那善良、热情，勇敢、正义的品格受到同学们拥戴，被选为“女师”学生会和妇女会负责人。董必武称她是“有为青年”。1926年10月，北伐军到达武汉，万众欢腾。她也从“女师”毕业，被分配到汉阳蔡甸乙等工业学校当教务主任，还担任蔡甸共青团书记和汉阳县“妇委”筹委会主任。在欢迎北伐军的日子，她忙得不可开交，组织街头宣传，发动募捐劳军，参加反帝游行。第二年3月，她主持召开了汉阳县开天辟地第一届妇代会，被选为妇女协会委员长。正当革命事业如火如荼地发展，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却在上海叛变了革命，隔不多久，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也向革命人民举起屠刀，武汉陷入一片血风腥雨之中。但18岁的姑娘唐义贞毫不动摇，坚决、果敢，沉着、顽强地完成党交给她的一件件工作，还常冒着风险到江岸铁路工人中间去，继续撒播革命火种。1927年秋天，党组织决定送她赴苏联学习。她不忍割舍地告别爱她的父母亲人，服侍了病中的母亲一整天，在一个夜晚悄悄离去，从此，再没回过自己家园。
与陆定一在莫斯科结成爱侣。唐义贞于1928年初到达莫斯科，进入共产国际东方部办的中山大学（后改名为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但这时学校内已形成受东方部长米夫支持的以陈绍禹（王明）为首的派别小集团，他们对持不同观点、意见的中国同学，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唐义贞很看不惯这点，起而和他们辩论、抗争，立即被他们以“反对支部领导”的罪名，遭开除团籍、学籍。但她不气馁，仍然赴一个医务训练班接受培训，准备回国后到苏区从事医务工作。正在这时，她遇见了也在莫斯科的陆定一（那时他是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成员），两人很谈得来，一见如故。终于在1929年结为爱侣。
艰难时世，患难夫妻。1930年夏天，陆定一先她回国，两人依依惜别，约定在陆定一工作的上海再见。不久唐义贞回了上海，与担任团中央宣传部长的陆定一一起工作。在莫斯科受到错误处理的团籍，这时也予恢复。1931年春天，在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叛卖革命的最严峻时刻，陆定一夫妇住所，一天上午，有幸接待了周恩来，在那儿隐藏了一个小时。唐义贞第一次见到了周恩来。1931年5月，唐义贞要求去苏区工作的愿望得到共青团中央批准。这次和陆定一分别，两人不知何日何地再相逢，他们克制着自己的感情，以各自多为事业奉献相勉励。 唐义贞和何叔衡扮作父女坐海船在汕头登岸，沿着秘密交通路线，到达闽西苏维埃政府所在地，福建永定的虎岗。7月，国民党军队开始了对中央苏区的第三次“围剿”。唐义贞协助苏维埃政府准备转移，不意有一天竟遇见陆定一，两人大喜过望。唐问陆定一：“你怎么在这儿？”陆说，我也没料到，我也不知道你去了哪个苏区（因为当时依照秘密工作规定，也不好随便问）。他又小声地对爱妻说，在你离开上海不多久，我被作为奉行“调和路线”的人，被撤消了团中央宣传部长和中央委员职务，几经辗转，从上海来到这里。两人互诉离别之情，欢喜之情盖过了悲伤。9月，随着第三次反围剿胜利，义贞随陆定一到了红都瑞金。此时陆定一已由团中央巡视员改任苏区团中央局宣传部长。他们在叶坪附近一座废庙里安了个小家。他们的第一个女孩随即也在这里降生，取名就叫“叶坪”。周恩来夫人邓大姐很喜欢她，另起名“爱生”。孩子学着说话时，让她喊她“爱外婆”。但义贞怕影响工作，不久就将孩子寄养在当地一位工人家里。1932年初，她就任红军卫生材料厂厂长，这期间，她加入了党组织。此地是新开辟区，离瑞金有八十多里路程。9月，中央军委设立总卫生部，唐义贞任下属的药材局局长。10月，她兼任了在瑞金朱坊成立的总卫生部卫生材料厂厂长。当时苏区药品、药棉，医用纱布及医疗器材等奇缺。她昼夜辛劳，依靠技术人员和工人想办法，并组织车间及个人之间的劳动竞赛，提高工作效率，终于生产了更多的医药产品，包括常用医疗器械，保证了中央红军卫生工作大部分需要。她们的出色工作，曾受到《红色中华》报表扬。但义贞和陆定一虽同在一地，却很少见面。一天，她突接陆定一一封信，读后大为吃惊。原来苏区团中央局在当年“左”倾领导人指使下，指控陆定一犯了“右倾”错误，撤消他现任职务，又重新派回上海去当团中央组织部干事。为了不影响义贞工作，陆定一上路前写了这封短信。 泪水模糊了义贞的眼睛。他知道定一肯定是冤枉的。但在那个时候，不少有威望的领导人，都受到错误处置，一夜间被宣布“靠边”。她除了同情和愤慨，又能做什么呢？就在这之后不久，义贞还意外地遇见被押解着的形容憔悴的邓小平，对这位学长，苏区出名的县委书记，她差点认不出来了。她立刻请看守将他带到她住处，她用仅有的一个银元买了两只鸡，美美地给邓小平打了一回牙祭。临走，还让邓将没吃完的鸡，带回他的禁闭室。邓小平一再感谢她的盛情款待。她脸上笑着，心里却酸酸的。这中间还发生一件事，一位掌权的大人物，突然跑到唐义贞住处，满脸堆笑地说：“你还想他吧？”“想不想，不关你的事。”义贞冷冷地回答。那人说，“你看看这张报。”随即掏出一张报。他念道：“陆定一已经逃跑回家……这是团中央机关报登的，你看这还不是千真万确的。你还死心塌地等他吗？”唐义贞把脸扭向一边，不理会他。那人不知趣地还往义贞这边凑，口中还在说：“你这么年轻，又有作为，何必为一个逃兵败坏自己名声呢！”唐义贞抑制着自己的愤怒，望了望他：“你不要再说了，陆定一不会当逃兵，他会回来的。你走吧，别再来了。”那人只好悻悻而去。唐义贞好久没接到定一的信，也没有得到关于他的任何消息，她心里惆怅，但决不对任何人表现出来。她相信陆定一。苍天不负苦心人，1932年下半年陆定一从上海经由赣东北又回到中央苏区，他的案子也得到中组部平反，一对患难夫妻再次相聚。
狂涛激流中的陆定一(4)
生离死别。1934年10月，“左”倾错误路线的恶果，造成敌人大军压境，形势急转直下，中央红军被迫将进行战略大转移。一天夜晚，一向沉着的唐义贞，慌忙火急来到陆定一住处。“你怎么来了？”望着腹部隆起，步履蹒跚的她，陆定一有点吃惊。因为从她有了身孕，这一阵是他去看她，没让她跑腿受累。义贞强作微笑地说：“听说你要走了，我来看看你。”原来在“左”的领导人控管下，长征的准备，保密。虽然出发迫在眉睫，但陆定一自己并不知道。而唐义贞是在军委卫生部的会上知道的消息。陆定一说：“还有一个月，你就分娩了，我一走，怎么放得下心？敌人来了一定要大肆烧杀抢掠，你的困难太大了。”义贞说：“你就放心走吧，不用担心我，担心也没用。反正小叶坪，我已托付厂里一个本地同志收养，他人很可靠。其他的事，你就不用操心了。”她清楚了解形势险恶，这回跟定一一别，说不定再也不能见到。恩爱夫妻一场，就这么简单地了结吗？太不甘心了。可不甘心又有什么办法，要服从大局嘛，大局就是这样。她怕加重陆定一的牵挂，担心。所有她想说的，她什么也没说。沉默了许久，义贞慢慢站起来，留恋地望着陆定一。她要把定一眼神中对她的情意，刻在脑子里，刻在心底深处。她又强颜一笑说，“我走了。”定一想说的说不出来。他托口而出：“吃了饭再走吧。”“不吃了。”走出几步，义贞又回头望定一最后一眼，又赶快折转身。她在心里深情地呼唤：“定一啊，我多想跟你们一起走！”而定一呢？他站在那儿像定住了一般，一直默默地目送着最知心最体贴他的爱侣的身影，直至完全消失在茫茫夜色之中。这就是他们的生离死别，实际上是永诀。而感情的冲击波，两人都尽力抑制了。
千古女杰，义贞赴义。红军主力撤出中央根据地后，国民党军队进来了，整个苏区变成了他们烧、杀，掳掠，反攻倒算的对象。面对严峻形势，卫生材料厂已经转移。唐义贞将三岁女孩寄养在别人家，自己拖着沉重不便的身体，去到中华苏维埃政府临时办事处工作。她置个人安危于不顾，一心扑在工作上。可是王明路线把持的苏区当权者，却在宗派主义干部路线影响下，无辜地开除了唐义贞党籍。这沉重打击令她心痛欲裂，而她强忍着，将痛苦委屈自己吞咽，以一个共产党员对革命事业的赤诚，埋头工作，努力抢救红军伤员，使他们转危为安。1934年11月，她随被派往闽西的福建省委秘书长毛泽覃一行人前往长汀。然而由于敌我力量对比发生变化，加上省委指挥失当，形势越来越不利，只好采取分散隐蔽办法，以求保存实力。一次唐义贞、贺怡等5位女同志在一起，她们郑重相约：如若谁将来见到她们中间谁人的丈夫，要互带口信。义贞要传的口信是：“一息尚存，必为革命奋斗。党籍虽没恢复，但我一定这样做。至于夫妻，是次要的。能团聚固是所愿；为了革命利益而办不到时，也只好随它。”11月19日，唐义贞在邓子恢母亲杨老太太陪伴下，到达长汀圭田，在汀西县保卫局区队长范其标家中分娩，20日生下一个男孩，取名小定。为了坚持斗争，十几天后她含泪和新生婴儿分别，回到自己队伍。1935年1月中旬，部队处境日趋险恶。为了摆脱困境，他们决定往江西方向转移，去寻找陈毅的部队。队伍通过两山夹峙的峭壁上一座独木桥时，有人为切断追兵，拆毁了这座桥，哪知反而暴露了部队去向。这样一来，敌36师迅速密集地包抄过来。27日中午，唐义贞预感形势危急，遂向身边的少共福建省委宣传干事陈六嬷托付自己身后事。她说：“这一次我不知能不能脱险。你是本地人，可能突围出去。我送你一对银镯留作纪念。日后有人问起你，你就告诉他：我丈夫叫陆定一。前不久，我在圭田生下一个男孩，名叫小定，一生下来就送给圭田乡的范其标、聪秀妹夫妇抚养。我若牺牲了，希望我的丈夫、儿子、女儿将来能晓得我是为革命牺牲的。”
经过一场殊死战斗，部队被打散了，困在乌蛟塘大山中的唐义贞等二十余人，终因寡不敌众而被俘，被关押在四都下赖村敌36师一个团部。当晚趁敌看守松懈，义贞等三人曾经逃出。不料很快被敌察觉，1月30日在深山坳中，他们再次被捉。敌团长气急败坏地审问唐义贞：“你还想活吗？”“被你们抓住，我只有一死。”“你这么年轻，死了不觉得可惜吗？”“为天下劳苦大众死，死而无憾。”此后她拒绝回答任何问题。敌人恼羞成怒，施以酷刑。她报之以轻蔑一笑。敌人将她押回牢房。夜晚，被亲友保释出来的陈六嬷买通了牢房看守，得幸匆匆见她一面。1935年1 月31日凌晨，坚贞不屈的女革命家唐义贞，在敌人罪恶的枪口下倒下，逝时年纪不到26岁。
“梦断香消”超过五十年，陆定一不可能不思念他患难之交的第一个妻子唐义贞和失散在南方的一双儿女。特别是1986年老伴严慰冰去世，他第二次成为鳏夫之后。本来1949年全国革命胜利之时，他就动过去江西寻找失去的妻子及儿女下落的念头，但是由于公私两方面的原因，尤因公务紧张繁忙，他有不便之处。到了晚年，他的思念似乎愈炽，从人性的角度看，这是一种很自然的感情牵挂，总觉得在见马克思之前，这种情绪牵挂，该有个落地之日，有个了结。他拜托了江西、福建两省有关地方政府部门。他们办事认真负责，对死去的烈士极尊重，对寻找革命前辈和烈士留下的儿女也尽了最大努力。当地地方政府部门在详细访察唐义贞烈士生平事绩和查找失散的一双儿女线索的过程中，人民群众起了很大的作用。 像义贞托孤的建国后仍健在的那位高龄的陈六嬷，还有她将儿子托养在其家的范其标家，他们都不负所托。查找失散的儿女，最先是找见在范家的儿子小定，其后才在江西赣南一个县的农村，找见了女儿叶坪一家。
狂涛激流中的陆定一(5)
1985年春天，长汀县人民政府在唐义贞烈士英勇就义的地方四都下赖村，树立起一座汉白玉纪念碑。义贞失散五十余年的一双儿女也被寻找回来，当然，他们都有了自己的家和儿女，也就是陆定一的外孙、孙儿。
陆定一知道这喜讯，可能要晚些时候。他先是和他们取得了联系，农家出身的知识分子、他的亲外孙赖章盛，率先去北京探望了从未见过面的外公。外公看了他们寄来的各自家庭、孩子们的照片。当看到女儿叶坪生的女娃，他的外孙女（外孙赖章盛的妹妹），一个风华正茂的女青年，老人眼睛定住了，随即老泪纵横，不能自已，因为她的容貌、神气，太像她的外婆，当年自己的爱妻唐义贞。对于将要到来的团聚，老人和儿女，孙辈，彼此都很慎重。儿女和孙辈考虑，老人已过八旬高龄，体弱多病，先要有充分精神准备，不能让老人太激动。从老人方面，他觉得和失散多年的儿女、孙辈团聚，是一件隆重的值得纪念的大事，要选择个好日子，作精心、仔细安排。地点，他选择在江西南昌。
1987年，一个风和日丽的佳日在南昌一家旅舍，陆定一和失散多年的儿女亲人们重聚，那悲欢离合，细诉系念之情的场景不必详说。我只说陆定一老人要求外孙女儿穿着红丝绒旗袍同他见面的那一刹那，那真是她外公记忆深处永铭不忘的，20年代青春焕发的她外婆唐义贞形象的复活。外公拥着自己的外孙女痛哭失声，外孙女扑在外公怀里思念着慷慨赴义的比自己还年轻的外婆，抽泣不已。满座的人也默默饮泣。但是陆定一老人最终擦干了自己的眼泪，他为改革开放的年代，为新生代的迅速成长而真正欣喜。
1993年5月下旬，我去福建汀州。26日早晨瞻仰了瞿秋白烈士纪念碑（秋白烈士就义处），便去山上拜谒唐义贞烈士墓。义贞烈士的灵，安卧在山巅，有长青的松、柏簇拥。可以俯瞰她生前战斗过并为之付出青春、鲜血、生命的闽、赣大地。墓前石碑上有她亲密战友、夫君陆定一亲笔题字：“义贞知己，我的夫人。”我正在墓前沉思默想，忽见有位五十来岁，穿着朴素的老者上山来，为墓园打扫，清除杂草。我乍一看，觉得这人的长相有点像陆定一部长。后来赖章盛告诉我：你看见的老人，就是我舅舅陆范家定，汀州民政局退休干部，他天天早晨去打扫外婆的墓园。这个名字，包含陆范两家的姓和他的名字，范姓是我外公添上去的。
1998年9月18日初稿
1999年5月12日修定
（载《中华儿女》1999年第10期）
郭沫若、茅盾往事(1)
一、郭沫若和茅盾，20世纪中国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代表人物
郭沫若和茅盾，在鲁迅先生逝世后，是中国进步文化界和文学界的两面大旗。新中国建立后，他们一个是中国文联主席，一个是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当然还有一些重要职务，郭沫若是中国科学院院长，沈雁冰（茅盾先生的本名）是中国的文化部长。这些在政府部门和文化团体的领导职务，两位均是众望所归，当之无愧的。
两位都是19世纪最后十年，中国处于内忧外患深重时期降世的。郭沫若生于1892年，茅盾生于1896年。中国20世纪革命领袖人物毛泽东、周恩来也是出生于这最后十年。郭、茅同中国第一代革命家，不仅是同代人，且曾是亲密的合作共事者。如第一次大革命时期，沈雁冰在上海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筹建；第一次国共合作在广州，毛泽东曾担任国民党中央代理宣传部长、《政治周报》总编辑，而沈雁冰应毛泽东之邀当了宣传部秘书、《政治周报》副总编，两人同住一栋楼。周恩来曾任黄埔军校第一期政治部主任，而郭沫若是北伐军总司令部的政治部副主任，那时他们都在广州。1927年周恩来在南昌领导八一起义，郭沫若出任起义军政治部主任，从那时起，他同周恩来就建立了亲密的战友关系。郭、茅都是文化人而投身第一次大革命洪流，并从事革命实际工作。他们是第一代共产主义革命者，自然是中国反帝反封建革命运动的先锋分子；与此同时，他们还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推动者，弄潮儿。他们做的事情，在中国有的是属开创性的，如1921年初在北京，沈雁冰牵头主创中国第一个最有影响的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参加者像郑振铎、叶绍钧（圣陶）、王统照、周作人、许地山、孙伏园、耿济之等，后来很快成为中国很有实力的小说家、散文家、文学研究工作者、评论家，文学报刊编辑家，外国文学翻译家。他们提倡“为人生的文学”，提倡文学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用他们创作、研究实绩，推动中国反帝、反封建，争取社会进步的新文学健康发展，产生了广泛、深远的社会影响。而在同年5月，于日本留学的郭沫若、郁达夫、田汉、成仿吾、张资平、郑伯奇等组织了创造社，第二年出版了《创造季刊》。他们提倡创作的浪漫主义和唯美，重视创作的才能和自我表现及抒写内心情感，个性的充分发挥，反叛旧传统，主张革命文学；其后又为中国译介了国外的马列主义文艺理论，推动中国普罗文学（劳动者大众的文学）、革命文学的启蒙等，功不可没。我认为文学为人生、为美，都是需要的，也是统一的，符合毛泽东后来在文艺讲话中提倡的文艺为人民，又追求比现实更高、更完美的精神。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向来是文学起飞的两翼或双璧，它们各有优长，也是互补的，缺一不可。我国历史上的文学也是这样。如李白的诗想像超拔，意境美，是浪漫主义，人们称他 “诗仙”；而杜甫则正视现实、反映现实，是“世上疮痍诗中圣哲，民间疾苦笔底波澜”（见郭沫若为成都杜甫草堂书写的楹联），乃“诗圣”。茅盾和郭沫若在中国新文学的创造上，也是分别举起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旗帜，于文学创作也是互补的，对中国新文学的成长，和文学创作界涌现众多后起之秀，各自起了不可或缺的良好营养作用。
我是30年代出生的人，成长在偏远山区，40年代读的也是郭老、茅公（这是建国后所有文化、文艺工作者对郭沫若、茅盾的尊称，也是昵称）为代表的新文学作家们的作品，还有他们和他们同时代人翻译的外国作品。茅盾的现实主义小说描写人物心理细腻，分析、表现社会矛盾深刻、透彻，又生动、富有吸引力，毫无说教色彩，我几乎读遍。使我了解黑暗的中国旧社会的形形色色，和革命者在其间的奋斗、挫折、追求等等。在当年的中学生（尤其高中生）中，茅盾的各种题材中长篇小说常常不胫而走。我喜欢读40年代上海群益、海燕等书店、出版社印行的郭沫若的自传书，如《少年时代》、《学生时代》等，还有他翻译的德国大作家歌德的名著《少年维特的烦恼》，施笃谟（现译施托姆）的小说集《茵梦湖》。好像是从这些阅读中，我了解了郭沫若，一位非常率真地写自己的人，包括童年、少年时期隐秘恋情，他也毫无顾忌地展示并自我剖析。他就像法国作家卢梭那样坦率，那样反传统，这引起我共鸣，也给我以启示。而他翻译的《少年维特的烦恼》文笔是那样好，浪漫爱情是那样勾魂摄魄，女主角绿蒂是那样美丽，这书就像是郭自己写的。我如此欣赏浪漫派大作家郭沫若，我相信他的诗才、文才在中国是第一流的。我不太在意二三十年代文场打笔仗，别人攻击他，他也攻击别人的那些言辞。
作为一个迷恋文学的少年，我确实是在郭沫若、茅盾这样一些五四新文学的开路者和他们作品影响下，走上文学之路的。因为读郭老的自传及翻译作品，引发了对他这个人的兴趣，建国后我才有机会读到更多郭氏的作品，包括他的某些学术论著。在我从事文学工作半个多世纪后，而今回过头来看，不管郭沫若、茅盾有什么缺失或不足，历史地看，我仍然觉得，他们就像鲁迅先生那样，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巨匠、真正的大师；同时，他们是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两大文学流派的代表人物。
郭沫若、茅盾往事(2)
二、中国革命的狂涛激浪，造就了郭沫若、茅盾两位现代中国文化巨人
我去过郭沫若出生地，四川乐山西南、大渡河畔的沙湾，也走过浙江东北部肥美的杭嘉湖平原城镇，但没有到过茅盾的家乡桐乡乌镇。郭、茅都是中国长江流域人，一个居上游，一个在下江。郭的家乡处平原和山乡过渡地带，流经他家门口的那条大渡河，很有气势，弯流、旋涡甚多，神秘难测，是我见过的中国最桀骜不驯的河流之一。另一条在郭家乡不远处乐山草鞋渡与沫水（大渡河）汇流的若水（《辞源》上讲若水是四川西南另一条江雅砻江的古称。但郭沫若为自己取名的若水又称雅河，明显是青衣江），则是碧波荡漾，雍容、秀丽。大渡河的刚烈和青衣江的文秀，的确造就了五四时期登高望远，狂飙突进的诗人郭沫若又刚又柔的性格。茅盾的家乡杭嘉湖平原区，则是中国农业、商业及教育较发达之地，是几个世纪以来，中国出人才较多之地。人才之涌出，正在于教育的受重视。郭、茅两位的共同点还在于都出身于过去的大户人家，自小都受中国古文化尤其古典文学的深深熏陶，两位的母亲都是两位在文化、文学、人格等方面最早的启蒙者，谆谆善诱者。接着，两位走出家乡，到视野更加广阔的大城市（郭沫若赴东邻日本留学，茅盾去上北京大学）读书受教育，如饥似渴地汲取外来文化的精华（包括学习外国语言、文字，作为打开世界另一扇门而登堂入室的工具），以充实、丰富自己。
然而面对被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欺凌、压迫，满目疮痍的中华祖国，这两位年轻学人，怎能将自己封闭于书斋，而不奋身投入民族争自由、平等，国家争独立，人民求解放的伟大正义事业中呢！而在实践中，人们和他们自己很快发现，最能有效地为民族和人民解放事业服务的，是他们的头脑，是他们手中的那枝笔。于是，他们成长的环境，他们的天赋，他们融中、西文化优长于一体的学识、人文素养，而最最主要的是中华民族争自由、求解放的狂涛激浪，还有他们个人的勤奋努力，造就了20世纪郭沫若、茅盾———中国的两位文化巨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