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今的梅志，继续着胡风先生未了之事，为他整理文稿，同时作为一位饱经风霜， 智慧及思虑充满成熟之美的女作家，辛勤笔耕，写出了《胡风传》及回忆萧红等脍炙人口，独具风格的文章。预期她将会有更多的佳作问世。
由胡风与梅志，不能不说到路翎和他的夫人余明英。
那是历史的一幕。1954年11月14日，中国文联和作协召开主席团联席扩大会议，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公开批评、检查《文艺报》的工作。北京文艺界许多知名的学者、作家差不多都应邀参加了会议。在这个会上，我第一次看见路翎。在这之前，从1953年夏秋之交至1954年春季，自邵荃麟就任《人民文学》主编后，在刊物上以显著地位，陆续发表了多篇路翎反映抗美援朝战争的短篇小说，著名的如《战士的心》、《初雪》、《洼地上的“战役”》等，一时成为文学界热门的话题。但毁誉不一，有的老作家、新作家如巴人、杜鹏程等，公开地（写文章）或私下里（写信）对路翎的作品表示赞赏；而《文艺报》上却出现了“读者来信”及某些权威批评家的文章，对路翎的作品尖锐地批评，而论点却是难以站住脚的。作为《人民文学》的一个普通编辑，我是欣赏路翎的短篇的，在情绪上强烈反对那种简单、粗暴的批评。对作家路翎，因为倾慕他的才华，很想有机会一睹风采。在11月14日的这次会上，路翎来到了会场。啊，他的风度不只吸引了我，我相信也为全场瞩目！他正当盛年，满头乌发；丰满的前额，英俊的眉宇；尤其那双又大又黑、明澈深沉的眼睛，简直光彩灼人，给人的印象太深了。我想路翎的坦诚、聪明、才华、灵秀之气，便全部集中在这双眼睛上。透过眼睛这个心灵的窗口，完全可以窥见路翎那正处于创作旺盛时期的健康、充实、活跃的灵魂！
路翎那天三个小时的发言，也是坦率而雄辩的，反驳了权威批评家对他小说的批评；从他写的几个剧本未能上演而无端遭到突然不公正的指责这番经历引人思索：这些批评是对人而不是对事的，也非与人为善的；那导致进行批评的因素，显然在作品之外。路翎的发言是有说服力的，这引起我和别的一些听众内心对他深感同情。这篇发言后来刊于《文艺报》1955年1、2期至4期：《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批评？》
但是事隔几天，“战线南移”。由批评《文艺报》、批评《红楼梦》研究中的唯心论，转为必须对胡风“集团”战斗。胡风、路翎很快（在来年春季、夏季）变为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第一批对象。
一个作家就这样从人群中、从社会上、从文学界消失了，包括他的作品也从书店、图书馆，一切公开阅读的场合消失了。
我再也不可能见到路翎了。直到23年后，1978年夏季，我在中国戏剧家协会（它和《人民文学》杂志同处一楼）公布的选民榜上看见路翎的名字，这对我引起震动，也确实算个可以“奔走相告”的大新闻，当时虽未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平反、落实政策，我想路翎既然没事（有公民权）了，作为刊物的编辑，我应当去看看他，遂向剧协的同志要来路翎的住址。
那天去看路翎的情景是我毕生难忘的。
他住的那地方名叫“芳草地”，一个好听的名字，是我早年居住过的。在一排简陋的红砖平房里我找到路翎的家。开门的是位面色苍白、手指粗糙的妇女，如同我在街角偶尔见到的一个捡拾破烂的妇女。她请我进屋去坐，那语气、眼神充满一种善良、平和、文静，我猜她是路翎夫人余明英吧？虽说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她。是的，果然不差。女主人给我张罗茶水，说，“路翎散步去了，他脑筋不好，走不远，一会儿就回来的。”
我坐在进屋的那张单人床上，心里不知是一种什么滋味。在这九平方米的房子里，除了单人床，便是一张大床，床上堆着破旧的被褥，此外，便再也看不见什么了。没有书柜书桌，看不见书；看不见北京任何一个普通人家起码会有的那些必备的家具，像衣柜、箱子什么的，这真是家徒四壁。仅在门口有张小长条桌，堆放点杂物及锅、碗等厨房用具。能够想像这是曾经名声远播的一位作家的家吗？他们已沉沦在贫困线以下，属社会最底层的人家了。看看他们当时的职业，余明英在街道办的工厂缝补麻袋，月收入27元；路翎扫街，月收入15元。这样月收入四十几元的人家，北京也不多见吧？“四人帮”粉碎后才结束这种为生活所迫所进行的劳动，路翎才恢复在他的原单位剧协领取工资。
三个坚强的女性(3)
余明英很平静地向我叙说着她家这几十年的遭遇。1955年路翎被关进监牢，他们生有三个女儿，那时年纪都还小，两个上初中，一个上高中，她们聪敏，好学，上进心强，学习成绩优秀，可是却没有一个可以升入大学的。全被送去乡下劳动，两个远去内蒙古插队，一去就是七八年、八九年，不能上调。小女儿是最近才回来的，今年36岁，仍和父母住在一起，在果品公司当临时工。两个大女儿已经出嫁，一个在外地。那么，这几十年，支撑这个家庭，抚育孩子长大成人，给狱中丈夫以安慰和希望的，便是余明英一人了。我记得余明英年轻时是在电台做事的，从她那双又温柔又沉静的大眼睛，白净的皮肤，可以想见，年轻时也是个天使般的人物，同路翎挺般配的。而她那双手也定是柔指绕绕，不会像现在这样如树皮般老黑僵粗的。岁月的苦难将一个人的手指磨硬了，形象整个儿地改变了。不变的或许只有那颗善良、坚强，永远忠诚、永远信赖丈夫的心。
“路翎被送进监牢以后，起初他还抱有希望，以为很快会解决问题，把他放出来。因为他在旧社会经历简单，并且还是追求进步的，1949年解放时他还不到30岁呢……时间一长，他就不耐烦了，脾气变坏了，后来就得了神经病，跟管理人员吵闹，完全不能够控制自己，身体也越来越坏，直到被送进安定医院去住院。但总是时好时坏，脑子已经很难恢复了。延至1975年才对他宣判，判决无罪释放。他坐牢20年，我这个反革命分子家属的帽子也戴了20年。他放出来后，那时是“四人帮”时期，还是对他另眼相看，把他安排在街道上监督劳动，扫街，每月发给15块钱生活费，这还算照顾呢！跟家人在一起，他的精神好多了，只是脑筋还是不好，记忆力不行了，说话迟钝，半天说不出一句话。但他对扫街的工作倒是很认真的，每天天不亮就起床，把他分管的地段，打扫得干干净净，风雨无阻。直到最近，关系归属了原单位，他还去问，他不扫街了，由谁来接替他？那意思是，没有人接替，他还要坚守岗位。他就是这样一个老老实实、遇事一丝不苟的人，一生都没有变。”
正说着，一个穿一身黑衣服，背微驼，中等身材，胡子巴叉，满头灰发的老年人来到了门前。不用介绍，来人便是路翎。这跟当年我见过的那个路翎，怎么也连不到一起了！要是方才在街上，我肯定认不出他来。他那年58岁，脸上有深深的皱纹，动作是迟缓的。说话，也是半天想不起来一句。抽烟，表情呆滞。我提起一些往事，虽然反应缓慢，但还算是能够呼应的，尚能够与我应答几句。余明英是高兴的，说他比以前大有进步！以前有客人来，他可以一坐半天不做声呢！当他注视我时，我发现老人眼里那份善良、纯朴，似乎重又唤起我对过去的记忆。这双眼睛还是我熟悉的！只是永远消逝了青春的光芒。
明英送我出来时，她是乐观的！她明显感到，“四人帮”被粉碎后，党正在进行各个方面的拨乱反正，她们这些过去遭受冤屈的人，处境一天天有所改善，往后肯定还会更好！随着境遇的改善，路翎的精神好了，脑筋也会慢慢地有所恢复。
其后几年，我常去看看路翎夫妇。他们的住房、生活待遇，都大大改善了。住房，经过三迁，而今完全恢复了作家路翎应享有的待遇。路翎的脑筋也渐渐恢复些，时有诗文发表，不久前还发了短篇新作，令人欣喜。只是在1981年，中国剧协在春末组织一批剧作家去山东农村访问，路翎也被请去，余明英陪同，这真是一件大喜事！可能由于太兴奋，可能是几十年承受的太沉重了，一旦解除，精神松弛下来，肉体反证明早已毁损却还不察，余明英在半路上，突然得了脑血栓，半身瘫痪。这几年经过治疗，也有所恢复，能勉强走路。只是脑子、手脚，再也不可能恢复到以前那个样子了。
本文最后，我想说的是，李克异和他的夫人姚锦。
李克异。1953年我来北京工作时，同宿舍有位比我年长的编辑，他也是东北人，与克异是朋友，常有来往。那时克异的住处离我们不远，他在工人出版社工作。因之我与克异照过几次面。那时印象，圆圆的脸，正处盛年，从气质上看，像是个厚道的人。但我跟他并没有个别的接触、交谈。我知道他写得一手好文章，朝鲜通信报告选里，那篇《不朽的人》，就是出自他的手笔，写得非常出色，刻画了真实的英雄人物，当时各报竞相转载，后来还编进了教科书。
从同室编辑的一次偶然谈话中，我知道了李克异以前笔名叫袁犀，这唤起我久远的一个记忆。那还是解放前我上中学时，不知从哪儿弄来一本小说集《森林的寂寞》，作者正是袁犀，我一看就放不下了。至今仍有印象。小说写北方农村的生活，那在苦难中挣扎的人们，那浓郁的乡土气息，对我是全新的。小说作者好像极会创造艺术氛围。走进他用艺术的笔触创造的那个真实的世界，你就再也不会忘记。因而我对李克异又多了一层敬重。
可是不久，紧跟着反胡风的那场运动，李克异也被审查，“汉奸作家”这顶帽子，竟也飞传到我们单位。其后好些年再也读不到李克异发表的作品，只记得他出版过一本翻译的日本左翼作家小林多喜二的小说《党生活者》。60年代初期，他发表了《杨靖宇》这个电影剧本，仍是显露了他的创作才气，并且表明他生活的根底颇深，尤其对沦陷时期东北地区的生活非常熟悉。他有很大的创作潜能。但因他这个人“经历复杂”，据说拍片困难。
三个坚强的女性(4)
我认识李克异的夫人姚锦是前几年的事，那时克异已经去世好几年。姚锦给我讲了好些克异的遭遇。那场运动之后，他们全家下放，离开北京，在河南、广东几进几出，最后还是落户在广东。而李克异长期患哮喘病，岭南那湿热、经常低气压的气候，显然对他是极不适合的。而克异长期忍受着，不只忍受生活、气候方面的艰难，更要忍受那无形有形的（十年动乱期间，他被无理列为“编余人员”）精神上的巨大压力。而他的长篇小说《历史的回声》的初稿，正是在这极其艰苦的时期拼搏出来的，此外还翻译了巴尔扎克的长篇小说《农民》。
李克异是位早熟的天才，1920年出生，16岁开始发表小说，并在东北、华北一带从事地下抗日斗争，1945年离开北平，主动奔赴解放区。我读过他二十三四岁发表的两部长篇小说《贝壳》和《面纱》，春风文艺出版社1984年重印。那是写三四十年代青年知识分子生活的，颇有韵致，别具一格，值得一读。至于青年时期他发表、出版的小说，除了《森林的寂寞》，据我所知还有《泥沼》、《时间》、《结了冰的梅》、《释迦》、《狱中记》等多种。但他一生遭遇坎坷。1946年他满怀欣喜地参加了东北的土地改革运动，回来发表过一篇反映土地改革斗争的短篇小说《网和地和鱼》，不久即遭到粗暴的不公正的批评。其后，这位作家的创作，大体处于一种受压抑的状态，难以有大的伸展。好不容易迎来“四人帮”被粉碎的大好时光，可是他的身体已经彻底毁损了。1979年5月26日猝死于写字台前，终年58岁。史诗似的长篇三部曲，仅完成第一部《历史的回声》。根据他的剧本拍摄的影片《归心似箭》得了奖，可是他没有来得及看到。
克异的夫人姚锦，出身于京城的名门望族，几位哥哥很早参加革命，有的解放后是很有名很有地位的领导者。姚锦跟克异在年轻时相识，他们是革命的战友又兼文友。1945年克异赴解放区时，姚锦赠之以诗，表达了一个女孩子纯真的感情与向往：
掠影浮光美刹时，
凄凉情绪少人知，
萍逢如故费深思。
彩凤灵犀多似梦，
神合转令语无辞，
人间何处不成诗？
而克异在别离时，赠姚锦一本画册，并在这画册首页，题赠一首诗：
你是火焰，
不，你不是火焰；
你是火焰的色，
火焰的色如夕阳。
后来，姚锦一直等待，直到1949年全国解放，李克异回北京，他们才完婚。
在李克异长期遭受生活的折磨与坎坷不幸时，姚锦始终跟他为伴，共同承担严峻的考验与超负荷的压力，并永远是他精神上的安慰者和鼓舞者！他们有一双儿女，而今都已成家立业。
克异去世之后，是姚锦帮他整理出版了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历史的回声》及短篇小说和剧本的选集《晚晴集》，长篇小说《贝壳》、《面纱》（改题为《城春草木深》），还在继续整理别的一些作品集，准备纪念克异逝世10周年。
跟梅志一样，姚锦也是一位编辑、作家，除了整理克异的作品，她还有其他的作品，正在写作中。
我在十年浩劫中见过形形色色的作家夫妇。有的为妻的，一见形势不妙，马上造作家的反，跟他离婚，“划清界线”，但作家的存折，却还是要的，“偷”也要偷到自己手上。这种叫“运动夫人”，有的小说家曾为这类人画过像。当然，大多数作家的夫人，在困难时是能够跟他们共患难的。
梅志、余明英、姚锦是三位非凡、杰出的女性，她们跟自己的丈夫共欢乐更共患难，她们不但支撑了丈夫的工作，还支撑了他们的生命。她们是炼石补天的立地顶天的女人！
第二部分 佳作出世记
刘心武创作《班主任》(1)
1977年7月，邓小平同志复出，主动抓科学、教育工作。7月21日，8月8日，9月19日，他几次讲话提出了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恢复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教育战线要拨乱反正，正确对待知识分子（包括教师）等等这样一些非常重要的思想观点。这对文艺战线的拨乱反正、解放思想，包括恢复文学创作的革命现实主义传统，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作为处在“潮头”刊物位置的《人民文学》编辑，我们可以说是“闻风而动”。我们很想通过短篇小说、报告文学，反映科学、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以便多少尽一点文学推动生活的责任。要写这样的题材、主题，第一得物色合适的作者，第二得物色合适的采写对象（如果是写报告文学）。我们想到了一位投稿者刘心武。心武那年30刚出头，在北京市一所中学教书，给编辑部有一两次投稿，虽说稿件未能用上，编辑已对他的写作潜能留下印象。假如他写熟悉的教育战线的生活，说不定是一把好手呢！一位编辑遂将编辑部近期的意图同刘心武说了。大约过了些日子，心武拿来一篇小说新作。这篇题名《班主任》的作品，立即在编辑部范围内引起了震动。在三级（责任编辑、小说散文组负责人、编辑部负责人）审稿过程中，编辑部内部可以说有两种意见。一种觉得小说提出的问题是现实的（符合真实的），而且是新颖、深刻、尖锐的（“四人帮”的文化专制主义不仅造就了愚昧的“小流氓”宋宝琦这样的畸形儿，还有像团支部书记谢惠敏这样本质不坏的孩子心灵上也深深受了他们愚昧的毒害，这更是令人痛心、发人深思的）；但是小说难以发表。正因为它暴露社会真实问题、社会阴暗面（包括老工人在街头玩扑克等等）太尖锐，恐怕属于暴露文学，因此估计不大好发表（责任编辑的意见）。一种认为小说提出的问题及时、新鲜、深刻，很合时宜，应该发表，无须做大的修改（小的地方，如写宋宝琦的父亲可以略做修改，笔触勿过分“消极”；对谢惠敏强调其本质好，掌握这样的分寸就够了）。至于是否是暴露文学，第一、小说并不全是暴露社会阴暗面，而是通过张老师的形象写了生活的积极因素。张老师采取热情、正确的态度，疗救、帮助宋宝琦、谢惠敏这样受“四人帮”毒害的孩子；第二、这是深一层地揭批“四人帮”（“四人帮”带给社会的不仅仅是物质的损害，更可怕的是精神、心灵的伤害）、暴露它的罪恶，这没有什么不可以，是正确、必要的。这两点就使小说站住了，也正是它合时宜的地方。总之，它符合当前文教战线“拨乱反正”、恢复实事求是优良传统的总的精神，可以发表。作为稿件的复审人之一，我持这样看法。但这样的看法属少数。而编辑部负责人持模糊不定的看法，他觉得发表这样的小说“没有把握”。故下一个步骤是将小说稿送给张光年，请他裁决（当时的发稿程序是稿件一般在编辑部负责人那儿定夺。个别重点稿件或把握不准的稿件送主编定夺。《班主任》属于后一种情形）。
待张光年看完稿件，一天下午，编辑部三级审稿人齐集张光年家里，各抒己见，气氛热烈。作为评论家的张光年，综合了大家的合理意见后“一语中的”。他说：“不要怕尖锐，但是要准确。”显然，他肯定了《班主任》这篇小说揭批“四人帮”的尖锐性（同时含有深刻性），这就解除了那些怕尖锐的编辑们的思想顾虑。而尖锐的前提条件是准确，他基本肯定了《班主任》的揭露或“暴露”是准确的；如果说还需修改，也就是小说人物描写的分寸要掌握更准确。他特别指出，对谢惠敏描写的分寸掌握准确是重要的；另外，对宋宝琦父亲———园林工人的描写分寸也可注意一下。编辑部遂在张光年的指点下统一对这篇小说的看法。
下一步便是找小说作者刘心武交换看法。心武听说《人民文学》主编张光年肯定了小说，自然十分高兴。小说经过心武再事推敲，小作修改（记得也略略加强了石红那个女孩子的形象），顺利地发表在《人民文学》1977年第11期小说的头条地位。
发稿期间，正值《人民文学》召开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参加会议的有茅盾、沙汀、周立波等老作家，有多年不见的“久违”的一些中年作家以及刚刚“冒尖”的青年作家。那时谁也不知道有一篇恢复“五四”以来新文学革命现实主义传统的短篇佳作行将问世，谁也不知道刘心武这位默默无闻的文学新人即将破土而出。
小说发表后引起社会各方面的强烈反响，出乎编辑部意料。据我所知，编辑部收到的各界读者来信不下数千封，来自祖国东西南北二十几个省区。当然教育战线的来信最多了，也有不少中学生、青少年写信控诉“四人帮”的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对他们心灵造成的伤害。我印象最深的是贵州偏远山区某劳改所一个少年罪犯讲了他与宋宝琦类似的经历，沉痛控诉“四人帮”“杀人不见血”。而今读了《班主任》这一篇，他有幡然悔悟，重新起步之意。要而言之，《班主任》在社会各界引起的反响，用“一石激起千层浪”这句话来形容再恰当不过。这是一种心灵的感应和共振。刘心武的小说触着了读者心灵深处的痛楚或惊醒了他们，这就是作品的力量所在，也是小说最成功之处。
刘心武创作《班主任》(2)
不久，《文学评论》杂志召开小说《班主任》座谈会，不少著名评论家纷纷发表高见，肯定小说《班主任》在创作上的意义。记得有位评论家将《班主任》与鲁迅的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做了对比：同为“救救孩子”的主题，同样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呼声，这见解深得大家赞同。
1978年春，举办全国优秀短篇小说首次评奖，《班主任》荣列获奖小说的榜首，中国作家协会主席、老作家茅盾，亲自向刘心武授奖。
莫伸的成名作《窗口》
《窗口》是一篇投稿。作者莫伸是西安市的一位年轻业余作者。粉碎“四人帮”后，他曾在陕西省的文学刊物《延河》发表一篇以悼念周总理为题材的小说，这就是他留给《人民文学》编辑的印象。那时《人民文学》的刊风，非常关注各地新露头的作者。莫伸有幸，稿件寄到编辑部，便受到一位女编辑向前的重视。她很快看完稿，给予肯定，将稿件送给我复审。我亦肯定这是属于找回老传统、老作风（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作风）的主题、也是属于当前拨乱反正———澄清被“四人帮”弄乱了的思想的主题。小说并非空洞枯燥的说教，而是用生动的人物形象和故事表现主题。如发表，肯定会受到读者欢迎，我们两人意见完全一致。剩下的问题是在文字上做些加工，修改、压缩作品，主要是文字压缩，使小说的结构紧凑点，文字精炼点。而小说结构松散，文字拖沓、啰嗦，往往是一些业余作者易犯的通病，莫伸当时也在所难免。我记得原稿被向前压缩掉近三分之一篇幅，小说反而更加精炼、集中、可读了。我遂将此作安排在1978年第1期小说的头条。比较之下，觉得只有这篇小说做头条较为合适。虽则莫伸那时并没有很大的名气，编辑部也没有人见过他，同他相识；而排在这篇小说后边的也有名家之作。但权衡之下，还是让它打了头。此种安排在编辑部无异议地通过了。这是当时的实情，我们肯定这位新作者作品的现实意义，但并没有对它做出很高的评价。
小说发表后引起社会各界的热烈反响，大大超出编辑部的预料。几乎不亚于《班主任》的受欢迎，读者来信也是雪片般飞来，且街谈巷议时常流入耳鼓。我在乘公共汽车时，听见一位乘客与售票员对话：“你读过《窗口》吗？没有读过，建议你不妨读读，看看人家韩玉楠是怎样为人民服务的……”小说《窗口》之所以受到读者欢迎，究其原因，是读者内心深处强烈呼唤雷锋式的为人民服务的美好心灵、美好人格重新复活再现。而在“为人民服务”（“四人帮”且高唱着“为工农兵服务”）的各行各业的岗位上，服务质量普遍下降，服务态度普遍恶劣，已成为“四人帮”肆虐时期最受群众反感、憎恶的社会积弊之一种。惯会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四人帮”制造的舆论，竟将勤恳为人民服务诬之为“低头拉车不看路”，诬之为“白专道路”，于是只有那些会耍嘴皮子，偷奸耍滑的人反而常被他们封为“先进分子”。邪、正颠倒，正气、正风受到压抑，社会道德风气遂日益沉沦败坏。《窗口》通过铁路售票窗口这个小小的社会服务窗口，通过生动传神的人物形象振臂高呼，呼唤优良的服务质量态度再回来；呼唤美好的心灵、社会主义的同志式的互相关心、互相尊重、互相爱护的美好人际关系再回来，这无异道出了大家久久郁积在心中想说而没有说出来的话，像《班主任》那样，引起社会上广大群众的心灵的共振。
1978年首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奖，《窗口》没有争议地名列前茅，著名文艺评论家林默涵在《光明日报》撰文专门提出这一篇来赞扬，说它是一篇有利于提高人民和青年人的社会道德水准的“适当其时”的作品。
我也是在这次评奖会上才第一次见到青年作家莫伸，他本名孙树淦，莫伸是他的笔名。是一位长得白净清秀，也可以说是“秀外慧中”的年轻人，虽则他当时干的是又苦又累的铁路装卸工人的活儿。据说，小说《窗口》中青年女主人公韩玉楠的形象，相当一部分取材自他未婚妻的生活素材。从自己心爱的人身上获得的灵感，是他这篇小说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吧。
王亚平成名作《神圣的使命》(1)
1978年春夏之交，《人民文学》编辑部负责人刘剑青将一位作者的手稿交给我，并做了说明：“这份小说稿是一个年轻作者转托冯至同志向我推荐介绍的，你先看看吧。为什么交给你呢？据作者讲，这篇稿子他已经向你们小说组投稿两次。第一次交给一位女编辑，第二次交给一位男编辑，均被退稿，作者不服。这回慎重处理吧。”
小说的标题是《神圣的使命》，作者的名字叫王亚平。这个王亚平显然不是那位老诗人王亚平，而是与他同名。手稿的字写得不好，笔画稚嫩，歪歪扭扭的，好像一般中学生写的字，即从字迹也可证明这个王亚平属“小”字号的。
但是不知怎么的，读着读着，我感觉小说有一种恢宏的气度。就像作品的标题显示的那样，作者要伸张正义，作者在伸张正义。通过一位在公安战线多年工作的老警察王公伯，顶着“四人帮”强大压力，坚持为一位善良知识分子平反冤、假、错案的故事，我感受的正是人民公安人员那一身凛然的正气。他深深地同情被侮辱、受损害的人民，而将斗争的矛头直指真正的罪犯“四人帮”及他们的代理人。他献出满腔热情，必要时宁愿牺牲自己最宝贵的生命而在所不惜。但正义必伸，邪恶必惩，这是他坚定不移的信念、行动的指南，也是历史必然的逻辑……我感觉正是人物形象所体现的这种历史感、庄严感、使命感，使作品显示恢宏的气度。小说有一种像古今中外任何文学佳作那样的对真、善、美的热烈追求，对假、丑、恶的断然贬斥，而给人以心灵的震撼。这种追求、这种激情所构成的作品的基调是非常可贵的。我坦白地说，读着这篇文字稚嫩而又文气不俗、含着“真金”的手稿，面对着受损害被侮辱的善良人们的遭遇和伸张正义的老警察王公伯，我好几次想起雨果的小说《悲惨世界》。这样一篇作品是不应该轻易被退稿的；但是目前又还达不到发表水平，除了文字稚嫩、粗糙，结构也不甚讲究，表达方面也有好些欠缺，人物形象完成得不够丰满，对事件的叙述和人物的描写有些地方过于简单、粗疏，细节上也有漏洞……总之，这明显是一个缺乏写作经验的新手的作品，但是瑕不掩瑜，可贵的是作者对历史趋势、时代大潮、人民呼声、人物精神闪光点的敏锐感觉和捕捉，以及大胆的表现，这恰是某些写作技巧、经验丰富的作者反而欠缺的。这篇作品经过编辑部和作者的共同努力，说不定可以成为一篇不同凡俗的“潮头”作品。不能说有十分的把握，但即便只有六七分、七八分的把握，也不宜放弃。
自然，我也设想，作者对退稿不服自有他合理的因由。而我们两位编辑退稿，也还是可以理解的。为什么呢？第一、粉碎“四人帮”一年多后，我们编辑头脑里仍存在不少的“框框”和顾忌。且愈是工作时间长的编辑，顾忌可能还多点。甭说“四人帮”关于文艺创作的某些条条框框在我们头脑里还没有完全肃清；就是“文化大革命”前某些“左”的指导思想关于文艺创作的禁忌———诸如专政机关（公、检、法）内部存在的缺点、问题不宜接触或不宜公开写；涉及高级领导机关（本篇涉及了省委书记、省革委领导等等）的矛盾、问题不便公开描写，等等———在我们头脑中也是存在的。更何况，当时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没有召开，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还没有展开，小说直接描写“四人帮”时期制造的冤、假、错案及其平反，涉及省领导机关、省公、检、法部门中错综复杂的矛盾斗争，事关重大……究竟如何把握呢？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为稳妥起见，还是别冒这个“风险”好！第二、小说文笔稚嫩、粗糙，非成熟之作，可以说还是一篇“不大成个儿”的作品。即从这一条考虑，退他的稿也不无道理。
两次退稿之事就算过去了。今天作者将稿子重新拿来，仍然可以重新处理。我遂在稿签上写出我对这篇小说的分析估价以及争取将它改好的设想，上送刘剑青和新上任的主编李季。两位同意我争取将它改好的方案。李季建议我将稿件送给著名文艺评论家冯牧看看。冯牧阅后对作品基本予以肯定，建议我将稿件送给他的一位老友，“鲁艺”出身、当时任公安部政策研究室负责人的陆石（不久后，调全国文联担任领导职务）审阅。因为陆石既懂文艺，又是熟悉公安部门的工作和政策的一位“老公安”，他肯定能看出作品的不足之处并提出“在行”的建设性意见。
在将作品送交陆石审阅的同时，我约见了作者王亚平。这是一个非常年轻的人，大约20刚出头，穿一身军服，身体显得单薄，惟那黑亮的眼睛，浓重的双眉，现出一点军人的英武气质。他很坦率地谈了他的经历，他说：我出身知识分子家庭，数年前只不过是个普通的高中生。参军后，在沈阳军区服役。近年有幸接触、了解军事检察部门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案例，并参观了监狱、劳改农场等现场，又去地方公安部门了解情况，深受震动，遂萌动了写一部作品的想法。像王公柏、白舜这样的人以及反面人物并非向壁虚构，而是来自生活，日夜在冲击着我。遂不顾自己写作水平低、驾驭复杂繁纷的材料有困难而动起笔来。他说：我想这个方面的题材、主题的表现，尽管难度大，总得有人开个头，试一试。何况，既然接触了这方面的材料，看到了那样好的为人们伸张正义的“老公安”，又看见了那些被冤枉，活生生遭难的好人，不写出来是难受的……我把你们编辑当作我的老师，希望得到你们具体的指点帮助。笼统对我说一句“稿件不宜采用”，不知毛病在哪里？难道一无可取吗？我总有点不大甘心……
王亚平成名作《神圣的使命》(2)
我欣赏这“孩子”“初生牛犊”敢闯敢试的精神，但我也大体了解了他的文学水平、文字表现能力。据说，他交给我们的已是第三遍改稿，看来编辑部不花点力气，单靠他自己，这篇有希望的稿件是难以改成的。
王亚平表示信赖、感谢编辑部为他的稿件所做的努力（包括征求公安部有关同志的意见，编辑部将对稿件做必要的文字整理），抱着欣喜、期待的心情离去了。
我听取了陆石对稿件的意见。他对稿件做出基本肯定的评价，使我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他对稿件提出了好几条很具体的修改建议，这些建议牵涉公、检、法部门某些作业的程序以及劳改部门某些生活细节的真实，真是非他这样的内行提不出来！由是我感觉这样一篇小说，征求有关业务部门同志的意见是完全必要的，这样可以避免出差错，尤其在涉及政策、生活真实等方面。
我将冯牧、陆石对小说基本肯定的意见同主编李季谈了。李季似乎仍不放心，建议将稿件送交前主编、现为作协负责人张光年同志一阅。
于是在光年看稿后我和小说组有关的编辑聚集光年家里倾听他的看法，并综合冯牧、陆石各家的意见，会商具体修整小说稿的方案。光年在基本肯定小说之后，提出了一条具体建议，这就是将小说原写的主要反派人物、“四人帮”的爪牙、省委书记兼省革委会主任徐润成改为仅仅是省革委会副主任。张光年说：“这几年共产党的形象已经被‘四人帮’在社会上糟害得够苦的了，一些青年人产生信仰危机，笔下留点情吧。”我们对光年的意见表示尊重，后来小说中徐润成的职务就是照这样修改的。
我安排一位女编辑和经验丰富的王朝垠编辑，根据各方意见，集中时间、精力，修改、整理这篇稿件。小说从送审到定稿的工作完成后，我即接受任务，赴西北出差。
回京后小说已如愿发表在《人民文学》1978年第9期，刊物已出版。这期只发了两篇小说，只是不知为什么，《神圣的使命》发在小说的第二条，这也许有李季作为主编的苦衷在内。
尽管如此，小说发出后影响是巨大的，反响是强烈的，掀起的“波澜”不亚于《班主任》、《窗口》，尤其在政法界。但是并没有听见什么异议或反对的意见。
1978年首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奖，《神圣的使命》名列第二。
宗璞写《弦上的梦》
写宗璞1978年获奖短篇《弦上的梦》出世的情景令我想起宗璞第一篇有影响的作品《红豆》的发表和她的一些往事。
那时我们都在刚刚落成不久的灰色大楼———王府大街36号文联大楼办公。冯钟璞小姐（时在全国文联外联部工作）拿着一篇小说手稿来找我，我们就算认识了。这篇小说就是《红豆》。那是北京最好的季节五月的一天。这篇小说在《人民文学》编辑部没有什么异议。写一个年轻女大学生在新、旧两个世界大决战时人生道路的抉择，她选择了理想，舍弃了初恋的爱情。文笔细腻，情文并茂。这样一篇佳作便被留在力求体现“双百方针”的1957年7月革新特大号隆重推出。可是为时不久，开展了反右派斗争。姚文元“闻风而动”，向《人民文学》抛出大作《文学上的修正主义思潮和创作倾向》（载于该刊1957年11月号），宗璞的《红豆》立即首次作为“修正主义的创作倾向”而“入列”。整篇小说告诉读者的明明是小说女主人公江玫在与她的初恋对象齐虹决裂时说的那句话“我不后悔！”姚骗子强词夺理，却硬说小说女主人公和作者是“后悔”！这就不仅小说的思想倾向有“问题”且是很大的政治罪名了。事情还没有完。1958年该刊主编、一位著名的作家、评论家又去北京大学与中文系同学开文学作品的座谈会，小说《红豆》仍然被列为思想倾向不好的作品，要大家“肃清影响”。小说的平反，是在“四人帮”被粉碎，上海出了《重放的鲜花》那本书时。
宗璞50年代末调至《文艺报》工作，后来又去《世界文学》杂志当编辑，我们同处一机关。我们之间的个人接触不多。只是下农村劳动时许多人聚在一起，偶尔同她聊几句。宗璞出身学者家庭，西南联大附中的高材生，自己也是一副学者模样，戴深度近视眼镜，性格文静，通外语。但在热闹场合，她也能热闹，喜欢同人聊天，谈读过的书，听故事、讲故事。60年代初期，已过而立之年还是单身，或许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她的理想主义和与文学“相爱”的热度！她或翻译外国文学，或写童话。看来《红豆》遭批评，并没有使她从此沉寂。自然，宗璞后来找到了她的意中人，仍不改她爱文学的初衷。
60年代初期，文联大楼有三位活跃的作家（他们均在编辑岗位上），被人们戏称为“大楼作家”，这便是宗璞、费枝、张葆莘。
宗璞60年代初期发表短篇新作《桃园女儿嫁窝谷》，深受文艺领导人周扬赞赏。周扬之赞，有深意焉，那就是期望宗璞多写点以工农兵为描写对象的作品，认为《桃》作是宗璞取得的可喜的进步。那时有个人所共知的说法，就是文艺家应多写工农兵，方能更好地为工农兵服务。《桃》作确实是宗璞深入农村生活（宗璞根据干部轮流下放的规定，下放河北涿鹿县一年）一个可喜的收获。但当时就有读者议论，《桃》作尽管写得不错，宗璞给人印象深的作品仍然是《红豆》。一个作家应该多熟悉了解他所不熟悉的生活，然而全知全能的作家是不多的。毕竟作家往往有他擅长之处。几十年书斋生活养成的宗璞，她的擅长是写知识分子。正像作家赵树理擅长写农民，要他去写城市、工人，他不一定能施展其长。粉碎“四人帮”后，宗璞的文学创作仍是以她最擅长的知识分子题材为主，这是没有办法改变的。如1979年的中篇获奖小说《三生石》和近年在写的长篇力作《南渡记》。
宗璞其人别看外表文静，内心却似一团火，憎爱、是非热烈分明，追求理想不息。1978年12月《人民文学》发表的《弦上的梦》，是她在“四人帮”倒台后献给读者的第一篇短篇新作，也是我读到的最早一篇以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为题材的小说作品，这篇小说成稿于1978年6月，那时天安门事件还没有平反。宗璞表现了一个作家的敏感和胆识，这是非常可贵的。
宗璞的稿件送到编辑部后，最早读它的编辑是胆怯而谨慎的。他认为这篇小说明显的在政治上犯了“忌”，不好发表。复审者读后却觉得这篇小说并没有犯什么忌，如果说它贬斥、唾弃了什么，那是贬斥、唾弃了人民皆曰可弃的“四人帮”和他们的种种倒行逆施，而赞扬了人民和青年的新觉醒。可是没有想到这篇小说送到主编那儿，他亦采取否定态度，理由是这篇小说“写的干部子弟（指作品女主角梁遐等人）不够典型”，建议退稿。我想这不过是他否定小说的一个托词。作为复审者，我和几位同事商量了，决定采取拖延处理的“策略”。过了些日子，传来天安门事件即将正式平反的消息。我们名正言顺地请示了主编，说要邀请作家开个小型座谈会，谈天安门事件的题材，组织反映这一伟大历史事件的小说。主编欣然同意。宗璞的《弦上的梦》遂被允许请作家“修改”，而不是退稿。于是才有1978年12月号刊物发在较显著地位的宗璞的《弦上的梦》。这篇小说于同年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张弦和《记忆》
张弦这位小说家，也是曾在1956—1957年昙花一现的作家。1956年下半年，他来《人民文学》编辑部送稿，那时英气勃勃，风华正茂。他是一家著名工业企业的年轻技术员。他送的第一篇小说稿是描写建筑工地热火朝天的生活，塑造了一个刚刚走上工作岗位的年轻女大学生形象。小说有一股健康的青春气息，表现了作者对时代的热爱和艺术才华。小说原题为《上海姑娘》，被执行主编一本正经地改题为《甲方代表》。小说一发表便被北京电影厂看中，很快改编成电影与千千万万观众见面，恢复了原题《上海姑娘》，张弦一举成名天下知。成名带来了灾祸。年轻的张弦被划为右派。
1979年春天，我在北京一个文学界的会上见到了王蒙，王蒙给我通个信息，他说张弦在北京，手上有作品，你们快去找。
编辑很快拿到了张弦的新作，但是久不见他将稿子提出来，我有点着急，遂催问他，他说准备退稿。我大吃一惊，我吃惊的是一向写作严谨的张弦，难道他在粉碎“四人帮”之后郑重交给《人民文学》的第一篇小说竟不够刊用水平吗？我要来原稿读了，不禁又吃一惊。吃惊的是这篇题为《记忆》的小说写得如此之好，正可以做本期小说的头条。
只要闭上眼睛我仍然清晰地记得作者笔下那位刚走上工作岗位，天真、热情、纯洁的年轻姑娘的形象、细节：
他要接见一批新分配到电影发行公司的青年学员。一上了楼，就见小会议室门口站着个十八九岁的姑娘，扎着一对“小扫把”辫儿，腼腆地向他迎来。羞红了的圆脸上，露出一对深深的酒涡。当秦慕平正要伸出手来同她握手时，她却蓦地一扭身，向回跑去，发出一串纯真的笑声，喊着：“部长来了，大家快坐好！”
热爱生活中的美好事物，善于生动、传神地捕捉瞬间即逝的美，这或许正是作家张弦艺术素质、艺术灵气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这样一个天真、单纯、可爱的小姑娘，却因为在放映电影时几秒钟的偶一失误，颠倒了电影胶片中的领袖像，而自己人生的命运被颠倒了几十年。这是过去发生的悲剧。而小说更从一个做了这样错事的党的领导干部（市宣传部长）的角度进行反思：
是的，记忆是一样好东西。它能使人们变得聪明起来。在我们共产党人的记忆中，不应保存自己的功劳、业绩，也不应留下个人的得失、恩怨。应该永远把自己对人民犯下的过错，造成的损失牢牢地铭刻在记忆里，千万不要忘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