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示众、批斗作协的造反组织从1966年下半年至1969年春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之前，对作协领导人和名作家搞了无数次批斗。其中我在现场，印象深的有：（1）1966年9月末在青艺剧场（那时已改名为东方红剧场）将作协已揪出的“牛鬼蛇神”示众并批斗名作家、作协党组成员、《人民文学》主编张天翼。张天翼实在说不上有什么“罪行”，他的“罪行”就是他是30年代左翼作家。如果尊重历史的话，他还是尊崇鲁迅的一位左翼作家。现在却要把他说成是老“反革命”直至“反共老手”、“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如何颠倒黑白呢？除了乱戴帽子、乱打棍子，就是从张天翼的著作中寻章摘句。明明是作品中反面人物骂共产党的话，却加以引述，说是天翼“反共”的“心声”和“铁证”。明明是嘲讽法西斯头子们装模作样，却硬说天翼在“美化”法西斯头子。哪里有什么左翼作家，却原来是“流氓”、“骗子”。这大约是主持批斗的人要告诉剧场的听众的。天翼被尽情地侮辱、咒骂，这就是那时候批判发言的“高水平”，这不过是其中较典型的一例。天翼已是年届花甲的老人，身体向来虚弱，患有心脏病、肠炎等慢性疾病，腿都有点站不稳，却低头弯腰硬支撑两个小时。其他作协的领导人和部门负责人则集合台上自报家庭出身及自己的身份———“周扬黑帮”“大将”或“干将”。诗人李季报自己出自小地主家庭，立刻遭到一阵“狗崽子！”的责骂。张僖急了，只说了一句话：“我是牛鬼蛇神”，效果反而好。这次将受冲击的名作家向社会示众的规模空前的批斗会，是作协的“文革领导小组”主办的。至于拿张天翼第一个开刀，可能含有保刘白羽的意思吧。
中国“作协”“文革”的历程（上）(11)
（2）造反派1967年1月19日夺了作协的党、政、财、文大权后，成立了造反团和七人组成的造反团核心小组。他们出版铅印的《文学战报》，大造革命造反的舆论。为了引起国际上注意这新诞生的“红色政权”，他们策划了在401会议室召开对刘白羽、邵荃麟、严文井为首的原作协领导人的批斗大会。邀请外宾参加。刘白羽他们站在前排。我和其他一些人站在后排充当陪斗。我依稀看见在座观景的宾客有与刘白羽、严文井、李季、韩北屏常有交往的亚非作家常设局的日本、印尼等国朋友。这两排“牛鬼蛇神”一边挨批斗一边被拍照。我因为注意力稍有分散，被一位坐在群众席上的刘白羽过去的男秘书瞅见了，大呼“涂光群不老实！”跑来摘下我头上的帽子扔至地上以示惩戒。批斗会持续3个小时，我们低头站立。最难受的是膀胱憋胀。造反派企图造成国际友人承认他们新取得的权力的效果，却违反了“内外有别”的外事准则。
（3）1968年炎热的夏季，造反派押着作协的“牛鬼蛇神”至北京南郊红星公社参加夏收。却在一天下午太阳最火爆的时候，将作协那些最有名的领导人、全国最知名的作家、评论家谢冰心、张天翼、臧克家、张光年、李季、郭小川、侯金镜、冯牧、陈白尘、严文井等人引至一个土台上与农村的地主、富农同台批斗。作协一位主要发言人的批判发言说：“这些当精神贵族的作家是没有土地的地主，没有工厂的资本家。”自然应该同农村的地、富、反、坏一样被彻底打倒。可怜这些中国文坛的精华人物，有些人还上了年纪，患有各种各样的慢性病，不仅要忍受诽谤、侮辱，还得在烈日下低头弯腰九十度呈喷气式……在太阳将落山时好不容易将他们“赦免”了，回到住处。一个个唉声叹气，中夜辗转呻吟。张光年脱肛，陈白尘腰椎疼痛难耐，李季吞了两片白药片，事后我问他，他说心脏难受。郭小川肝区作痛。我们这些小“牛鬼蛇神”与他们同住一起，真是不忍心听他们呻唤。我们还接受了任务，夜晚不准睡觉，要看着他们，防止自杀。造反派一位负责人对我们说：“出了事你们负责！”
（4）1968年秋季，北京北郊良种场，全国文联、作协系统的“牛鬼蛇神”大示众和挨批斗。在参加秋收劳动后的某天下午，文联、作协系统的“牛鬼蛇神”被集中起来。我首次看见文联各个协会（文、音、戏、美、曲艺、舞蹈等等）的“牛鬼蛇神”有如此浩荡的队伍，长长的行列见首不见尾。我也在相隔数年后，看见一些老熟人，如华君武、蔡若虹等，他们头上有了白发。我们在黄昏时被带进一座大礼堂。“牛鬼蛇神”的大队伍各呈两行，排列站立在两厢。礼堂里坐满了文联、作协系统和当地的革命群众。“牛鬼蛇神”因为人数太多，难以一一点名示众。只挑拣一些最知名的，要他们自报家门。但是不久即遇见了障碍，全国文联的长篇小说作家张雷介绍自己时说：“我是贫农出身。”又找补了一句：“我是热爱毛主席的。”这惹恼了作协的一位造反派头头，立即亲自走上台前，对张雷拳打脚踢以示警告。正在这时，站在我身旁的黄沫（他是《文艺报》的理论组长，人很正直。在两派打派仗中也作为“牛鬼蛇神”被揪出来了）立即晕倒过去。周围几个人赶紧上前将他扶起，抬至外边。那些“精彩”的示众场面，我完全忘记了。
8. 作协的“现行反革命”案件
侯金镜、冯牧案。原作协党组成员，《文艺报》副主编侯金镜、冯牧都是革命军人出身，即使说有“严重错误”，也很难定性他们为“三反分子”，还听说造反派中有人主张将他们结合。可是为何在1968年初夏，他们成了“现行反革命分子”，比“走资派”还罪加一等，单独监管呢？原来，他们实在看不惯对忠臣良将的重罚处置，不能不为国运党运深深担忧。这其实是当时许多人心里的共同想法，只是藏着不敢明言而已。侯金镜、冯牧有点憋不住，便在少数有来往的朋友圈里私下议论。在劳动时，侯金镜曾看着挂在墙上的毛主席像旁的林彪像对冯牧说：“这家伙真像个小丑！”侯金镜也曾说过应接受中国历史上韩信讲过的：“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的教训，他早就对整彭德怀元帅等功臣有看法，“文化大革命”发动更使一大批功臣和优秀的领导干部遭殃。这是党之不幸，国之不幸。这本来是逆耳忠言，也宣泄了他对极“左”路线的不满。但是这些在极少数朋友圈里的谈论，也传到他们未成年的孩子们耳里，孩子们虽说不完全懂事，但凭直感，也是痛恨极“左”路线的狂热鼓吹者推行者林彪、“四人帮”一伙人的。孩子们天真无邪，禁不住也在小酒馆里像大人一样谈论，这遂惊动了那些监听监视的走卒鹰犬。于是将未成年的孩子捕去酷刑拷打甚至无所不用其极地将孩子绑赴刑场同被枪决的人排在一起。孩子受不住，只好如实招供。这样一来侯金镜、冯牧和一些参与议论过的有良心的作家、艺术家暴露了，被打成“现行反革命集团”。作家海默（据我所知他除了写小说、电影剧本，也是《红灯记》所据以改编的最早剧本的创造者）因拒绝招供，被活活打死，画家刘迅被投入牢房。机关里的造反派立即批斗侯金镜，因为他的议论正好戳痛极“左”派的痛处，岂非大逆不道！在401室不时传出来侯金镜受刑挨打的惨叫声。他在严刑逼供之下，还是承认了自己所说的话。当晚他饮了一瓶放在厕所里的“敌敌畏”自杀。只因那半瓶“敌敌畏”放的时间长了，毒性减弱，抢救洗胃后侯金镜才幸免一死。不过他的身心已遭严重摧损。一年后他仍戴着“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去干校劳动。他本患有高血压症，烈日下却在菜园里担着沉重的粪桶。1971年8月8日凌晨，脸色发灰的侯金镜脑溢血含冤死去，距离林彪在温都尔汗自我爆炸仅差一个多月。
中国“作协”“文革”的历程（上）(12)
冼宁案。冼宁是《人民文学》杂志的小说、诗歌编辑，我的同事。她1948年考进北京大学中文系，1949年解放军进北平后，学生中掀起了参军热，她参加了坦克兵部队。朝鲜战争爆发后，她随志愿军赴朝作战，充当战地宣传鼓动员的角色，又写又编又演唱，还参加战地救护，就像电影《英雄儿女》中的王芳那样一个角色。她外号“假小子”，性格开朗活泼，作战勇敢，同战士们打成一片，深受部队欢迎。荣立三等功。后来她被推选为志愿军归国代表，回国到西南大区宣讲志愿军的英雄事迹。还受过毛主席接见。她爱好文艺，喜欢写诗，从部队转业后分配到中国作协当编辑。她业余除写诗还喜写童话。她创作的童话曾在一些少年儿童刊物发表。1962年她写了一篇童话《小黑点儿》，在我们小说组传阅时，大家一致给予好评，推荐给了领导。执行主编陈白尘也予以肯定，立即发表在《人民文学》6月号。《小黑点儿》的故事，是讲一颗带有伤疤的小豆子（曾被毛毛虫咬过，故有伤痕），它被怀疑是坏豆豆而扔掉。爷爷却拣起来，给小孙子种上。小孙子在爷爷指导下，培土、施肥、浇水，细心培育，阳光、雨露则给小豆以充分营养。后来“小黑点儿”结出了很多结实、饱满、美丽的豆儿。谁能再说它是不能生根发芽成长的坏豆豆呢！今天的读者一看这题意就明白它是积极有益的，它劝诫孩子们，不要歧视有缺点的小朋友，要相信在温暖友情的关怀下，他们定能成长、改好。可是在阶级斗争的弦绷得愈来愈紧，对文艺作品捕风捉影式的“索隐”愈来愈盛行，人们神经万分紧张的60年代中期，这篇《童话》竟然产生了作者和编者料想不到的后果。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全国批“三家村”，《人民文学》编辑部收到好几封措词激烈，检举、揭发童话《小黑点儿》是大毒草的读者来信。有人甚至用了这样的标题：“将隐藏在编辑部的毒蛇冼宁揪出来！”那么《小黑点儿》“毒”在哪儿？冼宁为何是“毒蛇”呢？他们说，咬小豆儿的毛毛虫是作者“影射攻击了伟大领袖毛主席”，这简直岂有此理，真正荒谬绝伦了。我真想说，这才是亵渎了伟大领袖呢！但是在1967年春天，作协的造反派还是将冼宁作为“恶攻”的“现行反革命分子”揪出来了。好在冼宁这人还算沉着、乐观，没有因接二连三的批斗、示众、抄家、丈夫反目而丧气轻生。
朱学逵命案。朱学逵出身江苏的烈士家庭，是“北大”中文系优秀的毕业生，被作协挑选到《文艺报》编辑部工作，那是“文化大革命”前夕。“文化大革命”开始，朱学逵是活跃的青年造反派，不久被选为《文艺报》的造反队长。但他有他的对立面，也是几位青年大学生。终于，他的对立面说，他们手中掌握了揭批对方的“秘密武器”。是什么秘密武器呢？是他们写的揭露造反队长朱学逵“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一张大字报。细看其内容，原来是朱学逵大学时代，曾在毛主席著作上写了一些批语，有的句旁还打有疑问号。他年少自负，将毛主席当作平等的学术人物对待（这决不能说他不尊敬毛主席），像呼马克思列宁那样直呼毛主席为毛泽东。他在毛主席著作上有这样的批语，如“毛泽东也曾设想过和平民主新阶段……”等等被发现后，却被一些人认为是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极大不敬，是“恶攻”。于是朱学逵被解除造反队长职务，并被送进“牛棚”与“牛鬼”们为伍。但过了一阵子，朱学逵又被放出来。其原因在于他有一个同学是“中央文革”戚本禹的机要秘书。这人在戚面前讲了朱学逵的好话故被开释。其实朱本人并不认识戚某。然而待戚本禹垮台后，对立面的人们却要来追究朱学逵，造反队也不敢放过他，于是再次开他的批斗会。这回调子更高了。说他“来头不小”，是反革命“小爬虫”。批斗会开完后，在文联大楼楼梯上贴出引人注目的大字标语：“强烈要求卫戍区将现行反革命分子朱学逵逮捕法办”。年轻的朱学逵哪里经受过这样的事。一股冷森森的恐惧之冰浸透他的内心，他吓着了，无法平静、自控。中午，他趁人们都去午餐，五楼上仅有看管他的一位女同志在，他借口请假上厕所，立即将新婚爱人送的手表从腕子上取下放在窗台上，自己迅即从五楼跳下去。这时在文联食堂进餐的人们忽听见沉闷的“咚”地一声，赶紧出门来瞧。只见朱学逵跌坐在洋灰地上喘息不止，气息奄奄。不过他的头脑还是清醒的，还能开口说话。他说：“哎哟！我的背好痛，请你们快给我撑着点！”其实他的脊骨已经跌断，血管大动脉已经破裂，内部流血不止。人们用担架将他抬去附近的医院，还没到医院他就咽了气。留下新婚不到一个月的妻子。朱学逵惨死后，造反派马上向我们宣布“朱学逵是畏罪自杀，死有余辜”。这样人命关天的大事，谁也不承担责任、更不追究死了人的原因，真是太可怕了。
张振亭案。同朱学逵一样，张振亭也是一位刚毕业的大学生，不过他是《文艺报》从山东挑来的一个优等生。他出生在农村，性格较朴实，一向沉静少语。同朱学逵不大一样，他的观点大概比较偏“保守”。有人在张振亭的毛主席著作上也发现了类似朱学逵那样一些批语。这样的“现行反革命”还能够放过？于是很快地将张振亭揪出来，送入“牛棚”。不过张振亭比朱学逵沉稳些，他不乏判断力，知道像自己那些批语算不上是攻击毛主席，自己的问题终究会澄清的。后来作协的工、军宣队进驻后他的问题很快澄清、解决了。三年干校劳动，张振亭表现出色。后来分配到国家体委《体育报》社工作。如今是《体育报》副社长兼总编辑。
中国“作协”“文革”的历程（上）(13)
9. 被专政的滋味
1967年五一节前夕，作协造反派负责人通知“牛棚”里所有的人（即被冲击———群众专政的对象）必须自带行李卷和日常生活用品，在文联地下室集中，5月1日、2日两天，集中看管，“对你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自此以后的两年，凡逢五一、十一这两个政治节日，我们就必须带着行李卷离家到地下室去当几天不折不扣的囚徒。在这准专政的日子，我看见作协所有的难友，如诗人郭小川、李季、臧克家等一个个心情抑郁，面带愁容，还要接受专政者的训话，读指定的毛著，如《南京政府向何处去》等。我们成了反动派，无产阶级的敌人。而好些人曾为新中国的创建、无产阶级专政的建立而奋不顾身地努力过。在以往的日子，这些名诗人、作家曾享有登上天安门观礼台，陪着领导人检阅游行队伍的荣誉，并写诗赞扬这些人民喜庆的节日。就是像我这样的普通干部，从50年代初期开始差不多每年都要参加五一节和国庆日的游行及焰火晚会，接受毛主席检阅。有时还充当小队伍里带队或举旗的人。而如今呢？“文化大革命”最大的错误，恐怕就是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颠倒敌我，一开始就是这样了。青年和人民十分尊敬的开国元勋，无数位功臣、良将即使犯了“路线错误”，为何成了“黑帮分子”甚至被投入监牢呢？就算是敌人，投降了还要实行人道主义的对待———解放军有优待俘虏的政策嘛！为何这些人的待遇连俘虏都不如，要对他们实行体罚、精神和肉体摧残呢？不当专政对象，对这些事情似还朦胧，看不清楚。当了专政对象，尝了被专政的滋味，体验深刻，认识也就有所提高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应当感谢当了一回专政对象。我总相信，牵涉的人愈多，问题就愈大，事情弄到了极端，便有回转的可能，不会总是这样的。这有历史可鉴。因此第一次被关闭在文联地下室那郁闷的日子里我曾默默地在心里吟了四句诗：
昔年越南卸炸弹，（注）
今日北京居囚房。
莫道浮云能遮日，
云气哪有天光长！
注：1965年我随中国援越部队赴越南援越抗美，曾参与连队拆卸美机投下来未爆炸的重磅炸弹的工作，现场记录上级所需的资料。
10. 全面内战何日了？
作协的文化大革命到1968年便成了造反团与“革联”（我至今不知它的全名，是否叫革命造反联合会？）的对峙，一为“天”派（“新北大公社”与“北航红旗”为代表的）观点，一为“地”派（地院“东方红”为代表的）观点，且愈演愈烈。在一种类似“剥笋”政策的导向下，两派互相揪人，难以休止。最后发展到自己争取主动，揪自己派中的人，以免被对方派所揪。如谢永旺（他曾为《文艺报》写有“鼓吹”中间人物的短文）早期参加过造反团，后来被“劝退”。但在江青、陈伯达他们提出“横扫小爬虫”风声中，他还是被造反团的人揪出了。层层剥笋，多数人成了笋衣被剥掉。最后剥得笋心所剩无几了。几乎顾不上“斗黑帮”。被揪进“牛棚”人愈来愈多，“黑帮”的队伍愈来愈扩大，“黑帮”不再感觉孤立，参加打扫厕所的人，也一天天增多了。1969年初春，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作协前夕，作协总共有员工约118人，而被揪进“牛棚”的竟达52人之多，几占全体人员二分之一，如果再加上两个造反组织内部掌握的审查对象，真正的“革命群众”，就只占三分之一的人了。这成了少数人向多数人的专政。如此局面，如何了结？
11. 工、军宣队进驻“作协”
1969年初春，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作协受到两派群众热烈欢迎。我们被关在“牛棚”的人，自然没有资格出面欢迎，但我们更是翘首盼望着的。
工、军宣队随即接管了作协的权力。两个宣传队自然是以军宣队为主体。这些军队干部来自张家口地区一个野战军部队，以营、连干部为主。如两位负总责的政委，一位是营教导员，一位是连长，他们有基层政治工作的经验。军宣队在这一阶段的作用，相当于党的领导。有了他们来体现党的领导，方能逐渐解决两派联合问题，同时开始做解放干部、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没有他们进驻，这一切就无从谈起。所以工、军宣队的进驻，其功不可没。正是他们解放了作协遭受冲击的绝大部分领导干部和一般干部，才为1969下半年作协全体人员下放干校创造了条件。当然处在“文化大革命”后期的干校有干校的花样，留待下文再说。
中国“作协”“文革”的历程（下）(1)
中国“作协”“文化大革命”的历程（下）“文化大革命”后期1. 幻想与现实自1969年春天工、军宣队进驻，至1969年9月，全体人员奔赴“五七干校”前夕，中国作家协会的领导干部、著名作家，除两位（邵荃麟、刘白羽）在卫戍区监管，一位（诗人萧三）归公安部门审理，两位（张光年、陈白尘）属中央专案组审理，两位（侯金镜、冯牧）仍戴着“现行反革命”帽子，其他大部分人都已解放。解放是值得庆幸的，因为毕竟将你从受监管的“牛棚”里放了出来，澄清你问题的性质，是犯了错误的干部而不是人民的敌人。这都是些有影响的作家、诗人，是摇笔杆儿的，这是他们从事的专业，也是社会和读者早就承认了的。作家最大的愿望就是写作。但在“四人帮”实行文化专制主义、极“左”路线为虐时期，作家要想提笔依照自己的愿望写作，编辑想要恢复“文化大革命”中停办的刊物，按照自己的意愿编辑出版，那简直是幻想。诗人李季和郭小川都是在1969年6月份宣布解放的。我们同处王府大街36号文联大楼的401室。记得将要宣布解放时，小川情绪高昂地对我们说：“我想马上回《人民日报》然后去到中苏边境。叶夫图申科不是写了《乌苏里江上的红雪》吗，我可以写一篇与他针锋相对的诗。”但是小川的愿望完全落空了。“四人帮”亲信把持的《人民日报》竟将他的档案材料退回作家协会。小川去干校后，虽说体力劳动繁重，身体又不好，仍没忘记他的作家公民义务，采访当地劳动模范，应邀赴部队农场，写诗作文，忙至深夜。数年后他又被借调到国家体委，写了一篇《笨鸟先飞》的文章发在《新体育》杂志，引起香港报刊评论，说是“久违了郭小川！”谁知这一切却招来了江青、姚文元的忌恨。江青说：“是谁让郭小川满天飞？”姚文元也作批要查一查是谁让郭小川到体委来的。他们不仅加重了对郭小川的迫害，要他重返干校“接受审查”，连路过丰台都不让回北京。他们还通过整小川整体委的领导并企图整某些老革命家。1973年李季被调回经周总理批准恢复了部分出版业务的人民文学出版社，他成立期刊筹备组，准备复刊《人民文学》杂志。杂志还没恢复，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中，李季却作为“文艺黑线回潮”的人物横遭批判。他只好暂时离开了文艺出版界。
2.“原 罪”基督教教义有一条说，人类的祖先亚当和夏娃偷吃了树上的禁果，他们便有罪，被逐出伊甸乐园；他们的子孙后代也有罪，所以人是与生俱来就有罪，这就叫“原罪”。上帝曾对那男子亚当说：“你必终身劳苦，终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终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
是的，作协的领导干部和普通干部都是有罪的。早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作协这样的单位便被定了性，是“黑线专政单位”，是“反革命裴多菲俱乐部”。因之当军、工宣队宣布解放“作协”那些受冲击的每一个干部，不论是领导，名作家，还是普通干部，其结论中都有共同的一条：“执行文艺黑线，犯了错误（或严重错误）。”这就叫“原罪”，就是说，不论你是领导，是干部，是群众，只要你在文艺单位，只要你工作，你就是执行了“文艺黑线”，你就有罪。江青不是说过吗，从30年代到新中国成立后的17年，这条黑线“又粗又长”。你的文艺工龄有多长能超过37年吗？所以你的罪是与生俱来的！记得宣布作协全体人员（老、弱、病、残也无例外）下放五七干校时，军宣队一位政委讲话说：“你们要明白，作协是砸烂单位。你们去的干校———文化部干校属于安置性质。你们就在那儿劳动，改造，安置，不要再幻想回北京。能去的人，包括老、弱、病、残、家属、小孩都去。当然不愿去的，也可以找个地方投亲靠友，我们放行。”作协果然是这样做的。先是身体没病的干部们（包括审查对象）带着他们轻装后的“家当”去了，全体工勤人员（包括在北戴河管理果树的技术工人），炊事班的锅、瓢、碗、盏也跟着去了，那真是和平时期很壮观的一次大迁徙。几个月后，老、弱、病、残，家属、小孩也来了。老、弱、病、残，像沈从文先生（随其夫人）、谢冰心、张天翼、臧克家等都来了。好些家庭是彻底搬家，丧失劳动力的老人，还没进小学的幼儿等，也全都来了。按“原罪”说，“为文艺黑线服务”，那些工勤人员也有“罪”；家属，小孩不能不受牵连，所以也跟着下放。再加上还有林彪发布的一号通令（不宜留在北京的人应迅速疏散）的执行，不想去也得去。但“作协”的作家们和干部们还是满怀热情地对待这件事，因为这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走“五七”道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尽管我们有“罪”，但是我们还是要改造自己，要革命嘛！有这个想头管着，对于未来的前途，人们似乎考虑得不多。就拿我来说，全家6口人（我们夫妇二人、一个年过70的老人、三个幼小的孩子）全部去干校。我的想法很简单，回湖北农村无异回老家，长期安家落户也未尝不可。作为想搞写作的人，总愿意多体验一点不同往昔的生活，再困难也不怕，只是老人、孩子跟着受些委屈。
中国“作协”“文革”的历程（下）(2)
下干校后的生活自然是很艰苦的，住房自己盖，在荒湖里面开荒种田，起早贪黑，顶着风雨日晒，劳动强度决不亚于一个普通农民。而伙食呢，就只有咸菜疙瘩、酱豆腐（还是从北京带去的），就大米饭了。湖北虽是鱼米之乡，但在极“左”路线折腾的年月，连食用油也很困难，只发给北京下放干部每人每月一两糠油。这对餐桌上近几年油水还算丰富的作家、文人们，实在是生活水平大降落，一时不大好适应。所以一到大休息天，几乎没有人不走三十里远路进城去，在小餐馆稍事改善生活或买点小点心带回去。对于作协的干部，食用油问题的解决，是在次年收获了油菜籽之后。还有一件事应该永志不忘，文化部和文联、作协的干部、家属、小孩大迁徙至湖北咸宁后，是周总理亲自指示，干部下放只转粮食关系，不转户口。这样才为70年代中后期干部上调回京创造了条件。
说到干部上调，在干校开头的两三年，那也是极其艰难的，正像军代表事先打过招呼的“不用幻想回北京”。拿作协的干部来说，那几年没有一个领导干部或知名作家上调回京。郭小川曾在干校本连的黑板报上发表一首短诗，结尾一句，表达了他同北京“心连心”的感情，被解释成他想回北京。汇报上去后立即遭军宣队一位领导批评：“郭小川他想回北京吗？”似乎这是一种非分之想。我们的邻居14连（人民文学出版社在干校的建制）在人民文学出版社部分恢复业务工作后，原社一级领导干部严文井、韦君宜、楼适夷、许觉民等，却没有一个人上调回去。据说，那时在京掌权的人正忙着大“掺沙子”，从其他非文艺部门调人。而原来社一级领导干部却被认为是“黑线人物”或至少是长期执行了“黑线”的。要上调，首先在新搭班子成员中阻力就很大。
3.“左”的政策一瞥
那时湖北农村政策是“左”的，在种植上强调“以粮为纲”，多样化的经济作物（如油料）及林、牧、副、渔的全面发展却遭忽视。千湖之省，湖中的鱼、莲藕等收益都不要了，到处在围湖造田，不惜破坏自然生态平衡。而在怎样种植上也存在着主观主义瞎指挥。如咸宁地区中稻是稳产高产的，上级领导却提出了“消灭中稻”的口号，要一律改种早、晚两季稻。具体到我们干校，军宣队提出“不插5月秧”，限定在5月1日之前要犁完田、整完田、突击抢插完早稻。1970年的阳历5月1日前，阴历才是3月下旬，阴雨连绵、稻田里的水寒冷彻骨，而作协（在干校的建制序列为5连）的男女老少要跳进齐膝深的带着冰碴儿的水田里修整水田，然后插秧。我那11岁的二女儿作为小五七战士也被干校办的中学领来了，在中学生的队伍里插秧。她性格倔强，在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震天价响的口号声里，瘦小的个子半个身子浸泡在冰凉的水里簌簌地发抖也不叫一声苦、不肯上来，结果受了风寒重病一场，还落下慢性鼻炎顽症。初来干校，我们全家6口人暂时挤住在老乡一间6平米的房里。不久两个上学的孩子去学校住宿，我和爱人分别住进了一排和二排的集体宿舍，起早贪黑参加集体劳动。但家中还有老母和一个不到上学年龄的小孩，她们仍住老乡家里，只好自己开伙做饭。那时连里上城采购一点新鲜蔬菜也极不容易，作为家属怎好意思上连买菜呢？承房东老乡热心，在后山给了巴掌大一块荒地。老母便自告奋勇地开荒种菜。这既是为减轻连队负担，也为祖、孙二人的小小伙食单位，提供一点新鲜菜蔬。可是那时正值农村开展消灭老乡的小片自留地运动，叫做“割资本主义的尾巴”。我家老母开小片荒的事不知怎地被5连军宣队知道了。军宣队的政委遂在连队每天例行讲话中不点名地点了我：“有人身为干部，却在家里开了小片荒。这是走什么道路的大问题。”毫无疑问，我被认为走了“资本主义的邪道”。
4.“深挖‘五·一六’”奇观
1970年春末夏初，作协全体人员刚忙完盖房安家、修田插秧等繁重活计还没来得及喘口气，而新的政治运动开始了。1970年3月27日，以中共中央名义发了一个《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指出：“‘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在反革命两面派萧华、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王、关、戚操纵下，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猖狂进攻，罪大恶极。有人认为根本不存在‘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对清查‘五·一六’极为抵触，甚至为他们翻案，是完全错误的……”在咸宁的文化部五七干校军宣队立即闻风而动，总政委亲自开大会传达文件精神和江青等人有关讲话，并说文化部是个挖的重点单位。时隔不久，在干校校部召开了声势浩大的超过千人的大会批斗文化部机关的所谓“五·一六”头目陈野等人。于是深挖“五·一六”在各个连队迅速开展。这时各连都由军宣队第一把手（政委）亲自抓运动，组成清查“五·一六”小组，日夜作战，而将劳动生产摆在了第二位，由一位副手抓。“五·一六”究竟是个什么？一宣讲文件就带上了神秘色彩，而对它的“挖”和“清查”一开始也显得很神秘。人们不久终于发现，原作协两派造反组织的头头，忽然失踪，不知去向。而其中一派的头头恰好关在我母亲居住的那个小湾子（村庄）里。我回家看母亲，房东大嫂悄悄对我说：某某天天晚上挨打，痛得直叫喊。你们连的某某和军代表在这里审他。你跟他们讲，打人不好，不要打人。我这才知道，原来如此。又过了一个多月，人们忽又发现失踪的派头头和新挖出来的“五·一六”反革命分子（原两派造反组织中的小头头或普通成员）被单位的原工勤人员押解着在田头的另一侧劳动。收工或上工时，一个“分子”后边跟着一个押解人员。这情景立刻使我想起土改中，农民押着地主在田间走动。或许那种日夜车轮战的方式加体罚，对某个人有了效果，于是在某天，军宣队召开全连大会，宣布某某坦白加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的经过。某某煞有介事地一讲，某年某月加入，介绍人是×××、×××（神秘地不讲出名字）。军宣队接着就讲对某人落实“坦白从宽”的政策，即刻将他从监管中解脱，回到原来炊事班的工作岗位。军宣队又警告说，已经掌握了某某人、某某人参加“五·一六”反革命组织的确凿材料，“你不用再充假正经了，再不坦白，等待你的就没有好果子吃！”军宣队的话刚讲完，在炊事班工作的一个被军宣队警告过的“五·一六”嫌疑分子，忽然大声念他的例行天气预报：“今晚的天气，多云转阴”，军宣队负责人欲待发作又无理由，只好匆匆宣布散会。这样的逼、供—破绽百出，有时只能产生让人哭笑不得的效果。如他们突然要一个人在田头休息时当众交待自己的“五·一六”问题。那人只好说：“以前我坚信自己从来没有参加过什么‘五·一六’组织，现在我坚信我是参加了的！”那人后来对我说，他们的威吓令我恐怖，只好顺着他们的意思兜圈子。挖出的“五·一六”分子和嫌疑犯、被警告的人愈来愈多，人们不知道一个百十来口人的5连究竟暗藏多少“五·一六”分子，只知道，那两个造反派组织中不挨整不被怀疑的青年大学生（他们毕业分配来作协不久，正赶上文化大革命）很少很少了。有的人军宣队进驻作协后一直受信任被吸收参加专案组工作。忽地有一天军宣队通知他“下午你来专案组”。下午他去了，军宣队负责人对他说：“你当是办谁的专案，今天就办你的！”他被留下“交代问题”，立即失去了行动自由。军宣队接着在连队召开大会，动员别人揭发他的问题。
中国“作协”“文革”的历程（下）(3)
在“五·一六”分子越挖越多，军宣队一再宣布“五·一六”问题不能一风吹的森严政治气氛中，1970年夏秋之交，这来自北京军区驻张家口野战部队的军宣队忽然宣布撤离，而由来自湖北军区地方部队的干部战士“接防”。
我在作协作为被造反冲击的对象关在“牛棚”里两年多，直至工、军宣队进驻后，才得以解放。但平心而论，我从不怨恨那些造我反、有时斗我斗得很“凶”的人们，尤其那些涉世不深的青年大学生们。他们一腔热情，响应毛主席号召，关心国家大事，为了“反修防修”，发生错误，个人能承担多大责任？即使有某些过火行为，只能说是一时的迷误，总的说多数人还是个认识问题。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说过“子教三娘”，“子”的冲击，对“三娘”也有所帮助，至少可以促使“三娘”反省自己。为何便是“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猖狂进攻”？为何便是反革命？我被宣布解放后，很快同这些造反青年处得很融洽，彼此加深了解。到干校后，朝夕相处，劳动在一起、吃住在一起，更增添了友谊和个人交往。而今，他们一个个被作为“五·一六”反革命揪出来，我觉得实在过头了，哪有这样多的反革命？再加上老乡向我说的那种逼供打人情况，因之，我曾当着军宣队和我们排领导（她是挖“五·一六”积极分子）的面以婉转的方式谈了我的看法，着重谈的是“反革命哪有那样多？”“打人不好”这两点。孰料，在紧接着而来的1971年的整党和恢复党员组织生活的运动中，我再次挨整，三四个月恢复不了组织生活。一些参加了挖“五·一六”工作的人硬要我承认是“五·一六”的代理人，而且要我深挖历史根源：“你一贯站在反动立场，从土改到反胡风、反右派到文化大革命，到这次挖‘五·一六’反革命，你哪一回不是同情阶级敌人、站在革命的对立面……”这样我无出路了，动了结束生命的念头。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对我冲击最厉害时刻，也从未动过这念头。但不久还是重新燃起了看看未来，看看究竟的想头，生命之火才没熄灭。而年轻的造反青年的际遇，正像70年代末期一位也曾在挖“五·一六”运动中被打成反革命并被投入监牢的青年告诉我的：“这就像当初攻打一座城堡，毛主席架起了梯子，鼓励我们上，上，上！等上到城头，回头一看，才发现梯子不由分说地被人撤去了，这时想下也下不来，除非你想跳下城楼自杀！”他的比喻生动、贴切，这是一种尴尬、莫可奈何、无处诉说的心绪。
5. 兵士与秀才
兵士和秀才———军人和知识分子，“枪杆子”和“笔杆子”都是国家的重要支柱。军人负有守土卫国的重任。知识分子在各自的业务岗位上，参加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他们的职责都很光荣。但在“文化大革命”特殊年月，这两种人走到一起，他们彼此的“分量”却太不相等了。假使用一杆天秤称一称，知识分子那头之轻，是否有似“鸿毛”？
在我们5连，有一件人们互相传说的真实的戏剧性故事。本连新任最高领导———政委（原任鄂西某县人武部政委）走马上任了，立即接手清查“五·一六”等等未了的重务。一个已被点名的“五·一六”“嫌疑犯”（大字报就贴在他住房门口，起头一句话是“兵痞某某某……”）恰巧是这位政委以前的老相识，这事只有他们两个人心里明白，别人是不清楚的。有一回他们面对面走过一条田埂，“嫌疑犯”正待同他招呼，政委却已调脸侧身而过。出乎他意外的是政委不仅装作不认识他，还在连的例行点名会上，不点名地继续点他：“有人说是养病，却在那儿轻闲地玩钓鱼竿。你的‘五·一六’问题交代清楚没有？”那时他确实患有肝炎，“玩钓鱼竿”的在连里也仅他一人。他很恼怒，操着四川话私下对朋友说：“格老子说我是‘兵痞’，要说‘兵痞’连里还有一个，那就是当今在连里掌权的那个。惹恼了，老子把什么全诌出来！……”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嫌疑犯”、原《诗刊》的编辑，在老家四川快要解放时候，他不过是个14岁的孩子，同当今连里的政委（他也是个十三四岁的孩子）一同被国民党抓了壮丁。在那个烂部队里混了一两个月，解放大军一过来，他俩立即做了俘虏，即刻又参加了解放军。抗美援朝一来，他随部队赴朝鲜参加战争，战争结束后，他考入一所大学中文系深造，毕业后分配来作协《诗刊》任编辑，也常在各报刊发表诗作。像他这样的知识分子应该说是经受过战争考验的，（他在朝鲜挂过彩，有至今留在腿上的疤痕为证。）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不过是造反组织的普通成员，虽说“文化大革命”发动之初，在那种潮流下，他也有些过激的言词或行为，而今时间过去了好几年，他肯定已有了自我认识；在挖“五·一六”运动中却还要将他当作怀疑对象，当作“反革命”嫌疑犯来挖掘，并且乱扣他一顶“兵痞”帽子，他怎么能够不感觉忿忿不平呢！再说，他的小伙伴，那位现今的政委，当时参加了地方部队的剿匪工作，后来一直留在地方部队，辗转到了湖北西部。两人的起点本是一样的，区别只是在于一个受了大学教育，一个继续留在部队。而在“文化大革命”中，一个成了支左的领导者，一个理所当然地被视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因为虽是受的新中国学校的教育，而教育部门在“文化大革命”中也被说成是“黑线专政”）、被改造对象，甚至变成“反革命”或处在反革命“边缘”，两人的距离拉大了。在连里居第一把手领导地位的政委，他的想法或许是为便利工作，最好回避与某某是旧相识这层关系。对某某的怀疑后来不了了之，而那位政委在一年后也奉调离开了5连。有趣的是，在他离开那天，那位诗歌编辑也加入了送行的行列。政委友善地握着他的手，热情地说：“你不是某某某吗？我早就认出了你。好好改造思想，还是有前途的！”
中国“作协”“文革”的历程（下）(4)
这个故事，见出了来到知识分子成堆的单位，掌权的军人和被改造对象的知识分子各自的尴尬。而决定性的因素是，普通的军人，被置于极为特殊的位置；而知识分子作为改造或革命的对象被降至社会底层的行列。“知识越多越反动”这句话，在那时不仅仅是一句时髦的“革命”空话，实际已落实为对知识分子普遍的惩罚行为。在文化部干校，这现象真是触目即是。
我们并非一般地反对知识分子参加体力劳动。脑力劳动者适当地参加体力劳动不仅对身体有好处，也是一桩乐事。而干校安排知识分子劳动，那是基于知识分子有“罪”。似乎他们理当在惩罚性的劳动中赎罪，没有哪个“革命派”敢公开同情他们。不仅像“作协”这样“黑线”单位的知识分子有罪，就连我们的左邻右舍———14连（原人民文学出版社）、15连（原商务印书馆）、16连（原中华书局）———出版界知识分子也是罪孽深重的，据说他们出版的全是“封”（中华书局，出版中国古典学术文化著作） “资”（商务印书馆，出版外国学术著作）“修”（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中国和苏联的现代文学名著）“黑货”。传播知识的人，因知识而成了罪人。所谓劳动改造，连老、弱、病、残者也无所顾惜。
我好几次从15连驻地路过，看见年过半百的原商务印书馆总经理、总编辑陈翰伯在江南盛夏的毒日头底下装卸那些大卡车载运的盖房用的红砖头，他颤抖着手，汗流满面地每次提拽四块砖，不断地提拽。这完全是壮工干的活儿，却由一个体弱的已进入老年的人承担。陈翰伯是什么人呢？这可是一代风流人物，也可以叫做风云人物，我多少知道他一点。“一二·九”运动时，他是具体参加领导波澜壮阔的学生爱国运动的北平学联党团书记。他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艰险的环境里办刊办报办学，撰写宣传进步思想，抨击反动统治的文章。我在中学时期便常读梅碧华撰写的国际时评文章，后来才知道梅碧华便是陈翰伯。解放初期，他在中央宣传部理论宣传处担任领导职务时，我常听他作报告。后来是他受命一手筹办恢复了商务印书馆这个我国开办最早、规模最大、名气影响也最大的出版机构。这样一位对我国宣传文化事业贡献颇多的有名望的活动家、理论家、出版家，为何在有了一把年纪后只够格当个壮工呢？
还有16连的金璨然（原中华书局总经理兼总编辑）。我好几次看见一个身体瘦弱、病恹恹的老头儿吃力地在菜地里抬一大桶粪。人家告诉我，那是金璨然。他有很璨然的革命历史（1938年去延安）和业绩（早年曾是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一书的得力助手），而今年老体弱多病，却被发配到干校来遭罪，他终于在1972年过早地死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