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巴黎动身的前三天，林希翎忽接在美国定居的弟弟电话转告：他接到台北老父电话，前几天国民党“救总”已派人到家中作安排。林希翎为此亲到国民党驻巴黎办事处表示抗议。她说：“‘大陆灾胞救济总署’，据我所知，是专门接待‘反共义士’的机构。我们已达成过协议，我不是‘反共义士’，也决不会当，为什么要‘救总’接待和安排？过去我在大陆坐牢时，‘救总’怎么不来救我？而你们明明知道我现在的身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旅居法国的华侨，是在法国高等研究院做研究工作的学人，根本不是什么‘灾胞’或‘反共义士’，这次又是自费赴台探亲旅游的，你们为什么要对我搞这一套？如果不遵守协议为难我的话，我还要不断抗议的！”为了防止抵台后国民党继续捣鬼，林希翎立即将她赴台探亲旅游的事，向有关的机构———法国外交部、法国新闻界的朋友、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法使馆等，分别通知和打招呼。途经新加坡接受《联合早报》记者采访时，也公布了访台的原因。途经香港，又接受台湾《联合报》记者采访。她明确说明，这次赴台会亲，完全是一次自费的私人旅行。她是独立的海外学人，想以客观超然的立场来观察台湾社会生活，希望有机会多接触台湾民众和文化界人士。访问记于她抵台北当天（9月23日）在《联合报》发表。这就打乱了“救总”原来想将她和她父亲送到台北郊区某宾馆“密藏”起来，先不接见新闻界的部署。“救总”怕她拒绝他们的接待，竟迫使她父亲写了亲笔条子让她接受接待。下了飞机，他们不让父亲和弟弟接她（不准进机场），却安排从大陆跑出去的无名氏（卜乃夫）和“救总”人员来“迎接”。但在9月25日“救总”礼堂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他们曾在前一天一厢情愿地在报纸上预告，说林希翎要在这个记者会上“控诉共产党的暴政”），林希翎的讲话立即拆穿了他们的鬼把戏。她说：“由于我三十多年来一直生活在大陆，受的是共产党的教育，这两年来又是生活在法兰西这样的自由世界，我的思想和说话向来是自由惯了的。如果我说的话同你们这里的什么国策和惯例相违背的话，但愿你们不要将我送到火烧岛（按：国民党关反对派的地方）去。我既不是共产党的‘统战工具’，也决不作国民党的‘反共义士’……我关心的是海峡两岸的人民之间，特别是分离的亲人骨肉之间，应当准许自由往来。在这方面我认为共产党的三通政策是得人心的，开明的。我认为这不是什么‘统战阴谋’，而是客观事实。但国民党方面的‘三不主义’则是太僵化了，是很不得人心的，我希望能改正。”由于林希翎这些直率大胆的讲话和持平的公论都是这帮御用记者们毫无精神准备也从未听过的，弄得他们不知怎样发稿才好。在第二天的报纸上只好将她批评国民党错误政策的话统统“贪污”掉了。
中国最后一个右派(6)
“救总”本来安排她住到他们的“自由之家”去，被她拒绝了，又安排她住进豪华饭店，并派一小姐相陪，说是为了“照顾她的生活”。仅住了两夜，她就溜回家中。她突破“救总”的“看护”，会见台湾的非党人士和一些报刊的记者。她在一位党外人士的餐会上发表演讲：我在大陆批评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反共立场本质上是不同的东西。然而国民党要我发表“反共宣言”，我当然是不答应的。我觉得这是对我人格最大的污辱，莫此为甚！因此我向国民党表示，如果要我发表反共声明作为我在台湾探亲停留的条件的话，我情愿回大陆去坐牢！（见1985年10月16日台湾《前进世界》）当回答台湾某杂志记者问她有无到台湾定居的想法时，她直率地说：“台湾这个地方太小了，憋死啦！受不了。而且在这里听你们唱一个调子‘反攻大陆’等反共八股，实在让我讨厌死了。这里的新闻封锁，也把我脑袋都憋死了，气喘病都上来了。我有自知之明，我的政治气喘病在你们这样的政治空气下一定又要发作的。你们实在太缺氧了。”（见1985年10月台湾《八十年代》）她这样谈论问题，时常使满座皆惊。因为那时国民党还没有“解严”（解除反共的戒严令）。她道人所未道，说人所不敢说。有的文化界人士说，你突破“禁区”，使台湾的言论开放提前到来几十年！
最让人可笑的是，“救总”为她安排会见国民党“海工会”（海外工作委员会）主任郑某。郑送她的礼品是一只里边刻有国民党党徽和“海工会赠”字样的高级女用手表。林希翎说：“我既不是‘反共义士’，又不是国民党员，送我这个‘宝贝’干什么！退回罢，又不太礼貌。天赐良机，我总算找到机会恰当地将它处理掉了。”一天有朋友邀她去参加为一个党外人士竞选筹款的义卖茶会。她在会上说：“‘海工会’送我这样一只刻有国民党党徽的表，我没法送人，也没法扔掉，所以我决定将它卖掉，将钱捐给你们。”全场听众哄堂大笑。这表经林希翎一转手，居然“身价百倍”，当场被一位太太以5万元新台币买下。后来她听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1982年从大陆逃出去的作家无名氏对她说：“你怎么会做出这样荒诞的事？你若不喜欢，可以送给别人么！你谁都可以送也决不可以送给党外人士，你这不是等于给国民党脸上打了一记耳光吗？”林希翎说：“谁叫他们送这个破玩意给我，让我难堪呢？既然是送给我的东西，我就有权处理。我高兴送给谁捐给谁，那是我的事，用不着你来过问！”而她在台湾新结识的一见如故的朋友柏杨先生对她说：“国民党真笨，怎么会想起给你送这样的东西，活该！”
林希翎原计划10月底离台（老父已于9月 27日赴美治病），但台湾官方和民间人士都表示希望她多住几天，看看台湾11月份要举行的地方公职人员民主选举，说这是难逢的“民主假期”。于是林希翎暂时留下来，应各方面人士的邀请，讲演或发言。她的讲话内容，涉及两岸关系这些敏感的话题。她主张中国统一，反对台湾“独立”；她希望台湾人民打破狭隘的地域、省籍、种族观念，着眼于全体中国人的团结；她客观地介绍大陆人民的生活及经济发展状况；也少不了批评国民党的“反共主义”。这些演讲，参加者少则数千人，多至两三万人。有的台湾同胞举着大幅标语并高呼：“林女士，留下来罢！”“台湾人民需要你！”这些不能不引起国民党当局的关注。国民党控制的大众传播媒介，用封锁、阉割、歪曲的办法对待她的讲演，从未如实报道。10月28日，发生了“调虎离山”的事。台湾国民党方面的名人邵玉铭（时任台湾“政大”国际关系研究所的主任）找她去谈话，请她11月4日去香港，帮他完成“香港问题和一国两制”的一份研究课题，并代购有关的参考书。12日返回台湾再看选举。她答应了。她去到香港，一边忙着为研究课题收集资料，又抽出时间于11月7日开了小型记者招待会，如实介绍她访台的情况。但在11月10日忽接台北弟弟打来的电话。他说邵玉铭先生昨天找了他，要他转告：你姐姐11月12日不要回台湾了。另一个是负责出版她的《林希翎自选集》的杨先生打来的，说已印出的书，在印刷厂中全部被警总查禁了。过了一会，又接邵玉铭先生亲自从韩国打来的电话，说安全局找了他，“由于您在香港记者招待会上讲的话是不能忍受的（指国民党当局不能忍受），所以通知我，您不准入境了。我表示遗憾和歉意！希望您继续完成我们商定的课题，但最好不要向新闻界公布”。云云。林希翎宁愿相信邵的诚意，“调虎离山”未必是他的主意。她丝毫没有责怪他，反而安慰他一番。11月11日中午，又有一位自称是受台湾出入境管理局马局长委托的某旅行社负责人来找林希翎，向林转达了两句话：一、12日不要去台湾了；二、希望对这事淡化处理。林希翎当即请他向国民党当局转达四点要求，其中一条是说：我12日再入台的出入境证，是出入境局亲自办的，自是具有法律效力。如果失效的话，应有新的书面通知，列出不准入境的理由。11月17日，那位台湾的代理人先生将台湾出入境管理局的书面通知交给了林希翎。函中写道：“台端前申请由法国来台探父亲病，爰予准许入境，已与父相聚。兹查令尊业经离台赴美，自无再度入境之必要。”这真是一篇妙文杰作，只有脸皮颇厚、内心发虚的台湾某些衮衮诸公才写得出来。林希翎读后不禁哈哈大笑。她的台湾之行竟以国民党之变相驱逐而结束。
中国最后一个右派(7)
归去来兮游子情
林希翎在海外十多年，走过许多地区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最发达的美国，欧洲文化中心的法国），接触过许多人，她的阅历、见闻更加丰富了。她告诉我当时选择定居法国，决不是为追求物质生活的丰裕和享受，她历来不是这样的人；而是读历史书和文学书，知道法国是个酷爱精神自由和热爱艺术的民族，这也是她终身追求和喜爱的。她从小就喜欢文学，也爱好思考问题，或许选择文学创作（在人民大学学习期间，业余她曾写有数十万字的自传体小说，后来自己将它销毁了），或学术研究，对于她是适宜的。她之卷入政治漩涡，完全带有偶然性，某种时候也可以说是身不由己，这影响了她大半生的命运。现在考虑，她完全不适合弄政治，而且愿意彻底远离它。刚出国不久，不少外国的出版社以高额稿酬相许，要她写在大陆的回忆录。她知道他们要的是什么（她也亲眼看见从国内出去的一些小骗子、小痞子，为了弄钱、出名，也写出了某些被外国人哄炒得很“热”，其实是过眼云烟、一钱不值的书。当然他们付出的代价是出卖自己的灵魂和所有不该卖的东西），都被她婉拒了。她宁愿过清贫而心境平静、安宁的生活。自1990年以来，她已与一切海外的政治活动切断了关系，在巴黎深居简出，除了照看两个孩子（其中一个未成年）和高龄的老母，承担负担不轻的家务事，便是读书、练笔（她称此为练笔，因为并没有认真地去写作）。
但她常常牵系的仍是大陆这片生她养她的土地和人民，这里有她许多的亲人、朋友，既有受难、痛苦的经历，也不乏美好往事的回忆。她所信奉的仍然是民主、人道、自由、和平和民族兴盛，她可能做不成什么事，但无论在任何时间、地点，不做损害它的事。
她觉得如果撰写她愿写的文学性回忆录或小说，那么较理想的居住地，仍然是她熟悉的、也便于收集资料、素材的中国故土。
我祝愿林希翎早日归来，哪怕是暂时的客居也好。我想这也正是她的许多朋友们期望的。
写于1994年9月初
（载《传记文学》杂志1994年第10期）
“干预生活”口号的来龙去脉(1)
“干预生活”曾是1956—1957年流行的一个创作口号，反右后被一些批评家指为修正主义理论，变成“揭露生活阴暗面”、“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同义语。并且认为这股理论，创作“逆流”的肇始者是《人民文学》编者秦兆阳等人。（请参看《中国青年报》1957年9月17日第三版李希凡文章、《人民文学》1957年第11期姚文元文章、1958年第9期刘白羽等人批判文稿。（注））然而历史事实究竟是怎样的呢？
这得从苏联几位作家的作品说起。一是女作家尼古拉耶娃的《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1954年发表后，我国发行量很大的《中国青年》杂志很快翻译连载并向广大青年读者推荐，要他们学习娜斯嘉敢于同官僚主义者作斗争的精神。而娜斯嘉形象本身就象征着要积极关心、参与正在进行的事业，要同妨碍事业发展的不良现象作斗争。这恐怕就是其后风行一时的干预生活的本意。再就是苏联另一位作家奥维奇金，1952年起，他在苏联《真理报》和《新世界》杂志一连发表几个近似小说的特写作品，这就是使他后来名声远播的《区里的日常生活》、《在前方》、《在同一区里》及《亲自动手》（1954年）。作品首次深入地涉及了基层政权领导者思想工作作风及管理体制等方面的严重问题，突破了当时苏联某些作品颇为盛行的粉饰太平现象；同时，作品也展开描写了正面人物的第二书记马尔丁诺夫与官僚主义的第一书记包尔卓夫的矛盾冲突，塑造了难忘的形象。这样直接面对真实生活的作品不能不给人留下耳目一新的印象。1955年10月，奥维奇金随苏联新闻代表团来华访问，刘宾雁任陪同翻译。刘白羽在中国作协机关的一次讲话中首次介绍了奥维奇金这个特写作家的特色。作协的外国文学杂志《译文》译载了奥氏的《区里的日常生活》等作品。1956年1月21日下午中国作协创作委员会小说组开会讨论《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区里的日常生活》和肖洛霍夫的《被开垦的处女地》第二部三篇作品。2月15日出版的《文艺报》发表了会上部分发言，醒目的标题是《勇敢地揭露生活中的矛盾和冲突》。编者说：为什么讨论上述作品呢？“为了帮助我国读者了解这些作品和学习苏联作家勇敢干预生活的精神。”这是我国刊物首次用了“干预生活”这个提法。作协负责人刘白羽的发言再次强调“奥维奇金的特写为什么这两年在苏联这么突出，也是因为大胆地揭示了生活中真实的东西，反对了生活中的官僚主义。”“奥维奇金在艺术上的成功，当然还不仅仅因为他写了官僚主义者，而在于他接触到了官僚主义者的灵魂深处……奥维奇金像一个侦察兵一样，从侧面袭击了包尔卓夫，从他的家庭生活和夫妇关系上全部地揭露了包尔卓夫自私的灵魂。”作为体现文艺政策和文艺导向的《文艺报》，在1956年上半年，又陆续发表了多篇提倡干预生活的文章，如3月25日一期的《勇敢地干预生活的激情》、4月30日一期和5月15日一期载文高度评价《人民文学》新出四月号上刊登的特写《在桥梁工地上》。洛人文章的题目是《重要的是必须干预生活》。苏平指出：该作“一方面满腔热情地支持着生活中的先进力量，另一方面愤怒地鞭斥那隐蔽在生活的角落里的落后事物，作品里洋溢着不可抑止的激情。我以为，特写这种文学的战斗体裁，只有在这种时候，它才真正起到作为生活中勇敢的侦察兵的作用。”直至1957年5月，当有人对干预生活的口号提出质疑的时候，（参看《人民日报》1957年1月27日马铁丁文章《何谓“干预生活”？》）《文艺报》第五期仍然发表署名晨风的文章《要不要“干预生活”？》回答是肯定的，因为它已经给我们的创作“带来若干成绩”，而作家们也并没有忘记“赞扬生活中的光明面，”而专门去“揭露生活中的阴暗面”———像有些人所顾虑的那样。因之，“我们所应当做的，就不是‘到此为止’，而是满怀信心地坚持这方面的努力”。
任何一种思潮、一个创作口号、一种创作倾向的出现、存在，只要具备一定的合理性，就决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偶然孤立的现象，而必然有其现实的依据。1956年、1957年之际，一些作者写出，《人民文学》这本“潮头”刊物带头发表一批“干预生活”的作品，这固然跟作协领导人的提倡、苏联奥维奇金等作家作品的影响、《文艺报》的导向不无关系，然而更重要的是当时中国现实生活的发展向文学提出了问题。毛主席曾多次讲到执政党需警惕脱离群众，要反对官僚主义等不良倾向，1957年2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更明确地提出了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在桥梁工地上》、《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刊出后，笔者曾有机会去工厂、农村，广泛征求基层干部、工人、青年等对作品的意见，普遍的反映是热烈地赞成、拥护，几乎听不见什么反对的意见。我感觉这是一股强劲的势头。倒是在文艺界，能听见个别人不同的声音。反右扩大化后，某些人硬说“干预生活”作品的出现是少数刊物的编者脱离生活，存心反党反社会主义，这真是主观主义地颠倒是非了。
“干预生活”的作品，历史已作出定评，现在似无必要再恢复这个口号。历史地看，这个口号也有缺点，“干预”两字的意思接近“干涉”，容易引起误解，不如用关心、参与这类的意思似更确切。最近十多年，我国文学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不再单纯是功利的考虑，而是深广地面向一个更加多姿多彩的世界。
“干预生活”口号的来龙去脉(2)
注：李希凡文章的题目是《从“本报内部消息”开始的一股创作逆流》。姚文元文章的题目是《文学上的修正主义思潮和创作倾向》。刘白羽文章的题目是《秦兆阳的破产》。
（载《读书人报》）
“愈是精华，愈要批判”(1)
“愈是精华，愈要批判”，这是1959年12月8日至年底，中央宣传部召开的动员反修的全国文化工作会议上，陆定一部长在讲话中鲜明地提出来的一个口号，也是周扬副部长的主旨讲话中体现的总的精神。这是中央书记处批准召集的一次重要会议，讲话的还有张子意、林默涵两位副部长，并请周总理、陈毅副总理到会讲了话。我那时在《人民文学》评论组工作，于1960年1月上旬，有幸听了全部传达，作了详细记录。我认为“愈是精华，愈要批判”这个貌似新鲜却又费解的提法，其实是不符合列宁关于“两种文化”的说法（即“在每个民族文化里面，都有哪怕是不发展的，民主的和社会主义的成分，因为在每个民族里有劳动和被剥削的群众，他的生活条件必不能免地要产生着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当然，在每个民族里面也有有产阶级的文化，而且不仅只是‘成分’，而是统治的文化。”见列宁《关于民族问题之批评的注释》）和毛主席关于对文化遗产应“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见《新民主主义论》）的精神的。周扬在报告及讲话中着重提出要彻底批判达到高峰水平的19世纪西方“资产阶级文艺”，包括文学、音乐、绘画等，因为它是现代修正主义文艺（特指赫鲁晓夫上台后的苏联文艺）的老根，人道主义、人性论的老根。对马、恩、列对其认识价值和美学价值评价颇高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大师及作品，周扬持尤其严峻的批判态度。他说：“资产阶级文化遗产，如果只反对一部分反动的，而不清理整个的，那么，‘根’还没有解决。”“今天对我们的危险不在我们轻视而是对遗产太盲目迷信，”“特别是19世纪欧洲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从来当作不可动摇的典范，如果不破除迷信，会妨碍文艺的成长。要有一个革命。”“批判的现实主义有很大的消极方面，一方面反对大资产阶级的统治，另方面，反对日益增强的无产阶级力量。这种形态的现实主义，过去并不曾、现在也不能培养社会主义的个性，因为它只是批判，并不肯定什么，或者更坏一些，转而肯定它曾经否定的东西。”陆定一也说，“19世纪资产阶级文艺不能培养社会主义的个性，是培养反对共产主义的个性。”周扬继续说：“19世纪资产阶级文学究竟有什么可供我们学习的？就世界观而论，同我们是水火不相容的，托尔斯泰、斯汤达、罗曼罗兰，同我们不能相容的，要划界线的。他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佼佼者，看到资产阶级的没落。我们承认其历史地位，给以估价，只此而已。他们对资本主义又批判又巩固，宣传个人主义，这还不是巩固资本主义制度？……他们在技巧方面的某些成就对我们是有益的，否则，何必要遗产？我们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他们用个人主义、个人奋斗，人道主义世界观来影响青年。所以，要树立批判的旗帜，把最伟大的作家摆在无产阶级面前接受审判。”林默涵说，“资产阶级文化是蜜糖和毒药（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悲观主义等）混在一起。”关于批判文艺领域的修正主义思潮，周扬说：“文艺战线是政治思想战线的一个方面，文艺上的修正主义是修正主义哲学观点在文艺领域的表现。整个形势是东风压倒西风，但我们决不可低估了西风的影响。资产阶级政治思想的代表正在鼓吹两种意识形态和平共处、互相渗透。当然，没有什么和平共处，有的只是剧烈的斗争。有些人把资产阶级文化看得很高，要向其看齐，有一种甘愿同化的倾向。我国也有这样的人，王任叔（巴人）说‘竞异求同’，这实际是要无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求同，把社会主义同化于资本主义体系，———危险的倾向。文艺领域修正主义思潮有相当长久的历史，胡风是最早的贩卖者，什么人性论、人道主义；鼓吹所谓‘现实主义’写真实，否定革命世界观的作用；鼓吹创作自由，否定党的领导。李何林的《十年来文学理论和批评上的一个小问题》，他说，作品思想性的高低决定于作品‘反映生活真实与否’。而反映生活真实与否，‘也就是它的艺术性的高低’，这是为真实而真实，好像真实就是一切。这种片面的强调就是排斥文学艺术的党性、倾向性。人道主义、人文主义、人本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潮是历史的产物。在社会主义国家提倡抽象的人道主义，锋芒是反社会主义；用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口号宣传阶级合作、和平主义、改良主义，反对革命斗争、革命战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宣传个人主义，反对集体主义。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披上社会主义外衣，危险性就大了。对其进行斗争仍然是当前一个重要任务。和平主义、个人幸福高于一切，反对一切战争，主题放在战争残酷和个人幸福不可调和的矛盾上；所以我说，肖洛霍夫的《一个人的遭遇》是政治上的和平主义，思想上的人道主义，艺术上的自然主义。还有的作品描写战争残酷场面，散布悲观主义、感伤主义，丧失革命气概、革命理想，刘真的《英雄的乐章》是一个例子。”不过总算还好，周扬对人道主义，没有一根筋儿地反到底。在80年代，他改变了自己的观点，这是后话。
但是，周总理的讲话在说到西方19世纪文学时，他说：要批判，先要介绍。介绍时，我赞成最好写个序言，指出这些作品历史上的进步作用和局限。陈毅副总理讲话涉及19世纪文学时，他说：无条件崇拜不正确，无条件否定也不正确，应该采取承认长处，抛弃糟粕，结合中国实际，大胆学习、创造的态度。这样，会议的批判调子也就降温了。
“愈是精华，愈要批判”(2)
（载《读书人报》）
中国“作协”“文革”的历程（上）(1)
中国“作协”“文化大革命”的历程（上）
本文不可能全面叙述中国作家协会的“文化大革命”，只做一些点点滴滴的回忆和记载而已。
转 折
经过了1957年的反右，1958年的大跃进，1959年的反右倾，1960年初的反国际上修正主义，自1960年下半年起始，中国走向了全面调整时期。农村工作先是有“十二条”，后来又有“六十条”，工业有“七十条”，高等教育有“七十条”（后改为“十四条”），文艺有“十条”（后改为“八条”）。这些都是在调查研究基础上以求实精神制定的，也可以说都贯彻了反“左”的精神，为的是使中国的经济、教育、文艺等，重新复苏兴盛。文艺界的权威刊物《文艺报》在1961年第3期率先发表《题材问题》的专论（张光年执笔），提倡广开文路和言路，“不使任何有志之士、有用之才受到冷淡或压抑”；指出在题材上“如果把描写正面人物、描写新人新事强调到不适当的程度，处理喜剧性、讽刺性的题材，描写反面人物、落后人物的作品就会受到压抑”。发表专论的目的很明显，就是为了解放文艺界的创作生产力。1962年，文艺界有两个盛会，一个是3月的广州会议（话剧、歌剧创作座谈会，全国科学工作的会议同时在广州召开），一个是8月份有大连会议（农村题材小说创作座谈会）。3月，笔者正在广州组稿，有幸聆听了周恩来、陈毅等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周总理在讲话中十分明确地说，在社会主义社会无产阶级同知识分子的联盟其性质属于劳动者之间的联盟，这就从根本上摘掉了长期戴在知识分子头上的一顶资产阶级的帽子。陈毅还当场对挤满报告大厅的听众———科学家、剧作家知识分子们行“脱帽礼”，为剧作家海默平反冤案。中央领导同志的这些讲话和举动在当时的知识界文艺界到处传诵，给了全国知识分子极大的鼓舞，也激发了他们的创作热情。大连会议是中国作协召开的，主持人是作协党组书记、文艺评论家邵荃麟，我被派去担任会议记录和参加文件的保管、发放等会务。会议的参加者是一批最活跃的写农村题材的小说作家，如赵树理、周立波、康濯、西戎、李準、李束为、刘澍德等等。会议同样是贯彻中央的精神，与会作家畅所欲言，谈当前农村的形势、困难，总结经验教训（包括创作方面的经验教训），批评前几年“左”的指导思想对创作的干扰（如把浮夸当作“浪漫主义”、唯意志论、瞎指挥等。）邵荃麟的几次发言归纳、提炼了大家的意见，同时贯彻了上边的精神。他说，作家要认识社会改造的长期性、复杂性、曲折性，而不宜作简单肤浅的或超越阶段的估计；社会主义要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关系，要使三者的利益统一起来（党的正确政策正是这样制定出来的），而不宜简单地抹煞集体和个人的利益（记得当时发给大家参阅的中央有批语，陶铸、王任重批发的广西某些贫困地区实行包产到户试点和河北沧州某些地方借地给农民的文件）。邵荃麟热望文学创作恢复求实精神和革命现实主义的传统。他说创作要深深扎根在现实土壤中，根深才能叶茂。他还主张人物形象的创造应当多样化，英雄人物固然要写，中间人物、落后人物、甚至于“小”人物都可以写，而有些作品常常是正面人物（英雄）、反面人物（敌人）这两极，中间人物被忽略了。中国作协主席茅盾应邀出席会议并多次讲话。中宣部文艺处派人参加了会议。中宣部副部长周扬也到会讲话。我印象深的，他说，作家要写你所见、所感、所信的。你不相信的就不要写嘛！如1958年大跃进中的某些虚夸的东西，你不相信，还要写，还教人去相信，这多难哟！“我在广州中山大学去看一位老教授，那教授说，你们大跃进中有些事情就譬如要一个人去买不合脚的鞋子，尺寸相差太远了嘛！这教授批评得对。”周扬还鼓励大家，写作要打破顾虑，放手去写。“要是一时不便公开发表，我建议作协不妨出个内部刊物，专门发表这些作品”。
当然在1962年，最重要的会是年初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毛主席在会上作重要讲话。刘少奇在会上作总结。毛主席的讲话强调要发扬党内民主。“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不让人讲话终究有一天要做西楚霸王———“别姬”（大意）。为了发扬党内民主，总结大跃进年代的经验教训，中共中央早在1961年9月的庐山工作会议上，就做出了轮训干部的决定。
作协举办了好几期17级以上党员干部的轮训班。轮训班上，也是鼓励大家放胆批评，畅所欲言，贯彻中央讲的“三不主义”，即不揪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而文艺评论家侯金镜在轮训班的一次发言，在作协流传很广。他说，我别的不怕，就怕粮食打多了，粮食多一点，肚子刚吃饱点，又该折腾了！金镜善意的嘲讽，言简意赅，表明他对“左”的折腾看得很透。
1962年9月（跟中国作协开的大连会议相差不过一个多月时间）中央开了八届十中全会，毛主席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三年调整阶段迅即结束。而文艺界呢？就连《人民文学》杂志这一小小角落，也立刻感受了它强烈的冲击波。大连会议结束后，我回京不久，大约8月下旬，《人民文学》执行主编李季告诉我，说周扬告知他，他有个学生名叫李建彤（延安“鲁艺”时期的学生），写了陕北革命英雄刘志丹的长篇小说，建议《人民文学》派人去联系，挑选一些篇章发表。于是我去北京西城一条胡同找素不相识的女作家李建彤，承她慨然允诺，交给我一份长篇《刘志丹》的打印稿。责任编辑和我快速地读完全稿，选出其中一章，经执行主编拍板，决定将其发于《人民文学》第10期头条，稿子立即发排。可是还未等看校样，八届十中全会精神传达下来，李季十万火急地要编辑部抽掉长篇小说《刘志丹》那章稿件。因为正是八届十中全会上揭出了一个新的反党集团，为首的人是位副总理。毛主席有严厉的批示：“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好险！《人民文学》险些陷入反党活动的陷阱，并且还将牵连文艺界领导人周扬同志。可以庆幸的是第10期刊物撤了那稿，有惊无险。但人们已似惊弓之鸟，再也没有上半年那样一种宽松心境了。编辑部仍要我传达大连会议精神，我传达完后找补了一句：这个会是低调儿的，看来有点过时了。
中国“作协”“文革”的历程（上）(2)
前 奏1. 毛主席对文艺工作的第一个批示1963年12月12日，毛主席发出了对文艺工作的第一个批示：彭真、刘仁同志：此件可一看。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这需要从调查研究入手，认真地抓起来。
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毛泽东十二月十二日这个批示是批在中宣部文艺处编的一份动态刊物《文艺情况汇报》上的，这期报道了柯庆施在上海抓革命故事，受到群众欢迎的情况。最先告诉我这个批示的是李季同志。为什么批给彭真、刘仁同志呢？我们两人小议了一下，推测可能是因为彭真当时是中央分管意识形态的负责人之一。再则可能也含着北京落后了要向上海学习的意思。因之李季立即在《人民文学》版面上定了个“故事会”新栏目，并派人去上海组稿。
1964年春节后，我去《人民文学》编辑部主任胡海珠家串门，又听说了毛主席在春节谈话中对文艺工作者更加严厉的批评：“要把唱戏的、写诗的、戏剧家、文学家赶出城，统统轰下乡，分期分批下放到农村、工厂……你不下去就不开饭，下去就开饭。”作协其实是闻风而动的。1964年春节以后，立即组织了阵容强大的作家、艺术家代表团赴大庆油田参观访问，并请同去的艺术家登台演出，慰问石油工人。代表团长是张光年，著名作家有周立波、赵树理、艾芜、李季、徐迟等，著名艺术家有音协主席吕骥、电影演员王晓棠夫妇、话剧导演孙维世、歌唱家胡松华、蒋桂英、评弹家赵开声、唐耿良等等。作协各部门都去了人，为的是学大庆的经验，并已开始抽调干部下乡“四清”。5月份又下放《文艺报》、《人民文学》黄秋耘等五名编辑干部去华北油田长期参加劳动。
2. 迎春晚会1964年春节快要到来之时我收到一份请柬，可以带夫人出席中国戏剧家协会在政协礼堂举办的迎春晚会。于是在那个夜晚，我带着夫人前去看热闹了。迎春晚会给人观感不同的是男男女女都着装比较整齐、讲究，女士们有穿裙装，略施粉黛的（仍以淡妆为主，浓妆艳抹的人极少见）。一进大门，有年轻女子给每个来宾佩戴一朵绢花。主持人“剧协”的李超（“剧协”负责人之一）致欢迎辞时前边冠以“女士们、先生们”。这些，使人感觉既有节日的融和、喜庆气氛，又似乎恢复了一点旧时代的礼仪。但我当时认为这不过是一种形式，是晚会策划人为使晚会气氛轻松、活泼、新鲜（别开生面）一点而采取的一种做法，说不上有什么大不妥。至于内容，大部分节目还是健康的。我至今记得，那时新上演了一些较有影响的话剧，如《祝你健康》（又名《千万不要忘记》）、《远方青年》等，在晚会厅堂里都布置了精心设计的宣传广告。书画厅里，艺术家们在那儿挥毫写字、作画。如吴祖光夫妇的女儿吴双即兴写大字，便引来不少围观的人。还有猜灯谜等。这些显示了晚会的文化氛围，而且能使人联想到它的举办单位。自然舞厅里还有舞会，人们一边随着乐曲跳舞，一边观赏那些即兴表演。参加晚会的，对我来说，熟面孔者居多，除了一些著名的艺术家，多半是文联大楼（作协、剧协、音协、舞协等）经常碰面的人或艺术团体的演员，当然以青年人为多。即兴表演更是一种纯粹的娱乐，有时就是随意制造一点笑料自娱、娱人。例如《世界文学》杂志我熟悉的一位男编辑（他是外国文学翻译家，近年来更因翻译了许多美国文学名著成为远近知名的美国文学研究专家），他那时还是个青年人，以模仿《天鹅湖》舞剧白天鹅的舞蹈动作而在单位里小有名气。这时，有朋友欢迎他上台表演，他便略事化妆，作白天鹅状，穿起裙子在那儿蹦跳了几下子，引来一片笑声。照我看来这仅是逗乐而已，说不上是对舞剧《天鹅湖》的亵渎，也称不上什么“下流”“荒唐”之类。因为在娱乐场合（何况是文艺团体内部娱乐的场合），谁都有放松自己的时候，即令表现得有点“放肆”，仍然无伤大雅。当然看不惯，觉得表演“恶心”的人，可能也有。但认真讲起来，谁会将它当作一回事儿呢？除非神经出了毛病的人，才在那儿一本正经地“较真儿”。
谁知有好事者向上写信。两个人给中央宣传部写了信，一个给报纸投了稿。其中一个写信人是部队知名诗人。作为编辑，我和他有过浅浅的接触，其人决非一个古板的人；相反，具备一般文人的自由心性和相当的浪漫气质。与他在一起待过、与我共事的作家，不止一个人称赞过他的才华。但我也知道，那一两年他正处于“倒霉”的时刻。当然，倒霉嘛，谁都可能遇到的，其原因不必细考。但他的神经很正常。出人意外的是他也参与向上写了信。信中，他们以革命大批判的眼光反映了迎春晚会的情况。也许，他们是想对“晚会”做一次严肃的批评，并且让管文艺的人知道有这么一个该受批评的迎春晚会。但他们恐怕也难以料到，一根小小导火索会引来漫天大火；火势将延烧到几乎每个知识分子、文化工作者，包括他们自己头上。
中国“作协”“文革”的历程（上）(3)
中央和部队主管宣传文艺的领导人看了他们的来信，立即对迎春晚会写了最严厉的批语。批语连同来信立即被上送最高领导。
先是这些批语和来信，立即在文艺界传达。“迎春晚会”变成了一个事件，变成似乎是文艺界的一宗大丑闻，被说成是“资产阶级化的”，是“群魔乱舞”。在作协各个编辑部几乎人人过关：你去参加了迎春晚会没有？发现了问题没有？为什么部队同志（这三位写信者成了象征部队革命化的代表）能敏锐地发现问题，你们却不能？许多人只好沉默不言。
3. 毛主席对文艺工作的第二个批示
1964年6月27日，毛主席写下了对文艺工作的第二个批示：
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15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
这个批示是写在中央宣传部上送关于全国文联和所属各协会整风情况报告上的。在中国作家协会的一份整风报告上，毛主席还批示：“写在纸上，不准备兑现的。”
这个批示对整个文艺界，对中国“作协”，更无异一声晴天惊雷。尤其是后面几句话，“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边缘”；主席并首次用“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时在各社会主义国家，已将它定性为以议政为主的反革命的俱乐部）来类比中国的文艺团体。那么，主席批示的根据从哪儿来的呢？大家很自然联想到半年前上送的迎春晚会情况，一定引起他老人家极大的不快。批示的分量极重，不仅是“最近几年”，而且是15年来（即从新中国建国以来）基本上不执行党的政策……并且新近写的检查，又是“写在纸上，不准备兑现的”。这个批示传达下来，在作协，尤其领导层，一时都呆了懵了。有的人心里一定在想：主席，您还记得吗？1955年反胡风运动中，您还表扬过作协的工作呢！接触文学多的人，会想到小说、诗歌创作的成绩；接触戏剧、电影较多的人，会想到多年来周恩来总理亲自过问、亲自指导电影、戏剧工作的劳绩和电影戏剧近几年取得的突出成绩；有的人还会想到，1957年文艺界有人被戴上右派帽子，不就是说他否定建国以来文艺工作的成绩吗？所以，文艺评论家冯牧听了批示后脱口而出：“这些话要不是毛主席说的，我还真以为是右派言论呢！”冯牧的话，不过是率直地反映了对批示的分量难以承受和极度的惊诧。自然，这决不是冯牧一个人的，而是很多人的想法。甭说，这句话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也成了冯牧“恶攻”的“罪证”之一。
惊诧归惊诧，执行主席的批示则不能含糊，中央宣传部、文化部和文联、作协，这时动“真格儿”了。“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那么领导这些协会的中宣部有没有责任呢？分工管文艺的周扬、林默涵同志似乎有点首当其冲了。他们现在的责任是，领导整顿文联、各协会和文化部的工作。
4. 在作协，邵荃麟成了第一个批判对象
“作协”直接挨了主席批评，中宣部立即将正在大连海滨养病的“作协”党组副书记刘白羽调回来，任命他为作协整风检查组长，取代党组书记邵荃麟全面负责作协的整风和工作。
这里简说一下邵荃麟。他是1926年入党的党员，抗日战争开始后，曾在国民党统治区浙江、桂林等地，长期负责共产党的地下“文委”工作。解放战争时期，任香港地下工作委员会副书记兼“文委”书记。邵荃麟身上兼备职业革命家和学者、文人特点，一生书卷气不改。他喜欢谈论文学和文艺政策问题，有时还广涉国际时事、读书见闻等，谈起来不知疲倦。虽则他瘦骨嶙峋，长期胃下垂，以吃流质食品为主，体质一直比较虚弱。像作协的张天翼、沙汀等人，一直是他很好的谈话伙伴。但他同年轻人、下属也谈得来，你坐在那儿做他的听众便是了，他平易、亲切，待人平等，没有一点领导的架子。记得去大连的火车上，侯金镜，还有我这样的普通工作人员，都是他较持久、固定的听众，有时赵树理、周立波也过来作陪。但是有些作家或者把他当作了严肃的领导者，或者他们喜欢谈论更轻松、活泼的话题，或体恤他的身体，便宁愿远着荃麟一点，即使被动员去作陪，也很难坚持下来。我常想，荃麟为什么在文人圈里喜欢“议论风生”，这正表现了他对事业的热忱和理论家不倦地思考、求索的气质，作为文学界的一个领导人，这难道不是一大长处吗？
比起邵荃麟，较他小10岁的刘白羽，无疑在当时算是文艺领导人中的少壮派。但刘白羽参加过延安整风和战争，某些方面的经验可能比邵荃麟还更丰富。我听老作家张天翼说过，在1937年上半年大约春末夏初，他，邵荃麟夫妇（夫人葛琴），吴组缃夫妇，蒋牧良，叶以群，还有刘白羽，他们曾同游宜兴（葛琴的家乡）、太湖等地，邵荃麟夫妇、吴组缃夫妇轮流做东。几个人过从甚密。那时白羽在他们里边，是初出茅庐的一个小弟弟。而今刘白羽接任的第一件大事，便是按照上边的布置来检查、清理邵荃麟主持作协工作时的问题了。私人友情归私人友情，但搞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却不能讲什么温情、情面。有毛主席那句话———说作协的整风检查报告是“写在纸上，不准备兑现的”摆在那儿，以刘白羽为首的检查组，首先就检查邵荃麟的作风。刘白羽归纳为颇感得意的、在作协广为流传的两句话：“教条主义的无限清淡，官僚主义的不闻不问”。这样的概括，似乎较能印证毛主席的批评。但对于长期带病坚持工作的邵荃麟又确实是冤枉。荃麟爱与人交谈文学理论和创作问题，在作协这样的团体，形成一种平等交流、讨论的学术氛围，又为何是“教条主义的无限清淡”呢？组织作家和工作人员下厂、下乡；成立创作研究室专门研究创作问题（那时成员有侯金镜、丁宁、唐达成三人）；出版《文学动态》内刊，及时报道世界文学情况供作家参考；亲自主持大连会议这样抓创作问题的会……又为何是“官僚主义的不闻不问”呢？（“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批斗作家骆宾基，要他交代和邵荃麟的关系。骆宾基说，照我看来邵荃麟带病忘我地工作，那是文艺界的焦裕禄！）但是我们错了，刘白羽指的是邵荃麟没抓“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在那时，那才是作协的头等大事。所以邵荃麟哪里仅是作风有毛病，而是执行什么路线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