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同类题材的作品中，不能不说这篇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小说在《人民文学》1979年3月号发表后，同年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从《记忆》肇始，随后数年，张弦陆续发表《被爱情遗忘的角落》、《挣不断的红丝线》、《银杏树》等短篇佳作，赢得了广大的读者。
写上述佳作出世记，涉及了某些当事人一时对某个作品的错判，这是对事不对人的，还请原谅。笔者自己的编辑生涯中错判作品的事也有之。之所以直陈而没有采取回避态度，是想显示，经过十几年的禁锢，人们的思想要回复到实事求是的轨道，需有一个过程，有时对一个作品的错判也是难免的，并不奇怪。由此也可知，佳作的出世在作者和编者都经历了“阵痛”或对“产房”的审慎考虑。
茹志鹃
——《剪辑错了的故事》
茹志鹃发生全国影响的作品，是1958年在《延河》发表的短篇小说《百合花》。这篇感染力强，有独特艺术风格的佳作曾遭好几个刊物退稿，而《延河》的编者慧眼独具，发现了这颗艺术明珠，这是很值得称道的。但是如果没有茅盾先生亲自写文章充分肯定、大力推荐，《人民文学》转载该作，女作家茹志鹃的名声也不会在全国范围内那样迅速扩大，形成一个不大不小的冲击波。
《百合花》无疑是茹志鹃最有代表性的作品，也是在时间之河的流逝中能够留存下来的一篇作品。《百合花》究竟有什么特色呢？茅盾先生一语道破，说它的风格“清新俊逸”。风格即是人。风格造就了茹志鹃这个作家；有了茹志鹃其人，才有她作品这样清新俊逸的风格。我读《百合花》感觉最迷人的是弥散在作品中的那种青春气息：青春的战争（一场摧枯拉朽、充满蓬勃朝气的战争）、青春的人———枪筒里插上几枝树枝、野花，见了女人腼腆、害羞，却为正义英勇献出了年轻生命的那个“大孩子”、通讯员；那个“脸扭向里面，尽咬着嘴唇笑”，长得十分俊美的年轻新媳妇。为战争她慷慨地献出自己唯一的新婚花被，后来又将这条“枣红底色上、洒满白色百合花的被子，这象征纯洁与感情的花”沉稳地盖在了牺牲了的通讯员遗体上；还有不应该忘记的，作品中的“我”，那个聪敏、内秀，潇洒、大方，“清新俊逸”的年轻女文工团员的形象。不知怎的，这个形象留存在我脑子里的印象之深，一点不亚于那个小通讯员和年轻媳妇。所以，我一直将《百合花》这篇小说当作青春的诗篇去读。青春是天真的，纯洁、美好的，青春是花是诗，是如火的热情，我想这就是作品永久魅力所在。后来我读作家的短篇《高高的白杨树》、《阿舒》等仍感受了这种迷人的青春气息。要知道，50年代写短篇小说，有青春气息的作家，除了路翎（其代表作为《洼地上的“战役”》、《初雪》）、王蒙、方之（其代表作为《在泉边》）等几位，不能说是很多的。而这样写青春之天真无邪之美之可爱，又常常犯忌，被误认为是“小资产阶级情感”的宣泄，这就是为什么《百合花》在发表之前屡遭退稿的一个原因。
我受命去看茹志鹃向她约稿，是在她发表《百合花》后的次年。那时我除了知道她是作家还知道她是我的编辑同行，而未见其人。在读了《百合花》后已将她本人的形象诗化，我想像她肯定是个“俊逸”不凡的人。我怀着忐忑不安有几分畏缩的心情到上海淮海中路附近一条弄堂里去访她。我走到一处极为普通的弄堂院中，见一扎着围裙微胖的中年妇女坐在门前台阶上正低头洗一大盆衣裳。我问：“你知道茹志鹃住哪儿吗？”她忽然站了起来，说：“你找茹志鹃吗？我就是。”又急忙擦干了被水浸泡得通红的手。这时我才看清她那白净却很平凡的面容，无论如何同我想像的是大不一样。她平凡的容貌尤其是她平凡的生活给我的印象太深了。我想，也许正是她这种普通人的平凡，使她能深入战地、农村、工厂、车间、里弄，跟普通群众打成一片，并亲近其心灵、性格，不断激发自己创作的灵感。事实上，自50年代末期至60年代，茹志鹃陆续发表了一些小说新作，有些就是以街坊、里弄的大妈、婶婶作为描写对象的，并且再次取得了成功，如发表在《人民文学》的《如愿》、《静静的产院》等短篇。而在写作风格上，她也有了变化，由诗化的抒情风格一变而为细腻的心理刻画与叙事。作家在漫长的创作生涯中，风格的不断变化、发展是很自然，完全可以理解的。一方面是作家自身人生阅历和感受、思考方式等的变化，一方面是客观现实生活、描写对象等发生了变化，这些都不可能不影响作家创作风格的改变。如果停滞不变倒是十分奇怪的事。
改革、开放的最初年月，70年代末期，茹志鹃有两个短篇列入获奖短篇的候选名单，这就是发表在《收获》上的《草原上的小路》和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剪辑错了的故事》。两篇各具特点。《草原上的小路》刻画人物见长，思想内涵也颇有独到之处，丝毫未将粉碎“四人帮”后的现实（人们的心态和人际关系）简单化。《剪辑错了的故事》是1979年初寄到《人民文学》编辑部，女编辑杨筠推荐给我的。随即在该刊1979年第3期发表。它构思新颖，提出的问题深刻。这是一篇重新估量和思考“大跃进”时期的现实的小说，它将现实（“大跃进”时期）和历史（解放战争时期）、现实和梦幻（未来反侵略战争）交错、对比起来写，通过一个普通农民对解放战争时期的干群关系、干部作风和“大跃进”时期的干群关系、干部作风强烈对比式感受，尖锐地批评了“左”的指导思想下的“高指标”、“高征购”，瞎指挥、浮夸风，华而不实的形式主义等等对国家、社会的危害。它不仅导致物资匮乏，而且严重损害了党群关系、干群关系，不能不使人对未来反侵略战争发生忧虑，不能不热烈呼唤实事求是、联系群众的好传统、好作风快快回来！茹志鹃仍保持她那抒情和叙事、明快和细腻结合起来的作风，人物和背景真切而生动；不过在这篇新作中更见出她文笔之凝练、犀利，观察和思考之深。在当时出现的一批反思和批评过去的作品中，《剪辑错了的故事》无疑应属上乘之作，也是作家们在新时期重新认识和再现现实的一篇“潮头”作品。在全国优秀短篇评委会评委们的讨论中，茹志鹃的《草原上的小路》获奖呼声仍高，得票不少。不过在年度评奖中，作家的作品只允许一篇得奖。评委们经过一番权衡，遂对《草原上的小路》割爱，而取她的《剪辑错了的故事》并且名排第三。可见评委们充分估计了这篇作品的价值。
陆文夫的《献身》
中国几十年来致力写短篇小说的作家，陆文夫是其中一个。他的小说时时产生了影响，这在建国以来不平静的岁月里，不能不给他本人的命运带来一些波折。
他最早一篇有影响的短篇，是50年代初期发表的《小巷深处》。这篇最初的小说如同它的标题那样，至少显示了年轻小说家别致的取材、独特的生活视野；更不用说他那叙事明快，含蓄、凝练、沉稳的个人风格，文如其人。
我第一次见到陆文夫，大概是在1956年全国青年创作大会上。那时作为青年作家，他已崭露头角。但他并不自满，有许多的创作构想等着他去探索、去实现呢。然而为时不久，他和几位青年作家发表他们的文学主张，见诸文字，形成一篇小小宣言，说文学是一种探求。他们要通过文学探索人生、探索社会……（这并非“宣言”的原文，是我记得的大致意思。）也就因为这篇公开的“宣言”，他们这个小小的文学组合，竟在1957年遭受批判。有三位青年作家被错划成“右派”。陆文夫虽没划右，但长期下放劳动。
陆文夫是个对生活与文学都很认真、执著的人。他在工厂车间劳动，和师傅们处得很好。他还掌握了一个工种的技术；甚至自己充当师傅带徒弟，也足胜任了。
于是在1961年、1962年之际，陆文夫陆续给了《人民文学》几篇写工厂生活的小说，像《葛师傅》、《二遇周泰》都以头条地位发表。这些写工厂生活的小说，刻画了工人师傅的品格、个性，读来亲切、有味，完全摆脱了一般写工厂生活的小说那肤浅、做作、沉闷、枯燥的缺点，见出陆文夫生活功底之深。而短篇小说的技巧、也是圆熟讲究，引人注意的。就连那篇轻巧、活泼的《介绍》（以介绍恋爱对象为题材），它的人物描写及场景，也是让人过目不忘。这些内容健康、向上，又是“表现工农兵”的小说，在60年代初期出现，难道不是创作上可喜的收获吗？作家深入生活和创作上的努力，难道不应当受到鼓励吗？
是的，陆文夫的这几篇小说新作，引起了向来关心文学创作的兴衰、热情奖掖后辈的茅盾先生的关注。他在《文艺报》上发表文章，细致分析、充分肯定了陆文夫在短篇小说领域新取得的成绩，并期望他继续奋进。
茅盾先生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部长、中国作家协会主席，是中外闻名的中国老左翼作家。又谁知，茅盾先生的鼓励，反而给陆文夫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1965年，他再次被下放劳动。这件事，今天的读者听来难以置信，恐怕以为是“天方夜谭”或者判定我在瞎说八道了。但是陆文夫第二次被下放劳动锻炼的遭遇，毕竟是事实，且鄙人略知一点它的背景。
原因是当年“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又十分响亮了。全国文艺界权威的负责人在内部讲话中遂将茅盾先生在报刊上写文鼓励陆文夫和另一位青年作家胡万春，估计成“资产阶级争夺青年”现象之一例，这是笔者亲耳听见的。这样的讲话不能不传到陆文夫所在省的文联，于是方有对陆文夫采取的第二次下放措施。其实，即便是某个“资产阶级”争夺青年，作为“青年”的陆文夫又有何辜呢？他的言、行没犯什么错误呀！
粉碎“四人帮”，文学创作事业开始复苏，《人民文学》杂志的编者没有忘记陆文夫、方之等等这些在文学创作上不断探求，有才华、曾经活跃一时并支持了《人民文学》的作家。经多方打听，才知陆文夫、方之等被下放在偏远县份，尚未回省城，赶紧书信联系。于是在1978年春陆文夫寄来《献身》、方之寄来《阁楼上》。这两篇小说分别发在《人民文学》1978年第4期和第3期。陆文夫的《献身》以“文化大革命”为背景，以家庭生活的悲欢离合为故事线索，写了一个正直不屈、一心献身祖国科学事业的知识分子，当然也鞭挞了投机钻营靠造反起家的丑类。这篇小说保持了陆文夫的创作水平。于同年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但在今天看来，它更大的意义是象征了陆文夫的复出。作为小说的技巧及内涵深度等等，我觉得陆文夫其后是一篇比一篇更佳，给人印象更深，如《井》、《围墙》、《美食家》等等。然在1978年上半年，像陆文夫、方之还有其他一些作家，这样勇敢地否定“文化大革命”和肯定知识分子的作用和贡献，那是了不起，也是他们几十年在文学创作道路上不断探索的继续。记得当时有位在“四人帮”当政时期主持刊物工作的人背后曾对他的朋友说：《人民文学》这几期发的小说（陆文夫、方之他们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小说）篇篇都犯了“杀头罪”！
意味深长的是在1978年全国首次优秀短篇小说评奖大会上，复出的周扬会见了陆文夫和其他一些获奖作家。周扬在授奖大会上发表讲话，特意肯定了陆文夫他们当年的“探求”。周扬说：短篇小说的作用应该像轻骑兵。什么样的轻骑兵？我看是侦察兵、是哨兵。周场还说：短篇小说将来恐怕也要革新，所以要探求，要做侦察兵、开路先锋……在我们党的工作重点转移的新时期，短篇小说要起到它的侦察和探求的作用。
高晓声写《陈奂生上城》
如果说，何士光是一位来自偏远山乡、写新时期农村变化脱颖而出的新作家；高晓声则是位知名度很高的老作家（虽说年纪不算老）。那时他已在一家大型刊物发表受到好评的中篇小说《李顺大造屋》。他算是改革开放年代复出的作家。50年代初期，他已发表短篇小说《婚约》，不幸在创作的探索过程中被错划为“右派”，从此在农村生活了二十余年，70年代末期才为他平反改正，落实政策。他同《人民文学》这家杂志以前打交道不多，发表了《李顺大造屋》，《人民文学》编辑才向他约稿。1979年8月，他首次在《人民文学》发表短篇小说《漫长的一天》，这个短篇似乎没有引起人们注意。应该说是1980年2月在该刊发表的《陈奂生上城》，带来了轰动效应。
跟何士光《乡场上》集中描写乡村生活中一个戏剧性场景刻画人物以及它相当凝重的正剧风格不一样，《陈奂生上城》是通过一个农民进城的一番戏剧性经历来展现他的心理，小说写得轻松、诙谐，富有喜剧风格。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陈奂生上城》也极其自然、得心应手地写了农民在改革开放新时期精神、心态上的变化。因为细节刻画的活龙活现、生动如见而给人过目不忘的印象。
我读《陈奂生上城》这篇手稿，对于陈奂生这个“漏斗户主”（漏斗户主，可能是当地语言，意指常年负债的穷苦农户）的种种行径，例如他在秋收忙过之后，趁农闲进城卖点自制的小食（当地土话叫“油绳”，可能是自制的馓子之类），“赚几个活钱买零碎”；他精打细算，能节省则节省，恨不能将一文钱掰做两文用；他进城从来不坐公共汽车，而是靠健步如飞的脚步奔三十里；他为了心疼那卖“油绳”赚来的得之不易的三元钱（准备买一顶帽子的花销），不愿住、也住不起旅店，宁愿寒风中在车站的椅子上将就一夜，结果冻得得了重感冒发烧昏迷……对这些在某些城里人眼中是吝啬、“抠门儿”的行为，我实在笑不出来，而是抱有三分辛酸、七分同情、理解的心理。在中国这片广袤的土地上，虽然新时期改革、开放的正确政策，已经使不少人开始脱贫、甚至走上富裕之路，但是在不少地区，不是还有成千上万像陈奂生这样的没有完全摆脱贫困的人吗？他们进城、办事的样子恐怕跟陈奂生差不多，他们还是处在节衣缩食的状态（虽说比起过去，他们的生活已经有了改善，像陈奂生那样，他们会想到冷天要买一顶新帽子），在花钱上他们不能不精打细算，恨不能一个掰成两个用。你也可以说他们“小气”，是他们的局限性。但是物质基础如此，能怪有求实精神的农民“小气”吗？作者描写陈奂生有点怪怨县委书记将他这个熟人、“朋友”的农民安排住进一晚上五元钱一间的单间里，这固然体现了领导对普通群众的关怀，可他是否理解贫苦农民的艰辛？这五元钱够他买两顶帽子，够他做七天工才找得回来，他难道不心疼吗？看到这里，我也没法笑话他，倒是跟他对县委领导的观感抱有同感。当然，作者确实写了陈奂生住进单人房间后的一些笑料，比如，看见照得见人影的地板、走廊，不敢穿鞋走路；不晓得沙发是什么，不敢轻易坐，怕坐瘪了。但这仍然表现了农民的纯朴、善良（你说他有点愚昧也可以），我觉得作者是怀着善意来写的。当然忿忿然算计着自己“出了五块钱呢”！再也不怕坐“弹簧太师椅”，再也不吝惜踩脏地板，甚至拿起干干净净的提花枕巾就来擦自己的脏脸，这实在有点小农民的“恶毒”，但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然而作品最后，作者写陈奂生离城后的心态，先是算计来算计去，似乎觉得进这趟城不值，亏了。后来精神豁然开朗，想到自己作为普通农民，竟有幸接受一县之长的县委书记的关怀、恩宠，这是旧时代不可以想像的，甚至在改革开放之前的年代，也是难得有此机缘的；作为领导的客人，居然住进高级招待所，领受以前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享受滋味，这不是很了不起的吗？这精神上的大满足，眼界的大开阔，难道不顶五元钱吗，难道不是拾到了个大大的便宜吗？读到这里我不禁开怀大笑了。作者最后写道：
果然，从此以后，陈奂生的身份显著提高了，不但村上的人要听他讲，连大队干部对他的态度也友好得多，而且，上街的时候，背后也常有人指点着他告诉别人说：“他坐过吴书记的汽车。”或者“他住过五块钱一夜的高级房间。”……
从此，陈奂生一直很神气，做起事来，更比以前有劲得多了。
作者这最后一笔可以说完成了处在新旧交替、新旧交错的过渡年代一个精神上既有旧式小农的弱点和局限（如器量狭小、眼界不开阔等等），又极力寻求超越并确实已有所超越的新时期农民极富个性的形象。他在中国文学的农民画廊中可以说又添加了一个有血有肉的新形象，而这既旧又新的农民形象恐怕确实还打上了中国改革开放时期的烙印。
这篇佳作没有争议地很快刊登在《人民文学》1980年第2期。
但是在1980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的年度评选会上，这作品还是发生了一些争议。有的老作家似乎认为作者写的是农民的落后面，而不是社会主义时期的先进农民。在他们看来，第一、社会主义时期的先进农民，似乎应该完全是大公无私、身上没有半点小农私有制痕迹的农民；第二，既然不是先进农民，而是“中间、落后”状态的农民，那作品的价值就该打折扣了。有人甚至说高晓声写的是个阿Q式的农民，作品没有什么“出新”之处。但是更多一些作家评论家的意见，还是充分肯定这篇作品，肯定陈奂生形象创造得成功。他们认为，在陈奂生身上无疑有一些旧式农民或阿Q式的东西，但这本来是中国农村因为经济不够发达，科学文化落后而长期存在的东西，难道能不正视吗？其实，这正好表明作家非常熟悉今天中国真实生活中的农民，采用的是严谨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但如果以为陈奂生身上完全没有新的东西，没有新时期生活发展变化带给他的影响（例如，他虽然说是业余经营小买卖，却也参加了商品经济的大潮；他在精神境界上力求超越自己小农的狭隘性、局限性），也是不符合这个形象的实际的。经过一番讨论、评议，后一种意见还是占了上风，小说《陈奂生上城》在1980年度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中荣幸地入列。
从维熙《远去的白帆》，从退稿到获奖
最近十年是个变革时期，文学创作亦复如此 。但正因为处在变革时期，一些富有经验的刊物负责人，他们虽然做了不少好事，拍板推出大量优秀作品；有时也难免发生判断的失误，差点让好作品难以面世，成为“遗珠”之憾。这样的例子不难举出。从维熙的中篇小说《远去的白帆》的命运便是给我印象深刻的一例。
大约1981年9月，那时我在一家全国性的文学刊物工作，正在准备即将发稿的第11期刊物的小说稿件，但是一时却找不见“叫座”的作品。正自发愁，我的朋友、画家李焙戈送给我从维熙的中篇小说新作《远去的白帆》。这是一份已排版、插图就绪的16开清样。原来李君取自北京市某大型刊物，本已安排刊出，临时抽下来了。我读后，觉得这是从维熙的一篇佳作，虽说写的是劳改队的生活，却富有理想主义色彩和浪漫情调，所写几个误入缧绁中的人物，如作品主角之一，被误认为“惯窃”的17岁的小“铁猫”却有一颗金子般的心。他对6岁的“小黄毛”和被错划为“右派”的叶涛、黄鼎等知识分子的同情，闪现着远未被磨灭的人性的光辉。此外作品所写廉洁奉公、却未脱蒙昧状态的“罗锅”队长，被错整为“右派”而一身正气的红军战士、老队长寇安老人，还有那位狼性未改的前军统“少尉”，均给人栩栩如生的印象。我想不清楚，这样的作品为什么不可以发表出版？遂写下我自己对它的分析评估，将它郑重推荐给刊物的负责人。我没有料到这位在改革开放初期支持了许多有新意的作品面世的刊物负责人却将这篇作品否决了，并写了长长一封信给作家从维熙。信中几乎没有具体谈《远去的白帆》这篇作品，却大发关于题材问题的议论，并劝告作者，最好再不要“从粪土里去寻找黄金”。（这是我记得的信的大意。）看了这样一封长信我吃惊得愣住了。这位我尊重的负责人将这件棘手的退稿之事交给了我。我没法，只好硬着头皮去从维熙家。见面后，从维熙阅信，显然同我一样，难以接受这位受人尊敬的长者的高见。（虽然出自编辑的“规矩”，我并没有在维熙面前表示对这位长者高见的不满。）
数月后上海的《收获》杂志在1982年第1期以显著地位刊出从维熙的《远去的白帆》。
1982年中篇小说评奖快要结束时，中国作协的主要负责人写信给评委会负责人冯牧推荐两位作家的中篇。其中一篇即是从维熙的《远去的白帆》。
不久，《远去的白帆》荣获1982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评论家冯牧给予小说以较高的评价。
与《远去的白帆》类似的遭遇，我还想起刘心武的短篇小说《我爱每一片绿叶》。这篇小说后来也获奖，但当初曾被一家全国性文学刊物的负责人基本否决，而编辑们努力为它争取了个“请作家修改”的待遇，这才说服了那位负责人终于同意在刊物上以“末条”地位发表。
我并不觉得《我爱每一片绿叶》是刘心武最好的小说，但发表还是可以的，至少不应被否决。之所以被否决，是不是因为它较早地提出了尊重人们的个性和隐私权这样的问题？作品的中心情节是写一位中学教员长期不娶妻却在自己抽屉里锁着一张青年女子的照片，因为这事而招致“文化大革命”中挨整。其实，尊重人们的个性和隐私权，这在一个正常社会里算不得什么啊，也是我们在新时期恢复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在拨乱反正中已经做了的事，有何犯忌呢？
李国文和他的短篇获奖作《月食》(1)
在大地已经开冻，正在日渐变暖的时刻，处在一家历史“悠久”（与新中国同岁）、有影响的文学刊物编辑工作岗位上的人，如果说要制定计划、“主动出击”，例如寻找1957年及在以后陆续“失落”的作家，那么，可以开列一长串名字，这些有才华的人，总是让人不能够忘记。记得当时为寻找而列入名册上的有：王蒙、张弦、陆文夫、方之……还有一位有神秘感的李国文。历史上这些作家跟《人民文学》这本刊物均有一番不寻常的“因缘”，或者第一篇成名之作是在该刊发出，其后又因此而遭受数十年厄运；或者成名之后一些有影响的佳作是在该刊登载的。
在1977年、1978年之际，很快知道了其中一些人的下落，王蒙远戍于新疆伊犁的霍城，陆文夫、方之在江苏偏远的县份，张弦在安徽一个工业城市……编辑部立刻同他们建立了联系，并且在1978年、1979年发表了他们的新作。他们的佳作很快产生了全国影响，有的正意味着他们的复出。
但是还有一位李国文，似乎姗姗来迟。
李国文为什么有神秘感呢？这得从他1957年突然作为新作家露面又迅即消失说起。
那是1957年炎热夏天的5月末、6月初，到处在动员鸣放，尤其意识形态部门、文学艺术部门，上边一再批评“放”得不够，于是党内、党外、机关内外各种各样的座谈会、听取意见会举行了，鸣放得热火朝天，刊物则要求进行改革、革新，以便容纳更多的各种风格、流派，或探索性质的作品。《人民文学》刚刚“换马”，主持常务的副主编秦兆阳因《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那篇文章被通知“准备检查”而离开了编辑岗位，改由从作协机关一个部门刚回到编辑部的编辑部主任李清泉主持编政。李清泉在作协领导的支持下，正情绪高昂地筹备1957年7月革新特大号。
一天，一位身材稍高、不胖不瘦的青年来小羊宜宾胡同三号的编辑部送稿子，当即安排小说组编辑崔道怡接待。编辑部在秦兆阳时期已形成一种风气，一旦有谁发现一篇好作品（好小说，好诗，有创见的论文），立刻在编辑部内奔走相告。而好的小说，无不想“先睹为快”。崔道怡接待的这位青年作者名叫李国文，陌生的名字，“名不见经传”。但是他一次送来的五六个短篇，立即在编辑部造成一股小小的“旋风”。很短的时间内，这五六篇小说，差不多有关的编辑以至评论组编辑都传阅一遍，并且议论风生。这实在是一束有特色的短篇，这个李国文“投掷”的是“集束手榴弹”（借用胡风先生语）！这些小说，涉及城市生活、工人、市民、机关干部的方方面面，不仅见出作者有较深广的生活根基，且有作为一个作家对生活对人的灵魂独到的观察、感受、解剖，这后一点是颇为难得的，远胜一般生活底子薄，或有生活阅历而没有形成艺术见解的作者。再则，这些短篇小说的技巧圆熟，一般来说构思精巧、剪裁得当、文字精炼（没有多余的废话），读这些小说，使人想起一些成熟的小说作家而非一般青年作者的作品。我当时还有一种感受，就是这些小说富有朝气、锐气，让我们想用中国古诗词中“斗尖新”这个词来形容它。“尖新”在这里不光是新鲜、新颖的意思，还有年轻人对生活里某些不合理或畸形现象尖刻嘲讽的意思。但完全是坦诚、善意的。“斗尖新”也就是竞尖新。这个年轻人在生活里、写作上或许都有点儿锋芒毕露，要显示一下自己在小说创作上小试锋芒亦能出奇制胜。这只要读读后来发表的《改选》，或许就会同意我的看法了。这篇小说对工会的改选（搞形式主义的树“样板”等等）含有嘲讽的意味；而人物的处理（受群众拥护的老工人突然在改选中死去）、小说的结构、结局等，确实达到了出奇制胜的效果。一个年轻人要以自己创作的作品闯入文坛，我觉得正需要这种冲劲、锐气、“斗尖新”的精神，这没有什么不好，倒是值得宝贵的。且说当时编辑同仁们对这一束作品如何处置，也是众说纷纭。有的主张将这“集束手榴弹”一次抛出来，在刊物上推出一个新作家；有的则主张慎重，先发表“最有分量”、艺术上也相当出色的那篇《改选》，这同样会发生影响；有的则因小说内容、写法之“尖新”而怀疑会不会犯忌，主张小说不要着急发出而从容计议，或许这样才是真正爱护年轻的作者。编辑部主任李清泉采纳了第二种意见。不久，6月8号《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发表，形势急转直下。但李主任并没有动摇，而是很坚定地大体按原计划编他的7月革新特大号，包括发表新作家李国文的小说。而此时他更觉得在如此大的风浪中，先选择一篇发表为宜。人们不能不佩服李清泉的胆识，他居然将新作者李国文的小说《改选》发表在7月革新特大号的头条，这样做法，无论就支持一位新作家或支持这篇内容尖新独特可能带来争议、风险的小说来说，都是大胆、有魄力的。李清泉这样做了，7月号革新特大号刚出来曾受到作协一位领导人的祝贺。可是好景不长！李清泉在随即开展的反右派中被划为“右派”。李之划右，7月号“集束手榴弹”式地抛出一批“毒草”———人们不应忘记7月号刊物的头二三条小说《改选》、《红豆》（宗璞作）、《美丽》（丰村作）当时均遭挞伐，经过二十多年“四人帮”被粉碎后，才被收入1978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重放的鲜花》集子中———不能不是他的一宗大“罪责”。而更加悲惨的是刚一露头的青年作家李国文劈面挨了沉重一棒，在所属单位也被划为“右派”而且是“极右”。据说《改选》这篇持善意批评的小说是“恶毒”“攻击”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这还了得！这个在全国文学刊物刚发表了头条小说的李国文，也因为这篇小说，而很快地神秘消失了。跟支持他的李清泉同命运，但是遭遇比李清泉更惨。
李国文和他的短篇获奖作《月食》(2)
在1979年，文学处在百花齐放的第二个春天（1956—1957年应是贯彻“双百方针”的第一个春天），我们决心找到这个李国文。
用不着“上穷碧落下黄泉”，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结束后，我偶然从铁路系统编的一册反映自卫反击战的报告文学小册子中，见到李国文这个名字，这是不是我们正在找的那个李国文呢？很可能是，1957年他不就在铁路系统工作吗？很快从铁路系统一位作者朋友那儿打听到他的单位、住址。恰巧这时候从人民文学出版社传来消息：李国文有一部长篇稿在他们那儿……
我和女编辑向前在城市西区一幢幢两层楼的铁道部普通老式楼群（可能是50年代初建的）中找见了李国文两室一厅的住室。主人刚刚出去，接待我们的他的孩子，要我们稍等一会儿。李国文的客厅兼书房非常简朴，没有看见很多的书，书桌上放着几本内部印的小开本译文丛刊以及笔墨稿纸，这可以说是任何一个普通铁路职工的住处。国文来了。如果在大街上见面，我不会认识他了，他的体型发胖，脸也似乎变得宽了点，身体显得结实，气色很佳，两鬓已略略染霜，是几十年坎坷经历留下的痕迹吧？我问国文你几多岁？他说我属马的，今年50整。可不，那年他往编辑部送稿时不过是27岁的青年人，接下来的二十几年就是二十几年的苦难。说起往事，我说我们编辑部同仁感觉内疚，可一直没有机会同你面说，你为那篇小说付的代价太大了，不如当初不发的好。国文笑笑说，我一直记得李清泉，还有崔道怡，感谢他们对我的扶助。李清泉不是跟我一样倒霉了吗？这没法说。现在他主持《北京文艺》的编政，魄力不减当年啊，发了好些新作家的好作品……国文说话使人感觉他有一种持重感。回想当年他那几篇小说，包括《改选》不也是慎思后的产物吗？只不过稍露点锋芒而已。假若不是当时那样一种气氛，那样极其错误的对“敌情”的估计，他这位在新社会成长起来的忠贞卫国之士，不会被错误地处置。而今站在我们面前的是一株岁寒后的松柏，他是坚挺的、沉稳的，不改苍翠之色。国文慢条斯理地谈，像是拉家常，讲了他这几十年的经历：与劳改犯人一起“苦力的干活”，修铁路、修公路，参加农业劳动，先是在太行山区，后来跑遍了大半个中国，从湖南到东北，从东北到大西北，大体是沿着铁路线跑。最艰难的日子是60年代在柴达木盆地，活儿重，又闹饥荒，熬过来就算不错了……不过收获也是大大的，积累了许多素材，也没有完全放弃写作，有时还练练笔，60年代后期也在地方刊物上发过作品，不过是用化名。从来不敢设想向大刊物投稿……看来国文并没丢弃他的笔；加上那浸染着血汗、情愫的丰富阅历，这枝笔肯定会再次“生花”的。我们自然也诉说了“找你找得好苦”，向他索要“第二个春天”的第一个短篇。国文说他刚刚完成一部长篇小说，可能还需做些修改。他满口答应：“第一个短篇一定给你们。”
从他家告辞出来，我想着中国古人的一句话“伏久者飞必高”。我满怀信心地期待着国文的稿件。
大约二十多天后，国文的电话来了，说短篇已完稿，于是我和向前第二次出访他家。这次呆的时间不长，因为我们急于回编辑部“先睹为快”。
国文的第一个短篇，就是《月食》，他“一炮打响”，可以说当年那个写《改选》的作者而今又重振雄威，名满全国（那年———1980年，《人民文学》的发行量达到创纪录的高峰），以致惹得东北有个家伙一再给编辑部写信冒充他就是写《月食》的那个李国文。《月食》在这年的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中，光荣获奖，名列前茅。“长老”们，所有评委和评论家们均无异议。一位喝过延河水的老作家问：李国文是不是小鬼出身？是不是写他亲身的经历？他对太行山老区那样熟悉那样有感情！我想说而没有说出来：李国文他是上海人，学生出身，他那时在太行山受苦受难。正是在苦难中，人民援助了他，他和人民建立了浓厚的情谊。这是闲话、后话。再略说说小说面世前的情形。作为第一个读者的女编辑向前充分肯定了小说。面对国文一丝不苟写得工工整整的小楷字，我不知不觉被小说的人物、情景吸引住了，几十页的一大摞16开的大稿纸，不知怎的，很快掀到了最后一页。说实话，我忘记了小说的结构、技巧、作者的某些意识流手法等等，而是被他的人物、感情深深地打动了。无论是子弟兵的母亲、还是小八路出身的报社记者和他那分隔了22年的农村妻子还有他们的女儿，我宁愿相信这些都是真实的。崇高、美好的感情，作者的深意，借助那生动的形象、细节（如妞妞的22年等待、22双新鞋），居然征服了我这个编辑的心，我相信也会征服读者的心。我情不自禁地在小说稿签上写了几句话：人美、心美、情更美。我也明白了，国文没有给我们讲的他积累了二十几年的那些内心深处的话。通过小说的形象一下子倾吐出来了。国文还是1957年那个国文，他惦记着人民的命运，关心着执政党跟人民之间的关系。在底层的二十多年，他同人民结合得更紧了。在执行副主编葛洛拍板下，这篇小说立即发在《人民文学》1980年3月号的头条。
张有德小说《辣椒》的辣味儿
张有德当过长时间乡村小学教员，他是个本色的、外表有些腼腆、性格内向的人。也正是这样的人，弄起写作来，往往钻得深。他在青年时期写得较多、较有影响的是儿童文学作品，代表作有《月光下》等。粉碎“四人帮”后的1978年，他给《人民文学》寄来短篇小说《辣椒》，这篇小说当之无愧地发在当年第4期小说的头条，后来又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那时拨乱反正，敏感的中青年作家写的短篇小说，可以说全是政治方面的主题。有些作品今天再读已无甚意趣，成为“过眼云烟”。而有的作品如果是得自作家对生活独到、深刻的观察体验，又凝成匠心独运的艺术，那么它就经得起咀嚼和时间的检验。张有德的《辣椒》便属于这类作品。这篇小说没有什么曲折的情节，没有惊心动魄的故事。他叙述表达的似乎全是一些很平淡的日常生活。两个通讯员出身的土改干部和农民宋大伯结下了深谊。以后尽管他们当了县里的农林局长、水利局长，宋大伯从来没有把他们当作难以接近的官儿看待，照例每年给他们送两回他们爱吃的宋岗村的特产红辣椒。可是“四人帮”倒台以后，尽管两人已官复原职，其中一个农林局长的王双合却再也吃不上宋大伯送给他的红辣椒了。这其间的缘故，只有他自己心里明白，而今他的心情是沉重、痛苦的。他和他的朋友、水利局长李冠一的区别就在于：“文化大革命”中，他被打成“走资派”，宋大伯被诬为“黑参谋”，他因怕“沾包”，不敢得罪造反派，竟当面拒绝了宋大伯这个普通群众送给他的红辣椒……这一来，可就深深伤害了宋大伯这个对他怀有深情厚谊并抱有殷切期望的普通农民的心。相反，在同样受冲击的情况下，李冠一的骨头却比他硬得多，他不仅不接受造反派强加给他的罪名为此而吃了许多苦头，他也没有拒绝苦难中宋大伯送给他的关爱，那意味深长的红辣椒。宋大伯继续给李冠一送红辣椒，却不给自己，这已成了王双合难以启齿、说不出口的一块心病。肉体上的创伤弥合需要时间，心灵创伤的平复更不是件容易事。宋大伯对王双合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有看法，那心灵上的“情结”并非那样容易解开……尽管两个朋友，再次一同下乡去找宋大伯，李冠一也为自己的朋友说情，宋大伯在他们告别前的最后一分钟为王双合补送了一串红辣椒。但王双合心里明白，李冠一、宋大伯也都明白，而今这红辣椒怕是只有它自身那点辣味儿了！人情不能勉强。王双合失去的最宝贵的东西，怕是只有靠他今后自身的行动来找回了。我欣赏作者于看似自然、平淡、平静生活的流泻之中，有节制地、“不动声色”地写了人物内心深层的波涛（矛盾、痛苦）。这波涛、痛苦可以说是十分政治性的，而这政治方面的痛苦、反思（因人物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软弱、动摇而造成的后果），不是通过直露的表白、忏悔，而是通过极富生活味儿，人情味儿的情节、细节，极深沉、含蓄地表达出来了，给人以无穷的回味。不管写什么主题（政治主题、人生主题、爱情主题等等），我以为小说家要做的，是从人们日常生活中发掘、提炼，再“还原”成生活原样儿，自自然然展现人们的行动、心理。只有在生活中观察深、感受深、发掘深，方能表达得自然、表达得深。张有德《辣椒》正是这样一篇作品，它完全不是主题先行式的概念化的说教、肤浅的表达，而是生活中他那些准确、深刻的观察（包括对人物内心深层的揣摩）的自然重现，所以，它经得起琢磨、咀嚼。
唱赞歌的张承志
提起发表过《黑骏马》、《北方的河》等佳作而名噪一时的作家张承志，我管他叫做“红卫兵”出身的作家。因为在他成为作家之前，我就听熟知他的人说起过他，他是著名的清华大学附中的“红卫兵”。红卫兵，老三届，下农村、去边疆插队……这的确代表了他们那一代人的经历。从这里边，涌现了不少优秀的作家、学者，或学者型的作家，张承志就是其中一个。至于他们的“心路历程”呢？张承志曾在小说《北方的河》的题记中说：“我相信，会有一个公正而深刻的认识来为我们总结的：那时我们这一代独有的奋斗、思索、烙印和选择才会显露其意义。”从最好的意义上说，这些“红卫兵”出身的人中的佼佼者，他们是些理想主义者，虽说经受了许多的挫折、失败、幻灭……但他们仍然是理想主义者，因而有不断的追求、奋斗、思索、选择。张承志就是这样一个人。我在听说他曾是“红卫兵”的同时（那是1978年），恰好我们这里调来一位女编辑王扶，她说她认识张承志，他近来正在考著名蒙古史专家翁独健先生的研究生，他同时也在写小说。那时北京有一些年轻人的集会，讨论他们关心和感兴趣的问题。王扶说她去听过这样的集会，恰好那天张承志在发言。张承志绝不讳言他是红卫兵出身，为一些正面的理想热烈地辩护……我没有见过张承志，听了这位女编辑的介绍，我对张承志这个人感兴趣了。我对她说，我赞成你向张承志约稿。数月后张承志已考取翁独健的研究生并且交给王扶他写就的一篇小说稿，这就是《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
《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在当时是颇为独特的一篇小说稿。那阵子正处在评论家们说的“反思文学”阶段，编辑部收到的小说稿描写“四人帮”肆虐时期的生活时多是采取揭露或批评的态势，写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题材更是不例外地多是写极“左”路线对青年的迫害以及他们不幸的遭遇和忍受的苦难等等，这当然是真实的。但张承志这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题材的小说《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却是以抒情散文的笔法，以“知青”在内蒙古草原插队为背景，热情洋溢、无限深情地赞颂草原上那些淳朴的牧民，赞颂蒙古族的牧民母亲；这样一番和劳动牧民们艰苦环境里同呼吸、共命运的难忘经历，甚至启迪了一个人眼睛向下、永远同人民结合一起的人生之路。这同样是真实的，而且具备一种净化心灵的力量。我读张承志的手稿就有这样的感受。尤其他又是采取第一人称的写法，那真挚的激情力透纸背。他在作品结尾，直接呼喊道：“骑手究竟为什么歌唱母亲？我想你也找到了答案吧。母亲，养育了我们的母亲———亲爱的人民，是我们代代歌颂的永恒的主题……”你可以说，这是作者最初的一篇作品，这样直接的呼喊，可能表现了作品艺术上有欠成熟。是的，他后来的一些力作如《北方的河》等等，比这篇艺术上圆熟多了。但无可否认的，《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毕竟在当时众多知青题材的小说中与众不同。这种独特自有它的价值，正也表现了张承志这位新作家个人的思考、选择轨迹和他个人的风格。话又说回来，《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所表现的这种人民和土地的主题，你也可以说是古老的，“老一套”的，从这点上说，你也可以说这有什么了不起，从而不太看重这篇作品。我不这样看。我认为关于人民和土地的主题是既古老而又万古常新的，正像张承志所说，这是一个“永恒的主题”。《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被发在《人民文学》1978年第10期的显著地位；在1978年首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中，经过该刊郑重推荐，终于获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