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我们再看看掌权的军人们呢？我前边已说过，在那纷乱的年月，他们受命进驻是有功的，起着领导和稳定局势的作用。但时间久了，也有其副作用的一面。普通的连、营级甚至排级干部经验有限、政治文化素养有限，骤然掌管一个从前是地师级甚至省军级（如中国作家协会）单位，成了“政委”。一元化领导，权力既空前增大，又集中，前呼后拥（在干校，全体五七战士，包括老、弱、病、残天天都要下地劳动，而这些体壮力强的年轻政委主要是坐在家里抓运动———挖“五·一六”、整党等等），有的人难免飘飘然。说话不谨慎。有位支左人员曾对人说：“我现在相当于以前作协的刘白羽。”另一位支左人员曾对他中意的发展对象说：“你为什么不入党，党票是政治资本呀！”把那位谈话对象吓了一跳。特别在生活方面欠检点，于是在干校这个几千人集中的大范围内，时有猥亵女性的丑闻传出，一些人不得不在上级命令下，卷起铺盖卷走人。我们大队（几个连，组成一个大队）内，就有一两个这样的人。这些只能说是大气候下的小插曲。
6. 小兵和老兵
这样的故事也不少。文艺评论家冯牧应算个老军人，淮海战役时，他任战地记者，火线采访，出生入死。解放初期，他是一个大军区的文化部长，1955年授军衔为上校，而今却戴着一顶“现行反革命”帽子，患有严重的肺气肿病，气喘吁吁地在本连充当养猪工。一天新上任的政委（就是前述原县人武部的政委，军衔可能只是个少校）跑来现场视察，一见冯牧在铡草，铡几下，喘口气歇一下，对于一个患肺气肿病的人，已经够难为他了。可是这位三十来岁的政委见了冯牧却大喝一声：“你偷什么懒！”弄得冯牧一愣愣的，气喘不迭，什么也说不出来。
有个小兵，年约二十来岁，大约是才提拔不久的副排级干部吧。他爱给5连的人训话，说话常常语无伦次，不知所云。例如骂那些被挖出来的“五·一六”分子，说他们是“被小爬虫扒了几扒的”。有回竟大发雷霆，在一个会上大骂我们的老领导严文井。老严也只有静静地听着，不做声。他曾任延安“鲁艺”教员、《东北日报》副总编辑，中央宣传部文艺处副处长，作协党组副书记，人们都尊重他。只有这位气盛的青年觉得自己是来领导这些人的，骂骂他们又何妨？
7. 不是结局
我最后一次看见邵荃麟大约是1968年初春，专案组的人将他从文联大楼地下室（那时地下室囚禁着两个人，一个是邵荃麟，一个是前文化部副部长、全国文联的负责人之一的刘芝明）带到四楼提审。这时邵荃麟身体已相当虚弱，上楼时发出很大的哼哼声惨不忍听。邵荃麟平常本是以吃流食（如牛奶等）为主的，而今看管他的人，据说硬要他吃难下咽、消化不了的窝窝头。好像不这样不足以表示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惩罚，不足以表现自己的革命性。一年后邵荃麟交卫戍区监管。1971年6月10日，在秦城监狱含冤去世。
中国“作协”“文革”的历程（下）(5)
1975年某天，我去看不久前复职任总政文化部顾问的刘白羽。白羽对我说他被监禁在秦城六七年。在那单人牢房里没有人同他说话，他也没有说话的对象。刚放出来，发生语言障碍，好些词记不起来了，说话异常吃力，经过一段时间才逐渐恢复。
多灾多难的老诗人、国际活动家萧三。萧三是毛主席从小学到第一师范的亲密同学，曾长期在苏联工作和生活，同世界闻名的一批大作家，如苏联的绥拉菲莫维奇（《铁流》的作者）、法捷耶夫（《毁灭》的作者）、智利诗人聂鲁达、土耳其诗人希克梅特、罗马尼亚小说家萨多维亚努等等，均有联系和往来，为加深中国和世界进步人士的友谊做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也是《国际歌》词最早的译者之一。抗战初期回到延安。解放后成为中国作协的专业作家，仍然经常出访国外，参加国际文化交流活动。1959年我受命为他笔录一篇短文在《人民文学》发表，曾去过他家。这是一个“国际家庭”，夫人叶华是德国人，新华社摄影记者；女仆瓦佳大婶原籍俄罗斯。60年代初期，中、苏关系紧张后，这样一个“国际关系复杂”的诗人，尽管是久经考验的，却立即成为有关部门怀疑和审查的对象，不再参加任何社会活动。“文化大革命”发动后的1967年6月，立即被捕入秦城监狱。倒是免了在作协挨批斗。夫人叶华在他前几天被捕。萧三夫妇作为“苏修特务”在秦城单人牢房分别关押7年，他们的问题却一直查无实据。萧三年老体弱多病，又不断提出抗议，才于1974年10月被释放回家，仍是戴着“苏修特务”的帽子，受街道监管。萧三的问题是胡耀邦、王震等同志亲自出面过问后，才于1979年9月宣布彻底平反。三年后的早春，老人辞世。
林默涵的信和周扬一案的松动。1975年林默涵同志自江西写了一封信给毛主席有分析地陈述了建国以来文艺界的工作情况。毛主席阅后有个批示，看来周扬一案需重新审理（大意）。周扬那年月不仅是“修正主义分子”还被江青等人诬陷为“叛徒特务”。毛主席的批示，当时在北京广为流传，意味着周扬一案有了松动。
1975年，邓小平同志具体主持中央工作，当时不少文艺工作者纷纷向上写信反映情况，包括作品和作者受“四人帮”迫害的遭遇。人民音乐家冼星海的夫人向上写信，才导致毛主席批示举行聂耳逝世40周年、冼星海逝世30周年的纪念音乐会。纪念会受到江青、张春桥等人刁难、破坏，尽量缩小了规模和影响。
诗人、文艺理论家张光年是冼星海作曲的不朽作品《黄河大合唱》的词作者。可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张光年不仅受江青等人控制的中央专案组立案审查，连《黄河大合唱》的歌词也被列为宣扬周扬“国防文学”“阶级投降”路线的“黑标本”，被《红旗》杂志公开批判。那是70年代初期，张光年也在干校5连。因身体较弱，同老诗人臧克家一起轮流担任5连的值班守夜人。《红旗》登出对他的批判文章后，5连的人也不得不开张光年的批判会，将历史早有定评，人民十分喜爱的佳作“批判”。但聂耳、冼星海音乐会的举行，还是导致了文化部在北京留守的干部部门，宣布将张光年解放。
老剧作家、原《人民文学》副主编陈白尘也被中央专案组立案审查，戴的是“叛徒、修正主义分子”等大帽子。陈白尘远离南京的家，在干校5连长期当了放鸭的“鸭官”，风雨中独自在泥里水里来去。70年代初期《红旗》杂志登的批判文章也点了他的名和剧作，他也在干校横遭批判。1973年下半年，干校的干部部门，解决了陈白尘的问题，他从干校直接返回南京。（陈白尘于“文化大革命”前夕的60年代中期，离开中国作协，调任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
冯牧的“现行反革命”问题，是1972年下半年，诗人李季从军宣队手里接任干校5连支部书记后，恢复了他的党的组织生活，从而实际上吹掉了他这顶莫须有的“现行反革命”帽子的。1973年干校军宣队领导批准冯牧回北京养病。但是侯金镜含冤早逝，却没有亲自看见自己平反的这一天。冯牧回京后一直在家闲居。直至1976年10月“四人帮”被打倒，他才复出。
张光年也是“四人帮”被粉碎后才正式复出。
8.“石破天惊”
极“左”路线下，国家前途茫茫，人民无出路，文艺更无出路，这是在“文化大革命”后期的1975年、1976年，大家都看得清楚的。当然也有少数人，将自己的命运完全系在了“四人帮”身上，“四人帮”一朝覆灭，他们全无精神准备，当下午传达“四人帮”垮台的消息时，他们上午还在举手高喊向江青致敬呢！“四人帮”一垮台，他们的政治生命、从政从文生涯，也就终结了。
1978年冬天，那时文联、作协还没有恢复，周扬和一班文友林默涵、张光年、韦君宜、李季等，聚会于广东的肇庆，那是一处风景绝佳的处所，自古端砚的产地，湖光山色。大家自然议论，“文化大革命”十年极“左”路线造成的深重灾害，文艺界更是被整得七零八落，创伤累累，创作生产力凋敝，许多著名文艺家被迫害致死……而“四人帮”的覆灭，意味着什么呢？文艺肯定会复苏的。那么怎样对待所谓的“黑线”和“黑线专政论”呢？有的人认为，黑线和黑八论还是有的，“我们以前也批过”；有人则认为有黑线存在，也有红线在起作用，并无黑线专政论；更有人觉得，黑线和黑线专政论是“四人帮”为了整倒文艺界而一手制造的，应当根本推翻，文艺方有复苏之日并为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创造条件。广东方面的东道主，要大家题字、留诗作纪念。只有周扬一手挥就的：
中国“作协”“文革”的历程（下）(6)
石破天惊四个字让人记得。
最近十来年，中国的发展变化，包括文艺创造方面的几度崛起，的确是石破天惊。周扬在其生命的晚年，向人们证明了，他的确善思考、善总结。
弱而强的冰心老人
写冰心老人的笔墨很多了，但读后总有点不满足，像是雾里看景，美是美，印象却有几分模糊。
我心中的冰心究竟是怎样的呢？
说起冰心，那仍要从跟她关在一起的“牛棚”岁月说起。
这样一位中外知名的冰心，解放初期同她夫君社会学家吴文藻冒着风险，自日本归返祖国；解放后，别的不说，在周恩来总理直接关怀指导下，又做了多少有益于新中国的外事工作，加深了各国人民，包括学者、文学家、艺术家对中国的了解和友谊。但是，在“文化大革命”浩劫中，她仍在劫难逃。“破四旧”，民族学院的造反派开了他们的“抄家物资展览会”，把他们描绘成“吸血鬼”。不久将谢冰心送回全国最大的文学团体，接受批斗。这里的造反派找不到谢冰心任何政治罪名，于是送她两顶奇特的“帽子”：“洋奴右派”、“司徒雷登的干女儿”，这完全是莫须有、故意耸人听闻的。谢冰心既非“洋奴”，也没有在1957年被划“右派”。至于“干女儿”云云，谢冰心曾当众辩解说，外国根本没有“干女儿”这一说。尽管如此，她被作为“牛鬼蛇神”关在牛棚里的漫长苦难日子开始了。她与我同处一室，同室的“难友”还有张天翼、陈白尘、李季等人。大清早，她被勒令从西郊民族学院的住所赶来清扫文联大楼的女厕所。冰心是世纪同龄人，那时已六十大几。这位身体瘦小的老太太，冬天冒着严寒，夏天顶着酷暑，总是天刚亮就赶到，替她的孙辈，那些造反的“小将”打扫已被她们弄得臭烘烘的厕所。每天来大楼串连、看热闹的人甚多，经过一个白天，厕所之脏难以清扫，只有像我这样同谢老太一样被勒令干过这行当的人方能体会。但冰心极爱干净，又是做事认真仔细、一丝不苟的人，她的确将厕所清扫得很干净，就连最好的清洁工恐怕也不如她。
厕所、楼道清扫完毕，在漫长的一天，我们等待迎接更大的苦难，那就是没完没了的批斗、陪斗。在这些备受折磨的日子里，我佩服冰心老人的沉着、冷静。我们闷坐在“黑窝”里，等着被传唤，被揪出去挨斗，这真是“惶惶不可终日”的难过时刻。但在这短暂的喘息时间，我常常看见冰心老人拿着一本英语小辞典低声吟读着里边的单词。她曾对同室的人说：“你看英语Nehru（尼赫鲁）这个词（我想起她曾多次访问印度）发音是很轻的，但译成中文，发音就重了。”她热爱中国古典文学，喜欢它的词、句，又同我们讨论过：“你看，‘桃李无言，下自成蹊’，这个句子多好！”“黑窝”里是禁止串连、谈论运动情况的，但人又耐不住寂寞，哪能整天当哑巴。冰心老人，尽管外边的世界恐怖、纷忧；但她的心是坚强、宁静的，在片刻的平静时光，她仍然能够沉湎于念英语单词，背中国文学的佳句这些美好的境界之中。这些“非政治性”的话语，便是她偶尔发出的。这真是“乱云飞渡仍从容”啊，非有大的学问文章、道德功夫的人难以做到。我还记得1968年夏季，造反派把谢冰心等国内外闻名的作家、诗人弄到北京南郊去，在烈日烤灼下与当地的地主、富农同台批斗。他们的批判发言竟说作家艺术家是“没有土地的地主，没有工厂的资本家”。谢冰心老人在这长长行列中显得特别瘦小，她低头弯腰整整站立了两个小时，但是她牢牢地立着，腿不颤抖，手紧紧贴住身体两侧。我想这真是弱而强，绵而刚的老人啊！别看她体质柔弱，但内心刚强、富有，她比那些手中没有真理，色厉内荏，光靠恐吓、棍棒、吆喝吓人的人强大得多！这就是“文化大革命”中的谢冰心老人。
1974年冬天，我从干校回来分配工作后去看望冰心老人，那时上边已为她落实政策，她有一些外事活动，有时会见海外来客，有的是外籍华人或华侨。那阵子“四人帮”还没倒台，气氛仍然是严峻、肃杀的，就如同自然界的天气。我笑问她你怎么回答海外来人的提问，比如你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冰心老人微笑着说：“我告诉他们，红卫兵小将跟我辩论母爱，我写文章赞扬过母爱自然是错了，我向他们认错就是。”冰心老人说得这样轻巧，将她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受苦受难一语带过了。我想她是深爱我们的国家，不愿在客人面前揭她的创伤（这些创伤是极“左”路线和“四人帮”这类害人虫造成的）。再加那时隔墙有耳，她也不能不格外谨慎。我敬佩她的修养功夫，但我自己觉得做不到。她送我她新作的一首朗诵诗“我们都年轻”，还有一本香港朝阳出版社出的《冰心散文新选》，书的标题叫《我们这里没有冬天》。冰心老人题字是“光群同志秘存”，光“秘存”两字就足以反映当时的气氛。那时正在“批林批孔”，国内谁敢出版、流传冰心这样的名作家的书呢？“我们都年轻”、“这里没有冬天”却表现了老人的精神状态和对未来的信心。这些珍贵的小礼品我一直珍藏着。
近年因为事忙，我很少去看望冰心老人。前年去过一次，也是因公。体恤老人的身体，我只同她做了简短的交谈。说到“文化大革命”，老人说：“那时没有人性，就变成了兽性！……”我感觉了老人这句话的分量！这是没有掩盖的单刀直入、一针见血。在我面前的这位老人确似一盆“纯青”的“炉火”，闪耀着纯净真理的光焰。
陈翔鹤悲苦的“挽歌”
四五十岁的读者该还记得，《陶渊明写〈挽歌〉》这篇优秀的历史小说在1965年、1966年曾两度遭受严厉批判。第一次是1965年《文艺报》上发表文章说作品是“反社会主义逆流的产物”。作者陈翔鹤“对旧世界留恋和向往”，“把自己摆在了党和人民的对立面”。第二次是1966年3、4月批判“三家村”、批判《海瑞罢官》那阵子，就更“邪乎”了。先是传出了风声，说人民大学的一部分师生认为《陶渊明写〈挽歌〉》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大毒草，可能要来冲击发表该作的《人民文学》杂志编辑部。《人民文学》主要负责人李季觉得应当争取主动，遂带了部分工作人员专程赶往“人大”语文系，去征求师生们的意见。李季的态度温和、虚心，而学生们则是剑拔弩张、群情激愤，他们说出的意见吓人一大跳。那时姚文元一类的主观唯心主义置人于死地的“索隐”之风盛行。学生娃不过效颦罢了。他们说《陶渊明写〈挽歌〉》是“恶毒攻击”1959年庐山会议的，主持庐山法会的惠远和尚是影射毛主席，“刘遗民”是指刘少奇，“周续之”指周恩来，此外被破棺戮尸的刘牢之将军则是影射被罢官的彭德怀云云。征求意见的会变成批判、声讨会，我们不敢久留，赶紧声明：欢迎同学们将意见写成文章交给《人民文学》发表。果然1966年5月《人民文学》的终刊号上发了他们的两篇文章，硬是说《陶渊明写〈挽歌〉》是恶毒攻击毛主席、攻击庐山会议，当然也是杂志编者的“罪过”。
几个月后的“文化大革命”高潮中，老作家陈翔鹤背着这些罪名受到冲击和百般侮辱。1969年4月22日含冤死去。
那么陈翔鹤到底为什么写这篇小说呢？
先说说陈翔鹤其人。他是“五四”以后最早的文学社团之一“沉钟”社的发起人之一（其他的发起人有冯至、杨晦等）。抗战时期他秘密参加了共产党并在故乡成都主持全国文协成都分会的工作兼从事地下进步活动，那时流落成都的进步作家张天翼、陈白尘等，均得到过他的保护、援助。全国解放后约1953年他调到北京全国作协主持古典文学部的工作。这是个慈祥、和蔼的老人，喜欢饮点酒；喜爱他众多的孩子们，常常在院子住宅附近摆弄他的花草，这些都是他的业余情趣。他当时还主编《文学遗产》，那时是一份报纸的副刊。后来作协的古典部撤消，《文学遗产》也改成刊物归属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学部，陈翔鹤老人便也调到“学部”文学所去了。
陈翔鹤解放后主要研究古典文学并主持这方面的一些工作，但他仍未放弃创作，有时也写点短篇小说。像他50年代初期发表的《方教授的新居》便是一篇赞颂新生活的佳作。
60年代初期，三年暂时困难期间，重提贯彻“双百方针”，领导号召文艺界加强团结、克服困难。《文艺报》专门发表题材问题专论。这时文艺界的气氛较和谐、宽松，创作也渐趋活跃。主持《人民文学》工作的剧作家陈白尘是陈翔鹤的老友，遂向陈翔鹤约稿。翔鹤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又喜写小说，对他来说写点历史题材的小说是顺理成章、驾轻就熟之事，于是欣然应白尘之命。但陈老做事向来严谨认真，一丝不苟，从事创作亦然。历史小说他久未为之，因之材料的收集、酝酿、构思均极谨慎，也没少费工夫。例如，晋代的服装究竟怎样，他是请教了他早年的老友挚友，作家、中国古代服饰专家沈从文先生的。从文先生在他的手稿上加了不少眉批，写下有趣的具体建议，他吸收了。不久，陈老的第一篇历史短篇《陶渊明写〈挽歌〉》写成，我去取稿，就便和翔鹤老人聊了几句。
他说：我为什么写《陶渊明写〈挽歌〉》呢？是想表达对生死问题的一点看法。死和生是同样自然的事。现在有的老人很怕死，没有起码的唯物主义态度。而陶渊明的生死观是很豁达自然的，“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也就是归返自然。因而他当然讨厌佛家对死的煞有介事，更不相信什么西方极乐世界……
类似意思的话，记得他同白尘也说过。
陈老做梦也没有想到，数年后他成了“攻击毛主席”、“攻击社会主义”的罪犯，《陶渊明写〈挽歌〉》这篇表达豁达生死观的小说，不幸竟成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离奇、荒诞地受苦、遭罪的苦难“挽歌”。
周立波的抗辩·简易楼
抗 辩
作家周立波下农村体验生活时，赤脚，高挽起裤腿，跟农民一道下田插秧，俨然一个作田老手。可在平时，他是个温文尔雅、气度从容，说话带点幽默感的人。
“文化大革命”中遭难，造反派把他带到湖南各个地区示众、游斗。在挨斗时常常呼喊这样的口号：
“打倒三反分子周立波！”
一些人竟走到被迫低头弯腰，正在受罪的作家面前厉声质问他：
“你为什么要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
立波忍受着肉体的巨大痛苦，操着湖南乡音，仍然温婉地回答质问者：
“唉，你没有读过我的小说《暴风骤雨》、《山乡巨变》吧？我不反党反社会主义。我写小说是歌颂共产党、歌颂毛主席、歌颂社会主义的。没有读过我建议你不妨看看。”
“谁看你那些坏书！”
“啊，我的书写得不好，你写一本好的嘛！”
这样的回答，可以想见它的后果。
这就是著名作家周立波，一个朴实无华、透明度极高的人；一个热爱人民、相信自己，因而有坚定信念的人。即使面对苦难，也不失那天然幽默感，不改变自己的观点。
简〓易〓楼
周立波是“文化大革命”发动前夕最早的一批受害者之一。他是湖南益阳人，周扬的堂侄。他写毛主席回故乡的优美散文《韶山的节日》，不知为什么遭到康生、江青的嫉恨且祸及他的小说。江青勾结林彪炮制的“纪要”中不点名地批评了他的小说创作。说他在作品中写了一个英雄，却让他死去了，这“很坏”。这也成为一条罪过。1966年春，作协召开的专业作家会议上，立波（包括他的散文《韶山的节日》）和赵树理都成为被批判的对象。
“文化大革命”中周立波的遭遇更惨，先是被押解到湖南各地轮番批斗，后被公安部门收审，长达六七年。
他原在北京市内购置有一所平房院，“文化大革命”期间早已被他人占有。
粉碎“四人帮”后，好不容易打听到立波回了北京，并在西城区百万庄附近有一住所。1978年春夏之交，我作为《人民文学》的编辑去看望他。到了百万庄我循着“宇宙红×号楼”的地名去找他。我设想这楼房的名字多么神气，一定是建筑讲究的楼宇大厦，一定已为他落实政策（包括房屋政策）。但我完全错了，“宇宙红”属于北京市最简陋的简易楼房，没有煤气、没有取暖设备，冬天得自己生煤炉。我由于估计错误，最后才在简易楼群里，发现周立波的住处。叫个“宇宙红”，实际是北京平民、贫民的住房，这真是绝妙的讽刺，自然是“四人帮”时期的做派。但我见到立波夫妇，仍是同以前一样朴素、亲切。立波穿着布衣，敞开领、足登圆口布鞋，坐在普通的椅上。楼梯口堆放着蜂窝煤、烧柴，室内陈设颇为简陋，看不见以前那些书。而立波似乎对这种平民的待遇处之泰然，言谈中丝毫没有表示不满，这正是立波的平民本色。他关心的是文艺的前途、命运，如何肃清“四人帮”的流毒，使文艺复苏繁荣。不久，他身体力行，写出了《湘江一夜》这篇佳作。宝刀不老，保持他过去那生动、幽默、风趣、从容有致的风格，写了一代老革命家，写了人民的军队。作品于1978年7月号《人民文学》发表后，立即受到好评，1979年初被评为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名列前茅。在短篇小说评选中，立波被聘为评委，积极参加评选活动，用他丰富的写作经验、生活阅历，热情支持鼓励文学界的新生力量。谁知在这之后不久，立波突然得了重病并一病不起，这真是重大的损失和不幸。
韩北屏的尊严
韩北屏离开人间已经26年，他在世时是我的邻居。那时他在作协外委会主事，接待外国作家，经常出国访问。作为作家、诗人，他从未放弃笔耕。那阵子他写得最多的是游记散文，发表在《人民日报》、《人民文学》等报刊。但在创作上他还有更大更多的抱负，想出手更有分量的作品。他曾跟随渔民出海体验生活遭遇大风暴，在海上漂流九天九夜，在他参与指挥下，九死一生，船员们终于全部安全脱离险境。这番亲身经历，他曾向许多人讲过，期以时间，他完全可能写出像麦尔维尔《白鲸》那样的传世作品。我最早知道韩北屏是50年代初期在汉口召开的第一次中南文代会上，他是华南的代表，任华南文艺学院教授，刚从香港返回不久。这之前，他有很长一段生活、工作阅历：早年在江苏家乡药行当学徒时开始学习写作。30年代起，编报纸副刊。抗战军兴，他参加抗敌宣传队赴前线战区活动并担任报纸的记者、编辑。抗战胜利后他去广州与周钢鸣等合编《国民周刊》，不久却遭反动当局查禁，他遂去香港。60年代来全国作协工作前，他已是广州作协的副秘书长。北屏其人性情温和，家庭和睦，善待左邻右舍。邢台地震时，我和爱人均不在家，半夜，他去楼下敲开我家的门领着我家老奶奶带着三个小孙女去场院中避震。事后我母亲提起这事对韩北屏感谢不尽。
“文化大革命”浊浪乍起，韩北屏从亚非作家会议回来，立即被揪进黑窝，他当时情绪还是开朗的，虽说年纪已50出头，仍是作为少壮派同我这样的“小黑帮”一起干倒腾家具等重活。没想到在1968年某天，他却遭遇一场意外的大灾。那几天，我们见他面色发黑，不知是什么缘故，他也不告诉我们。后来我才知道是一个造反者数年前因历史问题受审查，他心存不快，“文化大革命”中伺机对韩北屏作了一次恶狠狠的报复。“文化大革命”罪过之一，便是诱发人们灵魂中最恶劣的情感，并转化为巨大的破坏力量。打着造反的旗号徇私报复，便是其中一例，江青报复她的“仇人”王莹、孙维世等等人。那个造反小人物便报复审查他历史的韩北屏。他不便公开报复，就趁无人之时将韩北屏叫至办公室内，他关上门便喝令韩摘下眼镜，说时迟那时快，他左右开弓，连搧韩北屏三记耳光，韩立即倒在地上。那人完成了报复，可是韩北屏向谁诉说呢？这是对人的尊严的侮辱，他精神上所受的伤害比肉体的创伤更重。从此他长期抑郁，面色发灰。1969年军工宣队进驻后，虽然宣布解放了他。这时他已得了重病，一年后死于癌症，终年56岁。一个颇有抱负的作家、活跃的工作者，生命就这样结束了。
1996年2月24日
（载1996年南京《新华日报》）
不屈的文人(1)
——诗人李季在“文化大革命”后期
诗人李季过早地离开我们，正像近一两年某些突然得了不治之症的作家艺术家突然离开我们那样，表面看起来好像是某种疾病导致他们去世，而究其深因呢，不能不说是“十年浩劫”对他们残酷迫害的结果。
1966年8月，李季和中国作协的主要负责人刚刚结束了紧张繁忙的亚非作家紧急会议的工作，回到作协机关，还没来得及喘口气，就被“撕下”了“大红袍”，作为“牛鬼蛇神”、“黑帮”，放在作协大院示众批斗了，而且还罚跪。昨天还是中国著名的作家、诗人，报上发表他们的行踪、消息，忽然一夜之间，统统变成革命的敌人，“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这真像是儿戏。
但这绝不是儿戏。家被抄了，书籍、画册、唱片等等，被洗劫一空。以后的几个月，局势更加严重，人被看管起来，失去了自由。这年冬天，我也被关进“黑窝”，与李季同居一室，当时我对这种遭遇极不理解，简直不知该如何生活下去。心情郁闷。而李季呢，他以延安时期自己在审干运动中的一番亲身经历（被当作反革命；这种错误的处置，不久即被纠正）告诉我们：党即使犯了错误，也会迅速纠正的。我们顶多是犯了路线错误，而路线错误的性质是党内问题，人民内部矛盾，根本不可能被打成反革命。因此要有信心，还要有耐心。李季这番话当时对我起了极大的作用，我有信心耐心等待乌云散去，迎来一个澄碧的天空。那时我们天天劳动改造。记得逢到李季值日———清晨打扫楼道、厕所，他总是穿着一身劳动服，来得早早地，甚至有几分兴致勃勃，好像这不是一种处罚，而是他应做的为人民服务的光荣工作。我看到他这兴致勃勃的样子，情绪上受到一种感染、鼓舞，但是也有几分心酸和痛苦，想到像他这样的人，假使能够正常地写作和工作，那岂不是对党对人民会做出更大更有益的贡献吗？而现在却无端地横遭折磨摧残。
时间一天天过去，我们这“黑窝”、“牛棚”的生活，似乎看不到出头的一天，相反的是愈加频繁、无休止地示众、批斗，特别对李季这样的所谓“黑帮干将”更是如此。这种情形，在他们近二十年的政治生活经历中，是没有的。因为过去的政治运动嘛，即使搞偏了，搞“左”了，也是几个月，顶多半年时间就可以纠正了，谁像这次这般“史无前例”，越搞越歪，越搞越邪，真是人妖颠倒是非混淆，给国家和人民生活带来重重苦难和灾难，这一切对于一个正直的爱国爱民的人、更何况是共产党员，谁能再沉得住气呢！而沉不住气又有什么解决的办法？记得1967年、1968年夏季，我们这些“牛鬼蛇神”，被送到北京郊区去，不但白天要参加紧张繁忙的麦收劳动，有时下午或晚上还要挨几场批斗、示众。有一次，李季和别的一些著名的作家、艺术家、诗人，被揪去和农村的地主、富农同台批斗，在烈日下弯腰、低头、罚跪。这一次他们受的刺激太深了，因为侮辱、污蔑、攻击之词像粪便一样倾倒在他们身上；因为他们革命几十年，现在竟成了所谓“没有土地的地主、富农”、“吸血鬼”、“寄生虫”！那一晚上，我发现李季辗转反侧，一夜未眠，想一想，有多少痛苦、愤怒，压抑在诗人心头，而又没个宣泄处！这以后，每次挨批斗，我发现，只要条件允许，李季总是悄悄吞服两片白药片，这当然是镇定的药片。这是李季设法控制他那极度愤懑、痛苦、激动而又难以平抑的共产党员兼诗人的心脏！他再也没有运动初期那种比较轻松的情调了。我想李季那致命的心脏病，大约就是这个时期肇始的吧？而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李季是位身体健康、活跃的，文艺界有名的“少壮派”，他爱好游泳、打球等多种体育运动。
后来，全国文联和作协的全体干部，便被“一窝端”地送去了干校。记得我们初去湖北咸宁的一个荒湖边围湖造田，那生活条件是多么艰苦！极“左”的当政者甚至卡去了我们干部的食用油。正是在这时候，李季担任我们连队管后勤的副连长。我还没听说过哪个诗人管过众人的伙食，而且干得那样认真、那样出色！李季真是拿出了全副精力，千方百计搞好这一二百人（连家属带小孩）的伙食。在艰苦的条件下，蔬菜种起来了，猪养起来了，而且还喂鸡养鸭，大面积种植油菜、芝麻……只不过一两年时间，我们连队的生活面貌完全改观了，肉类、蔬菜自给有余，油料还上缴了几千斤给国家呢。这同李季这个管后勤的连长的努力，是分不开的。这样，就在艰苦困难的条件下，保护了一大批干部的身体健康，使他们在往后的一些年，在“四人帮”粉碎之后，还能为人民，为文学事业做一些工作。而李季自己的身心，却在多年折磨、劳损之后，大不如前了。在夏收大忙中，有一次他晕倒在稻田里。
1972年冬，在周总理和国务院亲切关怀下，干校的干部有一些开始上调北京。李季这时也调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那时他很高兴，憧憬着再办一个文学刊物。我们大家欢送他，也是兴致很高，相信他办的刊物，会很快出刊的。那时我们太单纯了，对“四人帮”的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对他们的诡谲、阴险、毒辣，还是估计不足，非常估计不足！
不屈的文人(2)
人民文学出版社成立了期刊筹备组，李季向上面打了报告，可是一年过去了，毫无获准出刊的消息。这期间，李季曾随当时一个大型的友好访问团访问日本。在出访日本期间，恰好同当时文化组的一个“大人物”住一个房间。当日本友人问中国的大型文学期刊是否复刊、何日复刊时，李季“请示”了这位“大人物”，“大人物”告以可以给予“将复刊”的肯定回答。事后“大人物”告诉李季，回国后可以再写个期刊复刊的报告，直送文化组某某人收。回国后李季即抓紧再次送去了复刊的报告，期待着回音，谁知泥牛入海音讯渺渺，连个收条也不见。以后在某几次公共场合，李季碰见了这位“大人物”，“大人物”竟高抬眼皮，装作连认识也不认识。李季愤慨极了，看出这个“四人帮”的党羽、江青的红人是个善于玩弄阴谋诡计的“巧伪人”。不久所谓批林批孔运动搞起来了，李季因为搞了些期刊筹备的工作，反而再次无端地受到诬陷、攻击，什么“黑线回潮”啊，“复旧”啊，“组织黑班底”啊，“举逸民”、“组织复辟队伍”啊，连期刊组内的同志，也株连着受到攻击。那些人不顾他生病住院，还一再逼他写什么检查啊，交代啊。面对这些诬蔑、攻击和围攻，李季愤然地辞去期刊筹备组的工作，以有病之躯，到石油工地深入生活去了。
1975年7月，毛主席作关于电影《创业》问题的批示的同时还说现在缺少小说，缺少诗歌，百花齐放没有了。狡猾的张春桥、姚文元企图逃避历史和人民的审判，这时候改变策略，姚文元装模作样地批复了几件要求《诗刊》复刊的群众来信，张春桥接见文化部的一位拍马文人，说是要复刊《人民文学》，并私下告诉拍马文人，《人民文学》复刊的班子，“不要原来的人，不要老人”，这就充分暴露了他们的鬼蜮之心。李季一而再送去的期刊复刊报告，他们为何根本不批复，从这里可以找到原因。但是当这位拍马文人奉“四人帮”的旨意，去医院游说李季，要他担任《诗刊》主编时，李季义正辞严地告诉他：你们这是搞的欺骗毛主席，欺骗党中央，欺骗人民的鬼把戏，我不参加你们的大合唱。当这位文人说：文艺的春天已经来到。李季愤慨地驳斥他说：那是你们的春天，我们的春天还没来到！什么春天？现在是严冬！这事后来被人向江青告密了，江青后来在一个会上，点了李季的名。这期间，我同一个朋友去看望李季，李季愤慨地指斥“四人帮”搞文艺期刊复刊，制造假的“新气象”的鬼蜮伎俩。他公开指斥文痞姚文元，当初那样多的请示报告，也包括大量的群众来信，要求复刊《诗刊》、《人民文学》，你为何不批，怎么这下几封来信就批了？后来因为《诗刊》的领导班子是党中央批准的，李季才接受了这一任命。
三个坚强的女性(1)
——胡风夫人梅志、路翎夫人余明英、李克异夫人姚锦
50年代初，读俄国大诗人涅克拉索夫的长诗《俄罗斯女人》，印象极深。十二月党人的妻子伏尔龚斯卡雅公爵夫人不远万里， 历尽艰辛，前去西伯利亚的矿井探望在那儿服苦役的丈夫，见了面，她首先亲吻丈夫身上的镣铐：“当我看见丈夫身上的镣铐，他的痛苦，我全明白了……我就情不自禁地在他面前，跪下去———首先我把镣铐送上自己的嘴唇，然后便和丈夫拥抱亲吻……”这位俄罗斯女性的高尚心灵、崇高形象，我便从此再也不能忘记。
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也遇到过几位非凡出众的女性，在丈夫长期遭受困厄，不幸之时，始终跟自己的丈夫一起，肩负着常人难以忍受的精神重压，充当伟大的安慰者；独立地承担着支撑家庭、抚育子女的义务……啊，这样的中国女性！我但愿世人和我一样知道她们，敬重她们。她们是胡风夫人梅志，路翎夫人余明英，还有李克异（电影《归心似箭》、长篇小说《历史的回声》的作者）夫人姚锦。
胡风先生，我从读鲁迅先生的书，知道他是一位同鲁迅关系密切的左翼文艺理论家。1953年7月，《人民文学》杂志改组，成立新编辑委员会，邵荃麟任主编，胡风是编委之一。他是一位热心的编委，推荐路翎反映抗美援朝战争的短篇佳作，如《初雪》、《洼地上的“战役”》等在刊物发表。但他坚持自己独立不羁的见解，难免跟其他编委唱唱对台戏。我那时兼做《人民文学》的美术编辑，有一回编委们和刊物的美术顾问在北海公园开会，专门讨论刊物的封面设计要求。那时多数编委似乎趋向将刊物的封面搞得古雅一点，赞成选用明代的织锦图案。胡风先生坐在那儿半天没有做声———这是我头一回看见胡先生，宽阔的额头，顶发早谢，我感觉那里面储存着丰富的思想，又反映着思维之紧张、过度；此刻那突出的额头一动不动，似又陷入沉思。最后主编要他发言，他说了一句话：“我建议画个八卦！”便起身告退了。这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我感觉胡先生是个执拗、倔犟的人，开门见山地说出自己的观点，不管是否讨人喜欢。而他的夫人梅志更是一个外柔而内刚的女子。
梅志现已年逾70，瘦瘦的个子，大而有神的眼睛，头脑清晰，动作轻灵，仍然不显老。可以想见年轻时在上海只身追寻生活与文学的出路，定是个聪明、俊秀的女子。那时她喜欢创作童话，一个童心未泯，天真或许还有几分稚气的女孩吧？不久，她就遇见了胡风先生。生活最能磨炼人、影响人。我很想听她谈谈当年胡先生跟鲁迅先生交往的情形。梅志说：“我那时年纪轻，只在一旁听着，不插嘴。有时他们用日语交谈，我听不懂。现在真是记不清谈些什么了。”虽说记不清具体谈些什么，在那样严酷的环境，跟随着胡风先生、鲁迅先生活动，两位先生的人格力量，一定给了年轻的梅志许多无形的、深刻的、甚至决定性的影响。以后我们看见，在抗日战争期间，不管在怎样艰苦、困难的条件下，胡风先生主编刊物，出版作家们的书籍，接待作者，以及数不清的具体事务中，梅志都是胡风最得力的助手。
但是，1955年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不光胡风毫无精神准备，对于梅志，那在数十年艰苦生活中学得的经验，也完全没法用上了。胡风被关进监牢，柔弱女子、童话作家、携儿带女的梅志，立刻要面对最严峻的现实。第一个十年，她成为“反革命家属”，当各种屈辱的待遇纷至沓来，在孤立无助的情况下，她却练出了那沉着、冷静的刚性。在“十年生死两茫茫”之后，终于被允许探监。梅志孤身一个来往于住地与遥远、陌生的监狱间，第一次探监就给丈夫带去他平日最喜欢吃的菜，显现她对他的体贴、深情，一如既往；在有限的会见时间里又急忙向他报告孩子们自尊自强自求上进的情况，给予他精神上莫大的宽慰。胡风这位在极端的困境中仍然倔犟执拗，自制力极强的人，此刻脸上才绽开了一丝笑容。可以想见，妻子对他的温情安慰，如明媚阳光，和煦春风，对于一个濒临绝境的人，他感知生命有了希望！这对他是至关紧要的。第二个十年，梅志跟丈夫一起远去四川，后来为了照顾身体日衰的丈夫，干脆申请住进监牢里去。一个政治上极纯洁清白的女子，一个童话作家，甘心情愿忍受别人以“反革命”目之、待之的屈辱，为了那同样清白无辜的丈夫，她付出了怎样的牺牲！这是一般寻常人能够做到的吗？最后几年，胡风先生这位倔强的人，终于陷入可怕的精神分裂之中，当他精神错乱之时，他怒骂甚至殴打过自己最亲的亲人梅志……我不忍心当着梅志的面，细问这些催人泪下的细节。
后来是梅志，想方设法争取到胡风先生保外就医，以稍有康复的身体迎接其后的释放，平反错案，落实政策等等。
回到北京后，胡风先生虽说年事已高，但身体已有所恢复，精神日渐好转。在他逝世前有限几年时间里，创作活动如夕阳晚照，写出了一批有珍贵价值的文章及自己的部分回忆录。我想，要是没有夫人梅志，那极刚强又极温柔的女性，在最困难的时候支撑他，看护他，胡风先生的生命，恐怕难以维持到为他平反冤案、落实政策之时，更不用说，后来能写出那些文章了……
三个坚强的女性(2)
坐在梅志家宽敞客厅舒适的沙发上，我随便跟她聊天。满满大大的书柜占满两边的墙壁，里边是胡风先生生前用过的书，偶尔一瞥之间，可以看见好些日文的社会科学著作及30年代、40年代出版的老书。左边墙壁上，开花的仙人掌丛中，闪出胡风先生的放大照片。先生的额头像坚硬的岩石，先生温和地看着我们微笑。梅志向我谈起胡风先生，她说给她感受最深的是胡风无论在任何困厄境遇下，任何难以忍受的强大压力之下，他都坚持自己认为是正确的观点，毫不动摇，毫不畏缩，为此不知吃了多少苦头，几乎付出后半生生命的全部代价！我心想，这才是真正的理论家啊！理论家应是讲原则的，是独立支撑的大树，不是随风摇摆，低眉弯腰的小草。我又想到梅志，如果胡风先生是一块坚硬的花岗岩，那梅志，我看是一块有柔有刚的金刚石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