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的事实表明，张承志是一位执著追求理想而在学术上、小说艺术上辛勤探索、卓有成效的作家；他是一个坚持走自己路的国土与人民派作家，他有众多的追随者。
刘富道风趣的《眼镜》
刘富道曾是军人，规规矩矩，领章帽徽佩戴整齐、风纪扣扣得严严实实的。他第一次往《人民文学》编辑部送稿，是在1976年，代表他的部队送一篇悼念毛泽东主席的文章。那时大伙儿都被他“蒙”住了，都说他是个老实巴交的人。其实不然，这是个外表看去严肃（尤其当着陌生人的面），而内里一肚子风趣的人。一年后，他给《人民文学》投寄了一篇小说，这或许是他最初试笔的小说，这就是《眼镜》。但是《眼镜》被刊用，委实经过了一番周折。《眼镜》于1978年初收到，实际写作时期是1977年11月，初审一关顺利通过。我复审时颇为欣赏他那湖北地方风味。湖北人请客吃饭不说吃饭而是说“去我家‘喝汤’”，排骨汤、蹄膀汤呀，请女婿喝鸡汤，丈母娘要将鸡腿挟到女婿碗里。刘富道小说里就穿插了几处喝汤的话题以及生动、暗示的细节。或许因为我是湖北人的缘故，读来觉得很亲切。再就是他对“文化大革命”和造反派那些嘲讽的语气，有时读来令人忍俊不禁。我觉得刘富道为文、刻画人物心理、行为不仅富有幽默风趣，且有嘲讽的才能（对反面人物和反面现象），这在作者中是不多见的。例如他嘲讽造反派“跳得高”在评法批儒会上点知识分子陈昆的名：“十七年培养的知识分子，个个是满脑袋修正主义的儒生。陈昆不知道陈昆在哪里，岂有此理。值班严重失职，打仗怎么办？（足见“跳得高”是一位地道的忧国之士。）”……这真是一些妙文。至于小说的艺术是否达到很高的水平呢？还不能这样说。尤其今天重读的感觉。而两年后，作者发表在《人民文学》1980年7月号的头条小说《南湖月》（该小说获同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无论短篇小说的语言艺术或剪裁艺术都堪称一篇杰作，从而奠定了作者在全国小说界的稳固地位。《眼镜》和《南湖月》中的男女主角以及党的基层书记有某种类似，读者如果有兴趣对比起来读，一定会发现后者在小说艺术上有惊人的进步。这些都是后话。还是回到《眼镜》。《眼镜》写成于1977年末，敢拿一个戴眼镜的知识分子充当正面的主角大做文章，并且写一个青年女工对他朝思暮想，堕入情网；而又大胆地嘲讽“文化大革命”和造反派，这在当时可谓惊人之举。表现了作家（何况还是一位军人作家）刘富道政治上的胆识和看准了便往前冲的锐敏之气。这本身便是一种拨乱反正。读着这篇手稿，我立即想起“文化大革命”前许多电影、戏剧作品中的那些戴眼镜的知识分子（或工程师或医生之类），他们通常是代表保守派、阻挠技术革新的人，这已成为例行脸谱；“四人帮”更是变本加厉，如在电影《火红的年代》等作品中，知识分子（工程师）竟变成了搞破坏活动的特务一流！《眼镜》的作者难道不是同这类恣意贬低知识分子，轻视知识、轻视人才的流行病唱了对台戏吗？更何况它并非一篇枯燥乏味的说教之作而是从生活中取材，生动地表现了工厂里的各种人物，青年女工魏云的心理刻画，地方风情的描写，尤见作者的艺术才力。这作品获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是当之无愧的。但在1978年初，当小说稿呈送给编辑部领导人时，它曾被否决。这位领导人认为小说的“思想艺术均无可取”，否定是比较彻底的。好在他具有一定的民主作风，有事好商量。能够听得进不同意见，作品才得以发在《人民文学》1978年2月号小说的三条。当然小说要是发不出来，评奖也就无望了。对于任何一个初涉笔阵的人，作品被发表或被评奖，无疑是个极大的鼓励。
蒋子龙
——“乔厂长上任”
蒋子龙的名字出现并发生全国影响，是1976年，他在《人民文学》复刊号上发表了他的力作《机电局长的一天》。那时，“四人帮”还没有倒台，但他没有跟“四人帮”唱同调，而是写了一位大刀阔斧地兴利除害，同“四人帮”破坏生产的极“左”谬论斗争，为中国工业的现代化而奋发努力的机电局长霍大道，表达了广大人民的心声，因而受到读者热烈喝彩。当然“四人帮”在文艺界的代理人是不会高兴的。这之后青年作家蒋子龙不断承受了一些压力。压力之一，便是要他按照“四人帮”规定的“三突出”之类的框框，再写一篇新作。的确后来蒋子龙也违心地写作发表了这样的新作。但因人物虚假、情节虚浮，且是应命而作，写得粗糙，不可能像《机电局长的一天》那样引起热烈反响。
于是“四人帮”被粉碎后，就存在一个蒋子龙复出的问题，这应是不困难的。写作那样的作品，不能完全由他本人负责，有关编辑部尤其编辑部上边的决策人首先应该负责。同时在他自己，这也是不难“说清楚”的。
但在1979年春天，许多老作家、中年作家复出，纷纷为读者献出他们的佳作；还有一批新作家从东西南北、四面八方脱颖而出，发表了为文学添彩的佳作。而就在这时候，不见蒋子龙的名字、声音，没有哪家报刊向他约稿。最先发表他的轰动作品《机电局长的一天》的《人民文学》杂志编辑部决意改变这一沉闷状况。他们打听到，蒋子龙已经“说清楚”，没事儿了，就是还没有一家报刊敢于向他组稿。于是决定先走一步，我立即派一位有经验的女编辑王扶往访蒋子龙。那天，正逢天津大雨，王扶冒雨前行，可谓正是时候。一肚子话要说，酝酿了许多的精彩素材憋闷着无人理睬、无处诉说的蒋子龙对自己尊敬的全国权威文学刊物的编辑之盼望，差不多可以说是大旱之年盼一片云彩、盼及时的雨，对她的到来，自然是欣喜之至。而编辑部呢？盼蒋子龙的佳作、新作，最好是拿出再受读者欢迎的佳作而在文坛复出。王扶极佳地表达了编辑部的愿望。这正是双方都有需要而“一拍即合”。蒋子龙答应不久之后拿出一篇不叫编辑部和读者失望的新作。果然，没过多久他送来新作手稿《老厂长的新事》给《人民文学》。这篇手稿复审时我改题为《乔厂长上任记》，我请《机电局长的一天》原来的责任编辑崔道怡（当时他正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编选建国三十年短篇小说选）参加对小说稿的文字润饰。定稿后在《人民文学》1979年7月号以显著地位刊出。发表后，再次引起轰动，因为“四人帮”被粉碎后，拨乱反正、兴利除弊，人们到处在呼唤有作为的“乔厂长”“上任”，蒋子龙了解民情并深有感受，传达了人民的意愿。
何士光成名作《乡场上》
改革开放十几年，古老神州的地平线上出现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新鲜事物，如联产承包责任制，城乡商品经济的蓬勃发展，经济体制的变革，带来人们思想观念、精神状态的解放和变化。文学作品，尤其短篇小说率先敏感地、生动地、准确地写了人的这一精神、意识的变化，这正是新时期文学的重大成就之一。而在这一进程中，也就崛起了一批新作家，有的人原是无名的，且来自穷乡僻壤。
一叠不起眼、字体小但字迹尚清楚的手稿放在我面前，这是小说编辑赵国青交给我的一篇可用稿。作者的名字何士光，从未听闻过，是贵州山区的一个中学教员。
小说的开头，仿佛也是极“不起眼”的。一个平常人物出场，极其平淡的乡间生活：
在我们梨花屯乡场，这条乌蒙山乡里的小街上，冯幺爸，这个四十多岁的、高高大大的汉子，是一个出了名的醉鬼，一个破产了的、顶没价值的庄稼人。这些年来，只有鬼才知道，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他是怎样过来的，在乡场上不值一提。现在呢，却不知道被人把他从哪儿找来，咧着嘴笑着，站在两个女人的中间，等候大队支书问话，为两个女人的纠纷作见证，一时间变得像一个宝贝似的，这就引人好笑得不行！……
这般没精打采、疲疲沓沓的叙述，乡村里两个女人发生纠纷又请来第三个顶没意思的人作证的平淡故事，怕是要把人的瞌睡引来了吧？编辑部里有时就有编辑打瞌睡的事。有时打瞌睡就是因为一篇沉闷的来稿造成疲劳效应。可是我没想到何士光这篇语不惊人、以平淡叙事起头的手稿，竟步步牵引着我不知不觉间渐渐走进偏僻乡场上这几个平凡人物性格、命运、心理冲突的漩涡中心，而这些性格、命运、心理的冲突又和时代的发展、变革紧密相关。随着这些冲突起伏跌宕，渐次紧逼，丝丝入扣戏剧性地展开，于是我看见了惊涛骇浪，听见了平地一声惊雷。这就是小说主人公、那个从前被人瞧不起、穷愁潦倒“顶没价值的庄稼人”冯幺爸精神上的新觉醒！他为那个受欺侮的女人（民办教师之妻）公平作证！他不再畏惧横强霸道的乡场上“贵妇人”、食品站会计之妻罗二娘，也不再惧怕那个一向偏袒、向着“贵妇人”的曹支书会吊销他的“回销粮”！因为“国家这两年放开了我们庄稼人的手脚”，“这回销粮，有———也由你；没有———也由你”，“我冯幺爸照样可以过下去。”至于买肉，“保证不找你姓罗的就是！”“反正现在赶场天乡下人照样有猪杀，这回就不光包给你食品站一家，敞开的就多这么一角几分钱，要肥要瘦随你选！……跟你说清楚，比不得前几年啰！”这真是异军突起，挣断锁链走蛟龙啊！作品结尾写道：
不公正的日子有如烟尘，早在一天天散开，乡场上也有如阳光透射灰雾，正在一刻刻改变模样，庄稼人的脊梁，正在挺直起来……
这一场说来寻常到极点的纠纷，使梨花屯的人们好不开心，再不管罗二娘怎样吵闹，大家笑着，心满意足，很快就散开了。确实是春工忙忙啊，正有好多要做的事情……
我不禁拍案叫绝！何士光确实是一位以“小”见大，善于从生活的细微平常处感受变革之风，发掘、发现不平常事物的作者；善于调动自己丰富的生活积累，在有限的篇幅里（这篇小说仅七千字），一瞬间集中了那样多的生活，展示了乡场上几个人物迥然不同的性格历程！写小说譬如揉面，他是很会掌握松紧、弹性、力度的人；譬如作曲，他是颇会掌握节奏快慢疾徐、音调抑扬顿挫的人。我读这篇小说稿如欣赏一首乐曲，明显地感觉，它是由压抑、沉郁、沉闷，渐进到开朗、昂奋、明快；由“乌云四合”，演变到“云散天开”。没有对乡场上层、底层诸种人物生活熟透、了解，不可能做到描写时掌握恰当的分寸、火候；也不可能“一瞬间集中那样多的生活”，并做到有节律，分轻重、疾徐，从容有致地展开。这正是写小说的硬工夫、真工夫所在。何士光虽是从未见过面的陌生新作者，可是从《乡场上》这篇看，他已是一位生活有较深功底，艺术有相当历练的作者，可以期待他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读他这篇小说，我马上联想到50年代初期贵州一位善于描写乡土的作家石果，他的短篇小说《喜期》、《风波》、《官福店》，曾在《人民文学》以显著地位发表。再自然是那位描写四川乡场的圣手，老作家沙汀。何士光的笔墨，明确地可以看出有这位老作家的影响。正在编的《人民文学》1980年第8期，恰好缺一篇头条小说，我觉得何士光的《乡场上》做这期小说的头题当之无愧，很快获得主编的首肯。次年春天，《乡场上》没有争议地荣获1980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韩少功出道(1)
1977年下半年，王朝垠编辑去湖南组稿，说他在长沙遇见过几位年轻的业余作者，他们思想敏锐，谈吐不俗。其中一人叫韩少功，时在汨罗县文化馆工作。这是我第一次知道韩少功这个名字。
第二年春天，他送来一篇小说，人也在编辑部见面了。他瘦瘦的个子，宽阔的前额，显得年轻而精神。小说稿经过初审复审，我们觉得由于作者力图驾驭大的场面和众多人物，小说结构显得有点庞杂。然而可贵的是作品表现了对生活一股激情和作者分明的爱憎。小说以抗洪斗争为背景，塑造了一位老干部———市委书记的形象。他顶着“四人帮”的强大压力，带病坚持工作，为人民鞠躬尽瘁。小说的题材并不特别新鲜，然而在1978年初春还是可以发表的。我们更看重的是作者对生活的激情。小说经过王编辑精心压缩修改，重新取了个题目。这就是韩少功发表在《人民文学》1978年2月号的处女作《七月洪峰》。
1978年下半年，韩少功已考入湖南师范学院学习。这时又寄来一个短篇《夜宿青江铺》。这个短篇在少功写来似乎不太费劲，却更加表现了他的灵气儿———对生活的敏锐感受，善于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生动、深刻的戏剧性场景。这回仍是写一位老干部———地委副书记的形象，他与民同甘苦，作风朴实，深入群众。我没有重读这篇小说，但脑子里至今仍留着似曾亲历的夜景：着装平常的地委副书记带领一群辛劳了一天的民工去一家旅店投宿，而年轻的服务员小姐刚刚洗罢头，却在那儿慢条斯理地梳理自己的秀发，对那“不起眼”的老头儿代表一群人急不可耐地求宿带搭不理的，最后还一口回绝，拒人于千里之外。而后又出现一个叫“吴党委”的人，竟以“无理取闹”为由，将身份不明的地委副书记扭送到派出所。当然，一旦地委副书记的身份被证实了，可以想见那位代表“区一级党委”的“吴党委”和服务员小姐尬尴的程度。这就是韩少功在《夜宿青江铺》中描写的人物、场景和故事。神妙在于那位梳理自己的秀发而对旅客的问询带搭不理的服务员小姐，我和许多人好像都在生活里遇见过。而那位居然让人家呼他为“党委”、颐指气使，身上并没有半点共产党员气味的人物形象也叫人过目难忘。韩少功再次试笔，确实显出了一个青年作家的才华———对生活探索（思考、问询）和表现的才华。这篇小说发表于《人民文学》1978年最后一期。
1979年开春，韩少功寄来一篇小说《最后四只鸡》，这是一个农村妇女的悲剧。读过这篇小说原稿的人，无不感动得落泪。作品以70年代“四人帮”在农村疯狂推行极“左”路线为背景，他们粗暴地剥夺了社员种自留地、饲养家禽的权利，结果酿成悲剧。一个热爱社会主义新农村，曾以十几个鸡蛋和甜酒为集体的耕牛添力的女社员月兰却因为了供养孩子上学而仅存的四只鸡被公家的农药毒死而自杀身亡。作者感情委婉深沉，直面现实，尖锐、深刻地揭露了“四人帮”路线反人民的实质。这是一篇优秀作品，表现了作者的胆识，显示作者在上下求索的过程中，对生活的体认和表现更加深化也更富有作家个人的特色。然而在送审过程中，主编坚持要将《最后四只鸡》这个题目改掉。可能是出自“投鼠忌器”的考虑，要冲淡一点它的尖锐性，作品遂被改题为《月兰》。结果载有这篇小说的《人民文学》第4期要目广告登在前，题目仍叫《最后四只鸡》。而刊物出版在后，小说改题为《月兰》。遂在读者中闹出了误会，以为《最后四只鸡》有“问题”，临时抽下，补上《月兰》一篇。从《月兰》这篇小说起始，韩少功坚实地奠定了他作为中国一个优秀青年作家的地位，也是正在崛起的文学新军湘军中重要的一员。
1980年下半年，韩少功给《人民文学》一篇新作《西望茅草地》。这篇小说以“大跃进”时期开垦荒地办农场做背景，成功地塑造了农场场长张种田，一个复杂的人物形象。他具备战争年代的拼命精神却又不讲科学、不顾实效，盲目蛮干。他大公无私、生活艰苦朴素，却又强迫年轻人实施清教徒式的生活，粗暴地禁止他们谈恋爱，甚至以奇特的方式———模拟一个严酷的对敌斗争环境来“考验”年轻人的立场是否“坚定”、“可靠”。他办事认真、雷厉风行，却又实行家长式的领导，独断专行，工作方法简单，容纳不了不同的意见。结果阿谀奉承的人得逞，真正爱护领导、敢提正确意见的人反而受到压制……农场以年年亏损、没有效益而终于被宣布解散。这既是张种田个人的悲剧，也是时代的悲剧。小说中的青年主人公“我”———带着深沉、复杂的感情来反思“茅草地”。我们也从“茅草地”这面小小镜子来思考那刚刚过去的时代的某些人和事。
无疑，小说《西望茅草地》意味着青年作家韩少功的创作进入一个成熟时期。首先是他对人物和生活的把握更加准确而客观，这正是一个作家走向成熟的标志，也是他长期苦苦追索、求索的结果。对生活和人物（包括人物性格、心态情绪等等）的表现，他改变了“单调”，创造了更加接近真实的“复调”，这也是艺术走向成熟的标志。
“茅草地”原稿送到编辑部时，初审者和复审者都给予基本的肯定。但送至拍板的副主编那儿，他差点儿给以否定。可这并不奇怪，因为副主编对小说中经历了战争的老干部形象的描写持极为谨慎的态度。他自己就是经历了战争的老干部，他对老干部形象的描写自然有发言权。小说组遂传阅了这份原稿，并开了《西望茅草地》的讨论会。小说组全体人员参加，请副主编也出席。这次会取得了很好效果———集思广益、取长补短：小说组的一些同志充分谈了张种田的形象创造值得肯定的理由；副主编就张种田形象把握的某些不足谈了很具体细致的意见，有些很富建设性，值得提供作者参考———于是达成了共识，请作者来京修改这篇作品，争取改成一篇佳作在刊物发表。
韩少功出道(2)
韩少功来京，听取了编辑部对小说的修改建议。小说很顺利地改成，得到了副主编的肯定，发在《人民文学》1980年第10期小说的头条。
评定1980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之际，《人民文学》编辑部曾由张光年（他兼任《人民文学》主编）主持召集了一次作品的预选讨论会。在这个会上，编辑部一些同志发言，力主将韩少功的《西望茅草地》列入候选作品中。张光年认真听取并采纳了这个意见，这就为《西望茅草地》最终入选全国优秀短篇之列创造了条件。
叶蔚林获奖短篇《蓝蓝的木兰溪》
改革开放以来，湖南文学界有一支崛起的“湘军”新军。像这些名字：莫应丰、韩少功、叶蔚林、水运宪、谭谈、任光椿、何立伟、彭见明等等，在70年代末期以前，恐怕对全国多数读者还是相当陌生的。湘军新军的崛起自然有其天时、地利的原因。但若论人的因素———论其“家世”，两位老“湘军”沈从文和周立波对一代新军的“血缘”式影响则是不应被忽视的。在这株枝叶繁多的湘军新树上，叶蔚林这一枝有其“独秀”的不同于别人的魅力。
“湘军”不全是湖南人。叶蔚林原籍广东，但他曾长期工作和生活在湘南一个瑶、汉杂处，风光旖旎，民俗古老，靠近广东的山区，这是他制作最先一批中短篇佳作灵感的源泉。叶蔚林的小说创作在求美求新上自然深受他的前辈大师沈从文等人的熏陶以及某些外国作家的影响。但我要说的是在新一代“湘军”作家中，叶蔚林更是一位文体专家，他的小说文笔之美，遣辞造句之求美求新，讲求韵味，恐怕是与他同时的某些新作家所不及的。“言而无文，行之不远”。小说家还是应讲究语言、文字，这样会对你内涵好的小说更增加三分魅力，否则会减去三分迷人的力量。
叶蔚林以一个独具风格的新作家呈现在世人面前，就是因为他那个短篇小说《蓝蓝的木兰溪》。
叶蔚林在1979年2、3月间将小说稿《蓝蓝的木兰溪》寄到《人民文学》编辑部。那时联系中南地区小说作者的是王朝垠编辑。这是个目光敏锐、判断准确、从不轻视无名作者来稿的编辑。但王朝垠事务繁忙，加上要准备去云南前线采访，叶蔚林的小说稿放在他抽屉里，近两个月没有来得及阅读。5月间他要出发了才将叶蔚林的小说清理出来。一看之下，他吃惊了，感觉是这样一篇好小说。他连忙提笔给叶蔚林写了封热情洋溢的信并抱愧地讲自己不该将他的佳作压了两个月。这才在稿签上写下他对小说稿的评价，快快将稿件交给了复审人。
作为第二个读《蓝蓝的木兰溪》这篇稿件的人，我首先被它优美、鲜活的文字语言所吸引，心里不断生出一种熨帖感，如同自己是一块起皱的布被它烫得熨熨帖帖、美滋滋的。像这样的写景：
菇母山腹地，有一道清流，人们称它木兰溪。木兰溪像一条蓝色的丝带，挽起两岸错落的村寨和高高低低的吊脚楼，组成了木兰溪公社……
像这样的情景交融中写人：
……明月初开，夜色清朗，傍山小径，浓重的暗影，刀也割不开，针也刺不透。我走着，仿佛潜游在凄深的海底，而山上人家那些疏落的灯光，就像海底的磷光。没有风声，也没有虫鸣，深山中极度的幽静，使人感到恐惧。就在这时，这边山，那边山，广播突然响了！一阵洪亮的吹奏乐，迎面扑来。霎时间驱散了黑暗寒冷和寂静。接着响起一个姑娘的声音；这声音是那么清晰，那么圆润，那么柔美。它揉和在空气中，颤动着，流转着，无处不在，无处不有。播音员讲的是瑶话，我完全听不懂。然而恰恰是这种不懂的语言，却包含着无限的内容；正如没有歌词的乐曲，更能激起人们的想象。在那短短的一瞬间，我联想到流泉和清风，蝴蝶和鲜花；联想到阳光在绿叶上波动，鱼群嬉戏在涟漪间……我知道说话的人，一定就是赵双环了。我努力想象她的模样，但想不出来。
是的，小说主人公是一个容颜美、心灵也美的山乡公社年轻女广播员。这样年轻、单纯的女子在极“左”路线肆虐时期，极易被某些地方小权势人物所利用，一下子送给她们许多荣誉，什么劳模、党代表、学毛著积极分子等等，但她们不过是这类权势人物兼封建家长攥在手中为自己往脸上贴金、升官的“奇货可居”的工具。他将她同人群、社会隔离开来，甚至连女孩的一举一动都受他“监护”、监视，更不用说自由谈恋爱，那是“大逆不道”，万万不许可的，必定要受到他严厉的惩治。小说《蓝蓝的木兰溪》所写的正是发生在70年代中期古老山乡一个美丽女孩赵双环和她年轻情人的命运悲剧，极“左”路线和封建残余思想结合起来摧残美好、善良人性的悲剧。这样的主题和真实故事，在“四人帮”被粉碎不久的1979年，自然有其积极意义；更何况作者动人的语言艺术，又给作品增添了光彩呢！所以我支持王朝垠对小说稿的推荐，小说经执行主编终审拍板，发在《人民文学》1979年第6期，但当时发的位置并不显著。其后在1979年的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中，《蓝蓝的木兰溪》没有争议地入选全国优秀短篇。新作家叶蔚林来京领奖，头一回站在北京的公众面前。他是一个40出头微胖的中年人，那灵动的眼神闪烁着广东人的智慧。
张抗抗获奖小说《夏》
张抗抗成名较早，70年代后期即出版过长篇小说《分界线》。1980年春天，她给了《人民文学》一个短篇《夏》。编辑认真看了稿，郑重写了意见，认为此稿不宜用，拟退。当时编辑部曾有一条规定，凡是知名作家的稿件编辑觉得不能用的应送交复审人过目一下，这是出自一种尊重作家的慎重考虑，于是我成了《夏》这篇手稿的第二个阅读者。
《夏》是我那时读到的第一篇写大学生生活的小说。《夏》写的什么呢？写的是“四人帮”被粉碎后刚刚入学的第一批大学生们遇见的令他们困惑的一些问题。这正是一个历史的转折时期。一方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了将工作重心转向现代化的经济建设，而不再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而另一方面，“左”的指导思想（包括以“阶级斗争为纲”和与封建残余思想结合起来的那些自以为“最革命”的思想）长期对人们精神的禁锢并不会自动解除，也没有消除。于是发生了新、旧两种思潮的碰撞、激荡，通过人们的不同做派、行为，通过人际关系表现出来。大学生活也不例外。张抗抗正是敏感地写了这一时期大学校园的真实生活。青年大学生梁一波感到困惑不解，为什么他收藏一帧同班女同学送给他的少年时代的泳装照片，会在班级引起轩然大波？嘁嘁喳喳的议论不说，党小组长、一位叫吕宏的女同学正儿八经地找他谈话，寻根究底地追问他和那位女同学的关系，其后又暗中窥察他们的行动，弄得他无所措手足，为避嫌疑只好回避与女同学来往。政治课考试，一位女同学回答班级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什么时，说是获取知识与知识贫乏的矛盾，竟被扣除30分，其原因是她没有“以阶级斗争为纲”。当然有一个同学并没有像梁一波那样困惑、迟疑。她虽说感受着种种不正常的压力，仍然无所畏惧，“该干什么还干什么”，在知识的海洋中努力进取；在开展有益的社会活动（如成立文学社、办墙报等等）中不回避人际交往（包括同异性同学的交往），不理会别人的风言风语……这就是作者着力塑造的青年女大学生岑朗的形象。她在新时期改革、开放精神的鼓舞下，不愿意再将自己禁闭起来，而力争做个革命导师马克思所说的全面发展自己个性的人，并以自己的行动来打破校园里沉闷、压抑的空气。这样的人代表了时代的趋势，但在70年代末期的大学班级里往往被视为有争议的人物。所以评选“三好”学生，尽管被提名，最终仍是通不过。当面对班级里某些“正人君子”的重重压力时，作者描写岑朗“那双明亮的眼睛里交织着痛苦、气愤、焦急，却没有怯弱”。但她心里仍然想着，“早过了夏至，是仲夏了”，为何还这样呢？对时令的说法自然含着象征的意味。作者在这篇小说里至少写出了三个人物形象，一个是岑朗，一个是略带迟疑、终于赶上去的梁一波，一个便是那“正人君子”、神经衰弱的吕宏，而令读者对他们的生存态势、精神状态产生一番思索。我读完小说，觉得这篇小说没有什么“出格”“犯忌”的地方。至少就我所了解的那时大学里的情况说（例如由于“左”的禁忌或莫名其妙的想法作祟，在一个名牌大学的图书馆，竟不准许中文系的学生借阅《十日谈》和《红与黑》这样的世界文学名著），张抗抗所涉及的那些“左”的或封建残余思想造成的某些不正常状况值得人们注意。如果认为这样的小说“出格”、“犯忌”，那恐怕是阅稿者的思想还有点跟不上形势。我遂与初审者交换了意见，确定这篇小说应该留用。张抗抗的《夏》于1980年第5期《人民文学》发表。1980年度的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奖中，《夏》没有什么争议地获奖。
《内当家》和王润滋
王润滋，人如其名。一个面色红润的中年汉子，那时在烟台地区戏剧创作室当创作员，常住老家威海。80年代初期，他是《人民文学》的一个辛勤投稿者，但那时还没有人见过他。他每篇稿件字都写得很工整。负责联系山东地区的刘翠林编辑，作风认真、细致。王润滋寄来的每篇稿件她都看，不合用则附上一些意见给他寄回去。王润滋孜孜不倦的追求终于有了结果。1980年快近冬天，刘翠林对我说，王润滋新近寄来两篇小说都可以用。我说先拿出一篇来用吧。这就是发表在《人民文学》1980年12期上的《亮哥和芳妹》。但没想到留下的一篇比这篇更出色，这就是《内当家》。
1981年年初，刘编辑和我去山东威海看望了王润滋，才认识了这个讲着一口胶东腔的很“润滋”的人。他是农村人，农村生活的根底很深，又受过中等教育，很早就出来工作，迷恋文学，不大会写戏，却喜欢写小说。
再说他那篇《内当家》，我读原稿后，觉得是当时难得的一篇佳作。作者撷取他非常熟悉的农村人物和胶东农村生活，极其敏感而又大胆有魄力、准确地描写了一个变化的时代，这就是三中全会迎来的中国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中国坚持着自己的原则，而又有气魄有分寸地接待着来自四面八方对中国怀着友好情意的人们，包括过去的敌人。小说中精心描写的“内当家”———一位极普通平凡的农村妇女李秋兰难道不是这样一个形象吗？农村中的地主、富农摘下了帽子，她没有像他谨小慎微的老伴那样有点儿惶恐不安。该干什么还干什么。她在他们住了几十年的土改分给他们的地主老宅院里照样打井，并且理直气壮地燃放鞭炮以示庆祝。但是突然县上来了通知，说她住的宅院的原主人、与她有宿仇的逃亡地主刘金贵（她的额上至今有这个地主的铜水烟袋留下的疤痕）从国外回到了县上，很快要回老宅院来看看。这是她原来没有精神准备的。果然，打前站的县政府的孙主任登门来访了。他嫌女主人住的院子条件差，“脏”、“乱”，建议封闭正在打的井，将宅院重新布置一番，摆上他运来的沙发、软床等等以接待刘金贵。她虽说是个文化不高的农村妇女，从自己几十年的阅历中却能嗅出孙主任的做派、气味不对。她断然拒绝了孙主任那一套虚假的“花架子”，而以自己的方式来接待回乡的刘金贵。院中的井水打出了，她大大方方地端起一瓢又香又甜的家乡水，让这位思乡归来的异乡客品尝，感动得他老泪纵横……如此端庄、磊落、大方的风度，正体现了站起来的中国人在改革开放年代的风度！她没有孙主任那样的风派式的奴颜婢膝，也绝不会拒绝接待外来的人。作者塑造了这样一个“内当家”的形象，是真实、生动、感人的。我曾问王润滋，这样一个动人的农村妇女形象是怎样塑造的？他说：她身上有我母亲的影子。哦，原来如此。说到“孙主任”这个形象，他说他是有感而发。这几年，胶东地区接待了不少从外边回来的人，就有这种人、这种现象。十年后再来看《内当家》这篇小说，我觉得仍有它常新的意义！十年前，当时确还没有一个作家像王润滋那样胆敢处理这样的题材、主题，并且以较准确的描写来完成它。没有对农村生活、农村人物的熟悉，没有对生活敏锐的感受、精深的思考和魄力，不可能完成这样的作品。改革开放十年来我接触了不少中、青年作家，他们对生活敏捷的感受力、思考力和勇敢表现生活的魄力，不是那些尽管也有生活阅历但超越不了自己写作旧路的人所能够企及的。这也正是这些新作家身上最可贵的地方。王润滋曾对我们说，他不知道《内当家》这样写农民和归来的地主的关系有没有把握。他担心有人说这是“阶级调和论”或“人性论”。当然，在这种时候，第一个读他的原稿的编辑们为他拿定主意，就是重要的，有决定意义的了。我们认为，这样的处理、描写，不是什么“阶级调和论”和“人性论”，而是既符合生活真实，也完全符合改革、开放新时期总的政策精神的。我们建议此稿发在《人民文学》1981年3月号的头条。刚刚上任的李清泉副主编（执行主编）看了原稿，支持我们的建议，并且亲自修改、充实了关于小说《内当家》的编前按语。他在按语中写道：“这篇小说，作者以犀利、敏锐的笔触，反映了新时期急剧变化的生活，塑造了一个有声有色，个性鲜明的普通农村妇女的形象。……迅速而激烈的生活变动，使有些人陷于迷乱，这位普通农村妇女的形象应是颇有教益的。”他并且说，只要作者们沿着正确方向，“积极热情地投入到生活的激流中去，认真探索生活的底蕴，并在艺术上不断追求和精进，就定会有新的发现、新的创造、新的收获。年轻的作者王润滋正是这样做了的。”
在1981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中，王润滋的短篇《内当家》名列榜首。
《 三 千 万 》
——作家柯云路的起点
谁能想像，一篇小说的发表能够推出一个新的作家并对这个作家的未来可以有所预测？我想，柯云路正是以他的第一篇作品，使人觉得他具备成为一个有特色的新作家的条件。
1980年下半年，《人民文学》收到一个无名作者的小说投稿，小说的题目叫《三千万》，作者署名柯云路，山西某维尼龙厂供销科工人。这样的来稿每个编辑每天可以收到一摞，它很容易被忽略。有幸的是，它被一位年轻的编辑提出来了，放到复审者的面前：“这篇稿件可以注意一下，看是不是可以争取修改？”这篇稿件被提出来，柯云路被发现，这位年轻编辑功不可没。设若他不提出来呢？不会有任何人责怪他。这个编辑名叫王青风。复审者读了此稿，觉得这篇小说的确可以注意。作者有一种热切关心现实，不是回避，不是绕着现实走，而是睁大眼睛正视现实的精神，恰恰是那时某些作者所欠缺的，这一点非常值得肯定。至于作为一个新作者，他的文学技巧尚不够圆熟。小说除了问题提得好、切中时弊（提出了工业基本战线一再追加预算背后的不正之风、关系网及人们在“现状”面前裹足不前、束手无策等等棘手的问题），也还有把握不够准确，艺术表现粗疏、粗糙等等的缺欠，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比起小说中那些值得充分肯定的东西，这些缺点还是属于次要的、第二位的。当然，如果不经过作者认真的修改加工，小说已有的长处也就难以充分显现出来。小说将是一篇很遗憾的、艺术上未最后完成的作品。编辑部很快达成了共识，决定请这位从未谋面的作者来京修改作品。
柯云路来了。他那年33岁。一个很有个性的人。他原籍上海，是北京的老三届高中生。出身于有名的101中学。思辨型的红卫兵，然后去山西农村插队，又被抽调到工厂当工人，而今是在“以工代干”。有了这番阅历，有了十多年来的反思、思辨，读哲人著作，读各种书，读生活这本大书，于是有站在我们面前的这个柯云路。他话语不多，显然有自己的见解。他对各种人物、事情持探寻的态度，包括此次调他来改稿。《人民文学》副主编亲自带着两三个编辑，向他谈了对《三千万》原稿的意见。我们肯定了小说对现实中问题的提出（我想起了赵树理有名的“问题小说”和其他一些问题小说），但希望他不要简单化的、粗疏的处理。且不要企求在一篇小说中什么问题都解决。解决问题并非小说作者的任务（生活中未解决的问题，作者不可能越俎代庖）。我们只期望小说在现有基础上得到相对的艺术上的完善。作者的确是聪明、善解人意。他认真动脑子考虑了编辑部的意见，在改稿中避免了我们担心的那种草率的生硬的修改，而是致力于人物的真实性、说服力（弥补粗疏、简单之处）和艺术上相对的集中、完整。这篇小说经过修改后很顺利通过了，发于1980年11月号小说的头条。编者并加了按语：“作者是一位工人，这篇是他的处女作，艺术上的不成熟处在所难免。但他通过描写工业基本战线上几个人物的矛盾纠葛和斗争，提出了引人深思的问题，即人们怎样对待社会现状并同现实中的歪风邪气斗争。作品有较强的现实感和一定的吸引力，值得注意。”这篇按语现在读来仍感觉是求实的、有分寸的。
1980年，全国优秀短篇评奖，柯云路的《三千万》名列榜首。
《三千万》，这是作家柯云路的起跑点。
美的追求者
——记早逝获奖作家王振武
80年代初期，曾经崛起了一位不算年轻的新作家，他就是武汉歌舞剧院的创作员，湖北沔阳籍的王振武。1981年，他在武汉的文学刊物《芳草》月刊本年第二期发表短篇小说《最后一篓春茶》，作品描写茶乡一位采茶姑娘和一大学生出身的评茶员相爱的故事。浓郁的湖北西部山乡生活气氛及色调，细腻的人物心理，特别是青年女性心理的逼真刻画，讲究的谋篇布局，不久就引起读者和文学界注意，先是被一家大型文学杂志转载；次年年初，被评选为全国优秀短篇小说，作者因之到北京来领奖。就在颁奖期间，他又在河南的《莽原》文学丛刊发表另一短篇《新姑娘上路》，也见出他是位青年女性的心理，和农村各色人物心理、性格描写的能手。这之后，我结识了这位湖北老乡作家。以后，我每次回湖北，总要去武汉歌舞剧院一间简陋的单人宿舍去看看他。他到北京来，也到我家里。他大约比我小三四岁。谈起来才知道，我们曾在中南文艺学院同过学，他在戏剧系学习过，后来就分到武汉歌舞剧院工作。我们之间的交谈，没有什么拘束。记得他不只一次同我谈过，给小小年纪的他（那时他不过十三四岁），印象最深的文艺学院几个漂亮姑娘，他一一告诉我这两三个标致姑娘后来的命运，谁嫁给了什么人，其后的遭遇。有个顶漂亮的姑娘最不幸，离婚了再嫁，第二次婚姻仍然不幸。那时我们正青春年少，又是学文艺的，谁个对美的异性不敏感，不欣赏？他说的那两三个姑娘，我都有印象。不过他比我对美（女性美是世间最令人倾倒的美）更加念念不忘。我见到他时，他已经四十大几了，仍是光棍一条。我猜想，他对婚恋对象的设想，恐怕也是高标准，理想主义的吧，特别在美的水准上，不愿降格以求，这也许是多年来他未婚配的一个原因吧？
我听说，他曾在湖北西部长阳县长期深入生活。他最初发表的受到好评的那两个短篇，大约也是从长阳汲取的生活素材。长阳，对于全国许多人来说，那确实是一片未知的相当神秘的土地。我也是听他讲起长阳丰富的民族（长阳居住的大多是土家族）民间文艺，像民歌，舞蹈以及淳厚、独特的民俗等，而萌生了想去长阳走动的想法。但未去长阳之前，我却从他（大约是1981年下半年）拿给我看的未曾发表的一两篇中篇小说稿而沉醉过。我读当代作家们的小说，似乎从未用过“沉醉”这词儿。然而读振武那个中篇爱情小说，我确实是沉醉了，我为小说女主人公茶儿，和她那身处社会底层且身体畸形、绝非俊美的情人，两人突破世俗束缚，而惊世骇俗地相恋，刻骨铭心地相爱而沉醉了。的确这对乡野恋人，和作者叙述、表现，场景、语言之真之美，使我不禁想起沈从文先生早年的短篇《月下小景》。但我的印象，它比《月下小景》更富纵深感、立体感，也更奇美，的确，那是一种奇美。我认为这篇小说的艺术性，可以跟某些流传下来的情爱经典小说相比，而并不逊色。另一篇则是他创造的上古原始人类系列小说之一篇，也很独特。在1981年的“气候”，这两篇小说，读过的人都说好，但似乎难以发表；作者也未要求发表，只不过是请朋友们看看征求意见而已。话虽这么说，我觉得这样的小说未能面世是很可惜的。
90年代初，王振武突发中风。才五十多点年纪，为何竟得了这衰老者的病？他在北京朝阳医院住院时，我曾去看望他，这时已是病相明显，无法同他谈论创作了，只祈望他病情能够减缓，以至完全康复。但天不赏以年寿，他一病不起，竟在54岁的壮年溘然仙逝。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正是为社会创造佳作之年华，却是“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这真是永久的遗憾，中国和世界可能为此失落了一两部永恒的作品。
王振武去世两年后，我终于去了长阳一趟。长阳比我想像的更美更神秀。它是公元400多年，郦道元《水经注》记载的鄂西土家族先人“武洛钟离”之乡。自那时起长阳就有许多美丽的传说。它还有道教香火旺盛之地、奇绝、秀绝的天柱山峰。一条清江，水质清冽，柔软如缎，婀娜多情，养育了淳厚多情的土家儿女。我想正是山川的灵秀，人情的丰美，造就了王振武这位作家。我相信这位作家的事业，还会有后继者。
1999年3月30日
季冠武的《蚕豆早熟》写了什么？(1)
